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铁帽子王:爱新觉罗·奕劻的是是非非(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马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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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铁帽子王:爱新觉罗·奕劻的是是非非

最后一个铁帽子王:爱新觉罗·奕劻的是是非非试读:

前言

爱新觉罗·奕劻是晚清政坛上一位重量级人物。他占据了清王朝的好几个“之最”:

他是晚清首贪。他贪污纳贿的本事,在清朝历史上似乎只有乾隆时期的和珅可与其一比;

他是清朝最后一位首席军机,又是首任内阁总理大臣。在清朝最后的时间里,他实际上是能够主宰这个帝国命运走向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掌舵人之一;

他是清朝历史上最后一个铁帽子王。自他以后,清王朝再也没有加封世袭罔替王爵者。

此外,他还是五朝元老。从道光三十年(1850年)年袭辅国将军起,身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亲身见证了这个王朝是如何从衰世走向覆亡,时间跨度超过半个世纪。他很会做官。他是清朝乃至中国历史上做官时间最长的人之一,是晚清官场的一根常青藤,用清朝第一官场不倒翁称呼他也不为过。

作为首席军机、内阁总理大臣与皇族亲贵,庆亲王奕劻是光宣政局变动中的关键人物。自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起,大清国的内政外交几乎均操其手。因其在20世纪中国政坛上的特殊地位与影响,奕劻的名字几乎为西方各国所知晓。但是,关于奕劻的研究,迄今为止,仍然十分薄弱,学界只有零星的论说,缺乏系统性的成果。其原因,主要是奕劻本人没有文集与日记传世,资料十分缺乏,因而深入研究这个人物困难很大。

今天,人们一提起“铁帽子王”,大多立刻与奕劻挂起钩来。实际上,清朝的铁帽子王不止奕劻一人,他也不是最出名的铁帽子王,只不过奕劻长袖善舞,娴熟宦海之术而已。所谓的“铁帽子王”,不过是清朝世袭罔替王爵的一种俗称。这种制度发端于清初皇太极时期,定制于清中期乾隆年间。有清一代,共封有十二位铁帽子王。他们是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郑亲王济尔哈朗、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成亲王岳托、颖亲王萨哈廉、承泽亲王硕塞、怡亲王允祥、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庆亲王奕劻。在这十二位世袭罔替的王爷中,前八位是在清朝开国之初立下赫赫战功的皇室宗亲;后四位则是在清朝中后期因为辅佐雍正皇帝及慈禧太后有功而受封的(奕訢则在道光皇帝遗嘱中已经恩封恭亲王)。自皇太极创制“铁帽子王”开始,经顺治、康熙、雍正数朝,“铁帽子王”已名存实亡。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皇帝见王爵制度紊乱,遂对其重新进行审定,并将爵位世袭罔替的制度明确颁行。此制度把王爵分为“军功”和“恩封”两部分。凡是因战功所得王爵,一律“世袭罔替”;凡恩封得到的爵位,则必须“以次递降”,即每袭一次降一等,至奉恩将军截止,从此划清了“铁帽子王”与一般王爵的界限。也就是说在乾隆之前,“铁帽子王”的爵位或降或削,并没有同时存在过,直到乾隆皇帝给他们厘清世系,恢复爵位名号,宗室王爵世袭罔替之制才终于明确下来,“铁帽子王”的俗称也才最终形成。清代皇帝推行的世袭罔替的宗室分封制度,本是树立中央权威、稳固统治的需要。与以往朝代相比,清朝对宗室诸王的管理十分严格,即使是铁帽子王也有错必惩,动辄获咎,亲王、郡王的名号犹如铁帽子可以世袭罔替,但戴铁帽子的人则可以随时更换,只要犯法,铁帽子王一样要被问罪,其实一点都不“铁”。清朝的封爵制度对诸王的约束显得简约而严厉。宗室诸王有封号而无封地,亦无属国,只能在京城王府居住,不得随意离开,他们不能到地方任职,无法干预地方政务,更不能掌握军队。历史进入晚清,情况才稍微有所变化,奕劻因为辅佐慈禧太后稳固统治有功,光绪十年(1884年)十月,进庆郡王。光绪二十年(1894年),“太后六十万寿,懿旨进亲王”(《清史稿》,第9097页)。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宣统皇帝即位后,因为奕劻第一顾命大臣的身份以及位高权重的地位,监国摄政王载沣又以宣统皇帝的名义颁布诏书:“朕入承大统,登极礼成。已敬谨恭上皇太后徽号。巨典昭垂,允宜覃敷恩泽。惟思推恩之序,又宜首重亲贤。庆亲王奕劻,公忠体国,懋著贤劳。庚子以来,顾全大局,殚心辅弼,力任其难,厥功甚伟,应加优赏,用奖勋猷。加恩著以亲王世袭罔替。王其敬承恩命,毋得固辞,蓝笔谕旨缴进,钦此。”(《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4册,第295页)明确命奕劻“以亲王世袭”(《清史稿》,第9098页),从而确立了他的铁帽子王的地位。1912年,随着清室逊位、民国肇建,清朝的铁帽子王制度永远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奕劻便成为清朝历史上最后一位所谓的铁帽子王。至于有关他的是是非非,本书将逐步加以探讨。第一章家世背景

使皇帝多如雨落,亦不能滴吾顶上,惟求诸兄见怜,将和珅府第赐居,则吾愿足矣!——永璘乾隆皇帝弘历

爱新觉罗·奕劻是乾隆皇帝第十七子永璘的孙子。因此,奕劻的家世背景最早可以溯源自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名弘历,是雍正皇帝第四子。雍正皇帝即位后,汲取乃父康熙皇帝立储的教训,实行秘密建储之法,选定弘历。同时,又从雍正元年(1723年)开始,“妙选天下英贤”如朱轼、张廷玉、徐元梦、嵇曾筠、蔡世远、鄂尔泰、蒋廷锡等满汉名臣硕儒对弘历进行讲读与辅导。这样,从少年时期开始,弘历便系统地接受了儒家思想以及其他传统文化的教育。几年中,“熟读《诗》、《书》、四子”,“精研《易》、《春秋》、《戴氏礼》、宋儒性理诸书,旁及《通鉴纲目》、《史》、《汉》、八家之文”。

雍正十一年(1733年)二月,雍正皇帝封弘历为和硕宝亲王,并令他参加了对西北准噶尔用兵和此后进行的平定贵州苗疆叛乱等重大军事活动。应该说,到雍正皇帝去世时,弘历本人已经具备了作为一个君主所必不可少的文化素养和一定的治国理政的能力。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1735年10月8日),雍正皇帝在圆明园患急症突然去世。

这一事件虽然出人意外,然而,由于雍正皇帝生前对继嗣问题预有布置,因而,他死后最高权力的过渡进行得十分顺利。受雍正皇帝之托,大臣张廷玉、鄂尔泰和其他几位宗室皇亲本着国不可一日无君的思想,立即着手拥立嗣君。首先是张廷玉提议取出当年雍正皇帝的建储密旨,当着众大臣的面在灯下宣读,公开确定了弘历的嗣皇帝身份。随即,弘历根据雍正皇帝于雍正八年(1730年)六月对后事预作的安排,任命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四人为辅政大臣。而后,准噶尔、苗疆军务和其他军政重大事务都及时地得到了妥善处理,治丧工作也有条不紊地进行。八月二十七日(10月12日),雍正皇帝遗诏被颁发于全国,九月初三日(10月18日),弘历继位于紫禁城内的太和殿并向全国颁布登极诏书,大赦天下,改明年(1736年)为乾隆元年,颁乾隆新历,铸乾隆通宝。九月十九日(11月3日),九月二十七日(11月11日)服满,弘历移居养心殿。至此,弘历在全国的最高统治地位初步确立下来。

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将清王朝托上了繁花似锦的盛世时代。其间的文治武功,为大家所熟悉,这里不再述及。在此仅对与奕劻家族、家世有关的建储、传位等事略作一些说明。

清朝前期,雍正皇帝创立的秘密建储制度,对于加强皇权、安定政局、巩固统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在乾隆皇帝即位之初,由于受传统建储观念的影响以及缺乏政治经验,他对乃父的秘密建储制度的认识远远不足。在他看来,秘密建储不过是一种“酌权剂经之道,非谓后世子孙皆当奉此以为法则也”。对于储君人选标准,他也拘泥于中国传统的立嫡立长之旧规,对顺、康、雍三帝和他自己皆不是以“元后正嫡绍承大统”深表遗憾,并为此而暗下决心,“必欲以嫡子承统,行先人所未曾行之事,邀先人所不能获之福”。因而,乾隆元年(1736年)七月,乾隆皇帝即首次秘密建储,他将富察氏皇后所生的皇二子永琏内定为储君。乾隆三年(1738年)十月,永琏病殁之后,他又想将皇后所生之皇七子永琮内定为储君。然而,就在他迷恋于中国传统宗法制度那一套立嫡立长的时候,乾隆十二年(1747年)底和乾隆十三年(1748年)初,他心目中的建储对象永琮和富察氏皇后又先后死去。至此,乾隆皇帝建储立嫡的愿望完全落空。而在此时,皇长子永璜和皇三子永璋对皇后之死不但“并无哀慕之忱”,甚至还有幸灾乐祸之意。这让乾隆皇帝十分恼火,当即严加训斥,并对他们觊觎储位的非分之想予以严厉警告:“此二人断不可承继大统”、“伊等若敢于朕前微露端倪,朕必照今日之旨,显揭其不孝之罪,即行正法。”经过这一事件的打击,乾隆皇帝汲取教训,才认识到,“建储一事,亦如封建井田,固不可行之近世也”。

为了防止争储夺嫡的悲剧重演,乾隆皇帝加强了对诸皇子的管理。主要举措有:

1.加强对诸皇子的教育。

据在当时入值军机处的著名文人赵翼记载,每日五更,皇子们便按照规定进入书房读书作诗文,“每日皆有程课”。此后,“又有满洲师傅教习国书、习国语及骑射等事,薄暮始休”。对于学业不佳、骑射不优或不经奏闻擅自行动的皇子,则立即予以斥责和惩罚。对于“平日怠惰,不能尽心课读”的师傅,更是或罚俸,或革职。

2.对皇子们的待遇严加限制。

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三十年(1765年)十一月以前,除皇四子永珹、皇六子永瑢因分别出继履亲王允构和慎郡王允禧而得赐爵位外,其他全部皇子一概没有任何爵位,而且,对于封有爵位的那两个皇子也严格限制其器用服饰,规定“一应服用,仍应照皇子之例”。对皇子限制之严、待遇之低都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朝君主。

3.在没有物色到合适的储君人选以前暂不秘密建储。这样,经过乾隆初年建储过程中的一系列波折,乾隆皇帝才回到雍正皇帝的原来立场上。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对于年已六十三岁的老皇帝来说,建储一事刻不容缓。经过反复考虑,乾隆皇帝再次秘密建储。由于乾隆皇帝在位已近四十年,各种政治经验已相当丰富,因而,这次建储,做得特别秘密。建储之前,并未就建储时机和储君人选与任何人商量,书写建储密旨并将之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也没有召集诸王、文武大臣宣示。只是在这一切办妥之后,才将此事谕知军机大臣。建储之后,乾隆皇帝一方面利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对储君的品质和才能进行长期考察,一方面又恩威兼施,进一步加强对其他皇子的控制。尤其是对诸子与外廷官员来往继续严加禁止,一旦发觉,涉及人员严惩不贷。

为防止传统建储观念破坏自己的建储大计,乾隆皇帝还利用一切机会对传统建储理论及其弊端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乾隆皇帝曾言:“秦汉预立太子,其后争夺废立,祸乱相寻,不可枚举。”所以如此,在于“有太子然后有门户”,“盖一立太子,众见神器有属,幻起百端,弟兄既多所猜嫌,宵小且从而揣测,其懦者献媚逢迎以陷于非,其强者设机媒孽以诬其过,往往酿成祸变,遂至父子之间,慈孝两亏,家国大计,转滋罅隙”。对于立嫡立长的传统建储原则,他也不遗余力地加以批驳。“至于立嫡立长之说,尤非确论”;“纣以嫡立而丧商,若立微子之庶,商未必亡也。”因而,他断言:“建储册立,非国家之福,召乱起衅,多由于此。”

为使广大臣民尤其是诸皇子汲取历史教训,防止骨肉之争,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十月,乾隆皇帝特命诸皇子、军机大臣、尚书房总师傅等将历代册立太子事迹可供鉴戒者,编成《古今储贰金鉴》一书。此外,为了让广大臣民了解秘密建储制度的意义,他还从其动机和效果两个方面多次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对于推行这一制度的动机,他认为,“盖不肯显露端倪,使群情有所窥伺,此正朕善于维持爱护之深心也”。对子秘密建储的效果,他则以康熙皇帝临终时“一言而定大计”,以致雍正皇帝即位后“内外帖然”;以及自己借建储密旨即位后“人情亦甚辑宁”为例,指出,“此即不建储之益,固天下臣民所共见共闻者也”。据此,他认为,“不可不立储,而尤不可显立储,最为良法美意”。为了防止后世子孙废弃这一重要制度,乾隆后期,乾隆皇帝多次宣称,秘密建储是本朝重要“家法”,并要求“世世子孙,所当遵守而弗变”。他还断言,如果后世子孙放弃这一制度,恢复古制,必至“酿成大祸”。由于乾隆皇帝的反复阐述,秘密建储制度普遍地为统治集团中的各阶层所理解和接受。因而,尽管其子息甚多,而且其中不少人都觊觎储位,但是一直到其在位之末年,始终没有发生像康、雍之际皇位交替之时皇室内部骨肉相残的情况,乾隆皇帝的最高统治地位也一直极为稳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值乾隆皇帝八十五岁高龄之际,他举行了传位大典,传位给嘉庆皇帝,自己过起了太上皇生活。

事实表明,由于乾隆皇帝对建储问题的重视,以及对诸皇子的严格约束,他在位期间,虽然诸皇子对皇位有觊觎之心,但并不敢公然争夺,嘉庆皇帝继位属于和平过渡。在嘉庆皇帝诸兄弟中,更由于永璘的低调与谨慎,还曾演出下列一段精彩的故事。庆僖亲王永璘

永璘是乾隆皇帝的第十七子,嘉庆皇帝的同母弟。他生性淡泊,对皇位争夺没有兴趣。

据史料记载,和珅是乾隆末年最大的暴发户,他的房屋财产及珍宝珠玩早已引起乾隆皇帝诸子的垂涎。

永璘曾直言不讳地向诸兄长们袒露心迹,他表示自己无意于角逐嗣皇帝宝座,最高理想就是获得和珅的府第:“使皇帝多如雨落,亦不能滴吾顶上,惟求诸兄见怜,将和珅府第赐居,则吾愿足矣!”此语虽含玩世不恭的口吻,倒也是永璘真情的流露。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

果然,嘉庆帝亲政后,处理的第一件实政就是制裁和珅,并将和珅府第“赐永璘”。

这件事情的大致经过要从和珅说起。

和珅相貌出众,才思敏捷,又会察言观色,善于揣摸乾隆皇帝的心思,更有一口伶牙俐齿,善于插科打诨,能够在君臣关系严肃有余的情况下,让乾隆皇帝感到放松。凭借这几样法宝,和珅很快就成为乾隆皇帝晚年身边须臾不可缺少的弄臣。

和珅虽身为大臣,却终日在乾隆皇帝身边奔走扶掖,在重大典礼及接见外国使臣的场合,亦无所不至地照料着乾隆皇帝的生活琐事。对此,早在乾隆五十年(1785年),朝鲜使臣便颇有微词,称:“彼朝上下全没仪节……惟和珅、福长安辈数人,俱以大臣常在御前,言不称臣,必曰奴才,随旨使令,殆同皂隶,殊无礼貌,可见习俗之本然。”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朝鲜使臣又有如下记载:“皇帝如咳唾之时,和珅以溺器进之,纪纲可知。”除了照料乾隆皇帝的日常生活外,和珅还以善谑调剂森严肃穆的宫廷气氛。礼亲王昭梿曾言:“和相虽位极人臣,然殊乏大臣体度,好言市井谑语,以为嬉笑。尝于乾清宫演礼,诸王大臣多有俊雅者,和相笑曰:‘今日如孙武子教演女儿兵矣!’”据说当时王公贵族有傅粉涂脂者,和珅所谓女儿兵即讥讽此种情状。正因为和珅善于捕捉笑料,幽默风趣,故深得乾隆皇帝的欢心,主眷日隆。

不过,和珅在政治上飞黄腾达,主要的因素还是由于他的聪慧过人。

与不学无术的一些满洲贵戚相比,和珅能背诵《论语》、《孟子》等传统典籍,也颇谙熟时事政治;而与汉族大臣相比,他既通晓满汉文字,又能粗通蒙古、西番文字。因此,遇有重大军政决策,和珅均能“承训书谕”,着实让乾隆帝感到惬意。

正因为如此,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和珅晋封三等忠襄伯,为图形紫光阁的二十名功臣之一,并且有御制赞诗曰:“承训书谕,兼通清汉。旁午军事,惟明且断。”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廓尔喀平定,和珅又作为十五名功臣之一而图形紫光阁。乾隆皇帝再一次褒赞他“清文、汉文,蒙古、西番,颇通大意,勤劳书旨,允称能事”。乾隆皇帝在赞诗中加注曰:“去岁用兵之际,所有指示机宜,每兼用汉、清文,此外颁谕达赖喇嘛及传谕廓尔喀敕书,并兼用蒙古、西番字,臣工中通晓西番字者,殊难其人,惟和珅承旨书谕,俱能办理秩如。”

对于军国大事,乾隆皇帝乾纲独断,并不需要臣工有治国安邦那样的雄才大略。相反,小有才智,善解人意,能够无差错地“承旨书谕”,才是这位专制皇帝需要的人臣。和珅恰恰符合这一条件,这是他能获得乾隆皇帝长期宠信不衰的根本所在。

据史料记载,和珅的机敏,亦为朝廷上下所公认。当时便有传说,说和珅过目不忘,办事效率高。就连嘉庆帝后来处置和珅时,亦不得不在御批中承认其“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

和珅以一微不足道的御前侍卫,靠服侍乾隆皇帝和能机敏承旨而发迹,成为清朝历史上最大的政治暴发户。

乾隆皇帝耄耋之年,精力不济,和珅乘机揽权用事,除了继续掌管吏部、刑部、户部及户部三库、崇文门监督等实权部门外,更进而把持军机处,并用印文传知各省,抄送折稿时,另以副封关会军机处。

清代是君主专制独裁发展到顶峰的时代。其表现之一,即是康熙皇帝、雍正皇帝创立的密折陈奏制度与军机处机构。军机处是皇帝行使权力的中枢机构,军机大臣都是皇帝精心挑选的忠诚可靠者,他们秉承皇帝的旨意承办军机大事,直接对皇帝负责。军机大臣不准与部院大臣及督抚、将军交往。密折陈奏制度是皇帝和大臣单线书面联系的渠道。大臣及各省的布政使、按察使以及个别经过特许的道府、知县等中下级官吏均可将所见所闻写成密折,盛以特制的木匣直达御前,由皇帝亲自开拆批示。皇帝的朱批也同样照此下传。各级官员之间绝对不许私下互通奏折及朱批的内容。这个制度能使下情上达,便于皇帝迅速地了解各地情况,成为清代皇帝直接控制操纵地方官员的情报网。各级官员们亦因此而如履薄冰、小心谨慎,彼此戒备防范,有所顾忌。但是,和珅控制了军机处后,不经请示乾隆皇帝就任意撤换军机处记名人员,以印文形式命令各省:将直呈御览的密折另抄一份,投送军机处。所谓“副封关会军机处”,实际上就是先交和珅过目。据朝鲜使臣的冷眼观察,认为和珅即便如此跋扈张狂,也未必有心僭越乾隆皇帝,只不过是借此“预知所奏事件,作为应对便捷,而以显其能。故督抚等先将奏稿私书质问,便成已例”。和珅的这种做法,客观上造成并助长了内外大臣“通同扶饰”的弊病,破坏了康、雍二帝苦心创建的密折陈奏制度,更架空了颟顸老迈的乾隆皇帝。这深为嘉庆皇帝所忌恨。

另外,和珅还利用审查贡品的权力,明目张胆地大肆侵吞内外大臣的贡品。纳贡本是皇帝的特权,和珅竟敢公然将贡品据为己有,“四方进御之物,上者悉入珅第,次者始入宫也”。据说,“孙文靖士毅归自越南,待漏宫门外,与珅相直。珅问曰:‘公所持何物?’文靖曰:‘一鼻烟壶耳。’索视之,则明珠一粒,大如雀卵,雕成者也。珅赞不绝口,曰:‘以此相惠可乎?’文靖大窘曰:‘昨已奏闻,少选即当呈进,奈何!’珅微哂曰:‘相戏耳,公何见小如是。’阅数日,复相遇直庐,和语文靖:‘昨亦得一珠壶,不知视公所奉者若何。’持示文靖,即前日物也。文靖方谓上赐,徐察之,并无其事。乃知珅出入禁庭,遇所喜之物,径携之以出,不复关白也。其权势之恣横如此。”这一记载虽系传闻,但事出有因,和珅随便截留进献皇帝的贡品却极可能是历史的真实。

副封关会军机处及截留贡品,均为嘉庆皇帝所不能容忍,他深知长此以往,皇帝就有大权旁落之虞,无奈碍于太上皇春秋已高,宫中又少不了这位宠臣而不便动手。因此,一俟太上皇龙驭上宾,嘉庆皇帝独踞金銮宝座,便立即果断处置了和珅。

嘉庆四年正月初三(1799年2月7日),即乾隆皇帝崩逝的当日,嘉庆帝不露声色,任命和珅参与总理乾隆皇帝葬仪,先稳住和珅,然后在暗地里加强自己的阵容:加封自己的兄弟子侄;下诏急调自己老师朱珪火速赴京;授意给事中广兴弹劾和珅。嘉庆皇帝处置和珅是与他收揽权力同步进行的。初五日(9日),针对和珅破坏军机处和密折陈奏制度,嘉庆皇帝重申:“凡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封章密奏。”强调封章密奏,无异于宣布废除副封呈送和珅的旧规。至初八日(12日),嘉庆皇帝便急不可待地对和珅下了狠手。他召集群臣宣读乾隆皇帝遗诏,随后立即当众命令两位皇兄仪亲王永璇、成亲王永理出马,由勇士阿兰保仗剑随行,前往捕拿和珅及依附于和珅的福长安,将他们革职下狱,查抄家产。随后,嘉庆皇帝又下旨令永璇总理吏部,永理总理户部及三库,绵恩任步军统领,凡以前和珅所把持的枢要部门,皆被嘉庆皇帝的兄弟子侄或心腹亲信所接管。

十一日(15日),嘉庆皇帝向内阁正式宣布和珅罪状。

十八日(22日),清廷宣布:鉴于和珅曾为首辅大臣,为国体起见加恩宽大,特赐令自尽。福长安则被押往和珅内室,跪视和珅自尽,因福长安过去常为乾隆皇帝沏茶倒水,特派遣他到裕陵充任供茶拜唐阿。和珅的弟弟和琳因早已在川楚军前病逝,他曾缘军功配享太庙,设立专祠,至此时也被明令撤出太庙、拆毁专祠。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因系固伦额驸,看在他妻子十公主的面子上仍保留伯爵封号,令其在家闲住。

嘉庆皇帝处置贪官和珅,在政治上维护了皇权,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在经济上更是收益丰饶。和珅案后,嘉庆皇帝果真满足了当初不争皇位争府第的弟弟永璘的愿望,将和珅府第的一半分给了他,另一半分给了妹妹十公主,而和珅的园林则分给兄长成亲王永理。永璘住进和珅府第之初,这所和珅故宅称惠郡王府,后随着永璘的封号由惠郡王改为庆郡王,这座王府亦改称庆郡王府。

可以说,永璘在嘉庆初年得到的实惠无人能及。嘉庆皇帝之所以恩宠永璘,一奶同胞固然是重要原因,而永璘的“不争”和“听话”更是重要因素。当初,雍正皇帝和十四阿哥允也是一母所生,却兄弟猜忌,终生不睦,究其原因,就在于十四阿哥允的“争”和“不听话”。

和珅家私庞大。据同、光年间的大臣薛福成在《庸盦笔记》中记述,嘉庆四年正月十七日(1799年2月21日),嘉庆皇帝发布上谕,宣布查抄结果:“前令十一王爷、盛住、庆桂等查抄和珅家产,呈送清单,朕已阅看,共一百零九号,内有八十三号尚未估价,将原单交八王爷、绵二爷、刘中堂、盛住,会同户、工二部,悉心公同估价,另单具奏。已估者二十六号,合算共计银二万二千三百八十九万五千一百六十两,着存户部外库,以备川、陕、楚、豫抚恤归农之需。”仅数天功夫,查抄财产的四分之一就达2.2亿两银之巨,相当于同时期大清国国库五年收入之和。

和珅死后,他的财产又陆续被清出许多。这个清朝第一大贪官,由于贪欲无度,不仅没有保住自己的首级,而且死后所贪资产也全部充公,徒给后人留下一段笑料。

不料,多年以后,在贪官和珅的这所府邸,又产生了另一位能与和珅的腐败并驾齐驱的大贪官奕劻。这个在清末数年握有政府大权而又缺乏监督的腐败高官,直将清王朝这艘破船引向覆亡之地而使之触礁沉没。庆郡王绵慜

历史上,有过庆亲王王爵的仅有三位。

第一位庆僖亲王永璘,前文已经述及。他是乾隆皇帝最小的儿子,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封贝勒。永璘与嘉庆皇帝同为孝仪纯皇后所生,兄弟两人感情深厚。所以,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皇帝去世,嘉庆皇帝亲政后,便恩封永璘为庆郡王,之后又将和珅府宅的大部及和珅名下的最大当铺“庆余当”一并赏给了永璘,另外和珅在热河的一处豪宅也成了永璘的产业。

关于庆郡王永璘,我们能看到的历史资料太少,无法还原、丰满和呈现这个历史人物的全貌。从《清史稿》的记载来看,只知道他是庆亲王奕劻的祖父。另外,他还是一个不太懂官场规则、不热衷权力角逐的亲贵王爷。有下列两件事可以佐证:

第一件事,嘉庆五年(1800年)正月,他“以祝颖贵太妃七十寿未奏明,命退出乾清门,留内廷行走”。

第二件事,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正月,乾清宫筵宴,其子辅国公绵慜“就席迟,奕绍推令入座,拂堕食碗”,这本是一件可以忽略过去的小事情,但永璘还是将此事告诉了内奏事太监。不料,这倒犯了诸王不得交接宫内太监的规矩,让嘉庆皇帝感到不悦。嘉庆皇帝为此下旨罚永璘俸并警告:“诸王奏事不得径交内奏事太监。”

从以上两个事例可以看出,永璘本人确实对官场上的事情没有兴趣,也不太懂得官场的规矩,他为人虽然小心谨慎,却不料还是处处触动忌讳。他不因自己儿子犯错而留情,反而因自己不懂规矩更触动了皇帝的忌讳。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他只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在惶恐中度日如年了。

至于庆郡王绵慜,历史上留下的资料就更少了。只知道他如乃父永璘一样,处事小心谨慎,唯恐引来不测大祸。《清史稿》中说:

子绵慜,袭郡王。绵慜奏府中有毗卢帽门口四座、太平缸五十四件、铜路镫三十六对。上谕曰:“庆亲王府第本为和珅旧宅,凡此违制之物,皆和珅私置。嗣后王、贝勒、贝子当依《会典》,服物宁失之不及,不可僭逾,庶几永保令名。”府置谙达二,亦命裁汰。道光三年正月,赐绵慜三眼孔雀翎,管雍和宫、中正殿。十六年十月,薨,赐银四千治丧,谥曰良。上命再袭郡王一次。由上述史料可以看到,庆郡王绵慜处处小心,唯恐得咎。由绵慜死后道光皇帝给他的谥号“良”以及命该支再袭郡王一次的恩典来看,绵慜在世时的表现应该不错,因而才会得到道光皇帝这样的嘉奖。袭爵风波

庆郡王绵慜死后,永璘一支出现了家族继承危机。

从历史资料来看,庆郡王绵慜去世前应没有留下自己亲生的子嗣。

道光十六年(1836年)十月,绵慜离世。道光皇帝赐银四千两为他治丧,同时以仪顺郡王绵志之子奕彩过继给绵慜为后,让绵慜这一支再袭郡王一次。由此可见,嘉庆、道光两代君王对永璘、绵慜这两代庆王还是相当满意的。这很可能与这两代庆王远离高层权力纷争、小心谨慎的作风有关。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有了前代的基础,按理说庆王后代应该顺达才是,但事实却正好相反。嗣者奕彩是一个纨袴膏粱之人,他完全没有先辈那样的忧患意识与小心谨慎的处世态度。道光十七年(1837年)正月,道光皇帝念及两代庆王的风范,特意任命奕彩在御前行走,这是有意重用他的前奏。不料,这个第三代庆王是个扶不起来的阿斗。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奕彩以服中纳妾,下宗人府议处。奕彩行赇请免……事发,奕彩夺爵”。这就是说,奕彩违反了大清律例中不得在国丧期举办婚庆之事的规定。尽管奕彩认为自己做得神不知鬼不觉,但金屋藏娇,服中纳妾不是一件小事,不满与觊觎他王位的大有人在,在事发交宗人府议处后,他还敢于行贿,企图过关。奕彩在太后大丧期间纳妾的举动,惹恼了道光皇帝,一道谕旨,“奕彩夺爵”。奕彩终于因为不检点而落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被撵出了庆王府。

事情到此还远不算完。

在奕彩被逮下交宗人府议处之日,有人欢喜有人愁。

叔伯侄子奕彩被夺爵的消息,引起永璘第六子绵性的贪念,他掐指细算,有了舍我其谁的冲动。

于是,绵性也蠢蠢欲动,上下奔走,“亦行赇觊袭王爵”,就是找路子往宗人府送钱。不料,有人将绵性所为密奏道光皇帝,道光皇帝由奕彩太后大丧期间纳妾而起的无名火尚未消散,如今又闻绵性贿赂宗人府败坏朝廷风气,勃然大怒,斥之“赇觊王爵”,接着下谕:“遣戍盛京。”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绵性不但没有能袭得庆王王爵,反而被发配到盛京(今沈阳),亦落得个凄凄惨惨戚戚的下场。

不久,道光皇帝下旨,“以永璘第五子不入八分镇国公绵悌奉永璘祀。旋又坐事,降镇国将军”。本该袭爵的绵性花钱买祸,自毁前程,这让庶出的永璘第五子绵悌捡了个便宜。不过,绵悌没袭上贝勒爵,连降三级,只承袭了个辅国将军的爵位。但是爵位虽降却没下令迁居,因为按定制,一降至辅国将军就得搬出王府另觅住处了。

绵悌奉嗣永璘后,很快又因犯法而被降为镇国将军。在郁郁寡欢中,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卒。

事情往往出于偶然。

就在庆僖亲王永璘嫡支后代屡因犯罪被夺爵以后,道光皇帝特命永璘第六子绵性之子奕劻为永璘的继承者,奉祀永璘。道光三十年(1850年),袭辅国将军。一夜之间,原本袭爵无望的奕劻反倒成为了这个家族丑闻事件中的幸运儿。奕劻本为永璘第六子、袭爵不入八分辅国公的绵性的长子,按理他可能承袭的最高爵位只能是镇国将军了。不料,造化弄人。原祀永璘的绵悌(奕劻的五伯父)辞世后,诏命奕劻为嗣子续奉永璘之祀。这对奕劻来说,无疑是天上掉下了个大馅饼。从此,奕劻一反前辈几代命运多舛的坎坷人生,从他开始,官阶爵位历年有加,顺风顺水,庆王府以此显贵,逐渐走上了巅峰。第二章性格作风

现时小儿载振,随扈行在当差,年幼无知,务恳推情关垂,随时指教,有所遵循,俾免愆尤,是所切祷。专此,再请时安。——奕劻低调谨慎

奕劻的性格特点之一是他在处理政事时所表现出来的低调与谨慎,这与其祖父永璘有一定的相似的地方。

奕劻登上大清国的外交舞台,是从光绪十年(1884年)开始的。

这一年,清政府的人事架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悍辣的慈禧太后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大规模地改组政府,重组军机处,完成了自她垂帘听政以来大清国最高领导层的人事变动。因为这次变动发生在甲申年,史称“甲申易枢”。甲申易枢后,慈禧太后任命奕劻替代奕訢,全面主持大清国的外交工作,这是奕劻走向大清国政治舞台的开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职能仅次于军机处,是晚清时期清政权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机构。从此,奕劻在光绪朝紧紧附庸慈禧太后,宣统朝又依附隆裕太后,牢牢控制清朝外交权力直至清亡。

奕劻主持总署工作期间,性格“外圆内敛”,做派低调谨慎,多思寡言,勤勉逢迎,这让他官运亨通、仕途获益。

光绪十一年(1885年),清政府设立海军衙门,奕劻受命会同醇亲王奕譞办理海军事务。他在处理海军事务时一直惟奕譞的马首是瞻,同时与实际主持海军工作的李鸿章经常书信往来,礼物相赠,对这位汉人权臣表现出少有的尊重。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为应付对日战争,清政府成立督办军务处,奕劻又因为慈禧太后的信任,除担任总署要职外,也侧身其中,在督办军务处时期,他又以低姿态与慈禧信臣荣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中国内外矛盾交织,清政府内政外交极其虚弱的时期。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夏,在外国传教士较多的山东省,义和团运动兴起。

从义和团运动兴起到《辛丑条约》的签订,这段时间是奕劻主持清朝外交为中外瞩目的重要时期,也是奕劻谨慎性格尽显的时期。

义和团处于萌芽阶段,奕劻主张速即剿除。但当他发现慈禧太后政策摇摆不定、心思不可捉摸时,马上将自己的锋芒掩藏了起来。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1900年1月),清政府颁发上谕:“近来各省盗风日炽,教案叠出,言者多指为会匪,请严拿惩办等因。惟会亦有别,彼不逞之徒,结党联盟,恃众滋事,固属法所难宥。若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闾里,是乃守望相助之事。地方官遇事若不加分别,误听谣言,概目为匪,株连滥杀,以致良莠不分,民心惶惑……实办理之不善也……遇有民教词讼,持平办理,不稍偏重。”各国驻华公使对这份上谕十分不满,认为清政府对义和团不仅是宽恕,而且含有鼓舞的意向。十二月二十七日(1月27日),法国公使与美、德、英等国公使会商后,联合照会总理衙门,要求立即在官报上发布措辞严厉的上谕:镇压或取缔义和团。上谕中必须清楚说明:“凡加入其中任何一个结社或窝藏其任何成员者,均为触犯中国法律的刑事犯罪。”光绪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1900年2月21日),上述四国会同意大利公使再次要求总署答复,并要求与奕劻等大臣会晤。二月初二日(3月2日),英国公使窦纳乐与美国公使康格、德国公使克林德、意大利公使萨尔瓦葛、法国使节唐瑞到总署,要求清政府发布严厉镇压义和团和大刀会的上谕并在官方公报上刊出。面对列强的逼迫,奕劻一方面表现出他与各公使的立场相同的姿态,一方面又表现出应有的耐心,向各国驻华使节做了三点解释:(1)清廷对制止民间结社是认真的;(2)将上谕直送有关巡抚,比登于公报快捷;(3)上谕之所以未提大刀会,是因为大刀会与义和团是一个组织。二月初七日(3月7日),总署以在官报上刊登上谕与惯例不合而拒绝五国要求。五使节见要求未被接受,又于初十日(10日)举行联合会议,竟然建议本国政府采取联合派海军到中国北部水域示威等措施。各国政府从自身长远利益考虑,没有采纳海军示威的建议。可是得知清政府任命毓贤为山西巡抚的消息后,各国使节认为这是对各国的公然挑衅。英、美、德、法四国于三月初七日(4月6日)再次照会总署,要求清政府在两个月之内剿尽义和团,否则将以水陆各军开入山东、直隶,“代为剿平”。与此相配合,英、法、美等国军舰于三月十三日(4月12日)在大沽海面进行了一次示威,向清政府施加压力。俄国公使格尔思在向窦纳乐表示反对示威的同时,又通过章京联芳转告奕劻不要忽视列强的警告:在义和团势力尚未扩大之时,“不要失去时机”,尽快“将他们镇压下去”。清政府对列强的警告未予重视,对义和团仍持暧昧态度,这就给义和团以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义和团在直隶各地迅速发展,就连少年儿童也成群练拳,正如《天津政俗沿革记》所记:他们“痛诋洋人,仇杀教民之语日有所闻,习拳者益众”。不久,义和团很快又在京师出现。光绪二十六年三月(1900年4月),义和团在北京发布《最恨和约》等揭帖,并在东单裱褙胡同设立第一个坛口,出现“毁教堂杀教士”之事。正如《崇陵传信录》所载:“京师演拳,始于三月间,不一月,其势渐盛。”

义和团在京津的发展,使得列强各国异常担忧,驻华十一国公使于四月二十三日(5月21日)联合要求清政府严禁义和团。

二十四日(22日),奕劻考虑再三,决定将列强意见据实上奏,但他在奏折中没敢明确表达自己的意见。

面对各国不断的军事恫吓与外交抗议,身为总署大臣的奕劻十分矛盾,无论是站在清政府的立场,还是为不得罪列强各国起见,他都有必要建议清政府赶快采取有力措施,取缔义和团。但他首鼠两端,害怕引火烧身,并不直接表明自己的意见,而是在奏折中转引各驻华公使的要求,曲折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冀望引起慈禧太后的高度重视。

二十七日(5月25日),慈禧太后批准了步军统领等衙门联合发布的《禁拳章程》,称义和拳民为“奸民”,甚至要“邻右同坐”,实行株连。二十八日(26日),俄国公使格尔思和英国公使窦纳乐要求会见奕劻。翌日,奕劻分别会见两人,表示清廷已发出最严厉的训令,将逮捕和惩罚首恶分子,并保证各使馆的安全。这一表示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各国公使的紧张与不满。但是,五月初二日(5月29日),各国违背国际通行惯例及国际法准则,竟然命令停泊于大沽口外的各国军舰派陆战队进入北京。这一决定引起清廷的恐慌,总署遂于初三日(30日)向各国发出照会,拒绝各国军队进京。各国公使对总署的照会置若罔闻,英、俄、美、日、法、意、德、奥八国军队分别进入北京,截至五月十二日(6月8日)进京人数已近千人,名曰“使馆卫队”,实乃八国联军之先遣部队。从此时起,奕劻开始围绕八国联军的进犯展开外交活动。

五月初九日(6月5日),英国公使窦纳乐就英国一名传教士在永清县被杀和一人被抓事件到总署会晤奕劻,奕劻对传教士被害表示“极为遗憾”,窦纳乐感到“满意”。但窦纳乐指出:不镇压义和团将会导致外国干涉。奕劻向窦纳乐竭力表白,他是坚决主张镇压义和团的,但他的立场未得到清廷最高层的认同,他自己“已无力挽救局势”。据窦纳乐说,在御前会议的当天(6月6日),“总理衙门的译员联芳前来看我,他常常作为庆亲王的使者进行活动。我利用这个机会对他谈起觐见的想法,说觐见的目的是为了支持庆亲王和总理衙门大臣们对镇压义和拳的愿望”。

在五月初九日(6月5日)的会晤中,窦纳乐记下了当时的情况,充分说明了奕劻的圆滑与谨慎的性格:

庆亲王在和我会晤时,迅速作了例行的遗憾的表示,而在前一天的会晤时是如此明显地没有这个表示的。但是,当他处理镇压义和拳问题的时候,他回答我的责难所用的语气,据我看来,意味着他心中同意我所说的话,而且他曾在高级官员中极力陈述同样的看法,但毫无效果。……庆亲王在谈到义和拳的时候所用的毫无希望和无能为力的语气,给我的印象如此深刻,所以我回到使馆之后,便致电舰队司令,询问他是否能够再调拨七十五名士兵。……我的会晤的另一结果,就是使我确信长期以来我所怀疑的事情:总理衙门即使有庆亲王作为它的发言人,已不再有效地代表中国统治势力;同时我感到,他作为推动中国政府的一个杠杆,正在彻底瓦解。

由此可知,窦纳乐此时的判断是,总理衙门“作为推动中国政府的一个杠杆,正在彻底瓦解”。他开始设法接触清廷最高决策层,即觐见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进行“抗议”。各国驻华公使协商后一致认为:(一)鉴于慈禧太后及其顾问中更保守的人物对义和团排外运动的同情,京津地区局势会“日益严重”;(二)如果慈禧太后袒护义和团的态度不转变,在没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国家武装占领北京的情况下,不仅京城会“发生起事”,还可能引起各省“叛乱”;(三)决定继续向北京附近增派军队。

从五月十四日(6月10日)开始,各国公使和舰队司令先后接到本国政府授予的全权,可视局势变化不受任何约束地采取措施。于是,列强集结于天津租界的八国联军二千余人开始向北京进军。

同一天,内阁明发上谕:“端郡王载漪,着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礼部尚书启秀、工部右侍郎溥兴、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那桐,均着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上行走。”载漪、启秀、溥兴、那桐对义和团主抚,这一任命让各国公使感到极度不安。列强加速向北京运送军队。仅十四日(10日)这一天就有三列火车由天津向北京运送2053人,而且军队人数不断增加。对于各国军队入京,清廷极为关注,慈禧太后从确保自己的统治地位出发,坚决反对西摩尔联军进京。故于十五日(11日)令总署大臣许景澄、袁昶到俄、英、法、美各使馆慰问各公使,劝说各公使命令联军停止前进。十六日(12日),总署又多次派大臣与各公使继续交涉,但均不得要领。在这种情况下,五月十七日(6月13日),慈禧太后发布上谕,令正在镇压义和团的聂士成率部扼守天津铁路,以阻止联军强行进京,并着驻扎大沽口的罗荣光“一体戒严,以防不测”。同日,义和团开始“灭尽洋人教民,以兴清朝”。随之攻教堂、毁洋房、杀教民之事屡有发生。五月十九日(6月15日),贝勒载濂在其所呈的奏折中提出:“就大势言之,拳民总宜善抚,不宜遽剿。洋人总宜力拒,不可姑容。剿拳民则失众心,拒洋人则坚众志。人心之所向,即天心之所系,转移之机,即在于此。”这个建议顺了慈禧太后的心思,引起慈禧太后的高度关注。

五月二十日(6月16日),慈禧太后召集御前会议,参加者有领班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总理衙门大臣庆亲王奕劻、端王载漪等王公大臣及满汉要员71人,会上就对义和团的剿抚及对列强的和战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在会上,感到无能为力而又不敢与慈禧太后想法有异的奕劻不发一言。当天散值后,袁昶找到奕劻、载漪和荣禄,陈述招抚拳会政策之不可行,声称即使洗剿东交民巷,战胜外兵,然开衅十一国,众怒难犯,恐坏全局。载漪听后大怒,而奕劻则神色沮丧,一句话也不说。面对载漪咄咄逼人的气势,圆滑且知道事已不可为的奕劻选择了以谨慎与沉默来应对。

事实上,奕劻当时的处境已经十分困难。慈禧太后以载漪取代奕劻为总理衙门大臣,这个人事变动,明确反映出奕劻与慈禧太后之间往日的信任关系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此时的奕劻,虽未遭到严厉处分,实际上已被慈禧太后冷落,搁置到了一边。即使奕劻如此委曲求全,载漪、刚毅等掌权派还把奕劻看成了阻挠他们“抚团剿洋”的主要障碍之一。英国驻天津领事贾礼士在发给索尔兹伯理的一封信中说:“在北京的主要政治家中间,庆亲王和大学士荣禄似乎已成为对端王或董福祥提督起牵制作用的仅有的人物。”载漪曾有杀奕劻的念头。连对奕劻向来宠信的慈禧太后,都威胁要杀他。当时,荣禄曾劝阻杀徐用仪等人。荣禄说:“祖宗时不轻杀大臣,今诛之太骤,罪不明。臣亦见奕劻,奕劻言不可。”太后曰:“奕劻喜与他人事耶?为我谢奕劻,行将及若矣!”高层如此,普通的义和团成员更是把奕劻当成了汉奸,京师地区出现了有关奕劻的揭帖。就在当天,京师义和团杀死了清军副都统神机营翼长庆恒。李希圣在《庚子国变记》中说:“然拳匪专杀自如,载勋、刚毅不敢问。都统庆恒,一家十三口皆死。”清政府虽多次强调要“统率”、“钤束”义和团,但义和团却并不那么俯首听命。在这种气氛下,奕劻看到义和团揭帖后的心情可想而知。从五月十四日(6月10日)上谕令载漪主管总理衙门事务之后,奕劻的表现更是处处小心,如履薄冰,轻易不置一言。

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慈禧召开第二次御前会议。主和派重申第一次会议时的主张:绝不能依靠义和团与外国开战,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此次会议上,光绪皇帝也明确表示不同意用义和团来抵制联军。户部尚书立山还列举若干事实,证明拳民“其术多不效”。主和派以及光绪皇帝的主张激怒了主战派首领载漪等人。载漪听了立山之言,气得火冒三丈,指责其既熟悉敌人,应派去退敌;立山亦反唇相讥:“首言战者载漪也,漪当行。臣不习夷情,且非其职。”这时,慈禧太后出面进行调节,随之与会上诸王、贝勒及崇绮等二十余人支持载漪,表示“非战不可”。慈禧太后最后宣布:“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在这次重要会议上,庆亲王奕劻与第一次会议时一样,依然不言不语,他担忧向多国宣战,“众怒难犯,恐坏全局”,故“神色沮丧,无语言”。恰在此时,封疆大吏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请总署转奏电报,电报的内容是坚决反对向列强宣战,袁昶上呈《请亟图补救之法以弥巨患疏》,主张“自剿”义和团,决不能靠“洋兵助剿”。

鉴于朝廷内部与地方实力派集团对宣战有不同意见,慈禧太后又于五月二十二日(6月18日)召开第三次御前会议,仍“筹议和战”问题。会上,主战派占了上风,主张攻打使馆。虽然会后慈禧太后以载漪、奕劻、徐桐、崇绮主兵事,“有请无不从”,惟奕劻遇事“支吾其间,噤不敢言,取充位”而已。敢于同载漪抗争的袁昶、许景澄、徐用仪和联元四人,不久即因反对宣战而先后被诛杀。五月二十三日(6月19日),慈禧太后在仪鸾殿主持第四次御前会议,决定向联军宣战,招抚义和团,攻打使馆区。会后派人到各国使馆送去照会,请各使“于二十四点钟之内,带同护馆弁兵等,妥为约束,速即起行,前赴天津,以免疏虞”。各公使见后深感恐慌,立即到西班牙使馆举行紧急会议,至晚7点才作出三点决定:(1)接受中国政府的照会;(2)限24小时太仓促,请求宽限时间;(3)请求翌日上午9时前往总署拜会庆亲王奕劻及诸大臣,当面陈述各公使意见。上述答复于二十三日(19日)晚送达总署。奕劻以总署名义起草复照,向各公使说明“现团匪塞满街市,止各使勿来署”。该复照翌日上午送出。各公使在二十四日(20日)上午9时尚未见到复照,又齐集西班牙公使馆商议办法,多认为应等待答复。惟德国公使克林德只身前往总署交涉,行至东单牌楼附近时,被枪击中弹身亡。克林德事件虽无法弄清真相,却造成清政府与各国公使的往来中断。同日,慈禧太后单独召集枢臣集议宣战之事。会上荣禄为阻止宣战做了最后的努力,劝说慈禧太后等不要下令攻打各国使馆,以防引起各国联合反抗。慈禧太后拒绝一切不同意见,终于二十五日(21日)发布宣战和招抚上谕,指出:“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抚循,彼乃益肆枭张,欺凌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民人,勒索我财务,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怨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毁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朝廷仍不敢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吾人民耳。”这是清政府向联军宣战的诏书。

六月十七日(7月13日),八国联军分两路围攻天津,十八日(14日)天津陷落。二十二日(18日),清军停攻使馆,并请各国公使暂避天津。二十六日(22日),八国联军建立“天津都统衙门”,对天津、宁河、静海等地进行军事统治。七月初十日(8月4日),八国联军开始进军北京。十三日(7日),清廷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大臣。二十日(14日)联军总攻北京城。二十一日(15日)凌晨,慈禧太后携光绪帝,由载漪、奕劻、庄亲王载勋、辅国公载澜及刚毅、赵舒翘等十几位王公大臣陪同西逃,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太后等西逃时,宗室、东阁大学士昆冈留京充当办事大臣。昆冈得知“各公使寻觅庆邸甚急,意在出而议款,甚至至邸宅探寻多次”,故急速奏请“饬令庆邸回京议约,便宜行事,与各国公使浃洽”。

在此后的善后谈判中,奕劻将折冲樽俎之事推给李鸿章,自己则在列强面前始终保持着一个“良好”的形象。由于《辛丑条约》的顺利签订,奕劻不仅得到慈禧太后的再度重用,也进一步赢得了各国驻华公使的好感。《辛丑条约》签订后,奕劻出任清政府外交部管部大臣,继续与列强各国商量其他善后问题,主要为日、俄侵占东三省等一系列问题。光绪末年与宣统年间,奕劻得益于自己的低调谨慎的性格,在清朝外交事务上继续发挥作用。清亡前夕,清政府与列强驻华公使的一系列交涉,载沣与隆裕太后也一直全权委托奕劻办理。缺乏安全感

实际上,奕劻虽然有宗室背景,但到他时,家境已经衰败下来。作为一个宗室旁支,已经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

史载,奕劻幼时,家境并不富裕。《泰晤士报》上说:奕劻“早年甚贫乏,以其为中国绘画山水之能手,兼擅长书法,尝为人教读,且资书画以糊口,借以略增其所入”。

作为皇亲宗室,本享有种种特权。但自嘉庆、道光以来,作为宗室旁支,其生活落魄者大有人在。

一方面,宗室人口在增长,另一方面,国家的财政状况却在明显地不断恶化,发给宗室的养赡银米七折八扣,到了远离权力中心的宗室旁支手中,已经所余无多,经济上捉襟见肘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

形势不由人。在这种情况下,奕劻自然也难逃贫穷的窘境。

更重要的是,前文已经说过,庆郡王绵慜之后,继嗣者奕彩等人因不检点而连连获罪,为最高统治者所不喜,其家道也就迅速败落下来。“早年甚贫乏”的客观经历,给奕劻的心理埋上了一道终生挥之不去的阴影。依靠“为人教读”、卖书画,才可勉强谋生的奕劻,在心理上烙上了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印记,这使得他在拥有权力后贪财不厌,巨细必收。这既是奕劻缺乏法制与道德观念约束的一种表现,更是他内心深处始终在寻求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

另一方面,从奕彩开始,绵性、绵悌等人动辄得咎的残酷事实也使得奕劻从他父辈那里深深明白了这样一个深刻的道理,这就是“荣辱忽焉,皆在圣意”。今日还是前程似锦,明日不留神就成为阶下囚。人生无常,命运不可捉摸。这也使得奕劻内心感到极不安全,是形成唯唯诺诺性格的一个重要因素。

老子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在晚清的亲贵中,奕劻的书画是最有名的。奕劻少年聪颖,学习十分刻苦。他早年学习书法,模仿雍正帝楷书,颇为神似。经过勤习苦练,他的山水画画得很有特色,题款也无不隽雅。让人始料不及的是,这份绝活却成了奕劻进入政治权力中心的敲门砖。

有史料记载说,奕劻早年住在方家园,与慈禧太后的娘家为邻。慈禧太后的弟弟桂祥,生性疏懒,不喜读书写字。为了按惯例问候姐姐慈禧太后的起居安康,他经常让奕劻捉刀代笔。时间一长,慈禧太后渐渐知道了这位颇通笔墨的旁支宗室的奕劻。这为日后慈禧太后在罢黜恭亲王奕訢后重用奕劻作了铺垫。后来,颇会走门路的奕劻又通过与桂祥结亲,进一步巩固了慈禧太后对他的注意与赏识。

也许,正是因为缺乏安全感,才让年轻时期的奕劻磨练出了才华;正因为极度缺乏安全感,也才让奕劻更加用心钻营,对仕途充满期望,从不放过一个极小的发达及捞取富贵的机会。开明务实

奕劻长期主持大清国的外交工作,在与各国打交道的过程中,对西方各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优越性有着一定程度的了解,对中国的落后状况亦有深刻的体会,因此,他在从政生涯中并不保守,相反,与当时的一些保守人物如倭仁、载漪相比,倒显得他比较开明务实。

开明务实,应该说是奕劻性格作风中少有的积极性的一面。

同治时期,西风东渐,洋务兴起。

19世纪60至90年代,以奕訢、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政府中一批官员,以自强、求富为目标,从中央到地方,积极发展近代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建立了近代的海陆军。

但从一开始,洋务事业就遭到顽固派官僚的激烈反对。

例如,监察御史张盛藻认为自强之道不在制造轮船、洋枪,而在气节。有了气节,“以之御灾而灾可平,以之御寇而寇可灭”,关键是要“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何必令其习为机巧?”大学士倭仁亲自出马上一奏折,表示支持张盛藻的意见,反对设立天文算学馆。大讲“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与上述守旧派官僚不同,奕劻在洋务运动中,观念并不落后。他积极支持李鸿章的富国强兵的事业。洋务运动时期,奕劻在洋务派的推动下,逐渐转变观念,支持发展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近代化事业,在海军、工矿、铁路、航运、电报等建设方面均表现出一定的积极态度。

光绪十一年(1885年),清政府成立了专门负责海军事务的“海军衙门”,使海防事务有了统一管理部门,海防发展达到了一个新阶段。光绪十四年(1888年),清政府又组建了北洋舰队。这个舰队拥有先进舰船28艘,中国有了一支攻击力很强的近代海军舰队。在北洋海军筹建过程中,奕劻是海军衙门重要的负责人之一。就作者看到过的史料,尚没有发现奕劻在海军建设方面对李鸿章有掣肘的情况,相反,从《李鸿章全集》的书信中,倒发现奕劻与李鸿章二人经常书信往来,互相鼓励与支持。

李鸿章对庆亲王奕劻的评价是:“望重亲贤,任隆中外。”

光绪二十七年至宣统三年(1901年至1911年),大清国又开始了第二次洋务运动——清末新政。

在推动晚清改革事业的高层领导人中,如果说恭亲王奕訢是早期洋务运动的保驾护航人的话,那么,庆亲王奕劻则完全可以视为清末新政的主要保驾护航者。

在清末新政中,庆亲王奕劻与袁世凯联袂,“共达政治进行之目的”。庆亲王奕劻与直隶总督袁世凯一为朝廷枢臣中的领班人物,一为地方督抚的领袖人物。他们二人同心协力,一内一外,在清末新政中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

在清末最后十年,奕劻的不保守与务实,可以概括成以下几个方面:

1.推动五大臣出国考察。袁世凯在直隶的势力扶摇直上之时,清政府却面临着来自两方面的挑战: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多次发动武装起义,企图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国政权;国内立宪派集团随着自己经济势力的壮大也不再甘心像往日那样生活下去,希望通过比较稳健的手段在清政府内部推行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变革,进而从体制外走进体制内,获取渴望已久的权力。他们鉴于袁世凯在新政中的非凡政绩及其在政坛上的地位,在立宪浪潮一开始就迫不及待地吁请袁世凯出山,认为他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最合适的干将。张謇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致袁世凯的一封信中把袁世凯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重臣伊藤博文等人相提并论,忙不迭地呼唤他出马。张謇是清末资产阶级工商业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他和许多民族工商业者一样,希望袁世凯能代理他们推行比较激进的改革。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初,张謇急切地告诉袁世凯:“公但执牛耳一呼,各省殆无不响应者。安上全下,不朽盛业,公独无意乎?及时不图,他日他人构此伟业,公不自惜乎?”既劝且诱。他如此这般费尽口舌,正反映了当时一般工商业者的心态。既想夺权,但又苦于势单力薄,于是只好指望依靠袁世凯这样有进步倾向的政治实力派来实现自己的心愿。此时的袁世凯审时度势,也感到权力转换的时机已经到来,他一方面对工商业者的拥戴表示接受,另一方面“奏请简派权贵,分赴各国,考察政治,以为改政张本”。在袁世凯的建议下,“枢臣懿亲,亦稍稍有持其说者”。庆亲王奕劻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六月起就不断召开军机大臣会议,“商派员考察政治事”、“商遣使考察政治”。在奕劻推动下,清政府接受了派遣大臣出国考察政治的建议,决定派出以载泽为首的五大臣出游考察政治。从此,中国政治制度的近代化,即由纯粹的封建专制政治向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过渡的序幕真正拉开了。

2.创建宪政编查馆。宪政编查馆是清末预备立宪期间在中央设立的一个专门负责宪政改革的政治机构,其前身是考察政治馆。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五日(1907年8月13日),为适应开展预备立宪各项工作,庆亲王奕劻等上《改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指出:“预备立宪以来,天下臣民,喁喁望治。现在入手办法,总以研究为主,研究之要,不外编译东西洋各国宪法,以为借镜之资;调查中国各行省政俗,以为更张之渐。凡此两端,皆为至当不易、刻不容缓之事。”宪政编查馆“专办编制法规、统计政要各事项。嗣后遇有关系宪政及各种法规条陈,并请饬交该馆议覆,以归一律”。同日,清政府发布了上谕,同意奕劻的请求,改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专办宪政。宪政编查馆的设立,使清朝具备了实施预备立宪的办事机构。七月十六日(8月24日),奕劻奏准宪政编查馆办事章程。宪政编查馆归军机大臣直接领导,性质类似立宪国家责任内阁的法制局。宪政编查馆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职责:一是议覆奉旨交议有关宪政折件及承拟军机大臣交付调查各件;二是调查各国宪法,编订宪法草案;三是考核法律馆所订法典草案,各部院、各省所订各项单行法及行政法规;四是调查各国统计,颁成格式,汇成全国统计表及各国比较统计表。宪政编查馆作为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的主要办事机构,下设总务处及编制、统计两局,另有官报局,后增设考核专科。为使宪政编查馆将来编订各种法案有所依据,九月十六日(10月22日),奕劻等又奏请让各省设立调查局,考察、调查本省民情风俗、历史现状,随时汇报编查馆。九月二十日(10月26日),《政治官报》创刊,除军机、外交秘密,凡立法、行政之上谕,官员奏折及咨牍,各项章程等等,均予选登。旨在公开庶政,让官民传观研究,增加透明度。宪政编查馆在庆亲王奕劻的领导下,网罗了一大批留学归国的法政学生和积极主张立宪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提调宝熙、刘若曾,总核王庆平、曹广帧,编制局正副局长吴廷燮、章宗祥,统计局正副局长沈林一、钱承鋕,官报局局长华世奎,总务处总办左孝同;编制局正科员汪荣宝、曹汝霖、恩华,统计局正科员廷鸿、林棨、陈毅。在副科员之中,留学归国的法政学生几乎占了一半。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十日(1908年4月20日),清末主张立宪的代表人物杨度经袁世凯和张之洞推荐,赏加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四月二十四日(5月23日),劳乃宣被授为同样职衔。

宪政编查馆作为清末宪政改革的枢纽机关,在奕劻主持下,在清末预备立宪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宪政体制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在宪政编查馆存在的四年间,起草了《钦定宪法大纲》、《议院法要领》、《选举法要领》、《各省谘议局章程》、《谘议局议员选举章程》、《各省会议厅规则》、《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等;拟定了《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修正逐年筹备事宜》,还与会议政务处一同拟定了《内阁官制》、《内阁办事暂行章程》;与民政部一并编订了《户籍法》、《结社集会律》等;编译了大量的宪法类书籍,如《日本宪政略论》、《日本丙午议会》、《日本议院法》、《英国议院答问》、《法国政治要览》、《比利时司法制度》等,这些法律书籍为清末宪政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宪政编查馆于光绪三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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