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张夏成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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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式资本主义试读：
序言
本书作为笔者的一部大部头著作，内容较多，为了减轻广大读者朋友们的阅读负担，帮助大家合理安排读书计划，建议朋友们先阅读本书的第一篇与第三篇。在第一篇的内容中，笔者对韩国资本主义现实进行了诊断分析，并回顾了韩国资本主义的整个发展历程。在第二篇的内容中，笔者重新分析并再定义了韩国资本主义现实中存在的有关争议事项。第三篇重点讨论了韩国资本主义的对策，其中，第六章中论述的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公平性与正义性，是笔者在第七章与第八章中提出的“正义资本主义理论”的理论框架，因此，笔者为广大读者朋友们推荐第三篇为必读章节。
本书中笔者尽最大可能地引用各项统计数据，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分析与论述，目的是要深深根植于韩国现实，从而做出正确判断。非常遗憾，本书中引用的统计数据没有列在一目了然的表格中，图表也比较分散，可能会给广大读者朋友带来阅读理解上的不便。然而，笔者仍然热切希望读者朋友们可以根据阅读指南一读到底，本书的内容不是简单地阐述事实，而是对韩国资本主义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同时阐述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并对问题存在和发展的过程进行说明。另外，本书特别聚焦目前韩国资本主义的对策及解决方案，希望可以满足广大读者朋友的阅读需求。如果读者可以从头到尾读完本书，是笔者最真诚的“贪心”。
为了弥补广大读者朋友在阅读过程中的不便，笔者已将本书中引用的部分统计数据和图表上传至博客，大家可以在以下博客网站下载。
Naver博客：http://blog.naver.com/k_capitalism
Daum博客：http://blog.daum.net/k_capitalism第一篇问诊韩国资本主义第一章生病的韩国资本主义日益盛行的资本主义怀疑论
我们不得不面对，世界经济已深陷长期停滞的泥潭。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初期，大多数人仍然乐观或者说侥幸地持观望态度，认为危机只是暂时的，可以通过对个别困难金融机构和企业的救助计划以及局部金融改革措施克服。同时也有少数清醒者发出警告，认为此次危机的影响范围与深度将仅次于甚至超过20世纪20年代的全球经济大萧条，尽管如此，这些警告最终被批判为悲观者的极端论调。然而，事实不会说谎，在金融危机的发源地美国与英国，2008年与2009年连续两年呈现经济负增长，金融危机最终引发经济危机。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迅速向全球蔓延，2009年整个世界经济陷入负增长。世界银行（其前身为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正式统计世界经济增长率，统计资料显示，目前处于50年来最糟糕的时期。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至2012年的五年间，世界经济增速下滑过半，年均增长率仅为1.7%，而金融危机的发源地美国和英国的情况更加严重，同时期经济增长率仅为0.6%～0.8%。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年均增长率也跌至0.6%，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整体陷入停滞状态。欧盟27国的年均增长率为负0.2%，首次出现经济衰退，而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欧国家在金融危机之后一直无法摆脱经济负增长，经济萎缩呈现长期化态势。
西方发达国家为应对经济危机，将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范围从G7集团（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扩大到G20集团，在原有的G7基础上追加了欧盟主席国以及韩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12个新兴经济体国家。在与这场经济危机做斗争的过程中，各国均采取了经济救助与刺激措施，如增发货币减少财政赤字、扩大政府财政支出刺激消费等，从而使世界经济暂时摆脱了负增长与破产的命运。然而，时隔六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明显迹象表明世界经济将有望走出停滞的泥潭。
人们普遍认为，现在的经济状况不是依靠经济刺激计划或局部金融救助改革就可以得到改善的周期性停滞，而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矛盾的体现。针对资本主义体制本身的怀疑论登场，资本主义史无前例地面临着严重的体制调整问题。
资本主义怀疑论之所以有市场，不仅因为世界经济深陷停滞的沼泽。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的30年间，美国、欧洲等西方发达国家一味追寻充分自由资本主义的结果，导致经济结构乃至社会结构的矛盾凸显。社会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广大平民和劳动者阶层无法共享社会资源，阶层不平等扩大化，两极分化日益严重。总之，过去的30年，以充分自由市场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存在与经济正义背道而驰的现象。市场原教旨主义在韩国通常被称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新自由主义中关于如何定义市场原教旨主义这一概念性问题存在一定争议，在本书第二章中将对此做详细介绍。
资本主义经历了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后陷入长期停滞状态，20世纪90年代初期又经历了三年的低速发展期。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虽然走低，但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并未低到体制性危机的程度。资本主义体制性危机并不是因为经济衰退造成的，也不是由于经济丧失增长潜力所致。所谓的体制危机，是指由于该体制已经失去其正当性、合理性而引发的危机。笔者认为目前体制危机的核心问题是社会财富无法得到公平分配。经济发展既有鼎盛期也有衰退期，经历着无数沉沉浮浮的循环。然而，现在的问题在于社会收入与财富存在着不平等现象，且不平等现象持续恶化，而这种恶化与周期性的经济循环并无关系。
以美国经济为例，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的经济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5%、3.1%和3.2%，没有大的差距。但是，美国社会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程度自80年代之后开始持续恶化，这一事实正说明不平等现象的加重并不是由于经济发展的停滞造成的，这种不平等与经济发展循环周期没有必然的联系。韩国在经历了1997年的外汇危机后，同样面临着这种社会不平等加剧的问题。然而，韩国在克服了外汇危机之后，1999年至2012年的经济年均增长率为4.8%，刷新了OECD国家的最高纪录，为其两倍之多。当时OECD国家平均增长率仅为2.0%。这一事实同样说明分配不平等与经济的低发展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因此，资本主义危机论的盛行，与经济发展的停滞没有关系，而是由于不平等的加剧造成，由于普罗大众无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造成。
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加剧现象不局限于某个国家，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都经历过。OECD的调查结果显示，从市场原教旨主义盛行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全球金融危机开始蔓延的2008年，几乎在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程度都呈现极速增加的态势。从家庭总收入的变化情况来看，居于收入最顶端10%的富人收入增长幅度明显高于居于收入最底端10%的穷人收入。
类似的收入不平等和社会财富两极分化现象在美国与英国尤其严重，而这两个国家均是以充分自由市场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即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忠实奉行者。以同期美国的情况为例，居于收入顶端10%的富人收入年均增长率为1.5%，而居于收入底端10%的穷人收入年均增长率仅为0.1%。英国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居于收入顶端10%的富人收入年均增长率为2.5%，居于收入底端10%的穷人收入年均增长率不过0.9%。
在全球福祉排名靠前的北欧国家，以瑞典为例，其收入分配相较于其他国家来说比较平等。但尽管如此，瑞典也未能幸免，瑞典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和两极分化现象同样日益加剧。瑞典是OECD国家中基尼系数（Gini系数）增长率最高的国家，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基尼系数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平均。同时，瑞士也成为富有阶层和贫穷阶层收入分化差距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居于收入顶端10%的富人收入年均增长率为2.4%，居于收入底端10%的穷人收入年均增长率仅为0.4%。当然，尽管瑞典的发展存在以上变化，但作为福祉排名靠前的北欧国家中的典型代表，不管是在金融危机之前还是现在，瑞典仍然是收入不平等程度最低的国家。
值得引起关注的是，在过去30年，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出现了两极分化加剧的情况，这种分化在瑞典等非常重视社会经济平等结构的国家依然大行其道。金融危机之后，更加呈现这种分化加剧扩大的趋势。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到2010年的三年间，比起金融危机之前的12年，收入不平等现象更加恶化。
西方发达国家30年的发展历程与以充分自由市场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密不可分，西方发达国家这一资本主义体制存在诸多问题，除了社会收入不平等和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问题之外，还存在许多其他问题。比如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雇用和就业岗位却没有增加等现象逐渐成为结构化常态；就业条件每况愈下，低收入劳动者和临时性劳动者增加；劳动结构日益恶化，不稳定的雇用与就业增加等。
以充分自由市场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终于露出其真面目。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甚至夸下海口，喊出豪言壮语，声称只要减少政府的市场介入和政府支出，大幅弱化政府调控，市场竞争的效率便会得到提高，经济也会加速发展。但是，所谓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不过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服务的工具，充分自由市场竞争带来的结果也只能是强化了极少数人群蚕食多数社会财富的社会结构罢了。政府减少调控时，比起市场效率的提高，更可能带来的极端结果是市场失败。因此，才会有声音批判资本主义在历经了30年的充分自由市场发展之后，已经沦为为极少数的富人势力和既得利益者服务的体系。在这种背景下，对资本主义体制产生怀疑的资本主义怀疑论开始登场并一度盛行并不奇怪。
韩国资本主义和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一样，收入不平等和两极分化日趋加剧，存在经济发展却无法创造就业机会的无就业增长等持续恶化的问题。而无就业增长将在很大程度上使国家的收入分配改革计划陷入“空转”状态，贫富差距不仅不能缩小，反而很有可能会被进一步拉大。不仅如此，韩国资本主义发展甚至存在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不具备的诸多问题，比如：市场竞争结构极度不公平；社会财富和经济支持向财阀集中倾斜；临时性劳动者和个体经营劳动者比例严重过高，雇用就业结构极度不稳定。与此同时，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福祉出现倒退的今天，韩国才刚刚开始重视社会福祉问题；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的政府开始缩减政府对自由市场的调控，韩国却在实行计划经济。总之，韩国不存在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的竞争市场。
因此，韩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西方发达国家也大不相同。如果说西方发达国家的问题是以充分市场竞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的产物，那么，韩国的问题则来自不能实施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在不是真正意义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派生了诸多具有韩国特色的问题。在本书的第二章中，将对韩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进行说明，并阐述韩国式资本主义与美国、欧洲的充分市场自由式的资本主义有何不同。在此之前，笔者将首先向大家呈现韩国式资本主义目前的真实面貌。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失败
日益恶化的收入不平等
韩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一样，不可避免资本主义体制本身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如收入不平等和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经济发展却无法创造就业机会，无就业增长现象严重，雇用与就业的结构恶化、质量低下。比如，用基尼系数衡量的韩国收入不平等现象自1990年以后的20年间呈现持续恶化的态势。1997年外汇危机以后，韩国的收入不平等开始急转直下，2000年之后韩国经济逐渐走出外汇危机的阴影，但收入不平等现象依然持续恶化。
与其他国家相比，韩国收入不平等加剧不仅恶化速度快，收入不平等的水平亦居于高位。以可支配收入为基数的OECD的统计显示，韩国的收入不平等情况在OECD国家中属于中等水平。
但是，在上述OECD对韩国收入的统计资料中，富有阶层的收入存在漏报及低报的现象，如果将上述因素考虑进去，根据有关资料显示韩国与美国一样，属于收入不平等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尽管不同的研究资料中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不可否认，1990年以后的20年间，韩国的收入不平等水平升高大约60%。从贫富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来看，韩国的收入不平等依然比其他国家偏高。以可支配收入为基数，最顶端10%的收入为最底端10%的收入的4.8倍，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八位。最顶端20%的收入为最底端20%的收入的5.7倍，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九位。
收入比例最大的部分为劳动收入，即工资收入。韩国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扩大的最重要的原因便是贫富阶层间工资收入的不平等扩大化。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劳动力工资收入不平等成为收入不平等的决定性因素。与其他国家相比，韩国也属于劳动力工资收入差距非常大的国家。OECD国家中，韩国是全职正式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不平等水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从全职正式劳动者的总收入分布来看，2011年韩国的工资收入水平最顶端10%的收入为最底端后10%的收入的4.8倍，收入差距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三。2000年，最顶端10%的收入还是最底端10%的收入的4倍，2005年就扩大到4.5倍，之后一路攀升，从2010年的4.7倍扩大到2011年的4.8倍，可见工资收入的不平等呈现逐年扩大的态势。另外，低于中间工资收入水平2/3的低收入人群占全部劳动者的25.2%，这一比例与美国相当，在OECD国家中比例最高，且该比例在2000年以后没有得到任何改善。
收入不平等加剧的直接原因虽然是劳动工资收入的不平等，但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韩国改善这一问题的努力不足。不仅缩小收入不平等差距的制度性建设薄弱，而且政府的决心不足，在对策与措施方面行动不积极。收入再分配政策无法得到贯彻执行，这一结果反映在居民收入与居民可支配收入方面的贫富差距，换句话说，居民收入与居民可支配收入方面的贫富差距表明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失败。居民收入是指劳动工资收入、利息及其他投资收入共同组成的财产收入的总和。居民收入水平直接影响市场容量的大小，市场容量一方面受制于宏观经济状况，另一方面受国家收入分配政策、消费政策的影响。而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指在居民收入中扣除税收之后，再加上年金、政府补助、福利待遇等的收入，可支配收入是消费与购买力的源泉。居民可支配收入代表的是政府的税收政策、福利政策等收入再分配政策作用后的收入。韩国相对于OECD其他国家，基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收入不平等比基于居民总收入的收入不平等严重得多。虽然OECD的统计数据存在富有阶层收入的漏报和低报现象，但是这些数据足以说明，韩国政府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未能像其他国家一样缓解收入不平等。
扩大的两极分化
与收入不平等问题一样，韩国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亦非常严重。为了更好地认识贫富两极分化现象，有必要首先认清收入不平等与贫富两极分化在概念上的区别。收入不平等反映的是收入在多大程度上集中倾向某个特定阶层（尤指上层）的分布情况，而两极分化指的是随着收入分布集中倾向上层或下层某一方面，从而造成中产阶层规模缩小的现象。居民收入不平等情况严重，不代表贫富两极分化现象一定严重。收入不平等加剧的情况下，两极分化有可能同时加剧，在一定情况下也有可能得到缓解。两极分化问题之所以和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同样重要，是因为两极分化指数高意味着中产阶层缩小，收入向上层和下层两个极端分化。两极分化指数如果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可以使经济和社会发展保持必要的生机和活力，最终使广大民众走向共同富裕，但不合理的贫富极化只能引发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对抗，影响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总之，贫富两个阶层的差距增大意味着社会矛盾和社会的不安定风险增大。
韩国的两极分化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不是非常明显，20世纪90年代亦保持在平稳水平，直到1997年外汇危机爆发之后，两极分化才开始急剧恶化。尤其是1998年，受到外汇危机的直接影响，中产阶层急剧缩小，上层与下层的分化现象进一步凸显。21世纪以来，韩国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继续扩大，2000年上半年，贫富两极分化的速度开始进入快车道，超过收入不平等恶化的速度。与其他国家相比，韩国的贫富两极分化加剧现象亦属严重。最终韩国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带来的结果是，2000—2010年，韩国的中间收入阶层减少5.8%，这意味着中产阶层比例减少11%。从中间收入阶层的移动情况来看，在减少的中间收入阶层中，62%下降为低收入阶层，38%上升为高收入阶层。
在韩国如此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中，工资收入的两极分化是最主要的原因。另外，两极分化与经济发展变化情况无关，持续呈现扩大的趋势，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明显特征。换句话说，贫富两极分化问题并不能随着经济发展得到解决，形势非常严峻。在经济好转或发展的大背景下，民众却逐渐变身为低收入阶层的社会事实足以威胁到现有的体制，由此导致社会矛盾尖锐、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多，也便是理所当然的结果了。“三无”增长：无就业、无工资、无分配
无就业增长
前面提到收入不平等和贫富两极分化同时加剧，而这种恶化与经济发展的好坏并无关系，这意味着收入不平等和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为冰冻三尺之功，而非一日之寒，它们属于结构性的问题。收入不平等与贫富两极分化问题并发的表面原因是就业岗位的提供与经济发展无法同步。深层次的原因为经济发展成果未能得到公平分配，分配制度与福利制度建设薄弱。经济发展体制不能作为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只能将其视为改善生活条件的手段与过程。改善生活条件首先必须有收入，而收入的保障便是就业岗位的提供。只有资本家阶层才可以不依靠就业岗位生存，而我们无法指望极少数的资本家来确保体制的正当性。经济发展与就业是相辅相成的，随着经济发展，就业岗位需要增加，而只有就业岗位增加了，经济才能得到长足持续的发展。
韩国的就业岗位不仅未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加，就业供给效率反而比过去大幅下降。1997年外汇危机之后，韩国经济虽然取得了持续发展，但进入21世纪以来就业率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在韩国“无就业增长”已成为既定事实。从理论上来说，经济发展与就业增加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必然关系。经济发展不仅仅是劳动与资本投入的结果，还包括技术发展与革新等因素带来的发展，因此雇用和就业并不会与经济发展呈现比例上的增长关系。曾有研究指出，韩国的就业增长率低的原因在于经济增长率本身比过去低。也有研究针对韩国的就业增长率减速是否比经济增长率减速还要严重提出疑问。不论何种情况，韩国在OECD国家中就业率偏低，而且在过去经济发展的十年内就业率长期处于停滞状态，20世纪90年代开始经济发展提供就业岗位的动力开始持续大幅下降，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关于就业问题，韩国与其他国家相比，呈现某些特定的特征。除了外汇危机时期，韩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属于失业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从OECD国家失业率的排名来看，最近韩国的失业率再刷新低。如果仅以低失业率为标准进行社会问题的分析，那么似乎对失业率最低的韩国来说，就业问题不应该成为一项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韩国的情况非常特殊。韩国的就业问题依然是重要的经济问题之一，因为在韩国不仅失业率低，就业率也偏低。在OECD国家中，韩国的就业率在过去十年中一直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韩国的失业率和就业率全部偏低是一种矛盾的状态。失业率低说明找不到工作的民众占比小，而就业率低说明已经就业的民众占比低，换言之，找到工作的概率很大却没有去工作，这是一种极度不正常的状态。
如果说有很多韩国人明明可以轻易地求得就业岗位却不去努力工作，这显然是不合常理的。韩国社会竞争激烈，人们生活节奏快，工作时间长在世界上是公认的，因此上述假设是空穴来风，反而应该说韩国人的勤奋是世界一流的。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对于意向就业者来说，不是因为这个群体的人数少，恰恰是因为就业岗位不足或者就业成功的可能性小，因此没能加入就业的阵营。比如女性就业者、低学历就业者、高龄就业者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比起被排除在就业阵营之外，也许他们宁愿选择不去就业。另外一个原因，政府公布的失业率数据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甚至在外汇危机时期，伴随着大量企业破产，大量劳动者被解雇，露宿街头的流浪汉随处可见，面临如此严重的失业问题，韩国在OECD国家中的失业率排名竟然还是中间水平。韩国在经济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间实现了经济发展的“汉江奇迹”，但1997年底外汇危机爆发使韩国经济全面下降。此次外汇危机不仅是因为韩国经济停滞、经常收支逆差等实体经济的恶化，而且是东南亚外汇危机、国际金融资本新兴市场脱离等外部环境要素的变动、政府应对危机管理能力不够和老百姓的泡沫消费等多种原因所导致的结果。同时，韩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政治、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危机也是从根本上导致此次外汇危机的原因之一。外汇危机期间出口停滞，出口产品对外竞争力下降，对出口依存度高的韩国经济遭受重挫，大型企业连续倒闭，发生了所谓的产业危机。由于大型企业开始倒闭，外国的银行和企业不再与韩国银行和企业合作，要求偿还贷款，结果不可避免地发生外汇危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企业与金融机构的连续破产造成大量劳动者失业。因此，笔者无法相信韩国政府关于失业率的统计数据。
无就业的制造业增长
失业率与就业率同时较低是一种非正常现象。韩国的经济增长率在OECD国家中非常高，过去十年的经济年均增长率为3.6%，是OECD国家的平均值1.7%的两倍，在34个成员中排名第七。即使在经历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之后，韩国的经济年均增长率依然以2.9%高于OECD国家的平均值0.6%，位列第五。然而，韩国的就业率在过去十年仅增长了1.3%，在OECD国家中仅为中间水平。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韩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率增长是严重失调的，这说明韩国经济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严重不足，就业形势非常严峻。
经济增长不能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要从韩国的产业结构中寻找原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就业机会创造效率低的制造业在韩国占比非常大，而且还有占比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就业弹性系数是指每10亿韩元规模的生产拉动的就业数，就业弹性系数水平主要取决于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动态作用。因此，一般说来，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长的效果越大，就业弹性系数就越高；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长的效果越不明显，就业弹性系数就越低。当就业弹性水平较低时，即使经济保持高增长，也不一定会对就业有较强的拉动。韩国2011年制造业的就业弹性系数为5.5，服务业为11.5，即每10亿韩元的生产规模带动的就业人数分别为5.5名与11.5名。显而易见，服务业的就业创造效率和就业弹性水平是制造业的两倍。在韩国，传统的制造业是创造就业机会的原动力，但是这不仅需要制造业本身增速快，还需要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增速更快，这种原动力才能持续。在不发达国家，服务业之所以发展缓慢，一是由于人们普遍认为服务业是一种浪费，二是由于经济上对服务型产品的消费能力不足。在韩国，原本传统制造业的就业弹性水平就低于服务业，在过去十年间，传统制造业的就业弹性水平与服务业相比降幅更大。然而，韩国的产业结构与十年前相比，就业弹性水平低的制造业在GDP（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有所增加，而就业弹性水平高的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反而略有下降。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后，虽然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有所增加，但其就业拉动结果却并没有明显变化。与此相反，在GDP中占比降低的服务业却增加了就业拉动。金融危机之后服务业出现的此种现象，意味着质量低下的就业岗位增多。
韩国制造业在GDP中所占比例为33.8%，在34个OECD国家中排名第二。日本制造业在GDP中所占比例为21.9%，美国为16.2%，德国为26.2%，可以看到韩国制造业占GDP的比例非常高。也有一些主张认为由于所谓的“制造业同质化”，一部分制造业正在渐渐消失，这是造成制造业不能创造就业机会的原因，然而这种说法比较牵强。即使制造业再增加，其就业拉动效果也很难让人期待。与此相反，就业拉动效果明显的韩国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非常小。2011年韩国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为57.6%，在OECD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三。而日本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例为71.4%，美国为78.8%，德国为68.3%，均远远高于韩国的水平。其他国家服务业的比重增加，而韩国却呈现制造业比重增加的趋势，这种问题被称作“无就业增长”，而无就业增长是产业结构的必然产物。
在韩国人的经济意识中，根深蒂固地认为制造业是第一位的。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起步阶段，韩国制造业像海绵吸水一样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因此在经济发展初期制造业的就业创造水平处于正常状态。但是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成熟期，制造业仍然占比很大的情况便违背了经济发展的正常规律，因为这可以导致就业层面的“动脉硬化”。一般性的规律是，随着经济发展，尤其是进入成熟期后，服务业便会呈现蓬勃发展的景象。在韩国这种现象被称为“产业结构的高度化”，经济学中将这种现象称作“经济服务化”。经济服务化是工业化高度发展阶段以后产业结构的一种转变过程，表现为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的比重超过工业，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因此，经济服务化又称为第三产业化。随着产业规模及结构升级，各种生产要素包括资本、技术、劳动力等必然要从农业流向制造业，进而再向服务业转移。而服务的扩大达到一定的规模和程度，即一国的服务业在GDP中的产值和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均超过一半以上并不断增加，就表明该国进入经济服务化阶段。经济服务化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显著特征。不管人们谈论知识经济也好，服务经济也好，或者是软性经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等经济形态，都包含有经济生活的服务化变革这一层含义，这是人类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所必然产生的一种现象，是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在经济服务化现象的背后，既有制造业本身具备的相对生产性增加，也有消费的大众化作用，即生产性增加的制造业反而就业减少，在制造业就业中减少的劳动力被服务业大量吸收。当然，这种情况的前提是制造业创造的高附加值可以转化为服务业的消费能力，即把制造业中挣到的钱花到服务业中去。取得经济增长不是终极目标，而仅仅是提高生活水平的手段，因此居民家庭总收入随着经济发展有所增长应该是理所当然的结果。但是，这种结果只有在生产高附加值的制造业的发展与消费实现转化，财富实现再分配时才会成为可能。如果只有制造业实现单方面增长，而这种增长未能向经济的其他部门传导，那么经济便只能处于一种不均衡状态。在这种不均衡状态下，财富的再分配则通过制造业从业者的工资收入增长或政府制定财富再分配政策将制造业成果向其他部门转移的方式来实现。那么，韩国制造业实现的增长和创造的高附加值真的对韩国整体经济做出贡献了吗？
无工资收入增长
与“无就业增长”并肩齐名，韩国经济中存在的又一严重问题是“无工资收入增长”。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韩国虽然实现了经济增长，但是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收入却长期停滞，陷入“无工资收入增长”结构状态。2002年至2012年的十年间，韩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3.8%，但居民实际工资收入的增长率仅为2.1%；韩国经济整体增长了45.6%，但居民实际工资收入却只有经济整体增长率的一半，为23.2%。经济增长与工资收入增长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的五年间这种差距更为突出。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到2012年这五年的数据显示，韩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3.2%，而实际工资收入增长率仅为0.5%。最终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五年里，韩国经济增长了17%，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增长仅停留在2.5%，劳动者们逐渐被排除在享受经济增长成果的阵营之外，而这种结构已发展成为常态。
韩国居民工资增长水平与单位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之间也呈现出差异。2002年到2012年的十年间，人均GDP增加了38.8%，年均增长率为3.3%，但实际工资年均增长率仅为2.1%。2007年到2012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五年间，人均GDP虽然增长了13.7%，但实际工资仅增加2.5%，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国家经济取得发展的同时，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却没有增长的事实，意味着国家经济增长的成果没有在劳动者之间实现分配。在国家经济整体得以发展，单位人口居民收入有所增加的情况下，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收入却处于停滞状态的现象，被称为“无工资收入增长”，站在普通劳动大众的立场上，就不得不问到底国家发展经济是为了什么。
另外，“无工资收入增长”并不仅仅是应该讨论谁拿走了经济发展果实的分配问题。正如前面提到的，经济发展成果在市场参与者之间均衡分配的问题，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分配本身，不能简单地在分配概念的层面为了分配而分配，而是应该将分配作为实现持续性、增长性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只有实现了与经济发展成比例的增长，市场需求的增加和投资拉动的就业机会才能够得到保障。这一点在后面将进行详细论述，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不能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企业的收入实现增长，但是增长的企业收入又没有全部转化为再投资。总之，经济发展成果应作为工资收入进行分配，从而释放消费需求，而且新的需求又拉动新的投资，只有实现这种良性循环，经济才有可能取得持续性、增长性的发展。
无分配增长
经济取得增长意味着企业创造的附加值增长。因此，工资收入没有随经济增长而增长的事实应该被看作企业创造的附加值在分配时流向劳动者的份额减少。国民核算是国民收入和产出核算的简称，是测量GDP的基本方法和框架。劳动收入分配率的概念是对国民统计数据的补充，一项劳动收入分配率的研究表明，韩国的劳动收入分配率在过去十年呈现持续减少的趋势。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自1975年有统计数据以来，最近几年的劳动收入分配率达到历史新低。1998年韩国劳动收入分配率为80.4%，2000年下降到75.4%。发生金融危机的2008年，下降到70.9%，2011年和2012年分别下降到67.6%和68.1%，为1975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水平。另有研究在统计方法上与上一研究略有不同，将个体经营者的收入中一部分补充为劳动收入，基于上述统计方法的研究结果显示，韩国劳动收入分配率自1990年持续下降，最近劳动收入分配率下跌到2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由于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收入不能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劳动收入分配率走低，最终反映为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得不到任何提高。与其他国家相比，韩国经济增长率和居民家庭收入增长率之间的差距过高，而且该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韩国在2002年到2012年的十年间，经济年均增长率为3.8%，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1.8%，居民家庭收入增长率比经济增长率平均低2.0%。十年间经济增长了45.6%，居民家庭收入仅增长17.1%，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和国家经济发展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五年间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经济增长了17%，但实际居民家庭收入不到经济发展水平的1/3，仅增加了5.3%。
韩国居民家庭收入增长率与国家经济增长率之间的落差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五。2001年到2012年的数据显示，26个成员中有12个国家出现居民家庭收入增长率高于国家经济增长率的情况，另外14个国家的居民家庭收入增长率低于国家经济增长率。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进入停滞状态，26个OECD国家中16个国家的居民家庭收入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金融危机发源地美国和英国的居民家庭收入增长率也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率。尽管全球金融危机对韩国的影响小于其他国家，但是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经济增长速度不成比例的现象反而尤为严重。
一般来讲，老百姓在生活条件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将会有能力扩大存款或投资等金融资产。因此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成熟阶段，劳动收入所占比重降低，资产收入比重增大是必然发展方向。但是，韩国的情况值得关注，居民收入虽然有所增加，但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过程中对工资性收入的依存度不降反增。2012年劳动性收入占居民家庭收入的比例为86.3%，这一数据甚至高于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劳动性收入占居民家庭收入高比例说明大部分居民在经济增长的大背景下无法积累并形成财产，基本的吃穿用度依然不得不依靠工资性收入来维持。通常一个家庭有一名以上的家庭成员通过就业赚取劳动性收入，而且多名家庭成员就业的情况越来越多，但居民家庭收入的增加速度虽然略微高于工资收入涨幅，但远远达不到国家经济整体增长的幅度。由于劳动性收入占居民家庭收入的比例高，“无工资收入增长”与“无分配增长”便会持续下去，从而居民家庭收入得不到提高便成为理所当然的结果。悬崖边上的非正式就业劳动者
非正式就业问题的恶化
韩国劳动力市场最大的问题是非正式就业的问题。非正式就业劳动者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非正式就业劳动者与正式就业人员的工资收入差异也非常巨大，而且这一差异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针对应该将哪种就业形态列入非正式就业，政府、学界和企业界有不同的看法，因此统计方法的差异也非常大。而且政府对非正式就业人员的统计标准与OECD等国际机构的统计标准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很难进行国际上的比较。OECD统计下的“临时性就业劳动者”在概念上与“非正式就业劳动者”有所不同，以临时性就业劳动者的概念来看，韩国的临时性就业劳动者占整个劳动力市场的比例为24%，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四。韩国政府的统计显示，2013年非正式就业劳动者占工资性劳动者总数的32.6%，工资性劳动者总数中不包括个体经营者。而如果按照企业界的统计方法，非正式就业中还包括临时工和小时工，则非正式就业劳动者占工资性劳动者总数的比例应该为45.9%。
即使是按照政府的统计方法选取一个比较漂亮的数字来分析，目前非正式就业劳动者依然占到全体工资性劳动者总数的1/3。非正式就业劳动者在全体工资性劳动者总数中的占比在2003年是33%，2004年上升到37%，2007年随着《非全日制劳动者保护法》的实施，这一比例有所下降。然而，不久之后这一比例便恢复到十多年前的水平，而且非正式就业劳动者的规模居高不下。更严重的问题在于，非正式就业与正式就业的工资收入差异巨大，而且差异一路攀升。2003年非正式就业劳动者的月平均工资为正式就业劳动者月平均工资的61%，2007年有所改善，非正式就业月平均工资为正式就业月平均工资的64%。但是金融危机之后，非正式就业与正式就业的工资收入的差异急剧扩大，2013年非正式就业月平均工资约为正式就业月平均工资一半的水平，为56%。当然非正式就业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可能比正式就业劳动者的工作时间短，考虑到这一因素来比较单位时间的工资收入，2003年非正式就业劳动者的单位时间工作收入为正式就业劳动者的72%，2013年则下降到65%，可见非正式就业与正式就业的工资收入差距在逐步扩大。
按照企业界的统计，非正式就业劳动者人数占全体劳动者人数的46%，这个数字接近全体劳动者人数的一半之多。2003年非正式就业劳动者人数占全体劳动者人数的比例为55%，而在十年后的2013年，这一数字之所以降到46%，主要是因为长期临时性的劳动者数量减少。该统计同时表明，非正式就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水平为正式就业劳动者的一半。2003年非正式就业劳动者的月平均工资为正式就业劳动者月平均工资的51%，2013年非正式就业劳动者的月平均工资为正式就业劳动者月平均工资的50%，两者之间几乎没有变化。2003年非正式就业劳动者的单位时间工作收入为正式就业劳动者的53%，2013年同样为53%。政府的统计数据显示十年前与十年后的工资收入差距扩大，而企业界的统计数据显示十年前与十年后工资收入差距几乎没有变化，或者换句话说，几乎没有任何改善。不管是使用哪方面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事实是多年来工资收入差距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非正式就业劳动者不仅在工资收入方面比正式就业劳动者低，在社会福利等方面更是处于劣势。韩国《国民年金法》规定，只要在韩国居住且满18周岁、60岁以下的所有从事劳动生产的人员，并有固定收入者均可缴纳国民年金。韩国国民年金制度指为预防因年老无法从事生产生活或发生无法预料的伤残及死亡而支付保险费，在年老、伤残及死亡时，由国家实施的向本人或其遗属支付年金，为生活安定做出贡献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国民年金为例，正式就业劳动者加入国民年金保障体系的缴费比例为81%，而非正式就业劳动者的参保率仅为40%，加入国民年金保障福利体系的非正式就业劳动者人数连非正式就业劳动者总数的一半都不到。而就业保险和健康医疗保险的情况亦不容乐观，正式就业劳动者与非正式就业劳动者之间的差距同样巨大。正式就业劳动者就业保险的参保率为71%，而非正式就业劳动者的参保率仅为43%；正式就业劳动者健康医疗保险的参保率为83%，而非正式就业仅为46%。从退休金与伤亡金的给付率来看，正式就业劳动者的比例超过80%，而非正式就业劳动者不足40%。非正式就业劳动者取得加班津贴的比例仅为25%，带薪休假的比例不超过33%。另外，正式就业劳动者加入工会组织等劳动者协助组织的比例为17%，非正式就业劳动者的加入率仅为3%，因此能够得到工会等劳动协助组织帮助和保护的非正式就业劳动者少之又少。
对《非全日制劳动者保护法》的背叛
在非正式就业劳动者中所占比例最大的人群是“非全日制”劳动者。作为解决非正式就业劳动者问题的重要一环，2007年，韩国制定了《非全日制劳动者保护法》，该法律规定了将非全日制劳动者转化为正式就业劳动者的标准。按照《非全日制劳动者保护法》的规定，对于在同一单位就职的非全日制员工，工作时间满两年以上就必须强制性地转为正式员工。然而，从2007年该法律开始施行，一直到六年后的2013年，非正式就业劳动者占全体工资性劳动者的比例并没有下降。原因在于很多用工单位在《非全日制劳动者保护法》规定的两年期满之前便解除与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的雇用合同，改为重新雇用新的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因为用工单位纷纷打起法律的擦边球，致使非正式就业劳动者成功转化为正式就业劳动者的比例非常低，而如此的擦边球，是对《非全日制劳动者保护法》赤裸裸的背叛。
非正式就业劳动者的问题在青年一代尤为突出，是不可视而不见的严峻的社会问题。其中，36%的青年就业劳动者的第一份工作都是以非正式就业的形式出现，而这种非正式就业的90%为一年以下的短期用工或临时性用工。这种不安定的青年就业情况在过去十年持续增加。第一份工作尽管是以非正式就业作为开端，如果能够按照法律规定在两年期满后转为正式就业劳动者，或者说在第一份工作中积累的经验与经历可以帮助该青年在接下来的就业中得到一份正式就业的工作，那么第一份工作的非正式就业经历也不失为人生的垫脚石。但是，在韩国非正式就业很难转换为正式就业的残酷现实中，与其说第一份非正式工作是第二份正式工作的垫脚石，不如说第一份工作的非正式就业经历是走向第二次乃至连续性非正式就业的陷阱。关于非正式就业问题存在的原因、现状分析及对策，笔者将在第八章中详细论述。企业与家庭生活的不均衡增长
劳动者与股东的份额减少
企业创造的利润应分配给创造该利润的各方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扣除给予劳动者的工资，剩下的利润将分配给股东、债权人和国家，股东得到股利分红，债权人得到利息，国家收取税收。企业创造的附加值中，流向劳动者的份额减少，即意味着某个群体或部门的份额增多。有些主张认为，随着股东资本主义（Shareholder Capitalism）的强化发展，劳动者的利润分配份额之所以减少，是因为股东们以分红的形式占有了更多的利润份额。而股东资本主义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合法为股东创造最大的财富，将股东利益最大化。但是，如果比较分析韩国企业分配给劳动者的工资和分配给股东的分红，就会发现这种主张与事实不符。
韩国银行的企业经营分析显示，2004年到2012年韩国企业的工资支出呈现持续上涨的态势，但股东分红却在某年增加或减少，没有实现持续性上涨。该分析统计显示，2012年韩国企业的股东分红总额低于2007年，与2010年和2011年相比也有大幅下降，说明企业股东分红并没有随着企业成长而增长。而且，企业的股东分红规模与工资支出规模相比非常小，这一比例并没有呈现明显持续的增加趋势，而是根据年度不同上升或下降。举例说明，2012年股东分红规模仅占工资支出规模的4.5%，而这一比例仅为2004年的1/2，2004年股东分红规模占工资支出规模的9.7%。尽管实际工资增长率没有赶上国家整体经济增长的步伐，2004年工资依然取得不错的增长。但是，转换为不变价格的股利分红金额却呈现下降趋势。
随着企业每年经营情况的不同，企业利润出现一定程度的增加或减少都是正常情况。所以我们很难以分红金额本身的变化来判断股东是否占有了更多比例的利润分配。因此，有必要分析企业创造的利润中，有多少是作为分红分配给了股东，即股东分红占全部利润的比例。股东分红占纯利润的比例，在经济学上被称为“股利分配倾向”。最近十年间，韩国企业的股利分配倾向约为全部利润的1/5，即20%的水平。2002年至2012年，股利分配倾向没有呈现持续增加或持续降低的趋势。即使从注册资本额与股利分红支付额的比率来分析，在过去十年间，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比起劳动者的工资支出，企业利润更多流向了股东分红。因此，通过上述股东分红变化的趋势来看，没有证据表明劳动者的利润分配份额之所以减少，是因为股东们以分红的形式占有了更多的利润分配。
通过对上市公司详细的公开资料的准确分析，我们更容易得出明确的结论，工资分配没有增加并不是因为股东分红的增加。在证券市场上市的企业数据显示，21世纪的股东分红相对于20世纪90年代有明显增长，其中，2000年至2012年的年均工资增长率为8.7%，而股东分红增长率为10.4%，高于年均工资增长率。如果按照这个数据进行分析，我们似乎有理由说限于上市公司的情况，股东分红的增加将带来工资方面的分配份额减少。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不可否认，上市公司的股东分红与工资支出不是零和关系。即股东分红不是从全部利润中减除工资支出后的全部，而是进行了企业留存收益提取之后的结果。这期间，上市公司的企业利润留存率大幅增加，增加的先后顺序排名应为企业留存收益、股东分红和工资支出。因此，并不一定是由于更多的利润分配于股东分红而造成工资的分配份额减少，还有可能即使有余力支付更多的工资，也会把这部分支出用来分配到企业留存收益，加大企业留存收益的比例，用于企业的持续发展。可以说劳动者比起企业股东，得到了更多的利润分配份额。另外，上市公司工资支出与股东分红的比例虽然在2003年到2007年有所增长，但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又重新回落，2012年的比例更是降低到2000年的水平。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企业利润的劳动分配率减少，股利分配倾向也没有增加，只有企业利润留存率出现了增长。
另一方面，非上市公司的情况与上述上市公司的情况略有差别。上市公司拥有数万或数十万名的一般投资者作为股票持有者，而大多数非上市公司仅有以企业创办者为代表的少数所有者。上市公司由数万名股东共享利润，相对来讲收入分配效率较高，而非上市公司的分红仅归少数股东，收入分配效率可能会受到限制或出现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现象。由于非上市公司的信息不公开，很难通过有关数据对其进行正确分析，但最近关于非上市公司的利润分配，出现过很多负面报道，即非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分配到相当于纯利润13倍的分红，甚至当企业发生亏损时，大股东及其家族依然可以享受“分红大宴”。这一点从侧面反映出，韩国的企业在上市之前可以通过过度分红的形式向少数大股东分配利润，一旦上市之后，对数万名持有小额股票的广大股东们在分红方面显得比较吝啬。
企业创造的附加值中，劳动者可以获得多少？这不仅取决于分配给股东的分红，还受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劳动者可以组成工会等劳动联合会，从而提高与企业的谈判力，并通过劳资协商要求更高的工资待遇。另外，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分配到劳动者的利润份额也可以提高，而如果用在国外成立的生产基地来取代国内的生产，那么分配到劳动者的利润份额则有可能降低。综合考虑决定劳动收入分配率的各种因素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股利分配倾向或金融资产的增加不会对劳动收入分配率产生影响。针对1991年到2009年韩国制造业的一项分析结果显示，分红率、固定资产和金融资产的比率等和金融相关的变数与劳动收入分配率的下降没有必然联系，而该分析结果认为，凯恩斯主义者声称强化股东权限的企业支配结构重组和经济的金融化加剧了劳动收入分配率的恶化，这种见解更是没有经过实证分析的。
我们得出股东分红不会恶化劳动收入分配的结论，尤其在理解了工资与分红的本质特征差异后，更不会对这一结论感到意外。工资是雇主单位按照与劳动者签订的劳动合同规定支付给劳动者的固定金额，工资与利润规模没有关系，必须如期支付，除企业面临破产等经营困难的特殊情况，不得任意减少，即使在出现企业亏损情况下，仍然需要按照合同规定支付。而股东分红则没有规定金额，通常企业有盈利的情况下给股东分红，企业出现亏损的情况下则不给股东分红。而且股东分红需要在企业支付完工资、利息、税金后对剩余利润进行分配，因此股东分红可以随着利润规模增加或减少。事实上，即使是利润增加，也存在不增加股东分红甚至不给股东分红的情况。总而言之，工资的金额是事先确定并固定的，而且具有增长的特性，股东分红不仅没有固定的金额，还具有随着利润规模变化的特性。因此，在工资增加和股东分红增加之间，不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
另外，在韩国几乎没有像英美国家那样，股东向经营团队施加压力要求加大股利分红的情况。因此，我们很怀疑，在韩国是否真的有企业主张因为股东要求加大股利分红而无法实现劳动者的工资增长。不仅如此，韩国企业也没有倾向因为利润增长而多向股东分红。韩国的股息收益率在2013年是2.1%，2012年反而降低为1.1%。股息收益率是股息与股票价格的比率。在投资实践中，股息收益率是衡量企业是否具有投资价值的重要标尺之一，对于投资者或者股东来说，其重要程度不亚于市盈率。韩国企业的股息收益率在过去十年不仅没有增长，反而呈现持续减少的趋势，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可以说是支付股利分红最低的国家。美国则与韩国不同，在美国利润用于支付股利分红的比例非常高，因此伴随股利分红增加的是职业经理人报酬的增加以及居民家庭分红收入的增加，居民家庭和企业间的平均收入不平等问题比较温和。但是，在美国，分红增加成为遏制工资支出的原因，不同阶层间的收入与工资会出现两极分化。在韩国，大股东或控股股东的影响较大，股利分配倾向较低，企业利润作为企业公积金的比例较大，不同阶层间的收入与工资鲜有两极分化的现象发生，但居民家庭和企业间的平均收入不平等问题和劳动分配率低下的问题较为突出。
通过以上多种方法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韩国没有证据表明劳动工资分配份额会随着股东股利分红的增加而减少。而且，即使增加股息，股息的规模也显著低于工资支出的规模，因此股息的增加不足以影响劳动收入分配率。举例说明，2012年的股息总额不过是劳动力工资总额的4.5%，即使将股息支付比例提高20%，股息的增加额也不过是劳动力工资总额的0.9%。因此，在综合考虑韩国企业的股东分红惯例和工资变化趋势之后，“韩国劳动收入分配率之所以持续下降，并不是因为股利分红持续增加”的结论便不言而喻。而关于劳动者的利润分配份额之所以减少，是因为股东们以分红的形式占有了更多的利润分配的说法，也与韩国的实情不符。无论如何，韩国的劳动者与无数小股东们似乎在一定程度上都无法享受企业发展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们是不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呢？
渐降的居民家庭收入与渐涨的企业收入
如上所述，企业利润分配中劳动者得到的份额持续减少，股东得到的分红份额也没有增加，那么企业创造的利润，到底去哪儿了呢？首先需要说明，这部分利润并没有消失，而是流入了企业内部，大部分份额被用作了企业留存收益。从经济整体来看，通过经济活动而获取的所有收入在经济学上被称作国民总收入（GNI）。国民总收入是反映整体经济活动的重要指标，因此常被使用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中，亦是国际投资者非常重视的国际统计项目。反映国民总收入的两个主要统计数字是本地生产总值及本地居民生产总值，前者计算一段时期内本地进行的生产，而后者则计算本地居民的总体收入，指一个国家所有拥有该国国籍的公民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商品和劳务的价值总和。其中，居民家庭收入、企业收入、政府收入都属于国民总收入。韩国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居民家庭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持续走低，企业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持续增高，政府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则相对稳定。最终通过经济活动产生的附加值没有转化为居民家庭收入，而是转化为企业收入，从而形成企业越来越富、居民越来越困难的经济结构。
20世纪90年代，国民总收入中，居民家庭收入和企业收入都随整体经济的发展取得了相同程度的增长，企业与居民家庭的实际收入增长率在1990年到1999年间没有大的差异，企业的实际收入增长率为6.0%，居民家庭收入增长率为5.7%。而同期实际国民总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5.9%，因此居民家庭收入和企业收入与国家经济几乎实现了同步增长。但是，21世纪以来，企业收入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居民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经济发展的成果流向企业的份额不断加大，而居民家庭分配到的收入份额却持续减少。2000年到2009年间，实际国民总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3.5%，实际企业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7.5%。然而，实际居民家庭收入年均增长率为2.4%，不仅低于实际国民总收入的年均增长率，连实际企业收入年均增长率的1/3都不到。即使在2008年到2012年金融危机的经济困难时期，实际国民总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2.1%，企业收入年均增长率为5.1%，而居民家庭收入年均增长率仅为1.4%。不论经济状况好坏，企业收入都占据较大比重，而居民家庭收入的份额却逐渐减少。
企业收入与居民家庭收入之间的差距持续增大的同时，居民家庭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由1990年的71.5%降到2000年的68.7%，而2012年进一步下降到62.3%。与此相反，企业收入的比重由1990年的16.1%略微上升到2000年的16.5%，之后大幅增加到2012年的23.3%。其结果是，在过去的十年间，经济发展的成果分配到居民家庭生活的份额减少了6.4%，而企业收入的增幅几乎与居民家庭收入的减幅持平，为6.8%。这意味着居民家庭生活收入减少的份额流入企业收入中。
与其他国家相比，韩国的居民家庭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偏低。2011年，韩国居民家庭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为61.6%。这一数值明显低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69.0%。与此相反，2011年韩国企业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为24.1%，而这一数值大幅高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18.1%。同时，韩国居民家庭收入渐降和企业收入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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