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机制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罗小梅等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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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机制研究试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1]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强调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开始了改革的探索之路。三十多年来，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锐意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不断扩大开放，决心之大、变革之深、影响之广前所未有，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发展，各种深层次的矛盾也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改革越是往前推进，改革的关键性、系统性、复杂性、艰巨性、风险性也就与日俱增。改革必须服从于发展，发展中的问题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虽然改革具有延续性和路径依赖，但这是一场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的全面深化改革，唯有树立新常态的战略思维，以更具穿透力的改革，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体制机制改革和完善取得突破性进展，才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中国更具活力。

如何使改革更具穿透力？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作出了回答：通过“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2]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逻辑关系非常清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处于引领地位的战略目标；改革既是驱动力，也是凝聚力；法治则是框架和轨道，也是理念和制度；党的领导则是“四个全面”之魂，是各项工作顺利推进、各项目标顺利实现的根本保证。“四个全面”的提出，是治国方略的理论提升，标志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总体框架更加完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日臻成熟。一、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2013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改革开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繁重的事业，必须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干下去。这是一场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伟大变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朝着党的十八大指引的改革开放方向奋勇前进。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一论述，高度概括了改革开放的巨大作用，深刻阐述了坚持改革开放对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意义，展示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谋远虑、责任担当和继续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的坚定信念。（一）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回顾历史，是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才使古老的中华民族获得了新生。但是在实践过程中，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既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就，也出现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而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中国与世界前沿的差距一度拉大，催人警醒。正如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指出的：“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3]事业就会被葬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们党在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深刻反思、对中国发展落后进行深刻反思、对国际形势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开放突破了过时僵化的思维和体制束缚，推动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这场全方位的变革，深刻改变了国家、民族以及每个人的前途命运，终于使我们充满自信地大踏步赶上世界现代化潮流，曾经遥不可及的民族复兴“中国梦”变得日渐切近。因此，没有改革开放的历史抉择，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不会有中国的明天。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二）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动力源泉

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地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极大地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全面发展，从内部看，是因为我们始终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改革开放的着眼点，这就找准了社会主义发展活力的动力源泉。不仅打破了束缚人们的思想和体制桎梏，还着力调整和改革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部分，调整和改革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部分，从根本上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从外部看，就在于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长期闭关锁国和沉闷僵化的状况，在经济上解决了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在现代化启动初期面临的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管理低效等难题，从外部为社会主义发展注入了精神活力和物质活力。正是思想解放激发了中国人民的创造热情，制度变革释放了中国社会的强大活力。历史和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动力源泉，它使今天的中国站在了新的发展起点上。（三）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

新的起点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动力源泉，这是为30多年改革实践所证明了的真理。今天中国之所以吹响全面深化改革的集结号，是因为在发展的新的起点上，产生了新的矛盾和问题。改革必须服从于发展，发展中的问题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虽然改革具有延续性和路径依赖，但这是一场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的全面深化改革。唯有树立新常态的战略思维，以更具穿透力的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体制机制改革和完善取得突破性进展。

恩格斯曾经预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但是，目标和现实始终存在差距，理想和条件经常发生矛盾，社会问题由此不断产生。今天，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机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存在，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问题。这些问题客观存在，既考验着我们党迎难而上的勇气，也检验着我们党攻坚克难的智慧。发展中的问题只能靠发展来解决。唯有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这是深化改革的硬任务，也是时代给出的必答题。为此，只有紧紧抓住并切实用好宝贵的战略机遇，树立新常态的战略思维，正确合理地对待和分析这些矛盾和挑战；以更深层次的改革开放作为关键性抓手来面对这些矛盾和挑战；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着力解决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突出问题，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体制机制改革和完善取得突破性进展，我们的事业才会天宽地阔、充满希望。

20多年前邓小平同志所讲的“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在今天愈发有警示意义。单纯通过抓经济发展来解决，只能触及问题的局部或表面；回避体制和机制就事论事，也无法从根本上来解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中国已经取得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巨大发展成就，但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矛盾。所有矛盾问题都带有深层次性，非小修小补所能解决，必须进行深层而又全面改革。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4]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二、科学论断带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是中国先哲对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深刻总结，也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现实写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深刻理解过去，我们才能知晓自己从何而来；深刻认识现实，我们才会知道要走向何处。改革开放创造出今日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而明日中国的前途命运，则取决于当代中国人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心与意志。因此，他强调，改革开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繁重的事业，必须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干下去。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一科学的重要论断，催人奋进，给人启发。（一）要深刻把握改革发展的规律

所谓“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是说改革开放永远不会完结。它既是一个时间概念，也是一个空间概念。从时间方面强调任何时候必须永远坚持改革开放；从空间方面强调做任何事情都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精神。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对改革开放作出的科学结论。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的运动和发展是有其规律性的。中国共产党无论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还是建设道路，都是在实践中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认识的深化而不断寻求其规律。三十多年的探索，我们找到了改革开放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也是我们发展成功的路径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把改革开放上升到科学规律的高度来定位，这就再次表明，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顺应当今世界发展大势的必然选择。

同时，习近平同志又强调，改革开放是一个渐进过程，必须尊重规律、开拓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不断深化改革中发展前进的。我国要实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许多规律性的东西我们还不熟悉。我国改革开放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妨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体制性、机制性障碍和弊端还没有完全消除，同时又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因此，推进改革开放既需要政治勇气和担当，也需要政治智慧和谋略；既要坚信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又要以大无畏的勇气、坚忍不拔的意志去深刻把握改革发展的规律，去开拓前进，才能找到前进的新路，取得新的成绩。（二）要始终坚持实践第一的原则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最大的历史经验，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真正确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奇迹，年均增长率保持9%以上，GDP总量排名世界第二。伴随着经济的腾飞，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制约发展的一个个难题逐渐破解。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声音显出特殊的分量。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不仅充分证明了30多年来我们所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为改革开放“再出发”提供了实践支撑和宝贵经验。应该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是一部最丰富、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从这部教科书中，我们真实地领悟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促使真理发展的动力的哲理；我们也真正感受到了中国经济社会发生的历史巨变，从而自觉把握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我们所推进的全面深化改革，它不同于某一个单一领域的改革，其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我国复杂的国情、制度变迁过程中出现的多元利益格局及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和完善等都意味着没有一个现成的目标模式可以照搬或移植。因此，不能拿任何一种理论上的理想模式来衡量改革的质量或成败，只有实践才有真正的说服力。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摸索、试错和总结，通过实践的效果来评价并不断加以完善，才能为经济社会健康持久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源。（三）要始终坚持解放思想的要求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次社会变革，无不以思想解放为先导，改革的深化也有赖于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或旧的观念出发，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三十多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也就是一部不断解放思想、不断开拓创新的历史。农村改革之初，有人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说成是搞资本主义复辟；特区刚建立时，也有人说，特区除了五星红旗是社会主义外，其余全是资本主义；长期以来，市场经济被视为洪水猛兽，被斥之为社会主义的异端；还有些人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是资本主义土壤，搞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就是搞资本主义，就是所谓的私有化……凡此种种无不说明，不解放思想，不冲破传统观[5]念，不打破思想枷锁，改革就无从谈起。

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既要充分认识3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更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只是阶段性的，之前所完成的很多合理化改革放在现阶段看仍然不够深入，一些深层次的矛盾还没有根本性的触及和解决，未来改革开放的道路更长，任务更艰巨。正是从这两方面的意义讲，改革开放是一场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伟大变革，是必须不断向更深层次前进的变革创新。我们必须始终牢记邓小平的告诫，“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6]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我们要切实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的：改革开放最要不得的是思想僵化，[7]故步自封，“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牢牢把握解放思想这一法宝，冲破因循守旧的“大山”，突破思维定式的“峡谷”，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改革大发展，就一定能锐意创新打开通道。（四）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方法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从根本上讲是一个正确的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当代中国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摸着石头过河，大胆试验、大胆突破，从实践中获得真知，才能进一步解放思想，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才能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才能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根本保障。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又十分强调要加强顶层设计，搞好统筹协调。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尤其是在推进全面的深化改革开放过程中更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三十多年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要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同时也要继续鼓励大胆试验、大胆突破，不断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三、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部署的鲜明特点和显著成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及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观点、新论述、新举措、新蓝图，初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改革的制度体系，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全会和《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重大部署，把“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要求落到了实处，体现了鲜明的特点。贯彻《决定》的部署，一年多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改革成效十分明显。（一）延续性与创新性相统一：坚持改革与深化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所以引起国内外高度关注，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一个抉择的关键期，即中国下一步的改革走向哪里，改什么，怎么改？面对社会对改革的重重困惑，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仅高度评价了35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和伟大成就，肯定了改革对当代中国的重大意义与作用，而且就进一步如何深化改革回答了社会和人民的期盼，改革开放是党在新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这就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表明中国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与信心不会动摇，中国对于转型时期的问题解决途径只能是深化改革，坚持在发展中解决“成长的烦扰”和“发展的困惑”，中国绝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中国在坚持改革的基础上，不断深化改革，这种深化，主要是从制约发展的根源即体制机制上寻突破。因此，紧紧围绕深化制度改革，《决定》提及最多的词：改革59次，制度44次，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财税、国防、科技、行政、司法、执法、教育、医药、卫生、编制、人事等十多个方面。

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同志就讲过，我们再过30年可能制度上就要定型，比如到2020年，我们可能要有一个现代的体制、现代的国家。这次三中全会说我们努力的方向就是要有一个定型的制度。显然，这是在坚持改革的基础上的创新，在改革创新中的突破，只有不断解决发展与转型中的问题，才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入发展。这是这次三中全会和《决定》的第一个鲜明特点。（二）系统性与针对性相统一：全面改革与重点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的第二个特点是注重系统性与针对性相统一，全面整体改革与重点突破相结合。这既是一种关于改革的战略思路，也是一种改革的方法论。35年来的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两个文明建设”、“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再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的整体部署，从早期的经济体制改革变为包蕴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目标在内的全面改革，体现出改革内在逻辑的一般演进。《决定》就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整体部署，要求“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强调五大改革要同步进行，全面系统协同发展。从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到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到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从文化强国战略，到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从坚持创新社会管理深化到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再到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等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整体性改革。总之，通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8]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改革的整体性是必须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整体，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行重点突破。因此《决定》明确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矛盾和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就明确要求政府职能转变与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必须加快推进，就意味着“小政府、大市场”的理念必须加快推广，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加大力度，尤其是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要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要推动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等。要明确政府三大职能：一是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二是加强市场活动监管；三是加强各类公共服务的提供。推广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与此同时，市场体系建设和完善将会进一步加快，比如，放开各类市场主体准入。《决定》提出，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对企业投资项目，除关系国家安全等项目外，政府不再审批。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打破地方保护主义、诸侯经济。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放开外商投资准入。《决定》提出放开外商投资准入、加快自贸区建设和沿边开放等。为此，要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实行统一国民待遇，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尤其是《决定》新提及的金融市场、建设用地市场、创新驱动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时，全会还提出了到2020年，要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进一步实现下一个35年发展和两个100年发展目标，实现更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好地解决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不均衡的问题。同样，对于民主法治、文化建设、社会管理、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军队建设、党的建设等方面，也要重视重点突破。因此，既要坚持系统性，又要坚持针对性，突出全面改革与重点改革相统一，这是这次三中全会和《决定》的第二个鲜明特点。（三）理论性与方法性相统一：创新改革与实践改革

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决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立场去观察分析中国转型时期问题，高屋建瓴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措施，既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的改革观，又是针对中国社会转型提出应对策略，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与针对性，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理论性与方法性、创新改革与实践改革的辩证统一。《决定》在理论上实现了对改革的深化和创新，首先是治国理念和方略的突破。关于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一是总概括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了“一体两翼”相辅相成；尤其是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总目标，将以往不断提及的“管理能力”改为“治理能力”，“社会管理”改为“国家治理”，这是国家政治话语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治国方略的重大突破，是改革的新思路、新境界。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涉及多方面的改革，不局限于政府层面，因此是改革总体思路和治国方略的重大完善。其次是改革思路的突破。《决定》强调综合改革，而不只是经济改革。关于全面的体制改革的重大决定，有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及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些决定也涉及政治、社会、文化等，而这次全会《决定》，标题是全面改革，而不是经济体制，就意味着未来改革是综合改革，经济体制改革虽然是重点，但其他改革也很重要。再次，改革部署有重大突破。一是进一步明确了改革目标。《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果说，我们早期的改革是打破旧体制，建立新体制，完善新体制，现在不仅是继续完善体制，而是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然制度的范围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广泛得多，内容丰富得多，战略性高得多。二是进一步明确了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改革是为了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这就意味着凡是导致社会矛盾和不稳定，不能增加公平正义、不能带来福祉的改革不可取，也意味着改革不应有闯关、急于求成、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再其次，对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决定》在继续沿用十八大提出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这是对政治体制改革，对重要制度的完善补充。最后，深化经济改革有实质和创新内容。对市场角色全新定位，把市场对资源配置从最初的“基础作用”到“决定性作用”；“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一是注重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表明，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而不是政府，但也不能忽略政府的作用。二是强调商品和要素自有流动、平等交换，这是市场经济的要求。《决定》提出“必须加快形成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但是，也要看到我国国情的特殊性，实现完全的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不容易，因此，《决定》提示“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三是强调“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但这个提法也意味着不完全由市场决定价格，在一些关系国计民生、基础设施领域，政府定价依然不可或缺。四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是新的提法，有利于解决农村城镇化和城镇化过程中的各种土地矛盾，有利于城乡互利发展。五是《决定》回应了对国有经济改革的一些争议，明确提出“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依然要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总之，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市场与政府、市场与法治、市场与财税金融体制关系等的摸索经验升华为理论纲领，实现了对改革的理论创新。这些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发展。

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仅注重创新改革，还提出了实践改革的方法论，提出了改革的实践表和路线图，注重改革的步骤和举措，提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方法论，整体改革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的方法论，全面深化改革要统筹规划、通盘考虑，加强各方面协调的方法步骤论，等等。还进一步明确改革的动力来自社会。强调要激活各类社会组织和功能，让全社会充满活力。“社会活力”是三十多年改革过程中继“思想”、“生产力”之后第三个被“解放”的对象。“全社会充满活力”的思想方法，就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合力论”的生动诠释。只有全社会都充满活力，我们的改革才可能成功。因此这些方法论的提出和应用，必将对新一轮改革产生积极的导向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及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一个新的历史起点，是新的历史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行动的总纲领。一年多来，贯彻落实改革的部署和要求成效显著：围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进行的改革顶层设计基本完成。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民主法制、文化体制、社会治理体制、社会事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领域的改革都在有序推进。其中，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成效最为瞩目，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注册登记制度改革、涉企收费清单管理制度改革、自贸区试点扩容等，向市场放权、激励创新创业的改革举措密集出台，大大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去年6月通过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从预算管理制度、税收制度体系、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关系”三大方面全面推进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而新的《预算法》在预算管理制度、预算控制方式、地方债务风险、转移支付制度、预算支出约束等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为进一步规范政府的支出行为、转变政府职能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户籍制度、考试招生制度和农村土地征收制度等社会领域改革也在过去一年全面铺开，充分体现了改革的公平正义取向。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表明中国也将进入“法治新常态”，不仅将政府权力放进法治这个笼子，政府的政策乃至改革的推进也纳入法治的轨道……

然而“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还需要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底前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上对过去一年的改革作了回顾，并对2015年的改革作了部署。他指出，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改革已经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重大进展。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在当前改革攻坚期和深水区，如何继续大胆探索、勇于创新，是我们必须交出完美答卷的一场考试。他要求增强改革的穿透力，即改革的目标、方案和举措本身要有穿透力，改革的实施和贯彻要有穿透力，改革的质量标准要有穿透力，提高改革质量。这就再次发出了深化改革的动员令。四、本课题研究的目的意义和基本思路

改革开放是新时期鲜明的特征，是促进中国快速发展的动力。目前，围绕这一重要主题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是，对于改革开放动力机制的构成、动力发生作用的一系列理论与实际问题的深入研究，应该说还是不够的。同时，如果从改革动力机制的视角来分析重庆改革的实践，通过对重庆深化改革的探索与经验的实证分析，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改革为什么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一论断的科学内涵，进一步理清仍处于“欠发达地区、欠发达阶段”地区构建深化改革的动力机制等带有规律性的问题，是有理论意义的；对于深入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促进深化改革和科学发展是有实践意义的。（一）关于深化改革的动力机制与重庆改革实证分析的研究目的《决定》对改革进行了整体系统部署。强调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要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新突破，以此牵引和带动其他领域改革，使各方面改革协同推进、形成合力。我们认为，要让“全面深化改革”顺利推进，有必要深入探讨深化改革的动力机制问题，对国内外关于深化改革的动力机制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这有助于弄清改革之所以是攻坚克难的原因，寻求推动深化改革的动力源泉。因此，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要深入探讨推动促进深化改革的动力系统，从动力机制的角度，研究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动力机制，研究如何形成合力导向问题，即深入探讨如何形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合力，从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动力来源上确保深化改革具有强大的合力，为全面深化改革聚合最大公约数与正能量去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发展。因此，为全面深化改革尽快形成巨大合力、强大动力提供理论支撑和对策建议，是本课题研究的目的价值和重要意义所在。

重庆是在近代社会西南崛起的一个重要城市。回顾重庆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从军事重镇到工商业城市、工业重镇、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国家级大都市的多次飞跃性的提升性变化。在重庆的发展变化中，发展质的飞跃性的提升性变化最大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直辖以来的发展历程。课题组通过历史与逻辑、经济与社会相结合的研究认为，重庆市发展质的飞跃性变化所以发生，其内在的本质与规律应该在于“深化改革的动力机制”。我们希望通过总结重庆发展的经验，分析揭示仍处于“欠发达地区、欠发达阶段”的地区该如何构建深化改革动力机制的规律，从而为国家与重庆的深化改革积极地建言献策。这也是本课题研究的价值和重要意义所在。

习近平同志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要完成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各项战略目标和工作部署，必须抓紧推进全面改革。课题运用动力机制的理论，通过对中国35年改革与深化改革的实践经验分析，尤其是通过对重庆改革发展的实证分析，证明改革为什么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揭示深化改革动力机制的机理与规律；分析仍处于“欠发达地区、欠发达阶段”的地区该如何构建深化改革的动力机制，从而为国家与重庆的深化改革提供学术支撑和实践参考。（二）关于重庆改革、深化改革的动力机制与实证分析的研究意义

1．创新对改革开放研究的视角。对改革开放的研究应该说已经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但是从总体上看，过去对改革开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视角：一是用历史与现实事实经验，说明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二是对各领域、各行业、各单位改革开放进行比较具体的分析，为改革开放提供各种可以操作的做法。本课题试图聚焦于改革动力视角，以重庆改革发展实际为鲜活案例和佐证，来分析30多年后的新一轮深化改革的动力机制，从而为国家深化改革提供新的视野，为重庆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促进深化改革提供更广阔的选择与切入点。

2．将改革开放是发展动力的认识进一步提高到理性认识水平。改革开放是发展的动力，这样的认识共识已经形成很久了，这是事实。但是，对于改革开放动力机制的构成、动力发生作用的一系列理论与实际问题，理论研究是不够的。由于理论研究得不够，造成我们的认识并不深入、并不具体，这也是事实。本课题的研究力求深入具体，将改革开放是发展动力的认识进一步提高到理性认识水平。

3．将重庆厚积薄发的改革开放实践推向深入研究的水平。重庆从20世纪80年代的综合试点改革、计划单列到20世纪90年代的直辖实践，从一定意义上说，具有改革开放“实验田”的意义。特别是近年来，重庆的改革开放动力作用日益突出：进出口贸易从20亿、30亿美元跃升为955亿美元；GDP从直辖之初时的1080亿元到2011年就跃入“万亿俱乐部”；在全国经济下行压力仍然不小的情况下，重庆近年的增速都在两位数。这些事实说明，研究重庆改革动力机制问题的实践基础很好，大有必要。

4．揭示“双欠”地区改革开放动力的特殊机理与规律。上海、广东等沿海地区代表形成了“高起点”地区的改革开放动力的特殊机理与规律。但是，广阔的内陆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仍处于“欠发达地区、欠发达阶段”的双欠水平。这些地区该如何构建改革动力机制，是急迫需要专门研究的问题。这就使得本课题的研究具有了普遍的意义。（三）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

1．研究的指导依据。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以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及其《2014年重庆市全面深化改革重点任务》决定为直接依据。

2．研究的实践依据。以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和发展成效、以重庆改革开放重大实际事实为研究基础。这些事实基础既要有改革的内涵，又一定是过去与将来都将对中国以及重庆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3．对重庆改革的实证分析突出动力机制的研究主题，突出创新的本质。改革开放本身是一个纵横耦合的系统，所以，改革动力是一个系统化的机制，这个机制的共同本质是创新。任何成功的改革，共同特征与本质属性都是创新。无论是中国30多年的改革实践，还是重庆改革开放发展的实际，无一不证明：“创新是推动发展的不竭动力。”

4．将改革动力机制与政策动力研究相结合。课题组的研究认为，改革的动力机制是一个由改革开放的体制与政策有机统一的整体。体制定位政策与提出政策需求，政策使体制运行起来，正是改革开放的体制与政策的有机统一和结合才能形成改革的强大动力。

按照以上的基本观点与基本思路，我们选定了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并选择了研究路径。这就是：

上篇——理论篇，导论至第四章。这部分紧紧围绕“深化改革动力机制”这一主题，从宏观层面去分析深化改革动力机制的机理与规律；阐述和总结深化改革的动力机制构建必须坚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强调深化改革的动力机制构建必须做到“三个进一步解放”和必须聚焦的“五个重点”，从而为整个课题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根据和理论支撑。

下篇——实证篇，第五章至第十四章。这部分紧紧围绕“深化改革动力机制”这一主题，以重庆改革发展的鲜活事例，从微观层面去分析研究以两江新区及“渝新欧”铁路为代表的重庆内陆开放的动力机制；以五大功能区域建设为代表的重庆区域创新发展的动力机制；以重庆非公有制产值占全市GDP比重为代表的重庆各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动力机制；以西永微电园为代表的重庆新型工业化促进动力机制；以江北嘴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动力机制；以区县工业园区为载体的重庆城乡一体化发展动力机制；把改善生态与发展生产力相统一的生态动力机制；以“直辖体制”为代表的重庆政府职能转变与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相结合的动力机制；以聚集正能量、发出好声音为代表的重庆文化创新动力机制研究；以22件民生实事为代表的重庆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长效动力机制等，从而为整个课题研究提供鲜活的案例分析和实证支撑。

[1]2013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04版。

[2]2014年12月16日新华网刊文《习总书记首谈“四个全面”意味着什么》。

[3]《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2012年12月7日至11日），《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

[5]习近平：发展中国稳定中国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4年7月2日。

[6]邓小平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发表的重要讲话。

[7]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8]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第一章　深化改革动力理论和动力机制结构分析

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是社会发展的内在根据。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和研究动力机制。本课题研究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动力机制，主要是注重于合力导向问题，即重在探讨如何形成合力，从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动力来源上确保深化改革具有强大的合力，为全面深化改革聚合最大公约数与正能量去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发展。

我们认为，改革动力是一个系统化的机制，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基本观点对深化改革动力系统的构成要素、相互关系和内在机理作深入的分析；需要总结分析中国三十多年改革的动力结构，把握这个机制的共同本质——创新并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需要深刻认识改革动力机制的规律和重要特点，是一个由改革开放的体制与政策相互作用的有机统一的整体，对改革开放的体制与政策的有机统一和结合从而形成改革强大动力的机理进行深入的分析。这些，毫无疑问对于实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部署，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一、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基本观点

改革动力机制是一个动力系统。对于任何创新改革活动而言，动力机制都是核心和关键，它既是创新行为的始发点，也决定着以后的创新走向。因此，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基本观点对深化改革动力系统的构成要素、相互关系和内在机理作深入的分析，是帮助我们理清深化改革这一重大创新活动的动力机制，保证改革创新的有效性和规范性的重要前提。（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活的有机体，构成人类社会的一切要素和矛盾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着社会历史的进步，因此社会发展动力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系统。但是，贯穿人类社会始终的是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用于经济基础。这种交互作用，形成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系统。正是这个矛盾体系的循环往复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由低级到高级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1]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二）毛泽东关于矛盾动力的理论

毛泽东同志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从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关系的一般原理出发，提出了社会发展的矛盾动力理论，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认为，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矛盾动力理论的提出，为中国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的解决奠定了理论基础。如果没有对社会基本矛盾的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也就不会有今天的改革、创新和发展。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中华民族实现了独立解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初步成就，以此为根据，中共“八大”确立了新的发展路线，并开始实现工作中心转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没有能够将矛盾动力理论科学地坚持到底。（三）邓小平以改革为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的思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科学地总结了矛盾动力理论的成败得失，提出以改革为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的思想。邓小平的改革动力理论，不是对矛盾动力理论的否定，而是对它的深化和发展。以改革为直接动力的前提和基础就在于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动中抓住了生产力这个最主要的方面，肯定了生产力对于社会主义的最终决定作用，这使得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找到了可靠根据和客观基础。邓小平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以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在改革动力理论和机制的指导推动下，我国短短二十几年就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继承并发展了改革动力理论，对社会主义发展动力有了更深的认识，这就是紧紧抓住改革的精神实质，在新的实践中突出创新的作用，提出了指导中国改革发展的创新动力理论。江泽民全面发挥了邓小平理论的创新品格，致力于启迪民族的创新思想，弘扬民族的创新精神，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创新动力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全面实施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和人才强国战略，启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初步建成了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四）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建立以人为本的动力机制理论

进入新世纪，在国际竞争更趋激烈、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各种利益矛盾错综复杂、资源能源日益紧缺、环境生态问题更加突出的情况下，构建科学化的动力机制，从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和更深层次上寻求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成为中国社会重大而紧迫的现实需要。适应中国社会新的发展战略需要，胡锦涛同志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全面总结国际国内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及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立以人为本的动力机制理论，就是要求把社会发展动力机制看作一个有机整体，在全面继承矛盾动力理论、改革动力理论和创新动力理论与机制的基础上，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动力的根本宗旨和目标要素，突出强调和全面体现动力机制的属人本质和为人性质。因此，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动力机制强调：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改革取向，实现目的价值与手段价值的高度统一；二要立足自主创新，强化原始创新，打牢发展基础，开拓发展源头，强化创新动力的可靠性和永续性；三要坚持统筹兼顾，系统集成，充分发挥动力机制的综合效能，推动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其中，坚持以人为本的改革取向，实现目的价值和手段价值的高度统一，是“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动力机制理论”的根本要求。这不仅是对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重大发展，同时对于加快社会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步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意义都十分重大。（五）习近平以全面协同和互动性改革为社会主义发展直接动力的思想

习近平同志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强调，“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2]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统筹谋划，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应当说，当前深化改革的最大特点是全面协同和互动性，是实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的综合配套改革。正是这种整体推进改革，消除科学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可持续的发展，就要求必须更加注重各项改革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形成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强大合力。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沿着正确道路全面前进。

强调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这既是对过去经验的科学总结，又是对现实挑战的深刻认识。在今天的改革实践中，我们已经强烈地感受到“单兵突进”很难形成“合围之势”，往往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旧的问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又会暴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目的就是要避免改革“碎片化”，把握改革的整体性，运用系统思维，统筹谋划、协同推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做到：

明确改革的目标。把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抓住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问题。我们应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以发展的眼光、联系的观点、系统的思维来认识和把握改革的目标。当前的改革不是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改革，而是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的全方位、立体化改革，目的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我们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治国理政的效能。

把握改革的重点。发展是第一要务，是解决当前所有问题的关键。虽然我们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特别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还未理顺。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和伟大成就表明，经济体制改革始终是改革的重点，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它的进度决定着整个改革的进度，它的成败决定着整个改革的成败。只有牵住经济体制改革这个“牛鼻子”，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全面深化改革，才能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抓住改革的核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过去的“基础性作用”到现在的“决定性作用”，我们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是经济管理和调控的主体，市场是配置各类经济资源的主体。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就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激发市场活力、完善市场体系、健全市场规则，让“看不见的手”充分施展，让“看得见的手”真正有效。

形成改革的合力。改革没有大多数人的支持，就很难顺利推进。相比过去，全面深化改革面临许多新问题、新挑战。改什么、怎么改，不同的人、不同的社会群体有不同的见解和主张。这就需要把最大公约数找出来，最大限度地求同存异，在深化改革问题上形成聚焦。这就需要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通过民主听证、民主恳谈、民主讨论等方式凝聚共识，消除群体隔膜，清除沟通障碍，不断聚合全面深化改革的正能量。

加强顶层的设计。随着改革的深化发展，各种深层次的矛盾也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改革越是往前推进，改革的关键性、系统性、复杂性、艰巨性、风险性也就与日俱增。因此顶层设计是一个综合性的战略，既要对各个部门的改革进行统筹配套，在时间表上进行设计。同时，顶层设计又要有强大的权威性，把各方面利益协调起来。我们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中，看到了这种统筹性和权威性，看到了更加注重发展和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四个全面”的逻辑关系，非常清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处于引领地位的战略目标。改革既是驱动力，也是凝聚力；既是方法路径，也是精神内核。法治则是框架和轨道，也是理念和方法。而党的领导则是“四个全面”之魂，是各项工作顺利推进、各项目标顺利实现的根本保证。“四个全面”的提出，是治国方略的理论提升。标志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总体框架更加完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日臻成熟。

总之，习近平以全面协同和互动性改革为社会主义发展直接动力的思想，以其鲜明的时代特点和丰富的科学内涵，实现了社会发展动力机制理论的历史性飞跃。按照这一理论，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改革的系统配套，统筹改革的动力资源，优化改革的动力机制，协调改革动力系统的内部关系，建立健全更加科学、合理、高效的动力机制，实现由“单一推进型改革”向“系统配套型改革”的根本转变。只有充分发挥改革动力的整体效能，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二、对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动力结构的总结分析

改革开放是发展的动力，这样的共识已经早就不是问题了。但是，对于改革开放动力机制的构成、动力发生作用的一系列理论与实际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因为，是否具有科学化的发展动力机制，从根本上决定着新一轮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前途与命运，离开了持续的动力支撑，全面改革深化将寸步难行。这就涉及在具体的时代实践中动力结构的设计、完善与转型。因此，对中国30多年改革动力结构作总结分析，对其历史性的动力效能进行回顾，对其支撑结构进行分析，找到新一轮改革推进中动力结构亟待完善的原因，提出健全改革动力机制系统要素的对策思路，就是十分重要的任务。（一）历史性的动力效能回顾

1978年12月18—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篇章。30多年的改革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以农户为中心的改革（1978年底至1984年）；二是以企业为中心的改革（1984年至今）；三是从现在开始以政府为中心的改革。

以农户为中心的改革通过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农民从公社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其积极性得以充分发挥，促进了农副产品的迅速增长和市场繁荣，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这是第一阶段改革的主要成果，并且也成为改革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理念的形成以及赢得民众广泛支持的重要支撑。然而，随着社会其他方面的改革深入及农村自身生产力要素的重组、演变，造成了第一阶段的改革热情及其形成的动力未能在以后阶段持续。同时，由于规模经营、城镇化、消除二元结构的历史性呼唤，农村改革理应进一步推进，期待着新的动力支撑。

以企业为中心的改革使中国的改革从农村拓展到城市，从经济主体、管理体制延伸到政府管理甚至政治体制。这一阶段的改革不仅促使国有企业分步推进，还促使大量非公企业应运而生，目前的非公经济比例基本上是以企业为载体的。但当改革进入制度创新时期，较之放权让利，无论是国企，还是非公企业均有“如履薄冰”之感。因为企业制度创新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国际竞争范围内展开的，30多年企业改革要继续推进，其动力不仅来自企业内部，还要来自政府的职能转变和整个社会环境的进一步再造。

再从政府改革的深化看，当中国整个改革处于以企业改革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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