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意从来高难问 晚年季羡林(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9-16 22: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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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卞毓方

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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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意从来高难问 晚年季羡林

天意从来高难问 晚年季羡林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天意从来高难问 晚年季羡林作者:卞毓方排版:辛萌哒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时间:2009-08-01ISBN:9787505965331本书由天津中作华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第一章破译季羡林的两把钥匙

探讨季羡林的内心世界,有两件事,不容回避。

其一:季羡林对他寄身的叔父的那个家,以及由叔父包办的与彭德华的婚姻,很长一段时期内,基本上是若即若离、敬而远之。且看他在《清华园日记》中的披露:

家庭,理论上应该是很甜蜜,然而我的家庭,不甜蜜也罢,却只是我的负担。物质上,当然了,灵魂上的负担却受不了。(1933.3.3)

济南空气总令人窒息。看着浅薄的嘴脸,窄的街道,也就够人受的了。(1933.6.10)

我近来对家庭感到十二分的厌恶,并不是昧良心的话。瞻望前途,不禁三叹。(1933.6.30)

说实话,家庭实在没有念念的必要与可能,但心里总仿佛要丢什么东西似的,惘惘地,有醉意。(1933.8.9)

家庭对我总是没缘的,我一看到它就讨厌。(1934.4.18)

非走不行了——我希望能永远离开家庭,永远不回来。(1934.4.19)

…想到将来…前途仍然渺茫,而且有那样一个家庭,一生还有什么幸福可说呢?(1934.5.6)

家庭毕竟同学校不同,一进家庭先受那种沉闷空气的压迫。(1934.6.29)

中国的家庭真要不的。家庭本来是给人以安慰的,但大部分家则正相反,我的家庭也是其中之一。(1934.7.3)“……使我最不能忘的(永远不能忘的)是我的H(即彭德华,他的妻子)。竟然(经过种种甜蜜的阶段)使我得到der Schmerz(痛苦)的真味。我现在想起来仍然心里突突地跳──虽然不成的东西,也终于成了东西了。”(自序,1932年9月13日晚记)

季羡林的包办婚姻,令人想起鲁迅,鲁迅在痛苦中选择与发妻朱安“分居”,媳妇是母亲娶的,就让她跟母亲过;又令人想起胡适,胡适对江冬秀选择了默认,他的名言是“先结婚后恋爱”,偶有外遇,也是“有贼心,没贼胆”。季羡林呢,恪于对叔父的敬畏和传统礼教,表面上始终勉强维持,但其内心,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极为痛苦的。

2002年,九十一岁的季羡林回忆当年从清华毕业,回济南省立一中短暂任教,关于家庭和婚姻,又有进一步的披露:

一个人不管闯荡江湖有多少危险和困难,只要他有一个类似避风港样的安身立命之地,他就不会失掉前进的勇气,他就会得到安慰。按一般的情况来说,家庭应该起这个作用。然而我的家庭却不行。虽然同在一个城内,我却搬到学校里来住,只在星期日回家一次。我并不觉得,家庭是我的安身立命之地。

看,毕业后回到了济南,与家人同住在一个城内,几乎就在家门口,却坚持在学校留宿,个中委曲,明眼人一目了然。

其二:季羡林的晚年,是异常孤独的。先是,老祖于1989年去世,接着,女儿婉如于1992年病故,再后来,老伴德华又于1994年12月走了,走向那阴阳相隔、永不回头的彼岸;再加上——这是最主要,也是最为知情者讳莫如深的,笔者也是迟到2006年9月才闹明白——在老伴去世前两天,他与唯一的儿子季承关系闹掰,乃至“各走各路”。如此一来,家里,那名副其实的窝,那栖于斯咏于斯徘徊于斯的陋室,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试看1995年10月,季羡林在《汉城忆燕园》中写道:“实际上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家。我一个人就是家,我一个人吃饱了,全家都不挨饿。我正像一个蜗牛,家就驮在自己背上,我走到哪里,家也就带到哪里。”老境凄凉,孤立无依,这是人生最大的落寞。此情此状,季羡林在《九十述怀》中,又有穷形的回溯,他说:

在一般人心目中,家是停泊休息的最好的港湾。我的家怎样呢?直白地说,我的家就我一个孤家寡人,我就是家,我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害饿。这样一来,我应该感觉很孤独了吧。然而并不。我的家庭“成员”实际上并不止我一个“人”。我还有四只极为活泼可爱的,一转眼就偷吃东西的,从我家乡山东临清带来的白色波斯猫,眼睛一黄一蓝。它们一点礼节都没有,一点规矩都不懂,时不时地爬上我的脖子,为所欲为,大胆放肆。有一只还专在我的裤腿上撒尿。这一切我都不但不介意,而且顾而乐之,让猫们的自由主义恶性发展。

我的家庭“成员”还不止这样多,我还养了两只山大小校友张衡送给我的乌龟。乌龟这玩意儿,现在名声不算太好,但在古代却是长寿的象征。有些人的名字中也使用“龟”字,唐代就有李龟年、陆龟蒙等等。龟们得智商大概低于猫们,他们绝不会从水中爬出来爬上我的肩头。但是,龟们也自有龟之乐,当我想它们喂食时,它们伸出脖子,一口吞下一粒,它们显然是愉快的。可惜我遇不到惠施,没有人同我争辩我何以知道龟之乐。

我的家庭“成员”还没有到此为止,我还是养了五只大甲鱼。甲鱼,在一般老百姓嘴里叫“王八”,是一个十分不光彩的名称,人们讳言之。然而我却堂而皇之养在大瓷缸内,一视同仁,毫无歧视之心。是不是我神经出了毛病?用不着请医生去检查,我神经十分正常。

……

当时不知内情,只一味在“雅”呀“爱”呀上面做文章。现在明白了,恋猫宠猫不过是表象,背后隐藏着形影相吊、茕茕孑立的大孤独大悲凉。季先生晚年常常提到《世说新语》,这是最投他脾胃的书之一,他曾评说:“六朝和稍前的一个时期内,社会动乱,出了许多看来脾气相当古怪的人物,外似放诞,内实怀忧。”(《我最喜爱的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而后,季先生一度无疑成了《世说新语》中人,貌似旷达,诙谐,疏放,实则包含了蚀骨椎心的悲酸。第二章求仁得仁,与亲子决裂

季羡林晚景的悲凉,更集中体现在他1995年的元旦抒怀:《求仁得仁,又何怨!》,这是一篇欲说还休、鲜有人懂的怪文,倘若不是署了季羡林的大名,恐怕在任何报刊都难以发出。文章怪在何处?请看劈头这两句:“是不是自己的神经出了点毛病?最近几年以来,心里总想成为一个悲剧性人物。”“总想成为一个悲剧性人物”,这句话由德隆望重、誉满天下的季羡林口中说出,还不够惊世骇俗吗!为了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家务纠纷?!季羡林这句话,是由英国作家哈代的长篇小说《还乡》引起的,具体说,是由书中某位母亲的一句话引起的:“我是一个被儿子遗弃了的老婆子!”季羡林觉得这位母亲的处境又可怜,又可羡。怜,容易理解;羡,则从何说起呢?文中,季羡林以过来人的身份说法:“人生走到这个地步,也并不容易。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旅客。与其舒舒服服、懵懵懂懂活一辈子,倒不如品尝一点不平常的滋味,似苦而实甜。”

季羡林回顾,他读《还乡》,是在清华求学的时候,当日,母亲去世不久。母亲去世前,有八年,他没有还家。八年啊,八年!这期间,他读完初中,上高中,停学一年,再读,娶妻,高中毕业,上大学,寒暑假回济南,生女,……如此漫长的过程,如此曲折精彩的变化,竟然没有抽出一些日子,回家看看。难怪他母亲生前对人抱怨:“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对此,季羡林不能原谅自己。他说:“在我灵魂深处,我对母亲之死抱终天之恨,没有任何仙丹妙药能使它消泯。今生今世,我必须背着这个十字架,我决不会再有什么任何形式的幸福生活。我不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又是什么呢?”

是的,这事的确不能原谅。但这只能说明他有一个不幸的早年,不能形成影响终生的悲剧。季羡林对此也予以否认,他接着说:“然而我最近梦寐以求的悲剧性,又决非如此简单,我心目中的悲剧,决不是人世中的小恩小怨,小仇小恨。这些能够激起人们的同情与怜恤、慨叹与忧思的悲剧,不是我所想象的那种悲剧。我期望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悲剧呢?我好像一时也说不清楚。我大概期望的是类似能‘净化’(hashasois)人们灵魂的古希腊悲剧。相隔上万里,相距数千年,得到它又谈何容易啊!”

季羡林呢,他是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吗?否。他不是那种把头颅掖在腰带里的革命者,从他选择梵文那天起,他就把自身定位在清灯残卷。他身上有“俄狄浦斯情结”吗?有的,“俄狄浦斯情结”就是“恋母情结”,这一点,季羡林是愈到老年,体现得愈强烈。但他的“恋母”,带有纯然的抽象,更多的是出于本能,毕竟他六岁就离开母亲,当时没有照片,加之年龄小,接触短,以至于母亲的面影,一片混沌,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尤为伤心的是,不管季羡林如何回忆,他都想不起母亲的笑容。至于说与美狄亚,这位敢爱敢恨的复仇女性,两人更没有可比之处。总而言之,他成不了古希腊悲剧的主人公。

也许人们会联想到他的婚姻。前面说了,季羡林的婚姻是谈不上理想的,终其一生,他一直缺乏琴瑟和谐的夫妻之爱。且慢!写到此处,相信有人会提出质疑:“你说的太过分了吧。夫人去世之后,季老曾写过纪念文章,从内容看,老夫妻俩的感情是很深厚的,一点也没有你说的那种痛苦意味。”是的,你说得对,彭德华过世后,季先生的确写过一篇纪念文章,附在《寸草心》的篇尾。季先生的婚姻历程,本书将在第四章《季羡林的缺憾人生》中作专门叙述,这里权且摘引《寸草心》中的有关片段,略作剖析,季羡林说:“在道德方面,她(彭德华)可是超一流的。上对公婆,她真正尽上了孝道;下对子女,她真正做到了慈母应做的一切;中对丈夫,她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爱护。她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孝顺媳妇,贤妻良母。她对待任何人都是忠厚诚实,从来没有说过半句谎话。她不会撒谎,我敢保证,她一辈子没有说过半句谎话。如果中国将来要修《二十几史》,而其中又有什么‘妇女列传’或‘闺秀列传’的话,她应该榜上有名。”我相信这里说的都是真话,同时相信季老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对夫人是满怀尊敬。老伴老伴,到了晚年,夫妻俩是名副其实的伴。但是,让我们站开点想一想:倘若彭德华在丈夫的生活中,仅仅是“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爱护”,是不是还缺少了一些什么?而这三个“绝对”,实质又意味着什么?

好了,关于季夫人彭德华的事,先说到这里。虽然这桩婚姻,对于当事人双方曾经是一杯苦酒,但季羡林“求仁得仁”的时候,她已是黄泉路上客,尘世的悲欢离合,与她再也没有任何关系。

那么,剩下的,就只能是与儿子关系的冲突。季羡林对此并不讳言,他在《求仁得仁,又何怨!》中说:我所瞩意的古希腊悲剧,“却于最近无意中得之,岂不快哉!岂不快哉!这里面当然也有遗弃之类的问题。但并不是自己被遗弃,而是自己遗弃了别人。自己怎么会遗弃别人呢?不说也罢。总之,在我家庭中,老祖走了,德华走了,我的女儿婉如也走了。现在就剩下我一个孤家寡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了。我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条件都已具备。只待东风了。孔子曰:求仁得仁,又何怨!”

这里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是自己被遗弃,而是自己遗弃了别人。”

别人是谁?指的就是他的独子季承。事情怎么会走到这一步?个中原因,季先生没有说,肯定是不足为外人道的了。笔者猜想,这对老父老子间一定发生了争吵,而且颇为激烈。凡是过来人都会知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第三章“不是亲属,胜似亲属”的“打工者”

事情的发展,颇为出人意料。世人看到,没有多久,季羡林的悲剧情怀,就被一位外援的介入,一扫而光了。2000年11月5日,季羡林在《我的家》中回顾:“然而,天无绝人之路。隔了不久,我的同事,我的朋友,我的学生,了解到我的情况之后,立刻伸出了爱援之手,使我又萌生了活下去的勇气。其中有一位天天到我家来‘打工’,为我操吃操穿,读信念报,招待来宾,处理杂务,不是亲属,胜似亲属。让我深深感觉到,人间毕竟是温暖的,生活毕竟是‘美丽的’(我讨厌这个词儿,姑一用之)。如果没有这些友爱和帮助,我恐怕早已登上了八宝山,与人世‘拜拜’了。”

这位“不是亲属,胜似亲属”的“打工者”,就是李玉洁。

李玉洁在季羡林晚年的生活中,是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据其自述,她生于1928年,属龙,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北大中关园,与季羡林住对门。李玉洁的丈夫杨通方,是季羡林的属下,朝鲜语专家,那年月,因为莫须有的“特嫌”,迭遭整肃,受尽折磨,李玉洁一家的日子,十分凄惨,最难挨时,她一度想投未名湖自杀。而季羡林,作为东语系的行政领导,兼紧密邻居,对杨通方夫妇,从政治到生活,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屡有照顾,李玉洁对此终生不忘。后来,七十年代末,季羡林组建南亚所,李玉洁参与其中,成为季先生的助手。九十年代中后期,季羡林孤零无靠、艰难度日之际,李玉洁感于前恩,在家人的支持下,毅然挺身而出,自愿担当季先生的义务助理。

李玉洁的介入,是循序渐进的。先是,季羡林在1995年10月自述:“近一年多以来,我陡然变成了‘孤家寡人’。我这个老态龙钟的耄耋老人,虽然还并没有丧失照顾自己的能力,但是需要别人照顾的地方却比比皆是。属于我孙女一辈的小萧和小张,对我的起居生活,交际杂务,做了无微不至的充满了热情的工作,大大地减少了我的后顾之忧。我们晨夕相聚,感情融洽。在这里,我不想再用‘宛如家人父子’一类现成的词句,那不符合我的实际。加紧的词儿我一时也想不出来,请大家自己去意会吧。除了她俩,还有天天帮我整理书籍的、比萧和张又年轻十多岁的方方和小李。我身处几万册书包围之中,睥睨一切,颇有王者气象。可我偏偏指挥无方,群书什么阵也排不出来。我要用哪一本,肯定找不到哪一本。‘只在此室中,书深不知处。’等到不用时,这一本就在眼前。我极以为苦。我曾开玩笑似地说过:‘我简直想自杀!’然而来了救星。玉洁率领着方方和小李,杀入我的书阵中。她运筹帷幄,决胜斗室,指挥若定。伯仲伊吕,大将军八面威风,宛如风卷残云一般,几周之内,把我那些杂乱无章、不听调遣的书们,整治得规规矩矩,有条有理。虽然我对她们摆的书阵还有待于熟悉;可是,现在一走进书房,窗明几净,豁然开朗。我顾而乐之,怡然自得,不复再有‘轻生’之念。我原来想:就让他乱几年吧,等到我的生命划句号的时候,自然就一了百了了,哪里会想到今天这个样子!”

进而,李玉洁包揽了季羡林所有的日常杂务。我们仍来看看季羡林是怎么评述的,在《九十述怀》中,他说道,1995年之后,“有一位多年的老同事,天天到我家里来‘打工’,处理我的杂务,照顾我的生活,最重要的事情是给我读报,读信,因为我眼睛不好。还有就是同不断打电话来或者亲自登门来的自称是我的‘崇拜者’的人们打交道。学校领导因为觉得我年纪已大,不能再招待那么多的来访者,在我门上贴出了通告,想制约一下来访者的袭来,但用处不大,许多客人都视而不见,照样敲门不误。有少数人竟在门外荷塘边上等上几个钟头。除了来访者打电话者外,还有扛着沉重的摄像机而来的电视台的导演和记者,以及每天都收到的数量颇大的信件和刊物。有一些年轻的大中学生,把我看成了有求必应的土地爷,或者能预言先知的季铁嘴,向我请求这请求那,向我倾诉对自己父母都不肯透露的心中的苦闷。这些都要我那位‘打工’的老同事来处理,我那位打工者此时就成了拦驾大使。想尽花样,费尽唇舌,说服那些想来采访,想来拍电视的好心和热心又诚心的朋友们,请他们稍安勿躁。这是极为繁重而困难的工作,我能深切体会。其忙碌困难的情况,我是能理解的。”

李玉洁的介入,从天时地利来说,堪谓恰到好处。季承与父亲僵持,李铮行将退休,李玉洁独揽全局,应该说,她在照顾季先生方面,是呵护备至,很下了一番功夫的。尤其是,季先生2001年底几番住院以来,李玉洁也以院为家,实行全天候服务——她的两个儿子都在美国,老伴杨通方一人在家,身体也不好,她常常趁午饭后季先生休息时,回北大照顾老杨,末了又赶回医院——在旁人连想也不敢想的事,她居然把它化为现实。

从1995到2006,李玉洁和季羡林合作得“天衣无缝,滴水不漏”。然而,千帆过后,她的这段大放异彩的生活,突然以一种谁也没有料到的方式戛然而止。第四章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弦绷得太紧,容易折。

且说2006年8月初,李玉洁预先得知6日有位“中央领导”要来医院探视,那几天,她一直忙个不停,包括季先生届时着装,病室布置,以及每日常规会客等等;对了,前两次,温总理来看望,季先生穿的是医院的病服,今年,由她出主意,季先生的一位老学生梁志刚执行,特意从市场买来一件枣红短袖上衣,季先生试穿,感觉分外精神。李玉洁考虑的当然远不止这些,种种细节,非当事人,难以想像。5日,也就是季羡林九十五岁华诞前夕,紧张导致神经失控,她是一夜无眠。而到了6日晚上,“大戏”演毕,高潮已过,按说,她应该静下心来,好好休息休息的,然而,她想到尾随总理而来的高层探望,以及社会各界的殷切关心,又是思前虑后,一夜难以入睡。8月7日,李玉洁整天也是一个忙,忙得嗓子都嘶哑了。记得那天笔者与之通话,感觉到她极端疲惫,劝她注意身体,她说:“没事,我啥病没有,就是血压有点高。”8月8日,又是一个亢奋而操劳的白昼。而突然,事先没有任何征兆,8日下午,她正在病房忙忙碌碌,蓦地天旋地转,咕咚一声栽倒——唉!唉!栽倒了就没有爬起来。

看来,这高血压便是祸根!

院方随即展开抢救。一天过去,两天过去,李玉洁始终处于昏迷状态。这可是不祥之兆,大夫说,这种病,一般五天是极限,如果过了五天还不苏醒,后果就十分糟糕。

季羡林当然关心李玉洁的病情,表面上镇静如恒,依然每天坚持写作,会客。仅从已发表的著作和新闻层面得知,8日当天,完成随笔《九十五岁初度》,10日,会见老家临清的地方官员,询问家乡的发展变化;13日,会见济南中国孔子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听他们汇报季羡林研究所的装修方案,并为“文庙讲堂”题字,等等。据报道,季羡林会见中一直“精神愉悦,面带微笑”——天,这需要多么巨大的自制力!

几十年的鞍前马后,风霜雨雪,几十年的左呵右护,悉心照拂,老人家岂能无情?11日,也就是李玉洁病倒后的第三天,季羡林写了一张便条,简简单单,就一句,苏东坡的“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季老原文如此),着继任秘书杨锐拿去李阿姨的病房,念给她听。

杨锐站在昏迷中的李阿姨床前,一时百感交集,悲从中来,边念,边哽咽。17个字,三小节,这里面有多少沧桑流云,多少同事之缘、拥戴之谊、濡沫之情,杨锐能理解吗?杨锐能传达出其中的况味吗?她一遍,又一遍,周而复始,反复朗诵,泪水顺着腮帮刷刷直淌。难道这是魔咒?难道这是真言?让杨锐始料不及的是:奇迹!奇迹出现了!——就像新闻中屡见报道的那样,昏迷中的病人对真诚的呼唤作出反应,此时此刻——李阿姨的眼角溢出了泪水!一丝,又一丝。先是左眼,继而右眼。杨锐拭睛再看,真的,绝对真实无误!“李阿姨有反应了!”杨锐大呼起来。大夫、护工闻声而拢,有人当即拿来相机,拍下这非常的一刻;整个病室,立马生机萌发,群情激动。

杨锐回到季羡林的病房,报告这大好消息,老人自是欣慰无比,一周前,有人送来一只烤鸭,搁在冰箱里,这两天因为李老师生病,无心品尝,今儿心情“阴转晴”,他让护工小王把烤鸭取出来,嚷嚷着要和大家一起分享。

日子就在等待和祈愿中流逝。8月18日,清晨,季羡林伏案,写下第二张便条:“天佑善人。天道酬善。……”这条子,自然仍由杨锐拿到李阿姨的病床前念;此时,李玉洁已经恢复清醒了。

8月21日,是李玉洁的七十八岁生日,季羡林写了一首诗,题《贺玉洁病愈》,全诗如下:

玉洁生病 绝顶聪明

先选时节 后定环境

二者完成 病情得控

一转瞬间 又吹东风

从此以后 永远康宁

署名之后,又缀上一句英文:“Happy birthday”(祝生日快乐)。

诗中,季羡林所说“先选时节”,应是指天高气爽的秋季,且在温总理看望之后;所说“后定环境”,应是指发生在301医院——的确,如果不是近水楼台,抢救、治疗及时,李玉洁的这一病,定然凶多吉少。通观全诗,活泼、乐观而又不乏诙谐,看得出,老人的心情极为轻松。

9月4日,我去301医院探视季先生,在病房门外,听得季老对护工小王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你李阿姨的病,在一天天好转,痊愈有个过程,不要太急。”看,老人已经在做年轻人的工作。

10月1日,国庆,季羡林又给李玉洁写了一信:“玉洁:祝你节日好!当年我们相对背诵苏东坡‘明月几时有?’那一首词的时候,其中有两句话:‘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当时你也同意这个观点,现在身体力行。”

作为秘书,杨锐问:“将来这些信要不要收进全集?”

季羡林回答:“收。”第五章兼祧多家的野孩子

老人恋旧,回忆的闸门打开,往事潮水般汹涌。季老谈到他的父亲和叔叔,在老家混不下去,跑到济南城打工。打工卖的是苦力,卖得好,可以混张嘴,仅此而已,想发达,是没门的。奇迹出现了:季老的叔叔交了大运,一次买奖券,关于湖北水灾的,他用的是身上仅剩的五角钱,居然中了头奖,赚得明晃晃的几千两纹银,兄弟俩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老人强调,这奖券是他叔叔掏钱买的,这中奖获得的银子,按说,也都是他叔叔一人的,难得的是叔叔和父亲手足同胞,不分彼此,有难同当,有福共享。

人在巅峰状态,无论是财富,还是荣誉,地位,极易露出他的底色。父亲因弟弟中奖起家,犹如天上掉馅饼,一下子成了当地的小富翁,他没有持家的经验,不懂得任何经营,相反,他的头脑开始发胀,想像自己是乡村中朱家、郭解一流的豪侠人物,开始仗“义”疏财,大肆挥霍,忘乎所以。比方说,一次到外村赶集,经人一吆喝:“季大财主来了!”他就忘了自己究竟才有几个钱,竟然宣布,今天在这棚里喝酒吃肉的,一律由兄弟我“买单”。如是乎这般,钱来的容易,去的也容易,没有多久,父亲就把一个新兴的家业折腾完,重新沦为穷光蛋。……

……

季老接着说,他六岁离家,初到济南那会儿,基本上是一个野孩子,不懂规矩,没有教养。叔父把他送进一家私塾,塾师是一位白胡子老头,整天板着脸,令人望而生畏。他却无知无畏,塾师教他向孔子牌位行礼,他明里鞠躬,暗里腹诽;塾师让他念《百家姓》,他就“赵钱孙李,先生没米,周吴郑王,先生没床”地胡诌一通,逗得一帮小伙伴笑痛肚子;闲常,只要塾师一转身,他就立刻做鬼脸,玩花样,搅得课堂一团糟。如是念了一年,塾师实在受不了,就找来叔父,说:“你这位侄少爷没法教,请你另寻高明。”

另寻高明的结果,就是进了一师附小,呆了不到两年,又转到新育小学。

关于新育小学,季先生有过一段回忆,他说:“小学也是每学期考试一次,每年两次,三年共有六次,我的名次总盘旋在甲等三四名和乙等前几名之间。甲等第一名被一个叫李玉和的同学包办。他比我大几岁,是一个拼命读书的学生。我从来也没有争第一名的念头,我对此事极不感兴趣。根据我后来的经验,小学考试的名次对一个学生一生的生命历程没有多少影响。家庭出身和机遇影响更大。我从前看过一幅丰子恺的漫画,标题是‘小学的同学’,画着一付卖吃食的担子,旁边站着两个人,颇能引人深思。但是,我个人有一次经历,比丰老画得深刻多了。有一天晚上,我在济南院前大街雇洋车回佛山街,在黑暗中没有看清车夫是什么人。到了佛山街下车付钱的时候,蓦抬头,看到是我新育小学的同班同学!我又惊讶又尴尬,一时说不出话来。我如果是漫画家,画上一幅画,一辆人力车,两个人,一人掏钱,一人接钱。相信会比丰老的画更能令人深思。”

在人生的道路上,小学同学的命运,通常是相差最大的。此事不用举例,我想每个人都有切身体会。2008年6月13日,笔者路过济南,特意访问了季老就读过的新育小学,旧址仍在,现改名为山东省实验小学,该校宣传栏内,赫然展示着三位名人的照片:王尽美、季羡林、巩俐。前者是中共一大代表,后者是著名影星。季先生的照片夹在两人中间笑,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是舒展的,若有乐曲在其间回旋。

金克木,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他是同季先生有得一比的角色:同在北京大学东语系,同治梵学,同样懂得多种外文,同样长寿(金克木生于1912年8月14日,小季老一岁,逝世于2000年8月5日,享年八十有八),晚年又同以散文知名,甚至金克木的临终遗言:“我是哭着来,笑着走。”也使人和季老2006年的那篇随笔《笑着走》发生联想……那一瞬间,我脑海里又闪过了戴望舒。年轻时,金克木一度痴迷于天文学研究,且有译本《通俗天文学》问世,他尝自谓:“宇宙原是个有限的无穷,人类恰好是现实的虚空。只有那无端的数学法则,才统治了自己又统治了一切。”而戴氏更欣赏他的语言才华,硬是把他从天文学的轨道拉了回来——戴望舒曾有诗赠金克木……

金克木听从了戴望舒的劝告,弃天文而就语言学,对此,他不无后悔,曾在一篇随笔中,怅然叹道:“离地下越来越近,离天上越来越远。”1980年,年近古稀的金克木作《寄所思》二首,献给他往昔的诗友望舒先生……“金克木先生已经去世,对于他,您能说几句什么?”那天,我问季羡林先生。

季先生略嫌迟疑,答:“实在不敢赞一辞,金克木很聪明……”他举了两个例子,一是金先生只有小学学历,却能当上北大教授;二是金先生是教梵文、印地文的,却能在北大礼堂给全校师生大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笔者与金克木先生,并无密切来往,印象中,他的确聪明绝顶。据说他青年时自学过英语、世界语,不懂法语,1939年,他在湖南桃源女子中学教英文,当时湖南大学招聘法文讲师,他为了谋生,就找来几本法文工具书,看了看,然后就去应聘,居然被选中,堂而皇之地走上法语讲堂!据说他八十多岁,开始学电脑,立马就会操作,能打字,还能用“伊妹儿”发稿件。还有一件事,是笔者亲历的,一次,我去拜访金老,听说我是学日文的,他立刻用日语和我交谈。我从未听说过金老懂日文,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学会的。贺剑城先生曾对笔者讲,季老在某个场合对人说过:“金克木是神童,我只是中等之才。”这也许是客套话,至少反映了金先生早慧,神思敏捷,非比寻常。在这之前,有人曾提醒我季先生和金先生是半个世纪的同事同行,工作中、学术研究中难免有这种那种碰撞,言下之义,最好在季先生面前回避提及金先生。我还听说,因为季、金二位先生都住在朗润园十三公寓,所以熟悉内情的访客,在同一时间段,去了这家就不再去那家,为的是避嫌。唉,国人活得真累!季先生和金先生即使有碰撞,也多半是学问上的事儿,同事同行又同为大家,到哪儿去找这样的对手?这是现代版的瑜与亮,应该从更积极的角度去看。笔者天性梗直,不信那个邪,当着季老的面,偏偏提起别人视为“犯忌”的话题。这不是将军,这是在掏季老的肺腑之言。在我看来,碰撞又怎么样?在某种程度上,只有相互碰撞才更能理解对方。第六章傅斯年、汤用彤、胡乔木

我曾问:“您六岁离开官庄,以后大概回过几次老家?”

季先生答:“次数有限,数得出来,我去德国留学之前,三次,我的回忆录里写得明白,三次都是奔丧;留学回来,实际是我六十岁以后,回去过五六次。”

季先生解释:“1973年8月,文革还没有结束,我只是半‘解放’,国家前途,不甚了了,个人的未来,也渺茫得很,我带着老伴德华、儿子季承、孙儿季泓和孙女季清一起回去,在官庄过了六十二岁的生日。那年头不能大张旗鼓,私下悄悄过,谁也没告诉。”

季先生提到儿子季承,口吻随便自然,至少没有使我感到异样。

我接着问:“见到小时候的朋友了吗?”

季先生答:“见到杨狗,那时才知道,他的大名叫杨继发。杨狗和我同岁,有老婆,没孩子。晚景不算好,我帮过他,八十多岁死了,生病躺在床上抽烟,不小心起火烧死的。哑巴小的爸爸也来了,他不会说,居然能听,我问他多大了?他用手比划:八十三。”

季羡林和杨狗,绝对是鲁迅和闰土的现代版。小时候整天在一起玩,一起疯,长大了,一个得叔父资助,进城念书,成了大学问家,一个没人帮忙,继续在泥里滚,土里爬,老实巴交,一字不识。据此,笔者禁不住扼腕长叹:在穷乡僻壤,蓬户瓮牖,埋没了多少未能走出的季羡林!

又问:“您小时候有个老师叫马景恭,教您认识了一些字,我不奇怪您认字,我奇怪的是,隔了这么多年,五六岁时的启蒙老师,您怎么还记得他的名字?”

季先生说:“其他什么都忘了,老师的名字一弹就跳出来,这就叫师恩难忘吧。”

……

我说:“去年我去聊城,参观过傅斯年的纪念馆,馆名是您题的。”

季先生笑笑:“我的字不好的啦,平常不愿意示人。傅家是聊城大族,傅斯年的祖上,叫傅以渐的,是清朝的第一位状元,当过宰相。1946年,我从欧洲回到国内,傅斯年是北大的代校长,我持陈寅恪的推荐信到南京找他,承他拍板,这才进了北大。傅斯年说北大有规矩,从国外留学回来,不管得了什么学位,只能先从副教授做起。后来在北平北大本院,他陪我去见文学院院长汤用彤,一路上不断给我做工作,生怕我思想准备不足。其实,我能进北大已经是谢天谢地了,哪里还敢有奢望。”

季羡林进北大,持的是陈寅恪的推荐信,1995年,季羡林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中,说到这段往事,他写道:“一个是胡适之先生,一个是汤用彤先生,如果没有他们的提携的话,我根本来不到北大。最后但不是最少,是陈寅恪先生。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话,我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一条治学的道路,也同样是来不了北大。至于他为什么不把我介绍给我的母校清华,而介绍给北大,我从来没有问过他,至今恐怕永远也是一个谜,我们不去谈它了。”

季羡林说的这个谜,并不难解,答案就可以从他的这番自述里寻找。季羡林为自己能进北大感到庆幸,他感谢胡适之、汤用彤,尤其是陈寅恪,但是这儿,他遗漏了一个关键角色:傅斯年。中国人是讲究关系的。季羡林归国之前为什么要向陈寅恪求援?一,在清华听过陈寅恪的课,算得是广义上的弟子。二,陈寅恪和季羡林的德国老师瓦尔德施米特是柏林大学的同窗,正正宗宗的师叔,不找他,找谁!同理,陈寅恪为什么把季羡林介绍给北大而不是清华?这也是看关系,清华当时的掌门人是梅贻琦,在教育界声望卓著,他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蜚声士林,陈寅恪是清华的教授,向梅贻琦推荐季羡林,是顺理成章,但是陈寅恪没有这么做,转而把季羡林推荐给北大,北大当时的代校长、实际上的掌门人就是傅斯年,陈寅恪如此转手,表明他跟傅斯年的关系更近。陈寅恪跟傅斯年怎么个近法?一,他俩是柏林大学的同学。这一点,季羡林恐怕不知道,他僻居哥廷根,对早他十几二十年的留德前辈,不甚了了。二,陈寅恪和傅斯年还是姻亲,傅斯年再婚,娶的是俞大维的胞妹俞大綵,而俞大维的妻子,正是陈寅恪的胞妹陈新午。如此拐弯抹角,出身寒微的季羡林,是摸不着北的(2008年11月11日,当面跟季老探讨,季老同意我的考证,说他的确不知情)。

1946年5月,季羡林从欧洲回到上海,陈寅恪也从英国回到南京,季羡林赶往南京拜谒陈寅恪,地点就在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的俞大维的官邸,双方谈了阔别十多年来的详细情况,陈寅恪要季羡林到鸡鸣寺下中央研究院拜会傅斯年,特别嘱咐他带上用德文写的论文。陈寅恪的用心,季羡林是不可能完全猜出的,他哪里知道傅斯年不仅懂德文,还在德国修习过梵文,以及东方学呢。

这是站在陈寅恪的角度而言,换在傅斯年的角度呢?四十多年后的1999年,季羡林访问台湾,归来作《扫傅斯年先生墓》一文,讲到他与傅斯年最初的接触,季羡林写道:“我同他最重要的一次接触,就是我进北大时,他正是代校长,是他把我引进北大来的。据说——又是据说,他代表胡适之先生接管北大。当时日寇侵略者刚刚投降。北大,正确说是‘伪北大’教员可以说都是为日本服务的。但是每个人情况又各有不同,有少数人认贼作父,觍颜事仇,丧尽了国格和人格。大多数则是不得已而为之。二者应该区别对待。孟真先生说,适之先生为人厚道,经不起别人的恳求与劝说,可能良莠不分,一律留下在北大任教。这个‘坏人’必须他做。他于是大刀阔斧,不留情面,把问题严重的教授一律解聘,他说,这是为适之先生扫清道路,清除垃圾,还北大一片净土,让他的老师胡适之先生怡然、安然地打道回校。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到北大来的。我对孟真先生有知遇之感,难道不是很自然的吗?”这里说对了,傅斯年六亲不认,把“伪北大”以周作人、钱稻孙、容庚为首的一帮“落水教授”一律扫地出门,当此之际,傅斯年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人才,能信得过,又能独当一面的大才。季羡林呢,既是人才,又是故人推荐,又是他的鲁西大同乡(季羡林的老家清平县离聊城不过百里之遥),又是他的留德后辈,傅斯年要用人,不用季羡林用谁!

关于汤用彤,本书前言有所提及,这里再多说几句。季羡林在副教授任上,只呆了一个礼拜,就破格升为正教授,并且被任命为新组建的东语系主任。这事是不同寻常的。因为如此快速的提拔,不符合大学的一般用人逻辑。考察其背景,当然与陈寅恪的推荐有关,与胡适、傅斯年的认可有关,与其博士及“博士后”的成就有关,但起决定作用的,是汤用彤。汤用彤慧眼识人,根据季羡林的学术经历和成果,断定他是大才、长才,足以担当东方学的领军人物。日后的事实证明,他没有看错。

笔者听说,汤用彤此举,也带来了负面影响。原因在于季羡林进入北大之前,东语系已经内定有主任,只是还没公布而已,季羡林的异军突起,打破了旧有格局,伤害了原内定者的利益,造成两人之间的终生不和。

若问:系主任的安排,这是校方的事,何以会发展为当事人之间的终生恩怨呢?如果让柏杨老夫子来评,恐怕要归结为酱缸式的中国传统文化了。我们听说西方学者,为了一个观点,在会议上可以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大打出手,但会一散,两人还是好朋友。这样的例子,在中国是很稀缺的。汤一介先生曾讲过废名和熊十力的故事,颇具西洋学者风。汤先生是这样写的:“在1949年前中国有两个怪人,一个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熊十力,一个是莫须有先生的化身废名(冯文炳)。大概在1948年夏日,他们两位都住在原沙滩北大校办松公府的后院,门对门。熊十力写《新唯识论》批评了佛教,而废名信仰佛教,两人常常因此辩论。他们的每次辩论都是声音越辩越高,前院的人员都可以听到,有时甚至动手动脚。这日两人均穿单衣裤,又大辩起来,声音也是越来越大,可忽然万籁俱静,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前院人感到奇怪,忙去后院看。一看,原来熊冯二人互相卡住对方的脖子,都发不出声音了。这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我想,只有‘真人’、有‘真性情’的人才会作出这种有童心的真事来。”(《万象》,2002年9期)汤先生所述,并非亲见,而是闻之于季羡林先生。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到季先生出来作证,这个故事,只能算作传闻。

回到原来话题。须臾,季先生又跟我说:“那次去聊城,除了开会,还到处参观。看到临清古塔,明代的建筑,年久失修,损坏严重,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我找了胡乔木,请他出面找国家文物局,帮助修复。那事后来办成了。”

季羡林很少求人,胡乔木与他有清华同学之谊,建国初期,数次屈尊到北大来看望他,季羡林从不回访,他恪守传统知识分子的清高,你官越大,我越不理会。又有一次,胡乔木邀季羡林去敦煌,他心里想去,嘴上却拒绝,他拒绝的不是乔木的情,而是高官出巡、前呼后拥、盛气凌人的气焰。这回呢,从内心讲,他不想找乔木,可是除了乔木,他又找不出第二个熟人能为修复临清古塔出力,事出两难,只有牺牲自己的清高,去函向乔木求援。据马景瑞回忆,季老曾当面向他复述过信的内容:“我这次回故乡临清,当地的党政领导向我提出临清舍利宝塔的修复事宜。我是一介书生,两袖清风,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办法,只好求您帮忙说话了。”(《季老与临清宝塔》)第七章小学、中学、大学同学一瞥

曾经跟季先生谈过他的小学、中学、大学同学,谈过多次,零零星星,杂乱无章。这里各取一名代表,也算是聊具一格吧。

小学同学渺乎其茫,季先生谈得最多的,只有李长之。李长之是他在济南一师附小的同班,同过一二年级,两个小毛头,常常扎堆在一块儿玩,关系不近也不远。若干年后,李长之回忆季羡林,描述他打架时的滑稽模样,活现的是一个野性未泯的农村顽童;季羡林呢,在他的笔底,小学时的李长之只是一团模糊的记忆,理不出任何细节。因为转校,季羡林三年级就和长之分手,若不是大学时重聚于清华,彼此早成了陌路。

李长之祖籍山东利津,生于1910,大季羡林一岁。年少多才,12岁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小学毕业,升入季羡林想都不敢想的济南一中(只有初中);高中三年,读的是齐鲁大学附中。季羡林呢,初中读的是正谊,高中转入山东大学附中,因为地点在北园,俗称北园高中;1928年,日寇借口“保护侨民”,公然侵入济南,酿成震惊世界的“五?三惨案”,学校停课,季羡林被迫休学一年,转年复学,北园高中撤销,并入省立济南高中,这也是新成立的全省唯一的一所高中。季羡林入学时,济南高中和济南一中同处一所院落,嗣后合并,统称济南一中。季羡林曾说,他和李长之是唯一的一个小学、中学、大学“三连贯”的同学,其中学的同学根据,也即在这个济南一中。不过,中学阶段,两人并未走碰头,1929年,季羡林入省立高中读高三,李长之已经离开济南,到北京大学读预科了。1930年,季羡林考取清华。又一年,李长之预科结业,出乎意料,他没有进北大,却选择了清华。两个老朋友兜了一大圈,终于又走到一起。更令季羡林惊讶的是,李长之在清华,选读的不是他擅长的文科,而是生物!季羡林凭常识判断,李长之是走错了路。据季羡林回忆:“有一次到他屋里去,看到墙上贴着一张图,是他自己画的细胞图之类的东西,上面有教员改正的许多地方,改得花里胡哨。长之认为,细胞不应该这样排列,这样不美。他根据自己的审美观加以改变,当然就与大自然有违。这样的人能学自然科学吗?”(《追忆李长之》)是啊,长之应该学文学,甚或是美术!这一点,长之本人也感觉到了,于是两年后,他跳出了生物系,转入哲学系。

哲学是热门,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和政治贴近,也和文艺结缘。李长之拿出手腕,熔哲学和文学于一炉,从1935年写作《鲁迅批判》,到1948年出版《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仅仅十来年,就在美学界、文论界、文艺评论界长啸而出,傲领风骚。那可是真功夫,非时下某些人的狂炒滥秀可比。同一时刻,季羡林大半时间还在德国研究他的梵文,两者的社会影响,不可同日而语。

1946年5月,季羡林回国,与长之重逢于南京。9月,季羡林北上,任北大副教授,旋即转为正教授,兼东语系主任。这是季羡林一生最重要的一个台阶。同年10月,李长之亦北上,任北师大副教授。刚进北平的那几年,两人都很忙,季羡林忙于他的翻译、比较文学、文献考证,李长之忙于他的意识形态转轨,研读马列主义,接触进步学生。1948年,国民党抢运京都学人,季羡林资历浅,不在名单之内,长之呢,在不在名单不知道,却有许多朋友,如梁实秋,竭力劝他南飞台湾,连机票都帮助办好了。长之没走,他满怀热望地迎接新政权。

这是李长之相当活跃的时期。1949年2月,他代表北师大教授起草“迎接解放”宣言,尔后又陆续起草了“拥护解放军渡江令”宣言、向新政协的致敬电等。同年4月,加入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协会,又加入了教授会的干事会、师生员工执委会、合作社筹委会,并当选为北京师范大学工会副主席、文学院工会主席。说来有趣,季羡林在北大的诸多职务中,也有一项工会主席。1949年7月,李长之出席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加入中国作协。1950年2月,正式向中共提出入党申请。1951年,参加政协组织的西南土改工作团,任副团长……至此,李长之的日子是愉快的,比起季羡林,可说是不相上下。

李长之加入执政党的申请没有得到批准,1956年,他由黎锦熙、游国恩介绍,走进九三学社。而在同一年,季羡林如愿加入共产党。这是一个分水岭。回过头来看,李长之的命运,早在1935年就埋下了伏笔:他的成名作《鲁迅批判》,正是导致他在新时代身败名裂的祸根。1957年,李长之因言获罪,嗣后成为“右派”。

季羡林在1999年说过:“我有一个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意见:凡被划为‘右派’者,都是好人,都是正直的人,敢讲真话的人……”他在说这话时,脑海里一定有李长之的影子。可惜李长之已听不到了,他在漫漫泥沼中跋涉了二十年,1978年底,“右派”平反不久,还没有从崩溃中缓过气来,就与世长辞。

季羡林的中学同学,他仍记得的,有王联榜、许衍梁、徐家存、余修、黄离等等。王联榜是高材生,高中语文老师董秋芳有如下评价:“季羡林的作文,同理科一班王联榜的一样,大概是全班之冠,也可以说是全校之冠吧。”王联榜文科好,理科也出色,后来考进北大数学系,成了科普作家。许衍梁和季羡林同岁,不同级,衍梁低一两班,他为人活跃,是一中“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也是短跑、篮球健将。1987年,季羡林在《怀念衍梁》一文中说:“不久余修谢世,去年衍梁也病逝北京……现在我中小学的同伴生存的已经绝无仅有了,”看来,他的中小学同伴都没有活到八十岁,一叹。

现在我要说的,是他的另一位中学同窗——张天麟。张天麟应该也是山东人氏,籍贯不详,生于1907,大季羡林四岁。按说,他俩应该差几个年级,但天麟因为腿疾休了四年学,如此一来,到了初一,正好就与季羡林同班。张天麟年长,脑瓜活络,善于交际,勇于闯荡,初中毕业,季羡林进了山大附中,张天麟呢,不清楚,可能是到南方什么地方参加国民党的革命去了。双方再次在济南见面,大概是在1928年末或1929年初,正值日寇撤离而国民党军队进驻。这时候,他已经当了什么官,在季羡林看来,颇有一些官架子了。

1930年,季羡林进清华攻读德文。张天麟不知怎么一来,也成了北大德文系的学生。两人同读一个专业,而且有一位共同的老师:杨丙辰。杨先生任职北大,在清华是兼课。张天麟发挥他的交际特长,成了杨先生的红人。季羡林清华毕业,回乡教了一年书,1935年赴德留学。他决不会想到,张天麟跟着也去了德国,并于他之前,拿到了博士学位。张天麟博士到手,没有做学问,而是去了国民党政府驻柏林公使馆,大概也是一个什么官。1939年或是1940年,季羡林想回国,到了柏林,住在天麟家里。那次没走成,仍回到哥廷根。隔了不久,天麟偕夫人、孩子到哥廷根去看季羡林,大约住了两个礼拜,共同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日子。

1942年,德国与汪精卫伪政权建交,国民党公使馆不得已而撤至瑞士。天麟全家也都到瑞士。季羡林与当时同住在哥廷根的张维、陆士嘉夫妇商议,无论如何也不跟日伪使馆打交道,遂宣布放弃国籍。当了几年海外孤子,并没遇到什么麻烦。1945年,德、意、日战败,二战结束,季羡林等留德学生准备取道瑞士返国,因为没有签证,进不去,多亏天麟帮忙,才解决了这难题。那时天麟已有少校军衔,大概是一个副武官之类。1946年春天,季羡林动身返乡,天麟一家与之同行,迢迢海路,朝夕与共,这真是三生修得的缘分了。既归,张天麟摇身一变,又成了教育部什么司的“帮办”(副司长)。季羡林对仕途不感兴趣,老老实实到北大当他的教授。

人算不如天算。没几年,张天麟随李长之之后,也来到了北师大,教书。建国之初,运动频仍,一年一小运,三年一大运,运得人晕头转向。尤其是知识分子,仿佛交了华盖运,每次运动,都在劫难逃。以李长之之紧跟,尚且罹难,张天麟就更不用说了,鉴于他的复杂经历,很快就被恢恢天网罩住;在学问和政治中走钢丝,本来就是火中取栗,张天麟1957年加冕“右派”,自是在政治家们的“阳谋”之中。

季羡林2002年回忆:“虎文(注:张天麟的原名)被划为右派以后,当时批斗过多少次,批斗的情况怎样,我都不清楚,估计他头上的帽子决不止右派一顶。反右后的几次小运动中,他被批斗,自在意料中。斗来斗去,他终于得了病,是一种很奇怪的病:全身抽筋。小小的抽筋的经验,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过的,其痛苦的程度,我们每个人也都感受过的。可他是全身抽筋,那是一种什么滋味,我们只能想象了。据说,痛得厉害时,彻夜嚎叫,声震屋瓦,连三楼的住户都能听到。我曾到北师大去看过他,给他送去了钱。后来他住进北京一所名牌的医院,我也曾去看过他。大夫给他开出一种非常贵重的药。不知哪一位法制观念极强的人打听他是几级教授。回答说是四级,对方说:不能服用。这话是我听说来的,可靠程度我不敢说。总之,虎文转了院,转到了上海去。从此,虎文就一去不复返,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我失去了一位真正的朋友,至今仍在怀念他。”

张天麟病逝于1984,比起李长之的身后热闹——长之毕竟有“千古事”的文章供人评说——他之死,越发显得冷清、落寞;打开互联网,天麟名下,只有寥寥几页信息,仅有的一篇悼文,就是季羡林写的。呜呼,天麟!季羡林老泪纵横地回顾:“综观虎文的一生,尽管他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仍然觉得他是一个爱国的人,一个有是非之辨的人,一个重朋友义气的人,总之,是一个好人。他对学术的向往,始终未变。他想写一本《中国母亲的书》,也终于没有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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