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里夫人自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法]玛丽·居里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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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里夫人自传试读：

对于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的一生，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和对人类所做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许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我幸运地与居里夫人有20年崇高而真挚的友谊。我对她伟大的人格愈来愈感到钦佩。她的坚强，她纯洁的意志，她律己之严，她的客观，她公正不阿的判断——所有这一切都难得地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她在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公仆，她的极端谦逊，永远不给自满留下任何余地。由于社会的严酷和不公平，她的心情总是抑郁的。这就使得她外表显得严肃，很容易使那些不接近她的人对她产生误解——这是一种无法用任何艺术气质来解脱的少见的严肃性。一旦她认识到某一条道路是正确的，她就毫不犹豫地、并且极其顽强地坚持走下去。

她一生中最伟大的科学功绩——证明放射性元素的存在并把它们分离出来——所以能做到，不仅是靠着大胆的直觉，而且也靠着难以想象的、在极端困难情况下工作的热忱和顽强，这样的困难，在实验科学的历史中是罕见的。

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1935年11月23日，在纽约罗里奇博物馆举行的居里夫人悼念会上，爱因斯坦所做的演讲。）自序我的信念居里夫人

生活对于任何人来说都非易事，我们必须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最紧要的，还是我们自己要有信心。我们必须相信，我们对一件事情是有天赋才能的，并且，无论付出任何代价，都要把这件事情完成。当事情结束的时候，你要能够问心无愧地说：“我已经尽我所能了。”

有一年的春天，我因病只能在家里休息数周，我注视着我的女儿们所养的蚕，结了茧子。这使我极感兴趣，望着这些蚕固执地、勤奋地工作着，我感到我和它们非常相似，像它们一样，我总是耐心地集中在一个目标。我之所以如此，或许是因为有某种力量在鞭策着我——正如蚕被鞭策着去结它的茧子一般。

在近五十年中，我致力于科学研究，而研究基本上是对真理的探讨。我有许多美好快乐的回忆。少女时期我在巴黎大学孤独地过着求学的岁月；在那整个时期中，我丈夫和我专心致志地，像在梦幻之中一般，艰辛地在简陋的书房里研究，后来我们就在那儿发现了镭。我在生活中，永远是追求安静的工作和简单的家庭生活。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我一直竭力保持宁静的环境，以免受人事的侵扰和盛名的喧嚣。

我深信在科学领域，我们是有对事而不是对人的兴趣。当皮埃尔·居里和我决定应否在我们的发现上取得经济上的利益时，我们都认为这是违反我们纯粹研究观念的。因而我们没有申请镭的专利，也就抛弃了一笔财富。我坚信我们是对的。诚然，人类需要寻求现实的人——他们在工作中，获得最大的报酬。但是，人类也需要梦想家——他们在一件忘我事业的进展中，受到了强烈的吸引，使他们没有闲暇，也无热情地去谋求物质上的利益。我的唯一奢望，是在一个自由国家中，以一个自由学者的身份从事研究工作，我从没有视这种权益为理所当然的，因为在二十四岁以前，我一直居住在被占领和蹂躏的波兰，我估量过法国自由的代价。

我并不是一个生来就性情温和的人。我很早就知道，许多像我一样的人，哪怕只是受了一言半语的苛责，便会过分懊恼，他们会尽量隐藏自己的敏感。我从丈夫的温和沉静的性格中，我获益匪浅。当他猝然长逝以后，我便学会了逆来顺受。我年纪愈渐老了，也愈会欣赏生活中的种种琐事，如栽花、植树、建筑；对诵诗和眺望星辰，我也有一点兴趣。

我一直沉醉在世界的优美当中，我所热爱的科学，也不断展示给我更新的前景。

我认定科学本身就具备高尚的美。一位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不仅是一个技术人员，也是一个小孩，他好像沉醉于神话故事中那样，沉醉在大自然的景色当中。这种魅力，就是使我终生能够在实验室里埋头工作的主要原因了。第一章居里夫人自传1 我的家庭

美国的朋友们让我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写下来。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建议对我来说真的是难以接受，但是最后，我还是被友人们说服了，勉强地写了这个简短的生平传记。但我不可能凭借这本简略的传记写出我一生中的全部感受，也没办法对我所经历过的全部事情进行详述。时过境迁，许多关于当时感受的记忆已经模糊，时间越久，就越发模糊不清，竟至有时还认为有些事情与自己无关，好像是别人的经历。无疑，人的一生总会受一些主要思想以及某些深刻感受的影响与支配，从而使生活能够沿着一条主线往前走。有了这一主线，就会明白当时为什么这么做而不是那么做，就可以看出当事人的性格等各方面的特点。我会把自己并不算一帆风顺的一生作一个概述，将其中的要点记叙下来。相信我的故事能够将我从工作和生活中得到的启示展示给大家。

我的祖籍是波兰，名叫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卡。我父母都出生在波兰的小地主家庭。在我的祖国，像我父母那样拥有一份不大产业的中产阶级的人数颇多。他们成为社会上的一个阶层，彼此之间通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直到现在，波兰的知识分子大部分都还来自于这一阶层。

我的祖父管理着一所省立中学，闲暇时也会干些农活。我的父亲热爱学习，曾在俄国圣彼得堡大学读书，毕业后回到波兰，在华沙的一所预科大学里教授物理和数学。他娶了一位与他情投意合、志趣相同的女子为妻。母亲很年轻时，就已经在华沙一所女子学校担任校长了。那时候，她所从事的教育事业是极其崇高而又庄严的。

我的父母始终对自己从事的教育事业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他们的学生遍及波兰，可谓桃李满天下。这些学生直到现在仍十分感激我的父母，并且怀念着他们。即便在今天，每当我回到波兰，遇见以前父母教过的学生，他们还总会向我倾诉对我父母的怀念。

我的父母虽然在城市里从事教育事业，但他们与农村的亲戚们来往频繁。每到放假，我都会到农村亲戚家去住上一段日子，这使我对波兰的农村有很深了解，并因此喜欢上了农村。在那里，我感到无拘无束，散淡惬意。我想这段难忘的生活经历也正是我终生喜爱田野乡村，热爱大自然的原因吧！

1867年11月，我出生在华沙，我是家中五个子女中最小的一个，但是我的大姐仅14岁就不幸病逝，所以留下了我们姐妹三个和一个兄弟。我的母亲因为大女儿的不幸病逝而悲恸欲绝，并因此而患上了不治之症，她在年仅42岁的时候便撒手人寰。母亲去世时，我仅9岁，哥哥也只有13岁，全家人都沉浸在无以言表的悲痛之中。

亲人的突然离世，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遭遇的最悲惨、最痛苦的事情。在这之后，我就陷入了忧伤、悲戚之中。我的母亲品格高尚、温柔敦厚、心地善良，她不仅知识广博，心胸坦荡且严于律己，在家中很有威望，大家都信服她。她对自己的信仰非常虔诚（我的父母亲都是天主教徒），但又能够包容一切，对有关宗教的不同看法，她向来都是求同存异，不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这对我们是有着很大影响的。于我个人而言，一方面是因为身为小女儿备受呵护与关爱，从而使我深爱着我的母亲，另一方面，那种崇拜之情也将我和母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母亲去世之后，父亲深感悲痛，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消沉，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自己的工作当中，投入到对自己孩子们的教育上来，从而使自己没有多少空闲再去伤心难过。母亲过世多年后，我们仍然感到很不习惯，总是觉得家中少了灵魂和主宰。

我们家的孩子很早就开始学习了，我6岁入学，在班里是年龄最小，个子最矮的。每当有人听课或是参观时，老师总是把坐在第一排的我叫上讲台朗读课文。我性格内向，一听到叫我上台就会吓得不行，恨不能跑出教室躲起来。我的父亲是一位优秀的教师，十分关心我们的学习，并懂得如何对我们进行指导，但是由于家里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一开始我们上的是私立学校，后来就不得不转到公立学校了。

当时华沙正处在俄国的统治之下，在他们的统治下最残酷的地方就是对学校和学生进行严格的控制与迫害，波兰人经营的私立学校都被警方监视，并且全部使用俄语教学。这样学生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俄语，以至于自己的母语——波兰语反而说不利索了。幸亏这些学校的老师全是波兰人，他们不想受此迫害，想尽一切办法让学生们多掌握一些波兰语。这些私立学校都不被准许授予正式文凭，仅有公立学校才有这个权力。

俄国人控制着所有的公立学校，他们一味地压制波兰人的民族意识觉醒。学校里所有的课程均由俄国人用俄语讲授。由于仇视波兰民族，那些俄国教师像对待敌人似的对待学生。品德高尚、知识渊博的老师都不愿意到这种学校去教书，因为他们忍受不了这种敌视。身处这种校园环境中，孩子们学习的知识是否有用是很让人怀疑的。尤其严重的是，这样的环境对孩子们道德品质的影响着实令人担忧。在这种监视之下，如果有谁不小心说了一句波兰话，或是用词稍不留神，就要受到严厉的处罚，不但自己倒霉，还会殃及家人。在这种严酷的环境里，孩子们天真烂漫的本性丧失殆尽，也无法感受到生命的乐趣。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恐怖的氛围也将青少年内心极大的爱国热情激发起来了。

在异族蹂躏与丧母之痛的双重影响下，我少年时期的日子过得郁郁寡欢，毫无生趣。不过，仍旧有着一些愉快的事情，保留在我的记忆当中。亲朋好友的欢聚令人兴奋愉快，让我们原本郁闷的生活有了慰藉与希望。除此之外，我父亲特别喜爱文学，能够熟记波兰和外国诗人们的诗歌，并且自己也能作诗赋词，他还经常将外国的优秀诗篇翻译成波兰文。他以家庭琐事为题材所写的短诗常令我们赞叹不已，佩服至极。每个周末的夜晚，我们都会围坐他的身旁，听他为我们朗诵波兰的著名诗歌和散文。这样的夜晚其乐融融，并且在不知不觉中使我们的爱国主义情愫日益增强。

自少年时起我就十分热爱诗歌，并且能够将波兰著名诗人们的大段诗篇背诵下来，在这些诗人中，我最欣赏的就是密茨凯维支、克拉西茨基和斯沃伐茨基。在我日后开始学习外国文学时，这种爱好就愈加明显了。我很早就开始学习法语、德语和俄语，并且能够阅读这些语言的外文书籍。后来，我觉得英语很有用途，便开始学习英语，不久就可以阅读英文书籍了。

我对音乐研究得很少，虽然，我母亲是个音乐家，拥有很美的嗓音，她希望我们都能跟她学点音乐，但我却因为对音乐不怎么感兴趣而没能开窍。她去世之后，没有了她的鼓励与督促，我曾经跟她学到的那仅有的一点音乐知识，也都荒废了。每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总是免不了要懊悔。

中学时期学校最重视的数学和物理我都学得毫不费力，并且成绩很好。每当遇到问题，我便会向父亲请教。父亲热爱科学，并且在学校也进行这类课程的教学。他喜欢尽自己所能向我们解说大自然的奥秘和他对科学的研究。可惜的是，他没有自己的实验室，所以无法进行实验研究。

假期尤其令人感到开心，我们住在乡下的亲友家中，避开了警探的监视，可以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地生活。我们在林中奔跑喊叫，还在广阔的田地间劳作，乐得心花怒放，自在极了。有些时候，我们甚至越过俄国边境进入加里西亚山中，那儿不是俄国的领土，而是由奥地利人统治的。奥地利人要比俄国人好一些。在那里，我们可以尽情地讲波兰语，高声唱爱国歌曲，而不必担心被捕入狱。

也许是从小生活在平原地区的缘故，我对山峦的第一印象很好，也非常喜欢住在喀尔巴阡山的小村子里，喜欢那巍峨突兀的山峰，喜欢在山谷里和高山之间那被诗意地称为“海之眼”的湖泊旁流连忘返。但是，在我心中，对那一望无垠的平原的眷念却从未消失，那开阔的视野，那柔和的色调，永远使我的心灵感到震颤。

后来，父亲带我到更南边的波多尼亚度假，第一次看到了大海是在敖德萨，后来又北上到了波罗的海。这次经历对我来说是美好的。但是，直到去了法国，我才算是真正地领略到了海洋的波涛澎湃和潮汐涌退的壮丽景象。在一生之中，每当看到大自然的新景象，我总是会像个孩子似的欢呼雀跃。

我们的学生生涯很快就结束了，那些偏向思考的课程我们都已经了然于胸，学习起来毫不费力。我的哥哥从医学院毕业之后，走上了从医的道路，后来成为华沙一家著名医院的主任医师。我和我的姐姐们原打算像父母那样去当教师，但是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大姐改变了主意，决定也去学医，她在巴黎大学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嫁给了一位波兰内科医生德鲁斯基。他们夫妇两人前往奥属波兰喀尔巴阡山区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创办了一家大型疗养院。我的二姐在华沙嫁给了斯查莱先生，她在学校从事教育工作多年，一直兢兢业业，波兰独立后，担任了一所中学的校长。

中学时代，我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我毕业时刚刚15岁。由于读书用功，身体劳累，我不得不在毕业之后到农村生活休养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在那之后，我又回到了华沙，回到了父亲的身边。开始我希望去一所免费中学任教，但因家境不佳，我不得已改变了自己的决定。当时父亲已经年迈，心力交瘁，需要休息，但是他的收入却很微薄。所以，我决定找一份待遇更好的工作来减轻他的压力。因此，17岁那年，我接受了一份家庭教师的工作，从那时起，我就离开了父亲的家，开始了一个人在外地的生活。

离家时的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难以忘怀。上火车的时候，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我将被火车带到要行驶几个小时才能到达的远方，并且下了火车后，我还需要乘坐马车再走五个小时的路程。车窗外广袤的平原飞一样地向后退去，我的心却像是坠了铅一样：等待我的将会是什么呢？

我前去任教的家庭男主人是一位农场主，他的大女儿和我年龄相仿，在跟我学习的过程中，渐渐成了我的伙伴。除了她，主人家还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我和他们相处得很好。每天课程结束之后，我们便一起出去散步。因为非常热爱农村生活，所以在这里我并不觉得寂寞。虽然这里的景色并不算美，但却四季各异，仍然能够使我感到欢快和满足。这个庄园先进的种植技术被公认为是这个地区的典型，对于它，我有着很浓厚的兴趣。渐渐地，我懂得了种植技术，并且一直关注着谷物种植后的生长情况。在农庄的马厩里，我还逐渐摸清了马匹的脾性。

冬季来到的时候，那广袤无垠的大地上白雪皑皑，显得分外妖娆。有时候，我们驾着雪橇在雪地上飞驰，快得连路都看不清楚，吓得我冲着驾雪橇的人大喊：“小心河沟！”驾雪橇的人却毫不在意地回答我：“您这是正往河沟冲去，别害怕！”话音刚落，雪橇就翻倒了。不过，在雪野上翻倒一点都不可怕，反而还给我们的远足增添了乐趣。

我记得有一年冬季，大雪纷飞，积雪厚厚地覆盖着地面，我们用雪堆成了一座形状怪异的雪屋，并且坐在里面观赏远处被映成玫瑰色的茫茫雪原。我们还经常到封冻的河上去溜冰，这一切都使我们简直欣喜若狂，欢快的同时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天气转暖，那样我们的这份快乐就会被夺走。

在农庄的工作并没有占用我全部的时间，所以在教课之余，我就把村子里那些因俄国人统治而没法求学的儿童，还有那些想加入我们学习、读写的女孩子组成一个班，用波兰语的课本教他们读书写字。在这个过程中，主人家的大女儿就成了我的助手。孩子们的父母对我非常感激，但是说实话，我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虽然我的这种义务教学有利无弊，但却是政府所禁止的，因为它被认为不利于社会稳定，所以，一旦被察觉，我就很有可能被捕入狱或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而晚上的空暇时间，我一般都用来学习。我曾经听说过彼得格勒和其他国家的女性在某些领域取得成功的事迹，于是我决定以她们为榜样开始努力，争取取得和她们同样的成绩。

当时我还没有选择发展方向。开始我对文学和社会学有着很浓厚的兴趣，但是通过长达三年的学习，我却逐渐发现自己真正喜欢的还是数学与物理，因此也就一步一步地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并暗下决心日后要到巴黎求学，并为此认真地做了学习上的准备。同时我还计划着积攒点钱，用来负担自己今后在巴黎的学习与生活。

自学的过程充满了难题，我在中学时期所学的东西不成体系，与法国的中学相比差距很大。为了将差距缩小，我便通过自己选择的一些书籍来自学。这种方法虽然不很理想，却也收到了一些成效。我不但学到了一些对日后有所裨益的知识，还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

我大姐决定到巴黎去学医时，我被迫更改了自己的学习计划。因为我家的经济状况不允许我俩同时赴巴黎留学，所以我们两个许诺互相帮助，先后完成学业。这样，我便一直待在这位农庄主家，直到三年半后我教完三个学生的课程。然后，我回到华沙，那儿有一个类似的工作在等着我。

这个新工作我只干了一年，然后我就回到已经退休并且独自生活的父亲身边，与他共同度过了一年的美好时光。在这一年中，他写了一些作品，我则通过做家教获得一些酬劳用以补贴家用。与此同时，我仍旧抓紧时间自学。在俄国人统治下的华沙，想要实现自己的梦想并不容易，但比起在农村时，成功的概率会更大一些。最令我兴奋的是，我生平第一次可以进入一间实验室去做实验：这是属于市政府的一个小实验室，我的一个堂哥是这个实验室的主任。除了晚上和星期天，我都会进实验室做实验，而且通常都是我自己在做。按照课本上所讲的方法，我做了各种各样的物理与化学实验，经常会获得一些预料之外的结果。这时候，我会因为这些成功而兴奋，并且大受鼓舞；不过有的时候，我也会由于缺乏经验导致失败而感到非常沮丧。这些经历使我更加懂得，成功的道路十分坎坷。不过，这也让我更加坚信，我的天性的确适合研究物理与化学。

后来，我又找到了一个教学职务。我加入了华沙的一个学习团体，这个团体由热衷教育事业，并且具有共同学习愿望的波兰年轻人组成，他们有着一套自己独特的学习方式。这个团体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它要求成员以服务社会、报效祖国为己任。在一次聚会时，有一位青年说道：“祖国的希望寄寓于人民知识水平的提高和道德观念的加强之上，只有如此，才能使我们的祖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得到提高。当前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努力自学，并竭尽所能地在工人和农民之间普及知识。”为此，大家商量决定：晚间每个人向广大群众讲授自己所精通的内容，用以普及知识。毋庸置疑，这个团体具有秘密结社的性质，每件事情的进展都充满了艰难险阻。直到如今，我依然深信，这个团体的参与者必将为祖国、为社会做出有益的贡献。

我至今依然对那个曾经给我带来欣喜的团体印象深刻。当时那互助互励的情景，乞今回想起来还会令我感到欣慰、激动。由于活动经费不够，这个团体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效，但是，直到现在，我仍然坚信，当时激励我们的那种精神是推动波兰社会进步的唯一途径。如果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得不到很好的教育、具备良好的素质，一个美好的社会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为了实现这一美好的目的，所有人都要先完善自己，并且共同分担社会责任，竭尽全力投入到本职工作中去，才能效地去帮助别人，这样，我们才觉得自己生活得更有价值。

这段时期的经历使我坚定了我日后学习、深造的决心。尽管我父亲的经济并不宽裕，但爱女之心使他愿意帮助我早日完成自己的梦想。我的姐姐刚刚在巴黎结婚，我便决定前往巴黎学习，同她住在一起。父亲同我都希望我学成回国后，能够再开开心心地生活在一起，但是，后来因为我在巴黎结了婚，便留在了那里，没有再回到华沙，回到父亲身边。做科学研究工作是父亲年轻时就一直有的梦想，后来我在法国取得的成功，令远在波兰的父亲深感欣慰，因为我实现了他的梦想。父亲无私的爱，使我终生难忘。后来，父亲同我已婚的哥哥住在一起，并且作为一位慈祥的爷爷，抚养着几个孙子。1902年，他在年逾古稀时离我们而去，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1891年11月，在我24岁的时候终于实现了多年以来魂牵梦萦的愿望。

我到巴黎的时候受到了姐姐和姐夫的热情欢迎，但是我没在他们家里住几个月，就另外寻找住处了。这是因为他们为了方便行医住在巴黎郊外，距离我上学的学校很远，而我需要就近住宿，以便省下时间学习。像许多波兰学生一样，我租住了一间家具很少的小房间。就这样我艰难地度过了四年留学生活。

四年中，我在学习上所取得的进步很难一一讲述出来。我只身一人，没有什么纷扰，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去，学业上的进步又令我心满意足，欢快不已。至于我的日常生活，可以说是非常艰难的，因为我自己原来的积蓄就不多，亲人们也没有多大能力对我进行帮助。但并不是我一个人这样，据我所知，许多波兰来的留学生的境况都是大同小异的。我住在位于顶层的阁楼里，冬天很冷，取暖炉又小，屋子里根本烧不暖和，而且煤还经常短缺，所以在夜晚，屋子里脸盆中的水经常结冰。为了能够入睡，我把全部的衣服都压在被子上。就在这样一间小屋子里，我用一盏酒精灯和有限的几件炊具做饭。为了节省金钱和时间，我常常用一点点面包加一杯巧克力茶，几个鸡蛋或一点水果充饥。我一个人处理家务，没有麻烦别人来帮助我，连取暖用的煤，也是由我亲自弄上七楼的。

在其他人眼中看来这样的日子未免过于艰苦，但是我却能够自得其乐，每天都心情愉悦地埋头学习。这份生活经历也使我充分体会到了自由与独立精神弥足珍贵。在偌大的巴黎，我默默无闻地独自生活在自己狭小的天地里。尽管单寒羁旅，无依无靠，但是我并不沮丧消沉，也不觉得凄惨。偶尔有那么一会，孤独之感涌上心头，但因我的情绪一般十分平静，精神上又非常满足，孤独情绪总是转瞬即逝。

在学习上我存在一定的困难，尤其是在开始的时候，所以，我把精力全部集中到学习上。确实，我以前的基础知识非常薄弱，虽然到这里之前做了一些准备，但却很不充分，与法国同学的差距很大，尤其是数学的差距更大，因此我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去弥补自己的不足。白天我在课堂、实验室和图书馆之间忙碌，晚上我就一个人躲在阁楼陋室里刻苦学习，常常学到深夜。每当学到新的东西，我便会兴奋起来。科学奥秘就像一个新的世界那样逐渐展现，我充满热情努力去学习它们并且掌握它们，这真的使我很高兴。

和同学们愉快的相处同样也给我留下了愉快的印象。初到巴黎时，我不爱说话，腼腆羞涩，但是不久我便发现同学们全都学习认真，待人亲切，因此我便开始同他们一起探讨学习上的问题，这使我对学习的兴趣更浓厚了。

在我就读的那个系里只有我一个波兰学生，但是我同一个波兰侨民小团体的关系却非常密切。我经常参加他们在一个简陋的小屋中举行的聚会，和他们一起讨论祖国波兰的各种问题，我那怀念祖国的情感在此得以尽情地抒发。我们有时会一起外出散步，有时还会参与公众集会，对政治始终保持着一种极大的热情。但是在第一学年临近结束时，我却不得不离开这个小团体，因为我认为自己应该把全部精力放在学习上面，这样才能够尽快地完成学业。即使是在假期里，我也仍在抓紧时间复习我的数学。

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天道酬勤，我在知识方面的各种差距逐渐缩小，并且我能够和同学们一起通过考试。1893年，我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物理学的结业考试；1894年，数学结业考试时，我的成绩位于乙等，我对这些成绩非常满意。

后来我的姐夫谈到我那几年的艰难学习情况时，他戏谑地说那是：“我妻妹的一生当中英勇顽强的时期”。我自身也始终将这段时期的艰苦奋斗看作是我一生之中最值得回忆的美好时期。这期间因我孤身奋斗，废寝忘食地埋头钻研，终于能够进行科学研究了，这是我长久以来所期盼的。

1894年是我与皮埃尔·居里的第一次相遇。有一次我的同胞、弗利堡大学的一位教授打电话邀请我到他家去玩，同时受到邀请的还有一位巴黎的年轻的物理学家，他对这位物理学家非常熟悉，也十分赞赏。当我走进这位教授家的客厅时，我看见了这个年轻人。他正好站在一扇朝向阳台的法式窗户的凹进去的地方，宛如镶嵌在玻璃窗上的一幅画一样。他身材修长，头发是赤褐色的，一双大眼睛清澈明亮。他的神态飘逸，表情深沉而又温柔。第一眼看到他时，你会认为他是一个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的梦幻者。他表现出一种质朴而又真诚的态度，仿佛对我很有好感。并且在第一次见面之后，他还希望以后能够再见到我，继续对科学和社会等问题进行讨论。对于这些问题，我俩看法相似，很有共同语言。

随后，他来我所在的学生公寓拜访我，我们逐渐成了好朋友。他和我谈到他每天的工作情况、他所做的研究和他献身科学的梦想与决心。没过多久，他便向我吐露心声，希望能够和我共同生活，共同追求科学的梦想。但开始时，我还不能立刻下定决心，我犹豫着，因为这样的话，我就不得不永远离开自己的祖国与家人。

假期到了，我回到波兰，走的时候并没有重返巴黎的计划。但是，那年秋天，因为要我的博士论文做准备，我回到巴黎，进入巴黎大学的一个物理实验室，着手进行实验研究。

我又见到了皮埃尔·居里，而且因为科研的缘故，我与他的接触日益增多，关系也更加密切。等到我们彼此都认为除了对方，我们不会找到更合适的生活伴侣的时候，我们便决定结婚了，并于1895年7月举行了婚礼。

那个皮埃尔·居里刚刚荣获博士学位，并受聘在巴黎物理和化学学校任教。那一年，他36岁，已经是国内外颇具名气的物理学家了。他全心全意地投入科学研究当中，而很少留意自己的职位、待遇等问题，所以他的经济状况非常一般。结婚前，他与年迈的父母在一起生活，住在巴黎郊区的苏城。他特别孝顺，我记得他第一次跟我提到他的父母的时候，用了“慈父慈母”一词。事实上，他并没有夸大其词。他的父亲是一位很有资历的物理学家，为人慷慨大度，性格刚强；他的母亲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一生相夫教子，从无怨言。他的哥哥为蒙彼利埃大学的教授，兄弟二人情深意笃，皮埃尔对他的哥哥十分敬重。进入这样的一个家庭，我感到十分荣幸，而且我确实也受到这家人的热忱欢迎。

我们的婚礼十分简单，并没有专门购置结婚礼服来参加婚礼的也只有为数不多的亲朋好友。令我感到高兴的是，我的父亲和二姐也从波兰赶来了。

我希望有一个安静的地方用来居住和工作，除此之外我和皮埃尔并无其他什么奢望。我们非常高兴地找到了一套三居室的小房子，从窗口看出去，就能看到一座美丽的花园。老人们给我们购置了一些家具。我们还用一个亲戚给我们的喜钱买了两辆自行车，用来出去远游。2 婚后生活

婚后的生活对我而言是全新的，与前几年那单寒羁旅的学习生涯有着天壤之别。我同丈夫情意相投，相同的志趣爱好和共同的工作将我们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几乎形影不离，因此我只收藏着皮埃尔写给我的为数不多的几封信。我的丈夫在教学之余，几乎所有时间全都在他教学的学校实验室里做实验，我也获准同他一起在实验室里工作。我们就住在学校附近，所以来去不用花多少时间。因为收入微薄，我不得不花许多时间来料理家务，特别是得自己动手做饭。这就与我们的学习和研究产生了冲突，要处理好这一矛盾并非易事。幸亏我还算坚强，勉强地能够把这种矛盾处理好。令我尤为高兴的是，我们小家庭的生活并没有被这些家务事所搅乱，我们仍旧能够过上温馨平静的日子。

除在实验室工作外，我还必须学习一些课程，因为我决定参加师资合格证书考试，这样日后便可以在女子中学任教，也可以被授予教授的头衔了。经过几个月的努力，1896年8月，我凭借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很顺利地通过了考试。

在实验室工作之余，我们一般都会外出散步或者骑自行车去郊游。皮埃尔十分喜欢户外活动，对森林里的动植物有着很大的兴趣。他的足迹遍布了巴黎附近的所有森林。我素来也喜爱农村，所以经常同皮埃尔饶有兴致地骑车郊游。这种郊游于我于他都有很大的好处，可以使我们的大脑在紧张的科研之后得到充分的放松，令紧张的心情得以缓解。郊游回来的时候，我们还经常会带几束香气扑鼻的花草回家。有时候，因为玩得太高兴，我们竟然会忘了时间，直到深夜才想起回家。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定期地去看望皮埃尔的父母，他们给我们留有专用的房间。假期的时候，我们可以骑着自行车，跑到更远的地方去。我们的足迹遍布奥弗涅、塞樊纳山区和海边的许多地方。我俩都很喜欢全天的长距离远游，在每天晚上再找一个新的地方休息。如果在同一个地方停留得太久，皮埃尔就老会想着回实验室去干活儿。有一个假期，我们一块儿去喀尔巴阡山区看望了我的家人，而且，因为这次远行，皮埃尔还学会说了几句波兰话。

但在我们的生活中，最重要的日常事务还是科学研究。皮埃尔对他所教授的课程特别认真，备课也很仔细。有时我也帮助他收集一些资料。在这一过程中，我也会有所收获。不过，我们还是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在实验室里进行科学研究。

那时皮埃尔还没有自己的实验室，虽然，学校的实验室基本上能够使用，但却满足不了他的研究需要。考虑到这点，他就将学校大楼中一些没有什么用的角落辟作“实验角”。那些地方虽然狭小，但却能够想用就用，不受约束。这件事使我悟出了一个道理：人可以在条件不甚满意的情况下，想办法改善条件，从而心情愉快地工作。那一时期，皮埃尔忙于晶体研究，我则在研究钢的磁性。1897年，我结束了这一研究，并于当年发表了研究报告。

那一年，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女儿艾莱娜出生了，孩子的到来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几个星期后，皮埃尔的母亲去世了。于是我们便在巴黎郊区租了一个附带花园的小房子，把他父亲接过来与我们同住。皮埃尔生前，我们一直住在那里。

随着女儿的出生，一个严重的问题出现了：怎样才能做到在哺育照料女儿的同时，又不缀于科学研究呢？放弃科学研究，对我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痛苦，皮埃尔同样认为我不应该放弃研究，并且他从来就没有这么想过。因为他经常在说，上帝特意为他造就了我这样一个好妻子，就是为了让我与他分享一切的。我们两个都没有考虑过要放弃我们如此珍爱的科研工作。

因此我们需要雇一个女佣，但我仍然坚持亲自照料女儿。当我去实验室干活儿时，就把女儿交给她的爷爷照看。爷爷十分疼爱自己的孙女，他的生活也因为小孙女的出生而增添了无尽的乐趣。家人之间相互的关怀、体谅，使我能够既安心地从事研究，又没有耽误对女儿的照料。只有当遇到特殊情况时，比如女儿生病什么的，我才因需要整宿整宿地照看她而打乱生活规律。

由于我们忙于事业，又不愿意受被不相干事情的打扰，所以我们联系的朋友不多。偶尔有一两位像我们一样的科学工作者来访，我们通常在屋子或花园里交谈，在这同时我还经常为女儿做些针线活什么的。在亲戚方面，仅有皮埃尔的哥哥以及他的家人同我们一直来往密切，在我的姐姐、姐夫回到波兰之后，我同娘家的亲戚就很少来往了，因为离得太远。

正因这种平静、完全符合我们心意的生活，使我们得以完成一生中的伟大事业。自1897年开始，这种科学研究事业就从未中断过。

我决定开始为我的博士论文准备论题了。当时，亨利·贝克莱尔正进行着稀有金属铀盐的实验。这种非常有意思的实验，吸引了我的注意。当贝克莱尔将铀盐用不透光的黑纸密封好放在照相底片上时，发现底片会被感光，好像受到过日光照射似的。贝克莱尔认为，底片被感光，是因为铀盐能够放射出一种与日光不同的射线，它可以穿透不透光的黑纸。此外，通过实验，贝克莱尔还证明这种射线可以使得验电器放电。刚开始的时候，贝克莱尔错以为铀盐在日光下的暴晒是铀盐射线得以产生的原因，但他后来发现在黑暗中存放几个月之后，铀盐仍旧能放出这种射线。

皮埃尔同我都对这种新发现的射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更是下定决心去研究它的性质。要想研究这种新射线，首先就得对它做出精确的定量测量。于是我便利用验电器放电的特性开始测量，不过我没有像贝克莱尔那样使用普通的验电器，而是换用了一种能做定量测量的设备。我当初用来进行测量的这些设备的模型，现在已经被陈列在美国费城医学院了。

没过多长时间，我得到了一个有趣的结果。实验结果表明，这种射线的放射其实是铀元素原子特性的一种，而与铀盐的物理或者化学性质无关。任何铀盐，如果它所含铀元素越多，放出的射线也就越强。

于是我想进一步地弄清楚，是否还存在其他元素也像铀盐一样放射出相同的射线。不久我便发现，钍元素也具有相同的特性。正当我准备对铀与钍的放射性做进一步的研究时，又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情况。

我有过用放射性方法对一定数量的矿石进行检验的经历。如果这些矿石能够产生同样的射线的话，那就能够确定它们含有铀或钍。假如这些矿石的放射强度和矿石所含的铀或者钍的成分成正比的话，那也就没什么好惊诧的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有些矿石的放射性强度为铀的三四倍。对这一新发现我进行了仔细的查核，最后确定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我认真分析了这一现象，得出了唯一的一种解释：这种矿石中含有一种还不为人知的元素，其放射性远远胜过铀和钍。皮埃尔也认同我的分析，于是我便希望可以尽快发现这一神秘的元素。我坚信，只要我和皮埃尔共同努力，就一定能够获得成功。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却走上了一条通往新科学的道路，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而且，从此我们就再也没离开过这条新的科学之路。

最初的时候，我对这种矿石中含有新元素的数量并无多大预期，这是因为它早已被人多次研究分析过了。我开始的估计是，这种矿石中的新元素的含量不会超过百分之一。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发现其真实的含量远远小于百分之一，所以这种新元素的放射性非常强。假如从开始我们就知道这种元素的含量微乎其微的话，真不知道自己还能否有决心、有勇气继续下去，因为我们的设备很差且又经费不足。现在回想起来，总是觉得幸亏自己不知道难度会这么大，决心才会很大，虽然真正干起来之后困难重重，但不断收获的研究成果，使我的劲头儿大增，也就不去想那些困难了。经过数年的勤奋努力之后，我们终于将这种新元素分离了出来，它就是今天众人皆知的镭。现在我将我们的研究情况和发现它的情况作一下简略的介绍。

在最初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这种未知元素的任何化学性质是我们都不了解的，仅仅知道它的放射性非常强，于是我们就牢牢抓住这条唯一的线索进行研究。首先就是想办法将铀沥青矿从圣约阿希姆斯塔尔运过来，并对它进行分析研究。除了利用常见的化学分析方法之外，我们还运用我们发明出来的精密计电器，精确地测量这一元素不同部位的放射性。这种方法后来成为一种全新的化学分析法的基础，并且在我们之后，这一分析法逐渐被改进和完善，被许多人采用，他们也因此发现了另外几种放射性元素。

研究仅仅进行了几个星期，我们越来越相信我们的预测是正确的，因为那个未知新元素的放射性在按照一定的规律增强。几个月以后，我们便将一种同铋相混合的元素从铀沥青中分离出来，其放射性远远超过铀元素，这种新元素带有明确的化学性质。1898年7月，我们便对外公布了这种新元素的存在，并为它命名为钋，以此来怀念我的祖国波兰。[1]

在发现钋的同时我们又发现钡盐（从铀沥青矿里分离出的）中含有另外一种未知的元素。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我们终于将第二种新元素分离出来了，但我们是后来才知道它比钋更重要。1898年12月，我们公布了这一发现，并将这种新元素命名为镭。

尽管我们已经发现了这两种新元素，但实际上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因为我们只是凭借放射性的特性从铋盐与钡盐中发现了微乎其微的新元素，现在还需要以纯元素的形式将它们分离出来。我们很快便投入到了这项工作中去。

只是这个工作也并不容易，除了我们的设备太差，而且还需要大量的原矿进行提取。我们既没有钱来购买原矿，也没有实验室去做提取实验，更没有助手相帮。我们要白手起家，一切从头干起。如果像我的姐夫所说的那样，我在巴黎的早期学习时期是我一生中英勇顽强的时期的话，我则敢不夸张地说，我与皮埃尔共同从事这项研究的时期就是我们共同生活中的最伟大、最英勇的时期。

以前做过的实验令我们相信，在圣约阿希姆斯塔尔的炼铀厂冶炼出的铀沥青矿废渣里，一定含有镭元素。该工厂属于奥地利管辖，我们想办法获准能够无偿地得到这些废渣。废渣本身并不值钱，但是如何把它们弄到巴黎却让人大伤脑筋。几经周折，我们成功地将这些混有松针的褐色废渣装进袋子里，运到我们的实验室门口，那一刻，我高兴得跳了起来。后来，当得知这废渣的放射性竟然比原矿还要强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惊诧不已。这些废渣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直接堆放在工厂外面的松树林里，这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后来，应维也纳科学院的要求，奥地利政府又允许我们以极低的价格收购了好几吨这种废渣。我们就是利用这种废渣从实验室里分离出镭的。直到后来，美国妇女赠送给我的镭才是从其他矿石中提炼出来的。

皮埃尔任职的学校并未为我们提供合适的实验场所，但幸运的是校长同意我们使用以前用来上解剖学的一处废弃的木棚。在它的顶上有一个挺大的玻璃天窗，但却有多处裂痕，每当下雨就会漏水。这个棚里面夏天闷热潮湿，而冬天阴冷难耐。虽然可以生炉子取暖，但也仅是火炉旁有那么点热气而已。除此之外，我们还得自己掏钱购置所有必需的仪器装置。木棚里只有一张破旧的松木桌与几个炉台、汽灯。当做化学实验时，经常会产生一种刺激性很强的有毒气体，因此我们只好把这种实验移到院子里去做，即使这样，棚内仍旧有毒气弥漫。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之下，我们依旧专注地做着实验。

尽管如此，我们在这个非常简陋的木棚里度过的时光，是我们一生当中最美好、最快乐的。为了不中断一些重要的实验，我经常就在木棚里随便做点吃的当作我们的午餐。有的时候，我得一整天拿着一根与我身体差不多重的大铁棒去搅动沸腾着的沥青铀矿。等到傍晚时分，工作结束的时候，我就会像散了架似的，连话都不想说了。还有的时候，我又要进行极其精密的结晶、分离工作，这时我又会因为室内四处飘浮着的灰尘，影响到浓缩镭的程序，使我没有办法保护好分离出的“宝贝”而苦恼。唯一令我觉得满意的是，没有人会来打扰，我们可以安静地进行我们的实验。在实验进行得很顺利，有可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时，我们就会欢欣鼓舞，激动之情简直无以言表。但有的时候，我们干了很久却仍然见不到成效，这时沮丧失望的心情也会困扰我们。不过，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不多时我们就会又去考虑新的设想和工作了。工作之余，我俩便会一边在木棚中踱来踱去，一边对我们的实验进行冷静的讨论，这个时候，我们的快乐也是难以言表的。

另一件令我们感到快乐的事情是夜晚时到木棚里去，这时我们就能看到那被我们提炼、分离出来的宝贝，正在玻璃瓶或者玻璃管里向四周散发出淡淡的光芒，真是美丽极了，令我们感到既新奇又激动，那闪烁着光彩的宝贝，宛如神话中的神灯。

除了短暂的假期以外，整整几个月里我们从没有中断过实验研究。研究结果越来越明显地表明，我们正一步一步地走向成功，所以，我们的信心也就越来越坚定了。这时，我们的研究工作也逐渐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得益于此我们不但可以购买到更多的废渣，还可以在工厂里完成初步的提炼，这就极大地方便了我们，令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进行精确的分离工作。

在这个阶段我专门提炼纯净的镭，而皮埃尔则专心研究新元素散发出的射线的物理性质。当我们处理完一吨铀沥青矿渣之后，得出了一个确定的结论：在1吨含镭最丰富的原矿中，镭的含量也不足几分克。

在1902年我们提炼出了一分克特别纯净的氯化镭，这些氯化镭显示出了元素所应具有的性质，并且具有不同于其他元素的特别光谱。我们还确定了它的原子量，其值远远大于钡。就这样，我们得到了确定镭为一种独立元素的全部必要证据。这一工作耗时四年，但是如果资金充足、设备齐全的话，也许只需一年我们就能够完成了。我们呕心沥血求得的结果，为放射性这门新的学科奠定了基础。

几年后，我准备了几分克绝对纯净的镭盐，从而更加精确地测定出了它的原子量，甚至还提炼出了纯粹的金属镭元素。不过，确定镭的存在及其性质的年份仍旧是1902年。

这几年里我们夫妇两人倾注全部心血进行研究，与此同时，我们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在1900年，日内瓦大学要聘任皮埃尔为教授，而就在此时，巴黎大学给他了一个副教授的职位，而我也出任一所位于塞弗尔的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教授。所以我们没有去日内瓦，而是留在了巴黎。

在这所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里，我工作得非常开心，我尽量让学生们到实验室去实际操作，从而提高她们的动手能力。这所学校里全部是20岁左右的女生，都是通过严格的考试才被录取的，在入学之后，她们仍需努力地学习才能通过考试，才能成为中学的老师。这个学校里的每个学生都勤奋好学，作为老师，我自然也愿意尽自己的全力去教好她们的物理。

但是，自从镭的发现的公布之日起，我们的知名度便日益增长，甚至实验室原有的宁静被打破了，我们的研究工作逐渐受到了干扰。1903年，我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并且获得了博士学位。在这一年的年末，贝克莱尔、皮埃尔和我因为发现了放射性与放射性元素而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在那之后，我们的成就被报纸杂志大加宣扬，令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法安心工作，因为每天登门造访的人都不断，有的请我们去演讲，有的向我们约稿子。

获得诺贝尔奖是很高的荣誉，而且，这笔奖金数额要比其他奖金大很多，这对我们以后的研究工作是大有裨益的。可惜的是，此刻我们已是精疲力竭，两个人中经常有一个体力不支，所以当年我们都没能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和发表演说。直到1905年，我们才到了那里，由皮埃尔做了获诺贝尔奖的获奖感言。在那里，我们受到了瑞典人民的热情接待。

因为从前极其恶劣的工作条件导致我们身体欠佳，而今，获奖后报纸杂志的大加宣扬导致探访者不断，更使我们疲于应对。我们所喜欢的平静、有规律的生活被彻底破坏了，这给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我前面已经说过，必须在不受外界任何干扰的情况下，我们才能继续正常的家庭生活与科学研究工作。前来拜访的人虽说用心很好，但却不知道这样做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1904年，我们的二女儿艾娃·德尼斯出生了，我不得不暂时停止实验研究。就在这一年，因为荣获诺贝尔奖，再加上社会方面的赞扬，巴黎大学聘任皮埃尔担任他们新开设的一个讲座的教授，并且还为他创办了一个实验室，任命我为实验室主任。实际上这个实验室并不是新建的，只是把原先空置的房间收拾出来让我们使用而已。

1906年，正当我们准备告别那已使用多年、曾带给我们无限欢乐的木棚时，一场可怕的灾难降临了。这场灾难夺走了我的皮埃尔，只留下我一个人抚养孩子并继续我俩的事业。

这场巨大的灾难使我失去了人生旅途上最亲密的伴侣与最要好的朋友，我简直难以用言语来表述它给我带来的严重影响。这沉重的打击使我的精神处于崩溃边缘，感觉自己根本无法面对未来，但是，皮埃尔的那句话却始终萦绕在我心中，令我不能忘怀：“即使我不在了，你也必须坚持工作下去。”

我的丈夫皮埃尔去世的时候，正是他的名字与成就被公众所认知的时期，所以在社会上，尤其是在科学界，大家都很惋惜，普遍认为他的去世是国家的巨大损失。因此，巴黎科学教育界决定由我继任皮埃尔任职一年半的讲座教授的职务。这可以说是破例的决定，因为在过去，这个职务从没有一个妇女担任过。巴黎大学的这一决定，确实让我感到无上的荣耀，使我受到激励，得以继续进行原来的研究，否则的话，我可能就不得不放弃了。我本来并没有期盼获得这项殊荣，因为除了一心想为科学事业奋斗终生之外，我没有任何的野心与奢望。这种情况下，授予我这一职务，更使我悲从中来。我担心自己不能承担起这一重任。几经考虑，我决定试一试看。于是，从1906年秋天开始，我以副教授的身份开始在巴黎大学授课。两年后，我被聘为教授。

自打皮埃尔离开，我感到生活上的困难大大增加了，那些以前由我和皮埃尔共同分担的事情，现在只能由我独自承担了。我不得不亲自抚养两个孩子。皮埃尔的父亲仍然和我们共同居住，并且主动提出和我共同承担家庭的重任。他非常高兴能够帮着照料两个孙女。失去儿子之后，两个孙女成了他唯一的慰藉与欢乐。在他和我的共同努力下，孩子们才得以享受到家庭的幸福。我们决不将心中的隐痛在孩子们面前流露出来，因为她们年岁太小，不该让她们过早地品尝人生的痛苦。皮埃尔的父亲喜欢乡村生活，所以我们就在苏城租了一座带花园的屋子，它到巴黎城里只要半个小时。

在乡间生活的确有很多好处，我的公公从那个花园中获得了无限的快乐，两个女儿也能够经常去空旷的田野间玩耍。因为我白天要上班，经常无法照顾女儿，所以只好请了一个保姆。第一个保姆是我的一个表亲，后来又换成了一个很厚道的女子，她曾带大过我一个姐姐的女儿。两位保姆都是波兰人，因此我的两个女儿都会讲波兰话。我的波兰亲属们也不时地来看望我、安慰我。我们一般都是在假期设法在法国海滨相聚，有一次还在波兰山区待了一段日子。

我亲爱的公公在久病之后于1910年去世了，这使我伤心难过了好长时间。在他卧床不起期间，我尽可能地抽出时间在病床边陪护他，听他讲述往事。对于爷爷的逝世，我的大女儿感到尤为悲痛，当时她已经12岁了，已经懂得爷爷的关爱是多么的重要了，她没有办法忘记往日祖孙俩相处的幸福时光。

当时我的小女儿年岁尚小，需要的是对身心健康有利的生活环境，需要的是户外游戏、散步、初步的小学教育，等等。活泼、聪颖的个性特点已经在她的性格中显现，她对音乐更是非比寻常地喜爱。她的姐姐有点像她父亲，不太活泼，反应也比较迟钝，但是理解问题和推论的能力却很强，似乎适合搞科学研究。她在巴黎的一所私人学校上过学，但我却并不想让她进中学念书，因为我总觉得中学的课程太多，课时太长，不利于青少年的成长发育。

我认为孩子的教育应该顺应其身心健康发育、成长的需要。除此之外，还应当尽可能多地让孩子们学习文艺知识。但是，现在大多数的学校，都将过多的时间花费在了读写练习上，并且还有大量的家庭作业，令学生喘不过气来。而且，这类学校所设置的大部分理科课程都和实践相脱节。

我大学的伙伴中有不少人和我持同样的观点，所以我们便成立了一个互助合作小组，共同对我们的子女进行一种新式的教育。我们每人各自负责一门指定的课程。即便大家工作都很忙，并且孩子们的年龄大小不一，但是我们的热情丝毫不减，对这项教育改革实验保持着很浓的兴趣。通过不多的课时，我们将理科课程和文科课程有机地结合起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并且所有理科课程都配有实验，孩子们对此充满了兴趣。

通过两年的教学，孩子们大多数有所收获，其中包括我的艾莱娜。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她竟然能够插入巴黎一所中学的高年级班，并且没有遇到太大困难便通过了各门功课的考试，在比一般学生小的年纪便进入了巴黎大学，学习理科专业。小女儿艾娃没有接受我们这种新模式的教育，但是后来也进了一所学院。一开始，她只是选修部分课程，后来才学习全部课程，她是一个好学生，各方面的表现都不错。

对于两个孩子的体育锻炼我也很重视，除了平常要户外散步，我认为体操和运动也很重要。在法国，女孩子这些方面的教育往往被忽视。我要求两个女儿每天都要做柔软体操，还经常带她们去山里或者海边度假。她们两个游泳和划船的技术都是一流的，对远足或者骑车远游更是无所畏惧。

当然，对女儿的教育仅为我职责的一个部分，我仍将大部分的时间用于科学研究。有些人，尤其是女性朋友，经常会问我是如何将这两者处理得有条不紊。是的，这并不是容易做到的事，它需要有坚忍不拔的精神，而且还要做出一定的牺牲。我和两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一直感情很好，相处愉快。在我们的家里，相互体谅和彼此尊重使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阳光，我们母女之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伤人的话，也没有做过一件自私自利的事。

1906年我接替皮埃尔到巴黎大学任教时，在一间设备短缺而又狭小的临时实验室工作。皮埃尔在世时，一些科学家和学生已经在那里同他一起工作了，我接任后，在他们的鼎力相助下，得以继续进行研究，并且获得了满意的成果。

1907年，安德鲁·卡耐基先生赠给我的实验室一笔奖学金，这使一些成绩卓著的科学家和学生能够全身心致力于研究。这种帮助很有价值，使那些有志于科学研究且具备研究能力的研究者能够实现自己的心愿，不至于中断研究。为了科研事业，社会上的有识之士应该尽可能多地设置这种奖学金。

当时，我的奋斗目标是尽自己所能提炼出几分克极其纯净的氯化镭。1907年，我完成了对镭元素的新的原子量的测量，到1910年，我最终提炼出了纯净的金属镭。这一提炼和测定的过程很精密，需要特别地细心。我是在一位著名的化学家的鼎力相助之下，才获得成功的。在那之后，我没有再次重复这一实验，因为这一实验过程有使镭元素丧失的可能，除非极其小心、极其谨慎地操作。这次成功终于使我见到了这一神奇而又美妙的白色金属镭。但是因为许多实验在等着使用它，所以我不能将它一直在这种美妙的观赏状态下保存。

因为在原矿中钋元素比镭的含量还要少，我一直未能将钋元素提炼、分离出来。不过，在我的实验室里存有一些钋含量很丰富的物质，我们能够用它来做各种重要的实验。在这之中，尤以钋放射时所产生的氦气对实验最为重要。

我对实验室里的测量方法专门费了一番心思做了不错的改造。我说过，精密的测量在镭的发现过程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并且，我希望有效的含量测定方法能够带来新的发现。

我想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用镭产生的镭射气来测量镭的数量。通过多次在我的实验室里使用这一方法，我准确地测出了一毫克，即千分之一克左右的镭，这是极其微量的。那些数量较多的，我们就运用镭射线中穿透力较强的γ射线进行测量。这样的设备在我的实验室中就有。利用射线测量镭的数量的这种方法比用天平测量要更加快速、精确。但是，要想采用这种新的度量方法，必须先要有一个经过缜密考虑并且确定后的新标准。

只有镭的测量方法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才能对实验与科学研究有所帮助。除了其内部的重要原因之外，还因为镭在现代医学中的应用日渐增长，控制商业生产镭的相对纯度成为必须解决的大事。

我在法国曾经做过实验，就镭对生物所造成的各种影响进行了初步研究，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实验中使用的样本就是由我的实验室提供的。那个时候，皮埃尔还没有离去，实验的结果使大家兴奋不已，并且因此，被法国人民称为“居里疗法”的镭疗法也作为一个崭新的医疗分支在法国首先诞生了，随后在其他国家也普遍地兴盛起来。由于对于镭的需求日渐增多，制镭工业也就相应地获得了发展。第一家工厂出现在法国，并且运营得很成功。随后，其他国家的制镭工厂也相继建立了起来，目前，最大的一家在美国，这是因为美国具有富含镭的钒钾铀矿，对镭进行提炼相对来说比较容易。随着制镭工业取得发展，镭治疗技术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这一治疗方法对于某些疾病来说具有特殊的疗效，特别是在癌症治疗方面。出于这个原因，在很多大的城市里，一些专门凭借这种方法治病的医院应运而生，有的医院里还存有数克的镭。镭的市场售价现在已经达到每克七万美元，这是因为镭在原矿中的含量微乎其微，导致提炼的成本很高。

我们当初并未预料到这一发现会对社会有如此大的用处，不仅是科学上的重大成就，而且能够治疗可怕的疾病，减轻人们的痛苦。读者们肯定能够体会到这时候我欣慰、激动的心情。这是对我同皮埃尔多年来辛苦拼搏的回报，这种回报是无可比拟的。

假如想使镭的治疗取得成功，在用量上就必须确保准确无误。所以，不管是在工业上、医药上还是科研上，镭的度量都是至关重要的。

针对这种情况，由各国科学家所组成的委员会的全体成员，集体制定了一个共同遵循的国际标准。这一标准的制定方法是，先使用极其精确的方法对若干极纯净的镭盐进行测定，把它作为基本标准，然后再将若干纯净的镭盐的放射性同基本标准进行对比，作为副标准，以便各国进行使用。该委员会指令我来负责制定这个基本标准。

这是一项极其精密严谨的工作，绝对不允许有半点马虎，因为氯化镭大约只有二十一毫克，重量极轻，所以称量时必须非常准确。1911年，我将这个基本标准制作成功。这个基本标准是一个数厘米长的玻璃管，里面装有曾经测定过镭原子量的纯净镭盐，通过委员会的批准之后，它被存放在离巴黎不远的塞弗尔国际度量衡标准局。根据这个基本标准，委员会还制定了几个副标准，已经投入使用。在法国各地，全部存有镭的玻璃管，都是由我的实验室来完成鉴定的。鉴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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