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勇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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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文化史论与文化建设实践试读：
绪论
自从英国作家兼物理学家C.P.斯诺提出“两种文化”（1956）以来，两种文化问题得到了世界性的关注。“我相信整个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已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团（groups）……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他们趁着人们不注意把自己看作独一无二的‘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特别是最有代表性的物理学家。二者之间存在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还互相憎恨和厌恶，当然大多数是由于缺乏了解”。斯诺的两种文化是立足于西方文化传统，主要关注文化主体的集团化趋势。
表面上看来，两种文化问题似乎与中国无关。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中国的两种文化与西方两种文化相比，的确有自身的特殊性，但已经卷入到了世界文化语境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基础是主客一体化，自身并没有分化出两种异质的文化形态，所以并不存在西方历史悠久的两种文化问题。但是，近代社会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十分明显，中国的两种文化问题逐渐显现。
中国两种文化的发展呈现出两条不同的路线。人们较为熟悉的是中西方文化的比较路线，因为这条路线历史更为悠久，影响也更大。从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梁启超后期的文化转向，再到新文化运动和科玄论战，中西方文化比较的心态和意识，一直从未中断。这条路线的代表人物有：梁启超、胡适、林语堂等。但是，还有一条路线没有得到足够的注意，却存在巨大的社会文化影响力。这条路线主要是在西方两种文化的框架下进行的，可以称之为准西方的理论路线。这条路线的代表人物有：王国维、鲁迅、郭沫若和丰子恺等。当然，科玄论战也存在这条路线的影子。而梁宗岱论两种文化可以作为对这两条路线的阶段性总结。一、西方两种文化与中国两种文化比较
西方两种文化是其传统文化自我嬗变的历史过程。大致来说，西方传统文化经历了“一体化——人文文化——科学文化——两种文化”的发展历程。在古希腊，科学是自由的学问，也就是一种人文文化，那时两种文化是一体化的。人们可以得到对自然万物认识的自由，同时这种认识本身没有任何现实功利性。而后，在漫长的宗教时代，人文精神的宗教化排挤了科学理性存在的地盘，人文文化一统天下。
直到文艺复兴时代，两种文化又开始重温昔日的“姻缘”。这时候，西方文化哲学史上出现了著名的“笛卡儿的断裂”。科学文化的话语权冲破了人文文化的包裹，两种文化的分化成了必然的历史势趋。人类认识模式的主客体分离，终结了西方两种文化的“蜜月期”。
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的物质文明将自己带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人类的文化存在也随之改变，科学文化具有了一统天下的王者之气。然而，新兴的王者（科学文化）与没落的贵族（人文文化）之间的斗争与对话，却没有因此终结。全球化时代西方两种文化的分离，逐渐演化成两种文化危机，成为了当今人类所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难题。
而中国两种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并不像西方两种文化的历史那样波澜壮阔，蔚为大观。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自生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基因。各种原因，众说纷纭。李约瑟从中西传统文化思维方式比较的角度认为，根本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缺少一种类似西方的“化约”思维能力。比如，西方文化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原子论，而中国却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化约不是太抽象，就是太具体。前者如阴阳之说，后者如金木水火土五行之说，均不是真正的化约行为。当然，还有人从其他方面寻找原因，不一而尽。总之，学界一般公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释三家的主流文化均是与科学文化异质的文化体系。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并没有出现类似西方两种文化的发展过程。
但是，随着西方文化尤其是科学文化涌入到中国，中国两种文化问题就难以避免。一般认为，鸦片战争之后，科学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冲击才是真正的开始。然而，就像台风席卷之前往往伴随着零星的小雨，中国人一开始把科学技术误认为科学文化的中心。所以，中西方文化的比较一开始并没有抓住西方科学文化的核心精神。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如此。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一大批留学生回国之后，他们将西方两种文化的更深入认识带回中国文化界，西方文化的风暴彻底摧垮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防线，西方科学文化的“台风”才算是正面登陆中国广袤的文化大陆。五四时期的科学与民主就是西方两种文化的“台风”中心。所以说，中国两种文化必然伴随着中西方文化比较的路线。事实也是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卷入的不仅仅是西方的科学文化，还有西方的人文文化。理论上，中国两种文化的发展就会呈现出两条路线，即两个“ZXF”（在“准西方”和“中西方”的拼音中，声母缩写完全一样）。第一条路线是沿着西方两种文化发展的轨迹前行，可以称为准西方理论路线。但这需要深厚的西方文化修养，非一般人所能达到。王国维、鲁迅、陈独秀及丰子恺等当属此类两种文化路线的实践者。本书把第一条路线概称为王国维路线。第二条路线是西方两种文化的本土化过程，即实践路线。当西方两种文化冲击中国传统文化大陆的时候，中国两种文化的发展必然呈现出新的形态。因为西方两种文化在中国的命运完全不同：西方科学文化来到中国，人们虚位以待；西方人文文化来到中国却要和本土文化争夺位子。所以，第二条路线较为复杂。
由于上述原因，第二条路线较又会呈现两条不同的子路线：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科学文化的比较，梁启超、玄学派、胡适、科学派及林语堂等当属此类；二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人文文化的比较，梁启超和林语堂等这方面的论述较多。当然，第二条子路线常常和保守派混淆，也不构成中西方文化比较的主流。第二条子路线的典型代表应该是梅光迪等新古典主义。本书把第二条路线统称为梁启超路线。两条子线在第二条路线中的地位是不同的，第一条子线是主线，第二条子线常常是副线。
当然，上述中国两种文化的两条路线，不过是历史脉络的梳理，不应该过于绝对化。而且，就某个人而言，也只是在其某个阶段或某个时期，他的两种文化思想的主要呈现。作为第一条路线典型代表的王国维学贯中西，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不可能仅仅局限在西方两种文化体系。只是在局部的某个阶段（30岁之前），其两种文化思想主要是沿着西方两种文化的思路前进。鲁迅也是一样，其早期的两种文化思想具有显著的西方背景。而科玄论战更是常常在两条路线之间滑动。
路线的代表梁启超也是一样。梁启超前后文化思想差别很大。人们总以为其对科学文化的态度变了。其实，与其说梁启超对科学文化的态度变了，毋宁说其对人文文化的态度不同了。其前期中西方文化比较主要是沿着第一条子路线前进，而后期主要是沿着第二条子路线前进，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当然，第二条路线的两条子路线更是相互交织的，对梁启超后期而言，有时还真的不能断定是哪条路线。因为两条子线是完全可以相互共存的。所以，我们所谓的路线往往是就某个人某个阶段文化思想的主流而言，而非全部。二、中国两种文化的王国维路线
中国两种文化的王国维路线是中国文化先驱在对西方两种文化学习、理解与分析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这条线形成的基础是对西方两种文化的自觉研读。西方两种文化建立其文化二元论的基础之上。科学文化的理性、客观性、物质性和规律性等，与人文文化的感性、主观性、精神性和意志性等，针锋相对。所以中国两种文化的准西方理论路线，一般都纠缠于理性与感性、客观性与主观性、物质性与精神性、规律性与意志性等的二元对立。
王国维毫无疑问是中国近代对西方文化思潮尤其是哲学思潮把握最为精准的先驱，构成了中国两种文化第一条路线的萌芽。王国维深受叔本华、尼采等西方近代大哲的影响。康德的三大批判、叔本华的意志论、尼采的强力意志以及其他西方现代人文主义思想，深深地影响了王国维文化思想的发展与变化。王国维的“可信”与“可爱”之辨实则是文化主体的感性与理性相冲突。其论经验感知与理性逻辑之异，则集中于两种文化的思维方式。科学知识与艺术知识的区分，则在为两种文化谋求互不侵犯的地盘。而物质文明与精神追求的共存则指向人类文化的价值意义。
而科玄论战（1923）的核心主题是科学与人生观。毫无疑问，科学来自西方两种文化的阵容。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现代科学文化的基因。而人生观问题则既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也蕴含于西方人文文化。所以，在科玄论战中，中国两种文化发展的两条路线实际上同时共存，而且相互交织。一条路线是科学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路线，像张君劢等玄学派最为明显。另一条路线是科学文化与西方人文文化的准西方理论路线，典型的代表是陈独秀的唯物史观。其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完全来自西方文化的土壤。而丁文江等科学派实际上在两条路线之间滑动，故而他们的观点也是论战双方最为松散的。问题的结症不在于丁文江等对科学文化理解不透，而是他们的人文文化立场常常在中西之间徘徊。西方宗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生观显然差异甚大。
鲁迅为什么没有卷入科玄论战？这是令人费解的一个问题。最好的解释是鲁迅早期已经思考过科玄论战的主题，并且走在时代的前列。鲁迅早期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又倾心于克尔凯郭尔、尼采等存在哲学。所以，鲁迅早期论两种文化延续了王国维的准西方理论路线，很少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他的“掊物质而张灵明”与王国维“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一样，显然跳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客体一元论思维，采取了西方两种文化的二元论立场。鲁迅早期论两种文化是中国两种文化王国维路线的继续发展。
不得不提，中国两种文化的王国维路线还存在中西方文化比较的异生形态——科学文化文学化或人文文化科学化。郭沫若早期的诗歌创作与文艺主张是科学文化文学化的代表。郭沫若的科学文化成为了其诗歌创作的想象意象——把工业文明的烟囱想象成“黑牡丹”，把近代文明称作人类的“严母”。郭沫若并不是西方文化意义上的浪漫主义，而是对科学文化的浪漫想象，充其量更像是中国传统文学的表现主义。而胡适的历史的文学进化论和实验主义文学观，则可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文学理论的科学化。
丰子恺论两种文化教育，是王国维关于人类文化的物质文明与精神追求的进一步发展。丰子恺的艺术“安慰”作用论，几乎和王国维的“慰藉”说如出一辙。丰子恺的“艺术救国”论，也十分近似王国维的“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的观点。可见，丰子恺论两种文化教育也可以视作是中国两种文化王国维路线的继续发展。
本书把梁宗岱论两种文化作为中国两种文化问题的阶段性总结，主要是出于三方面原因考虑：一是梁宗岱更多关注西方两种文化的相互促进作用（林语堂也有这方面的洞悉），“诗是真底最高与最终的实现”。诗之真是对两种文化文化之真的综合。同时，两种文化精神是相互联系的，尤其是人文文化精神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发展。二是梁宗岱亦坚持了中国两种文化的中西方文化比较路线。当然是以肯定西方来映衬中国文化知识分子。其实，林语堂论两种文化也坚持了两条路线，甚至比梁宗岱要系统得多。但是，梁宗岱论两种文化的最大特点是最后一条，即比英国人斯诺早十多年提出了“两种文化”问题，可以视作对中国两种文化的阶段性总结。“大体来说，我国底文科学生不独对于科学表示厌恶，就是对于音乐绘画雕刻一类的姐妹艺术也很少感兴趣；在另一方面呢，一个自命为心理学家或生物学家的可以毫无愧赧地质问外国文学系底‘欧洲名著选读’一类的课程有什么用处，一个自命为经济学家的把研究文学的看作废物”。三、中国两种文化的梁启超路线
其实，中国两种文化的中西方文化比较路线更为明显。正是由于中国本土文化缺少科学文化的因子，所以中国两种文化必然伴随着中西方文化的比较。这就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科学文化的认识；二是对本土传统文化的定位。尤其是前者的发展历程在中国两种文化的发展史中具有决定性意义。而后者又决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中国对科学文化的认识经历了从“技”到“道”的转变。在鸦片战争前后，人们认可科学文化是一种先进的技术。林则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既有学习西方之长的自觉，又有不屑技术的传统思维。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是一样，并未触及西方科学文化的核心精神。严复的“黜伪而崇真”，则逐渐把对西方科学文化的认识提升到“道”的层面上来。中国两种文化的形态开始有了萌芽之势。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则以彻底摧垮中国传统文化为代价，将中西方文化比较路线的萌芽完全扼杀了。
中西方文化比较路线的萌芽应该是梁启超后期的文化转向。他在游历一战后的欧洲之后，发现了西方科学技术成为了人类战争的帮凶，史无前例地提高了战争的破坏力。“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梁启超的科学文化“心影”逐渐破灭。他沿着第二条子路线（中西人文文化比较），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意识到其应有的文化位子。其“趣味”主义人生观完全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梁启超又在第一条子路线（科学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比较）中，更加巩固了其对中国传统文化必有现代价值的信念。梁启超后期的文化思想为后来的科玄论战中玄学派的主张做好了铺垫，所以，胡适一直认为梁启超才是玄学派背后的“老板”。“自从《欧游心影录》发表之后，科学在中国的尊严就远不如前了。一般不曾出国门的老先生很高兴地喊着，‘欧洲科学破产了！梁任公这样说的’”。
科玄论战是中西方文化比较路线的真正开端。科玄论战双方实际上都有中西方文化比较的内在冲动。当然，两者又有区别：科学派沿着第一条子路线，认为科学文化无所不能；玄学派沿着第二条子路线，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人文文化的相似性特征，坚信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自己的文化位子。张君劢伴随着梁启超游历欧洲之后，受到了西方两种文化中人文文化局部兴起的影响，在拜访了多位西方现代文化哲人之后，逐渐坚定了“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的信念。“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这个在西方两种文化中不是问题的问题却引起轩然大波。所以，仅就辩论本身而言，科学派一开始就处于不利的位子。令科学派庆幸的是，这场论战发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整个社会的科学文化语境弥补了他们论辩的不足。
胡适是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标签之一。他沿着中西方文化比较的第一条子路线前行，而对第二条子路线却避而不谈。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践行了现代科学文化的核心精神。其实，他的全盘西化论主要是针对科学文化而言。而对中国传统文化，胡适的革命性并不如陈独秀那么彻底。他的整体文化策略是在中西方文化之间推行单向运动，即用科学文化对中国文化进行改造。所以，其“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文学进化论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利器。而其实验主义文学观又致力于新文化的建设。两者一破一立，在中西方文化比较的路线上，呵护并孕育着中国现代文化的新生。
林语堂的“两脚踏中西文化”将中国两种文化的第二条路线，推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他既有西方两种文化的视野，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通透认识。他像梁启超一样，表面上经历了对西方科学文化心态的翻转。他立足于西方两种文化批判科学文化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却又并不否定其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他立足于西方的文化视野，坚持了心物二元论的立场：“肉眼看不到的，必须用心眼来看”。而在意识到西方的人文文化并不足以成为控制科学文化的缰绳之后，林语堂就把这一任务又交给中国传统文化，至少中国传统文化可以部分承担这一职责。“西方学术以物为对象，中国学术以人为对象”。林语堂与其他文化哲人最大的不同，是其在西方文化世界中推广中国文化的“独特产”。所以，林语堂的两种文化路线真正实现了中西方文化比较的双向互动，可以视为中国两种文化第二条路线的阶段性总结。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两种文化迎来了新的发展，但是依然是在沿着上述两条路线前行。一方面，是在中西方文化的比较中，遥望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家园，或者脚踏中西方文化之间，却又未能涌现出林语堂式的文化巨人。另一方面，中国两种文化的王国维路线发展十分迅速。中国文化沿着马克思主义的准西方理论路线前行，又辅以中国化的实践路线，成就斐然。同时，当国门重新打开之后，西方的哲学文化思潮像决堤的洪水一般涌入中国大陆，曾经沉寂了很久的王国维路线又活跃起来了。
中国两种文化的两条路线，就像一对孪生姐妹一样，一直伴随着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文化建设不能回避的文化语境。如今生态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几乎得到了全社会的共识。而文化建设与发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中，既有立足于传统的继承，又有着眼于当下的创新，绝非毫无根基的空中楼阁。“夫物质的文明，取诸他国，不数十年而具矣。独至精神上之趣味，非千百年之培养……不及此”。所以，中国生态文化建设应该是沿着中国两种文化两条路线的继续发展：既要跻身于西方两种文化的世界性话语之中，又要有中西方文化比较的中国特色。两种文化下的生态文化建设，任重而道远。上篇西方两种文化与斯诺命题所谓两种文化，是指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出现的两种主要文化形态：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西方的两种文化问题经历了一个动态变化的历史过程。首先，在古希腊时期，科学就是自由的学问，呈现的是两种文化共同繁荣的景象；其次，在中世纪及早期的启蒙语境中，科学的宗教情结严重束缚了科学文化的发展，两者的分离势在必行；最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如今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已经演化为斯诺命题的两种文化危机。第一章西方两种文化概述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科学精神的普及，由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分别主导的两种文化问题，是当下难以绕开的世界性文化难题。科学文化以科学技术为媒介，渗透到了人类生活的每个角落，物质财富迅速增长，人类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展现了光辉灿烂的现代物质文明。然而，早在工业革命初期，马克思等伟人就发现，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态却未因物质财富迅猛增长而完善，人的本质力量却呈现了许多异化存在：工具化、物化、商品化等。古老而又漫长的人文文化传统，在新兴的科学文化面前，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科学文化主导下的社会存在：物欲横流、道德失范、理想缺失和世俗享乐等，逐渐偏离了曾经主导人们生活的人文文化的高尚追求。两种文化引导的社会生活和人类生存语境出现了分道扬镳之势。
两种文化一直伴随在西方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古希腊时期，人们把科学视作达到自由、实现人文理想的一种学问；笛卡儿的理性传统和培根的实验传统最终确立了科学文化的独立身份；而卢梭、康德、尼采及至海德格尔等的“浪漫哲学”思潮，则是直接对抗科学文化的现代人文精神；还有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预言自然科学“将成为人文科学的基础”，等等。这些大概展现了西方文化发展的两种文化脉络。
当然，西方旗帜鲜明地提出两种文化问题的人，应该是英国作家兼物理学家C.P.斯诺。1959年，他在剑桥大学做了《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著名演讲（又称为里德演讲），提出作家这类人文科学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所代表的两种文化及其价值选择，有日益分裂的趋势，将给人类社会与文化带来重大损失，并呼吁两者互融共存。“我相信整个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已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团（groups）……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他们趁着人们不注意把自己看作独一无二的‘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特别是最有代表性的物理学家。二者之间存在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还互相憎恨和厌恶，当然大多数是由于缺乏了解”。
如从历史上梳理西方的两种文化问题将难以回避西方文明的两希传统——古希腊文明和古希伯来文明。所以，西方两种文化的发展大概可以分为四个主要阶段：一、古希腊时期：两种文化共同繁荣；二、中世纪：人文文化（宗教文化）一统天下；三、启蒙时期：科学文化在宗教文化的襁褓中逐渐形成；四、全球化时代：科学文化挤压人文文化的存在空间。
在这四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事件是西方文化经历了所谓的“笛卡儿的断裂”之后，科学文化迅速崛起。“笛卡儿的断裂”是西方科学文化的标志性事件，也是现代文化与人类意识蜕变的关键推手。笛卡儿主客分离的二元论文化思想开启了现代文化的新纪元，促进了人类新理性社会的形成，也为“人类中心主义”文化观念的形成，创造了重要的前提条件。一、古希腊时期：两种文化共同繁荣
古希腊被公认为西方文化的童年时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文化阶段。其哲学与文化思想“可以分为形成期、成熟期和老年期”。形成期的标志性人物是苏格拉底，在他之前及之后的一段时间，古希腊文化的人文传统逐渐成型；成熟期的标志性人物是柏拉图和其学生亚里士多德，如果说柏拉图的文化思想还主要是以人文文化为核心的话，那么其学生亚里士多德对其老师的颠覆则为科学文化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唯物论基础；古希腊文化的老年期在亚里士多德之后，逐渐来临，后辈的训诂工作难言创新。
古希腊时期的两种文化在其形成期和成熟时期已经初具雏形：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在人类的童年时期，相互促进，和谐发展。在苏格拉底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与哲学，科学与艺术等密切结合，并未出现类似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分离。哲学中的原子论、艺术中的黄金分割点等，无不是两种文化亲密互融的见证。尼采就以苏格拉底为分界线，将古希腊文化分为前后两期。尼采对前期的希腊文化如此如醉，十分神往。原因是“早期哲学是艺术的姊妹。她对宇宙之谜的解答经常受到艺术之启发”。
古希腊人对宇宙万物的兴趣促进了西方古代文化知识的发展。这个时候，科学与哲学艺术等的界限并不清晰，甚至可以统称为知识。当然这些知识让人类的童年获得难以言喻的文化自由。也正是在如此泛化的知识概念里，两种文化毫无疑问是互不分离的。
在古希腊时期，科学等文化知识是自由的学问。当然，对于自由的理解应该追溯到古希腊人的文化语境：一方面，就古希腊人的认知客体而言，科学文化是人类摆脱物质束缚与知识困惑的一个方式；另一方面，就古希腊人的认知主体而言，科学知识是人类一项无功利性的追问。
古希腊人所得到的科学文化知识满足了人类与生俱来的求知欲望，这种欲望是对宇宙万物发生与发展的自觉探索。在古希腊，无论是有科学文化的人，还是有人文文化的人，均能够回答人们对生存及存在环境的困惑问题，都是富有知识的科学家、哲人。所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诸多哲学家不仅仅是精通哲学问题的智者，还是通晓算术、地理等多种知识的科学家。
值得一提的是，古希腊人的主体意识并不是十分强烈，这符合人类初期的认识行为习惯。所以，古希腊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客体性哲学。当时科学文化是一种不自觉的无功利性知识，人们没有类似今天借助科学知识改造自然的冲动。也许古希腊时期不自觉的无功利性主要还是因为科学文化没有发展到如今功用性的地步。至少不可否认，古希腊的科学文化如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理概念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等，确实不可与今天的理论科学与技术科学的发展水平同日而言，距离人们利用科学知识改造自然的功利性追求还很遥远。所以，科学文化在古希腊实际上是一种自由的人文精神，两种文化本质上是一元的，甚或可以说不存在两种文化。这种文化语境下的科学文化完全不同于现代科学文化的工程技术化理念。所以，古希腊时期的两种文化共同繁荣，互融共存，其间没有任何隔阂。就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是“仁”的人文形式一样，古希腊的科学是“自由”的人文形式。二、中世纪：人文文化一统天下
然而，西方的人文文化经历了从古希腊理性自由到近代意志自由的发展过程。众所周知，西方的两种文化离不开宗教传统，尤其是基督教文明。西方的宗教传统坚持信仰的自由和上帝的意志，曾经是科学文化发展难以摆脱的绊脚石。但是其化约行为、直觉观感与上帝意志等，却又对科学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本书后文论及的“梁宗岱”就注意到了人文文化精神对科学文化的促进作用。
科学文化在从古希腊的理性自由到后来技术化路线的发展过程中，与人文文化的宗教传统不但有斗争，而且还有互融共存。一方面，西方宗教的创世观念，一开始就从信仰上规定并坚持了世界的可创造性理念。当然，这个创造者是万能的上帝，但这并不妨碍科学文化中可复制性理念的确立。另一方面，宗教不是知识，而是信仰。宗教中掌握信仰知识的人必须是与神共通的人，只有依附于神灵才可能创造发明，这又为科学文化的发展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因为科学文化的发展需要充分的主体性。而在中世纪，这种主体性却束缚在宗教文化的神性之中。
在西方的人文文化中，宗教文化尤其是基督教传统将人从古希腊时期理性与命运的纠缠中拉拽出来，转而服膺于无理性的信仰自由。人们对宗教的信仰更多的是来自道德上的自觉和意志方面的自由，这是和古希腊的理性主体完全不一样的。克尔凯郭尔的宗教信仰和生存哲学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代表。宗教文化中的最高意志来自上帝，而不是理性。道德理性具有强迫性，而宗教信仰从来不强迫任何人做任何事，而是预设一个关键性的原罪意识，致使信徒既要立足在现实世界，又要祈望彼岸的幸福。
根据克尔凯郭尔的宗教思想，人们在宗教信仰方面完全可以自我做主。这应该是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较早形态之一。这种自由完全不同于古希腊时期的理性自由，而是现代人文文化的意志自由。发端于宗教传统的自由精神在后来的启蒙运动中，成为西方人文文化的核心内涵之一，并转化为一种普世性的追求。
西方文化在黑格尔之后对他的反思所形成的两条路线主导了其后的哲学主流：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前者是在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进行反思的基础上，经由马克思、恩格斯的发展成熟；后者则是在克尔凯郭尔对黑格尔思想的批评的基础上，经由尼采、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等的发展，最终成熟。这两条线最大的区别之一是两种文化侧重的程度差异。三、启蒙时期：科学文化在宗教文化的襁褓中逐渐形成
西方学界普遍认为，笛卡儿的理性传统和培根的实验传统是现代科学文化的迅猛发展的两大功臣。两者实现了科学认知的过程从主体到客体和从客体到主体的双向互动。笛卡儿的理性哲学思想将主体与客体完全分离开来，呈现了十分明显的二元论色彩，这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认识论扫清了传统人文文化主客不分的障碍。而培根开启的实验哲学传统肯定了人类知识的确定性，明确了直观论证的可能性。
美国著名学者史华慈认为，笛卡儿哲学是西方哲学文化史上的一次断裂，即“笛卡儿的断裂”。这种断裂在任何非西方文化及文明史上，都是未曾真正出现过。值得注意是，笛卡儿断裂不仅仅是文化认识上的主体与客体断裂，也是两种文化的断裂。因为科学文化从此远离了终极性追问的古希腊传统，而专注于现实物质世界的确定性知识和认识的可证性。同时，“笛卡儿的断裂”还将科学文化的认识主体从神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人类的理性自由摆脱了意志自由的局限，这正是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的关键性一步。不可否认，科学文化的迅猛发展正是在脱离了宗教文化的人文传统之后才如火如荼。所以，在西方现代文化中真正与科学文化对峙的是宗教信仰的人文传统。
启蒙时代的人文文化，感性与理性共存，但已经很难像古希腊时期那样与科学文化完全互融，而呈现出了互融与排斥共存的两面性。就这一时期两种文化共融性存在的一面来说，又呈现了两个方面：一方面，人文文化中自由与平等的理性范式，构成了现代社会制度的哲学与文化基础，为现代科学思想扫清了制度障碍；另一方面，感性欲望的充分肯定，为科学文化的功利性取向奠定了文化价值观念的基础。人文文化与科学理性在现代性启蒙方面，尤其是在摆脱宗教束缚及人的解放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两者尚不存在相互对峙的问题。然而，现代人文文化的意志自由与科学文化的认知妥协毕竟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当科学文化服膺于自然法则，而驱赶人类灵魂深处神性存在的时候，两种文化的矛盾与斗争将不可避免。
无容置疑的一个现实是，在启蒙主义的语境中，现代西方科学文化的发展与传统的宗教信仰分道扬镳了。科学文化追求的是人类外在物质世界的确定性知识，人文文化却一直坚守人类心灵的信仰与终极追求。科学文化的理性探索给予了人类文明发展极大的养料，而人文文化却在感性自洽中缓慢前行。无论是在发展节奏，还是在目标追求等方面，两种文化均呈现了巨大的差异性。
科学文化是建立在以下几点预设之上：一、理性逻辑的可靠性毋容置疑。即客观物质世界是按照一定的逻辑构成及运行规律而发生发展的；二、物质世界是可以化约的，即纷繁芜杂的物质世界可以化约为一定数量的元素；三、物质世界具有可重复性，这是现代科学实验可以付诸工业化生产的理论前提。
显然，科学文化的所有这一切均将“造物者——上帝”置之不理。人文文化的宗教传统将物质世界视作“上帝”的杰作，但科学文化却仅仅追求这部杰作的可理解性，而不去追问它的意义。四、全球化时代：两种文化的危机
问题的关键在于，科学文化的认知诉求又离不开人文文化的自洽性拷问。人文文化是对人自身的生存境遇和未来发展的关怀，一切问题都是与人有关的问题。而科学文化本身也因为与人有关，而不能完全是纯客观性的追求。科学文化本身存在一个悖论：科学发展的目的是获取客体的确定性知识，而认识主体本身却是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企图通过不确定性的主体来寻求客体的确定性知识，这是认识论哲学无法逃离的尴尬，也是现代科学文化难以澄清的话题。
现代科学文化事实上将客观世界的意义问题以及真实性问题搁置了，而局限于对外在世界及人自身的复制与合成。两种文化分立的裂缝越来越大，直至最后衍生成斯诺所谓的两种文化对峙问题，即科学家不过问文学问题，而文学知识分子不过问科学问题。这部分内容将在下一章详述。
总的来说，西方的人文主义文化传统存在一个从古希腊的理性自由、到宗教的意志自由、再到启蒙时期的理性与感性共存的动态发展过程。如今的人文文化实际上是一个历史生成的三者混合体。西方人文文化的自由理性与启蒙理性是与科学文化发展相向而行的，而宗教的意志自由与科学的理性自由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对象差异和价值抵牾。西方早期的两种文化问题并不显著，后来科学文化与宗教传统分道扬镳之后，两者却各行其道。但是，随着科学文化的迅猛发展和现代物质文明如日中天，科学文化的占道、抢道等现象将不可避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人文文化襁褓中熟睡的婴儿，如今已经成长为科学文化的壮汉。两种文化分庭抗礼，在所难免。
综上所述，西方两种文化的发展历史悠久，经历了“一体化——人文文化——科学文化——两种文化”的发展过程。在古希腊，科学是自由的学问，也就是一种人文文化，那时两种文化是一体化的。而后，在漫长的宗教时代，人文精神的宗教化排挤了科学理性存在的地盘。直到文艺复兴时代，两种文化又开始重温昔日的“姻缘”。但到了启蒙时代，科学文化的话语权冲破了人文文化的包裹，两种文化的分化成了历史势趋。今天，两种文化的分离，在全球化时代，逐渐演化成两种文化的危机，成为了当今人类所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难题。第二章斯诺命题与两种文化
关于两种文化的分裂与互融共存，历来广为学者关注。一般认为，身为小说家和物理学家的英国学者C.P.斯诺是两种文化问题的较早阐述者。他1959年在剑桥大学做了“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著名演讲（又称为里德演讲），此后两种文化问题及其所衍生的理论体系又被称为“斯诺命题”，屡被提及。后来两种文化方面的研究，几乎离不开“斯诺命题”的历史语境。国内学界关于两种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互融共存问题上，对两种文化命名本身的文本研究有待深入。这对当下和谐社会及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与理论意义。第一节 斯诺命题的内涵一、斯诺命题的提出
1956年，斯诺在英国的《新政治家》杂志发表了《两种文化》的短文，三年后又在剑桥大学做了《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著名演讲，才取得了巨大影响。“我相信整个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已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团（groups）……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他们趁着人们不注意把自己看作独一无二的‘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特别是最有代表性的物理学家。二者之间存在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还互相憎恨和厌恶，当然大多数是由于缺乏了解”。
斯诺在这篇演讲中所指出的两种文化问题，就是从事文学艺术的人与从事科学事业的人，相互鄙视，文人相轻，互不理解。“非科学家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印象，认为科学家抱有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没有意识到人的处境。而科学家则认为，文学知识分子都缺乏远见，特别不关心自己的同胞，深层意义上的反知识（anti-intellectual），热衷于把艺术和思想局限在存在的瞬间”。斯诺上述关于两种文化的论断，主要针对的是两种文化主体的各自为政，互不往来。后来被称为“斯诺命题”，得到了西方文化界的广泛共识。“斯诺命题”中所谓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均是当时英国乃至社会的原生文化形态。科学文化是西方工业社会的独特文化形态，后来迅速在全球扩展，并占据着主导地位。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则经历了更为漫长的历史发展：从古希腊的理性自由、到宗教的意志自由、再到启蒙时期自由与平等的范式自由。所以，“斯诺命题”不是空穴来风，实际上是西方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阶段。
正如斯蒂芬·科里尼所言，“作为一种文化焦虑，对‘两种文化’分裂的关心大概可以追溯到19世纪”，“可以把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时期，视为这一焦虑的起点，人们开始担心知识类型间的裂缝会给个人修养和社会的良好状态都造成损害”。“人们能够追寻出‘两种文化’焦虑在英国的特殊谱系，这种焦虑是从教育和研究得以在其中进行的社会体制之独特发展中产生的。这一独特性在语言上也有其反映，即‘科学’一词只被用来狭义地指称‘物理科学’或‘自然科学’了”。
从浪漫主义先锋威廉·布莱克等对牛顿及其科学遗产的指责，到英国19世纪科学教育和文学教育两方面的对抗，尤其是“科学斗士”T.H.赫胥黎与“文化使徒”马修·阿诺德之间的激烈交锋，为斯诺的两种文化命题及其与利维斯之间的冲突奠定了历史发展的基础。二、斯诺命题的系统性
后来，斯诺的两种文化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斯诺两种文化理论的系统性与开放性。斯诺命题的系统性体主要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斯诺立足于历史与当下语境深入探讨了两种文化产生的根源；另一方面，其以未来的眼光分析了两种文化分裂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及弥合两种文化分裂的可能性。同时，斯诺命题本身又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其明显意识到了两种文化命名的二分法缺陷，并以开放态度接受对此命名的合理性指责。而且，斯诺更进一步以发展的眼光断言，两种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是弥合两种文化分裂的“第三文化”。
斯诺将导致两种文化分裂的根源，直接指向了当时英国过早专业化的教育体系和过度细化的社会分工与定型。两种文化分裂“原因有二。一是我们对专门化教育的盲目信任，这在我们心目中根深蒂固，为世界上任何国家所不及，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二是我们的社会形态定型化倾向”。20世纪50年代，英国的社会形态及教育体系等，无疑走在世界的前列，其所产生的负面问题自然也较早，也是后来走向现代化的国家必须面临的普遍问题。
在当今文化语境下，科学文化已经成为了现代文化的代名词。现代文化的乐观心态、人类中心主义等特征无不与近来科学文化的迅猛发展密切相关。相比较而言，人文文化的日益边缘化也为两种文化的危机埋下了怨恨的种子。而且，斯诺所指出的两种文化分裂的原因，至今在我们的社会形态及教育体系中，不但仍然存在，而且愈演愈烈。社会分工的细化，在全球化时代，显然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而与社会人才需求密切相关的教育体系，更是将教育的分门别类过度专业化、细化。
正如斯蒂芬·科里尼所言，学科版图的变化“从外观看采取了两种互相矛盾的方式：一是在学科内部萌生了许多越益专门化的子学科；一是在学科之间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综合性探索”。事实上，前者是科学文化的必然发展，而后者却是人文文化的历史呼唤。两者均需要在现代教育体系及社会分工定型等方面，平衡协调共同发展。
同时，斯诺还十分关切两种文化分裂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富人和穷人。“主要问题在于工业化国家的人民越来越富，而非工业化国家的人民充其量也只能维持原状，因而工业化国家和其他国家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也就是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鸿沟”。
由于对科学文化掌握程度的差别，产生了工业化国家与非工业化国家之间的明显鸿沟；又由于人文文化逐渐衰微，出现了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冷漠联系，从而导致了人们对贫富悬殊的无动于衷。非工业化国家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资金和人才等方面的支持。资金是必备的外在条件，而穷人的自力更生才是关键。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人才的需求。而这些人才“不仅需要从科学方面，也需要从人文方面加以培养”。显然，弥合两种文化的分裂，最终还是要从文化教育方面，培养一代代的复合型人才，避免智力集团选边站的意识与行为。
当然，两种文化的阐述不免导致对文化的简单理解与片面分析，尤其是其中的“二分法”思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缺陷。斯诺本人似乎也意识到这个问题。“1971年，他承认，他至今对‘两种文化’概念的学术表述仍不满意，并且他曾在若干场合尝试过精化他的表述”。
事实上，“二分法”既是斯诺命题的不足之处，也是其开放性所在。“‘二’这个数字是一个危险的数字：正因为这样，辩证法才是一种危险的方法。想把一切事物一分为二的尝试都是应当加以怀疑。我曾考虑过很久，怎样进一步加以改进，但最后还是决定算了。我正在探求稍微超出于这个有力的隐喻，又比一幅总的文化图小得多。为了这一目标，两种文化的说法大概是对的，分析得过于细致反而会损害它的价值”。
的确，将文化截然分类“两类”，是很容易遭到多方反驳的。毕竟，任何事物在归类的过程中，均不可能达到了完全的“类别化”，何况又是十分复杂庞大的文化问题？即使在科学文化内部，纯科学家与应用科学家如工程师，两者在知识方面的不理解同样导致了巨大的鸿沟；即使在文学知识分子内部，“隔行如隔山”的事例，亦比比皆是。“除了‘两种文化’的说法，事实上人们也不妨说有202种文化，或只有一种文化。两个极端，区别只在于强调了‘文化’概念的不同方面”。
但是，正如斯诺本人所言，两种文化不过是个隐喻。它确实揭示了当今人类社会真实的文化生态，而且容易引起人类对自身发展过程中的文化警觉与自我完善。
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从数字方面来看，两种文化的命题是在引导人们思考第三种文化的可能性。在斯诺看来，第三种文化是可能的，但他认为在他那个年代还没出现。“目前谈论某种已现实存在的第三文化，可能还为时过早。但我深信这种文化正在来临”。第三文化“为了完成自身的任务也必须同科学文化友好相处”，“有必要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文学知识分子，或者更确切地说，转向文学文化的某些极端表现”。显然，斯诺所谓的“第三文化”，实质上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互融共存，是需要科学家与文学知识分子共同参与建设的宏大文化体系。三、斯诺命题的开放性
斯诺的两种文化是工业化过程中的现代知识分子与文化问题，是对社会分工细化下文化壁垒的反思，也有对未来社会文化发展的诸多展望。两种文化的分裂主要体现在知识分子的不断分化、知识的专门化继续发展及智力生活的集团化有增无减。虽然斯诺认为教育的专门化与社会的定型化，是两种文化分裂的社会根源。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的专门化趋势并未改变，社会的定型化更为激进。所以，当下的文化及知识分子问题，并未脱离两种文化分裂的历史语境，仍然要求我们去关注两种文化的和谐共存与协调发展问题。尤其是斯诺的“第三文化”的预言，在当今时代依然耐人寻味。而且，“第三文化”的只言片语，给其发展和完善预留了广阔的空间。
首先，从两种文化到第三种文化，应该是文化知识分子之间消除偏见、相互理解的渐进过程。作为物理学家的斯诺，有和科学家相处的经历；作为小说家，其又生活在文学知识分子中间。所以，斯诺才深刻地感悟到知识分子之间的分裂。“我曾有过许多日子白天和科学家一同工作，晚上又和作家同人们一起度过”。“我还经常地往返于这两个团体之间，我才有可能早在动笔之前就思考过这个我称之为‘两种文化’的问题”。
显然，两种文化的分裂，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分裂，是两个知识分子集团之间缺少沟通与交流的结果。所以，从两种文化到第三种文化的蜕变，首当其冲的是科学家与非科学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两者不应是横亘在白天与黑夜之间的轮回，而应是互为影响与交流的“共同的对话”或“共同的精神”。
其次，从两种文化到第三种文化，应该是知识的专门化与跨学科发展齐头并进的过程。知识的专门化与跨学科发展，是当今学科发展的两个主要方向。看似矛盾，实则互为促进。知识的专门化是各门学科微观发展的必然方向，从这个意义上看，两种文化的分裂似乎难以扭转。然而，知识的跨学科发展却又是宏观层面上学科融合与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两种文化的分裂又有可能在跨学科发展的过程中得以缓解。可见，未来的第三种文化，应该是综合了多门学科的知识体系，需要科学家与非科学的共同参与。
最后，从两种文化到第三种文化，应该是智力生活的大众化与多样化的动态过程。斯诺提出两种文化问题的智力生活背景，与现今知识分子的具体语境迥然不同：当时知识分子的智力生活明显地趋向精英化，而且，较为单调贫乏。“有许多次我参加一些人的集会，根据传统文化的标准，这都是一些被认为很有教养的人，他们对科学家的无知用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表示难以置信”。所谓科学家的无知，是“从未读过英国文学的主要作品”。而在斯诺看来，这些“很有教养的人”也是无知的，因为“询间他们中间有几个人能说明一下热力学第二定律，反应是冷漠的，也同样回答不出”。
显然，智力生活的精英化、专业化甚或贵族化，与两种文化的分裂，具有千丝万缕的关联。所以，融合两种文化的第三种文化，需要来自智力生活方面的巨大改变：知识分子的智力生活，应该走出精英化、专业化甚或贵族化的窄小圈子，在两种文化互融共存的宏大视域下，走向大众化与多样化的广阔天地。
究竟要建设怎样的“第三文化”？斯诺自己没有给出固定的答案。“第三文化”也仅仅是一种呼唤与预言，需要来自时代与社会发展的不断补充与完善。时至今天，“第三文化”的可能性形态，也难以完全对号入座。或许是生态文化？但生态文化像“第三文化”一样，是一个开放、未定型的文化体系。或许，斯诺所谓的“第三文化”，不过是两种文化发展的一种方向与希望。“‘人们听到年轻人在问：走向何方？’斯诺如是说。他想用最简单的语词给出回答，他说他指望‘两种文化’的思想将对实现目标作出贡献：和平，富足，地球上没有过剩的人口。这就是方向”。
综上所述，斯诺命题的两种文化是工业化社会普遍存在的知识分子分裂问题，具有世界性的广泛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斯诺的两种文化立足于英国及西方文化的超前发展，深入探讨了两种文化产生的根源及其分裂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与弥合这种分裂的可能，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系统性。同时，斯诺两种文化命名的二分法缺陷，以及“第三文化”的预言，显示了其理论的开放性意义。从两种文化到第三种文化，或许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其中知识分子的分化、知识的专门化及智力生活的集团化等，将会营造更为和谐的文化氛围与知识体系。显然，第三种文化至今仍然是正在形成与发展的文化形态，其确切的命名与组织构成等，将在未来的文化建设与实践中，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第二节 斯诺命名的合理性分析
诚如前述所言，斯诺所谓两种文化就是从事文学艺术的文人与从事科学事业的科学家互不认可、更不交流及相互诋毁，是指科学家与非科学家是现代人类文化的两大阵容，及其所表征的文化群体截然不同，两者的鸿沟不断增大。显然，两种文化的问题，就文化主体而言，分为科学家与非科学家；就文化形态而言，分为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即使在当下文化语境下，类似的两种文化问题依然存在。诸如教育中的文理分科，社会中的理工出身与文科出身等阐述，无不打下了两种文化的深刻烙印。
然而，两种文化命题，在当时及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就引发了一场剧烈的讨论。批评的一方以利维斯为代表。斯诺为此专门写了一篇《利维斯事件和严重局势》，指责利维斯不遵守“学术思想争论的基本原则”。
其实，两种文化命题为大家所诟病的核心，是上文提到的二元论缺陷：为什么只有“两种”文化？而不是“三种”或“多种”文化呢？因为，即使是科学文化，也有理论文化与工程技术文化之分；即使是人文文化，也存在文学文化与艺术文化之别。
即使如此，依然不能否认，两种文化命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其呈现的是一种文化焦虑。这种文化焦虑根植于西方文学与哲学思潮的历史语境，反映了西方文化现代性中理性与感性的分裂，隐喻了美好的多元文化融合与共存之愿景。一、两种文化焦虑的起点——浪漫主义
两种文化焦虑的起点是西方的浪漫主义思潮。众所周知，在英、法、德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中，浪漫主义思潮与运动历时一百多年，影响十分深远。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西方文化传统秉持着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即使是中世纪的宗教统治亦不否认世界的本源性存在，这在思维上为后来科学文化的迅猛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西方的浪漫主义思潮与运动，则是一次文化与思维上的个体觉醒与对科学文化霸权的反抗。“可以把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时期，视为这一焦虑的起点，人们开始担心知识类型间的裂缝会给个人修养和社会的良好状态都造成损害”。
西方浪漫主义思潮与运动，是文化上焦虑情绪的起点。在经历了漫长的宗教统治的时代之后，人们文化心理的压抑已经到了一个难以承受的极点。尤其是宗教内部的分裂，为这种压抑的释放撕开了一条心理的防线。其中，以克尔凯郭尔为代表的主观真理信仰观，彻底将经院派教会置于荒谬的境地。“克尔凯郭尔将人生的宗教阶段放在了审美与伦理两阶段之上，并认为在宗教阶段，人们通过信仰上帝、与上帝进行内在性交往，可以在有限的生存中获得永恒的超越性，在个体性中获得普遍性”。这种内在性交往的主观真实，为文化上的个体自我意识的苏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正是因为西方文化在个体自我意识的苏醒与现实的文化语境之间，出现了剧烈的矛盾，所以，文化上的焦虑情绪愈演愈烈。浪漫主义思潮与运动具有显著的个体主义特征：张扬自由的情感，摆脱道德的束缚，企图跳出之前的一切文化禁锢。这种文化禁锢，当然不是来自科学文化，而是来自宗教文化的集体主义思想。两者之间必然产生尖锐的对立，这是两种文化分裂的早期形态。所以说，西方的浪漫主义思潮与运动，是两种文化焦虑的起点。二、两种文化焦虑的本质——现代性的内部分裂
两种文化焦虑的本质，是现代性的内部分裂。对现代性的分析，历来具有很大的争议。但是“两种”现代性的提法，得到了学界的多数赞同。一般认为，现代性分为启蒙现代性和文学现代性，又被称为理性现代性和感性现代性。现代性的标志性事件，是西方的启蒙主义运动。这次启蒙本质上是一次理性的祛魅运动。借助人类的理性认识能力，驱赶长期以来人类愚昧的依附存在。人类的理性能力，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张扬。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响彻云霄，成为了启蒙主义运动的宣言书。
然而，现代性的构成要素主要有两个，其内部呈现显著的二元张力。启蒙现代性的光环，并不是那么鲜艳夺目、“庄严灿烂”。“西方浪漫主义思潮源自卢梭，卢梭的成名作为《论科学与艺术》一文，其批判矛头指向了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及促成这一文明的科学与文化”。卢梭将人性的堕落、道德的败坏等，归咎为科学技术迅猛推进的现代文明。当时的工业文明，破坏了长期以来的社会宁静；人类的心理逐渐远离了传奇式的浪漫想象，弥散在近似机械的日常生活之中。感性生存体悟的时空，渐渐地被理性主义思维所挤压。
事实上，科学文化的核心，就是现代性的启蒙理性；人文文化的内涵，集中在现代性的感性维度。两种文化的焦虑本质，是肇始于浪漫主义思潮与运动的现代性的内部分裂。在文学方面，是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思潮流动；在哲学方面，有与理性传统分道扬镳的浪漫哲学；在社会学方面，理性的结构形态存在于感性的社会生活之中。等等。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显然构成了一种相关性又具制衡性的整体存在。三、两种文化焦虑的隐喻——多元文化的融合与和谐
前文已述，斯诺似乎意识到了两种文化命题的“二分法”缺陷。两种文化的命题确实存在一些不够完美的地方。但是，这种不完美是因为找不到更为完美的表征概念，而且它并不影响命题本身的问题指向。因为两种文化的焦虑，是一种置身于其中的文化隐喻，不过是要警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失衡。
即使到了今天，两种文化的焦虑依然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当下两种文化的焦虑突出体现在，科学文化主导地位下人文文化的边缘化。知识分子的集团分化与对峙，在社会文化的整体构成中，形成了科学文化的霸权地位与人文文化的衰微趋向的失衡。在经济建设主导下的文化存在中，科学文化的乐观精神挤压了人文文化的悲观情调；前者求真务实的现实成就，愈发疏远了后者唯美就虚的人文理想；前者张扬理性的主体性诉求，逐渐偏离了后者感性自觉的整体化存在。诸如此类的两种文化焦虑，在当下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构成了不和谐的文化生态，是当下文化建设中不能回避的深层次难题。追求两者的互融共存，是我们当下和谐社会建构的重要方向之一。
然而，两种文化焦虑的正确发展方向在哪里呢？或许，答案就在当今如火如荼的生态文化建设。生态文化的诞生，来自跨学科的理论研究和环境恶化的现实处境。其核心不仅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愿望，而且是和谐共存的社会形态建构。
主客二元论是生态文化以外的其他文化的逻辑起点。这就要求人类从生态整体主义的视野，来思考人类社会业已出现的文化问题。可见，生态文化是当下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生态文化政策取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两种文化视阈下的鄱阳湖生态文化政策，应该立足于生态文化建设过程中的具体语境，集中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分裂的现实危机。上述问题将在后文中进行详述。
而在斯诺的时代，生态文化的建设，尚未达到如今的紧迫程度。所以，两种文化焦虑，不过是一种隐喻。其指向的是多元文化的融合与和谐共存。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见出，两种文化命题虽然不乏二元论的缺陷，存在以偏概全之嫌。但是，历史地看，这个命题又具有很大程度上的合理性。首先，两种文化命题是人类文化心理上焦虑情绪的映射。这种文化焦虑的起点，是西方社会中规模浩大、影响深远的浪漫主义思潮与运动，其与古典主义和现实主义思潮及运动构成了相生相克的二元存在。其次，两种文化焦虑的本质，是现代性内部张力的呈现。现代性的内部张力，来自启蒙现代性和文学现代性，或曰理性现代性和感性现代性的二元对立与相互制衡。最后，两种文化的焦虑，是对一种未来文化的隐喻——寄希望两种文化等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和相互融合。所以，两种文化命题立足于历史，着眼于当下，瑕不掩瑜，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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