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训培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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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图书馆与社会阅读试读：
序言
逸出不等于遗忘
历时三年，《民国时期的图书馆与社会阅读》勉强算是完工了。在这本十万字的小书中，我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素有修史传统的中国人比谁都明白，历史书写的线性特点和宏伟节奏难免会带来挂一漏万的毛病，不论是主观的选择、省略，抑或客观的遗忘，都使得大量的人和事逸出我们的视野之外。”逸出是难免的，但是对于图书馆史乃至于图书馆学科的建设来说，却未必是件值得庆幸的事。
书中有一部分《图书馆与阅读指导》，写的是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如何向民众推荐读物，怎样使得一般民众找到他们要读的书，以及在民众不能阅读的时候及时和积极地提供帮助的情形。在该章中，我碰到了一个叫徐旭的人物。这个人做的一些事在图书馆界应该说是比较容易引人关注的，他在20世纪30年代写了两本书——《民众图书馆学》和《民众图书馆实际问题》，都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在40年代写了一本书《图书馆与民众教育》，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所署的单位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熟悉图书馆史的人可能会知道，这个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所在地为苏州，曾经培养了一批图书馆界的老前辈。徐旭还办了两件颇为值得纪念的事，一是办了一个叫江阴巷民众实验图书馆的机构，二是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民众阅读兴趣的调查。据福建图书馆方面称，调查问卷曾从江苏寄到福建。在一些大的刊物如《图书馆学季刊》上，徐旭也发表过若干论文，多是关于图书馆民众阅读指导的。
按照我的判断，这样一个人物，或多或少应该在图书馆学史或是图书馆人名录中留下痕迹，结果却出乎我的意料，甚至有点令我失望，几本现当代编辑的《图书馆人名录》《图书馆辞典》或《图书馆大事记》中连提都没有提过他。这是一个被遗忘者。江苏不像浙江编辑有《浙江图书馆志》和《浙江省图书馆志》，可从中寻获线索。偶得一套叫做《苏州民国艺文志》的书，据书的前言介绍，凡是民国时期的苏州人或在苏州工作过的人物，只要有著作的，都在收录范围之内。可是关于徐旭的记载仍然遍寻无着，在《艺文志》里，徐旭仍然是一个被遗忘的人物。其他的苏州方志中也没有提到过徐旭。我又找到了陈玉堂先生编辑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这是一本迄今为止收录民国人物最全的辞书，还是找不到。其他的如《民国人物大辞典》等也没有徐旭。没有线索，只能乱翻书，几乎所有的人物辞书都在翻阅之列，偶有一次，在一本《辛亥以来人物传记资料索引》中找到了徐旭，共有三位，最后一位见于《中国图书馆名人录》（又名《中国图书馆界人名录》），这一位很可能就是我要找的徐旭。真是费尽周折。这本名人录的编者也是一位老图书馆工作者，叫宋景祁，编辑时间是1930年，名录由上海图书馆协会出版，北京图书馆有收藏。
该书73页有这样的记载：
徐君旭，字寅初，浙江嘉兴县人，现年二十七岁，民国十一年夏毕业于嘉兴秀州中学，派至前国立东南大学暑期学校研究图书馆学，其后即任职于秀中图书馆，翌年夏至杭州之江大学文科，求学，课外阅辄览图书馆学书籍，二年后，复应嘉兴秀中之聘，任教员兼图书馆主任，事务部主任凡三年，十七年夏任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院图书馆主任职，劳农学院图书馆主任兼教员，著有《民众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实用图书馆学》。
由此推算，徐旭应出生于1903年前后。当然，编者宋景祁先生与徐旭先生乃同时代人，没有提供其卒年，并且没有提供其25岁以后的活动和作品，都是正常的。徐旭先生的作品可为我们了解他的活动提供一个大致的印象，如办图书馆、进行阅读调查、编写图书馆学书籍等。我们可以进行相关的补充。虽然这不是一份完整的履历，但是不能否认它的价值，我想，把这段资料挖出来，至少可以让人对这位80多年前的图书馆界前辈有点印象。
这本偶然之间翻到的《中国图书馆名人录》是有价值的。除了杜定友、李小缘、陈鸿飞等大名鼎鼎的人物外，多数是名不见（现）经传的，这些人或有著述，或在图书馆实际工作中有所贡献，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早期图书馆人的活动，对图书馆史研究的意义不言而喻。我以为是值得重印的，与之一起有收藏价值的还有新昌吕绍虞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编写的《中国图书馆大事记》。这些资料都已经不好找了。
在小书的附录中，我共列出了与本主题相关的人物48位，按照首字母音序排，分别为陈独醒、陈豪楚、陈颂、陈训慈、陈影鹤、陈友松、董铸仁、杜定友、顾实、洪焕椿、洪有丰、蒋复璁、蒋镜寰、金敏甫、金天游、李公朴、李靖宇、李小缘、李絜非、李钟履、刘国钧、刘澡、吕绍虞、马宗荣、毛坤、钱亚新、裘开明、沈学植、沈祖荣、史量才、舒纪维、孙福熙、陶述先、韦棣华、徐赓鳌、徐家壁、徐旭、许振东、严文郁、杨立诚、杨昭悊、叶章和、应修人、俞爽迷、俞子夷、袁同礼、赵建勋、周连宽。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图书馆界的前驱，也有些是教育界人士，如俞子夷，但是他从教育角度看图书馆的文章对图书馆工作不啻是一种促进，他还发表有大量关于阅读方法和阅读内容的文章。民国时期的图书馆界和教育界的关系实际上是很密切的，图书馆人一直把自己当作教育工作者，教育者研究的触角也会伸至图书馆，再有一个例证就是孙福熙，一个在图书馆工作过的教育工作者兼文学创作者。
附录中列出了多数人的生平履历，但是仍有少数处于不明状态，如陈颂，只知他是文华1930届学生，撰有《如何引导民众到图书馆来》《图书馆之任务与其在中国之地位》等文章；董铸仁，撰有《图书馆与读众》《古今伪书考述评》等文章；李靖宇，撰有《怎样使农民和图书馆发生关系》《县立图书馆与乡村小学教师》等文章；舒纪维，曾任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徐家壁，徐家麟之弟，文华1930届毕业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赵建勋，著有《乡村巡回文库经营法》。更为蹊跷的是文华1930届的毕业生陶述先，他的图书馆“要素说”被广为引用，也撰有《图书馆广告学》，却没有人能说清他的履历。没有找到他们的资料，这是我深以为遗憾的。
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是个培养了大量图书馆人才的学校，学校的教师多为图书馆界先驱，1930届、1931届、1933届学生也大多是老一代图书馆工作者中的精英，但是在图书馆史中，这批学生却大多成了“小人物”，音讯全无。文华有个纪念文集，也没有交代他们的下落，不知道是否是由于自己的孤陋寡闻，没找到文华的档案。如果有这一资料，将于图书馆学史研究裨益极大。窃以为，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三个重镇为：武昌、江浙和平津，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浙江省立图书馆、北平国立图书馆为其代表。文华主要从事图书馆专业教育，浙江省立图书馆主要推进图书馆社会化，北平国立图书馆主要从事图书馆学术研究，各有侧重，也有交叉，都很值得研究。
在写作中，除了徐旭这个人以外，碰到的另一个难题，就是私立浙江流通图书馆这个机构。其实，浙江流通图书馆的资料是比较好找的，创办者陈独醒先生著有《图书馆为什么要劝人读书》《怎么叫做流通图书馆》《怎样办理流通图书馆》《图书为什么要流通》等书，从中可以辑出很多资料，更有六卷浙江流通图书馆主办的《中国出版月刊》可供参考。浙江流通图书馆的成立以及前九年的历史都有专文论述，“来龙”是很容易摸清的，但是“去脉”呢？《图书馆大事记》中要么就是不提这个机构，提到的也只有它的成立和初期活动，至于它的结果如何，无一字涉及。我猜想，可能有两种结果：一是在抗战杭州沦陷的时候，毁于战火，事业也就中断了，这在时间上是与“九年”大致吻合的，二是在1949年或1956年的时候被接管或公私合营掉了。我就去翻查杭州方志，查看杭州大事记的时候，终于是找到了资料。我的猜想大致不错，1937年12月杭州沦陷的时候，该馆蒙受极大损失，确实停顿了，但是凭借着他们顽强的意志和高度的事业心，1946年的时候重新开张。到了1949年以后，该馆被浙江图书馆接收，成了浙江图书馆的鼓楼流通站。
浙江流通图书馆只是民国时期图书流通事业的一部分，但就流通图书馆而言，又有多少不为我们所知。我见过的资料里，关于流通图书馆的记载，以两者为多：一是上海申报流通图书馆，史量才和李公朴为负责人；二是上海通信图书馆及相继而起的“蚂蚁图书馆”，应修人、徐赓鳌、沙千里等为负责人。这些负责人，或为爱国人士，或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对他们的报道，以政治性的为主，不过也为学术研究积累了很多素材。但是图书馆界对此的研究是明显不够的，专题研究不多，在图书馆特色论和特色图书馆介绍中倒是有一些，但是和他们曾经的贡献相比，这些研究是显然不够的。还有很多流通图书馆，如杭县县立教育流通图书馆（1928）、临安教育流通图书馆（1929）、私立佛山流通图书馆（1929）、上海市立流通图书馆（1930）、诒福流通图书馆（1933）、私立江苏流通图书馆（1934），别说研究了，资料都很难见到。或许，需要当代图书馆人的协力齐心才能避免在图书馆史研究中见到此类尴尬。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李钟履先生编辑的《图书馆学论文索引》第一辑（清末至1949年9月），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论文，大多分布在三大刊物（《图书馆学季刊》《文华图书科季刊》《中华图书馆协会会刊》）中，还有多的就是在《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和《中国出版月刊》等比较稳定、持续时间比较长的刊物中。但是正如诸位都知道的文献分布的二八定律，仍有20％的文献分布在其他领域的期刊中，如果综合考虑民国时期图书馆学和教育学的特殊关系，这个“其他”也就不仅只有20％了，《教育与民众》《民众教育月刊》《民众教育季刊》这些刊物刊载了大量图书馆人或与图书馆相关的论文，如果不是“索引”的帮助，就很难找到这些论文了。李钟履先生还编辑有《图书馆学季刊总索引》《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总索引》，有对研究的极大助益，但是我觉得仍然缺了一些索引，比如《文华图书科季刊》《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中国出版月刊》，如果能把其中有价值的、重要的文献加以索引，是有“前人种树”的功德的。
尽管我的小书把总体的时间范围定在民国时期（1912—1949），但是倘把范围缩小，也未尝不可，我所见到的多数论文，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到1937年之前完成的，多数事件也发生在这个时间区间内。这是与这个时间段的社会教育、民众教育、平民教育、农村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扬分不开的，甚至到了举国上下莫不以谈教育为时髦的境地，可以说，这么一种情形为图书馆在上世纪30年代的黄金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环境，图书馆也在其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直到1937年开始被战争所打断。但是，恰恰是这个时间段，是图书馆史研究的薄弱环节，至少我见到的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多，正如我在“流通图书馆与图书馆流通事业”一章中所说的那样，灿烂如花的图书馆事业，绽放于风雨飘摇之中，然后，就是长久地被遗忘。但是，我不希望这是事实，因为我觉得，逸出是暂时的，遗忘是长久的，对于图书馆史和图书馆学科建设来说，逸出是可以理解的，遗忘却是不正常的。 第一章观念的继承和转变《三国演义》开宗明义就言：“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句话说不上是规律，但却是客观的描述。中国历史有两次大分的局面，时局很乱，但旧的观念被打破，思想得到解放，文化和教育事业重组，也就孕育着“合”的契机。这两次局面，一是春秋，一是民国。民国的变动较春秋更为剧烈，因为它变动的推力，不仅来自华夏内部，也来自西方，开始是不自觉的，逐渐也产生了自觉的成分。一、时代背景（一）西学引进
近代国人多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切肤感受。文化的对撞以武力为中介，被动地适应、不自觉地改变是一种必然。1840年，中国的门户被炮舰轰开，国人被迫放弃“天朝上国”的迷梦，“睁眼看世界”，接着是甲午年（1895）我们泱泱华夏惨败于“蕞尔岛国”，庚子年（1900）八国联军进北京又几致亡国。这一连串的打击，是连一开始就认识到中国并不富强的人也始料未及的，人们对国事看法发生显著的变化，中国竟然是如此的事事不如人。稍稍滞后的是先知先觉者向西方学习、改造社会的艰难跋涉，锐意变法（1898）、兴学（1901）、筹备立宪（1905），他们的努力也撼醒了一部分“铁屋子”中的人，各个领域都有一些人到西方取经，人一多，也就演化成了一股西学东渐、西风东吹的时代思潮。教育是这股思潮中的弄潮儿，被认为是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图书馆也加入学习西方的行列中。由于先知先觉者的努力，图书馆建设在晚清就得到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晚清图书馆建设的大致步骤是这样的：
自光绪末年，数省已设藏书楼，颇仿新制。至宣统元年，学部奏定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而预备立宪分年筹备事宜，于此亦有规定。次年，京师图书馆成立，清廷复令各省一律开办图书馆，于是浙省等藏书楼皆行改称，而川滇陕豫苏粤各省亦先后创设，省会以外，(1)亦多有因书院旧绪而扩充或自为创设者，立今后发展之基础。
到了民国初年，蔡元培先生主持教育部工作，图书馆被纳入其下属的社会教育司管辖，社教司将通俗图书馆作为推广社会教育的重要工具，力推图书馆之普及，图书馆数量与日俱增。其中，民众教育馆附属的图书馆和通俗图书馆是增加的主体。
图书馆迅猛增加带动了两项工作的展开：第一，现代图书馆的源头在西方，而中国的图书馆是沿着藏书楼的思路一路下来的，若一仍旧贯，守着藏书楼建图书馆，无异于闭门造车。为避免图书馆染上藏书楼某些不良性状，不少图书馆人希望用西方图书馆模式扶正中国图书馆的发展道路，一面是去西方取经，另一面是介译西方图书馆学著作，学目的，学主义，学方法。第二，数量激增的图书馆引起了知识分子的普遍关注，是否接触过西学，是否本为图书馆界人，都不关紧，重要的是他们都发现了图书馆作为社会改造的试验场的潜力。改造社会先得改造教育，改造教育先得改良工具如图书馆。依照这一逻辑，不同背景、不同身份的人按照自己的理解、自己的理想进行改造图书馆的实践，尽其能事，轰轰烈烈。
这个时候的图书馆能得到较大发展，和当时西方的局面也有关系。20世纪初，大规模的以“学习的全民化和终身化”为口号的社会教育活动在西方方兴未艾，图书馆是活动中被依赖的重要工具之一，留学西方的人不可能视而不见，对这些旅人来说，“不论到何处，(2)不用负重笈”就能得到读书的好处，实在是值得钦羡。这一点，就连短期出访的晚清大臣也感觉到了，连上奏折，要求兴办图书馆、博物馆，复兴教育。教育事业被当作了缓解社会矛盾、挽救处于颓势中的清政府的救命稻草。其实从儒家老早就有的训言中就可以挖掘出这层意思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但是另一方面，没有能力承担中国近代化的历史使命但又不愿意主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清政府为了维护统治，严格遵循着“体”与“用”的界限，不成体统的措施不行，政治的措施也不行，教育的措施，有行的也有不行的。图书馆事业在当时属于“兴学”范畴，但是被划归到“用”的一边，至少是无关政治大局，作为清政府妥协和折中的一个筹码来推行。
光绪卅一年，湖南始有公立图书馆之创设。天津南京继之。宣统元年，学部颁布图书馆规程，而保定、山东、河南、山西、广东、吉林、黑龙江、浙江、广西、苏州等处，次第设立。怯藏书楼之陋习，(3)树图书馆之楷模，实基于是！
图书馆既设，与之相配套的观念、管理、模式、方法也相继进入。
中国图书馆由古典形式向近代形式转变，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西方近代观念和方法的传入，不仅仅是水平参照，而是影响深远的学习，系统的与不系统的。与当时几乎所有领域的学习类似，图书馆的学习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日本，一是美国（因美国与英国的特殊关系，对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影响，虽以美国为大，二者实有互渗）。将日本作为西学中的一部分是因为明治维新后，西方的观念和理念在日本盛行，由于距离中国近以及中国本身不完全开放的情势，日本成了中国接触西方的中介。一个明显的佐证就是中国翻译的一些西方的书是从日文转译过来的，日本国内的思想、观念也是混杂的，但图书馆特别是公共图书馆这一从西方传过去的事业所代表的思想、观念首先来自西方却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可能经过改造。日俄战争之后日本被视为后起国家的楷模，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欣赏，大量中国学生涌向日本，其中就有一些是学图书馆学的。日本的图书馆学书籍，此时也被译介至中国，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些国人参观日本图书馆后的报告与感想。刘国钧先生指出：“当是时，需要未宏，自无图书馆学之足言。(4)其有一二注意及此者，又大半胎息于日本。”美国图书馆界对中国的影响就更大了，李小缘先生说过：“公共图书馆是美国对于现代文(5)明的贡献。”对公共图书馆的老家，中国图书馆人更是倾心仰慕。美国图书馆协会的说法和做法经常被中国办图书馆者所引用，他们的理论和实践使得中国的图书馆人深信，图书馆是思想权力的产生地，图书馆是最高尚最有力量最有价值的教育机关，图书馆最为难能可贵的就是自由开放，这些内容被中国人称为“美国式的图书馆的精神”(6)，这种精神也是中国图书馆最缺的。有一则近乎戏谑的说法道破了中美图书馆之间的差别：“若（读者）数目像中国这样流通的少，我包管他们第二年必定关门，他们的董事必定说他们因为没人借书，所(7)以开着没用。”正确认识乃知耻而后勇之开端。彼时，中国图书馆界动辄欧美，“欧美国民，视图书馆为继续终身之教育机关，如日用之布帛菽粟，不可须臾离者”、“欧美图书馆，无一取资者，日本公(8)共图书馆亦然”等，不可胜数。
从图书馆与社会阅读角度来看，中国图书馆受美国的影响比较大，日本图书馆仍然有抹不去的制度严密、管理严格、等级分明的痕迹，从日本翻译和介绍的内容以技术和管理为多也就不足为怪了，如图书馆的清洁与消毒、馆员的训练、图书馆图书的类别配置等内容。而美国图书馆界对中国图书馆的影响主要在精神方面。“不同文明之(9)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这一次中西文化的碰撞也成就了中国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的发展，发展中最让中国图书馆人以为不足、亟待改进的可能就是图书馆自由开放精神的缺失。技术的东西容易学，但身价取向、阶层取向的社会观念不是学一学就能改变的，图书馆于其中，可能更需要一种“舍我其谁”的气概和勇气。（二）传统中萌生的要求
任何一个社会都脱不了创造和适应两个形态，前者来自社会内部，是内发的力量，后者来自社会外部，是外来的压力。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中国，表现地尤为明显。按照梁启超先生在《新民说》中的说法，“新”有两种方法，一是“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是(10)“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西方的东西，是本无的，要“神其用”，“变其质”，实行拿来主义。那么，什么是本有的呢？对于本有的东西，如何判断其有用，又如何“淬厉”而新之呢？
众所周知，藏书楼是供少数人使用的，而且也只能供少数人使用，但是读书进阶却是藏书楼时代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途径，参与人数众多，需求和供给的不一致就产生了矛盾，对大多数读书人来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可能是不如“安得藏书楼千万间”能使人更“欢颜”了。于是，社会内部的要求就产生了，需求越高，就越能感觉到瓶颈带来的窒息，要求改革的呼声也就越高。明代的曹溶想出了一个法子(11)来解决这个问题，藏书家之间互相看目录，标出各自所缺的书，然后用门类、时代、卷帙等为衡量标准，约定让自己门下的杂役抄写对方所缺的价值大致相同的书，然后交换。道理是对的，让书能够不出藏书楼而得以在世上流传，降低了书籍流通中的风险，但是很多情况又制约着这一方法的推广，尤其是这种指明了针对古书的方法。比如，那个时候书的价值主要是由存世的数量而非内容决定的，书越少就越珍贵，千金不换，怎么可能指望藏书家抄了书拿出去交换了，即使有，也是偶尔为之。(12)
清乾隆年间周永年所提出的“儒藏说”是传统中萌生的要求(13)的更典型代表。刘音又作《广儒藏说》以为嗣响。在《儒藏说》及其附列的《儒藏条约三则》《与李南涧札》《覆俞潜山》《与孔从谷》和《覆韩青田师》三文中，“儒藏说”的基本内容得到了较为完整的阐释，主要为：第一，“天下之物，未有私之可以常据，公之而不能久存者”，号召将“私藏”转化为“公藏”。第二，“凡四方来读书者，如自能供给，即可不取诸此，寒士则供其食饮。须略立规条，如丛林故事。极寒者并量给束修，免其内顾之忧”，保障低收入者的阅读权利。第三，“惟分藏于天下学宫、书院、名山、古刹，又设为经久之法，即偶有残缺，而彼此可以互备，斯为上策”，置“复本”并施行“网络”存储，规避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中的风险。第四，“果使千里之内有儒藏数处，而异敏之士或裹粮而至，或假馆以读，数年之间，可以略窥古人之大全。其才之成也，岂不事半功倍哉！”解释藏书的实际意义，既重藏也重用。第五，“即如立书目，名曰《儒藏未定书目》。由近及远，书目可以传抄，因以知古人之书，或存或佚”，可称之为“联合编目”。第六，“儒藏既立，可取自汉以来所传读书法编为一集，列于群书之前。经义治事，各示以不可紊之序，不可缺之功。凡欲读藏者，既以此编为师，斯涉海有航，无远弗届。而书籍灿陈，且如淮阴之用兵，多多益善矣，又何患其泛滥而无归哉？”，主题整序以利于导读和信息推送服务。第七，“力不论其厚薄，书不拘于多寡，人人可办，处处可行。一县之长官可劝一县共为之，一方之巨族可率一方共为之”，号召藏书的共建共享，此乃共用之基础。
天下“共读”图景跃然纸上，强调这些，是因为它一方面反映了图书馆／藏书楼走向社会阅读的事实以及潜藏于其中的要求和活动因子，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图书馆／藏书楼走向社会。尽管当时只有藏书楼而没有图书馆，但是很难说此后出现的中国近代图书馆没有受到这些观念的影响，至少，不管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学者有没有看到前人的做法，他们所推行的措施中是有“儒藏说”的影子的。如果说“流通古书”体现的还是一种谨慎的“共读”，“儒藏说”却很实在地指出了传统藏书楼的不足，并且也试图给出解决的办法，很明显，办法虽很详细但并不完善，不完善是因为历史的局限性，局限性也恰恰指明了改进的可能。当历史翻过了这一页，当民本思想为社会所追逐的时候，这些传统中不同于主流的另一面也正式走上了历史的讲台。“流通古书”和“儒藏说”远不能反映传统历史中体现社会阅读要求的全貌，也无法完全涵盖其精神与本质，但是证明了“图书馆与社会阅读”一项，不是完全自西方来，在中国传统的土壤上，也有它的“本”和“原”。当然，事情到这里也并没有结束，内部所萌生出来的要求也是持续性的。特别是到了民国时期，科举被打破的事实已经深入人心，读书群体范围大大拓展，读书“泛化”，这一事实转而也刺激了更多的人加入阅读的行列中，生活的复杂化促成了以“继续教育”为目标的阅读，对图书馆的要求，也就不只限于公开流通了，而且要便于人们阅读，增加“教育”和“指导”在图书馆中的比重。这是后话。二、对旧式藏书楼和藏书楼式图书馆的反思和批判
中国近代图书馆脱胎于旧式藏书楼，很多图书馆从藏书楼采用新制到藏书楼皆行改称一步一步而来，一些图书馆是新创设的，但也仍然受到藏书楼的影响。藏书楼的历史很长，影子也很长，就连被认为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公共图书馆的绍兴古越藏书楼也脱不了名称上的承继。沿袭称谓倒是小事，但是沿袭积习却与图书馆的使命有点不相称。图书馆人在面对这一问题的时候，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割舍不了的图书馆与藏书楼的联系让图书馆人满怀历史的自豪感，他们在追溯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历史的时候，通常将时间推至西周甚或更早，“吾国图书馆事业，发轫最早。老氏掌柱下为藏书最早之职官，刘向校书天禄阁，乃校雠之滥觞。周之外史，秦之兰台，汉之白虎东观，唐之集贤院，宋之崇文秘阁，明之南雍，清之四库馆阁，此国家代有(14)图书馆之征也”。但是另一方面，藏书楼这一机构是必须要批判的，不批判将无以正形。事实也是如此，藏书楼在近代图书馆产生以后，受到了猛烈的批判。要说藏书楼不乏优秀的传统，藏书楼主人中也不乏具优秀品德者，似乎也是人所皆知的事实，所以作为整体受此笔伐，与历史背景是有关系的。
梁启超先生在1902年至1906年间在《新民丛报》中发表了现在被称为“新民说”的言论，他认为：“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经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固，(15)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怯弱，涣散混浊，而国能立者。”他的这番国民重塑理论在当时社会风行一时，不能不说是迎合了多数国民的心理需求。那好，既然国民教育是大势所趋、全民所向，一般机构当然也予以配合，但是，不论是叫做“台”、“室”、“院”、“府”、“楼”、“殿”、“馆”、“阁”的藏书楼和藏书楼式图书馆却有点不识时务、背道而驰的意思，把书放到一般民众不容易接近的地方，甚至就不让一般民众看。即使不作为教育的主要机构，这样的做法无疑也会招致众多炮轰。而在西方，此时的公共图书馆已经成为提升国民修养的中心机关，在普及教育方面比其他机构要有效得多，中国人在参观的时候，往往能给予很高的评价。两相比较，孰优孰劣，变革中的中国更需要哪一种就豁然开朗了。中国人素来讲究“不破不立”、“先破后立”，藏书楼被放到了要“破”的筐子里，延及藏书楼式图书馆。
从藏书楼这一名称就可以看出，历来藏书楼，都重一个“藏”字，把“藏”作为首要职责，官藏、公藏、私藏无不如此。所谓的“藏”，正如很多图书馆人批判的那样，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把书放置在多数人不能及的场所，“一究其用，则或庋禁苑秘府，第凭帝室之鉴赏，(16)或藏深山穷谷，徒供处士之研寻，与民众无与也”，二是设置障碍不允许他人借书与阅书，“无论为帝王独创或巨室私建，大都只许(17)近臣密友钩稽校阅”。也正因如此，古代的典籍在论及某藏书家将书借予他人之时，常引为美谈，与“秘不示人”或示子孙将书“鬻与借人”为不肖比起来，借书确实是一种美德，甚至是“恩典”。清代结集《四库》，特建江浙三阁，皇帝大开“恩典”，允许士子抄写，但也仅此而已。士子以外的各界，难得观光，江浙两省以外的人，(18)更属无缘。杜定友先生对这类现象提出了严正的批评，他认为：(19)“藏是目的，用是手段，若藏而不用，与藏石头又有什么分别？”
一个“藏”导致了书的效用不行或不能尽行，形象地说，造成了书的死亡，当把书作为一种藏品拿来把玩的时候，书就与它的实际意义相隔甚远，且越去越远了。“学者罕能得窥美富，几使文化工具为一二豪贵之族所据为私有，而蓬门荜户之士，虽志切向学，莫有资势，(20)不得纵观秘籍以发展其天赋才力”，不用书的人占有多量书，要用书的人见不到书，这是书的不幸呢，还是人的不幸？书籍“死”了的更形象的指代是因为火烧、虫蛀、水冲等属于“五厄”或者“十厄”范围内的灾祸而在世上消失。书有很强的保存前代文化的作用，“犹得抱残守缺，上以溯先民之典型，下以立一代之制度，使中华衣冠文(21)物不随兵火而沦陷”。记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说是假设地球遭受了一次大的浩劫，只要留下一座图书馆，凭借图书馆里的藏书，人类文明很容易重建。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说法，两个条件很难满足，一是所有其他的机构都没有了，二是唯有图书馆存在。但书可传抄复制的特性近似等于图书馆的不会消失，一本书没有了，其他书还在，也就像郑樵在《通志·校雠略》里表述的，书的存没不会导致知识的存没。而如果是，秘藏的图书呢？“私者如绛云楼公者如文渊阁，所(22)藏图书善本付之一炬，至堪痛惜”，“朝廷藏书，所嘉惠士林者，究属有限，私人藏书，消磨岁月，夸耀豪富，装饰园林，关起门来不(23)肯借人一观，蠹鱼侵蚀，子孙变卖，甚至一把火消灭”，对火烧藏书一事，人们是心有余悸的，这也是批判的导火索之一。藏书对很多藏书家而言，甚至比性命还重要，但是这样的藏书方式，却事与愿违地成了书籍毁坏、散佚的最大根源。藏书楼理应为保存文化尽力，但“藏书楼对保存中国文化的贡献甚少。何以？反倒添了不少国耻。何以永乐大典分散在各国，何以敦煌遗迹多在英法，皕宋楼何以到日(24)本去了呢？日本人书肆的中国古书是由什么地方去的呢？”浙江归安藏书家陆心源的后裔曾经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只要有能够建造藏(25)书楼（指公共性的）的，他们愿意捐献所有的藏书。民国初年，捐书的事情比较多，这是痛定思痛之下的无奈之举，源于藏书楼可见之弊端。
延续了厚重历史的藏书楼，翻到了民初，随着社会教育的兴起，终于是到了非改变不可的地步。藏书楼之更名为图书馆就是明证。但即使是改名了，沿袭着旧习的图书馆却也比比皆是。“我们国家藏书事业，确是直至今日还很少切实的进步。昔日的藏书楼，今日固多易名为图书馆，可是其内容和办法还多是依然换汤不换药的，由古之道，行于今之世，坐使改进无功，人事两困；一方面文化难为普及，不识字的民众，到处皆是；另一方面实施教育的图书馆，或形存神亡，或(26)守株坐困，驯至旧闻荒芜，新智否塞，文化呈停滞不振之象。”
坐守顽固习性的具体表征如，把图书馆盖在人迹稀少的深山里，仍然脱不了只藏不用的毛病，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第二图书馆都是如此。这样的地方对“雅人逸士”们来说，倒是不错，穷读古圣贤书之余，还可以游目骋怀，大发孰乐乐于此的感慨，但这样的“不是精通古今之道学先生，即是骚客名士”能有多少，“一年三百六十天还(27)不知道有没有三百六十个读者进大门”。更可恶的是书籍不准外借，门口挂一虎头牌子“书籍重地，闲人免进”。第二种表现就是以官来做图书馆管理者，或是图书馆管理者多少带有点做官的心态，(28)“管理事务的人都是做官的，人民要看书，得官的许可”。这些管(29)理者，在藏书楼时代，做的是“编辑一部附着考证版本的目录”而已，现在仍然做着典藏编目的工作，毫无长进。“说到民众的需要，开放的方法，当然不是名流式馆长（由退休官吏充任）所能、与所愿(30)顾及的了。”管理者如是，馆里的办事员也都效仿着行事，对于穿着考究的，倒还欢迎，短褐布衣的，就不那么客气了，“即使他们（短褐布衣者）幸而能够索书披读，恐怕馆里的职员，对他们还要特(31)别的监视”，把自己放到贵族的地位，不愿意降格去迎接一般民众。第三种表现倒不是针对人的，而是针对书的，护书如护宝，自然也就不轻易拿出来给人看了，不能不说是对书的真正价值没有正确的认识，图书馆管理者“因搜书的破费和困难，看得非常郑重，束之高(32)阁，藏之深密，不可轻易使它散失一些”，这和很多藏书家的想法是一样的。但正如中华图书馆协会批评的，“后世殆于讲求，寖失(33)本义，藏之中秘，惠不逮民，扃之私家，施不及众”，图书馆管理者所需要的可能是关于书的“本义”的教导。第四种表现是用消极的态度对待读者，这和前面所说的图书馆人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是有关系的。图书馆远一点，往返一趟多费时间，但是需要书的或是了解图书馆价值的人都还是会来的，但是来了之后呢？知道读者来一趟不容易，却把开放时间定得很短，让人一次来回读不了几本书，中间再有点曲折，借书交个押金，领书手续麻烦，书换来换去，办事员又没有好脸色，需要的书可能借不到，没有能告知书在哪儿的人，这哪是读书，是故意讨委屈来了。“（民众）并不是不爱好阅读，图书馆内容及其各种手续之隔膜，或认识之不足，借书视为畏途，因此而借不(34)到所需要的书，感觉到读书对他们并无所助。”
很多图书馆人感慨，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一般人对图书馆存有的鄙薄及漠视的态度，但更多的人尝试着从图书馆自身发展的问题入手寻找答案。他们以为是图书馆自己引起了一般人的误解，以至于表现出不应有的态度。杨立诚先生认为：“我国之有图书馆，由来久矣，而效用不彰，社会漠视，何欤？以办理者多未尽其职责耳。盖图书馆者，非仅庋藏典籍已也，举凡宏教育、敷文化指导社会，靡不与有责焉，又非徒为求学参考之所已也，举凡关于引起阅者之兴味，(35)养成其读书之习惯，辅助其学术之研究，亦皆与有责焉。”这些责任却并未很好地尽到，“在许多地方经营的人还抱着旧日的态度：一种以为图书馆是藏书的地方，一种以为图书馆不过是供少数学者参考资料的地方，以致旧日图书馆，有如衙门，升堂入室，颇觉有高深莫(36)测之慨，书库更不常开”。“图书馆的事业永远不会同大众发生什么关系的，它的使命至多是藏几本书便算完了，一个图书馆只要有盛(37)书的地方和管理书的人，等待着看书的人就是了”。经营图书馆者都以为是平常的，就更没有理由相信一般民众会将图书馆当作与其一生有深切关系的机构了，无怪乎很多民众不知道图书馆是什么，图书馆在哪里，怎么进图书馆或怎么用图书馆了。“不知己之所长，则无以增长光大之；不知己之所短，则无以采(38)择补正之。语其长，则爱国之言也，语其短，则救时之言也。”揭图书馆的短，是为了促进它更好地发展，以自身之最大努力，跻身于社会重要地位，改变社会轻视之状态。对藏书楼及藏书楼式图书馆的批判，规定了图书馆发展的大致方向。三、如何实现图书馆转型（一）图书馆的社会化
蒋廷黻先生在其力作《中国近代史》中表达过一个精彩的观点，“（自强运动的领袖们）只要走出了第一步，就不得不走第二步，为(39)了保住第二步，就不得不走出第三步。”我们可视之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一种基本模式。这一模式与很多情形是耦合的。图书馆人或是观瞻实体，或是浏览文献，易见外面的“藏书楼”与既有印象是如此不同，不同则要比较，相较之下多数会有这样的认识，外面的那一种更贴近于自己的社会抱负，与此同时就要对传统藏书楼进行反思和批判了。批倒之后若无更好方案替代之，又不符合“有总聊胜于无”的逻辑，也就不得不进行藏书楼的重建了。重建的先兆就是思考应该用什么样的藏书楼去替代现有的藏书楼，或新建什么样的图书馆来满足传统藏书楼所不能满足于民众者，环环相扣。
思考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先转移一下话题，来谈一副对联。上联(40)是“好读书，不好读书”，下联是“好读书，不好读书”，三声的“好”是正好、适合的意思，四声的“好”是喜好、偏好的意思，上联分别是三声、四声，下联分别是四声、三声，上下文文字相同，意思也是可以讲得通的，青春少年，意气勃发，正是读书的好时候，却不高兴读书，老是觉得外面的世界更精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旧式读物内容晦涩，难以阅读，没有相当阅历者不容易读懂，没有相当指导者也不容易读懂，一肚子的强迫和不愿意，也就不能好好读书了。等到进入了社会，才发现这个叫做“社会”的系统并不似想象中美好，遇到很多事情需要解决却无从下手，经人提醒才发现书中有解决之道，可是在发现读书的必要并逐渐偏好读书的时候却又因了种种的限制不能好好读书。晚了，也悔了。这样的情形甚至是常态，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年轻人需要阅读帮助，二是成年人也需要读书机会。有助于解决第一个问题的机构很多，学校就是最重要的一项，虽然图书馆也能够在人年少的时候助人读书，但往往只是被视为一个辅助性的机构，即使学校图书馆也是如此，体现的是一种一贯而来的思维定式。但是对于后者来说，已经颇具规模的图书馆事业因其先入而为主体，在经济性方面具备其他机构所难以承担的比较优势，因此也就更值得发挥其优势了。但是这里就包含了一个前提假设，图书馆是社会化的机构。而实际上，这一点并不是先天就具备的。
杜威先生曾经说过：“古代的图书馆，譬如贮水池，是一种死物，发生不出什么效力；现在的图书馆，譬之如喷水池，其所集之书，能(41)循环活用，流动不止。”与中国的一句古话“流水不腐，户枢不蠹”颇为契合。也就是说，静态的从前的图书馆和动态的现在的图书馆中间是有断层的，如果用连续的眼光来看，可将之看作是一个较大的坡度，需要一定的动能去克服，怎么克服呢？很多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李小缘先生认为，“古代图书馆贵在保存，多设于山林，为文化结晶的机关，是贵族式的，现代图书馆贵在致用，多设在城市，为(42)文化宣传的机关，是平民式的”。他的意思是，图书馆不仅要在物理上，也要在逻辑上离一般民众近一点。在另一篇文献中，他又作了进一步补充：“古之藏书楼，重在保存，今之图书馆，重在普利民众，流通致用，以普遍为原则，以致用为目的，以提高生活为归宿，(43)皆所以启民智，伸民权，利民生者也。”民智、民权、民生，李小缘先生的现代图书馆标准可谓点到了实处。民国初期的图书馆虽然有其保守的一面，整体却正朝着如李小缘先生阐述的方向前行，这是个别图书馆所无法扭转的。在这方面，金敏甫先生有更为详尽的概括，一共六点，褒贬分明，趋势之一是由保存的趋于使用的，“在国家，则所以保存典籍，使古今图书，永世珍藏，丝毫不至散失，如此而已，在私人，亦每多尽力搜藏，以为珍玩”，“民国以来，因西洋潮流之输入，深知徒事保存，殊无意识，于是乃注意使用”，趋势之二为由贵族的而趋于平民的，“图书渐次公开，而不复为贵族阶级所独享。惟其时虽云开放，尚限于智识阶级，故不免为一般荣者之专利。殆至近数年来，社会人士，更感普及教育，不能徒恃学校”，已经意识到了图书馆的社会教育意义，另外四点是，由深奥的趋于实用的，由主(44)观的趋于客观的。由形式的趋于精神的，由机械的趋于专门的。其实，言语表述虽有不同，内容却无实质性差别，可以用董铸仁先生的话对比金先生的“趋势说”，董先生说：“近数十年来，人文愈著，民智益启，而册府艺林，遂随时代以俱进，辞尚方而如闾巷，去岩穴而赴闹市……由贵族而平民，由特殊而普通，由珍玩而实用，由(45)储藏而公开。”可见，图书馆需要和正在走向民众、走向开放、走向社会在图书馆人那里，已经是一种共识了。
概括一下，以上所言的大致为三点：第一，图书馆是动的，第二，图书馆的动是以书就人，第三，图书馆就的人是全社会的人。凡此种种，如金敏甫先生的“趋势说”似的，既是一种描述，也是一种指导，为图书馆深入民间作了理论上的准备。这样的描述也较为准确地勾勒出了社会化的重点，可以窥得图书馆人最重视的是什么、最在乎的是什么、最希望得到改进的是什么并且探得其在实践中努力的大致方向，(46)正如李絜非先生的识见，“标明的特征可作为改进的标准。”
正如现今将“开放”和“平等”作为现代图书馆两项最主要的特征，如果上述内容可大致定义为“开放”的话，“平等”在民国时期图书馆人的话语中也不少见，尽管可能被置换为“一视同仁”或是“相同对待”。其实如果用另一种更形象的说法解释平等，就是解除不必要的限制，图书馆内不必要的限制在内容上实际上一直都是相当清晰的，民国时期图书馆人的认识与今人认识几乎是一致的，包括“时间的限制、性别的限制、程度的限制、职业的限制、年龄的限(47)制、金钱的限制、手续的限制和陈列的限制”。图书馆人认识到，解除这些限制，对一个正常形态的图书馆来说，既为“应然”，也为“必然”，“图书馆之招待阅者也，无贵贱，无老幼，无男女，无主仆(48)之别，而皆一视同仁”，“其于读者，无宗教之异，无国籍之分，(49)无阶级职业之别，无男女老幼智愚贤不肖之殊”。对于使用图书馆的目的，也不因其大其小、专业或不专业而区别对待，“或参考，(50)或为课外研究，或为欣赏消遣之资”皆无不可，什么人都可以用，不论出于什么目的也都可以用。这也就对图书馆搜罗图书作了规定，“图书馆之置图书也，无古今，无中外，无派别，无主义”，“无中外，无古今之别，惟择其善者而藏之，此种精神，实为共和之真谛”(51)。旧时，读书通常含有维护阶级和治人的作用，书远远超出了本身内容所赋予它的价值，成了一种象征，藏书也成了身份和阶级的体现，大多数藏书家都是有一定官阶、资产或者名望的。但是到了教育平等，并且要求民众接受最低限度教育的时代，情况就发生变化了。这与社会趋势发展是较为一致的。原来没有平等的条件，也就没有平等的观念，产生不了平等的需求。现在革命既开，促成了民众对公共事业的平等使用，平等使用本身也维护了革命，并且，以公共事业的平等使用为契机，将观念散播到社会的其他领域。此乃图书馆革命，也是社会变革的有机组成，正如以下一段慷慨的话所描述的那样，图书馆应该而且正在彻底改变藏书楼：
打破旧式思想之藏书楼，能使公开群众，无论男女老幼，无等第，无阶级，举凡学生、工人、农夫、行政家、商人、军人等皆能识字读书，享受图书馆之利益，则方可谓图书馆之真正革命，之真正彻底改(52)造，之真正彻底建设者也！
在塑造理想的新式图书馆这一范畴内，民国时期图书馆人关注得最多的应该是图书馆在社会化方面的缺陷，也就是图书馆因开放性和平等性上存在的不足而不能够深入一般民众的生活中，不能够带动社会的阅读的问题，很自然地，下一步就是如何高效率地建设这一新事物了。一个社会越是开放，就有越多创新的机会，图书馆在民国时期全面进入转型阶段，创新不断，但是也有影响创新的，不惟外因，还有内因。最大的障碍来自观念的持续性，所谓“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他们努力地在做，破除掉他们认为该破除的，树立起他们认为该树立起来的新图书馆形象。（二）图书馆的生活化
图书馆的社会化，用通俗的讲法就是，一般民众能够进图书馆。而图书馆的生活化，涉及的问题就是，一般民众乐意进图书馆。要创建不同于传统藏书楼的图书馆，社会化居于首位，首先得让人进，所以说社会化是新式图书馆区别于藏书楼和旧式图书馆的第一要义，但是社会化要达成，就不能不尊重和适应社会生活，否则就好像是在建一座空中楼阁。这里所谓的“生活”，体现的是一种精神生命活动，更多地含有与劳作相对的意思，与“消遣”、“休闲”或“休憩”至为接近。
图书馆若要真正地与社会打成一片，就不能置“生活”于不顾。但是另一方面，从藏书楼而来的图书馆对“生活”一直都是忽略的，对提供生活化的内容是排斥的，这种自命的清高使得他们不屑与百姓琐事扯上关系。国家藏书机构自不待言，就连体制相对灵活一些的私人藏书楼，对这一点的强调也是淋漓尽致的，并且一直影响近代的私人和公共图书馆。如绍兴古越藏书楼的《古越藏书楼章程》就明确将(53)自身的职能强调为“考治学术之沿革”。以学术和研究为正事，以正规学校的学习为正事，很容易让民众在读书和正事之间画上等号。事实却并非如此，读书可以是一种休息，读书也可以是一种疗养，其实古人就有读书可以养生疗疾的说法和做法，可惜这样的声音太微弱了，不正确的观念让大多数民众对图书馆这一机构望而生畏，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对一般民众而言，民众是生活的，他们也是属于生活的。
图书馆对生活的忽略，对“研究型”读者而非“消遣型”读者的偏好都表明了图书馆的实用性和工具性，但作为一个社会化、平民化的文化机构，图书馆若要成为社会大众集散地乃至精神汇聚的实体，就要去适应和引领生活，这是必需的。只有把进入的门槛放低，才能把事业做大。现象学大师胡塞尔在考察由于科学的社会作用所引起的文化危机的时候指出的：“导致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科学世界在自己建构过程中，偷偷取代并遗忘了生活世界，因此，要摆脱这场危机，(54)就必须回归生活世界。”从民国时期图书馆人的记载来看，他们已经意识到了图书馆对生活的忽略和排斥正严重阻碍着图书馆深入民间，不解决这个问题，图书馆的发展将步履维艰，甚至一无所获。
正如上文所言，在我国传统社会制度与核心精神体系中，读书一直被神圣化，与读书有关的图书馆也有被神圣化的趋向，并且由于图书馆体制的高度封闭性将这种误解酝酿得极其醇厚，以至于一谈到图(55)书馆，“小孩子畏惧，大人以为劳苦”。同为文化事业，尽管有公益和商业的区别，电影场、戏院甚至包括出版业在民国时期的高度繁荣刺激了图书馆，图书馆人在思考，民众需要什么样的图书馆呢？“我们现在所更加需要的，是较浅近较切近于大多数人生活的小图书馆，有如戏院、电影院、咖啡馆、茶馆一样，每个村镇都要有一所，(56)而每个城市都有若干所，再不足，设置流通图书馆”。显而易见，他们的逻辑是朝着“使民众于生活、于休闲和消遣之中得到智识上和道德上的利益才是扩大图书馆事业的必然途径”方向发展的。(57)
更为典型的是杜定友先生的“三化”论，即图书馆要生活化、消遣化和家庭化。这三点有明显的统分关系，消遣化和家庭化是对生活化的补充，是图书馆深入生活的手段。与现代化建设中的“四化”相仿，“三化”既是手段，也是目标。陈际云先生随后进行了补(58)充，概括出“六化”，其主旨和“三化”是一致的。杜先生的说法是：“研究专门学术，和听戏一样重要。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只顾了学问，而不顾生活。其实脱离了生活，简直没有什么学问可言。所以生活比较学问，还要重要。”如果将生活作为一个很大的概念，图书馆本就是生活的一个部分，现在的要求就是，图书馆要成为一般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杜先生有一句话点明了图书馆生活化的内容，即图书馆的内容和办法，要切合于民众的生活，要求解决生活中的问题。生活中的每一个人，经常会碰到新问题，需要解决，需要改良。但是对整个社会而言，这些问题通常是已经出现过的，是不新的，书籍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记载前人或他人经验的，图书馆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这部分图书的作用以求解决一般民众的个别问题。听戏应该是民国时期比较生活化的一项活动，就像李小缘先生以民众看戏以后产生到图书馆借戏书的(59)需求为图书馆吸引民众之机会一样，杜先生也很喜欢用看戏、听戏来打比方，来比较去图书馆看书，可能一是为了提醒图书馆注意自己生活化的一面，二是鼓动民众以轻松的姿态去图书馆，可能还有让民众监督图书馆的意思。“到图书馆阅书是一种消遣，并无和学术研(60)究有轻重之分，和去夫子庙听戏，是一样的有价值”，“在图书馆内看戏，看的是古今中外圣贤伟人所做的戏，我相信比平常的戏还要(61)好看，还要有趣”，因为是发表在图书馆刊物上的，与其说是讲给民众听得，不如说是给办图书馆者听的。与之相同的，“我们到图书馆来，何必一定要谈什么学问，看什么书报，就是看看什么图画相片，也未始不可”就说得更直白了，把图书馆当作家庭，实际上所指的也是这个意思，民众回到家里是为着休息的，可以用各种姿态以各种方式获得精神愉悦。杜先生提倡角色上的换位，读者是图书馆的主人而不是客人，图书馆要让读者享受到在家庭中所能享受到的乐趣，以此作为考量，方能怎么便利怎么做，“取最宽大主义，不要诸多麻(62)烦”。此外，还对图书馆的非生活化作了严厉的批评：“照现在的图书馆，就是请我们去光临，我们也不愿领教，去过一次的，再也不想旧地重游。过其门而不入。”
如果依上述说法行事，就意味着默认了一个前提，这一前提就是，现代图书馆，其成绩优劣，标准是读者的数量。生活化的目的就是要引来读者，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因为要与其他的文化事业和社会娱乐事业争夺民众，生活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读者数量标准的产生，而读者数量标准也推进了图书馆的生活化。读者数量标准在民国期间基本上算是一种共识了，“图书馆中最严重的问题，莫过于社会来馆阅览者的稀少”，“单看图书馆数量的增加，而没有阅者的增加，根(63)本不能算是进步”，普通图书馆的读众数量，实与其成绩为正比(64)(65)，图书馆无人阅览，就不能成其为图书馆云云。
除了号召生活化之外，改进图书馆的内部的设备和方法，使之与生活化的号召相匹配也是急务，“既然在目的上，和主义上，与前大(66)大不同，所以在方法上，也应该有相当的改变。”陈颂先生如是说：“所以图书馆宜尽力保持着一种引人入胜的环境和空气，使人乐于常来，安于久留，而开馆时间之少限制，目录之便于检查、书籍之便于(67)取还，尤为引人来馆之要点。”陈训慈先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民众图书馆要保持着相当优美的环境，和引人入胜的情趣，更应在不妨(68)碍秩序范围中，使阅读者有相对的不受拘束的自由。董铸仁先生更是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分面讨论：馆址宜适中，因为民性趋便，简则易从，其标准便是四通八达，车马称便，无曲折之道路，无溪山之阻塞，使读者欲来即来，不费几许踌躇；布景宜优胜，使读者见而爱之，当如远行客过故乡，恋恋不能去，展卷其下，喧闹不闻，虑念全消，则读众之来此不欲即去，去之而必欲复来；设备宜卫生，凡寒风之屏障、烈日之阴蔽、光线之明朗、空气之流通、温度之调节、书籍之消毒、几案之整洁、无一不当讲求；选购书籍宜以读众为标准，当地之风俗习惯如何，民众之思想背景如何，其生活状况如何，职业等级如何，智识程度如何，在其主观上所欢喜研究者为何，在其客观上所极(69)感缺乏者为何等。
孙福熙先生有两点特别说明了图书馆生活化的必要：第一，严正(70)的教育不容易为民众接受；第二，工作和消遣本就不容易分离。以前的这种强行分离实在是由“读书限于某一阶层”的错误观念引起的。这种错误观念，让图书馆疏远了民众，看不起生活化的内容，但是事实上，在这样的情境中，图书馆反而也被民众看不起，一般民众视之为可有可无的文化鸡肋，对图书馆存有的鄙薄及漠视的态度，为了改变这样的态度。图书馆人确实作了许多努力，实践着自己不仅能坐而论道，而要以自身的努力去改变现状的决心。
(1) 陈训慈：《中国之图书馆事业》，载《图书馆学季刊》10卷（1936）4期，668页。
(2) 李小缘：《藏书楼与公共图书馆》，载《图书馆学季刊》1卷（1926）3期，382页。
(3) 陈影鹤：《中国图书馆史略》，载《厦门图书馆声》2卷（1933）3期，3页。
(4) 刘国钧：《现时中文图书馆学书籍评》，载《图书馆学季刊》1卷（1926）2期，346页。
(5) 李小缘：《藏书楼与公共图书馆》，载《图书馆学季刊》1卷（1926）3期，375页。
(6) 李小缘：《藏书楼与公共图书馆》，载《图书馆学季刊》1卷（1926）3期，377页。
(7) 李小缘：《藏书楼与公共图书馆》，载《图书馆学季刊》1卷（1926）3期，385页。
(8) 李希泌等：《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19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9) 罗素著，胡品清译：《中西文明比较》，8页，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
(10) 梁启超：《新民说》，7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11) 曹溶：《流通古书约》，见李希泌等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31～3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12) 周永年：《儒藏说》，见李希泌等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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