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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易中天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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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国家

易中天中华史:国家试读:

第一章 国家与人

文明是人类自己上演的节目,它的初潮很晚,前戏很长。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国。国家,是文明与史前的分水岭。

上帝敲了回车键

公元1650年,也就是大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去世那年,有一位名叫阿歇尔的爱尔兰大主教经过精心研究和精密计算,向世人宣布了上帝创造世界的时间——耶稣诞生前4004年。如果你有兴趣,他还会乐意告诉你,具体日子是1月28日,星期五;或者10月23日,星期天,[1]上午九点。

阿歇尔的日期很有意思。因为考古学的发现证明,人类最早的文明诞生于公元前3500年到前3000年之间。也就是说,如果阿歇尔计算无误,那么,从人类的诞生到文明的诞生,就只有短短五百年。

这当然并不可能。

文明是人类自己上演的节目,它的初潮很晚,前戏很长。

历史学家给出了另一张时间表:440万年前,南方古猿;380万年前,早期猿人;180万年前,晚期猿人;30万年前,早期智人;5万年前,晚期智人,人类正式诞生(见附录表1-1和表1-2)。遗憾的是,由于缺乏化石的证据,我们还不能从中找到夏娃在伊甸园大造其反,用无花果叶发明人类第一条三角裤的确切时间。

但后面的故事是清楚的,它可以概括为以下表格:

是的,正如第一卷所述,“夏娃造反”之后是“女娲登坛”,创造了氏族社会和生殖崇拜;然后是“伏羲设局”,把氏族从母系变成父系;然后是“炎帝东征”,把氏族变成部落,生殖崇拜变成图腾崇拜。这就是所谓“三皇”。然后,所谓“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又把部落变成部落联盟。最后,是“启废禅让”,把部落联盟变成了部落国家。

显然,时间很长的史前史,轨迹简单,线索清晰。社会组织,依次是原始群、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部落国家;文化程度,则依次是点、面、片、圈、国。最原始的文化,是分散在世界各地自生自灭的。这就是“文化点”。如果这种文化能够存活并得到发展,它就会壮大,变成“文化面”。不同的文化面,由于自身的裂变和扩散,以及相互的影响和交融,就会连成“文化片”。不同的文化片,由于迁徙、联合、兼并甚至战争,则会形成“文化圈”。这个时候,离国家就不远了;而国家一旦诞生,人类就进入了文明时代。

文明是先后发生的。在非洲北部尼罗河流域和亚洲西南两河流域,[2]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一马当先。美索不达米亚是希腊语,意思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之间”。之后,在中国的黄河流域、南亚的印度河流域、南欧的爱琴海区域,华夏文明、印度河文明(哈巴拉文明)和克里特文明(米诺斯文明)也相继发生,时间都在距今两三千年前。[3]

这就是人类的五大古老文明。

五大文明形态不同,风格各异。克里特(米诺斯)的女神崇拜,在我们看来就匪夷所思;古埃及的金字塔,跟巴比伦的通天塔也两回事。唯一的相同,是都要建国。包括后起之秀波斯、希腊、罗马,也如此。比如波斯王国就产生于农业部落和游牧部落的联盟,第一任国王居鲁士也原本是大酋长。

奇怪!为什么部落一旦成熟强大,上帝就要敲回车键呢?

阿歇尔大主教当然不管这事,但伦勃朗的一句话也许能给我们启示。伦勃朗是17世纪尼德兰(荷兰)大师级的画家,做他的学生每[4]年要交100荷兰盾,相当于当时中国的十二两纹银。可是,就在阿歇尔宣布其神学研究成果的十几年前,伦勃朗的画室出了绯闻。他的一个学生在单独画人体写生时,居然把自己脱得跟女模特一样。学生的辩解是:这样一来,我们就成了亚当和夏娃。伦勃朗则用手杖敲着[5]墙说:既然如此,你们就得离开伊甸园!

这一对宝贝儿只好穿起衣服走人,十二两银子也打了水漂。

从氏族、部落到国家,莫非也是如此?

或者说,世界各民族相继告别原始时代的“伊甸园”,是因为像伦勃朗的学生一样犯了错误吗?

显然不是。

没有后悔药

部落变成国家,并非因为绯闻。人类发明国家,更不是为了寻欢作乐。但这事却被认为与“逐出乐园”无异,不管那伊甸园是耶和华的,还是伦勃朗的。反正,进入国家时代,好日子就算过完,这是很多人的共识。

比如希腊和罗马的两位诗人。

古希腊的那位诗人叫赫西俄德,古罗马的叫奥维德。他们的共同[6]观点,是都认为自己生活在黑铁时代。之前,则是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黄金时代最好,人类美好高贵,社会公正和平。白银时代马马虎虎,但不再天真无邪。青铜时代战火连天,但信仰和神性犹在。黑铁时代就一塌糊涂,人类变得贪婪残忍,互不信任,互不相容,没有信仰,也不再有真理、谦逊和忠诚。

当然,两位诗人略有不同。在希腊诗人那里,黑铁时代之前还有英雄时代。英雄时代比青铜时代好,人类与半神和英雄一起生活。可惜,英雄们被卷入底比斯战争和特洛伊战争,从此万劫不复。

这可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类似的说法,我们民族也有。比如希腊、罗马的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在儒家那里就叫“大同”。大同之世的特点,是“天下为公”。财产是公产,权力是公器,首领是选举出来的公务员,族民也都一心为公,因此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各得其所,天下太平。

希腊、罗马的青铜时代,儒家叫“小康”。小康之世的特点,是“天下为家”,财产私有,权力世袭,战争不可避免,道德礼仪和圣人[7]英主也应运而生。至于黑铁时代,在儒家那里是只能叫“乱世”的。

大同、小康、乱世,就是儒家那里的历史三阶段。尧舜是大同,夏商周是小康,春秋战国是乱世。

对应这历史三阶段的,是三种指导思想和政治哲学:大同讲帝道,小康讲王道,乱世讲霸道。当然,儒家是主张王道的。因为大同已不可能,乱世又不正常。因此,应该“尊王道,行仁政,奔小康”,构建和谐社会。这种想法,其实也是一种“中庸之道”。

但这只是一家之言,诸子则另有说法。

比如庄子是只认“羲皇之世”的,墨子也只认“大禹之世”。其实就连孔子,也推崇“尧舜之世”。只不过他老人家比较现实,认为能够回到东周就算不错,实际上是退而求其次。

这样看,我们也是四阶段。比如女娲到伏羲,便可以叫黄金时代;炎黄到尧舜,是白银时代;夏商周,是青铜时代;春秋战国,则无疑是黑铁时代。对于前三段,诸家有争议。对于后一条,除法家外,无分歧。

如此说来,人类一旦建立国家,岂非就每下愈况,等于踏上了不归之路?

当然不是,也没有后悔药可吃。

事实上,氏族部落时代,并非庄子和希腊、罗马这些诗人哲学家们说的那么美好。夜不闭户?那是没东西可偷。炎黄与蚩尤的战争,则跟后世一样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

更重要的是,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国家,或没能建立自己的国家,她的历史就会一直停留在史前时代,比如某些印第安人。相反,只要建立过国家,哪怕后来失去,也会有自己的文明,比如犹太。

国家,是文明与史前的分水岭。

难怪孔子不但不否定小康,还要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了。[8]

问题是,为什么只有建立了国家,才算进入文明时代?国家对人究竟有什么意义?人,真的是必须发明国家并生活在其中的动物吗?如果是,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感叹今不如昔,怀念氏族和部落时代?

国家的逻辑,究竟在哪里?

分道扬镳

荀子说,在人。

荀子是从儒家到法家的中转站。所以他跟法家一样,既肯定国家,又肯定君主。为什么要肯定?为了生存。荀子说,可怜兮兮的人,力气不如牛,速度不如马,生存能力其实是很差的。然而牛马却为人所用,原因就在人能组成族群。因此,族群如果解体,人就牛马不如。[9]

这就一要有道德,二要有君主,三要有国家。

做得到吗?做得到。[10]

荀子说,人与动物的区别,并不仅仅就在“二足而无毛”。水火,有物质无生命;草木,有生命无感知;禽兽,有感知无道德;唯[11]独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所以,他能够发明国家,这是最强大的人类族群;也能够发明君主,这是最合适的群体领导。[12]至于道德,则是最理想的组织力量。有道德,人就是万物之灵。他也就有家有国,有安身立命之本。

君主是核心,道德是力量,国家是归宿。国家与人,就这样焊在一起。

这跟西方不太一样。

西方人也要国家,却未必一定要君主。古希腊的城邦是没有君主的。罗马人,从他们赶走最后一任部落王,到产生第一位君主奥古斯[13]都屋大维,中间竟隔了近五百年,而且那皇帝还要自称“第一公民”。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居然宁肯要三个郁金香球茎,也不肯要一个国王。独立战争后的美利坚人,则不但不要国王,就连统一的国家都不想要。实在拖不下去,才勉勉强强开了一个制宪会议,再磨磨蹭蹭地选出第一届联邦政府和总统。

可见,西方人对待君主的态度,是可以要,也可以不要;有的要,有的不要;有时要,有时不要。不像我们,自从有国家就有君主,只不过秦汉以前封土建国,秦汉以后天下一统,但都是君主制。直到辛亥革命前,还有立宪派主张保留一个皇帝,哪怕形同虚设,只是橡皮图章。

西方人也不认为国家跟道德有什么关系。在他们那里,道德是归宗教和上帝管的。国家需要的是法,社会需要的是德。所以,他们的国家可以有多种模式。直接民主、寡头政治、政教合一、君主立宪、联邦邦联、称王称帝,不但一一试来,而且并行不悖,爱怎样就怎样,喜欢谁便是谁。

显然,当世界各民族开始建立国家,他们就站在了文明的大门前,也站在了历史的岔路口。

之后,大路朝天,各走半边。

很难说谁有道理谁没有。实际上,西方人也经历了君主制时代,而且至今还有名义上的王国。同样,荀子不厌其烦地解释“为什么要有国家和君主”,则说明它在当时其实已经成了“问题”,而且事情也并不像荀子讲的那么简单。比方说,氏族和部落也是群体,为什么非得变成国家?

何况世界各国的诞生原因、存在方式和发展道路,也大不相同。有君主的,也有民主的;有独立的,也有附庸的;有分出去的,也有合起来的;有打出来的,也有谈出来的。五花八门,千奇百怪,不一而足。

道路的选择不会无缘无故,没有谁会拿自己的命运开玩笑。

与其论是非,不如找原因。

那就先看人家。

小人之邦

如果孔子穿越到美国,一定会大摇其头。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国家!这个国家并不以德治国,而是以法。最权威的机构和人,居然是法院和法官。尤其最高法院,竟有不容置疑的解释权。这倒也罢了,尧舜也有司法部长皋陶么!但律师是什么,陪审团又是什么?一个人有罪还是无罪,怎么能由这些胸无点墨的庶人说了算,皋陶大人反倒要听他们的?

议会和议员也不可思议。当然,尧舜那会儿,也有部落酋长和氏族族长的联席会议。西周和东周,则有乡饮酒礼,也就是定期或不定期地邀请社会贤达共商国是,相当于“政治协商”。但尧舜和三代,都没有政党,更没有两党或多党。两党制是个什么玩意?君子不党,他们竟然还鼓励党争,而且为这党争还要花掉那么多的钱,是可忍孰不可忍!

也许,只有联邦制能让他略感欣慰,因为有点像东周。

的确,美利坚合众国那些State,原本是应该翻译为“邦”的。五十个邦从一开始,就有着自己的宪法、法律和民选政府,各自为政自负盈亏,颇有些像诸侯列国。它们共有的那个总统,岂非“天下共主”?

可惜这总统却一点尊荣都没有。国会可以弹劾,媒体可以批评,民众可以拿他开涮,他反倒要为什么“拉链门”之类的破事反复道歉,哪像天子?

文化艺术也不像话。电影院里,电视机上,还有酒吧和百老汇,要么怪力乱神,要么靡靡之音,要么群魔乱舞,很黄很暴力,这不是“郑声之乱雅乐”吗?

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的民众居然肆无忌惮地批评和嘲讽总统,还可以上街游行示威。警察不但不管,反倒提供保护,这不是“无君无父,犯上作乱”吗?

那么,古代希腊又如何?

更成问题。

在爱琴海和地中海环抱的那片贫瘠的土地上,星罗棋布地林立着被称为“城邦”的国家。这虽然也有点像东周列国,却居然没有一个天子,也不分公侯伯子男。城邦与城邦,是完全平等的。哪怕一个城邦从另一个城邦分出去,一旦分家就平起平坐,各行其是,甚至反目为仇。

城邦的政治事务,则交给石匠、铁匠、皮匠、商人、小贩以及游手好闲的公子哥儿去摆弄。他们不但有权说三道四,投票表决,不肯参政议政的反倒还要罚款。比如雅典城邦的政府,是从十个区年满三十的男性公民当中,各自抽签产生五十个人,再组成五百人的会议,任期一年。五百人会议的常设机构是五十人团,由五百人会议成员分组轮流坐庄,任期一个月。五十人团又抽签产生一名主席,主持工作。这样的主席,哪一点像国君?

无君臣,亦无父子。古希腊神话中,天神乌拉诺斯被自己的儿子克洛诺斯打成残疾,失去王位;克洛诺斯则又被自己的儿子宙斯推翻,打入地狱。宙斯自己也被子女们觊觎,靠普罗米修斯帮忙才得以幸免。这些故事都被希腊人口口相传,津津乐道,真可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更可恶的,是这些制度的设计充斥着私心。

私心和私利是联系在一起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私利,也有每个人的私心。为了保证自己的私利不被侵犯,私心得到满足,希腊人的办法是决策机关人数众多,任期短暂,轮换快速,任何人想以权谋私都不容易。美国人的办法则是各种利益集团选出自己的代表,然后到议会去讨价还价,你方唱罢我登场。

这,难道还不是“小人”?

然而这些小人,包括被弹劾的总统,被嘲笑的政客,被送上法庭的犯罪嫌疑人,都只会认为自己的敌人不对,不会认为国家的制度不对。哪怕孔夫子苦口婆心劝其仿效东周,他们也会温和而坚定地说:对不起,No!

此中奥秘,不可不察。

公民与臣民

孔子眼中的“小人”,在西方叫做“公民”。

公民,是古代希腊人发明的词,叫“波里德斯”(Polites),意思[14]是“城邦的人”。这就像周代的“国人”,是指“国都里的人”。

不过在古希腊,并不是所有在城邦里生活的都叫公民。奴隶就不是,外邦人也不是。而且,就算同为公民,权利也不一样。权利最完整的,仅限于公民中的成年男子,叫“全权公民”。他们才是城邦真正的主人,以及城邦政权的授权人。全权公民加上妇女儿童,就叫“自由公民”。外来移民和被解放的奴隶,则叫“被保护民”。被保护民和妇女儿童,都没有参政、议政、执政的权利。

显然,这是一种少数人才能享受的民主。

限制人数是必然的。因为但凡公民,就有权利和义务。这是公民最重要的特征。而且有权利,比尽义务更重要。有权利,就什么都有;没权利,什么都谈不上。何况一旦享有权利,就既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非常自由。

这种资格和待遇,城邦岂肯轻易授人?

成为希腊公民的首要条件是人身自由,后来的罗马也一样。实际上,公民的公,不是公有,而是公共。希腊公民和罗马公民的财产,全都归个人所有,是完全彻底的私有制。而且唯其私有,才能公共。因为自己有私产,就不必从属和依附于任何团体、组织、机构和个人,当然自由。

公民,就是“自由的人”。

臣民则大不一样。

什么是臣?奴隶,包括战俘和罪人。战俘最早被杀,后来则“男人为臣,女人为妾”。他们脖子上拴着绳子,被主人像牲口一样牵来牵去。个别有技艺的待遇略高,比如跳舞的“舞臣”。也有极个别的成为牢头狱霸小头目,帮奴隶主管理奴隶,比如管农业奴隶的“耤[15]臣”(耤读如级),管畜牧奴隶的“牧臣”。甲骨文的“臣”(甲二八五一)。这个字,学者普遍理解为战俘和奴仆,如郑玄称“臣谓囚俘”,孔颖达称“臣谓征伐所获民虏者也”,《左传·僖公十八年》称“男人为臣,女人为妾”,郭沫若、叶玉森、杨树达、马叙伦等均持此说,但解释不同。

这些奴隶中的小头目,可能是战败族群的族长或酋长。他们就是最早的“臣僚”。君臣的臣,就从这里演变过来。说白了,其实是贵族和官员在君主面前以奴隶自居,就像清代的满族王公见了皇帝自称“奴才”。

同样,民也不是好词,至少不是尊称。

在古书中,民这个字,往往被解释为冥、暝、盲、氓。大约因为最早的民都是战俘和奴隶,有的还要被刺瞎眼睛。比如黎民,就是战败的九黎族;畜民,就是被商人统治的老奴隶;顽民,则是被周人打败又冥顽不化的殷商贵族。既然战败,自然是“民”。人,才是胜利者和统治者。在上古,人和民也不平等。最高级的是“大人”,其次是“小人”,最低级的是“万民”。

后来,奴隶变成平民,也还是被统治者。所谓蚁民、草民、小民、贱民、刁民、屁民,包括顺民和良民,都明显带有轻蔑和歧视之意。总之,秦汉以前,人比民贵;秦汉以后,官比民高。孟子能说“民为贵”,实在相当了不起!金文的“民”(克鼎)。这个字,有学者解释为“盲其左目以为奴隶之总称”,也有学者解释为“萌之本字,象种子冒地而出,引申为凡草木萌芽皆谓之民”。两说均请参看商承祚《战国楚帛书述略》。

臣民,就是“臣服的人”。

公民自由平等,臣民服从依附。所以,臣民的国家必是君主制,公民则喜欢民主共和。国家模式和政治体制,其实都是人自己的创造和选择。

国家与人的关系,也许就在这里。

中华的惆怅

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国。

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模式和样式、制度和尺度,都是由组成这个国家的国民,以及他们的文化和历史决定的。强大的国民喜欢弱小的政府,自由的国民欣赏松散的制度,愚昧的国民盼望英明的领导,软弱的国民依靠强权的统治。因此恩格斯说,如果某个国家的政府是恶劣的,而且尽管恶劣却仍将存在,那就可以用该国国民相应的恶劣[16]来解释。

但,这里面有问题。

众所周知,人类最早的国家,大多是君主制,少数是共和制,极个别是民主制。西学东渐前的中国人,更一直认为君主制天经地义,别无选择,反对派一个都没有。如此说来,难道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不要自由,想做奴隶的?

当然不会。

这就必有原因,必有道理。

什么原因?什么道理?

天下必须有序,群龙不能无首。

没错,中国原本就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如果再摊上洪水泛滥、外敌入侵,就更需要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需要号召力和凝聚力,至少得有万众一心的象征。这个功能,在那时不可能由别人来承担。为此,人民只能做出牺牲和让步,对高举旗帜的君主俯首称臣。[17]

这,大约是法家以外思想家们的想法。

因此,除法家外,其他各家对君主制度和君主权力,都是“有条件的维护,有保留的赞同”。比如儒墨道三家都认为,君主可以有,但得是圣人,至少要合格。孟子甚至认为,君主如果不合格,就应该下台。又比如,三家都认为,君臣之间不能是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孔子就说君对臣要彬彬有礼,孟子更认为君若“目中无人”,臣可“视如寇仇”。如果那君主太不像话,人民还可以发动革命杀了他。这能说是“想做奴隶,不要自由”吗?

君主制,并不等于奴隶制。

独立、自由、平等,毕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不会有哪个民族是例外。

只不过,历史会有不同的尝试和选择。

可惜,儒墨道三家主张的条件和保留,离民主或宪政还有十万八千里,实行起来也有诸多问题。比如什么叫“圣人”,三家就说法不一。儒家讲“仁民爱物”,墨家讲“明察秋毫”,道家讲“清静无为”,请问以谁为准?还有,君主如果不合格,怎样请他下台?有办法吗?有法律吗?有制度吗?有程序吗?没有。

那就只有一厢情愿,以及惆怅。

中华民族的国家史和文明史,就是一部不断追求独立、自由、平等,又屡屡求之不得、得而复失的“惆怅史”。

是的,正如希腊实行过“直接民主”,我们也试行过“直接君主”;罗马实现了“以法治国”,我们也探索了“以礼治国”。我们甚至设计了种种方案,希望能够做到“君权与民权并重”。最起码,也不能生灵涂炭,民怨沸腾。

然而曾几何时,这些都成为泡影。分权变成了集权,集权变成了专制,专制变成了独裁。秦、汉、隋、唐、宋、元、明、清,每下愈况。改朝换代一次,起死回生一次,也腐败溃烂一次。最后,不得不拜西方列强为先生。

其实“先生们”又何尝一帆风顺?希腊城邦,孤帆远影;罗马共和,日落西山;民主进程,一波三折;自由之路,险象环生。宗教裁判所就不说了,十字军东征也不说了。单是20世纪,世界大战就打了两次。

文明的步伐,总难免一脚深一脚浅;国家的意义,谁都不可能一夜看清。唯独需要国家,古今中外一样,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臣民还是公民。

那么,国家的秘密又在哪里?[1]阿歇尔(Ussher),又译厄希尔、厄色尔。相关材料请参看朱狄《艺术的起源》第13~15页及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2]埃及文明和西亚文明谁先谁后,有争议。这里不讨论。[3]如果加上奥尔梅克,是“六大文明”。[4]《明史·志第五十七·食货五》:“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1600年后的黄金白银比例是1:4,后来又变为1:5(《明史·志第五十四·食货二》)。1644年后由于白银大量流入国内,当时黄金白银比率为1:8左右,按照当时5500荷兰盾=110盎司黄金≈880盎司白银(1盎司=28.3495231克)。古代1斤=16两,1两白银≈37.3克,换算出来,1荷兰盾≈0.567克黄金≈4.536克白银≈0.1216两白银。[5]伦勃朗的画室绯闻请参看美国时代生活图书公司编著《欧罗巴的黄金时代·北部欧洲》。[6]赫西俄德和奥维德的说法请参看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奥维德《变形记》。[7]“大同和小康”的说法,见《礼记·礼运》。[8]“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见《论语·八佾》:“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9]《荀子·王制》:“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人能群,彼不能群也。”[10]《荀子·非相》:“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11]《荀子·王制》:“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12]《荀子·王制》:“君者,善群也。”[13]罗马人赶走最后一任“勒克斯”(部落王),是在公元前509年;屋大维成为皇帝,则是在公元前27年。[14]关于城邦与公民的解释,见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注本)。[15]臣的解释,见《古文字诂林》第四册。[16]恩格斯关于国家与国民关系的说法,见《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7]法家从不讨论为什么要有君主,他们对君主和君权的维护是无条件的。

第二章 城市跟你说

清风从叶间梳过,倒映在水面的垛墙颤动并破碎。国家,是最大的屋顶;京城,是最厚的城墙。国家的秘密,就在城市。

国家与城市

国家的秘密,北京知道。

作为中华帝国的首都,明清两代的北京气势非凡。运河般宽阔的护城河旁,芦苇挺立,岸柳成行,树影婆娑。每当鸭子在河上滑行,或清风从叶间梳过,倒映在水面的垛墙就会开始颤动并破碎。抬头望去,城楼和城墙突兀高耸,在万里晴空的映衬下现出黑色的轮廓。门楼那如翼的飞檐秀插云霄,凌空展翅,蔚为壮观。行人昏昏欲睡地骑在毛驴上进入城门,身后农夫肩挑的新鲜蔬菜青翠欲滴,耳边响起的则是不紧不慢的驼铃声。

这就是瑞典学者奥斯伍尔德·喜仁龙笔下的北京。准确地说,是1924年的北平。它是中国所有帝都的典型和代表。也许,两三千年前的王城也就是这个模样:一样巍峨的城楼,一样浑厚的城墙,一样古朴的城门把威严的王宫、喧嚣的街市和恬静的乡村联系起来,只是[1]没有骆驼。

是的。夏启、商汤、周武那会儿,应该不会有骆驼。

但,一定有城。

实际上,所有的古老文明,都从建城开始。所有的文明古国,也都有自己的城市,只不过有的声名显赫,如亚述、巴比伦、孟菲斯、耶路撒冷;有的鲜为人知,如埃及的涅伽达和黑拉康波利斯,印度的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巴,克里特的诺萨斯和法埃斯特。没有城市,则不可能。

古老民族的建国史,同时也就是他们的建城史。

的确,一个族群人口再多,地域再广,如果没有城市,那也只是部落或部落联盟,不是国家。一个村长加一个会计,就号称总统和财长,是很可笑的。

其实就连土财主,也有土围子。表现为汉字,就是或者的“或”。或,就是国家的“国”,是最早的国字;也是地域的“域”,是最早的域字。国、域、或,在甲骨文是同一个字。字形,是左边一个“囗”,右边一个“戈”。囗,读如围,意思也是“围”,即圈子、围墙、势力范围。戈,则是家丁、打手、保镖、警卫。也就是说,一个氏族或部落,一旦定居,有了自己的地盘,就会弄个栅栏或墙垣,再挖条沟,派兵看守。这就是“或”。

地盘是越变越大的,人口是越变越多的,规格也是越变越高的。于是,或旁加土,就成了“域”;或外加囗,就成了“国”。有学者认为这是画蛇添足,其实未必。国家毕竟不是土围子,岂能还是“或”?金文的“国”(毛公鼎)。甲骨文的“或”(邺三下·四三·四)。金文的“或”(兮甲盘)。

很明显,国就是或。

那么,国家不同于部落的地方在哪里?

城市。

世界上的文明古国有两种。一种是一个城市加周边农村为一国,叫“城市国家”,简称“城邦”;另一种是中心城市(首都)加其他城市及其农村为一国,叫“领土国家”。两河流域南部最早出现的,就是城市国家;埃及的第一王朝,则是以提尼斯为首都的领土国家。

领土国家也好,城市国家也罢,都得有城市,也都要以城市为中心。

所以,国,必须是“或”字外面再加“囗”。或,只表示有了地盘;囗,才表示有了城市。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国就是城,城就是囗,比如国门就是城门,国中就是城中。如果是领土国家,国就是国都。比如“中国”,本义就是“天下之中”,是全世界的中心城市。后来,才泛指京都所在的中原地区。

至于今之所谓“国家”,古人叫“邦”。国家二字,也原本是“邦家”。后来因为避汉高祖的讳,才改邦为国。其实,国只是都城,邦才是全境。城郭之内曰国,四境之内曰邦。联邦不能叫“联国”,邦联不能叫“国联”,邦交不能叫“国交”,中国不能叫“中邦”,是有道理的。

国家的秘密,就在城市。

知道了为什么要有城市,就知道了为什么要有国家。

大屋顶

城市好吗?

难讲。

不要说现在的城市病得不轻,古代的城市也未必就是人间天堂。中国古代的官员,京官也好,县令也罢,都会在自己的家乡买田置地,随时准备“告老还乡”。必须一辈子待在城里,还只能待在城中城的,只有那可怜的皇帝。

于是,作为补偿,皇帝修了圆明园,贾府修了大观园,欧美的贵族和富豪则在乡间修了或买了别墅。

城市确实未必美好。当然,未必而已。

那么,人类又为什么要发明它?

为了安全。

城市的确比农村安全,冷兵器时代就更是如此。那时,大多数国家的城市都有城墙或城堡。雅典的城墙,就是公元前479年修建的。实际上,城邦这个词(polis),就来自卫城(acropolis),acro是高。可见他们不但要有墙,还要“高筑墙”。当然,也要“广积粮”。

唯一的例外是斯巴达。

为此,斯巴达付出的代价,是把六十岁以下的成年男子都训练成战士,随时准备冲锋陷阵,也随时准备以攻为守。他们,是用自己的血肉筑起了无形的城墙。

同样,在汉语中,城就是墙。城字的本义,就是“都邑四周用作防守的墙垣”。如果有内外,则内城叫城,外城叫郭。如果有高低,则高的叫墙,低的叫垣。墙、垣、城、郭,可以都有,不可能都没有。没有城墙的城市就像没有屋顶的房屋,不可思议。金文的“城”(散盘)。

城市,是古代人类的大屋顶。

当然,这里说的古代人类,主要是指农业民族。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古老文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华夏和印度,都是农业民族创[2]造的。他们最先建立的,也都是城市国家。苏美尔、阿卡德、赫梯、腓尼基,都如此。这并不奇怪。对于农业民族来说,安居才能乐业。这就不但要有前哨,还要有退路。靠近田地的村庄就是前哨,有着高墙的城市就是退路。兵荒马乱,可以进城避难;遭遇灾年,可以进城要饭。

城市,让农民免除后顾之忧。

因此,在战事频仍的古代,最重要的是筑城,最持久的是围城,最艰难的是攻城,最残忍的是屠城。

难怪游牧民族没有城市也没有国家了,他们用不着。

海盗和桃花源中人,也一样。

事实上,一个族群,如果从来就处于和平状态,既未遭遇侵略,也不侵略别人,他们就不需要城市,也不需要国家,比如菲律宾棉兰老岛上的塔萨代人。同样,如果他们永远处于攻击状态,每个人都是[3]战士,也不会需要这两样东西,比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芬图人。

可惜,我们民族既不是塔萨代人,也不是芬图人。我们不但“很农业”,还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所以,我们不但要有城墙,还要有万里长城;不但要有国家,还需要中央集权。而且,这个中央集权国家的首都之一北京,还得由宫城、皇城、内城和外城四道城墙围起来。

国家,是最大的屋顶;京城,是最厚的城墙。

建立国家,图的首先是安全。

但,今天的北京,已经没有城墙了。世界各国的城市,也大多没有。国家的意义和秘密,还在城市那里吗?

这个问题,请上海来回答。

此时无墙胜有墙

上海原本也是有城墙的。

上海的城墙建于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只不过是圆的。原因,据说是经费不足。但这个最省钱的城墙,还是在1843年开埠以后,在官绅士商的一致呼吁下被拆掉了。理由,则是它妨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

原来的墙址上,便有了一条圆圆的马路。

没有了墙的上海真的变成了滩,四通八达,平坦开阔,一点神秘感、隐蔽感和安全感都没有。

然而怎么样呢?

涌进上海的人逐年递增,甚至猛增、剧增、爆满。近一点的,有苏州人、宁波人;远一点的,有广东人、香港人;再远一点,还有英国人、法国人、印度人、犹太人、阿拉伯人。有钱的、没钱的、城里的、乡下的,都往上海跑。鬼佬与赤佬并驾,阿三与瘪三齐驱,官人与商人争奇,妓女与淑女斗艳。开放的上海滩,华洋杂处,贤愚俱存,贫富共生,有如大唐帝国的长安。

但,上海并不是帝都,也没有城墙。这些人趋之若鹜,又是为了什么?

为了自由。

自由是城市的特质。

的确,城市比农村安全,也比农村自由。如果是商业城市,就更自由。比如16世纪尼德兰南方中心城市安特卫普城内,交易所门前[4]悬挂的标牌便是“供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商人使用”;中世纪欧洲某些自治城市则规定,逃亡的农奴如果在城里住够了一年零一天,他便成为自由人。由此,还产生了一句民谚——“城市的空气使人自[5]由”。

当年的上海就是这样。二战期间,上海甚至敞开大门接纳了大量被纳粹追杀迫害的犹太人。没有城墙的上海,反倒是安全的。

是的,此时无墙胜有墙。

其实,如果仅仅只有安全的需要,城市和国家都并非必需。氏族和部落的土围子就已经很好。然而,哪怕它好得就像福建客家人的土[6]楼,四世同堂,固若金汤,土围子的封闭性也终归大于开放性。因此,在那里不会有使人自由的空气,弄不好还会相反。

必须有一种新型的聚落,既能保证安全,又能让人享受到充分的自由。

这种新型的聚落,就是城市。

新聚落(城市)与老聚落(土楼)的最大区别,在于里面住的不再是“族民”,而是“市民”。市民的关系一定是“超血缘”的。他们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易,也一定会超出地域的范围,打破族群的界限,甚至杂居和混血。

这就必定产生出两个新的东西,一是超越了家族、氏族、胞族、部族的“公共关系”,二是与此相关的“公共事务”。处理这样的事务和关系,氏族部落时代的办法和规范已不管用。管用的,是拥有“公共权力”的“公共机关”,以及如何行使权力的“公共规则”。这个“公共规则”,就叫“法律”;这个“公共权力”,就叫“公权”;这个“公共机关”,就叫“国家”;而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人,照理说就该叫“公职人员”或“公务员”,甚至“公仆”。

以城市为标志,国家诞生。

也就在这天,“或”变成了“国”。

变成了国的或不再是氏族和部落。它的人民也不再是“族民”,而是“国民”。国民就是依靠公共权力来处理公共关系和公共事务的人民,国家则是利用公共权力来保证国民安全与自由的公共机关。因此,对于国家和国民,头等大事都是如何看待公共权力——交给谁?谁来交?怎么用?

不同的国家模式和体制,由此产生。

民主的模样

爱琴海早晨的阳光从来就很迷人,雅典的居民也大多起得很早。作为城邦的当家人,伯里克利早早吃完简单的早餐,就吻别女友办公去了。

他的女友是外籍居民,因此只能同居,不能结婚。

这事很让伯里克利头疼,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生下的儿子小伯里克利,将不能成为雅典公民。当然,外籍居民的待遇并不差,同工同酬,来去自由。他们所做的贡献,也能得到城邦的承认和尊重。比如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史学之父希罗多德,便都是外籍居民。但除非特许,外籍居民不能拥有政治权利,对城邦的公共事务也没有发言权,哪怕他是伯里克利的儿子。

更糟糕的是,这条关于公民资格的法律,恰恰是伯里克利执政期间,由他本人提出的。只不过,那时还没有这位让他神魂颠倒的同居女友。

这真是不折不扣的作法自毙。

但伯里克利只能咽下苦果,尽管他是雅典城邦最有权势的人。事实上,伯里克利不仅位高权重,而且对城邦的贡献无与伦比。正是在他的治下,雅典走向辉煌,达到鼎盛,以至于这个时期被称为“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的雅典,也被伯里克利本人骄傲地称为“希腊人的学堂”。

伯里克利,是可以相当于大禹或周公的。

然而伯里克利的待遇,却比大禹和周公差得远。作为公民,他没有任何特权和享受,只能跟其他人一起住在普通居民区里,房子是土坯垒成的墙,坡式屋顶上盖着赤陶的瓦片。作为民选的将军,他也只能听命于公民大会。他甚至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出席公民大会受审,并判处巨额罚金和解除职务。

这事发生在公元前430年,也就是伯里克利发表“阵亡将士葬礼演说”的第二年。正是在这个著名的演讲中,伯里克利热情洋溢地讴歌了雅典的民主制度,认为只有这样的制度才是最合理的。也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保证希腊城邦的繁荣昌盛,希腊人民的幸福安康。他的演说是那样的真诚和实在,完全没有想到很快就会被自己赞颂的制度,一耳光打得满地找牙。

命运相似的还有丘吉尔。

领导了反法西斯斗争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也是在胜利之后被他的人民利用民主制度卸磨杀驴的。1945年7月,保守党在英国大选中落败。正在参加波茨坦会议的丘吉尔,只能黯然神伤地走下舞台。据说,挨了当头一棒的丘吉尔闻讯以后曾发表了这样一句名言:伟大的民族对自己的伟大人物,总是忘恩负义的。

丘吉尔此刻的心情,怕是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实际上,这正是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评论伯里克利的话。而且,我们还必须补充一句:这样的民族,一定是崇尚民主的。事实上,只有民主国家的公民,才会如此“忘恩负义”。更重要的是,也只有这样国家的公民,才能够这样做。

因为民主的要义,就是“主权在民,政权民授”。

是的,国家的公共权力不是哪个人的,也不是谁家里的,而是全体人民的。是全体人民当中的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私权利”部分地让渡出来,这才共同组成和变成了“公权力”。使用公权力的执政者,只是让渡私权利之全体人民的代理人。故,他必须由人民选举,得到授权;必须对人民负责,受到监督;还必须有一定的任期,通过选举来换届。终身制,必非民主。

所以,民主国家的国民一定“忘恩负义”。他们固然看重你以前都做了什么,做得如何,却更关心你将来怎样,想干什么。丘吉尔被取代,原因就在这里。同样,民主国家的国民也难免上当受骗。伯里克利的下台,还有许多不怎么样的总统和总理的上台,便是如此。但,民主国家领导人的任期都有限制。因此,如果看走眼选错人,有后悔药可买。可见,民主是“可以纠正自己错误的制度”。也因此,它是目前“最不坏的制度”。

这就是民主。它就是这个样子,不管你喜不喜欢。

君主的来历

与伯里克利的可怜兮兮相反,埃及的法老俨然是神。

古埃及人对法老的尊崇,今天看来近乎病态。当时官员和贵族最大的荣幸,是能够匍匐在他面前亲吻他的脚印;最值得夸耀的,则是终身不曾挨过他的鞭挞。他的名字不能叫出声来,因为据说里面有无法抗拒的魔力。他的王衔中有一只鹰,那是太阳神的图画文字符号,就像中国太阳里的“三足神鸟”。这是埃及第一王朝四位法老的王衔,其中第一位纳尔迈,也叫美尼斯,是兼并了上下埃及的人,古埃及最早的法老。这四位法老的王衔中都有鹰。

鹰神荷鲁斯原本是地方“保护神”,后来成为上下埃及共同的神。法老,就是国家保护神在人间的化身和代表,是“太阳神的儿子”,死后则成为诸神中的一个,就连入主埃及的希克索斯人也这么说。这样的权威当然毋庸置疑。只是到了帝国的后期,挑战中央的地方统治者才自称“月亮神托特的儿子”。

没错,君主制的要义,就是“主权在君,君权神授”。

神的儿子当然要住进神殿。实际上,“法老”(pharaoh)本有“宫殿”之意。称国王为法老,正如称皇帝为“陛下”,称王子为“殿下”。他们甚至死后都要住进宫里,只不过那宫殿叫“庇里穆斯”,也就是金字塔。

神有神庙,王有王宫,朝廷当然也就叫“庙堂”。

但,君主并不是神,也不该是神。最早的君主,原本是部落的酋长。他们起先叫“尹”。尹,就是手上拿了根东西,甲骨文的字形跟“父”十分相像。甲骨文的“尹”(《甲骨文编》甲一七一二)。甲骨文的“父”(《续甲骨文编》乙九七一)。

父,也是手上拿了根东西。只不过尹手上拿的是“杖”,父手上拿的是“斧”。但有人说父拿的也是“杖”,还有人说父拿的其实是“炬”,因此是“继往开来的领路人”,也就是“带头大哥”或“主心骨”。埃及法老权杖。

其实,父或尹,手上拿的是炬,是斧,是杖,都无所谓。因为不管他拿什么,都意味着有“指挥权”。所以,炬也好,斧也好,杖也好,都是“指挥棒”。后来,变成“指挥刀”。再后来,变成“权杖”。

与此同时,尹,也就变成了君主的“君”。金文的“君”(天君鼎)。

君,从尹从口,也就是部落王或大酋长在发号施令,听命令的则是“族群”。群,原本是不能用来说人的。人多了叫“众”,兽多了[7]才叫“群”。不过这是春秋以前的观念。到战国,君已经成为“人群”的领导者。但,群是“羊”字上面一个“君”,说明“君”原本是牧羊人,比如“姜”或“羌”。尧舜联盟中的部落酋长叫做“牧”(十二牧),不是没有原因的。

显然,君,最早是劳动者,这就是氏族的族长;后来是领导者,这就是部落的酋长;最后才是国家的统治者,这就是国君,是侯、王、皇帝。

作为劳动者和领导者的“君”,原本是一些具有个人魅力的人。他们是在族群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刀耕火种、杀出重围时脱颖而出的。策划,则神机妙算;围猎,则奋勇当先;迎敌,则指挥若定;农耕,则每每丰收。这样的人,当然不难获得族民由衷的尊敬和拥戴,成为当之无愧的领袖。他们甚至可能因为特殊的贡献而在死后被尊为神,比如大禹。

于是,“君”就变成了“主”。甲骨文的“主”(甲一五〇)。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灯中火主”,也就是灯芯。[8]

主,原本是灯芯。后来,却变成了“主人”和“主宰”,甚至“救世主”。

这是跟民主制完全不同的道路。

殊途同归

道路的选择有如航海,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海图。

东方各国选择的都是君主制。而且,也都是先从部落(或部落联盟)变成部落国家,然后从城市国家变成领土国家,最后从各自为政走向中央集权,变成王朝和帝国。

最早建立了集权制的是埃及,这就是纳尔迈(也叫美尼斯)的第[9]一王朝。然后是两河流域,这就是萨尔贡的阿卡德王国和汉谟拉比的古巴比伦王国。印度的孔雀王朝和中国的大秦帝国则要晚得多(见附录表2)。而且,印度的国王也不是神或“神的儿子”。他们属于“刹帝利”,等级比“婆罗门”(祭司)还低。到阿育王时代,也就是[10]中国的战国末年,国王才自称“诸神的宠爱者”。

中国的道路有所不同。

中国的君主不是神,而是圣。他们是“天的儿子”,叫“天子”。天子是“人中之龙”,只在天的面前称臣。当然,也没有什么祭司或教皇之类的人物,可以凌驾于他们之上。所以,中华帝国是最稳定和最完善的帝国,稳定到不可能被蛮族征服,也不可能在自己内部发生制度性的革命。

海图,确实是多样的。

希腊和罗马是另一条路。他们的政治体制其实有许多种,包括贵族政治和寡头政治。简单地说,雅典选择的是民主,罗马选择的是共和。雅典民主存在了二百多年,然后被马其顿王国征服。罗马的共和则存在了近五百年,然后是君主制。到西罗马帝国灭亡,差不多也是[11]五百年。

航线,也是多样的。

但,构成海图的要素,世界各民族却是相同的。最重要的,是公共关系、公共事务、公共权力、公共机关和公共规则。规则,有公民的约法、君主的王法,以及中国的礼法。礼法、王法、约法,原则上都应该是成文法。公权力的行使,也要依靠法令和文书。因此,各文明古国都有自己的文字,比如古埃及的“图画文字”,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克里特的“线形文字”,印度河的“印章文字”,中国的“甲骨文字”。这是“文明的界碑”。

那么,选择航线的灯塔是什么?

安全与自由。

安全与自由,就像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矛盾。侧重点不同,选择就会两样。更看重自由的,选择民主制;更看重安全的,选择君主制。因为民主的政府必定弱势,非如此不能保证国民的权利不受侵犯,国民的自由不被干涉。但这样的政府要想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古代便难免力不从心。这是大多数古老民族最终都要选择中央集权的原因之一。是啊,要么有自然灾害需要抗拒,要么有外来强敌需要抵御,政府非[12]得强势不可。

问题是,安全可以用技术来解决,自由却只能靠制度来保证。因此,世界各民族又会殊途同归,最终都将走向民主。只不过在此之前,大家都得走过漫长的道路,包括西方,也包括中国。

然而,没有什么航程会是弯路,没有什么探索毫无意义。所有民族的勇往直前和坎坷曲折,都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也都是可以互相借鉴的。为此,我们恐怕得去走走人家的航路,并顺便访问几个港口。

比如雅典,比如费城。[1]请参看奥斯伍尔德·喜仁龙《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北京燕山出版社1985年版。[2]古老文明的创造者都是农业民族。埃及人把自己的国土称为“克麦特”(kmt,意思是有别于沙漠的“黑土地”),古巴比伦的一份文献称“田地是国家的生命”(见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第101页);而在印度,“田地被小心地测量着”(《梨俱吠陀》)。[3]关于塔萨代人和芬图人,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4]安特卫普的标牌,见刘明翰主编《世界通史》(中世纪卷)。[5]逃亡的农奴因城市而自由,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6]福建客家人的土楼堪称“迷你型城市”。它的外圈是夯土而成的厚重的墙,上面有箭垛、枪眼和望哨,正中则是公共空间。居民平时各人过各人的日子,有事集中起来商量。如果遭遇侵略,则同仇敌忾。[7]《国语·周语上》:“兽三为群,人三为众。”[8]主即“炷”的本字。小篆的主字,像一盏油灯之形,上面的一点代表灯芯上燃烧的火苗。所以,主的本义即指灯芯。主字后来多用为主人、家长以及主持、掌管等义,故另造“炷”代替它的本义。《说文·丶部》:“主,灯中火主也。从,象形;从丶,丶亦声。”本义为灯头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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