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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勇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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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边疆评论(2)试读：

笔谈

由于时间仓促，人手有限，特别是我们的水平有限，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尚处于初级阶段，希望读者给予指正，提出宝贵的意见。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西部开发研究院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2014年10月10日笔谈日前，为了进一步确定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的研究主题与发展方向，我们组织了“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战略问题”笔谈，相关专家学者围绕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的相关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希望由此引发海内外学者的关注与参与。下面我们推出这一组笔谈，以飨读者。

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相关重大问题的讨论——“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战略问题”笔谈

主持人：罗中枢（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东海、南海问题持续升温的背景下，不少仁人志士呼吁关注中国西部边疆的安全与发展问题，本期我们邀请到几位专家对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在讨论之前，我们先对几个概念进行界定，以便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对话基础。

我们所谈的“西部边疆”，指的是在我国西部地区从边疆视角观察到的一个连续的地理空间范围，包括由与其他主权国家直接接壤的新疆、西藏、云南、广西所组成的主边疆带，也包括从这些边疆省份向内地延伸并对主边疆带形成强烈影响的部分地区，如由甘肃、青海、四川、贵州等部分地区形成的边界具有模糊性的次边疆带。因此，我们给出的这一界定，将中国西部边疆范围扩大了，涵盖了习惯上的西北边疆、西部边疆和西南边疆。

我们所谈的“西部边疆安全”，指的是中国作为主权国家所认定的西部边界范围的主权不受侵犯、领土完整、各族人民的生存与发展受到安全保障的和谐状态，它既包括由国防、主权、领土、政治、外交等传统安全因素所影响的安全问题，也包括由经济、生态、文化、社会、心理等方面所影响的安全问题。

我们所谈的“西部边疆发展”，指的是国家推动西部边疆从欠发达走向发达、从落后走向进步的上升状态。从短期看，是作为欠发达地区的西部边疆地区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长远看，是西部边疆科学发展、持续发展并最终与全国一道实现现代化。

下面，请杨明洪同志谈一谈中国西部边疆面临的形势，说明一下为什么需要将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战略作为一项重大的课题来研究。

杨明洪（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西部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国西部边疆，地域宽广，仅新疆、西藏所占全国陆地面积就超过五分之一；地质复杂，既有山地高原又有沙漠盆地；资源丰富，属油矿宝藏、亚洲水塔、生态屏障；民族多元，是维、藏、回、彝等几乎所有中国少数民族的聚居区；与多国接壤，毗邻中亚、南亚、东南亚国家，在环中国的边疆带中，西部边疆堪称中国西部门户、边土长城。西部边疆独特的地缘特点，决定了它在国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决定了它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发展战略中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决定了它在我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及地缘政治格局和国际关系格局中特殊而重要的地位。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应对来自国内外的重大挑战，确保国家安全。国家边疆的安全既涉及北部边疆、东海、南海，也涉及西部边疆。从国家安全版图来看，北部边疆显得相对“无事”，东海、南海成为“多事之区”，西部边疆安全问题更不能忽视，目前国内外政界和媒体“谈亚太必扯中国，谈中国必涉海、涉藏、涉疆”，涉藏、涉疆问题实质上是西部边疆问题。西部边疆成为牵动中央的“多事之区”，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问题必然对解决东海、南海问题有所制约。我国面临能否同时应对“东海、南海战场”和“西部战场”的战略问题，从战略全局上平衡“两场战争”显得十分迫切。

历史经验一再表明：边疆稳则国家安，边疆强则国力盛。从国家发展大局来看，作为战略性的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问题，关乎国内改革开放发展梯次推进，潜在重大资源和地缘战略安全；关乎国家统一、尊严与国际地位，以及中国能否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有效地参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构；关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国梦”的实现。因此，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决定西部的安全与发展并决定中国的安全与发展。

从“边疆决定国家未来”的意义上说，在中国和平崛起和实现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总的趋势是党和国家对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的重视只会提高，不会降低；党和国家在各方面对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的支持只会增强，不会减弱。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对西部边疆的关注度上升到新的高度。针对西藏，2013年3月9日习近平同志指出：“西藏是我国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和生态安全屏障，在党和国家战略中居于重要地位。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针对新疆，2013年6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批示：“新疆的发展和稳定，关系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务必高度重视、常抓不懈。”针对周边国际环境建设，2013年10月25日，习近平指出，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发展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因此，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需要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一）中国西部边疆地区从过去常规状态下的基本稳定向当前专项控制下的基本稳定转变，特别是美国等外部势力的介入，西部边疆安全稳定的变数显著增加

从西部边疆安全发展的情势来看，西藏和四省藏区、新疆等边疆地区稳定发展成为当前牵动全国的头等大事。

达赖集团长期谋求所谓“大藏区”“高度自治”，炮制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阴谋。相继策划、组织了20世纪50、60、80年代范围不等但影响很大的多次叛乱或骚乱活动。进入21世纪后达赖集团继续鼓动境内分裂主义分子制造事件，2008年3月14日，数伙不法分子在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市区的主要路段实施打砸抢烧，焚烧过往车辆，追打过路群众，冲击商场、电信营业网点和政府机关，给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18名无辜群众被残害致死，382名群众受伤（其中重伤58人）,242名公安民警、武警官兵在值勤中伤亡（其中牺牲1人、重伤23人），直接财产损失超过3亿元。拉萨“3·14”重大事件之后，短短几个月时间在西藏和四省藏区发生了超过400起大小事件，并由小规模的“非暴力不合作”事件发展到“戒杀生”泛化、不过传统节日、罢种罢耕、“挺藏语”、拒领政府补贴等多种形式的冲突，特别是境内藏区近年来又发生了123起（数据不断上升）藏人自焚恶性事件。

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造成1700多人受伤，197人死亡，其中无辜死亡的各族群众156人，受损房屋719户，总面积在21 353平方米，被砸烧车辆共计1 325辆。“7·5”事件成为新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造成人员伤亡最多、财产损失最严重、社会影响最大的一次暴力犯罪事件。2011年7月18日新疆和田市发生严重暴力恐怖案件；2013年7月30日及31日，新疆喀什又相继发生两起暴力袭击事件；2013年4月23日新疆喀什巴楚县色力布亚镇发生暴力恐怖案件。“7·5”事件以来，喀什、和田、吐鲁番等地暴恐事件频发，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超过以前20年的总和，恐怖暴力活动并向其他地方蔓延。2013年10月28日发生在北京金水桥的恐怖事件是新疆等地恐怖组织有预谋的恐怖活动。

在国内西藏、新疆等稳定发展出现严峻局面的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其国家战略利益出发，将所谓的“西藏问题”和“新疆问题”作为其利用的“王牌”和“工具”，将我国西部边疆作为它们地理边疆上的“前出边疆”和“利益边疆”“战略边疆”与中国较量。境外敌对势力与达赖集团、“三股势力”相互勾结的趋势更加明显，“藏独”“疆独”“台独”“法轮功”“民运”等势力“合流”趋势越来越明显，破坏力越来越强。

中国西部边疆安全发展的态势显示，随着美国等外部势力的介入，当前西部边疆安全稳定的形势更为严峻，西部边疆地区特别是西藏、新疆的稳定、民生和发展成为中央领导热切关注的问题，中央先后召开了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一次新疆工作座谈会，胡锦涛同志离任的最后一个批示和习近平同志上任的第一个批示均是涉藏问题，习近平同志将“稳藏”上升到治国、治边的高度来处理，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上任调研视察的第一站就是藏区。（二）中国西部边疆地区安全问题与发展问题相互交织，特别随着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强烈影响，西部边疆地区与全国一道走进全面小康社会的困难明显增强

与其他区域相比，中国西部边疆地区不仅安全问题凸显，而且发展问题更加突出，两种问题交织在一起。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向人民庄严承诺：我们党要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两个宏伟目标，一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二是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实现“两个百年梦想”中，如何加快西部边疆地区发展成为关键。

西部边疆地区自身经济结构不合理、自我发展能力弱、社会发育程度低，西部与东部发展差距的继续扩大，西部边疆的整体发展落后问题愈发突出。西部边疆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城乡发展不协调等问题比中国其他地区更突出，再加上边疆地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弱、基础设施发展滞后，民生问题愈发突出。我国西部的贫困和脱贫问题由来已久，在周边国家经济持续增长和国内周边区域经济持续增长的背景下，西部边疆地区的贫困尤其是连片贫困问题愈发突出。

伴随着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发展，我国西部边疆与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的挑战更大。西部边疆地区社会发育程度低，无法顺利融入现代化；经济发展水平低，无法顺利进入日益贯通一气的国内外大市场，甚至无法避免全球化和市场化条件下资源、市场被挤占的问题；同时，因自我发展能力弱，自身财力薄，离开中央的补助就无法解决公共服务供给的问题。

凡此种种情况显示，西部边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疆域，如果不能跨越发展，不能有效地保障和改善民生，将拖累全国的改革发展大局，影响全国小康社会全面建成，最终影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三）中国西部边疆地区人口资源环境关系从基本稳定向目前局部恶化转变，特别是受经济社会转型的影响，西部边疆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显得特别重要

党的十八大庄严宣布：“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西部边疆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成为牵动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生态安全的大事。

西部边疆地区包含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以及新疆系列盆地、沙漠、高原山地。青藏高原是我国大江大河的源头，被称为“亚洲水塔”“三江之源”。西部边疆地区是森林、草原、湿地和湖泊的集中分布区，提供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生态服务价值，生态安全保障功能巨大。同时，西部处于平均海拔高度800～2 000米和2 000～4 000米的两大台阶及其衔接区，加上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生态环境极为脆弱。

西部边疆生态环境脆弱成为一种基本常态，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紧张，经济社会转型加剧了这一基础性矛盾，部分地区的人口压力大，人地矛盾突出，存在“以生态换生存”的现象，生态恶化进一步导致贫困，生态修复的技术、国家政策支持不足，生态补偿问题没有解决，资源利益不均衡已经向社会、民族冲突模式转化，并侵蚀到边疆社会稳定的基础性结构。而且，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紧张已经引发一些深层次的毗邻之间的双边问题与国际冲突。

上述情况显示，西部边疆地区的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特别重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健全国土地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四）中国西部边疆从过去“守着资源要饭”到当前加快资源开发转变，特别是受到利益机制的影响，西部边疆地区围绕资源开发的矛盾持续上升

西部边疆地区是自然资源富集之地，是国家发展的资源接续地，对国家经济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但由于种种原因，普遍出现“资源诅咒”“守着资源要饭”等现象，并引发收入分配不公、就业困难、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出现持续高涨的背景下，西部边疆地区发展的出路在于发挥资源优势，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优势资源转化战略，在资源富集地区布局一批资源开发及深加工项目，建设国家重要能源、战略资源接续地和产业集聚区，发展特色农业、旅游等优势产业。

当前，西部边疆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和发展方式的滞后日益突出，由于西部边疆地区的自然资源禀赋优势，资源依赖型产业和产业关联度较低的初级加工业极有可能成为空间产业扩散的先期选择，亦即西部边疆无论是从自身经济需求还是从全国产业转移梯度上看，粗放型资源开发的经济性将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来，从而可能进一步加剧资源型经济对西部地区的锁定。粗放型资源开发是一种耗费低见效快但负作用较多的开发方式，我国中东部地区在一段时间内采取这种方式所做的推进发展的努力，也有成功的例子，但更多的是留下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耕地山林毁损、群体事件多发、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等问题。前车之鉴不远，西部边疆如何处理好这个问题已迫在眉睫。

这些情况表明，我国西部边疆地区加快资源开发极易引起社会矛盾，社会内部矛盾复杂、敏感、多元，在对外影响上也极易造成“边疆问题中国化，中国问题国际化”的不良后果，特别是受到利益机制的影响，西部边疆地区围绕资源开发的矛盾显著上升。（五）中国西部边疆从过去各民族“心向中华”向当前出现部分地区的一些人否定国家和中华民族逆流转变，特别是在境内外敌对势力的谋划推动下，西部边疆地区部分人的民族分裂意识显著增强

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近代以来，中国西部边疆各族人民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中“心向中华”，一道加入打造伟大祖国的历史运动，地不分南北，人不论族属，都承认自己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救亡图存，追求国家统一。新中国成立后，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各民族当家做主，行使管理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力。苏联解体以后，冷战结束，各国政治意识形态地位下降，民族主义思潮和宗教复兴运动席卷全球，民族关系出现新态势与新特点，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凸显，并交织在一起，与经济全球化同时并存，使全球化过程充满曲折和矛盾。

西藏“3·14”事件、新疆“7·5”事件就其性质而言是严重的暴力犯罪事件，在其发生的过程中，既有民族因素又有宗教因素。在新的历史时期，多宗教并存和多民族文化共生的西部边疆地区，民族、宗教文化的差异不仅成为强化各民族内民族认同的工具，甚至成为滋生政治游离性乃至独立倾向的文化基础。而在某些地区，由于民族政策宗教政策执行不力而出现了民族关系的疏离与紧张，被“三股势力”利用来煽惑民众，挑拨民族关系。西部边疆的民族宗教问题往往与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并以民族宗教问题的面目出现，民族宗教问题又很容易被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由于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宗教问题的特殊性以及恐怖主义短期内难以避免的危险性等，我国西部边疆地区的社会矛盾也呈现出不同于东、中部的特殊样态，常常表现为民族性、宗教性、社会性三位一体。

同时，近年来某些西方国家以“民族”“宗教”“人权”等为由，指责或曲解我国的民族政策，利用族群文化认同差异，挑起民族矛盾，鼓动民族分裂。西部边疆地区各种反动势力借助“阿拉伯之春”和“茉莉花革命”等国际不稳定因素，造谣生事，搞乱社会，破坏民族团结。

这些情况显示，在境内外敌对势力的谋划推动下，西部边疆地区的民族分裂意识显著增强。（六）围绕中国西部边疆相关议题的国际话语权争夺日趋激烈，特别在西方主导国际话语权分配格局难以打破的背景下，涉及西部边疆问题的话语表达更为困难

在涉藏、涉疆问题日益国际化、扩大化、复杂化的背景下，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新媒体的出现，各国对权力和利益的诉求往往进行了更多的“话语包装”，国际话语权的竞争愈演愈烈。西方长期主导的国际话语权分配格局长期存在，中国在争夺国际话语权发出自己声音的过程中处境困难。中国媒体发声失语，特别是在负面的重大事件发生后，不能主动、及时报道事实真相，披露可以公开的信息，以真实准确的声音应对阻断不利的舆论影响，错失了最佳的报道时机。待到国际不利舆论喧嚣泛滥后，中国媒体才开始批驳反击，常常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在一些情况下，在中国媒体还没有来得及发声之前，西方媒体就已先发制人，为事件定了基调。另外，中国实际上拥有的优势话语未能及时转化成国际话语。中国媒体发声被异化，西方国家一些人和媒体由于对中国存有偏见，从心理上不能接受中国的崛起。加之各国文化背景的差异，中国的国际话语往往会被异化。中国媒体发声被异化表现在西方媒体和舆论对于中国发展的误解、低估和不认可，甚至包括刻意的歪曲、丑化、妖魔化等，使中国政府的形象和政策意图遭到损害和曲解。由于缺乏建立在中国自身文化和经济根基之上的强势话语与西方话语相抗衡，“中国话语”反而成为弱势话语，遵循西方既定的逻辑体系，围绕人家预设好的议题发音，从而在国际话语权竞争中陷入了一种困境。（七）中国西部边疆周边国际环境从局部对抗向构建睦邻、富邻、友邻格局转变，构建新型周边关系的任务十分迫切

西部边疆是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的枢纽地区，是内外双重安全挑战的焦点地区与汇合之地。中国陆地疆界2.2万多千米，与14个国家陆地接壤，是世界上陆地边界最长、陆上邻国最多、边界问题最复杂的国家之一。目前，中国已与12个陆上邻国签订了陆地边界条约，并全部划定了与这些国家的陆地边界，占全部陆地边界的近90%。在剩下的10%的中外边界问题中，主要是与印度的边界纠纷。中印边界全长约1700千米，分为东段、中段和西段，各段边界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争议，所涉领土面积约为13万平方千米（相当于福建省的面积）。

作为亚洲大国、军事大国和核大国的中印之间的外交磋商和军事对峙的框架一直延续着。外交上，自2003年以来双方已经进行了超过15次的边界问题会谈。印度参与南海争端，和越南合作开发南海石油，还要东进南海牵制中国，已经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中印边界纠纷是一颗定时炸弹，印度数次向有争议的边界地区增兵，加速向该地区移民，增加军事设施和公路、机场建设，希望以武力为后盾迫使中国承认久占的既成事实，并不断强调对中方控制地区的主权要求。中印边境上出现了“帐篷对峙”现象，新一届党中央对此问题极为重视，运用高度的智慧化险为夷，避免了一场有可能发生的“擦枪走火”事件。但我国面对南亚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西部边疆地区与南亚诸国有着很多天然的直接联系，既有历史的问题，也有现实的问题，更有面对未来的问题，需要做更多系统的长远谋划。

这些情况表明，中国西部边疆周边国际环境从局部对抗向构建睦邻、富邻、友邻格局转变，构建新型周边关系的任务迫切而明显。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要从战略高度分析和处理问题，提高驾驭全局、统筹谋划、操作实施能力，全面推进周边外交。

主持人：罗中枢（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们已经看到，从西藏到新疆，从边界争端到“一带两廊”通道建设，从生态安全到反分裂，从资源开发到生态保护，从国内民生改善到周边关系处理，如此复杂的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战略问题正在成为国内外智库研究的重点。中国西部边疆的涉藏问题、涉疆问题、边界问题涉及国家的核心利益，系中央重大关切，“一带两廊”通道问题正在由重大国家利益转化为国家核心利益，喜马拉雅生态安全问题正在转化为中央重大关切的问题，是我国潜在的国家核心利益。

下面，请张力同志谈一谈中国边疆面临的边界争端问题。

张力（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一）新一届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与中国（西部）周边国家的关系，尤其希望营造一个良好的周边地缘安全战略环境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3月将首访目的地定为俄罗斯，李克强总理2013年5月将首访目的地定为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而俄罗斯、印度、蒙古三国总理在2013年10月22日同日访问中国，其中印度总理的访问实现了两国总理自1954年以来的首次年内互访。同时，2013年10月24日至25日中国领导层专门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等中央政治局常委悉数出席，规格之高近来罕见。由此可见，为了平衡新时期“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关系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战略格局，营造良好的周边战略环境，中国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包括西部在内的）中国的大周边战略。（二）在中国，西部陆地边境地区不但与印度、不丹等国尚存领土争端，而且即使是与巴基斯坦、越南等国在政府层面以条约和勘界的形式解决了边界争端，也未必表明相互间的潜在边界之争已彻底消除

我国是陆地领土面积位居世界第三的地缘大国，是世界上陆地边界线最长、邻国最多、边界情况最复杂的国家之一。在我国14个陆地邻国中，除朝鲜之外，有13个邻国从北向南分布在西部边境地区，分别为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老挝和越南。尽管自20世纪50—60年代及“冷战”结束以来，中国通过谈判与绝大多数陆上邻国和平解决了历史遗留的陆地边界争议问题，但是，在中国西部陆界方面除中不边界问题未最终解决外，中国与印度之间存在重大领土争议，其争议领土面积约13万多平方千米。与此同时，在中国与巴基斯坦、越南等邻国之间，虽然在政府层面以条约和勘界形式解决了边界争端，但未必表明潜在的边界之争已彻底消除。（三）正因为如此，无论是现实的还是潜在的边界争端问题都将对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构成威胁；正确应对这些威胁和挑战将是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的关键，若处理不当，则无法从根本上营造一个良好而稳定的西部周边安全环境

进入21世纪后，国际形势总体趋于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世界正逐步迈入信息化、全球化、多极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新时期。对中国的可持续性发展与和平崛起而言，营造和维护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但必须正视，我国在周边地区仍然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以我国西部周边直接面对的中印边界争端为例，尽管中印边界争端并非随时处于激化状态，但争端的持续存在使近年来不时导致突发事件和边界紧张，引发中印双边关系的危机。并且，中印之间近年来因领土问题引发的突发事件并非单纯因边界与领土争端本身，也与其他众多涉及传统安全（如印巴关系、阿富汗局势与美国等大国战略、地区稳定与发展）与非安全（如恐怖主义、能源、水资源、跨境毒品走私与难民等）的问题相互交织，也与主要周边国家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周边国家间关系、周边国家内部不同政治派别互动、美国等主要大国的地区战略的联系极为紧密。并且，边界争端及其解决前景直接影响中国与相关国家的总体关系，成为反映两国关系的晴雨表。例如，当中国同西部周边国家因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问题出现关系紧张之时，边界与领土争端问题往往成为相互表达不满与对立情绪的体现，以及施加外交与安全压力的工具。从长远看，无论是现实的边界问题还是潜在的领土争端均将对中国西部边疆的安全与发展构成严峻的挑战。

以中印边界争端为例，基于历史与现实等多种原因，印度与美国的地区安全战略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印关系的走向和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尤其随着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的调整，在奥巴马政府正式提出和实施“大中亚”（整合中亚和南亚）、从阿富汗撤军、“新丝绸之路”与“印度-太平洋”构想等政策之际，印度也加紧实施其“东向战略”和“西北向”前进政策，并稳步推行实现其地缘安全战略构想，这将从根本上增加中印间解决边界问题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当前，在中国东（东南亚）西（中亚）两向的战略空间受到严重挤压的情势下，全球两个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同时崛起，而各自政治、经济、安全、文化软实力的影响不断向外拓展，这一趋势将不可避免地触发相互间的利益重叠、碰撞与冲突。基于这一判断，中印国家战略利益相互冲突的外溢效应则很可能将通过边界争端的升级乃至冲突的爆发等形式得以释放，甚至中印边界冲突的爆发时间点有可能跟中国在南海诸岛、钓鱼岛等领土争端问题所引发的战争冲突相互重叠，致使我国同时面临东面、南面两场局部战争甚至多场局部战争的可能性增大。假如出现这一局势，将引发中国周边地区局势的动荡不安，甚至导致区域内外相关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关系出现调整与重构。近年来，不仅印度国内部分媒体不断进行片面报道和不负责任的宣传，宣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印度政府和印度军方也通过增兵和增强边境军事部署的形式制造紧张气氛，数次向有争议的边界地区增兵，加强高技术装备部署，加速向该地区移民和有针对性地发展边境基础设施。这些事态的进展为正常处理中印边界纷争带来了负面效应，并对中印边境地区甚至对中国西部边疆的安全与稳定无疑构成严峻的威胁与挑战。

事实上，边界争端问题直接涉及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涉及国家的核心利益。因此，边界争端已成为中国与（西部）周边国家关系中极其敏感的问题之一，以中印边界争端为典型的边界与领土纠纷能否在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战略安全的前提下成功地得以解决，将直接关系到我国西部周边地区的和平、安定与可持续发展。（四）在处理边界争端问题上，不仅需要高度的政治勇气、外交决断力和政治智慧，同时也需要通过协同创新的研究提供决策咨询和智力支持

以和平方式最终解决边界和领土争端，不使这些挑战严重影响双边或地区安全与合作，无疑最大限度地符合中国与相关邻国的共同利益，也极大地有利于营造和维护我国西部边疆地区稳定与发展的外部周边环境，而且我国领导人也多次表达了希望早日解决边界与领土争端的良好政治愿望。但是，影响中印边界问题的因素错综复杂，双边间至今10余轮特别代表谈判尚难取得突破性进展，表明要以相互接受的方式最终解决这一问题的道路仍很漫长。有鉴于此，如何公正、合理地解决包括中印边界争端在内的领土与边界问题，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与战略安全，确保周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避免在中国西部的周边环境面临“崛起困境”，这不仅需要高度的政治勇气、外交决断力与政治智慧，更需通过协同创新性的前瞻性研究提供坚实可靠的智力与决策咨询支持。

综上所述，对中国与西部周边邻国的边界与领土争端及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关系进行深入的前瞻性研究具有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这项研究涉及复杂和广泛的领域，包括国家主权、历史关联、法律依据、地缘政治经济、战略安全和国际与地区关系，需要政治学、历史学、法学、国际关系学、外交学、战略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专家学者的密切协同与配合，以期完成这一国家急需的重要战略性课题的研究。因而本平台的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与理论意义。

主持人：罗中枢（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3年10月25日，中央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秉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在“睦邻、安邻、富邻”框架下，发展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我们确实需要研究相关问题，为国家妥善解决边界争端问题提供智力支持。

下面，请杨文武同志谈一谈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问题。

杨文武（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一）“一带两廊”跨境次区域合作构想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成为新时期中国西部“扩大内陆沿边开放”战略实施的最为重要的路径选择“扩大内陆沿边开放”成为新一届党中央为实施全方位对外开放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当美国正在打造自己的TPP和TTIP贸易集团、俄罗斯也在竭力营造独联体国家内自由贸易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Eurasian Community）之际，习近平同志在出访中亚国家时，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战略构想，李克强同志在访问印度和巴基斯坦期间分别提出建设“中印缅孟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因此，在中国西部及其边疆相邻的中亚、西亚和南亚地区业已兴起了“一带两廊”跨境次区域合作新模式，它正成为扩大中国西部“内陆沿边开放”战略实施的最为重要的路径选择。（二）“一带两廊”跨境次区域合作战略的实施，将使国家利益超越中国西部传统的“领土边疆”，进而扩大到国家利益发展的“利益边疆”

第一，中国西部边疆“一带两廊”跨境次区域合作战略的实施，将有利于进一步拓展我国“西进南向”发展的战略空间，并为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战略支持。

中国西部边疆“一带两廊”跨境次区域合作战略实施将连接亚欧两大陆、惠及30亿人口，将使中国西部与中亚、西亚、南亚甚至东南亚相关国家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这一战略构想的逐步实施与推进将以以点带面、从线到片和从片至体的发展路径，以立体交叉、多维度空间的区域合作发展形式，推动中国西向开放战略实施，强化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南亚、东南亚等相关国家间的经贸联系，拓展中亚、西亚和南亚经贸市场空间，实现传统行业向中亚、西亚和南亚等国转移，推动我国实现产业进一步升级，为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战略支持。

第二，中国西部边疆“一带两廊”跨境次区域合作战略的实施，将更好地为维护中国（西部）边疆安全利益提供战略支持。

中国西部边疆“一带两廊”跨境次区域合作战略实施，将通过中国与中亚、南亚等国家建设“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为其政治、安全和外交合作奠定更为坚实的经济合作基础。尤其是该战略实施将进一步为“上合组织”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特别是为打击“三股势力”，共同防止包括来自南亚、中亚的国际恐怖主义的渗透和威胁，协调合作以共同维护中国西部边疆地区安全与稳定提供战略支持。同时，在不断强化中国与中亚、南亚等周边国家“睦邻、安邻、富邻”关系基础之上，通过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将完善和打通中国西部面向东南亚、南亚、中亚等方向的国际综合运输通道，提高运输能力和国际通达深度，以破解中国所面临的马六甲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困境，维护中国能源安全，加速中国西部走向世界。同时，保障中国能源安全通道（北边：中哈原油管道。南边：中缅油气管道安全），实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共赢发展并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实现对内开发对外开放的双重效果。此外，可以应对诸如边境走私、毒品泛滥（北边：阿富汗毒品向境内输入，成为最大通道。南边：金三角毒品）以及人口拐卖、偷渡（境外向中国偷渡，境内向印度偷渡）等一系列的边境问题。这些都需要跨国合作。

第三，“一带两廊”跨境次区域合作战略的实施，成为平衡中国东向、西向开放战略的重要支撑点，并有利于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最终形成。

从中国西部边疆出发，通过“一带两廊”跨境次区域双边、多边合作机制，发展睦邻友好的国家关系，既是中国的战略选择，也是我国走向强国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正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而且从地理上看，在中国东边设立上海自贸区，使中国东向开放更好地面向海洋和发达国家；而在中国西边新疆设立喀什经济区以及“一带两廊”的建设，使中国西向开放更好地面向大陆和发展中国家。因此，“一带两廊”跨境次区域合作战略的实施，将成为平衡中国东、西向开放战略的重要支撑点，并成为解决中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的突破口。（三）通过协同创新研究，为中国西部边疆“一带两廊”跨境次区域合作战略实施提供咨询服务

在中国东海、南海疆域面临重大挑战的背景下，“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出现了，“中巴经济走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成为平衡中国东向、西向开放战略的重要支撑点及拓展我国“西进南向”发展的战略空间，正在成为国家的核心利益和党中央的重大关切。“一带两廊”跨境次区域合作战略从倡议进入实施阶段将是一项复杂而又系统性的战略工程，因而需要通过协同创新以满足中国西部“扩大内陆沿边开放”战略的重大需求。本平台的设立回应了党中央的重大关切，有助于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

下面，请陈继东同志谈一谈喜马拉雅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建设问题。

陈继东（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一）喜马拉雅区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安全屏障，喜马拉雅（境内）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建设业已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

位于中国西部边疆的喜马拉雅区域是全球的最高点，其地域范围包括喜马拉雅山、横断山、喀喇昆仑山和兴都-库什山的一部分；东起中国，经缅甸、印度、不丹、尼泊尔、巴基斯坦，西至阿富汗，总面积为156.6万平方公里，其中95万平方公里位于我国境内。喜马拉雅（境内）区域作为我国乃至南亚、东南亚地区的“生态源”，也是世界上独特的生态环境地域单元，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安全屏障。因而，喜马拉雅（境内）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建设问题是一个事关国家安全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

2009年国务院审查通过《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确定了生态保护、生态建设和支撑保障3大类10项工程，计划总投资155亿元，实施时段为2008年至2030年。与此同时，新疆、青海、宁夏、云南等省区也纷纷把“生态安全屏障建设”作为“构建国土生态安全格局”的重要战略任务。（二）日趋严重的喜马拉雅区域生态安全问题，对喜马拉雅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第一，全球气候变暖已对喜马拉雅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建设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喜马拉雅区域冰山消融，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增多，植被群落的优势物种逐渐减少，喜马拉雅山地区部分冰川湖泊的水面已扩大等（自然）生态安全问题愈益严重。据有关研究表明，1961—2007年，西藏地区年平均气温每10年以0.32℃的速率上升，明显高于全国和全球的增温率。而且气候变化导致冰川退缩、贮量减少，高原冻土下界上升、冻融消融作用加强，进而诱发草地退化、土地荒漠化等（自然）生态问题不断产生。此外，由于气候变化，西藏出现了以旱灾、沙尘、洪水为主的气象灾害，以崩塌、滑坡、泥石流为主的地质灾害和以鼠、虫、毒草为主的生物灾害。

第二，资源过度开发与利用对喜马拉雅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形成了挑战。以水资源安全为例，随着喜马拉雅区域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各国对水资源的需求不断上升，该地区也不得不面临用水紧张的严峻现实。各国对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如在多山的印度北部如刀削般的峡谷中，有300多座拟建或者正在施工中的水坝，这些水坝的建设已给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带来较为严重的影响，该区域土地的盐碱化、放射性物质污染、水源枯竭、水源污染等生态问题较为严重。又如，喜马拉雅区域旅游业的过度开发也产生各种废物，即“旅游公害”，出现了大气污染、垃圾污染、水体污染、噪声等一系列旅游环境污染问题。

第三，人文文化的差异性也制约着喜马拉雅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建设进程。喜马拉雅山区周边生活着几十个操着不同语言、有不同信仰、属于不同国家的民族，其人文文化中的价值理念、观念意识与思维方式具有差异性，进而影响着该区域生态安全屏障的建设进程。

由此可见，喜马拉雅区域生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挑战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的重大安全战略问题，并对喜马拉雅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构成了巨大挑战。这是因为生态安全问题与国防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等问题具有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如果喜马拉雅区域生态安全阈值较低，生态资源的储备较为匮乏，常常遭遇生态不安全问题，这将会牵动包括中国西部在内的整个国家的稳定与发展。（三）构建合作共赢的喜马拉雅区域生态安全屏障，不仅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而且也是我国“睦邻、安邻、富邻”周边外交战略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喜马拉雅区域生态安全问题属于非传统安全范畴，且具有跨国性、多样性、突发性和关联性等特点，它已成为一个超越中国西部地域、民族、国家边界的“利益边疆”问题。这是因为该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以其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前提和保障。但是，目前，该地区国家在生态安全领域的合作，无论是广度和深度都不令人满意。有些问题如水资源争端问题则成了引发相关国家和地区之间矛盾与冲突的重要因素。

因此，中国作为地区主导国家，能否以及如何抓住机遇，积极加强与地区他国的合作，构建境内外互利共赢的马拉雅区域生态安全屏障，不仅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而且也是我国“睦邻、安邻、富邻”周边外交战略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将直接关系到中国大周边战略实施成功与否。（四）喜马拉雅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建设问题的研究，须打破传统固有的学科界限，并逐步形成学科交叉的边缘性、前沿性的学术研究，并把它打造成为国家级学术型智库

尽管在全球范围内来看，生态安全形势越来越严峻，局部地区的生态安全态势甚至已经损坏了社会经济与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但是从学术层面上来看，某一特定区域生态安全问题的研究尚不充分，尤其是国内外对喜马拉雅区域生态安全问题的综合性研究尚处在起步、发展阶段，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喜马拉雅区域生态安全问题研究，不但要以社会、经济、文化、道德、法律和法规为手段，更要以其不断发展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新需求为目标进行系统性的研究。

因而，如何在喜马拉雅区域内构建一个和谐共赢的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已经不单是学者们坐而论道的一个学术层面的问题，它要求人们打破固有的学科界限、超越地域和民族、国家边界概念，所有人群策群力行动起来共同解决问题。为此，除了加强相关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的探索外，我们还须以生态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未来学、国际关系理论、景观生态学、干扰生态学、保护生物学、恢复生态学、生态伦理学和复合生态系统理论等学术视角，进行多学科交叉综合性的协同创新性研究，并把它打造成为国家级学术型智库。

主持人：罗中枢（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们要特别强调，需要将西部边疆的“安全”与“发展”放在一起讨论。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源于以下认识：发展与安全密不可分，相互促进；没有安全，发展如无本之木；没有发展，安全如无源之水。西部边疆处于大国利益交汇区域，疆线绵长，邻国繁多，是我国应对境内外分裂恐怖势力以及西方敌对势力、参与地缘政治博弈的前沿阵地和战略依托。西部边疆的安全屏障地位显要，情况十分特殊而复杂。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我国面临的生存安全问题和发展安全问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西部边疆所面临的问题最为严重，无论是稳藏、安疆，还是治边、安边、固边，都必须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战略和兴边富民的国家大计中推进和实现。西部边疆的安全与发展不是安全与发展的简单加总，两者关系的处理既要避免“只谈发展、忽略安全”的倾向，也要避免陷入“用经济解决一切”的误区。长期以来边疆安全停留在防御性安全策略，这样的安全不仅维持成本很高，且治标不治本。无论是安全问题还是发展问题，都需要在深化改革中实现，在改革中保障边疆安全、推动发展，在安全与发展中推动各项改革。

这里，我们发出邀约，请海内外学者都来参与相关话题的讨论。

边疆理论与战略研究

中国未来边疆战略的取舍

本报告由论纲至第九章的内容组成，强调知识的扩展，在摒弃传统思维的同时，感知哲思的作用。在中心议题即大边疆战略的讨论中，主要还是按照建构主义方法论（Constructionist methodology），强调特定情境和历史脉络，将“理论依赖”（theory-dependent）和“情景驱动”（context-driven）方式用于战略研究。我们确认战略理论以及实践是属于特定情境脉络、特定时空背景下的一种人文现象。本报告通过一系列外视内省，以分析特定情境和历史脉络的方式，建构出一种关于国家战略包括大边疆战略的认知。在当今世界体系和国际体系之中，一国执政集团多数时期对国家战略明智的架构最低限度和最高目标互为依托，互为表里，构成了国家战略及边疆战略的基本框架。面对世界体系中心发生的转移下国际体系的转型和变革趋势，经过思想库（智库）高端研究的推动，各大国的有关战略认识和决策，不断朝着超越褊狭的地理边疆研究的方向发展，“大边疆”的视野与理论研究将居于领先和主流地位，并产生出“大边疆战略”的实践。我们认为，现实世界通常是研究者的一种建构，在建构主义的视域中，战略研究必须注重情境（context），充分考虑客体所处的特定历史和外部环境，形成脉络清晰的思路；从“证伪哲学”和“科学研究纲领”的角度看，一个战略理论体系的建构，必须要有清楚的前提、辨析纠错的内涵，理论内核与适用范围以及明确的指向性。一、世界体系中心转移下的国际体系

9.01地球上所有的国家在大历史观的系统观察下，都在世界体系和国际体系之中。本报告所使用的“世界体系”与“国际体系”两个名词，是有一定的联系却有所不同的两个概念。广泛使用而约定俗成的“世界体系”一词，应当是起源于1450年后在贸易、科技、金融以及投资推动下蔓延全球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而“国际体系”，则是源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奠定的“民族国家主权体系”，尤其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由雅尔塔一系列协议而产生的确立废除奴役制、保障各国主权、联合国协商政治、大国决策原则等构建起来的“现代国际政治体系”以及延续至冷战结束之后的现行国际体系。从全息论的角度看，这两个体系有着“系统的系统”这样一种关系。世界体系如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国际体系也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亦即只要世界体系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国际体系的本质就是资源争夺和分配的体系，是大国决定国际规则的体系，是各国利益格局时常出现分割或重组的体系，是充满不确定和需要转型的体系。在这个时段，各国之间的战略博弈说到底，就是为自己国家利益的博弈，“零和”与“双赢”的结果都有可能出现。根据博弈论的原理，双赢不可能是大概率出现的。因此，将零和博弈作为战略设计的起点，争取双赢才有可能成为一种结果。还有一种情况是，在多国互博之中，也会因一国的战略失误，导致其他两国双赢的结果。

伊曼努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分析是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科学理论之一。中国国家战略及其中的大边疆战略研究决不能忽视这个在世界体系（国际体系）之中具有大历史观的理论的指导意义。不同于中国国际政治学领域很少运用马克思理论进行分析的现状，美国学者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却以马克思的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具有比较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2000年，美国社会学会决定，全体会员投票选举一名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社会学家，去世的和在世的都可以入选，结果沃勒斯坦因其在社会学中取得的突出而巨大的学术成果以高票胜出，当选为美国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学家。

作为西方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的奠基人，沃勒斯坦倡导一体化学科即跨通学科的研究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经典的现代化理论和社会科学的传统范式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从而清晰地在整体上揭示了现代世界体系的历史演变进程。[沃勒斯坦著述丰富，影响最大的著作是其耗费30 多年心血写成的《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这位被西方称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学者，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科学界的学术地位很高。]

20世纪70年代，“沃勒斯坦在依附论以 ‘中心—外围’为视野的整体主义框架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积累理论、康德拉捷夫（Nikolai Kondratiev）的经济长波理论、布罗代尔（Femand Braudel）的长时段大范围历史研究方法进行了综合性吸收，提出了世界体系的整体主义分析方法”。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以内外因结合的方法探讨当代社会的发展问题，突破传统“现代化理论”和“依附论”的局限性，进一步推动了现代化理论的深入发展和自身的完善。沃勒斯坦首次把世界体系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奠定了世界体系理论学派在国际学术界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世界体系理论”把当代社会发展问题的根源追溯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本身，从经济、政治、文明三个维度全面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平等性，为深入理解现代化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范式。沃勒斯坦指出，世界体系是一个“中心—外围—边缘”的等级体系（这与宇宙世界的星系运动很相似），国家体系是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进行资本积累的有效载体，核心国家通过强大的国家机器蚕食边缘国家和半边缘国家为其自身谋取利益，国家体系处于一个不平等的等级系统之中。国家之间与民族之间存在压迫是一种普遍现象，压迫与反抗是一对并存的共同体，这种不平等性与反体系运动是同时并存的。因此，在500年的时间之中，社会主义的思想也如星火燎原，由空想发展为科学，由学说发展为实践，巴黎公社运动、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以及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就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挑战。波浪式的前进和螺旋式的上升，是这种挑战的趋势。世界体系中心的转移就是在这种趋势下的一个必然结果。这个必然是沿着地缘政治的形式反复体现的，而世界体系中心由西往东转移的态势则越来越明显。

本报告认为：这一论点构成了由国家政治到国际政治的观察基点，即在地球的世界体系中，国际政治统辖了地缘政治，而地缘政治之中不同的边疆观恰恰是对国家体系处于一个不平等的等级系统之中的反映。西方国家在这个体系的设立过程中，将近代欧亚政治板块的划分与整形贯穿其中，“核心国家通过强大的国家机器蚕食边缘国家和半边缘国家为其自身谋取利益”，近些年美国的“重返亚太”“再平衡”战略，从本质上讲是对雅尔塔国际体系地缘板块的再修补和新突破；军事布局是其手段，文化渗透是其策略，经济豪取是其要旨，遏制中俄是其要点，钳制印度是其附加，整固半月形双岛链是其布局，改变南亚格局是其抓手，防止欧盟介入是其预谋，保住美国世界主导者地位是其核心。但在更高战略层面上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对美国的“重返”与“再平衡”将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多边关系日益复杂化同时存在一定的交叉，美国的再平衡的支点还将受到欧洲时局变化的挪动，欧洲是一个随时都可能起火的地区，美国不可能放弃在欧洲的责任，也会在欧洲实行另一种“再平衡”。这是世界体系向度不发生变化，美国在现行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定位所决定的；而美国在亚洲、欧洲的“再平衡”，一定会与中国、俄罗斯的多个边疆发生碰撞，边疆问题成为21世纪事关世界大国国运的大问题。

9.02 “世界体系是指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的诸多结构单位的最大聚合体，它作为人类的社会组织，随着人的繁衍和社会的组织化，一直在不断变化着。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范围极广又颇为复杂的学科，需要从世界体系的视角进行研究，从构成国际关系的无数事件中抽取出揭示体系存在的结构模式和变迁机制。”

面向未来的中国国家战略，不可避免地处在世界体系与国际体系之中，中国的大边疆战略也是这两个体系之中的产物。首先，地球人类的世界体系的结构与变迁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整个人类群体博弈的结果，人类也在博弈的过程中不断扩大合作或相互融合；在经历繁荣或战乱时期之后，世界体系逐渐走向一体化或均衡化，世界体系形成的过程其实是“可能性”的竞择发展过程，亦即几率大小的过程。资本主义在1450年之后逐步取代了封建主义，构建出了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是“可能性”竞择大几率的体现。其次，在看似由局部与全球的军事战争产生国际体系的结果的背后，构建世界体系却是四维的竞择：文化冲突中的多样性竞合、社会形态的协调合作（或分离）、政治意识的对立与选择，以及经济领域不断地制度创新。近代和当代的世界体系，是文化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等围网组成的统一场之中的多向度发展的过程。在多向度的发展之中，竞择产生竞合，竞合妥协为国际体系。因此，国家战略绝不仅仅是军事战略，国家安全也不仅仅是军事安全，国家边疆战略当然不可能仅仅是领土保全战略。大边疆战略取向的核心，在于“文化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等围网组成的统一场之中的多向度发展的过程”之中，一国如何把握竞择！按照杰克逊·特纳“边疆理论”的核心观念，最成功的“边疆运动”是国家制度、价值体系观念被推行到一国所有边疆地区的一种过程。从传统转向现代的要素，是将所有的“边疆”概念统一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体化，可以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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