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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英亭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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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冰试读：

1928年4月13日，星期五。

上海，新闸路，悦来茶楼。

二楼临街的窗前，一个年约三十岁的人正在悠闲地品着茶。他是这儿的常客，此时，他正一边品着龙井茶，一边欣赏京剧票友的演唱，还时不时很随意地向窗外的街上看上几眼。

悦来茶楼位于新闸路的北侧，它的东边便是闻名上海滩的玉蟾戏院。戏院里每天都有整场的演出，悦来茶楼二楼雅座里每天也有一些京剧票友登台演唱。

伙计过来给他续了茶，轻轻地说：“关老板，您慢用！”

关老板冲伙计微微一笑，掏出几枚赏钱递过去，伙计赶忙笑着说：“谢谢！谢谢！”

关老板是太和古玩店的老板。

太和古玩店，名义上是一家古玩店，其实店里面货真价实的古玩并不多，有的大都是一些不值钱的赝品。所以，古玩店的生意很冷清，关老板的日子也过得马马虎虎。好在关老板对这些不太在乎，他常对生意场上的朋友说：“我所求不多，温饱而已。”

至于他店里的那些赝品，他也有自己的一套说法：一是他没有太多的本钱去购进那些名贵的古玩；二是这些赝品虽然不值钱，但他也没有欺骗顾客，豪富之家当然不会买这些赝品，但是一般家庭弄一两件，摆在客厅充充门面总是可以的。也是因此，虽然他在古玩行里不是什么大佬，但大家都很尊敬他。

其实，他对古玩充其量也只是一知半解而已，他常说开这个古玩店只不过是为了谋求一个温饱，他真正喜欢的是品茶、读书、听戏。

他所谓的读书，也仅限于读《诗经》《楚辞》《唐诗三百首》《红楼梦》《水浒传》等古典名著，对于今人的小说，他一概不读。这使得他看起来有点迂腐之气。他读起书来，常常是摇头晃脑，像个私塾老先生似的。除此之外，他还常常拿着一本书，两眼望向远处，做苦思冥想之状。有客人来到店里，他也常常忘了招待。幸好他店里很少有人光顾，他也就可以整天沉湎其中，自得其乐。

至于品茶，他也不喝什么名贵的好茶，因为他实在是喝不起。听戏呢？他倒是很入迷，但是像玉蟾戏院那样的地方，他却很少光顾，当然也是因为囊中羞涩。他常常光顾的是这家悦来茶楼。在这儿，他可以一边品茶，一边听那些京剧票友的演唱。

据说，在清朝末年，因为皇帝驾崩，曾经颁令三年不准唱戏。可那些以唱戏为生的人总得养家糊口啊。戏院关门了，他们便变通了一下，转到茶楼里唱。后来，禁令取消了，戏院又红火了起来，演员们又回到了戏院。可茶楼里依然保留了唱戏这一传统。只不过，在茶楼唱戏的不再是专业的演员，而是一些票友。由于一些票友曾经在茶楼里与一些专业演员同台演出，所以，他们的水平并不低。此外，票友们都是即兴演唱，自娱自乐，所以，登台演唱都是不收费的。当然，在下面听戏也就不需要付费了。茶楼的老板也正是因此乐意为票友们提供一个舞台。毕竟，这也是招徕顾客的一个方式。

茶不贵，听戏又是免费的，对于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的关老板来说，真是一举两得。

此时，已经有一位五十多岁的票友登台演唱了。他唱的是京剧余派代表作《捉放曹》选段。伴奏的就只有一个拉京胡的票友，京胡一响，是西皮慢板。那名票友开口便唱了起来：

听他言吓得我心惊胆怕，

背转身自埋怨我自己作差，

我先前只望他宽宏量大，

却原来贼是个无义的冤家，

马行在夹道内我难以回马，

这才是花随水水不能恋花，

这时候我只得暂且忍耐在心下，

既同行共大事必须要劝解与他。

……

关老板坐在那儿像其他茶客一样摇头晃脑的，好像听得很专注。可他的目光却不时地向窗外飘去。

在人们的眼中，这个关老板是一个随遇而安、得过且过的人。其实，这个“关老板”并不是一个很清闲的人。古玩店老板只是他的一个掩护身份，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共江南特委常委、江南特委保卫处主任。关雨亭是他的化名，他的真实姓名叫陆岱峰，此外，他还有一个听起来叫人有点害怕的代号——“老刀”。

提起老刀，在当时的上海滩的警备系统里，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领导的保卫处是中共江南特委的情报侦查和保卫机关，他的手下都是一些神出鬼没、超凡脱群的人物。自从保卫处成立以来，他们刺探情报、追杀内部叛徒、惩治国民党特务，无论是在共产党内还是国民党内，人人都知道有一个代号叫老刀的人在指挥着一支秘密部队。

国民党的军警宪特和租界巡捕房绞尽脑汁地想抓住老刀，可他们不仅抓不到，甚至连老刀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也不知道。他们凭着丰富的想象力，把老刀说成了一个诡计多端、凶狠毒辣且身手不凡的人，国民党的便衣特务们靠着自己想当然的推测去找这个神秘的厉害角色，自然是找不到的。他们根本想不到，老刀竟然是一个看上去文质彬彬的年轻人，而且整天在他们的眼皮底下逍遥自在。

陆岱峰来这儿，并不是为了品茶，更不是为了听戏。今天上午，江南特委军事处在悦来茶楼斜对面的13弄12号秘密联络站开会。参会的有军事处主任杨如海、组织科科长赵梦君、参谋科科长林泉生、兵运科科长李学然和工农武装科科长吴玉超，全都是党内非常重要的同志。他已经安排保卫处副主任、行动队队长李克明带领队员做好了安全保卫工作。可他还是不放心，便亲自坐镇。

新闸路是一条东西向的马路，自东向西有十六个弄堂。这些弄堂都很窄，大概仅能容得下一辆人力车通过。每一个弄堂都能通到另一条马路上去。

他看了看街上，行动队队员分别化装成小商贩、修鞋匠、算命先生等，把守住了几个主要街道的出入口。李克明也拉了一辆人力车在路南的阴影中，好似在等着玉蟾戏院里的客人。一切看起来很正常，可是陆岱峰的心里总是有一种隐隐的不安。这种不安因何而来，他不知道，但是他就是有这样一种感觉。

他再次装作很悠闲的样子把目光瞟向了窗外，在外人看来，他好像是漫不经心地看着窗外的景致，实际上，他只要瞟上那么一眼，就把窗外的人和物尽收眼底。

此时，街上的行人并不多，陆岱峰仔细地审视了一番，终于找到了自己感到不安的原因。在第9弄的弄堂口竟然有两个修鞋匠，一个在弄堂口东，一个在弄堂口西，两个人手头都没有活计。弄堂口东边的那个修鞋匠低垂着脑袋，在那儿整理修鞋的工具。而弄堂口西边的那个修鞋匠则是坐在那儿，每每有人走过，他都要抬起头盯人家一眼。

陆岱峰知道，弄堂口西边的那个修鞋匠就是行动队队员。从他的举止来看，他刚参加行动队不久，显然经验不足。或许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行动，有点紧张，心里根本没有装着手里的活计，而是一股劲儿地观察着街上的行人。可这哪像一个谋生计的人啊？如果此时有一个国民党内有经验的情报人员在这儿，人家一眼就会看出这个人是有问题的。

陆岱峰知道，在挑选队员的时候，李克明更重视的是胆量。而在短期培训中，李克明侧重的也是枪法和格斗。重视这些并没有错，但是，对队员进行化装、跟踪、监视等方面的培训也必不可少，否则，很容易被人看出破绽。毕竟，搞地下工作，首先是要自保，然后才能打击敌人。

当然，陆岱峰对李克明很了解，他知道李克明在每次行动中都要刻意安排一部分新队员去接受实战训练。不在实际行动中得到锻炼，这些新队员是无法成长起来的。

可是，令陆岱峰不解的是这个弄堂口已经有一个修鞋匠了，怎么能再安排一个修鞋匠呢？当然，陆岱峰看出来了，第9弄的弄堂口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必须要安排两个队员在这儿，但是可以安排做其他行业，不应该再安排一个修鞋匠。难道说这名队员不会干别的？看来，还得让每名队员至少要学会两三种街面上的营生。

转念一想，他又觉得自己有点过于苛求了，特委保卫处是在去年冬天才成立的，行动队也是今年春天刚刚建立起来，队里只有几个老队员是从原来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的工人纠察队里挑选的，大多数队员都是新手。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他们拉出来进行重大会议的保卫工作，能做到这一点，除了李克明，恐怕不会有第二个人了。

正在陆岱峰思考的时候，在离他不远的一张茶桌上，有两个生意人一边喝茶一边低声地谈着生意。茶楼的伙计走过他们身边的时候，其中一个人很随意地说了一句：“这街道上生意人还真不少啊！”

陆岱峰听了这句话，心里不由得一凛。这句貌似无意的话，正好击中了陆岱峰心中的担忧之处。陆岱峰端起茶杯，轻轻地啜饮一口，顺便向发话的人望了一眼。

陆岱峰发现此人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长得眉清目秀，很像一个有学问的人。他的脸上挂着淡淡的笑意，让人看了就会产生一种亲近感。当然，这只是给一般人的感觉，陆岱峰却从此人的笑容背后看出了一种过度的从容和镇定，这种从容和镇定与一个普普通通的生意人的身份很不符合。这个人绝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生意人。与他对面而坐的人背对着陆岱峰，陆岱峰看不到那人的容貌，但从背影上看，此人年龄不大，应该是一个二十多岁的人，身上虽然穿了长袍，但从他的两肩肩胛处可以看出此人身体强健。陆岱峰断定这个人身手应该不错。

在这个时候，这么两个人，装作普通商人，在这儿出现，不可能是偶然。陆岱峰不相信偶然。虽然生活中有许多的偶然，但是，陆岱峰遇事从不往偶然上想。在他的意识里，如果把一件偶然的事当作必然去研究，结果可能是一无所获。但是，如果把一件别人的阴谋当作偶然来对待，那结果就会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在陆岱峰看来，那个中年人的这句问话不可能是无意的，更不可能是偶然的。

陆岱峰要想让茶楼的伙计不去接过那个中年人的话茬是很容易的，他只要此时说一句“伙计，给我续壶茶。”伙计必然会赶紧过来招呼他这个常客。可是，那样一来，自己也会引起对方的注意，这就可能会给今后的工作带来麻烦。再说，即便不让伙计说，人家已经看出来了，他那一问只不过是为了验证一下而已。这些想法在转瞬之间，就像电光一样在陆岱峰的脑海里一闪而过。陆岱峰没有出声。

那伙计果然接过了那个中年人的话茬说：“老板，平时这街道上的生意人也不少，可不知咋回事，今天格外多些。”

那个中年人并没有再去接伙计的话，而是微微一笑。倒是与他对坐的那个年轻人情不自禁地扭过头向窗外望去，从他的侧面可以看出他似乎很关注街道上的情况。

就在此时，又有一个票友登台演唱了。这位票友演唱的是花脸名家金少山的代表作《锁五龙》，唱得很有金少山的那一股子气势，开场一句西皮导板“大吼一声绑帐外”，“大吼一声”这四个字，没有用太多的装饰音，可他嗓音高亢、音色洪亮，仿佛这四个字横空出世。在“声”字的后面，他运用了一个“哪”的垫字，这个垫字用丹田气唱出，听来金声玉振，很有分量。这四个字一唱出来，立刻赢得了满堂彩。可是，此时的陆岱峰却没有了兴致，虽然，他在表面上还是兴致勃勃的样子，甚至也跟着人们鼓起了掌，但是他的心里却很是不安。不过，他此时却没法采取任何行动，他也不能有任何行动。

过了一会儿，玉蟾戏院散场了，人们从戏院里涌出来。就在此时，军事处的人从联络站分散着出来，并且很快混入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最后一个出来的是军事处主任杨如海，他走出联络站，向东走去。陆岱峰的目光紧随着他，没有看出有人跟踪。此时耳边忽然传来伙计的说话声：“您慢走！”

陆岱峰扭头一看，原来，那个中年人和青年人都站起来向楼下走去。陆岱峰心里不由得有点紧张，他们怎么也正好在此时离开呢？

很快那两个人便走出了茶楼。陆岱峰从窗口望去，只见两人出了茶楼以后，便分别坐上了一辆黄包车，一起向东而去。他们很快便超过了在街上步行的杨如海。在从杨如海身边过去的时候，他们连头都没有扭一下。超过杨如海以后，黄包车继续向前，很快就过了第9弄。而杨如海在第9弄的弄堂口向北一转，进了弄堂。陆岱峰的心里稍稍有一点放松。他装作很闲适的样子，站起来，在窗前看着外面，他看到那两个人的黄包车拐进了第7弄。

他回过头来，看到李克明已经向队员发出了撤退的命令。很快，队员们就撤走了。从玉蟾戏院里出来的人们也都消失在不同的弄堂里。

街道上平静下来了，可是陆岱峰的心里却无法平静下来，那两个人，尤其是那个看上去慈眉善目的中年人的形象总在他的脑海里盘旋，挥之不去。他甚至有一种隐隐约约的不祥之感。

他向来很重视自己的直觉。他认为，从事地下工作，大多数时候靠的不是什么理智，而是直觉，这就好像野外生存的动物，当危险来临的时候，它们并没有看出什么征兆，只是凭着自己灵敏的感觉，迅速地做出反应。如果等到看出危险的征兆或迹象，恐怕就来不及做出反应了。做地下工作，每时每刻都要保持高度的警觉，就像野兽保持灵敏的嗅觉一样，一旦嗅到危险就必须快速反应。

可眼下令陆岱峰感到为难，因为，他虽然感到什么地方不对劲儿，却不能做出反应，无法采取任何行动。他们是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活动，虽然优柔寡断要不得，但是盲目的行动却更为可怕。

陆岱峰的心里揣着这份不安走出了茶楼，他没有想到，他的这份不安很快便得到了验证。第二章　深夜报警

晚饭还在桌子上放着，可甄玉无心吃饭，她在等她的丈夫杨如海。饭，她已经热了两次了，可是杨如海还没有回来。一种不祥的预感再次袭上她的心头。其实这个预感在傍晚的时候就已经悄悄地占据了她的整个思想。只是现在，是越来越浓了。浓得化不开，抹不去。

今天上午，杨如海说要去参加一个会议。她没有问他到哪儿去，开什么会。这是纪律。

甄玉是去年农历10月16日与杨如海在武汉结的婚。结婚以后不久，杨如海就奉命来上海主持江南特委军事处的工作。考虑到他们刚刚结婚，再加上杨如海在上海也确实需要有一个家庭做掩护，一个月前，组织上安排甄玉从武汉来到上海，担任军事处联络员的工作。

自从参加地下工作以来，她首先学会的一件事就是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不该说的不说。杨如海与她虽然很恩爱，但是，那只是在生活上。在工作上，杨如海一直严格地遵守着地下工作的纪律，不应该让甄玉知道的事情，他绝不会说。

中午，杨如海没有回家，她心里就有点着急，但是，这种情况以前也有过。杨如海忙起工作来，经常连个电话也忘了往家里打。可是，到了晚上还没有回家，这就很不正常了。自从她和杨如海结婚以来，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

她越想越沉不住气，便从书架上找出了那本《唐诗三百首》，从目录里找到了《长恨歌》，然后翻到这首诗所在的那一页，就在这首诗的题目下面，写着“胡老板”三个字，后面是一个电话号码，这个号码好像是读书人在读书时接到了一个电话，很随意地记下的一个电话号码。

她不知道这个“胡老板”是谁，但是，她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电话号码。杨如海曾经再三叮嘱她，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是不能打这个电话的。自从她担任军事处的联络员以后，杨如海就把这个神秘的电话号码告诉了她。她知道这个电话号码的重要性，所以，她在看了一遍以后，便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号码。但是，今天要用到这个号码时，她还是找出了这本书，找到了这个号码，再仔细地看了一遍，生怕出错。

杨如海在告诉她这个号码的时候，就曾经对她说过，从事地下工作，是不容许出错的。因为，它不像普通的工作，做错了还有机会可以改正。做地下工作，你出了错，是不会有改错的机会的。杨如海还告诉她，有一个特委机关的同志就是因为打错了一个电话，结果导致整个机关遭到破坏，许多同志被逮捕。

她拿起话筒，看了一眼桌子上的小座钟，犹豫了一下，又把话筒放下了。这个电话不能在家里打，必须到外边街道上的公用电话亭里去打。

她走到门口，迟疑了一下，又转身回到房间里，在房子里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过了一会儿，她又来到书桌前，看了一眼小座钟，时针已经指向了九点。

甄玉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她心想，最晚等到十点钟，如果到那时还不回来，就打这个电话。想到这儿，她便紧紧地盯着那个小座钟。

有时，她觉得这个小座钟走得太慢了，她犹豫要不要改变主意，提前打那个电话。可很快她又打消了这个念头。有时，她又觉得小座钟走得太快了，或许，杨如海正在回家的路上，如果自己刚刚打了电话，他就回来了，那就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杨如海曾经告诫过她，只要打了这个电话，就会有一个重要机关立刻启动，迅速做出反应。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这个电话不能打。

此刻，她多么希望听到丈夫那熟悉的脚步声啊！可是，什么声音也没有。

墙上的挂钟响了一下，陆岱峰下意识地抬头看了一眼。其实，他不用抬头就知道，现在是晚上九点半了。他合上书，一伸手按熄了台灯。房间里一下变得漆黑。陆岱峰坐在藤椅里没有动，他先闭了一会儿眼，然后再慢慢地睁开，适应了一下。接着他站起身，慢慢地走到临街的窗前，窗帘拉得严严的，他就站在窗帘的后面，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他才慢慢地从一侧掀起了窗帘的一角，露出一道缝隙，悄悄地向外面看去。对面的楼上大多数窗户里的灯还亮着，从二楼往下看，街道上仍有人在行走。一切都和以前一样，也就是说一切正常。

陆岱峰后退了一步，又慢慢地坐回到藤椅里。他在黑暗中坐着，一动不动。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从来不把自己房间里的灯亮到很晚。他规定如果没有特殊的事情，每晚必须在十点以前熄灯。

但是，他每天都睡得很晚。熄灯以后，他就静静地坐在藤椅里，把白天所做过的工作像放电影一样在自己的脑海里过一遍，看看有没有什么疏漏。因为他所从事的这项工作是一点疏漏也不能有的。一个小小的疏漏，付出的有可能就是血的代价——自己或者战友的生命。他并不怕死，但是，自己肩上担负的是特委的安全，这比自己的生命更加重要。因此，每一次行动他必须慎之又慎，必须精心策划，不能有半点儿纰漏。所以，每天晚上，熄灯以后，反而是他的思维最为活跃的时候。

今天晚上，他心里一直有一种隐隐的不安，上午的事情反复在他脑海里浮现，他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尤其是他在茶楼里遇到的那个中年人，更是搅得他心神不宁。可是，按照规定，在没有特别紧急的情况下，他不能擅自和常委们联系。

这几个常委的住处在特委里只有他这个保卫处主任知道。常委们互相之间也不知道。他很为杨如海的安全担心，可是，他却连一个电话都不能打，这也是组织的规定。因为电话都是经过电话局转接的，他担心电话局里有敌人的暗探，即便是用暗语联系也是很危险的。所以，他和特委几个常委家里虽然都安装了电话，但是他们之间很少用电话联系，除非是有很紧急的情况出现。

他就这样坐着，听到挂钟敲了十下。就在挂钟刚刚响完之后，桌子上的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他把自己电话铃的响声调得很低，但是，在这个寂静的夜里，这低低的铃声还是使他吃了一惊。知道他的电话的人很少，在特委机关，就只有几个常委知道。在他所领导的保卫处里面，也只有副主任兼行动队队长李克明和情报科科长凌飞、联络组组长钱如林三人知道。并且，没有紧急情况，是不允许往他这儿打电话的。只要这个电话一响，就说明出现了紧急情况。

陆岱峰赶紧抓起听筒，他只是说了一声：“喂——”，电话里立刻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您是胡老板吗？”

陆岱峰只说了两个字：“我是。”

甄玉说：“我们家老柳上午九点多钟就出去了，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是不是到您那儿去了？”

陆岱峰一听，脑子里“嗡”的一下，他知道这个电话是军事处主任杨如海的妻子甄玉打来的。杨如海的化名是柳风，按照地下工作的原则，在有外人在场的情况下一律称呼化名，在打电话的时候也是如此。

今天上午九点半军事处在秘密联络站召开会议，这个会议就由杨如海主持。上午的会议只开了一个半小时，十一点准时散会，与会人员分批撤离。开会之前，李克明安排的行动队队员就化装分散在秘密联络点附近，负责保护与会领导的安全。陆岱峰就在离联络站不远的悦来茶楼里亲自指挥，散会以后，他亲眼看见杨如海从茶楼下面走过，拐进了回家的那条街道。

他来不及细想，赶紧对甄玉说：“他不在我这儿，不过你别着急，我想他可能是遇到其他什么朋友了，我让人帮你去找一找。”

他刚挂断了电话，他的“妻子”萧雅就来到了他的身边。他虽然是在租界里活动，但是国民党的警探和巡捕房一直秘密勾结起来对付共产党，他们非常多疑，单身的男子很容易引起他们的怀疑。为了便于隐蔽，组织上安排萧雅与他假扮夫妻。实际上，萧雅是他的助手。在他们的卧房里，床上铺着两床被褥，可实际上，每到晚上，他都是在书房里临时铺一张席子，睡“地铺”的。显然，电话铃声惊醒了萧雅。她关切地问：“出什么事了吗？”

陆岱峰皱了一下眉头。“杨如海同志可能出事了。”

萧雅着急地问：“那怎么办啊？”

陆岱峰没有说话，立刻拿起电话，拨通了联络组组长钱如林的电话。电话一通，陆岱峰就压低了声音说：“四表弟吗？我是你表哥胡东啊，姨妈生病住院了，你马上到四马路26号去接表姐。让她把贵重的东西都随身带着，以防被人偷去。把她送到15号，那里有一辆车子送她去医院。我在隔壁的16号等你们。”

这些话都是一些暗语，姨妈病了，意思是出大问题了。贵重东西指的是特委文件等。而15号，并不是一个住宅的号牌，而是指15号秘密联络站，16号也是这样。而且，15号联络站与16号联络站也不是隔壁，它们根本就不在一个街道上。这样说话，即便是有人听了去，也不会发现什么问题，即便敌人多疑，猜到了什么，他们也无法找到15号、16号。这些暗语中唯一提到的一个真实地点是四马路26号，因为四马路确实是有一个26号，但是，那并不是杨如海的住处。陆岱峰一开始称呼钱如林为“四表弟”，又说自己是“表哥胡东”，意思是四马路往东的第四条街道，这也是早就与钱如林约好了的。这样一来，即便敌人产生怀疑，还没等他们在四马路26号布好防，钱如林就早已经从与它相隔四个街道的26号把人接走了。

挂了电话，陆岱峰对萧雅说：“赶紧收拾一下，我们也得马上转移。”

萧雅疑惑地望着陆岱峰。陆岱峰知道她想说什么，没等她开口问，他便很严肃地说：“这是以防万一，只要知道我们这个地址的人出了事，不管他是什么人，我们都得立刻转移。你先到古玩店将就一晚上，明天我们再另找房子。我要到联络站去开个会。”

萧雅说：“可杨如海同志并不知道咱们的住处啊。”

陆岱峰说：“可是他知道这个电话。通过这个电话是能找到我们的。”

陆岱峰古玩店的地址只有保卫处几个核心成员知道，而他的家庭住址却没有人知道，但是他的这个电话几个常委都知道。

萧雅没有说什么，她立刻紧张地收拾起来。好在他们租房子的时候就连同房东的家具都租用了。所以走的时候收拾起来也就很简单。就在萧雅收拾东西的时候，陆岱峰又用暗语分别给情报科科长凌飞和行动队队长李克明打了电话，让他们立刻到16号联络站开会。

为了避免引起房东的怀疑，他让萧雅到一楼敲开房东的门，对他们说自己的先生突然肚子疼得厉害，要到医院去看看。这样一来，即便是他们不再回来，房东也不会怀疑，因为他们还欠着房东半个月的房租呢，房东一定以为他们是没有钱了，为了赖掉那一点房租而不再回来了。照他的为人，他是不会这么做的，但是，为了自己和组织的安全，他却不得不这么做。

虽然已是春末夏初，但是夜晚还是有点凉飕飕的。路上已经没有行人了。马路上，一个头戴礼帽的人急匆匆地走着，每当走到房子阴影中时，他便机警地向身后看看，确定没有人跟踪之后，迅速地拐进了一条弄堂。他一边快步走着，一边辨认着门牌号码。当他看清26号时，又迅速地向四处打量了一番，然后走上前去敲门。

甄玉在电话中听到让人帮她找一找，就知道事情不妙。她赶紧把一些重要文件整理了一下，烧掉了一些无法带走的文件，然后把随身替换的衣服打了包。正在这时，她听见传来敲门声：咚——、咚——、咚，咚、咚——、咚。前边是两长一短，后边是一短一长一短。她立刻来到门边轻声问：“是谁在敲门？”

外边的人答道：“表姐，姨妈叫我来接你回家。”

甄玉说：“前天我刚从母亲那儿回来，怎么今天又来接我呢？”“表姐，你不知道，姨妈得了急病，这才让我来接你去看看，准备明天去住院。”

甄玉一听暗号都对，便打开房门。钱如林闪身入内，随手把门关上，压低了声音说：“老刀让我来接你，都收拾好了吗？”

听了钱如林的话，甄玉愣了一下，因为“老刀”这个名字她是听说过的，她虽然不知道谁是老刀，但她知道老刀在党内负责情报工作和保卫工作，人们把他传得神乎其神。只要老刀的人出现，就说明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同时，只要老刀的人出现，就说明有人保护你了，你已经是安全的了。难道自己刚才打的那个电话就是打给老刀的？

钱如林见甄玉愣在那儿，便又问了一遍：“都收拾好了吗？”

此时，甄玉才像从梦中醒悟过来，她赶忙说：“都收拾好了。”

甄玉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因为既然老刀派人来了，那么就说明杨如海出事了。她焦急地问：“我们家老柳呢？他出事了吗？”她不知道来的人是否知道她丈夫杨如海的真实身份，所以她只能问“我们家老柳”，而不能问老杨。

钱如林在黑暗中很快地说：“我不知道。我刚刚接到老刀的电话通知，让我来这儿接你。我想，等转移出去以后，老刀会把事情的详细情况告诉你的。”

甄玉一想，觉得钱如林说得很有道理。她推断，刚才那个电话就是打给了老刀。也就是说，老刀是在接到自己的电话以后，怕出什么意外才安排人来把自己转移出去。她站在那儿，呆呆地想着心事。钱如林沉不住气了，他低声地催促道：“我们赶快行动吧！”

甄玉只得把自己的思绪收回来，领着钱如林来到屋里，把一个小包交给钱如林：“这是一些重要的文件。”然后她挎起自己的衣包。

钱如林问：“还有其他文件吗？”“没有了。”“你再想想，千万不要漏下什么！”

甄玉想了一想，放下手中的包袱，迅速走到书架前抽出那本《唐诗三百首》，找出记有电话号码的一页撕下来，然后划了一根火柴烧掉。

两人迅速出门而去，很快便消失在暗夜之中。第三章　16号联络站

上海公共租界金神父路的一栋小洋楼的三楼，窗帘紧闭，屋里漆黑一片。可是，房子里的人并没有在睡觉。黑暗之中，四个人正坐在一起秘密地开会。

这座小洋楼就是中共江南特委的第16号秘密联络站。这个秘密联络站虽然在内部称为16号，但是它并不是后来成立的，而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在上海较早设立的一个秘密站点。

1927年春，中共在上海是公开开展行动。可是，蒋介石很快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中共中央机关只得迅速迁往武汉。可是，没等中共中央在武汉站稳脚跟，汪精卫也突然发动了“七·一五”政变，驱逐、抓捕共产党人。

党的活动在连续遭受这两次大的打击之后，被迫转入地下。中共中央经过研究，认为中共没有稳定的根据地，中央机关只能选择设立在群众基础较好的上海。把中央机关选择设立在上海，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上海有租界。

租界区不查户口，交通便利。更重要的是租界区华洋杂居，政出多门，各种势力矛盾重重。在租界区，国民党的警察、宪兵和特务不能随便执行“公务”，更不能开枪、捕人。租界巡捕房捉到共产党，国民党当局只能通过法律程序进行“引渡”，不能随便提走。“国中之国”的这种特性正好可以加以利用，便于寻找掩护的职业和场所，设立党的机关，进行秘密活动。

与此同时，党内高层也充分认识到了必须要建立自己的情报保卫机关，于是，很快便在党内成立了直属政治局领导的中共中央特务委员会。江南特委也成立了保卫处。为了便于指挥行动，保卫处首先设立了自己的指挥机关，这就是16号秘密联络站。当时没有排号，只是称作特委联络站。随后，江南特委各机关相继设立了14个秘密办公地点和联络站。保卫处自己单设了包括原来的这个联络站在内的两个秘密联络站。等到这16个办公地点和联络站建立完成后，陆岱峰才统一为这些秘密站点排了序号。

其中，15号和16号是保卫处的秘密机关。15号联络站是保卫处工作人员的接头地点，16号则是保卫处负责人的秘密接头地点。这两个接头地点，特委其他同志并不知道。而16号联络站则只有陆岱峰、李克明、凌飞和钱如林四人知道，保卫处的其他同志也不知道。

16号联络站所在的这座小洋楼的主人是同盟会的一个元老，他常年居住在北平，在上海的这所房子一直闲着，由他的管家宋世安夫妇看守。宋世安五十多岁，是李克明的妻子宋玉琴的叔叔，因此，李克明便做通了宋世安的工作，把此处设为保卫处的秘密联络点。由于小洋楼的主人身份特殊，不仅国民党的军、警、宪、特不敢前来骚扰，就连租界工部局和巡捕房也是敬让三分。

陆岱峰把萧雅送到太和古玩店后，自己便来到了16号联络站。陆岱峰来到的时候，李克明和凌飞已经来到了，等了一会儿，钱如林也急匆匆地赶来了。为了避免引起怀疑，他们没有开灯，就在黑暗之中围坐在一起，开始开会。

陆岱峰说：“告诉大家一个很不好的消息，今天上午军事处在秘密联络点开会，散会以后他们都迅速撤离了。可是，直到今天晚上十点钟，军事处主任杨如海同志都没有回家，也没有往家里打电话。杨如海同志从事地下工作多年，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也一直严格遵守地下工作的纪律，如果没有出意外的话，他绝不可能彻夜不归，并且连一个电话也不打。因此，我猜测他很可能出了意外。但是，在来的路上，我把我们今天上午的保卫工作仔细地梳理了一遍，并没有找出什么漏洞。并且我在悦来茶楼亲眼看着杨如海同志从联络站出来，拐进了第9弄。我还特意地留意了一下，在他拐进第9弄的时候，并没有人与他同时或者紧跟着他拐进去，这说明没有人跟踪他。那么问题究竟会出在哪儿呢？”

陆岱峰没有把在茶楼里遇到那两个可疑人的事情说出来，因为他觉得现在说出来，会误导大家的判断。他习惯先让大家把各自观察到的情况和思考说出来，然后再综合分析。陆岱峰说完以后，大家都陷入了沉思。陆岱峰没有催促，而是很有耐心地等着。

过了一会儿，李克明说：“这次行动的安保工作主要是由行动队来做的。情报科和联络组基本没有参加。我想先把这次行动的情况简要地通报一下，以便于凌飞同志和如林同志有所了解。”“这次军事处会议的保卫措施是由我和岱峰同志共同商定的。由我具体指挥，为了确保这次会议的顺利召开，行动队调集了十二名队员参加保卫工作，在新闸路13弄12号周围布置了六个暗哨，在街道两头也各安排了两名队员，一旦发现可疑情况立即行动。另有两名枪法好的队员分别安排在玉蟾戏院二楼等制高点，以便出现紧急情况时掩护领导撤退。”“散会的时间正好与玉蟾戏院散场的时间相同，此时街道上人很多，便于同志们分散撤离，并且不易引起怀疑。参加会议的人顺利撤退之后，我才发出信号让行动队队员分散撤退。整个过程就是这样，我和岱峰同志一样，暂时没有找出什么漏洞来。这或许是当局者迷，我们两个人都参加了直接的行动，反而看不清楚。你们想一想，看看有什么问题。”

李克明说完后，凌飞和钱如林都没有说话。他们没有参加这次行动，对行动的一些细节并不知道，只靠别人转述，很难发现问题。

陆岱峰虽然在黑暗中看不清各人的面孔，但他也知道凌飞和钱如林为何沉默。

沉默了一会儿，陆岱峰忽然想起了一个问题，便问李克明：“今天在第9弄弄堂口的那个行动队队员是个新手吧？怎么不安排一个稍微成熟一点的人呢？”

李克明略一沉吟，黑暗中虽然看不清他的脸，但是大家知道，他的脸上肯定红了一阵子，李克明说：“行动队采取这么大的行动，还是第一次，我动用了两个组，他们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是老手，大部分都是刚刚结束训练参加工作的新手。再说，如果不让他们参加行动，怎么使他们得到锻炼呢？”

陆岱峰说：“你说的有道理，但是，那个弄堂口已经有一个修鞋匠了，你怎么不安排他化装成其他行业呢？”

李克明说：“这我是有考虑的，你没看到戏院门口的那几个黄包车夫吗？他们也是扎堆的。有一些生意人是故意挨在一起的。更要命的是那个队员什么也不会，行动前我问他用什么身份做掩护，他说对修鞋子比较熟悉。而其他的队员都已经安排好了，实在没法调整了。也就只好这样了。”

陆岱峰对李克明的这个回答并不满意，因为黄包车夫在戏院门口扎堆是便于招揽生意，毕竟在这条街道上戏院门口是客流量最大的一个地方。可第9弄的弄堂口就不同了，那儿是不应该出现两个修鞋匠的。陆岱峰觉得李克明在此处的安排的确是有点粗心了。但是他也从李克明的回答中听出了一种无可奈何。毕竟，行动队刚刚成立不久，这是他们第一次担负这样重要的任务。他不能再问这个问题了。

好在李克明也早就认识到了，他说：“通过这件事，我觉得下一步必须要对队员们进行这一方面的培训了。以前，我把重点放在了格斗和射击上，现在看来，还必须要教会他们掌握一种掩护自己的活计，以便于更好地保护自己，不至于暴露。只是……”说到这儿，他叹了一口气，“需要时间啊！”

这也正是陆岱峰所考虑到的问题。见李克明已经认识到了，他感到很欣慰。他说：“克明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今后，我们要抓紧时间对行动队队员进行一些必要的培训。我想，只要给我们几个月的时间，这个问题基本就可以解决。”

陆岱峰又向凌飞和钱如林问道：“凌飞、如林，你们有什么看法或者想法？都说说！”

凌飞略一沉吟后说：“在租界内，国民党的警察和特务不能公开捕人。如果杨如海同志是被捕的话，抓人的应该是巡捕房。可是我没有得到巡捕房的消息，这证明不是巡捕房抓的……”

没等凌飞说完，李克明就打断他的话说：“你在巡捕房收买的那个马探长根本就不是真心实意为我们服务，他只是为了从我们手里多弄点钱。真有大事的话，他不一定会告诉我们。”

听了李克明的话，凌飞无话可说。因为，李克明说出的也正是凌飞所担心的。

陆岱峰接过李克明的话茬说：“克明的担心是有道理的。”然后他冲着凌飞说，“凌飞，你明天亲自找一下马探长了解一下情况。如果不是被巡捕房在抄靶子时抓走的话，就很有可能是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了杨如海同志，那就说明我们内部出了问题。”

巡捕房经常在租界内对行人进行突击检查，一旦发现有可疑人员便抓回巡捕房进行审讯。巡捕们把这种突击检查形象地叫作“抄靶子”。

听了陆岱峰的话，三人的心里都猛地一震。因为如果是内部出了叛徒的话，那后果就很严重了。

钱如林一向很少说话，这一次在陆岱峰的一再催促下，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看我们应该明天安排人暗查一下参加会议的其他人是否出事了，然后再做出判断。如果是内部出了叛徒的话，他不可能只供出杨如海同志一个人，那么其他人也会同时被捕。如果其他人没有出事，则说明这可能是一个偶然事件。”

陆岱峰说：“这也不一定，如果叛徒就在参加会议的这几人之中的话，为了不暴露自己，也很有可能只逮捕一部分人，而留下一部分人不抓。”

李克明说：“我听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成立了一个党务调查科，名义上是搞党务调查，实际上是针对我们的。听说这个组织很严密，不过要是能派人打进去，那么我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在黑暗中摸瞎了。”

听了李克明的话，陆岱峰说：“这个问题很重要，等我们处理完这件事，凌飞同志负责去做。尽快安排我们的人打入到敌人内部去。”

大家又讨论了一会儿，最后，陆岱峰说：“我们目前的任务很明确，首先是查明杨如海同志的去向，如果是被捕，我们则必须全力营救。其次是迅速将有可能暴露的相关同志撤离。三是对知道此次会议的人员进行考察和甄别。”

说到这儿，他稍微顿了一顿，然后接着说：“这样吧，明天克明去了解一下参加会议的其他同志是否安全，注意要仔细查看他们的住处周围是否有特务监视。如果没有被监视，则说明他们没有暴露，他们的住处杨如海同志是不知道的，所以，他们不必转移。顺便可以观察他们的情况，看是否有可疑之处。”

李克明说：“岱峰同志，这几个人住得比较分散，时间又很紧迫，我考虑是不是可以安排行动队的几个组长去了解一下？”

陆岱峰皱了一下眉头，想了想，说：“他们并不知道军事处几位科长的住处，再说，让他们知道合适吗？”

李克明说：“这几个组长都是非常可靠的人，绝对没有问题。”

陆岱峰略一沉吟，勉强地说：“那好吧。”

李克明又说：“散会之后我马上就去布置。我觉得我们应该对他们逐一进行审查，为了保险起见，我看有必要将参加军事处会议的几位科长从住处接出来，分别安排到旅馆去住下，然后分别进行审查，确保不出纰漏。”

陆岱峰赞赏地点了点头，他对李克明说：“这件事你务必要亲自去办，至于暗中监视和保护他们的队员，一定要仔细挑选。”

然后，他又对凌飞说：“凌飞，你负责向巡捕房和警备司令部以及警察局打探杨如海同志的情况。巡捕房那边你就去找马探长，要从他的嘴里掏出实情。如果不是巡捕房抓的，你再找警备司令部的人去了解。驻守军事处联络站的军事处秘书金玉堂的哥哥金满堂在警备司令部总务处当副处长。我们曾经让金玉堂去做他哥哥的工作，金玉堂汇报说他哥哥表示在不暴露身份的前提下愿意为我们做事。这件事原先一直是你在做的，你和金玉堂比较熟悉。我看，这件事我们可以让金玉堂去找他哥哥了解一下，看看杨如海同志是不是被警备司令部的人抓去了，顺便也可以对金玉堂进行一番考验。”

听了陆岱峰的安排，凌飞没有说话，只是在黑暗中用力地点了一下头。

陆岱峰又转头冲着钱如林说：“如果是我们内部出了问题，那么不管谁是叛徒，金玉堂家的联络站肯定是暴露了。如林，你负责安排金玉堂夫妇迅速撤离。但是，先不要把他们安排进其他联络站，可以把他们先安置在旅馆里，等我们调查清楚以后再请示特委给他们重新安排工作。同时，你还要把杨如海同志所知道的联络站暂时撤离。我沿杨如海同志回家的路线去做一下调查，看看能否发现一点什么，或许能够查出杨如海同志是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说完之后，陆岱峰问：“还有什么问题吗？”

大家都说没什么问题了。

陆岱峰走到窗前，掀起窗帘的一角向外边看了看，此时离天亮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街道上连一个人影都没有，如果此时出去，走在街道上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再说，其他队员此时也正在睡梦之中，如果在这寂静的夜里去敲门，也是很不妥当的。

他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来对大家说：“我看今天晚上我们就不必回去了，在这儿再把明天行动的事情详细地讨论一下，要力争把每一个细节都想到，不能出现任何疏漏。待会儿让老宋给我们做点吃的，吃过饭后我们在这儿稍微休息一会儿，待天一亮就分头行动。明天的行动中各人要随机应变，有紧急情况到古玩店找我。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我们明天下午四点还在这儿碰头。”第四章　秘密据点

麦特赫斯脱路郑家巷91号，一个并不显眼的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子，门口挂了一块“新新药店”的牌子。平常，这个店里只有三个人，一个是五十多岁、脸上写满了沧桑的男医生，其他两个人都是年轻的小伙子，负责卖药和干杂务。

很多人都以为那个年长的医生就是老板，其实不是，他只是这家药店的二掌柜。新新药店还有一位大老板，他一般不在药店里露面，即使偶尔来药店，也很少过问药店的生意，而是在二楼喝茶或者是会客。这个神秘的大老板就是江南特委委员、保卫处副主任兼行动队队长李克明。

这家小药店是行动队的秘密据点。那位五十多岁的二掌柜叫胡万成，负责驻守机关。两名小伙计，一个叫张全，一个叫苏小伟。在保卫处下设的三个机构中，行动队人数最多。情报科有十几个人，联络组只有七个人。而行动队则有四十多人，分成五个小组，平时他们都分散开来，五个组长定期到据点来汇报工作和领取新任务。

李克明之所以用药店做掩护也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的。开一家药店，每天都会有很多人来问医取药，这样一来，行动队的组长和骨干队员来接头就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此时，李克明在二楼一边喝着茶，一边听一组组长张耀明的汇报：“我们去的时候，赵梦君还在家里，在他家的门口也没发现有什么可疑的情况。我已经将他转移到我们找好的旅馆里了。安排陈小轩和冯玉军负责保护并监视他。”

赵梦君是江南特委军事处组织科科长，也是昨天参加会议的其他五名军事处成员之一。李克明听了张耀明的汇报，什么话也没有说，从桌子上的烟盒里抽出了一支烟递给张耀明，然后又抽出了一支烟叼在自己的嘴上。张耀明从桌子上拿起火柴，先给李克明点着了烟，然后又划了一根火柴，自己点上烟。李克明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身子往后一仰，倚靠在罗汉椅的椅背上，并且闭上了眼。过了一会儿，从他的鼻孔里冒出了两股淡淡的烟。他又慢慢地坐直了身子，微微睁了睁眼，冲张耀明轻轻地摆了摆手。张耀明站起身来，走了出去。

张耀明刚走下楼梯，正遇见三组组长刘学林，两人互相点了一下头，就算打了招呼，然后，刘学林就上了楼。

刘学林带人去了解军事处参谋科科长林泉生的情况，他调查的结果和张耀明的一样。李克明听了以后，仍然是一句话也不说，摆了摆手就让刘学林走了。很快，二组组长王泽春、四组组长夏少杰也都汇报了情况。

四个组长都汇报完后，便都在一楼等着，五组组长林一凡也早就在那儿等着开会了。大家聊着一些与今天的工作毫不相干的事情，好像他们很有闲心似的。其实，他们的心里都很紧张，他们都知道出大事了。但是，他们之间不能自行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说出来。这是李克明的规定。

他们五个人都直接受李克明领导，不能横向发生联系。各小组组长虽然认识，但是不能说出各自的住处，更不能把自己手下的队员姓名告诉其他组长。这是李克明根据地下工作的危险性做出的决定。这样一来，如果某一个队员甚至是某一个组长被捕叛变，他只能供出自己本组的一点情况，对其他组却一无所知。这就确保了行动队万一遇到大的变故时不至于被一网打尽。因为有这些规定，所以这几个组长凑在一起是不能擅自谈论工作中的事情的。只有在李克明面前，他们才可以发言。

李克明独自一人在屋子里，一边抽烟，一边来回踱着步，他陷入了沉思中。

过了好长时间，李克明才把五个组长叫上二楼，开始开会。他首先发言说：“从了解到的情况看，参加会议的这四个科长都没有出事，并且也都没有被监视。难道柳风同志真的是巡捕房抄靶子给抓走的？那也就是说这个事件是一种偶然或者是巧合？”这五个组长并不认识杨如海，所以李克明在他们面前说的是杨如海的化名柳风。他这两个问题说出来，五个组长都没有接腔，因为他们都知道，队长肯定早就想好了，他们听着就是。

这是李克明和陆岱峰最大的不同之处，陆岱峰总是喜欢先让部下说出想法然后自己再进行分析。可李克明总是先说出自己的想法。当然，他也有他的想法，他是怕听了别人的意见之后自己的思考会受影响。他的这种做法好像有点霸道，但是，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和特殊的环境下，这种做法往往也很有效。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行动队的行动从不拖泥带水，总是斩钉截铁。当然，李克明也并不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当真的遇到自己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时，他是很能听进别人的意见的。只是这样的时候并不多，因为他思考不出来的事情，也就很少有人能够想得出一个所以然来，在整个保卫处机关，恐怕也只有老刀能有这种本事，所以，李克明对老刀一直很尊敬。

没有人接腔，李克明一点也不奇怪，他继续说下去：“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前不久咱们江南特委的副书记张英同志就在杨树浦韬明路的老怡和纱厂门口突然遭遇巡捕房抄靶子，被抓进了公共租界老闸巡捕房。后来被以共产党嫌疑犯名义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由于中央多方采取措施，使得敌人始终无法判别张英的真实身份，最后法庭只能抓住张英随身携带的那包传单，以‘参加反革命为目的的集会’为罪名，把他当作普通工运活动分子判处五年徒刑。上级要求咱们保卫处进一步采取措施，尽快营救张英同志出狱。这个任务就落在了我们行动队的身上。至今我还在为这件事儿头疼。现在，杨如海同志又出事了，这可真是雪上加霜啊！”说到这儿，李克明皱紧了眉头。

王泽春说：“自从张英同志因为携带传单上街被捕以后，中央已经再三强调，不允许各机关的负责同志携带违禁品外出，以免发生意外。即便是开会所需要的文件也都由联络员秘密传送。那么，柳风同志身上应该不会带有违禁品，以他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应该是能够应付巡捕房的这种突击检查的。可除了巡捕房抄靶子这种偶然事件以外，他的失踪就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的身份暴露了，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了。以此推理下去，那就是一个很可怕的结论：我们党内出现了叛徒。并且，这个叛徒就出在那天参加会议的军事处成员或者是参加保卫工作的我们行动队队员之中。”

听了他的话，其他几个组长都觉得心里一震。

李克明很严肃地看了看王泽春，又用严厉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其他几个人，然后很自信地说：“对行动队队员，我是很相信的。因为每一个队员都经过了严格的审查，并且我在行动队里安排了自己最亲信的人对所有队员进行监视。不论是谁，只要稍微有一点异动，都逃不过我李克明的眼睛。也正是因此，我曾经在特委会议上多次信誓旦旦地保证过，我的行动队绝对是铁板一块，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说到这儿，他顿了一顿，接着说：“如果出现叛徒的话，那叛徒就只能是出在参加会议的军事处成员之中。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参加军事处会议的一共有六个人，除了柳风同志以外，另外的五个人，赵梦君、林泉生、李学然、吴玉超、金玉堂，我都没有接触过，只是在这次会议之前，老刀才拿来了这几个人的照片，让我看了看，并让我记住这几个人的面貌特征，目的是为了在出现意外情况时，能够迅速保护参会人员撤离，以免出错。在会议结束之后，除了金玉堂之外，其他五个人都先后离开了联络点。第一个走出来的是李学然，然后依次是林泉生、吴玉超、赵梦君，最后离开的是柳风同志。当时，我就在联络点附近，化装成了一个黄包车夫，装作在等待玉蟾戏院里的主顾，我是亲眼看着这几个人分散走出联络点的。当时并没有看出哪一个人有什么异常的举动。”李克明停下来，慢慢地抽了一口烟。

刘学林说：“可是，如果是参加会议的这五个人中间出了叛徒，他事先并不知道柳风同志这一天来参加会议会穿什么服装，他的手中也不可能有柳风同志的照片。因此要想出卖柳风同志，这个叛徒就必须向埋伏的特务发出信号，告诉他们行动对象是谁。那么，他就一定会有一个特殊的动作。当时，队长不是在现场吗？您想一想，看看有什么问题。”

听了刘学林的话，大家都觉得很有道理。李克明在椅子上慢慢地坐下来，又狠狠地吸了一口烟，然后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会儿，他慢慢地睁开眼，说：“我把这件事的前前后后详细地给你们说一遍，你们认真听一听，看能不能从中发现点什么。”“前天，我得到了通知以后，就事先来到了军事处秘密联络站所在的新闸路上，对地理地形都进行了一番仔细的查探。联络站就设在新闸路13弄12号临街的一座二层小楼上。这个联络点是咱们保卫处联络组负责给军事处设立的，这座房子也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它就在13弄的弄口，在临街的一面，一楼是一个戏剧服装店，从一楼进去能够直接进到屋后再顺楼梯上二楼。这个院子的正门却是在13弄里。军事处的会议就在二楼召开，同时，二楼也是军事处主任柳风的办公地点，通过二楼的窗户，能够看见整个新闸路上的情况。如果有紧急情况，开会的人可以从二楼下来，不走一楼的戏剧服装店，而是直接从院子的正门出去，沿13弄跑到另一头迅速撤离。也就是说，这座小楼有两个出口，一个就是设在新闸路上的戏剧服装店，另一个则是在13弄里的院门。”“先说说这所房子的情况。这座房子本来是一个商人开的服装店，由于斜对面就是上海滩有名的玉蟾戏院，所以这家服装店的买卖很是兴隆。咱们看中了以后，便以高价租了下来当作了军事处的秘密联络站，由刚从苏联学习秘密工作回来的金玉堂夫妇驻守。但是，由于原来的服装店买卖很好，人来人往，人员混杂，特委觉得这样不利于军事处人员的安全。于是，便把它改作了戏剧服装店。这样一来，与斜对面的玉蟾戏院相呼应，让人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一般人也不会来买戏剧服装，所以来往人员也就相对比较少。”“再接着说我前天的侦查活动。由于我不能在街道上来回徘徊，所以我就一边察看着，一边装作很闲适的样子慢慢地登上了悦来茶楼。由于天色还早，茶楼里茶客并不多，我就直接登上了二楼，找了临街靠窗的一个座位坐下来，要了一壶铁观音，慢慢地品起茶来。此时，茶楼内的京剧票友即兴演唱会还没有开始，我也就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很随意地看着窗外。其实，街道上的每一个摊点、每一个行人都逃不过我的眼睛。我要把这些相对固定的做小买卖的摊贩牢牢记住。因为按照规定，特委机关召开秘密会议，最早是在开会前一天晚上才能告诉与会者。也就是说，现在，参加会议的人还不知道有这个会议，那么，敌人也就不会在这儿设下埋伏。这些摊点都是以前就在这儿的。那么到了第二天开会的时候，如果有新增加的摊点或小贩，那就需要格外注意。同时，我还要找出几个关键点，在这几个关键点上安排人手，以便于在遇到紧急情况时控制局面。”

以前，李克明从来没有把自己在行动中的事情向部下讲得这么详细，这一次却将事情的原委以及自己当时的想法都详细地说出来，这让五个行动组组长感到意外，同时也让他们觉得这件事的确是很重要，李克明的压力很大。

李克明在给部下开会时，从来都是说得很少。他不喜欢多说话，而是喜欢思考。他说出的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可今天，他却说得这么详细，他的这次反常举动使大家都感到了一股沉重的压力。他们都没有说话，静静地听着李克明说下去：“昨天，在开会之前，我就把行动队队员安排在了那几个观察好的点上。我自己也化装成了黄包车夫，亲临现场指挥。在戏院门口两侧，有五个黄包车夫，我观察好了，他们都是前一天就在这儿等客的，也就是说这五个人是长期固定在这儿拉客的。”“昨天早上六点我到车行租了一辆黄包车，当然是说自己刚失掉工作，先租一天试试，如果可以的话，再长期租。车行不愿意租给我，我便答应一天给人家一天半的租金，这才租下了一辆黄包车。我化装成黄包车夫也是早就想好了的，因为如果是化装成行人或其他的商贩，你不可能在一个固定的地点待上几个小时不动。只有黄包车夫，装作是被某个有钱的老板给包下来了，而老板呢现在正在戏院里看戏，自己便可以在外边等着。即便是有人来坐车，也可以明白地告诉他这车已经被人包下了。当然，为此我还专门买了一张戏票，让林一凡打扮成了一个阔老板的模样，到戏院里美美地看了一上午的戏。”

说到这儿，大家都向林一凡看了一眼，若在平时，大家肯定会跟他开个玩笑，说这小子“假公济私”，占了便宜了。可今天，谁也没有开玩笑的心情。

李克明接着说：“在戏开场之前，我便拉着林一凡早早地来到了戏院门口，林一凡进了戏院，我则拉着车子离开了戏院门口。我感觉到了戏院门口那几个黄包车夫不友好的目光。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规矩，黄包车夫也都是各自有固定的地盘。我把车子停在戏院门口的对面，就在戏剧服装店门口西侧几十米外。”“军事处会议的散会时间故意与玉蟾戏院的散场时间相同，当看戏的人们纷纷走出玉蟾戏院的时候，我首先看到李学然从服装店里走出来，他下意识地向玉蟾戏院门口扫了一眼，抬手按了一下头上的礼帽，然后便扭头向东走去，很快便混入了人群中。相隔不过两分钟，林泉生从弄堂里走出来，在弄堂口他迅速地向左右扫视了一下，抻了抻衣角，然后便向西走去。几乎与此同时，吴玉超从服装店走出来，他站在服装店门口，向大街上看了看，然后也向西走去。当走到我身边时，他扭过头看了我一眼，当我也注视着他时，他的目光很快地跳开了，加快脚步走了。我看了看他的背影，然后回头，便看到赵梦君从弄堂里走出来，他哪儿也没看，直接向东走去。可是，就在他刚走出几步的时候，从戏院里出来的一个人快步赶上他，说了一句什么，然后那人便独自走开了。我正有点诧异地注视着这一切时，柳风同志从戏剧服装店里走了出来，我立刻收回目光。”“我看到柳风身穿直贡呢马褂、灰色哔叽长袍、戴一副眼镜，他出了门，回身向往外送他的金玉堂拱了一下手，像是一个谈生意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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