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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萍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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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研究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研究试读:

绪论

“明清之际”,是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时期,作为文化史上的一个命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20世纪50年代,谢国桢先生陆续出版了《南明史略》、《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明清之际的学风》等著作。20世纪90年代,又先后出版了顾诚和美国学者司徒琳分别撰述的同名著作——《南明史》、李亚宁《明清之际的科学文化与社会》、陈鼓应等主编的《明清实学思潮史》、朱义禄《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倾向》、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近年来涌现的新著又有李枚《明清之际苏州作家群研究》、林岗《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之研究》、李康化《明清之际江南词学思想研究》,等等。对明清之际这一特殊时期展开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是目前学术界的大趋势之一。

选择明清之际通俗小说作家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我在学习和阅读中,深深受到这一课题本身独特魅力的巨大诱惑。但是在具体划分明清之际的上限和下限时,也曾有很多困惑。这种划分究竟科学与否?是将崇祯、顺治两朝合在一起,叙述更为方便,还是分开表述更为方便?也就是说,两朝之间有无必然的联系?笔者曾经试图专门论述南明、顺治时期的通俗小说作家,但又感到顺治、南明时期小说作家的特色是有渊源可循的,可以以崇祯时期为其源头。在崇祯、顺治两朝,通俗小说的一些内在特点是有联系性的,保持着高度的统一。比如时事小说和遗民小说,他们的分别是表面的,而他们的统一却是内在的:都是自觉、密切地关注时事,将小说与时事联系起来。

赵园先生在谈到她选择“明清之际”的“最初的原由”时说:“我最初只是被明清之际的时代氛围与那一时期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吸引了,于是在几乎毫无准备、同时对自己的力量并无充分估量的情况[1]下,我迈过了那道门限。”笔者也以同样的心情,进入这一课题的研究工作,进行很可能是“不自量力”的艰苦探索和尝试。

对作家群体的整体性研究,是文学史的重要命题之一。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古代文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许多学者主张打破传统的文学研究史上单一的作家作品研究的局面,要求进行立体的、全方位的文学研究。傅璇琮先生在《中国文学史研究系列》丛书的总序中说:“文学史研究的基本单位,不是简单排列的一个个作家,而是连续不断向前推进的不同时段。”理论的提出,促进了一系列的实践活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时段研究和作家群体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是我研究的学术背景和理论基础。

明清之际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转型时期,此时的小说作品既有对传统小说的继承,又有对传统小说的革新,处在一个革新旧传统、开辟新风貌的“夹缝时期”。明清之际小说的因革,主要有三个标志:其一,作家主体意识增强,在很多作品中都可以影影绰绰地看到作家自己的生活状况、心理情态、社会思想等;其二,在明清之际启蒙思想的影响下,不少作品中有对传统思想和传统文化的比较深刻的反思;其三,小说各传统流派开始发生变异和互相融合,这一点对清初及清中后期小说创作影响深远;其四,小说观念发生发展,作家对小说艺术的认识有深入发展。

明清之际小说主题大多与时事相关,不少作品能反映出与时代相应的启蒙思想以及作家群体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小说作品的人物类型,有的是借旧瓶装新酒(譬如作为《西游补》主人公的孙悟空就与《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有很大差异,《水浒后传》中的人物与他们在《水浒传》中的性格也不同),有的是小说史上崭新的人物形象(譬如李渔小说中的系列人物形象);小说作品的情节也很有特色,大多关涉现实,但笔墨大多荒诞离奇、寓意深刻。总而言之,明清之际小说作品普遍呈现出生新奇异的艺术风貌。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多数是江南科举不第的中下层文人,大都穷困潦倒,地域文化、身份地位和生存状况对他们的创作有很大影响。从创作环境分,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可分为书坊作家群和书斋作家群两大类型。书坊作家群多是受书商托请的书坊写作者,他们的创作以商业发行为中心,面向普通读者,大多通俗易懂,并且充满教化意识;书斋作家群多是文人小说家,譬如董说等人,他们的创作并不以出版发行牟利为目的,而是以宣泄情感、表达自我为主,作品特色独具,充满作者的生命寄托,艺术性较强,其中不少作品内容充满社会反论,艺术追求上表现出作者以文为戏的遣玩心态。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的小说观念也呈现出不同于以前的风貌。此时不少作家具有“木铎醒世”和发愤著书的小说观念,多数作家认为小说这一文体应当具有生新奇异的艺术风貌,很多作家还认为小说应当“谐于里耳”,便于传播和接受。时代特点、地域文化、生存状况、小说观念等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促成了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的群体创作心态,即警世心态、劝世心态、愤世心态和隐世心态。在这一时段(34年)中,小说作家的创作心态呈现出从警世心态、劝世心态转化为愤世心态和隐世心态的动态趋势。此时小说作者名号和作品名称都是作家创作心态的外在表现。

本书在资料考证、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现代心理学等研究方法,对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的生存状况、小说观念、创作心态等进行深入细致的辨析研究。

明清之际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中具有重要的传承意义。但以前只有对少数作家的较为表面的个体研究,对这一时段小说作家进行整体关照的深入研究付诸阙如。本书对明清之际小说作家进行整体性研究,探讨了造成文学史上明清之际独特文化现象的深层原因。本书深入考察作家群的生存状况和群体创作心态,考察时代、地域、作家与作品诸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对研究各种体裁、各个时代的文学创作与发展规律都具有比较普遍的借鉴和启示意义。[1] 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42页。

第一章 “明清之际”的界定

明清之际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时期。就改朝换代这一事件本身来说,美国学者魏斐德在《洪业——清朝开国史》一书的导言中认为:“1644年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勃兴,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改朝[1]换代事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就这一时期的时代特色来说,朱义禄先生认为:“就古代文明的整体态势而言,有两个先后辉映的黄[2]金时代,这就是先秦和明清之际。”从学术史方面来说,刘梦溪先生认为,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学术流变,有三个重要的历史分际点:一是晚周,二是晚明,三是晚清,“都是天崩地解、社会转型、传统价[3]值发生危机、新思潮汹涌竞变的时代”。就这一时段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来说,陈伯海先生认为文学史上先后出现过三次高潮——周秦[4]之交、唐宋之交、明清之交。就这一时段的人文特色来说,赵园先生说她最初选择明清之际作为研究范围,是“被明清之际的时代氛围[5]与那一时期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吸引了”。

这一时段的独特魅力,吸引了众多学者从多个角度对其展开方方面面的探索与研究。在历史学领域,早在50年代,就有谢国桢等一批学人展开研究,谢国桢先生陆续出版了《南明史略》、《明清之际[6]党社运动考》、《明末清初的学风》等著作。近年来更有升温的趋势,先后出版了顾诚先生和美国学者司徒琳分别撰述的同名著作——[7]《南明史》。在社会学领域,有李亚宁先生的《明清之际的科学文化[8]与社会》。在思想史领域,有陈鼓应先生等主编的《明清实学思潮[9]史》。在文人心态研究领域,则有朱义禄先生的《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和赵园先生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

这些专著,犹如盛开在明清之际研究花苑中的朵朵奇葩,各竞芬芳。而这里我们将要展开的关于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群的研究,则将尽力为这座花苑增添一抹绚丽的色彩。如前所述,明清之际作为一个文化史上的命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而要想真切地了解一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中人们的生存状况、精神面貌,阅读、考察那个时期出现的小说,也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

有学者指出:“过去的文化研究很大程度上等同于精英文化研究乃至思想史研究,而对于构成国民性真正内涵的大众文化与日常行为[10]文化都重视不够。”如何研究“构成国民性真正内涵的大众文化与日常行为文化”?只有一种方法:研究民间通俗文学。对此,致力于研究中国“游民文化”的王学泰先生深有体会地说:“研究中国文化不能只看孔子孟子怎样说,老子庄子怎么说,二程朱子……这些往往停留在官府的文告或士大夫冠冕堂皇的诗文中,还应当看看小说、通[11]俗戏曲中怎样说。”小说一般篇幅长,视角宽,便于对一个时代进行深广客观的描述与解剖,比文集、诗词、戏曲等其他体裁的文字记载具有明显的优势。

研究中国古代的小说,不应当也不可能忽视对小说作家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对于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的研究,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发掘了很多有价值的资料。然而,由于资料本身和研究视点等等因素的限制,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远远未臻成熟。本书拟从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研究的角度,切入到易代之际小说作家们深邃幽邈的心灵世界。

第一节 历史上的“明清之际”

一、历史学家对“明清之际”的划分

“明清之际”,也被称为“明末清初”、“明清之交”,是一个日益引起大家重视的特殊的时代。历史学家对“明清之际”这一阶段的界定,有以下几种意见:

第一,明万历年间(1573~1619)到清康熙年间(1662~1722)。在史学研究领域,多数研究者将“明清之际”定为明万历初年到清朝康熙末年一百余年之间。谢国桢先生在《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和《明末清初的学风》两书中,对“明清之际”、“明末清初”的研究范围,上不超越明万历年间,下不超越清康熙年间,实际上就是认为从明万历初年到清朝康熙末年。冯天瑜先生在《中国文化史断[12]想》一书中,对“明清之际”的划分与谢国桢先生相同。陈鼓应《明清实学思潮史》将“明清之际”定为从万历中期到康熙中期。朱义禄先生在《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一书中,没有明确说明“明清之际”的划分时限。但考察其论述范围,大致在万历中后期和康熙初期之间。

第二,明嘉靖—万历到清乾隆—嘉庆年间。李亚宁先生在《明清之际的科学文化与社会》一书中,指明“明清之际”是从明嘉靖[13]—万历到清乾隆—嘉庆年间的一段时期。

第三,明崇祯末年到清康熙前期。赵园先生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一书中,说明了“明清之际”的大致范围。她说:“‘明清之际’是个起止不明确的时段,在这本书中,它大致指崇祯末年到康熙[14]前期。”

历史学上的这三种划分时段中,李亚宁先生在《明清之际的科学文化与社会》一书中的划分似乎太过宽泛。从明嘉靖(1522~1566)到清嘉庆(1796~1820)之间跨越将近三百年的时间,在这三百年间,历史文化、社会思潮等已几经变迁。从科学文化领域来说,这种划分可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选择其他研究角度,则似乎很难对这一宽泛的时间段做整体性的把握和研究。赵园先生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一书中的划分则又似乎过于狭窄。“崇祯末年到康熙前期”,其实就是指顺治王朝统治时期的十八年,又在其起始和终结年份上分别提前、推迟了几年。实际上,赵园先生在这本书中研究的是崇祯十七年大明帝国覆亡这一事件对当时士大夫精神上的重创,以及这种重创在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上所施加的影响、所遗留的痕迹。对于这本书的研究思路来说,这种时间段的划分是契合的。但同样,如果从其他研究角度考虑,这种划分则会显示出过于局促的不足性

[15]来。

从历史学研究领域来说,“明清之际”的划分似乎应当界定在明万历年间和清康熙年间。更确切地说,“明清之际”应当界定在万历中后期和康熙初期之间。万历中后期,是明朝走向衰亡的开始,神宗皇帝数十年不问朝政,与官吏们消极对峙,当朝国政只是依靠其强大的惯性在继续运行。接下来的泰昌、天启年间,阉党当政,祸乱朝纲,有正义感的士人与之对峙,党社纷起,两种势力相互倾轧。国事日非,天下遂乱,竟而至于流民义军势力日倡;东北边防守军引狼入室,满清王朝竟入中原,定鼎北京,大明王朝覆亡。流民义军的“以下犯上”和满清王朝的“以夷制夏”,在当时人们看来,简直就是乾坤倾覆,奇耻大辱,伦常颠倒,末日来临。崇祯十七年天崩地解、令人应接不暇的时局变迁,对当时经济、思想、学术、文学诸方面的影响剧烈而深广。接下来的整个顺治年间,清朝统治者都在与负隅顽抗的南明以及各种反清势力进行殊死的较量。直到康熙初年,各种反清势力日渐消歇,长期的战乱逐渐平定,和平的生活重新来临,整个社会逐渐进入正常发展和逐步走向繁荣稳定的时期。这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历朝统治都不再如国势强盛时那般谨严有力。统治力量的软弱和衰竭,必然纵容为统治力量所不容的各种“异端”势力的迭起,政治、经济、思想、学术、文化诸方面都显示出相对解放的色彩,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现象,并且具备一定的“近代文明”启蒙时期的意味,有人甚至将这一时期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因此我们认为,历史学领域的“明清之际”,界定在明朝万历中后期和清朝康熙初期之间比较符合史实。

二、“明清之际”的时代特点

确定了明清之际的上限和下限之后,我们来看一看明清之际的时代特征。在中国历史上,明清之际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它的特殊性,主要被描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中国近代文明的开端”。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认为,“如果就中国来看中国的近代历程”,那么明末清初政治上的君主观的变化,与经济上田制论的变化,“应被视为清末变化的根源”,“从这[16]里寻找中国近代的萌芽,决不是没有根据”。沟口雄三先生认为,中国从清朝末年全面进入近代文明时期,但早在明清之际,中国的政治观、经济制度、学术思想等方面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开始了向近代文明过渡的旅程。这一观点,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同。

第二,自我批判时代的降临。 “自我批判的时代”,是马克思的用语。如何理解马克思这句话的意义呢?朱义禄先生在《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一书中阐释为:“进行自我批判需要特定的社会条件,那就是社会的各种矛盾空前尖锐地集中在一起[17]且达到相当激烈的程度,但该社会尚未达到崩溃或解体的时刻。”据此,朱义禄先生进一步断定,明清之际基本上具备了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自我批评也即自我反省,明清之际的易代之变,引发了潜伏在社会深处的各种矛盾,又使得各种矛盾的冲突空前地尖锐激烈,人们开始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体制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刻的反思,在反思中加以根本性的否定,在否定中走出中世纪的阴影,迎来近代文明的曙光。

第三,出现了启蒙思潮。庞朴先生认为中国明清之际出现过启蒙[18]思潮或者叫早期启蒙思潮。朱义禄先生这样描述了明清之际启蒙思潮的特征:“崭新的价值观念,人文精神的觉醒,禁欲主义的批判,专制主义的鞭挞,主体意识的高扬,经学态度的否定,怀疑原则,自[19]得精神,学术民主……”这些崭新的时代面貌构成了明清之际启蒙意识的方方面面,汇成了一股汹涌澎湃的启蒙思潮。

这三个方面的特征其实是三位一体。正因为明清之际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进入到自我批评的时代,出现了早期启蒙思潮,才被称为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是中国近代文明的发端。尽管这种近代文明的端倪在康熙、乾隆年间又一次因为封建政治体制走向稳定坚固、思想文化的钳制日益加重而被逐渐消解,但其对从清初到清末整个社会的影响依然清晰可辨。

从政治上看,大明王朝在万历中后期神宗皇帝消极怠工几十年之[20]后,无可挽回地进入没落时期。许多敏感的人士,很早就预感到覆灭之灾的不可避免。万历年间一位小有名气的文人陶望龄曾经沉痛上书:“方今之势,如漏舟泛江海,犹幸无事,濡衣褐,解幞被,叫呼狂顾,塞此溃彼。假令风济彼解,犹幸无事,万分有不幸,冲飙狂涛,[21]又震击之,虽有童昏之人,犹知其难也。”到崇祯年间,虽然立志作“中兴之主”的崇祯皇帝励精图治,但流弊所及,大势已去,非人事之可为。清初学者唐甄曾总结过崇祯皇帝在“图治”与“无用”之间的尴尬处境:“庄烈良于世宗,亦可为之君。继往之始,罢太监镇守及织造之使,专将帅以责效,节俭以足国用,此人臣见功之时。乃使之治兵而兵无用,使之治赋而用不足,盗寇日张,国势日蹙。於是乃复用太监,横征无艺。此其计无所出,知其不可而为之,诚可悯[22]也。”顾炎武《菰中随笔》卷二中记载了当时严重的流民问题:“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十九。”其实不仅吴中如此,全国亦然。流民问题导致“叛贼”层出不穷,正如唐甄在《潜书·明鉴》中所载:“李自成虽尝败散,数十万之众,旬日立致。”甲申之前,明朝时政已如漏舟航海,岌岌可危。甲申之后,整个局面更是土崩瓦解,不可收拾。

困扰着明末时局的,还有“南倭北寇”和“三饷加派”。南方日本海盗的屡屡骚扰和北方游牧民族虎视眈眈的威胁,以及反政府武装起义的不断爆发,贯穿了明朝整整一个朝代,至明末危机更为严重。与之相应的“辽饷”、“剿饷”、“练饷”的加派,使得民众负担加重,不满情绪更炽,加深了明末的政治危机。甲申事变之后,入主中原的满清王朝,与此起彼伏的南明小朝廷展开了长达十几年的拉锯战,直到康熙初年,政局才稍稍显示出安定平和的局面。

从经济上看,由于张居正改革的功效,万历初期达到一个富庶的高潮。据《明史》记载:“自正、嘉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最称富[23]庶。”但万历以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大部分农民失去土地,变成“流民”,进而演变成直接摧毁明王朝统治的“流寇”势力。在一些大中城市,手工业经济逐渐取代农业经济占据主要地位,由此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形成了一些新的与商业社会相关联的价值观。

从学术思想上看,明清之际经历了从理学到朴学的转折,经世致用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明弘治、正德年间,浙江人王守仁掀起道学革新运动,改良理学,倡导心学,提倡“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王守仁的大弟子王艮开创了泰州学派,从平民的立场发挥了“致良知”学说。隆庆年间,福建人李贽拜王艮的儿子为师,倡导一种似儒非儒、似禅非禅的“狂禅”运动,风靡一时。晚明是一个心宗盛行的时代,无论王学或禅学,都直指本心。在师心蔑古的空气中,却透露出古学复兴的曙光。万历之后,东林各派发起王学修正运动,提倡从悟到修、从思到学、从体到用,提倡事功思想,出现了古学复兴的趋势。大体说来,在晚明思想界占中心地位的还是王学和禅学。但是,明清之际思想界发生了重大变化。清初诸大师以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相号召,截然划出一个思想史上的新时代。这一班大师几乎都是明代[24]遗民,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可以说,江山易主的惨痛经历,促使学者从清谈转向务实,从理学走向朴学。

文学艺术方面,晚明盛行“童心”说、“性灵”说和“情教”说。李贽在《童心说》中,针对当时文学界追随古人、缺乏真情实感的写作风气,提倡文学创作要有“赤子之心”,写作题材要有活泼泼的生活来源,不能死读书、只在故纸堆里寻找素材。袁宏道的“性灵” 说,提倡灵动、活泼的文风,在当时比李贽的“童心”说更为流行。汤显祖在《牡丹亭》一剧中将情感提高到一种超越生死的无上高度,其《牡丹亭记题词》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冯梦龙则更进一步,将“情”提高到“教”的层次上来。他在《情史序》中说:“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童心”、“性灵”和“情”,其实也是三位一体。“童心”是文艺创作的原动力,“性灵”是文艺作品的表现形式,“情”则是文艺作品的思想内涵。在李贽“童心” 说、袁宏道“性灵”说、汤显祖“主情”说、冯梦龙“情教” 观等的濡染之下,明清之际通俗文学大盛,创作了很多新作品,也重新刊刻了不少旧作。

明清之际的士人心理,也有着迥然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特征。明末以东林党为代表的那一部分士人,一直以“清议”、“直言”、“骨气”而自我标榜和为人称道。但明亡之后,总结明亡原因的人们,也对他们提出了指责。顾允成就说:“吾叹今之学者,凭是天崩地陷,他也[25]不管,只是讲学耳!”但细究明末士人之心,大多已经意识到危业难扶,但为了道义又不得不扶。正如刘宗周所说的那样无奈:“欲以[26]垂尽之躯,扶天崩地圻之业。” 很多人都有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无可奈何的心态。

明亡之后,还出现了中国遗民史上富有特色的一批遗民。余英时[27]先生认为,明清之际遗民最大的特点是“以隐语传心曲”。这种风气,在明清之际最为盛行。当时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情,遗民们既不忍心埋没其事,又大多不敢直道其事,就采用种种隐语,曲折道出,而又语焉不详。当时人们心照不宣,后人欲要理解却困难重重,需要破解隐语。汉末、魏晋时的遗民多以篇幅短小的诗文传达自己隐微的心曲,明清之际的遗民则多以篇幅宏大的学术著作、小说、通俗戏曲的创作寄托自己的心曲。赵园先生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一书中,以文集为材料来源,用半部书的篇幅,从“遗民论”、“遗民生存方式”、“时间中的遗民现象”、“关于遗民学术”等几个角度,首次展开较为系统的明遗民研究。

受此启发,在这部论著中,我们将从小说作家研究的角度,对小说创作中的明末作家和明遗民作家(我们不妨称之为“遗民小说家”)作一系统的梳理。不可否认,小说作品也是一套有效的隐语系统。在阅读这些小说和探究小说作家心态的过程中,破解其寓于小说之中的隐语(或者说是其作者的隐秘心曲),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一项研究任务。

第二节 小说史上的“明清之际”

一、小说史上“明清之际”的划分

在文学研究领域,以往的研究者划分明清之际的界限时,大多承袭了史学研究领域“明万历年间到清康熙年间”这个观点。如林辰先[28]生的《明末清初小说述录》一书、许建中先生的论文《论明清之际[29]通俗文学中社会价值取向的嬗变》等等。也有人采用“明嘉靖—万历到清乾隆—嘉庆年间”的划分方法,如钟婴先生的论文《明末清初的市民文学和江南社会》中对“明末清初”时间段的划分,就大致与李亚宁先生在《明清之际的科学文化与社会》一书中的划分相同。[30]

文学史上还有两种不同于历史学领域的划分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明清之际应当指明万历之后到清乾隆之前这一时段。陈伯海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之宏观》一书中,虽然没有明确说明“明清之交”的范围,但他在描述“明清之交”的文学成就时说,从“晚明至清前期,以万历和乾隆为制高点而形成马鞍形结构”,也就是说,他认为“明[31]清之交”的时段范围应当是从明朝万历以后到清朝乾隆之前。另一种意见认为明清之际应当只包括明崇祯年间和清顺治年间。邬国平、王镇远在《清代文学批判史》一书中提出,就文学研究的角度来说,对于明清之际的界定不宜过于宽泛,应当界定在明崇祯年间到清顺治[32]年间这三十四年之间为宜。

在小说史上,对明清之际时间段的界定也有几种意见。李忠昌先[33]生在《略论明末清初小说的基本特征》一文中,明确作出界定,“所谓明末清初的小说,是指从《金瓶梅》到《红楼梦》一百四十余年的小说作品而言的。”林辰先生在《明末清初小说述录》一书中,对“明末清初”未作界定。但从书中所论述“明末清初”的小说作品来看,也是以“从《金瓶梅》到《红楼梦》一百四十余年”为标准

[34]的。从小说史的发展状况来看,这种划分标准似乎也太过宽泛。张俊老师在《清代小说史》一书中,认为从中国古代小说史的自身发展规律考虑,小说史上的明清之际这一时段应当只包括明崇祯年间和清顺治年间。本论著采用的就是这个标准。

另外还有一些论文只从某种侧面、某个角度涉及到明清之际。如栾星先生在《明清之际的三部讲史小说——〈剿闯通俗演义〉〈定[35]鼎奇闻〉与〈樵史通俗演义〉》一文中,对“明清之际”未作界定,因为这篇文章只考察了南明弘光和清顺治年间接踵出现的这三部[36]作品。陈大康先生在《论明清之际的时事小说》一文中,对明清之际也未作界定。由于这篇文章是对时事小说作整体考察,虽然名为“明清之际”,实际上考察了“明清鼎革之际”和“清亡前夕”两个时间段,其中“明清鼎革之际”时间段,从万历三十一年(1603)《征播奏捷传》问世起,到顺治年间《樵史通俗演义》问世为止。这种划[37]分标准,似乎比较契合时事小说的发展历程,但不宜作为小说史上明清之际的界定标准。

笔者认为,在中国小说史上,明清之际这一时间段的上限和下限,应当定位在从明朝崇祯元年(1628)到清朝顺治十八年(1661)这三十四年之间。从小说自身发展的轨迹上看,明崇祯年间和清顺治年间,是一段独具特色的时期。在这三十四年间,几乎每当有重大事件[38]发生,就会马上出现描述这一事件的小说。崇祯元年,在魏忠贤倒台事件发生仅仅七个月之后,市面上就出版发行了反映这一事件的小[39]说《警世阴阳梦》。这在小说史上可以说是一件从未有过的现象。此后,小说创作呈现出与当时时代特征紧密结合的新异面貌。因此,我们把崇祯元年(1628)定为小说史上的明清之际这一时段的上限。崇祯元年之后,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时事小说的创作高峰。后金犯边的辽东战事和袁崇焕擅杀毛文龙的辽东事件爆发后不到一年,出现了《平虏传》和《辽海丹忠录》;甲申事变仅数月之后,《剿闯小说》也迅速问世。这种热切关注时事的心理,也影响到其他流派小说的创作。神怪小说、英雄传奇小说、世情小说等流派的作品,与时事的结合都比以往紧密。由于乾坤倾覆、战火频仍的大时代的剧烈冲击,小说作家们急于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深刻感受,这一时期小说作品的主体意识也比往昔有所加强。

这些小说创作的特征性标志,一直持续到顺治十八年。在历史上,顺治十八年(1661)也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这一年,不仅是清朝入主中原之后第一代皇帝统治的结束,同时也是南明历史的结

[40]束。顺治皇帝去世后,年仅六岁的康熙皇帝即位,鳌拜等四大臣辅佐年幼的的康熙统治江山。这四位大臣的统治与顺治皇帝的文治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士人们受到的冲击更为严重。同时,南明王朝的结束,使满怀希望恢复故国的遗民心灵遭受到残酷的打击,这对当时文人(小说的作者和读者)心态的影响是沉重而又深远的。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小说创作的面貌又为之一变。陈忱的《水浒后传》刊刻之后,反映易代之痛、故国之思的小说几近绝迹。小说的创作,开始从缅怀过去转向凝注现实,呈现出不同于明清之际的新面貌。因此,我们把清顺治十八年(1661)界定为小说史上明清之际这一时段的下限。从明崇祯元年(1628),到清顺治十八年(1661),这三十四年间的小说创作面貌,与其前期和其后期的小说创作面貌相比,具有相对明显的创作特征。

二、“明清之际”小说的整体特点

本书论述的明清之际小说,包括章回小说和话本小说,一般不涉[41]及文言小说。

从章回小说史上看,元末明初是章回小说产生和兴盛的时期,出现了三部历史演义(《三国演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作者都署名罗贯中)、一部英雄传奇(《水浒传》,作者署名施耐庵,或罗贯中、施耐庵并署)和一部神怪小说(《三遂平妖传》,作者署名罗贯中)。

明朝前期,也就是从明永乐年间到成化年间的八十四年,是章回小说的沉寂低谷期,依据现在能够见到的资料,只发现了一部《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

明弘治至天启年间,中国古代小说进入回升繁荣期。此时的章回小说创作有三种情况:一是续补、改编、仿造的作品居多,使人感觉个性特点不强,缺少创作灵气;二是有些作品虽有依傍,但主要是作家创作而成,体现了作家独特的个性,如《西游记》、《金瓶梅》等;三是有些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作家独立创作的,但因才力不逮,显得平庸,此类作品较多,如余象斗编撰的《东游记》等等。

明后期小说的创作意图,主要是宣扬教化意识,鼓吹劝善惩恶,但也有一些作品抒发作家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他们的生活态度和人[42]生体验。

明清之际的小说,正当沧海桑田的时代,亦处于“参伍因革”之中。“因革”一词,出自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因”,是继承的意思;“革”,是“革新”的意思。这就是说,明清之际的小说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独特之处,是既有对传统小说的继承,又有对传统小说的革新,处在一个革新旧传统、开辟新风貌的“夹缝时期”。明清之际小说的因革,主要有四个标志:

其一,作家主体意识增强。几乎在明清之际小说的每一部作品中,我们都可以影影绰绰地看到作者的影子。作家自己的生活状况、心理情态都在作品中直接和间接地有所表现。当时一个署名“樵余”的人,在《水浒后传论略》中说:“《后传》为泄愤之书:愤宋江之忠义,而见鸩于奸党,故复聚众人,而救驾立功,开基创业……”就是说,《水浒后传》的创作动机之一,是愤恨《水浒传》中的不平之事,而有意作翻案文章。这就使《水浒后传》这部英雄传奇作品打上了作者主体意识的烙印,具有独特的个性色彩。“雁宕山樵”(陈忱)在《水浒后传序》中所说的“肝肠如雪,意气如云,秉志忠贞,不甘阿附”、“思沉湘蹈海而死”等等,则更直接反映了《水浒后传》的重要特点,即作者陈忱作为目睹山河破碎的明朝遗民,在这部续书中鲜明体现了他怀念故国的主体意识。

在神怪小说中,将《西游补》与《西游记》相比较,就可明显看出作者主体意识在加强。《西游记》是明人写唐朝事,而《西游补》[43]是明末人写明末事。《西游补》开了荒诞寓意类小说的先河,通过孙悟空的梦境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从《西游补》的自序中看,作者的创作意图是要“悟大道”。怎样悟?破“情根”。怎样破?入“情内”。入情内才知“情”之虚、假,而领悟到“道”之实、真。而这个过程,恰恰代表了当时士人思想变化的过程。《西游补》中体现的人对社会的认识过程、心路历程,比以前的小说都更为明显。

在话本小说中,李渔的作品《无声戏》、《十二楼》也与明中后期有所不同。明中后期作品大多改编过去的故事,或写当时所发生的时事,有根据,有依傍。李渔作品则主要书写作者自己的情趣。《十二楼》十二个故事中有九篇是作者自己的独立构思,编造一个故事表现自己的思想意识。如《闻过楼》中塑造了一个将别墅建在城乡结合部、城里乡下都管不着、既不参与朝政也不退隐的顾呆叟的形象,其实是作者自况。李渔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主体意识的加强上。

孙楷第先生在《李笠翁与十二楼》一文中提到李渔话本小说与明后期冯梦龙话本小说的区别时说:“冯梦龙小说的好处是熨贴细腻,韵足神完。其中有述古之作,有时只能就本事敷演,不能加上新生命。[44]在笠翁小说篇篇都有他的生命。”这段话概括了李渔作品的特点,即李渔的作品中充满了作者独特的情趣,是有生命的东西。

明清之际小说作品大都如此,读来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这是由共同的时代背景所决定的。在明清易代、战火纷飞之际,作家们不能不对世界有自己的探讨。《鼓掌绝尘·识语》中有句耐人寻味的话:“种种俱属新思新想,非假借旧人口吻。”这句广告式的话语表明,“求新”已成为明清之际小说创作的时代风气,作者们开始自觉求新、以新为荣。这个“新”中的很大成分,就是表现作者自己的鲜明个性特征。

其二,小说传统流派有所变化。明清之际,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神怪小说、世情小说和艳情小说这五种传统流派的小说,都发生了变异。

历史演义小说中,出现了新的品类——时事小说,也被称为“新闻小说”。在明清之际的约二十五种历史演义小说中,时事小说就有十四种,占总数的一半以上。

英雄传奇小说有三种,都是续书。其中两部续书——《后水浒传》和《水浒后传》,都带有鲜明的时代情绪,表现了当时人民一定的民族情绪和反抗精神。尤其是《水浒后传》,还流露出一种“亡国的隐痛”,呈现出迥异于其他时期英雄传奇续书的独特面貌。

神怪小说种类也有变异,出现了“荒诞寓意类”作品。如《西游补》,借孙悟空的梦中经历,表现了作者独特的思想感情。

世情小说发展较为缓慢,处于《金瓶梅》和《红楼梦》两座高峰间的低谷,作品约有六种,具有典型意义的作品只有两种:崇祯初年的《玉闺红》和顺治末年的《醒世姻缘传》。《玉闺红》明显受到《金瓶梅》的影响,《醒世姻缘传》亦颇得《金瓶梅》笔意。两书实是联结《金瓶梅》和《红楼梦》的“链环”之一。

艳情小说泛滥一时,明中后期约有四种,明清之际则有十多种。

不但传统流派发生变异,明清之际还出现了新的小说流派,即才子佳人小说。作品约有七种,明末三种,顺治四种,奠基之作是《玉娇梨》和《平山冷燕》。明清之际是才子佳人小说的开创期;才子佳人小说在康熙雍正年间达到创作的高峰,共出现作品四十部左右;乾隆道光年间是才子佳人小说创作的余波,出现了约十八部作品;晚清光绪年间,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走向末流,只有六部作品。此后,就只能在鸳鸯蝴蝶派的小说里,才能看到才子佳人小说影影绰绰的痕迹。

其三,各小说流派之间互相影响,出现了兼容化趋势。譬如,有的作品属历史演义小说,却兼容了神怪小说的内容,用以扩充情节,如《孙庞斗志演义》等。有的历史演义小说中并糅进了世情小说的内容,使之更具情趣,如《樵史通俗演义》等。神怪小说与世情小说之间也出现了兼容化趋势,如《东度记》是神怪小说,讲述的是神怪故事,而作者却在《序》中声明,他创作这部小说,是要借神道的玄言,传达世俗的伦常正理。因此,这部小说又名《扫魔敦伦东度记》。各流派之间的兼容化趋势,是小说发展的必然现象。明清之际以后,中国传统小说的流派面貌,不像明中后期那样的单纯和简单了。

其四,明清之际话本小说的创作出现繁荣面貌。话本小说起源于宋元时期,在明末出现了“三言”、“二拍”等优秀之作。明清之际的话本小说,虽然没有达到超越“三言”、“二拍”的高度,但也取得了一定成就,具有自己的独特风貌。

明清之际话本小说的特点是数量众多、种类齐全、艺术价值较高。明朝末年共有话本小说约十六种,其中十二种出现在崇祯时期。孙楷第先生在《中国小说书目》一书中,将话本小说分为“杂演诸事类”、“男女情事类”、“艳情类”、“地方类”等各种类别,明清之际的话本小说基本上各个类别的作品都有。以李渔《连城璧》、《十二楼》为代表的明清之际的话本小说,普遍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总之,由于明清之际惊天动地的大时代的冲击,小说作家的主体意识加强了,出现了新的流派和新的风貌。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明清之际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因革时期。[1] 〔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2] 朱义禄:《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倾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3] 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要略》,《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总序》,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4] 陈伯海:《中国文学史之宏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5] 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42页。[6] 参见谢国桢:《南明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7] 〔美〕司徒琳:《南明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该书是王元化主编《海外汉学丛书》中的一种。顾诚《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8] 李亚宁:《明清之际的科学文化与社会》,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9] 陈鼓应等主编:《明清实学思潮史》,齐鲁书社1989年版。[10] 苏文:《剖析游民文化》,原载《博览群书》。转引自常大林、武宁编:《风雨敲书窗》,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年版,第411页。[11] 王学泰:《燕谭集》,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王学泰先生认为游民不同于农民。游民是中国传统社会中被抛出士农工商诸固定职业之外而形成的社会边缘群体,它历史悠久,影响深远。《水浒传》、《三国演义》等通俗文学中所反映的江湖气乃至历代王朝末世乱局中的许多乱世英雄的社会渊源都是游民而非农民,许多所谓的“农民起义”,与其说是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毋宁说是游民的反社会行为。[12] 冯天瑜:《中国文化史断想》,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13] 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42页。[14] 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42页。[15] 赵园先生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后来又转而进行古代文学的研究。从作者的角度来说,《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一书中对“明清之际”时段的划分,应当归入文学研究领域。但就这本书的具体内容而言,赵园先生考察的是易代之际士大夫的思想、言论、生存方式、学术等历史学研究领域的课题。所以,我们把这本书中对“明清之际”时段的划分,归入历史学研究领域。[16] 〔日〕沟口雄三著,赵士林译:《中国的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页。[17] 朱义禄:《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18] 庞朴:《方以智的圆而神》,《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4期。[19] 朱义禄:《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20] 参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版。[21] 陶望龄:《歇庵集·因旱修省陈言时政疏》。[22] 唐甄:《潜书·格君》。[23] 《明史》卷二百二十二《张学颜传》。[24] 参见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民国学术经典文库·思想史类丛》,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25]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六十《东林学案三》。[26] 刘宗周:《刘子全书》卷四十《年谱》。[27] 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版自序》,三联书店2004年版。[28] 林辰:《明末清初小说述录》,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29] 许建中:《论明清之际通俗文学中社会价值取向的嬗变》,《明清小说研究》1990年第3~4期。[30] 钟婴:《明末清初的市民文学和江南社会》,《明清小说研究》1990年第3~4期。[31] 陈伯海:《中国文学史之宏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32] 邬国平、王镇远:《清代文学批判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33] 李忠昌:《略论明末清初小说的基本特征》,《社会科学辑刊》1985年第4期。[34] 林辰:《明末清初小说述录》,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35] 栾星:《明清之际的三部讲史小说——〈剿闯通俗演义〉〈定鼎奇闻〉与〈樵史通俗演义〉》, 《明清小说论丛》第三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36] 陈大康:《论明清之际的时事小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4期。[37] 严格说来,时事小说应当从崇祯元年问世的《警世阴阳梦》为开端。因为此书刊出时,距离书中所描写的事件结束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七个月。笔者认为,“时事小说”应当描写发生在一年之内的新闻事件。如果作品创作时间和作品中所描写事件发生时间之间的距离过长,似乎不应归入时事小说的范畴。[38] 一般情况下,事件发生不到一年,描述这一事件的作品就问世了。但顺治初年出现的一些描述鼎革时期兵燹惨状的时事小说,如《七峰遗编》、《海角遗篇》等,由于战火未定,最初只以抄本流传,不易确定写作年份,其刊刻时间距离事件发生时间有数年之遥。[39] 《征播奏捷传》距事件的发生有三年的时间差。[40] 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1644)五月,弘光帝朱由崧在南京建国,这是南明朝廷的开始。次年,即弘光元年(顺治二年,1645)五月,弘光帝在芜湖为清军所俘,被杀于北京,弘光朝结束。六月,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建国,改元隆武。隆武元年(顺治三年,1646)八月,隆武帝在汀州被清军所杀。十一月,桂王朱由榔在肇庆即位,以明年改元永历。永历朝持续了十五年,永历十五年(顺治十八年,1661)十二月,由于吴三桂进攻缅甸,在缅甸避难已经两年的永历帝,被缅甸人献给清军。十几年来,南明朝廷生存环境极为恶劣,永历朝,与其说是一个真正的朝廷,不如说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朝廷。顺治十八年底,这个象征性的朝廷也被清朝摧毁了。康熙元年(1662)四月,永历帝在昆明遇难,永历王朝的主将李定国(原张献忠部将)病死景线。荆襄十三家军领袖郝摇旗、刘体纯在巴东抵抗清军时阵亡。五月,郑成功死。可以说,顺治十八年之后,本来就零星散落在各地的南明军事势力,随着永历朝廷的覆灭,更是失去了凝集在一起的力量。此后,大陆上的南明军事力量各自为战,势力都很小,只有台湾的郑家势力稍稍能与清军抗衡。台湾与大陆有辽阔的海域相隔,郑家势力又有独立于大陆的倾向,因此,我们认为顺治十八年是南明历史的结束。参见谢国桢:《南明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41] 本节观点基本上采纳我的博士生导师张俊老师的相关论著和课堂授课笔记。[42] 从一些历史演义小说的内容和序跋中,可以看出编撰者或序跋者其实是通过历史事件和人物遭遇,表达了自己的一种人生态度。如秦淮墨客在《杨家府通俗演义》序中说:“泯泯而生,不如烈烈而死。”表达了自己的生死观。一些神怪小说除宣扬宗教教义之外,也抒发了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邓志谟的三部道教小说《飞剑记》、《咒枣记》和《铁树记》中,都写进了作者自己的一些人生感慨,与《韩湘子全传》相比,人情世态味多一些。如《飞剑记》卷首诗:“读罢残篇细品论,看来世事未全均。跖兮有寿颜兮夭,崇也繁华范也贫。自信光阴为过客,常思富贵等浮云。人生适意须行乐,且看东游吕洞宾。”表达了作者对世事不平的感慨。[43] 顺治七年(1650)董说作《漫兴诗》十首,第三首有句云:“西游曾补虞初笔,万镜楼空及第归。”自注云:“余十年前曾补《西游》,有《万镜楼》一则。”上推十年即崇祯十三年。苏兴先生在《说〈西游补〉之破情根与立道根》(1993年中国古代小说国际研讨会论文)中,认为《西游补》的创作时期应当是顺治六年一个整年至顺治七年初,为免文字祸,出版时颠倒年月。[44] 孙楷第:《李笠翁与十二楼》,载于《李渔全集》卷十二。

第二章 明清之际的小说作品

第一节 明清之际小说的种类和数量

由于流传下来的资料极为有限,我们已不可能确切了解明清之际小说创作和刊刻的详细情况。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根据现在能够看到的小说文本和有关记载,来推测那个时期小说文坛的情况。为了叙述方便,我们仍然按照中国古代传统小说流派的划分,对各个流派在明清之际出现的作品数量、品类、版本、特点等作出相对系统的整理。

明清之际小说现存的书目及其版本情况,可以参见附录二《明清之际小说作品简表》。在这个表中可以看出现在所知的明清之际小说的创作和刊刻情况,具体可以从共时性(种类和数量)及历时性(阶[1]段性)两个方面来说明。

从共时性上看,也就是从明清之际小说作品的静态种类上看,明清之际小说作品的数量和特点是这样的:

历史演义小说约有二十五部,数量最多。明清之际的历史演义小说有四种品类。其中续补前书类三部,分别是《岳武穆精忠报国传》、《孙庞斗志演义》和《新列国志》;朝代补缺类六部,分别是《按鉴演义帝王御世盘古至唐虞传》、《按鉴演义帝王御世有夏志传》、《按鉴演义帝王御世有商志传》、《开辟演义通俗志传》、《隋炀帝艳史》、《隋史演义》;人物传记类两部,分别是《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七十二朝人物演义》;续补前书类、朝代补缺类、人物传记类又可以合称为传统演义类,共有十一种,均为崇祯时作,入清后似难以为继。

另外十四部作品,都是当时新出现的演述当代历史的时事小说,加上天启年间的《辽东传》,共有十五部。时事小说成为明清之际小说创作的重要流派之一,崇祯、顺治两朝各有七部。从内容上看,时事小说包括五个方面:写辽东事件的作品,有四部,分别是《辽海丹忠录》、《平虏传》、《镇海春秋》、《东隅恨事》;写魏忠贤事件的作品,有五部,分别是《警世阴阳梦》、《魏忠贤小说斥奸书》、《中兴圣烈传》、《梼杌闲评》;写李自成事迹的作品,有三部,分别是《剿闯小说》、《新史奇观》、《铁冠图》;写东南人民抗清事迹的作品,有两部,分别是《七峰遗编》和《海角遗篇》;全面反映晚明历史事迹的作品,也就是内容上涵盖了辽东事件、魏忠贤事件和李自成事迹的,[2]有一部,即《樵史通俗演义》。

英雄传奇小说有三部。其中评改前书类一部,即金圣叹评改的七十回《水浒传》;续补前书类两部,即《后水浒传》和《水浒后传》,这两部续书均产生于顺治年间,表现了当时人民一定的民族情绪和反抗精神,《水浒后传》还流露出一种缅怀故国之情。

神怪小说约有六部。其中佛道类五部,分别是崇祯年间的《东度记》、《后西游记》、《西游补》和顺治年间的《历代神仙通鉴》、《吕祖全书》;怪异类一部,即《混元盒五毒全传》。这六部神怪小说,崇祯时两部,顺治时四部,多为传统题材;但《西游补》一书显示出由神佛类而向托神怪以喻世事的寓意类作品转化的心态,开后世神怪小说中“寓意类”作品之先河,颇具创意。

世情小说有五部。其中续补前书类一部,即《续金瓶梅》;家庭生活类三部,即崇祯年间的《玉闺红》、《双姻缘》和顺治年间的《醒世姻缘传》;个人际遇类一部,即《春秋配》。

才子佳人小说有六部,分别是崇祯年间的《章台柳》、《山水情传》和顺治年间的《玉娇梨》、《平山冷燕》、《玉支玑》、《春柳莺》、《好逑传》。

话本小说的创作十分繁荣。其中杂演诸事类约有二十五部,崇祯年间九部,顺治年间约有十六部。杂演诸事类作品中,属于采辑当时新闻的,有《醉醒石》、《鼓掌绝尘》、《照世杯》、《鸳鸯针》等;属于撷取前代成说的,有《豆棚闲话》。另外,明清之际也出现了七部描写男女情事及艳情类的话本小说集,崇祯年间有三部,代表作是《欢喜冤家》;顺治年间有四部,主要作品有《一片情》、《八段锦》等。李渔《连城璧》和《十二楼》中的部分作品,代表了明清之际话本小说的最高成就。

艳情小说泛滥一时,明中后期共四种,明清之际就有十多种。这些作品大多抄袭模仿,内容单调重复,艺术成就不高。

第二节 明清之际小说作品的大致分期

从历时性上看,也就是从小说创作和刊刻的时间顺序上看,明清[3]之际的小说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阶段性。

一、崇祯前期

即崇祯元年(1628)到崇祯五年(1632)以前,作品以评判时事为主。此时,小说作者和读者关注的焦点是魏忠贤事件和辽东事件,反映这两大事件的时事小说陆续出现。崇祯初年创作和刊刻的小说作品,目前可知的共有八部:《警世阴阳梦》、《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禅真后史》、《玉闺红》、《皇明中兴圣烈传》、《辽海丹忠录》、《镇海春秋》、《近报丛谭平虏传》。除《玉闺红》和《禅真后史》外,其他六部都是时事小说。另外还有凌濛初编著的两部话本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

时事小说占据主导地位,是这一时期小说的重要特色。崇祯皇帝继位之初,励精图治,一举推翻了横行政坛十余年的魏阉集团。不可一世的魏忠贤的倒台及其大起大落的极富戏剧性的人生经历,引起了小说作者的极大兴趣。崇祯元年(1628),距离魏忠贤倒台事件仅仅七个月之时,署名“长安道人国清编次”的反映魏忠贤事件的小说《警世阴阳梦》就有了刊本。就在同一年,署名“吴越草莽臣撰”的[4]小说《魏忠贤小说斥奸书》也紧接着问世。次年(崇祯二年, 1629),署名“西湖义士述”的小说《皇明中兴圣烈传》也诞生并流传开来,内容也是主要描写魏忠贤事件。

崇祯前期,东北边陲后金政权和明守军之间的频繁冲突引人注目。崇祯二年(1629),辽东守将袁崇焕因失事下狱。在此之前,袁崇焕剑斩前辽东重要将领毛文龙。一时间,关于袁崇焕下狱原因颇多传闻,对于袁崇焕、毛文龙之间的是非纠葛也是众说纷纭。小说界迅速作出反应。崇祯二年(1629),描写辽东事件的小说《镇海春秋》和《辽海丹忠录》相继问世,都是为毛文龙歌功颂德、鸣冤诉屈,指责袁崇焕的不是。崇祯三年(1630),内容与《镇海春秋》和《辽海丹忠录》有连续性的小说《近报丛谭平虏传》也问世。

时事小说是历史演义体小说的新品种,兼有故事性和新闻性。峥霄主人在《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的《凡例》中说:“是书动关政务,事系章疏。”指明这类小说内容上紧扣时事的特征。“时事”之名,由戏剧而来。祁彪佳在《远山堂曲品》中评论戏曲《钱神记》的特点是“直刺时事,毫无忌讳”,评论《孤忠记》时说是“聊取魏珰时事”,都提出“时事”之名,强调这些作品及时反映时事的特点。

时事小说在崇祯初年勃然兴起,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崇祯年间人们的时事意识加强了。明末素有平民干政的风习,这一风习在天启和崇祯两朝达到高峰,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因魏忠贤党人欲逮捕周顺昌而导致的苏州民变。

从读者的角度来看,人们急于了解当时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急于了解事件的原因、后果、经过、细节,以及事件主人公的身世和性格。顺治庆云楼刻本《新世鸿勋》封面题识云:“是刻详载逆闯寇乱之因由,恭记大清荡平之始末。虽大端百出而铺序有伦,虽小说一家而劝惩有警。其于世道人心,不无小补。海内识者,幸请鉴诸。”这一广告式的识语反映了当时人们关心政治时事的社会心理,以及小说作者和书商迎合读者心理、有意选择读者关心的题材的意识。

从作者的角度来说,这一时期小说作家议论时政的意识也比其他历史时期显得更为强烈。崇祯初期产生的这几部描写魏忠贤事件和辽东事件的小说,实际上都是小说作者对时政大事所发表的个人品评,只是这种品评同时又代表着当时大多数民众(即小说读者和潜在的读者)的品评。魏忠贤作恶多年,早已引起有正义感的士人和民众的强烈不满,只是无力反抗。魏忠贤倒台后,人们终于可以声讨魏忠贤的恶行,可以追问魏忠贤得以肆意作恶的原因,描写魏忠贤身世并声讨其罪行的时事小说相继出现。辽东事件(主要是毛文龙和袁崇焕之间的是非恩怨)也是当时引人注目的重大时事,人们急于了解其中详情。于是,参照当时的邸报等资料,四部描写辽东事件的时事小说也[5]相继产生。这四部小说总体心态都是同情毛文龙、谴责袁崇焕,反映了当时一部分人对毛、袁冲突的看法。

小说作者迎合读者的关注点,及时进行创作,书商也紧跟人们的需求,迅速将小说作品推向市场。在读者、作者、出版者的共同努力之下,崇祯初年的小说文坛,形成以时事小说创作为主导内容的特点。此时的时事小说处于兴起并逐步繁盛的阶段,有的作品清新可读,有的则堆砌奏章,文辞鄙陋,可读性不强。

二、崇祯中后期

即崇祯六年(1633)到崇祯十七年(1644)。这一时期,时事小说的创作热潮逐渐淡去,历史演义小说重霸文坛。尤其是崇祯末年,小说创作涉及领域较广,有历史演义小说、世情小说、神怪小说、才子佳人小说,还出现了几部比较优秀的话本小说集。

此时创作和刊刻的章回小说作品,目前可知的有:《隋炀帝艳史》、《隋史遗文》、《扫魅敦伦东度记》、《孙庞演义》、《开辟衍绎通俗志传》、《按鉴演义帝王御世盘古至唐虞传》、《有夏志传》、《有商志传》、《七十二朝人物演义》、《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难录》、《岳武穆精忠报国传》、《新列国志》、《醋葫芦》、《西游补》、《后西游记》、《春柳莺》、《山水情传》;话本小说集有《欢喜冤家》、《鼓掌绝尘》、《西湖二集》、《石点头》等。

这一时期,魏忠贤事件和辽东事件带给人们心灵和生活的巨大震动逐渐平息,士人们对这些事件的反思已深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士人们在探求这些事件背后的深刻原因:为什么会出现太监独霸朝政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边关危机、守将自相残杀?怎样才能避免这些事件?历史上有过哪些可资借鉴的事情?顺应读者的需求,小说作者也开始创作反思历史的题材,创作了一批特色独具的历史演义小说。

在取材上,这一时期的历史演义小说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在此之前,利用历史素材改编为历史演义小说的做法,在明朝万历前后就曾经形成一次潮流,出现了署名为“东原贯中罗本编辑”的《隋唐两朝志传》、熊大木编集的《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和《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余绍鱼编集的《列国志传》等多部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标榜为“羽翼信史”之作,偏重于讲述历史,不注重文辞修饰,文学性较差。崇祯前期出现的一些历史演义小说,如《隋炀帝艳史》、《隋史遗文》等,在取材方面有了变化。这些作品吸取了野史笔记以及民间传说的内容,突破了“按鉴演义”的窠臼,文学色彩有所增强。尤其是《隋史遗文》,取材的重心已经突破以帝王为中心的惯例,着意渲染秦琼等草泽英雄的“奇情侠气,逸韵英风”,将描写的中心转向下层英雄人物。《隋史遗文》代表了这一时期历史演义小说在取材上的一大变化。

在体例上,这一时期的历史演义小说也有新的特色,即体现出与其他流派小说风格相互渗透融合的趋势。多种流派风格的相互融合是明清之际小说创作比较普遍的特征。出现于崇祯前期的《扫魅敦伦东度记》可以说是这种心态的一个代表。《扫魅敦伦东度记》既是比较典型的神魔小说,同时也像方汝浩的其他两部通俗小说《禅真逸史》和《禅真后史》一样,人情世态描写比较细腻。受此风潮的影响,历史演义小说也出现了和神怪小说、世情小说相互交融的心态。如《孙庞演义》就不是非常注重“史”和“实”,而是掺杂大量神怪描写,用以增加趣味、扩充情节。《开辟衍绎通俗志传》、《按鉴演义帝王御世盘古至唐虞传》、《有夏志传》、《有商志传》这几部作品,都是根据神话传说演绎成篇,并且按照历史顺序,在内容上有连续性,自成系列。文辞朴实,遵循的是比较正统的历史演义小说创作的路子。《七十二朝人物演义》分为四十二卷,每卷演绎一个历史人物的事迹,在历史演义小说中应当属于结构比较松散的一类。该书在结构上类似类书、集书的体例,但从每卷的创作风格和内容上看,还是应当属于历史演义类的小说。

这一时期的小说,以描写人情世态为主。不但此时的历史演义小说偏重于人物传记,就连神怪小说如《西游补》的描写也开始偏重于讽喻世情。世情小说中《醋葫芦》文笔颇佳,才子佳人小说本来就是以描写人情为主,几部话本小说集的作品都是描写世态人情的。

在世态人情的描写之中,此时的小说显现出比较浓重的时事情结。此时没有时事小说,小说作家的时事情结渗入在历史演义小说、世情小说以及话本小说之中,使得此时小说创作的面貌不同于其他时期。

此时的作品内容有两个趋势:一是从描写社会政治历史转向注重描写世俗人生;二是从对生活外在的描写转向对主人公内在心灵、理想、幻想的描写。此时创作的一部世情小说、两部才子佳人小说、两部神怪小说、七部话本小说集,都比较关注世俗生活的描写,注重人物“情”的演绎。由于作者侧重于描写作品主人公(很大程度上代表作者自己)的心中理想和人生幻想,此时的小说作品表现出个人化和虚幻化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乱世和末世心态的表现。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活跃的专业作家,如天花藏主人、天花才子等。其他作家如西子湖伏雌教主、董说、西湖渔隐主人、古吴金木散人、钱塘陆人龙、周楫、天然痴叟席浪仙和冯梦龙等人,也表现出比较空灵的文学个性。

从作家群体上说,这一时期的小说作家与以前的小说作家相比,在创作风格上表现出一种从“史”到“文”的趋势。

三、顺治前期

即顺治元年(1644)到顺治八年(1651),包括南明短命的弘光朝和隆武朝。此时创作和刊刻的作品主要有《甲申痛史》、《新编剿闯小说》、《海角遗篇》、《七峰遗编》、《新世弘勋》、《清夜钟》等。目前确切知道出现在南明时期的小说有《清夜钟》和《新编剿闯小[6]说》。《清夜钟》刻于南明隆武年间,《新编剿闯小说》当写于弘光元年(1645)。

出现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小说,几乎全是记录亡国痛史的时事小说,但具体内容又有所不同。《甲申痛史》、《海角遗篇》、《七峰遗编》痛诉国亡经过,其中《甲申痛史》以崇祯为永乐后身、以流寇为建文靖难诸臣后身,宣扬转世报仇的因果轮回;《海角遗篇》着意描写南明军队战斗情况的时事记录;《七峰遗编》则兼顾乱世争斗之中的百姓之苦。《新编剿闯小说》总结亡国原因,寄寓亡国隐痛。《新世弘勋》则站在新朝廷的立场上记录易代时事。话本小说集《清夜钟》残存的十回(原有十六回)中有三回记录崇祯末年和弘光时期的时事。这一时期的作品风格,总的来说如急管繁弦,吟唱着动荡时代中的激昂凄切的音响。

四、顺治后期

即顺治九年(1652)到顺治十八年(1661)。此时创作和刊刻的小说作品主要有《樵史通俗演义》、《铁冠图》、《梼杌闲评》、《历代神仙通鉴》、《吕祖全传》、《混元盒五毒全传》、《玉娇梨》、《平山冷燕》、《玉支玑》、《好逑传》、《续金瓶梅》、《醒世姻缘传》、《后水浒传》、《水浒后传》等,其中时事小说三部,才子佳人小说四部,英雄传奇和世情小说的续书共三部,神仙怪异类小说三部。另外,还有李渔等人的话本小说集数部。

此时,清王朝的统治已趋稳定,大部分国土已从战乱状态过渡到和平状态。饱经战乱之苦的天下苍生渴望重新过上安定的生活,人心思治。除少数坚定的明朝遗民外,大多数民众对新王朝的抵触情绪和恢复故国的愿望都逐渐淡化。对那些立志复国的明遗民来说,也逐渐明了事不可为,前途黯淡,从积极的斗争逐渐变为消极的隐居。

这时的小说作家都是遗民,描写时事的手法变得曲折隐晦。此时的三部时事小说,都是对明清易代之际重大事件比较客观的全面总结与回顾,斗争锋芒渐淡至无。“古宋遗民”陈忱的作品《水浒后传》,充满了深沉哀婉的故国之思,但表现方式已经改为托古讽今,委婉多了。丁耀亢的《续金瓶梅》实际上是对明清易代之际灾害战乱情景的记录和描述,却也将故事的背景假托在宋金之际。李渔的话本小说集《十二楼》和《连城璧》中的一些作品,把隐隐的故国之思包蕴在奇巧的生活场景中。几部才子佳人小说,是崇祯后期小说创作中表达个人理想心态的回归。此时出现的一些风花雪月式的话本小说,如《宜春香质》、《龙阳逸史》等,似乎又是战乱之后沉沦世态的反映(战争、乱世似乎总与情欲的泛滥连在一起)。

综上可知,明清之际是继明朝中后期之后出现的又一次小说创作和刊刻的高峰。此时创作和刊刻的章回小说约有五十八种,其中崇祯时约三十五种,顺治时约二十三种;话本小说约三十余种,其中崇祯时约十二种,顺治时约二十余种。这一时期的小说作品不仅数量众多,种类和流派也很丰富,与以前的小说作品相比,个性特色比较突出,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独具风姿。[1] 对于明清之际通俗小说中一些作品的产生年代,学术界尚有争议,本书参考了诸家意见,暂且对这些作品如此定位。[2] 《樵史通俗演义》一般被划分在写李自成事迹的作品中。[3] 关于作品时间定位标准,参见附录二《明清之际通俗小说主要作品简表》注1。[4] 《魏忠贤小说斥奸书》有明崇祯元年序刻本,首有崇祯元年(1628)盐官木强人叙、吴越草莽臣自叙、罗刹狂人叙。[5] 崇祯初年出现的《镇海春秋》、《辽海丹忠录》、《近报丛谭平虏传》,加上天启年间出现的《辽东传》,共是四部。[6] 参见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09页。

第三章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概述

第一节 明清之际的小说作家

据目前可见到的作品和有关资料来看,明清之际共出现过大约四五十位小说作家。关于这些作家的情况,可以参看附录一《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简表》。这些作家中,不少人出生在明朝万历年间,卒于清朝康熙年间。对于这些作家,我们主要考察他们在进行小说创作时期的生活经历。为了叙述方便,我们以作品问世时间为标准,分期介绍明清之际出现的小说作家。

崇祯前期,即崇祯元年(1628)到崇祯五年(1632),这五年间出现的小说作者有十位左右。他们是:《警世阴阳梦》的作者长安道人,《魏忠贤小说斥奸录》的作者陆云龙,《禅真后史》的作者方汝浩,《辽海丹忠录》的作者陆人龙,《皇明中兴圣烈传》的作者西湖义士,《玉闺红》的作者东鲁落落平生,“二拍”的辑著者凌濛初,等等。《镇海春秋》和《近报丛谭平虏传》的作者没有署名。署名(包括只署名号而不署真实姓名的)的作者约有八位。

崇祯中后期,即崇祯六年(1633)到崇祯十七年(1644),此时有小说作品问世的小说作家有十六位左右。有署名的分别是:《隋炀[1]帝艳史》的作者齐东野人,《隋史遗文》的作者袁于令,《开辟衍绎通俗志传》的作者五岳山人周游,《孙庞演义》的作者吴门啸客,《醋葫芦》的作者西子湖伏雌教主,《西游补》的作者董说,《鼓掌绝尘》的编撰者古吴金木散人,《西湖二集》的编纂者周楫,《石点头》的著者天然痴叟;《岳武穆精忠报国传》的作者余华玉,《型世言》的作者陆人龙,《双姻缘》的编者笑花主人,《新列国志》和三部话本小说集“三言”的编集者冯梦龙,《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难录》托名为“墨憨斋新编”。《后西游记》、《春柳莺》、《山水情传》、《欢喜冤家》都不题撰人,但《后西游记》有“天花才子点评”,《山水情传》有“倬庵主人序”,《欢喜冤家》卷首叙署“西湖渔隐题为山水邻”。另外,《按鉴演义帝王御世盘古至唐虞传》、《有商志传》和《有夏志传》的作者假托为钟惺;方汝浩此时创作了新的作品——《扫魅敦伦东度记》。明清之际那位谜一样的“专业”作家天花藏主人,在这一时期也有活动。

顺治前期,即顺治元年(1645)到顺治八年(1651)以前,包括南明弘光朝(1645~1646)、隆武朝(1646~1647)和永历朝(1647~1661)。这一时期出现的小说作家有四五位,分别是:《新编剿闯小说》的作者西吴懒道人和(或)润州葫芦道人(也可能是同[2]一个人),《海角遗篇》的撰者漫游野史,《清夜钟》的作者陆云龙,《新世弘勋》的编者蓬蒿子,《甲申痛史》据说是冯梦龙乱离时期的作品,《七峰遗编》则不题撰人。

顺治后期,即顺治九年(1652)到十八年(1661)。这一时期出现的小说作家有十四五位,分别是:《樵史通俗演义》的作者江左樵[3]子;《铁冠图》的作者松滋山人和南亩老农,《梼杌闲评》的作者李清,《水浒后传》的作者陈忱,《续金瓶梅》的作者丁耀亢,《后水浒传》的辑者青莲室主人,《醒世姻缘传》的辑著者西周生,《历代神仙通鉴》的撰者江夏明阳宣史和续者程毓奇,《吕祖全传》的辑者汪象旭,《玉娇梨》和《平山冷燕》的辑者荑秋散人,《玉支玑》的[4]作者天花藏主人或烟水散人,《好逑传》的编者名教中人,话本小说《十二楼》和《连城璧》的作者李渔,《照世杯》的作者酌元亭主人,《混元盒五毒全传》不题撰人。明清之际一些较为重要的和现在研究较为充分的小说作家,大多数都出现在这一时期。

另外还有几位创作在明清之际而不知具体时期的作品的作者,如《醉醒石》的编辑者东鲁古狂生、《鸳鸯针》的编辑者华阳散人、《豆棚闲话》的编者圣水艾衲居士、《照世杯》的编次者酌元亭主人等。

第二节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研究现状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的面目掩映在一层神秘的面纱之后。近代以前,“小说”的地位是不能和经史子集等经典作品相提并论的,小说作家也自然不能像经史子集的作者一样,在史书或比较正式的文字上有一笔详细或简略的记载。虽然小说的早期之作《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分别标榜是罗贯中、施耐庵的作品,但至今,我们对于谁是罗贯中、施耐庵并不清楚,对于他们生平身世的了解,更是一鳞半爪。大多数中国古代小说作品或者根本不题撰人,或者只署上作者的雅号笔名,很少有小说作品标署着作家自己真实的名字。这些小说作家,在历史上留下的个人资料极少,给因喜爱他们的作品而欲了解他们生平的读者和研究者,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和深深的遗憾。

但是,由于小说尤其是其中优秀的作品脍炙人口,影响很大,对于小说作家的真实面貌的追寻,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举例来说,《金瓶梅》诞生之初,关于究竟谁是“兰陵笑笑生”的猜测,就一直沸沸扬扬,意见百出。直到今天,无数研究者纷纷为探寻小说作家的足迹而付出自己的心力。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西方文学史观念和小说史观念的影响,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1897年至1919年,是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的酝酿时期,出现了天蓼生的《中国历代小说史论》、黄人的《中国文学史·明人章回小说》等几篇论文,尝试着把中国古代小说分为几个类型。

1920年至1949年,是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的奠基时期,出现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范烟桥《中国小说史》、谭正璧《中国小说发达史》等几部专著,第一部断代小说史——阿英的《晚清小说史》,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1950年至1980年,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因袭发展,无甚变革。

1980年以后,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进入发展繁荣时期,通史有齐裕琨《中国小说演变史》等六部,断代史有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宋元小说史话》等;从体制上着眼的,有徐振贵的《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史》和杜贵晨的《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史》;从语体上着眼的,有侯忠义的《中国文言小说史稿》和吴志达的《中国文言小说史》;从体裁上着眼的,有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黄岩柏《中国公案小说史》、齐裕琨《中国讽刺小说史》、谢桃坊《中国市民小说史》,等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有三个特点:一是打破禁区,扩大了小说研究的范围,以前几乎无人涉猎的才子佳人小说和艳情小说研究领域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二是引用西方文学理论,提倡用新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研究,使研究方法更加多元化。三是更加[5]重视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研究和资料的汇编。

小说及其作者的研究,最早在一些资料汇编中有所涉猎,如孙楷第先生的《中国古代小说书目》和《日本所见小说书目》等。近年来,丁锡根先生的《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和江苏省社科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文学研究所编纂的《中国小说总目提要》的出版,都为小说作家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就明清之际小说研究来说,20世纪80年代以前基本停留在作家作品简介的程度上,可以称之为前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明清小说研究热的形成,明清之际小说研究也逐渐增多,可以称之为发展时期。

自1984年开始,春风文艺出版社几乎每年出版一辑《明清小说论丛》,到1987年共出版五辑。其中既有对明末清初小说的总体研究,[6]也有对《后西游记》、《续金瓶梅》等作品的个体研究,还有对《鸳鸯针》等作品作者的探讨。

1985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明清小说研究》第一辑和第二辑,专门辟有“《水浒》续书研究”专栏,对陈忱的《水浒后传》和无名氏的《后水浒传》展开讨论。

1988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林辰的《明末清初小说述录》,这是第一部研究明末清初小说的专著。林辰在这部书中探讨了明末清初小说在小说史上的地位、明末清初小说的概貌、才子佳人小说以及天花藏主人、烟水散人及其小说,还论及了明末清初的续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林辰先生的这部论著是明清之际小说研究的发轫之作。

1997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张俊先生的《清代小说史》,第一章题为《明清之际小说》,这是第一次将明清之际的小说作为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一个发展阶段独立加以论述。

明清之际小说研究的发展时期虽然只有短短的二十几年,但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果。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研究现状,有四种情况:

一些作家的研究史料相对较多,研究工作也相对容易展开,如冯梦龙、凌濛初、袁于令、李渔、董说、陈忱、周楫、丁耀亢等;

还有一些作家虽然已经考知其真实身份,但可找到的生平资料很少,不易拓展研究深度,如方汝浩、陆云龙、陆人龙等;

一些作家的真实身份难以确定,学术界尚有争议,如李清、徐述夔、席浪仙、天花藏主人、烟水散人等;

还有一些作家则仅知一个名号,其他情况无从得知。

属于前两种情况的作家,都有生平资料可供查阅研究,我们会利用他们的年谱、传记、诗集、文集等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料;属于第四种情况的作家,我们研究的依据是他们的小说文本和小说序跋中的有关言论;属于第三种情况的作家,由于学术界尚有争论,我们在辨析时会谨慎取舍。

第三节 一个典型案例——关于《续金瓶梅》和《醒世姻缘传》的作者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明清之际文学家丁耀亢的研究,有渐[7]趋热烈之势,出现了一部全集、三部专著和数十篇论文。1997年张[8]兵先生发表《丁耀亢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一文,第一次展开关于丁耀亢研究状况的综述。但张兵先生着重于宏观的勾勒与评述,对于具体的研究者和研究成果则很少提及。我们拟从具体研究者及其研究成果的微观角度,客观勾勒20世纪丁耀亢研究的历史面貌。

丁耀亢研究史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阶段性,可以划分为这样三个阶段:

肇始期——《续金瓶梅》研究阶段。20世纪初直到20世纪80年代,有关丁耀亢的研究几乎全部围绕着其小说作品《续金瓶梅》展开。

发展期——丁耀亢是否是《醒世姻缘传》作者的探讨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学术界开始进行“《醒世姻缘传》作者是否是丁耀亢”的探讨和争论,有人肯定,有人否定,并由此带动了对丁耀亢家世生平的研究。

繁荣期——丁耀亢家世生平及其戏曲、诗词、杂著等作品研究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后,丁耀亢研究进入繁荣期。关于《续金瓶梅》的研究走向深入,对于“丁耀亢是否是《醒世姻缘传》作者”的探讨仍在继续。同时,一些学者陆续开始研究丁耀亢的戏曲作品,对丁耀亢家世生平的研究也逐渐升温,出现了丁耀亢研究的专著和论文集,并编选了一部《丁耀亢全集》和一部《丁耀亢年谱》。在此基础上,关于丁耀亢诗词、杂著的研究,也逐步展开。

一、肇始期——《续金瓶梅》研究阶段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有关丁耀亢的研究,基本上只限于对其小说作品《续金瓶梅》进行研究。80年代以后,丁耀亢研究的领域逐步延展到家世生平、戏曲作品、诗词、杂著等方方面面的研究领域。与此同时,对《续金瓶梅》的研究工作也从未停步,处在逐步深入和扩展之中。

1923年出版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一书,对《续金瓶梅》作了简单的评述,开了20世纪丁耀亢与《续金瓶梅》研究的先河。关于《续金瓶梅》的创作时期和版本情况,孙言诚在《〈续金瓶梅〉的[9]刻本、抄本和改写本》一文,从刻本、抄本、改写本三个角度入手,梳理了《续金瓶梅》极为复杂的版本系统。石玲在《〈续金瓶梅〉的[10]作期及其他》一文中,考证出《续金瓶梅》作于顺治十七年(1660),并且考证出《续金瓶梅》的评者“湖上钓史”和《续金瓶梅集序》的作者“西湖钓史”是查继佐。

关于《续金瓶梅》与《金瓶梅》以及《隔帘花影》等书的关系,一些学者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叶桂桐在《从〈续金瓶梅〉看〈金瓶[11]梅〉的版本及作者》一文,认为丁耀亢看的是词话本《金瓶梅》,并且根据《续金瓶梅》的有关内容,推断丁耀亢读过的是初刊本《金瓶梅词话》,而不是《新刻金瓶梅词话》。朱叔眉《论〈续金瓶梅〉[12]及其删改本〈隔帘花影〉和〈金屋梦〉》一文,评析了《续金瓶梅》及其删改本《隔帘花影》和《金屋梦》的成败得失。余嘉华《评[13]〈金瓶梅〉的续书〈隔帘花影〉》一文,分析了《隔帘花影》的作品来源和艺术特点。

至于对《续金瓶梅》的思想内容和创作艺术的研究,更是丰富多彩。时宝吉《〈续金瓶梅〉所表现的爱国主义精华》一文,认为“丁耀亢的《续金瓶梅》站在爱国的立场上,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思想和民[14]主思想”。罗德荣《〈续金瓶梅〉主旨索解》一文,认为“作者的主要兴趣及全书主体内容,是借宋金喻明清,以易代之际乱或掠影,[15]全方位地描绘形形色色的社会众生相与社会风情”。 王汝梅《丁耀亢的〈续金瓶梅〉创作及其小说观念》一文,认为丁耀亢“造就了小说作品的另一种类型”,“综合经史、笔记、长篇小说于一体。就小说而言,又综合世情、神魔、演义于一体。不拘格套,自成体制”。[16]孔繁华《两副臭皮囊,一副丑嘴脸——〈续金瓶梅〉〈金瓶梅〉中应伯爵形象谈》一文,以一个帮闲人物形象为例,在与《金瓶梅》里同一人物形象的对比中,探讨了《续金瓶梅》的人物塑造艺术。

1988年齐鲁书社出版的《金瓶梅续书三种》一书所附黄霖的一篇前言,对《续金瓶梅》的思想、艺术及与其作者关系等方面给以综[17]合考察。该文对丁耀亢的生平、思想、文学成就以及《续金瓶梅》的思想、艺术作出评价。周钧韬、于润琦《丁耀亢与〈续金瓶梅〉》[18]一文,简述了丁耀亢的生平,分析了《续金瓶梅》思想和艺术上的成败得失。1997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张俊先生的《清代小说史》,将《续金瓶梅》归入明清之际世情小说中的续补前书类,认为《续金瓶梅》的思想和艺术,“无疑均不能与《金瓶梅》相提并论,但也有其一定意义和独到之处”。其意义和独到之处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作品立意,是“借因果报应,劝人止恶为善,发展了《金瓶梅》题旨”。其次,作品还写了兵火离合、桑海变迁的时事,“表现了作者忧患时局、痛悼故国之情。比之《金瓶梅》,政治色彩更为浓重”。最后,《续金瓶梅》的框架结构及人物描写,也与《金瓶梅》[19]不同,颇有特色。

二、发展期——丁耀亢是否是《醒世姻缘传》作者

《醒世姻缘传》一书的作者“西周生”究竟是何许人?学术界主要出现了六种说法:

一为陕西人士说。清代光绪年间李葆恂《旧学庵笔记》中,有此[20]臆测:“惜不知作者为谁,署名西周生,或是陕人耶?”

二为章丘人说。金性尧《〈醒世姻缘传〉作者非蒲松龄说》一文,[21]提出这种说法,徐朔方《论〈醒世姻缘传〉及其和〈金瓶梅〉的关[22]系》一文,认为此说为是。

三为河南人士说。童万周在《〈醒世姻缘传〉后记》中提出这一[23]说法。

四为兖州贾凫西说。徐复岭在《〈醒世姻缘传〉作者和语言考[24]论》一书中,提出了这种说法。

五为蒲松龄说。清代乾隆年间,已有《醒世姻缘传》作者是蒲松[25]龄的传闻。胡适先生在《〈醒世姻缘传〉考证》一文中,断定《醒[26]世姻缘传》作者是蒲松龄。孙楷第也以此说为是,并在其著作《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在“书目索引”《醒世姻缘传》书条下明确写上作者为蒲松龄。80年代以前几乎所有的文学史、小说史和辞典都[27]采用此说。一些海外学者也接受此说,如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普实[28]克、美国汉学家蒲安迪等。这一说法自50年代起遭到挑战,80年代之后,持此说的人已经不多。

六为丁耀亢说。最早提出“丁耀亢说”的是台湾学者刘阶平。[29]1962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中,关于《醒世姻缘传》作者问题,有一条小注:“有人认为是丁耀亢所作。”80年代以后,“丁耀亢说”有方兴未艾之势。

如上所述,20世纪60年代以来,逐渐有人提出《醒世姻缘传》的作者是丁耀亢。80年代以后,持“丁耀亢说”的内地学者,主要是田璞和张清吉。1982年,田璞在《河南大学学报》上发表《〈醒[30]世姻缘传〉的作者是丁耀亢》一文,从成书年代、作者籍贯、作者的艺术修养、作者的社会地位和主要性格特征、“西周生”与丁耀亢字“西生”之间的联系、丁耀亢的生平与《醒世姻缘传》的关联、《醒世姻缘传》与《续金瓶梅》的类同比较等方面进行分析,得出“《醒世姻缘传》作者是丁耀亢”的结论。这是第一篇明确论证“《醒世姻缘传》作者是丁耀亢”的学术论文。张清吉《〈醒世姻缘传〉作[31]者是丁耀亢》一文,也符合这一说法。

主张《醒世姻缘传》作者是丁耀亢的学者,还有凌昌和冯春田。凌昌在《文汇报》上发表《〈醒世姻缘传〉作者是丁耀亢》一文,认[32]为《醒世姻缘传》作者是丁耀亢。冯春田在《“西周生”即丁耀亢——〈醒世姻缘传〉辑著者证》一文中,认为《醒世姻缘传》中的人物刑皋门是丁耀亢自己的化身,而刑皋门与西周生在名字上有关[33]联,因此,丁耀亢就是西周生。对于反对“丁耀亢说”的学者所提[34]出的“作者籍贯和生活区域不合”、“言语风格特征不合”等问题,冯春田在此文中的解释是:《醒世姻缘传》作者署名是“西周生辑著”,而不是“西周生著”,因此,丁耀亢是在别人创作的基础上“辑著”而成,出现书中内容与丁耀亢身世相矛盾的情况,是“毫不可怪”的。

反对“丁耀亢说”的学者,主要是孙玉明、徐复岭等人。孙玉明[35]在其文章《丁耀亢是〈醒世姻缘传〉作者吗?》、《〈醒世姻缘传〉[36]作者“丁耀亢说”驳议》中,分别对田璞和张清吉的论证方法加以驳斥。孙玉明认为田璞将丁耀亢生平总结为五个方面、并与《醒世姻缘传》一一对照印证,从而就得出作者是丁耀亢的结论,这个等式是[37]“难以成立的”,是犯了混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逻辑错误。孙玉明认[38]为张清吉的论证方法也是犯了“逻辑推理性的错误”,“《新考》[39]中的《“化名”考》一章,则更是随意性极强的文字游戏”,《新[40]考》中的《方言简释》一章,也是“错误百出”。孙玉明更进一步举出《醒世姻缘传》中的一些内证,说明其作者不会是丁耀亢。徐复岭在《〈醒世姻缘传〉作者丁耀亢说平议》一文中,从“该书的成书年代”、“作者籍贯和所用方言问题”、“该书与《续金瓶梅》的语言风格和言语特征问题”、“某些’本事’问题”等方面,反驳了张清吉《〈醒世姻缘传〉新考》中的重要论据,从而否定《醒世姻缘传》[41]作者是丁耀亢的说法。

另外,姜纬堂在《西周生与北京》一文中,从《醒世姻缘传》作者对当时北京的熟悉程度的角度,考证出“西周生决没到过北京,也没有认真读过《帝京景物略》之类的书”,认为“编选过《帝京景物[42]略》的蒲松龄”不应当是西周生。根据这篇文章的考证,在北京居住多年的丁耀亢,就更不应当是《醒世姻缘传》的作者了。

丁耀亢究竟是不是《醒世姻缘传》的作者“西周生”呢?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定论,处于有待继续探索研究的阶段之中。

三、繁荣期——家世生平及戏曲、诗词、杂著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对丁耀亢是否是《醒世姻缘传》作者的热烈讨论,引起了学者们对丁耀亢家世生平的浓厚兴趣,同时也使他们感到了解丁耀亢身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学术界逐渐出现了一些论文和专著,展开对丁耀亢其人身世的研究。1997年5月在丁耀亢家乡山东诸城举办的“海峡两岸丁耀亢学术研讨会”,是丁耀亢研究史上的一大盛事,产生了第一部丁耀亢研究论文集——《丁耀亢研究——海峡两岸丁耀亢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该书收集论文十九篇,是近年来丁耀亢研究成果的汇报,也推动了丁耀亢研究的进一步蓬勃发展。

1995年出版的《〈醒世姻缘传〉新考》可以说是丁耀亢研究领域首次出现的“半部专著”,因为该书使用将近一半的篇幅考证了丁耀亢的家世生平和个性特质。丁耀亢研究领域的第一部专著,应当是1996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清吉撰《丁耀亢年谱》。

而1999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丁耀亢全集》,则可称得上是丁耀亢研究史上的一大盛事,标志着丁耀亢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确立了丁耀亢研究在古典文学研究尤其是明清之际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1991年7月,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金瓶梅艺术世界》一书,收有孙玉明《丁耀亢其人其事》一文。该文从三个方面展开对丁耀亢家世生平的研究:第一,家世与生平,认为丁耀亢生于明万历二十七年己亥(1599),卒于清康熙八年己酉(1669)。第二,传说考辨,对在诸城流传的关于丁耀亢的五个传说逐一加以考辨。第三,作品杂谈,联系丁耀亢的生平,评述其有关作品。

1991年11月,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张清吉的《〈醒世姻缘传〉[43]新考》一书。作者认为《醒世姻缘传》作者是丁耀亢,并且使用近一半的篇幅考证了丁耀亢的家世生平、思想道德观、精神气质、创作才华及其文风等。张清吉从《醒世姻缘传》一书的作者化名考、本事[44]考、方言考、与《续金瓶梅》的相似性、成书年代等方面,考证出《醒世姻缘传》作者是丁耀亢,并在书中附了《丁耀亢传》,成为海内外第一部研究丁耀亢生平的专著。

1996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清吉撰《丁耀亢年谱》,收入以下六部分内容:(一)《琅琊丁氏家乘·族谱序》;(二)丁耀亢正传及行述;(三)丁耀亢友人及后学赞咏;(四)丁公石祠碑文录;(五)丁耀亢著作书目及序跋选;(六)丁耀亢后嗣裔孙。《丁耀亢年谱》的出版,为丁耀亢研究提供了必要而珍贵的资料基础。

1999年3月,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李增坡主编、张清吉校点《丁耀亢全集》。《丁耀亢全集》分上、中、下三册。上册收编了丁耀亢的六种诗集和四种戏曲作品。这六种诗集是:《陆舫诗草》五卷、《椒丘诗》二卷、《江干草》一卷、《归山草》一卷、《听山亭草》一卷和《逍遥游》二卷。四种戏曲作品是:《化人游词曲》一卷、《西湖扇》二卷、《赤松游》三卷和《新编杨椒山表忠蚺蛇胆》二卷。中册收编丁耀亢小说《续金瓶梅》十二卷。下册收编了丁耀亢的四种杂著:《天史》十卷(附《管见》一卷,《集古》一卷,《问天亭放言》一卷)、《家政须知》一卷、《出劫纪略》一卷和《增删补易》十五卷。《丁耀亢全集》的出版,对于丁耀亢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丁耀亢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文献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古典文学戏曲研究的深入发展,对丁耀亢戏曲创作的研究工作,也有逐渐加强的趋势。对于丁耀亢现存的四部戏曲作品——《化人游》、《赤松游》、《西湖扇》、《表忠记》(又名《蚺蛇胆》),都有人作出分别或综合的研究。孙永和《清代戏[45]剧家丁耀亢及其创作》一文,评述了丁耀亢戏曲作品的总体成就。[46]郝诗仙、郭英德在《丁耀亢生平及其剧作》一文的第四部分“戏曲创作简评”中认为:“丁耀亢由明入清,躬逢沧桑之变……因而其剧作皆有一种乱世氛围、悲愤情感。”“喜好道家之学是其为人的一大[47]特点,也是其剧作的一大特点。”“作为遗民作家,集中表现在《西湖扇》里的是丁氏的‘遗民人格’。”“丁氏的传奇作品,是地地道道的诗人之剧,案头之剧……但作为诗人之剧,却有其突出的艺术特色。一、他以诗人特有的史识、史笔作传奇,增强了传奇的历史性……二、在戏剧结构上注意到以一人一事为主脑,使主要线索清晰明朗。……三、在曲词方面,也显示了丁氏作为诗人的特长……”[48]1999年出版的郭英德《明清传奇史》一书中认为:“丁耀亢堪称清朝前期明遗民人格的又一种类型……他的传奇作品便清晰地显示出逐[49]渐解脱遗民情结而诚心效忠新朝统治的思想演变轨迹。”[50]

有关丁耀亢现存剧作内容方面的研究,最早有周贻白《丁耀亢〈蚺蛇胆〉》一文,具体分析了丁耀亢的四种戏曲作品之一《蚺蛇[51]胆》(又名《表忠记》)。郭英德在《明清传奇综录》一书中,对此四部作品“辑其版本,辨其作者,述其情节,考其本事,评其得失”,[52]“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作出了扎实的考证。石玲在《蛇神牛鬼,[53]发其问天游仙之梦——〈化人游〉初探》一文中,对丁耀亢的四部剧作之一——《化人游》的思想内涵,作了具体的解读。石玲《丁耀亢剧作论》一文,则对丁耀亢的四部剧作的思想内涵分别加以研究。该文分为四个部分:(一)蛇神牛鬼,发其问天游仙之梦——《化人游》;(二)借史言志,仇闯恋明,怀旧归隐——《赤松游》;(三)为他人作嫁衣裳,亦冀自嫁——《西湖扇》;(四)没有成效的[54]表忠献策——《表忠记》。孔繁信《丁野鹤戏曲创作简论》一文,主要论述了以下三个问题:(一)关于爱情剧《西湖扇》;(二)《表忠记》是丁氏历史剧的杰作;(三)关于历史剧《赤松游》和幻想剧[55]《化人游》的一些看法。

对于丁耀亢戏曲艺术成就方面的研究,陈美林、吴秀华在《试论丁耀亢的戏曲创作》一文中,认为丁耀亢的剧作在内容上表现了浓厚的遗民情结,反映了入世精神和出世情怀的矛盾,艺术上富有表现力,曲词优美,讲究结构布局,塑造了生动真实的艺术形象,意境宏阔新

[56]颖。关于丁耀亢剧论方面的研究,80年代末,秦华生在《丁耀亢剧[57]作剧论初探》一文中作了初步的探索。90年代后期,黄霖在《略谈丁耀亢的戏曲观》一文中,从自然观、布局论、悲喜剧论等几个角度,[58]探讨了丁耀亢的戏曲观。

20世纪90年代以后,关于丁耀亢诗词、杂著的研究,也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对于丁耀亢诗词方面的研究,现只有张崇琛的《丁耀亢佚诗〈问天亭放言〉考论》一文。该文考证了诗集《问天亭放言》的写作时间、总体风格以及在丁耀亢创作史上的地位。作者认为本诗集表明“此时的野鹤情趣上耽于田园,而其内心深处,却仍然有着一种慷慨不平之气”,“作者隐居期间外界社会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情,也在诗集中得到反映”,“《问天亭放言》中的诗歌,也为我们提供了不少野鹤早年交游的情况。这无论对明季社会风习的研究,还是对鼎革前后文人倾向的把握,都具有重要意义”,“《问天亭放言》中的诗歌,就其总体风格而言,的确与野鹤后来的亢厉激越颇不一致。但也不尽然”,“野鹤诗风之变,在其早年诗作中已露端倪”,“集末所附录的《山居歌》和《田家歌》各一首,也是很值得注意的两篇作品”,“这虽是不同于《问天亭放言》中所有其他诗篇的另外一类诗歌,然而却成为野鹤此后小说和戏曲等通俗作品创作的先声。例如,野鹤戏曲中大量通俗、幽默而又极富生活情趣的曲词,以及《续金瓶梅》中的若干对偶俚语,都是沿着这两首歌谣的路子在进行创作[59]的。”

对于丁耀亢的诗词、杂著等作品,鲁海在《丁耀亢著述考》一文[60]中作了必要的版本梳理工作。该文对丁耀亢一些主要著述的写作时期、主要内容、版本情况作出提示性的辨误和梳理。该文考证的丁耀亢著述有:《逍遥游》二卷、《陆舫诗草》五卷附陆舫诗补遗、《椒丘诗》二卷、《江干草》一卷、《归山草》一卷、《听山亭草》一卷、《丁野鹤诗抄》十卷、《出劫纪略》一卷、《续金瓶梅》前后集和《天史》十卷,这些考证可以作为阅读和研究《丁耀亢全集》的必要辅助工具。

还有一篇关于丁耀亢研究的总结性文章,即赵新的《野火烧不[61]尽,春风吹又生——写在〈丁耀亢全集〉出版发行之时》。该文介绍了丁耀亢著作在清代的刊刻、著录以及被禁的情况,并指出“孙殿起的《知见录》著录的《丁野鹤遗稿》与周妙中《清代戏曲史》著录的《丁野鹤先生遗稿》应该是一本书”。该文肯定丁耀亢是“诗人、剧作家、小说大师”,并肯定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的《丁耀亢全集》是“珍贵的版本”,在学术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该文认为一系列丁耀亢研究论文和论著的出现,使“长期淹没于历史尘埃中的丁耀亢终将回到人间”,认为“恢复丁耀亢在文学史上的应有的地位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纵观丁耀亢研究小史,丁耀亢的小说和戏曲作品的研究工作已初具规模,诗词、杂著等方面的研究也已有了开端。这些成果,对研究明清之际的历史文化和丁耀亢文学成就本身,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但就目前来看,对于丁耀亢的小说戏曲作品,还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余地,而有关丁耀亢家世生平以及诗词、杂著等方面的研究,则有待全面展开。[1] 《隋炀帝艳史》出现在崇祯初年,具体年份尚不可知。因其内容与《隋史遗文》有一定的关联,故与出现在崇祯六年(1633)的《隋史遗文》同放在这一时期论述。[2] 有的版本作者题署“七峰樵道人”。[3] 《铁冠图》有两种版本,八卷本题“松滋山人编”,四卷本题“南亩老农辑”。[4] 有的本子题“天花藏主人述”,有的本子题“烟水散人编次”。[5] 本段观点主要参照张俊老师的《小说史》讲义。[6] 如李忠昌:《试论明末清初小说的历史贡献》,《明清小说论丛》第三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7] 一部全集是李增坡主编、张清吉校点《丁耀亢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三部专著是:张清吉《〈醒世姻缘传〉新考》,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张清吉《丁耀亢年谱》,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李增坡主编《丁耀亢研究——海峡两岸丁耀亢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8] 张兵:《丁耀亢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中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4期。[9] 孙言诚:《〈续金瓶梅〉的刻本、抄本和改写本》,《金瓶梅艺术世界》,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10] 石玲:《〈续金瓶梅〉的作期及其他》,《金瓶梅艺术世界》,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11] 叶桂桐:《从〈续金瓶梅〉看〈金瓶梅〉的版本及作者》,《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哲社)1989年第2期。[12] 朱叔眉:《论〈续金瓶梅〉及其删改本〈隔帘花影〉和〈金屋梦〉》,《明清小说论丛》(1),春风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13] 余嘉华:《评〈金瓶梅〉的续书〈隔帘花影〉》,《湖北时代学院学报》(哲社)1989年第4期。[14] 时宝吉:《〈续金瓶梅〉所表现的爱国主义精华》,《殷都学刊》1991年第2期。[15] 罗德荣:《〈续金瓶梅〉主旨索解》,李增坡主编《丁耀亢研究——海峡两岸丁耀亢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68页。[16] 王汝梅:《丁耀亢的〈续金瓶梅〉创作及其小说观念》,李增坡主编《丁耀亢研究——海峡两岸丁耀亢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62页。[17] 参见《金瓶梅续书三种》,齐鲁书社1988年版。[18] 周钧韬、于润琦:《丁耀亢与〈续金瓶梅〉》,《明清小说研究》1992年第1期。[19] 张俊:《清代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1、42页。[20] 李葆恂:《旧学庵笔记》,义州李氏刻本,1916年刊。[21] 金性尧:《〈醒世姻缘传〉作者非蒲松龄说》,朱东润等主编《中华文史论丛》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22] 徐朔方:《论〈醒世姻缘传〉及其和〈金瓶梅〉的关系》,《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收入徐朔方:《小说考信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23] 童万周:《〈醒世姻缘传〉后记》,《醒世姻缘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24] 徐复岭:《〈醒世姻缘传〉作者和语言考论》,齐鲁书社1993年版。[25] 胡适:《〈醒世姻缘传〉考证》,亚东版《醒世姻缘传》附录,收入《胡适学术文集·中国文学史》,中华书局1998年版。[26] 孙楷第:《一封考证〈醒世姻缘传〉的信》,亚东版《醒世姻缘传》附录,或名《与胡适之论醒世姻缘书》,收入《沧浪后集》。[27] 参见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谭正璧:《中国小说发达史》,启业书局;柳存仁:《中国小说史》,香港大众书局;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小说史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28] 蒲安迪:《逐出乐园之后:〈醒世姻缘传〉与17世纪中国小说》,见乐黛云等主编《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29] 见台湾学者王素存:《醒世姻缘传作者西周生考》。[30] 田璞:《〈醒世姻缘传〉的作者是丁耀亢》,《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1982年第5期。[31] 张清吉:《〈醒世姻缘传〉作者是丁耀亢》,《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32] 凌昌:《〈醒世姻缘传〉作者是丁耀亢》,《文汇报》1997年7月29日第12版。[33] 冯春田此论的依据是刑皋门名刑宸(星辰),丁耀亢的“亢”就是星辰的名字;晋潘岳《西征赋》中有“秣马皋门,税驾西周”之语,因而刑皋门与西周生有关联;此外,刑皋门这个人物形象与丁耀亢有相似之处。冯春田《“西周生”即丁耀亢——〈醒世姻缘传〉辑著者证》,李增坡主编《丁耀亢研究——海峡两岸丁耀亢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34] 语出徐复岭的《〈醒世姻缘传〉作者丁耀亢说平议》,见徐复岭《〈醒世姻缘传〉作者和语言考论》,齐鲁书社1995年版。[35] 孙玉明:《丁耀亢是〈醒世姻缘传〉作者吗?》,《蒲松龄研究》1993年第3~4期合刊。[36] 孙玉明:《〈醒世姻缘传〉作者“丁耀亢说”驳议》,《明清小说研究》1994年第2期。[37] 孙玉明:《丁耀亢是〈醒世姻缘传〉作者吗?》,《蒲松龄研究》1993年第3~4期合刊。[38] 孙玉明:《〈醒世姻缘传〉作者“丁耀亢说”驳议》,《明清小说研究》1994年第2期。[39] 孙玉明:《〈醒世姻缘传〉作者“丁耀亢说”驳议》,《明清小说研究》1994年第2期。[40] 孙玉明:《〈醒世姻缘传〉作者“丁耀亢说”驳议》,《明清小说研究》1994年第2期。[41] 徐复岭:《〈醒世姻缘传〉作者丁耀亢说平议》,见徐复岭《〈醒世姻缘传〉作者和语言考论》,齐鲁书社1995年版。[42] 姜纬堂:《西周生与北京》,《明清小说研究》1992年第2期。[43] 张清吉:《〈醒世姻缘传〉新考》,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44] 张清吉在《〈醒世姻缘传〉新考》中,认为《醒世姻缘传》和《续金瓶梅》“主导思想一脉相承;部分情节蹈袭合辙;语言风格同出一科;结构手法毫无二致”,因此认定两书作者是同一个人。[45] 孙永和:《清代戏剧家丁耀亢及其创作》,《戏剧丛刊》1988年第6期。[46] 郝诗仙、郭英德:《丁耀亢生平及其剧作》,《齐鲁学刊》1989年第6期。[47] 以上引文见郝诗仙、郭英德:《丁耀亢生平及其剧作》,《齐鲁学刊》1989年第6期。[48] 以上引文见郝诗仙、郭英德:《丁耀亢生平及其剧作》,《齐鲁学刊》1989年第6期。[49] 郭英德:《明清传奇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27页。[50] 丁耀亢现存四部戏曲作品是《化人游》、《赤松游》、《西湖扇》、《表忠记》,另有两部《非非梦》、《星汉槎》仅存篇目,内容已佚。参见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51] 周贻白:《丁耀亢〈蚺蛇胆〉》,《周贻白戏剧论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52] 引语见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中聂石樵《序》,见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53] 石玲《蛇神牛鬼,发其问天游仙之梦——〈化人游〉初探》,《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1990年第3期。[54] 石玲:《丁耀亢剧作论》,李增坡主编《丁耀亢研究——海峡两岸丁耀亢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55] 孔繁信:《丁野鹤戏曲创作简论》,李增坡主编《丁耀亢研究——海峡两岸丁耀亢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56] 陈美林、吴秀华:《试论丁耀亢的戏曲创作》,李增坡主编《丁耀亢研究——海峡两岸丁耀亢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57] 秦华生:《丁耀亢剧作剧论初探》,《戏曲研究》(31),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58] 黄霖:《略谈丁耀亢的戏曲观》,李增坡主编《丁耀亢研究——海峡两岸丁耀亢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59] 张崇琛:《丁耀亢佚诗〈问天亭放言〉考论》,李增坡主编《丁耀亢研究——海峡两岸丁耀亢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57、258、260、263、264、265页。[60] 鲁海:《丁耀亢著述考》,《山东图书馆季刊》1991年第1期。[61] 赵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写在〈丁耀亢全集〉出版发行之时》,《明清小说研究》1999年第4期。

第四章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的地域分布

对目前可知的材料加以整理,我们发现,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的生活地域多集中在江南一带,籍贯或主要活动地域在北部和岭南的极少,几乎没有,这也许和明清两代北人尚武、南人习文的社会风气及江南重视科举考试的教育背景有关。在明清之际,江南是文人政治参与性最高而遭受打击也最重的地域,这种地域特征,在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创作心态中有着显著的表现。

第一节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多是江南人

自东西两晋以来,原先强宗云集的西北、华北地区,大部分世家大族都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逐步南移而迁往华东、华南和西南地区。尤其在南宋以后,这种迁移更是整体性的、大规模的。据各种宗族谱牒所记载的家族渊源和迁徙路线,可以看出,一部分关中大族沿蜀道进入四川盆地和云贵地区;华北大族的一部分迁往关外,进入内蒙古和松辽地区,另一部分则南迁,分布在今淮北、苏北、浙江东南和闽南沿海及台湾地区;大部分中原大族沿着长江、淮河、赣江而下,迁往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东、台湾地区。连续数百年的整体性移民浪潮,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深远,改变了汉人宗族原先北强南弱的分布态势。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在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实力渐渐压倒北方。本章所说的江南,从行政划分来说,大致包括今天的江苏、安徽、浙江、江西、上海四省一市;在地理范[1]围上属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淮海地区和赣江流域。

从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的籍贯中可以看出,他们大多是江南人士。有的作家虽然籍贯不在江南一带,但却长期寓居江南,或多次到江南游历。他们的小说创作,往往也是在江南进行的。作家基本上集中在某一地区,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乃至文学史上都是不多见的。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多集中在江南地区的原因,与当时南北分流的政治心态和江南地区重要的经济文化地位有关。可以说,正是明清之际江南一带独特的地域文化,促进了小说的创作和出版,造就了众多的小说作家。明清之际部分小说作家生活地域简表

从此表中可以看出,明清之际原籍在乌程、吴县、钱塘的小说作家最多,分别有三位;别号中有“西湖”、“吴”、“江”等地域标志的小说作家最多,只有少数几位作家在别号中分别标署“东鲁”、“齐东”、“圣水”等。由于钱塘、苏州、金陵是当时东南的三个文化中心,寓居在此三地的小说作家为数更多。

在江南一带中,籍贯在浙江的小说作家最多。其中乌程一地就有凌濛初、陈忱、董说三位小说家。另外,李渔是浙江兰溪人,编撰《吕祖全传》的汪象旭是浙江萧山人,烟水散人徐震是浙江嘉兴人。

明清之际活动在钱塘的小说家更是非常之多,如陆云龙、陆人龙、周楫等人,籍贯就在杭州。其他一些小说家如丁耀亢、袁于令等人,则曾长期或短期寓居于此。崇祯六年(1633),袁于令在《隋史遗文序》中,署“崇祯癸酉玄月无射日,吉衣主人题于西湖冶园”。当时[2]袁于令四十一岁。李渔曾于四十多岁到五十多岁之间在杭州居住十年时间,之后到南京居住二十年,然后又回到杭州终老。他的《无声戏》和《十二楼》都是在杭州创作、刊刻的。丁耀亢的《续金瓶梅》于顺治十七年(1660)完稿,当时丁耀亢正在杭州西湖。

作家别号中与“西湖”有关联的,譬如《醋葫芦》的作者“西子湖伏雌教主”、 《皇明中兴圣烈传》的作者“西湖义士”以及《弁而钗》、《宜香春质》的作者“醉西湖心月主人”,等等,他们的小说创作活动都应当在杭州西湖附近。“秋磊道人”、“酌元亭主人”也是在杭州从事小说创作的。从《七十二朝人物演义》首序署名“庚辰仲秋秋磊道人撰于西子湖之萍席”看,编撰者“秋磊道人”是在西湖完成创作的。“酌元亭主人”编著的《照世杯》,编成于顺治末年至康熙初年,地点也在杭州。《照世杯》序署“吴山谐野道人载题于西湖之狎鸥亭中”,据序中说明和序的署名看,《照世杯》当编于杭州。可以说,杭州是明清之际小说作品创作和刊刻的一个中心地区。

除浙江外,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另一个主要活动地区是江苏,尤其是苏州。此时小说作家中,籍贯在吴县(今苏州)的小说家就有冯梦龙、袁于令、金圣叹三位。虽然不知籍贯在何地,但名号中与苏州有关的作家也不少。苏州是故吴的国都,作家名号中有“古吴”、“吴门”、“吴”等地域标识的,应当都与苏州有关。活跃在吴地的小说作家很多。《孙庞斗智演义》的作者“吴门啸客”、《鼓掌绝尘》的编著者“古吴金木散人”、《新编剿闯小说》的作者“西吴懒道人”,从[3]其别号来看,都应是吴地一带人。《樵史通俗演义》的作者“江左樵子”,也是吴地人。孟森先生在《重印樵史通俗演义序》中,曾推断“江左樵子”的身份:“其人盖东林之传派,而与复社臭味甚密,且为吴中人而久宦于明季之京朝者。”指明“江左樵子”是“吴中人”,但长久以来居住在都城北京过着仕宦生涯。孟森先生还认为此[4]书的评点者“钱江拗生”和作者“江左樵子”是同一个人。

在苏州从事小说创作的作家就更多了。明清之际苏州书坊众多,这些书坊又主要是刊刻小说和戏曲作品,从理论上讲,活动在苏州的小说作家应当非常多。从有关记载,我们也可以看出诸多小说作家在苏州的活动。譬如《石点头》的作者天然痴叟,就可能是在苏州从事小说创作的。为其作序者署名“古吴龙子犹撰”,有可能是冯梦龙。作序,也有可能是托名冯梦龙。但即使是托名,作序者可能也和冯梦龙一样,在苏州生活。一般说来,为小说作品作序跋的人,应当是小说编著者身边的人;从刊刻地点来看,《石点头》的原刊本,是崇祯年间苏州叶敬池书种堂所刊;从作品本身来看,《石点头》的书名又取自生公在苏州说法的故事。这些迹象都说明,其作者可能为苏州人或寓居苏州者。烟水散人也在苏州从事小说创作。他的《珍珠舶自序》题“鸳湖烟水散人自题于虎丘精舍”,虎丘在苏州,故烟水散人有可能是寓居苏州、专门为苏州的书坊主从事小说创作的“专业作家”。

南京是明清之际第三个小说创作中心。虽然我们目前尚不能考知籍贯南京的作家有多少,但从现有资料看,明清之际活动在南京的小说家很多。李渔曾在南京居住二十年。袁于令、凌濛初、方汝浩也都曾在南京住过。袁于令《南音三籁序》署“康熙戊申仲春书于白门园寓,七十七龄老人箨庵袁于令识”。“白门”是南京旧称。据袁中道《游居柿录》记载,他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三月后游南京时,曾在珍珠桥凌寓会见凌濛初,说明凌濛初在南京居住过一定时期。方汝浩在小说作品中署名“荥阳清溪道人”,而“清溪”在南京,方汝浩[5]可能是寓居南京的河南人,或者是流寓南京的河南人的后裔。

另外,东鲁落落平生、吟啸主人、齐东野人应也都是寓居南京的作家。东鲁落落平生是《玉闺红》的作者,其别号中题“东鲁”,籍[6]贯或原籍似为山东人。但小说创作是在南京进行的。《绣像玉闺红全传》前有崇祯四年(1631)湘阴白眉老人序。序中说东鲁落落平生的大致生平是:幼秉天资,才华素茂,弱冠走京师,遍交时下名士,互为唱和。而立至江南,文倾一时,遂得识荆。君为人豪放任侠,急人所急。第困于场屋,久不得售,遂弃之去……退而著述,所作甚多。

白眉老人说东鲁落落平生“而立至江南”,则其本不是江南人。之后就说其在南京的种种作为:先是参加科考,后因“久不得售”而“弃之去”、“退而著述”,但并没有说东鲁落落平生又去到其他地方。此序中说及落落平生最近(“今春间”)又送来小说《玉闺红》让白眉老人看,而小说又是在南京的文润山房刊刻的。综上种种,我们是否可以说:东鲁落落平生应当是一位在南京从事小说创作的外籍落第生员?

吟啸主人创作《平虏传》时,也居住在南京。《平虏传序》属“吟啸主人书于燕子矶上”,燕子矶在南京,说明吟啸主人至少写作此书时在南京,或是南京人,或是寓居南京。

至于《隋炀帝艳史》的作者齐东野人,委蛇居士在《隋炀帝艳史题辞》中说道:“余友东方裔也,素饶侠烈,复富才艺,托姓借字,构《艳史》一编,盖即隋炀帝事而详谱之云。”“东方裔”,可能指齐东野人的祖辈曾在“东方”,也可能指齐东野人的籍贯在“东方”,在没有其他资料参证的情况下,不能遽然而定。但齐东野人创作《隋炀帝艳史》时,应当在南京。《隋炀帝艳史》最早有崇祯四年(1631)金陵人瑞堂刊本。委蛇居士《题辞》后署“擕李友人委蛇居士识于陶陶馆中”(擕李在今浙江嘉兴西南)。委蛇居士应当是居于南京的浙江人氏。根据古代小说题辞的惯例,委蛇居士或者是作者齐东野人本人的又一托名,或者是齐东野人身边的友人,或者是出版小说的书商,这三种情况都应可证明齐东野人是在南京创作的小说。委蛇居士《题辞》中又特意提到“余友东方裔也”,则齐东野人此时不在“东方”可知。

综上可知,杭州、苏州和南京,是明清之际小说创作、刊刻的三个中心地区。

另外,《梼杌闲评》的作者,不题撰人。缪荃荪《藕香移别钞》和邓之诚《骨董续记》都推测其作者是明末史学家李清。欧阳健先生又从时代、史才、对明末党争宅心仁恕、对李清祖父李思诚所持的回护态度、对苏北里下河地区的地理、风俗人情及语言极为熟悉等方面,[7]进一步推证《梼杌闲评》的作者是李清。李清是今江苏兴化人。《鸳鸯针》的作者华阳散人,王汝梅在《〈鸳鸯针〉及其作者初探》一文中认为是江南丹徒人吴拱宸。根据是清人卓尔堪选辑的《明遗民诗》卷十四选吴拱宸诗两首,在目录下小传里介绍:“字襄宗,号华阳散人,丹徒孝廉,肆志山水,终于茅山。”在诗题作者名下又写道:“襄宗,号华阳散人,江南丹徒人,觚斋集。”《豆棚闲话》的作者圣水艾衲居士,有人认为应当是北方人。上海古籍出版社《豆棚闲话》出版说明中指出:“杭州西湖旧名明圣湖,又今杭州慈圣院有吕公池,宋乾道年间,有高僧能取池水咒之以施,病者取饮立愈,号圣水池。如果艾衲居士所题圣水即指此,那么他可能是杭州人。”但杜贵晨先生据《水经注》及古今相应的地志记载,认为“圣水”是北京房山县琉璃河的古称,清代犹沿用,故作者[8]可能籍贯或原籍是北京房山人,久居江南,或是杭州寓公。

按书中写在江南豆棚下纳凉闲话,“栽得豆苗堪作荫,胜于亭榭又生香”。但第十二则中写道:“只因向来没人种他,不晓得搭起棚来,可以避暑乘凉,可以聚人闲话。”说明豆棚不是当地习见事物。书中运用浙江方言,或许作者在浙江生活时期较长。但作者《弁言》引其同乡先辈诗人徐菊潭诗句曰:“池塘六月由来浅,林木三年未得长。”北方少雨,故池塘水浅,林木懒长。因此,《豆棚闲话》作者的籍贯,似应以北京房山为是。《禅真逸史》和《禅真后史》、《东度记》,都是南京、杭州、浙江堇县一带刊刻的。《禅真逸史》有峥霄馆刊本。峥霄馆是明末杭州著名书坊,其主人即号翠娱阁主人的陆云龙。《禅真逸史》有署名“仁和诸某”和“古越徐良辅”的两篇序。《禅真后史》有翠娱阁主人序,钱塘金衙刊本。方汝浩的《东度记》有明末万卷楼刊本,万卷楼是浙江堇县丰氏兼营出版业务的藏书楼,故方汝浩可能是在浙江一带进行小说创作的。

然而,只凭借作家别号中所自许的地域,来断定作家本人的籍贯,其做法本身似有欠严密,从历史实际来看,更是不可全信。那些被迫迁移南方的北方人,有许多依然自署北方籍贯。仅就南京一地来说,西晋末年为避北方战乱渡江南来的汉人,就曾因大量的南渡人口而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当时流亡的北方政府,不得不在南京周围建立专供北方人居住的“侨郡”,这些“侨郡”仍然以北方原来的郡县命名,如“南徐州”、“南东海”、“南兰陵”等。而当时的士人并不会把南北同名的郡县混同起来,于是常常有意无意地在文章中省掉“南”字。这就给后人的理解和研究制造了相当大的麻烦。譬如撰写《金瓶梅》的“兰陵笑笑生”,至今也无人能够肯定他是北“兰陵”人,还是南“兰陵”人。

远的暂且不论,就明朝而言,朱元璋定都南京之后,为了稳定统治和繁荣都城,也曾大举移民。他将南京城内的部分元朝遗民,举家迁往云南;又将江苏、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四川等地的一万五千户富豪逼入南京,并将全国大约五分之一的手工业匠户调入南京。据说至今在云南的一些地方,还能找到一些带有南京口音并能演奏江南丝竹的老乡,背井离乡六百余年之后,乡音仍旧不改,旧曲尚能不

[9]忘。由此反推,从北方迁移到南方几百年之后的北人后裔,为纪念祖先或出于其他考虑(譬如标榜自己与周围人的不同),在名号中署以几百年前的旧籍,似也不足为奇。因此,不能因为作家在别号中署名“东鲁”人,就认定作家就是山东人;同样,似乎也不能因为作家别号中署有“古吴”、“江淮”等,就认定作家一定是江浙一带人。

判别这些作家的籍贯和生活地域,还应从作品中透露的生活质地和语言风格综合来看。在署名只用别号的明清之际小说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品的语言大多运用江南方言,就连署名“荥阳清溪道人”的方汝浩和署名“圣水艾衲居士”的艾衲居士也不例外。

总之,从籍贯来看,明清之际小说作家中大多数是江南人。本节“明清之际部分小说作家生活地域简表”中所列确切可知籍贯的十六位作家中,籍贯在江南的有十四人,只有丁耀亢、艾衲居士籍贯不在江南,但他们都曾寓居江南或多次到江南一带游历,他们的小说创作也都是在江南进行的。

另外,还有不少小说作家只署别号,别无生平资料可考。他们在别号中大多标明是江南一带人。从“明清之际部分小说作家生活地域简表”中可知,只署别号的作家共有十九位,在别号中标明是江南一带人的作家有十四人,只有两位作家在别号中标明是“东鲁”人,另外还有三位作家分别标明是“齐东”人、“圣水”人和“江夏”人,真正籍贯不得而知。

由上文可知,标明自己是非江南人的士人,自身未必就不是江南人,或许只是其先祖不是江南人而已。即使这几位作家确实是非江南籍人士,就其比例来说,在明清之际小说作家中也只是极为少数的几位。

因此,我们可以说,明清之际的小说作家,绝大多数都是生活在[10]江南一带的士人,他们的主要活动地区是杭州、苏州和南京。

第二节 江南地域文化对小说作家的影响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的生活地域多集中在江南一带,江南地区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对作家心态的影响是很大的。

从自然环境上讲,江南地区土地肥沃,资源丰富,人口众多,文化繁荣,称得上是人杰地灵。无论在明朝还是清朝,都是全国的经济命脉所在。经济的繁荣往往能促进文化的繁荣,而小说的创作和刊印,正是文化繁荣的一种表现。仅以苏州为例,明清之际小说的创作中心苏州,也是当时全国丝织业的中心,出现了众多民间机户,俨然如近代的雇佣工人。发达的手工业进一步带动了商业的发展,商业的发展则更有利于文化的发展。别的不说,江南地区造纸业、印刷业的发展,和爱好藏书的风气,都有利于当时小说的发展。

江南地区富庶人家较多,有一定财力基础和一定教育基础的人较多,图书收藏的风气一时蔚然盛行。苏州、金陵、常熟、扬州和浙江地区,都是明清之际藏书楼比较集中的地区,著名的藏书家和藏书楼有常熟钱谦益的绛云楼、毛晋的汲古阁、赵琦美的脉望馆、堇县范氏的天一阁、华亭陈继儒的宝颜堂、会稽祁彪佳的澹生堂等。这些藏书家的藏书目的,有的是为自己著书做学问;有的则为校勘出版之用;有的单纯以收藏为主要目的,既不忙于著述,也不校勘出版。这些藏书家都对保留古籍作出了重大贡献。藏书的风气,为小说的创作提供了素材基础和文笔基础:由于整个社会的藏书量较多,故小说作者可以阅读的书籍相应增多,他们能在阅读中找到更多的写作素材;阅读量的增加,使读书人的文笔日渐得以熏陶、成熟。

江南参加科举考试的生员的增多,也促进了小说的创作。小说作家大多在科考落选者和尚未中举者之列。据日本学者大木康先生考察,明清两代白话小说的作者大多是诸生,而当时江南诸生最多,这或许[11]是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多为江南人的重要原因。

由于人才荟萃,江南地区文学艺术非常发达,名士云集,诗歌、书法、绘画艺术都颇有成就。隆庆、万历年间的名士徐渭、屠隆,分别是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和浙江堇县人,他们愤世嫉俗、放荡不羁的名士风度,影响到小说作家狂放、郁狂的精神面貌、性格特征的形成。采用浙江东部方言写成的《豆棚闲话》,语言风格亦庄亦谐,思想内容同古今定论、世俗成见大唱反调。或许艾衲居士深受当时名士的精神浸润。当时画坛“领袖”董其昌,是松江花亭人。他的书法作品疏宕秀逸,自成一格;其画风清润明秀,对明清之际画坛影响很大。丁耀亢为诸生时游历江南,曾拜他为师。

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中的顾炎武和黄宗羲,都是江南人。顾炎武是江苏昆山人,原名绛,字忠清,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改名炎武,字宁人。顾炎武不但亲身参与南明抗清斗争,南明结束后坚持抗清立场直到临终。黄宗羲,浙江余姚人。他是东林党人黄尊素的长子。天启六年(1626),魏忠贤在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六君子案”之后,又罗织“聚徒讲学”的罪名,派人往江南一带缉捕东林党人高攀龙、周顺昌、缪昌期、李应升、黄尊素等人。这一次逆行引发了震惊全国的苏州“开读之变”,苏州平民发动了一场自发的反对阉党的暴动,颜佩韦、杨念如、周文元、马杰、沈扬等五人英勇就义。这一年黄尊素被害死亡时,黄宗羲才十七岁。崇祯元年(1628),魏忠贤一案被定性为逆案之后,十九岁的黄宗羲北上入京,寻找当年迫害其父的逆党元凶许显纯等人,手锥仇敌,壮烈凛然,声震朝野。国亡后则潜心治学,反思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寻找治国强民的道路。

身为明清之际思想界巨子之一的朱之瑜,浙江余姚人。朱之瑜在国亡后流亡日本,发誓清朝一日不灭,一日不踏入清朝占领的国土一步。他渊博的思想和高尚的品格深得日本人尊重,对日本近代思想学术影响很大。哲学家、科学家方以智,安徽桐城人,早年参与主盟复社,晚年为僧。明亡后立志编纂明代史事、著《国榷》的谈迁,浙江海宁人。

在明代,江南地区在全国始终居于极为重要的地位。政治地位尤其如此。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出生在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死后皇陵(孝陵)建在南京。朱棣迁都北京之后,在南京仍然保留了一套与北京大致相同的中央政府机构,“政本固在南”,已成为有明一代的基本思维定式。而且,江南地区拥有全国最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和频繁的内外贸易,是支撑整个王朝的财富之源。无论从区域文化的发展、人才的培养选拔、杰出人物的贡献等方面来衡量,江南都具有绝对的优势。

一般情况下,江南地区应当受到统治者的充分重视,但在明清两代,江南士人却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和制裁。或许是为了使南北双方的权力大致平衡,以便于政府的统治,从明洪武帝朱元璋开始,似乎历代皇帝都有意裁制南人,抬高北人的地位。洪武三十年,考官刘三吾、白信蹈所录取的人中,有五十二人都是南士,所取第一名陈安也是南士。洪武帝认为两位出身江南的考官结党营私,有意多取南士以为臂膀,命侍读张信等十二人重新披阅试卷,陈安仍在被取之列。洪武帝大怒,诛杀白信蹈、张信、陈安等人,把刘三吾流放边关,亲自阅卷,录取六十一人,都是北士。自此以后,明代科举分南、北、中卷,南北取士皆有一定名额。明成祖永乐帝朱棣原为燕地藩主,起家于北地,在逼走建文帝夺取皇位之后,不得不任用南士,但“思得[12]北士用之”。

永乐帝将都城从南京移到北京之后,不断有大臣上书,陈述将都城建在北京的种种不便,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南方物产丰富而北方土地贫瘠,都城生活用品大部分都是从南方运来的,还都南京,则可“省[13]南北转运供亿之烦”。[14]

明代朝廷中大臣之间的南北之争本来就很激烈,有时皇帝还要直接干预,这在天顺、成化朝作为突出。《明史》卷一七六《岳正传》记英宗对岳说:“尔年正强壮,吾北人,又吾所取士,今用尔内阁,其尽力辅朕。”同卷《彭时传》曰:“帝爱时风度,选庶吉士。命贤尽用北人,南人必若时者方可。”《明史》卷一七七《王翱传》记翱“性不喜南人士。英宗尝言:‘北人文雅不及南人,顾质直雄伟,缓急当得力。’翱由是益多引北人。”

在南北之争中,江南士人一度处于劣势状态。由于政治实权掌握在北京政府手中,南京政府官员属于闲职,官员从北京调往南京就成为一种贬谪。明朝中期之后党争激化,在朝失意官员和朝中的反对派多集中在南京和南京周围地区,南北政治力量出现了两个经常对立的中心。北士、南士彼此成见也日益加深。明代历史中南北对峙的程度之深,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罕见的。北士、南士又渐渐结成不同的党社,互相斗争。

明中后期的东林党运动,是南北之争的一个总爆发。后来有“小东林”的复社兴起,更是逐渐推动了江南地区士人和平民关心政治风向、积极参与政治事件的风气。复社前期重在科举,编选时文,笼络青年士子;后期重在政治,联合东林遗孤,组织集会,发动清议,发表不同政见,反对魏阉逆党余孽。复社俨然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迫使权臣薛国观内阁倒台。甲申事变之后,复社成员大多积极参与反清复明的武装抗清运动。

复社等社团组织对小说作家的生活和创作心态影响较大。一些小说作家本身就是党社中人,如董说是复社成员,直接师从复社党魁张溥。还有一些小说作家与党社中人交往密切,如陆云龙与复社、几社成员都有交往。

江南地区在顺治年间比北方遭受到更为深重的战火蹂躏。在清朝统治者入侵中原时,江南地区的抵抗最为激烈,同时由于江南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优势,清初统治者也重点在江南进行军事打击和思想管制。从顺治元年(1644)弘光政权建立,直到顺治十八年(1662)永历帝和鲁王先后去世,存在于江南地区的南明各路政权,在明遗民和清朝统治者双方力量的心中,都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因而明清易代之际江南地区的反抗最激烈,罹难也最深重。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三月,多铎率领的清军进军江南,四月攻陷扬州,下令屠城十日,史称“扬州十日”,南明抗清大将史可法遇难。同年六月至八月,江阴民众奋起抗清,前后持续八十天,杀死清军七万五千人,包括三位王爷和十八名大将。城破后,清军屠城三日,残杀十七万人,屠城后全城只剩五十三人,史称“江阴三日屠”。同年六月中旬至七月初、七月下旬和八月中旬,清军在嘉定遭到猛烈抵抗,前后进行三次大屠杀,史称“嘉定三屠”。短短四个月的时间内,在江南地区陆续进行的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深深伤害了江南民众的感情,历史上血腥的这一页,久久铭刻在江南民众的心中。

一些亲历屠杀现场的幸存者,纷纷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成文,小说《海角遗篇》和《七峰遗编》,都是根据有关这些事件的笔记整理编撰的。直到顺治十七年(1660),寓居杭州的丁耀亢在他创作的小说《续金瓶梅》中,还托古寓今,描摹着战乱时代的人间惨剧。丁耀亢因此书而得罪清朝统治者,被投进监狱,事非偶然。

受明清之际江南地区浓厚的政治空气影响,小说作家写出了一部部及时反映时代风云的时事小说,此时其他派别小说如传统的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神怪小说、世情小说、话本小说等,也大多具有浓郁的时代特征。

江南人关心政治的风气,可从侯方域《壮悔堂集·马伶传》所记一件事中,看出已经达到何种程度。该文记述了明末南京兴化班和华林班为争高下演对台戏的故事。当时最流行的戏剧作品是时事剧《鸣凤记》:一日,新安贾合两班为大会,遍征金陵之贵客、文人,与夫妖姬静女,莫不毕集。列兴化于东肆,华林于西肆。两肆皆奏《鸣凤》,所谓椒山先生者。迨半奏,引商刻羽,抗坠疾徐,并称善也。

兴化班和华林班演对台戏,本来是旗鼓相当的。当剧中演到夏言、严嵩争论这折戏时,局面发生了变化。华林班李伶扮演的严嵩更能吸引人,观众纷纷“西顾而叹,或大呼命酒,或移坐更近之,首不复东”,以至于兴化班“不复能终曲”,只好正途停演,并且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能演出,让华林班独霸南京剧界。三年后,兴化班扮演严嵩的演员经过不懈努力(投身当朝宰辅家为仆,潜心模拟当朝宰辅举止。侯方域此文有将当朝宰辅比拟为严嵩的讽刺之意),已能将严嵩演得惟妙惟肖。于是“新安贾”重新“招前日宾客,愿与华林班更奏《鸣凤》”,这一次轮到华林班的演员“匍匐前称弟子”了。

江南戏曲繁荣,剧目甚多,两班对垒之时单单选中时事剧《鸣凤记》,《鸣凤记》中人物众多,而观众单单关注“严嵩”一角的艺术水平,这种现象,或许正是江南民众关注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的最好诠释了。至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明清之际时事小说何以如此之多、创作和刊刻的速度又何以如此之快了。

总之,江南一带在明清之际经济、文化、政治地位都显著高于其他地区。从明清之际的小说作家的生平和创作中,都可以看到江南地域文化对其心态的影响。

最明显的有两点。一是小说作家大多具有一种对故乡的文化自豪感。作家别号中与“吴”、“越”、“江”有关的比比皆是,如“吴越草莽臣”、“吴门啸客”、“古吴金木散人”、“西吴懒道人”、“江左樵子”、“江左谁庵”,等等。这些作家别号都透露出小说作家对江南地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这种自豪感促使他们关注江南生活,在作品中描写江南民众的生活。这一点在话本小说中表现最为明显。

二是小说作家关注时事,对政治事件的反应异常敏感。每当时局发生重要变化时,他们都从邸报和传闻中多方搜集各种信息,并汇编成书,参与到政治事件的传播和品评中来。正是这一点促进了时事小说的诞生和繁荣。[1] 参见钱杭、承载:《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崇祯年间所说的“江南”,似乎与现在不同,并不包括南京地区。刊刻于崇祯四年(1631)的《鼓掌绝尘》第三十七回中,这样描写一个争馆蒙师的心理活动:“我想两京十三省,各州各府,那处不是我江南朋友教书,难道到把金陵人夺担子个衣饭去?”他向别人说:“有个金陵秀才,唤做王瑞,弗知是何人荐渠,到新任陈三府公衙里去教书……小弟仔细思量,两京十三省,各州各府,城市乡村,十个教书先生,到有九个是我江南朋友,难道把一块肥肥腻腻的羊肉,白白地喂在狗口里?”顺治二年(1645)到康熙六年(1667)的江南则指江南省,即明代的南直隶。[2] 袁于令《南音三籁序》署“康熙戊申仲春书于白门园寓,七十七龄老人箨庵袁于令识”。康熙戊申即康熙七年(1668),此时袁于令七十七岁,由此上推,当生于万历二十年(1592)。董含《三冈识略》中记载袁于令死于康熙甲寅(十三年,1674)。[3] 临海逸叟《鼓掌绝尘叙》中说“兹吴君纂其篇”,可知作者古吴金木散人姓吴。其别号中所题“古吴”,应指吴地。[4] 王春瑜、栾星认为江左樵子即是陆应旸。王春瑜查得“樵子”为江左松江府青浦县人陆应旸(《光明日报·史学副刊》第二四一期),发现《青浦县志》(光绪本)中《艺文志·书目》子部著录“樵史四卷,陆应旸著”,四卷与今传世本不符,但王春瑜认为“惟其为一书当无疑”。 《青浦县志》中《人物三·文苑》有陆应旸传,《人物五·隐逸》有陆应旸父亲陆郊传。其他各志还有一些零星记载。栾星《明清之际的三部讲史小说——〈剿闯通俗演义〉〈定鼎奇闻〉与〈樵史通俗演义〉》(《明清小说论丛》第三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采用此说。1987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校改本《樵史通俗演义》,更是标明为“清陆应旸著”。但后来陈大康和郭浩帆否定了此说。陈大康在《〈樵史演义〉作者非陆应旸》(《明清小说研究》1989年第4期)一文中,根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的有关记载,并查阅另外一些资料,推断陆应旸应当年长于陈继儒,卒于天启六年。郭浩帆在《〈樵史通俗演义〉作者非陆应旸说》(《明清小说研究》1991年第1期)一文中,推断陆应旸所作《樵史》乃是一部“以耳目所及,记家乡琐事”的杂记性质的著作(清人诸联在《明斋小识·杂记》所记:“故如陆应旸之《樵史》,何三畏之《云间志略》,范濂之《据目抄》,李延是之《南湖旧话》……皆以耳目所及,记家乡琐事。”),而非《樵史通俗演义》。[5] 《禅真逸史》、《禅真后史》、《东度记》的作者清溪道人方汝浩,学界一般认为是河南人,但寓居南京。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六《明清小说部乙》云:慈眼堂藏《禅真逸史》,“后署‘濲水方汝浩清溪道人识’。据此知作者乃方汝浩,洛阳人。然慈眼堂藏明万卷楼本《东度记》,又题‘荥阳清溪道人著’,则又似郑州人,不知何故。或一为本贯,一为家所在之地。至清溪道人之号,似因南京清溪而起。然则汝浩固寓南京者矣。”[6] 本书中,“籍贯”指作者的出生地,“原籍”指作者父祖辈的籍贯。但也有例外,譬如李渔出生在其父亲携家经营药铺的如皋,十九岁时父亲去世,之后才随母亲回到原籍兰溪居住,但其籍贯仍标明是浙江兰溪。[7] 欧阳健:《〈梼杌闲评〉作者为李清考》,《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1期。[8] 杜贵晨:《论〈豆棚闲话〉》,《明清小说研究》(季刊)1988年第1期。[9] 参见叶兆言:《来自北方的南京人》,《北京晚报》2001年4月29日第23版。[10] 明代的“江南”包括南直隶和浙江布政使司、江西布政使司。南直隶下辖14府、4州。14府是:应天、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庐州、凤阳、淮安、扬州、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安庆;4州是:广德、徐州、滁州、和州。浙江布政使司下辖11府:杭州、嘉兴、湖州、严州、金华、衢州、处州、绍兴、宁波、台州、温州。江西布政使司下辖13府:南昌、瑞州、九江、南康、饶州、广信、建昌、抚州、临江、吉安、袁州、赣州、南安。清初的“江南”指江南省、浙江省和江西省。顺治二年(1645),清廷改南直隶为江南省,康熙六年(1667),分江南省为江苏、安徽两省。[11] 〔日〕大木康:《关于明末白话小说的作者和读者》(吴悦摘译),《明清小说研究》(季刊)1988年第2期。[12] 《明史》卷七十。[13] 《明史》卷一六九《胡荧传》。[14] 参见陈纶绪:《记明天顺成化间大臣南北之争》,包遵彭主编《明史论丛》之四《明代政治》,(台湾)学生书局1968年版。

第五章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的谋生之道

从对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生平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他们大多是生员,多半一生都未中举、未做官、未发迹,属于中下层文人,社会地位不高,生活比较窘困。有少数作家虽然在仕途上比较顺利,中举、做官,甚至官位做到知府以上,如袁于令;或在做官时颇有政绩,如冯梦龙和凌濛初。但他们在创作小说的时候,多半还未走上仕途。冯梦龙的“三言”完成于天启年间,而他于崇祯三年(1630)才成为诸生,崇祯七年(1634)为知县。凌濛初于崇祯七年任上海县丞,开始走上仕途,施展抱负,而他的《初刻拍案惊奇》完成于崇祯元年(1628),《二刻拍案惊奇》完成于崇祯五年(1632)。“自古文章憎命达”,或许正是这种生活境遇促使他们创作小说,一则可以“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磊块”(湖海士在《西湖二集序》中谈到周楫撰写小说的创作动机时语),二则对其中的一些作家来说,或许可以稍稍糊口。明清之际出版业比较发达,必然需要不少作者。李渔所谓“卖赋糊口”,和天花藏主人、烟水散人等一些“专业”作家的出现,大都出于谋生的需要。

第一节 多是生员

小说作家的身份和职业,还很少有研究者作过整体性的考察。以前的研究者详细论述的只是每一部作品,未曾周密地探讨过与作品相[1]关的作者和读者问题。

日本学者船津富彦先生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发现中国古代小说的作者和读者尚未被周密考虑过。他在《诗话中出现的近代中国小说[2]的读者》一文中暗示,小说的读者应当是商人、妻妾和应考者等。然而由于诗话资料本身的特点所限,船津富彦先生所说的“小说”,文言作品占了一半。

后来,日本学者大木康先生在《关于明末白话小说的作者和读者》一文中,通过分析小说作者冯梦龙的身世,以及与冯梦龙关系深厚的叶姓老板的叶氏书坊出版的书籍的类别,推论明末白话小说的作者和读者主要集中在生员阶层。冯梦龙显赫的文学声誉是在他做生员时取得的,凌濛初、袁于令等在编纂小说时也是生员。大木康先生认为明末小说作者的身份多是诸生。由于小说作者阶层的改变(最早的[3]小说“作者”是说书艺人),小说出现儒教化、合理化的心态。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明清之际小说作家中有生平资料可考的,基本上都是生员,与大木康先生做出的明末白话小说读者和作者都属于生员阶层的推论相符。在冯梦龙、凌濛初等人出仕做官之后,便不见其再有小说作品问世。袁于令也是如此,他在崇祯六年(1633)编[4]撰完成《隋史遗文》时,也还没有出仕。

从有关记载中可知,董说、周楫、陆云龙、丁耀亢、李渔、陈忱也都是生员,才华满腹而屡试不第。董说出身书香门第,自幼以科考[5]出仕为目标。崇祯十二年(1639),二十岁的董说参加乡试落第。这次与他一同落第于江南乡试的考生还有复社名流侯方域、冒襄等人。董说认为这次科考失败源于当政者壅塞才路、党同伐异,他说:“贵人车马满天下,落落诸子,有懿不录,无罪被放,竟使明天子甲乙之[6]科,为驱除吾党之策。”第二年董说加入复社,此后创作小说《西游补》。崇祯十七年明亡之后,董说就绝意仕进,不再参加科考,并且要求他的儿子们也都不许参加科考,董家作为吴兴的一个显赫的读书科举世家,就此终结科考之路。

丁耀亢的经历和董说有些相似。他的父亲丁少滨和兄长丁自劝都是进士,并且在仕图中名声颇佳。他的弟弟丁耀心和儿子丁慎行也都是举人。在山东诸城的这个科考世家中,唯独丁耀亢作秀才后便久试不第。万历四十六年(1618),二十岁的丁耀亢进学为诸生,然后就以诸生的身份游走江南,寄身在董其昌的门下。他后来创作小说《续[7]金瓶梅》,或许就与在董其昌处接触到《金瓶梅》有关。第二年,他在苏州与陈古白、赵凡夫等人结山中诗社。这年年末他从江南回到山东。之后,丁耀亢连续参加辛酉(1621)、甲子(1624)、庚午(1630)三年的乡试,都因个性“疏狂”而落榜。

周楫在崇祯年间创作《西湖二集》时,应当也是生员。湖海士在《西湖二集序》中说周楫“士怀材不遇,蹭蹬厄穷,而至愿为优伶,手琵琶以求知于世,且愿生生世世为一目不识丁之人,真令人慷慨悲歌、泣数行下也”。称他为“士”,当具一定功名,或已通过童试而为秀才;又说他“怀材不遇,蹭蹬厄穷”,当为科举不顺,尚未中举。[8]谈迁《北游录·纪邮》顺治十一年(1654)七月壬辰条记:“观西河堰书肆,值杭人周清源,云虞德园先生门人也,尝撰西湖小说。”顺治十一年仍然做人门客,周楫当是潦倒终身了。

陆云龙自幼家境贫寒,为求功名,专心苦读,“遂置米盐不问”。 天启年间曾为塾师,一边课徒,一边自修。崇祯年间因屡试不第弃绝功名,专心著述,兼营书坊,既以书坊为谋生手段,又以著述[9]寄托感慨。

李渔也是科考不中的生员。崇祯十三年(1640)元旦,李渔在《凤凰台上忆吹箫·元日》一词中,叹息自己科考失利:“封侯事,且休提起,共醉斜曛。”崇祯十五年,三十二岁的李渔再次去应乡试,中途遇到乱兵,又折回家乡,没有考成。他的《清明日扫先慈墓》一诗,在表达对母亲怀念之情的同时,还抒发了自己功名不就的感慨:“三迁有教亲何愧,一命无荣子不才。人泪桃花都是血,纸钱心事共成灰。”甲申事变之后,李渔绝意仕进,不再应举,而靠著述、刻书、到处“打抽丰”过活。

陈忱也是不第秀才。邓之诚《骨董三记》中谓陈忱明亡后与顾炎武、归庄等人“相率为惊隐诗社,四方同志咸集”。沈彤《震泽县志》中记载:“盖在顺治庚寅,诸君以故国遗民,绝意仕进,相与遁迹林泉,优游文酒,角巾方袍,时往来于五湖三泖之间。”既称“绝意仕进”,则曾为科考中人无疑。而陈忱后来竟然穷至卖卜,光绪《乌程县志》中说他“身名俱隐,穷饿以终”。

在只知道别号的作家中,目前可知艾衲居士、东鲁落落平生等也都是生员。如前所述,天空啸鹤在《豆棚闲话叙》中说艾衲居士“卖不去一肚诗云子曰”,当是科举不第之意。《玉闺红》白眉老人序中说东鲁落落平生“困于场屋,久不得售”,则其为生员无疑。

第二节 明清之际生员和小说的关系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多是生员,这在当时应当是很自然的现象,因为当时生员和小说的关系比较密切。

生员基本上都是参加科举考试预备阶段“童试”之后的合格者,一般都是府、州、县学的学生。生员已经可以在社会上获得有别于一般民众的士人待遇。经济上,生员可以被免除徭役义务等。

明清之际不少小说中,都记载有不良生员见官说项、包揽官司,也记载生员犯轻罪可以免打,只交付学里罚款处理或革除功名,以免有辱斯文等。

政治上,如前所述,明朝万历中后期东林党人崛起以后,江南生员参政意识增强,在政治上的表现比较激进。反抗魏忠贤势力的苏州开读事件(明末张溥《五人墓碑记》所记甚详),其实就是生员领导的。聚集在复社等社团之中的生员,更是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生员自身的经济状况也各不相同。他们有的是官宦之子、商人之子或富家子弟,有的却出身没落的书香门第或一般平民,有家境富裕的,也有家徒四壁的。小说作家大多家境贫寒。

明清之际生员与小说关系密切,书坊是将二者联系起来的纽带。谢国桢先生在《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之七《复社始末记》中,指出当时书坊应时出版的书籍有三种:“制艺”、“时务”和“小说”。制艺即科举方面的书籍,读者大约只限于科举考生,包括参加童试的童生和经童试合格的生员。明末江南生员增多,据江盈科《长洲学田记》记载,仅苏州府的长洲县学,生员就多达五百人。从顾炎武《生员论》中,也可见当时江南生员人数之多和势力之盛。可以说,生员是当时书坊的重要顾客。

从一般常理上讲,生员到书肆来买科举用书的时候,应当会顺便浏览其他方面的书籍,若有感兴趣的,应当也会一并买下。由此,仅从常理上推论,生员也应当是书坊中除科举用书之外的其他书籍的重要顾客。

一般来讲,读者的需求变了,作者的创作也会相应改变。有什么样的读者层,就会出现什么样的作者层。明朝中后期小说从面向说书艺人的听众,渐渐转向文人阶层,或许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阶层的变化。明清之际小说中屡屡出现描写儒林生活(主要是未中举之前的生员生活)的内容,如《鼓掌绝尘》、《醉醒石》、《鸳鸯针》、《石点头》、《西游补》等,也是当时读者的作者都属于生员阶层的一个明

[10]证。

有史料记载科举考生在攻读制艺书籍之余对“稗官野史”的浓厚兴趣和购买情况。署名“汤显祖”的《艳异编序》云:吾尝浮沉八股道中,无一生趣。月之夕,花之辰,衔觞赋诗之余,登山临水之际,稗官野史,时一展玩。

能够在不同地点随时展玩“稗官野史”,这些小说应当是属于本人所有,大约他平日买下了不少。兼善堂刊本《警世通言·识语》中说:“兹刻出自平平阁主人手授,非警世劝俗之语,不敢滥入,……或亦士君子所不弃也。”最后一句则隐约点明此时小说的读者有相当一部分是“士君子”。

童生、生员(可以统称为学子)爱好小说的风气,早在明朝正统年间就有记载。正统七年(1442)国子监祭酒李时勉就说:近年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剪灯新话》之类。不惟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

据李时勉所说,当时的“经生儒士”阅读小说是很下工夫的:“日夜记忆”;其目的也很明确:“以资谈论”。大量阅读小说作品是为了与人交往时增加谈资,可见流风所及,也可见当时“小说”在学子心中的地位未必低下。为了和别人有共同话题,或者为了显示自己博学多识,他们甚至还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突击阅读、努力记忆小说作品,以至于荒废了正业——“多舍正学不讲”。

大木康先生在《关于明末白话小说的作者和读者》一文中,除以冯梦龙等人为例证外,还从作品的内容方面,指出明末白话小说的读者和作者都是生员阶层的人。他说:白话小说的主要作者和读者皆是生员阶层的人,这点也确实在作品的内容和性格中反映出来。例如《三言》便显示了这种两面性,在一些描写妓女恋爱等反映都市伦理观念的作品中,屡见激进反抗的迹象;然而一旦写起处理乡村问题的作品中,就立刻显露出极端保守的态势。这都和作者的生员阶层意识有着深刻的关系。

他认为生员的两面性表现在“处在豪强和民众中间,有时与民众一致反对豪强,有时则又必须抑压民众的放恣”。正是为此,明末白话小说中所体现出(并且被作者和作序者屡屡强调)的教化意识,也是出于作者的本心,而不是粉饰之词。正如大木康先生所说:《三言》各编所附之序文中明显流露的教化意识也在背后支持作者,基于这一因素,便不能将其仅仅视作向来所谓的韬晦之计,《三言》序文的教化性,可以说是发端于身为生员的冯梦龙对社会所抱持的危机意识。《三言》[11]所收的每一篇作品,其大意也并未与序文所宣传的内容相左。

大木康先生的论述是符合明清之际小说的创作实际的。

第三节 几种谋生方式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多是生员,他们的谋生方式,也不出于古代士人可择业的范围,以出仕、处馆、卖文、作幕乃至医、卜、相地、从[12]商等为主。

一、耕读出仕

先说耕。“进则兼善天下,退则独善其身”,可谓是中国古代士人源远流长的最高理想。如果能够顺利通过科举考试,出仕为宦,则可成为读书人中的上等人。如果不能出仕,力田也是不错的生活方式。“耕读传家”是士人的古老传统。李颙曾谈到以耕读理衡量读书人品格的意义,可谓是士人传统观念的一个总结:志在世道人心,又能躬亲稼圃,嚣嚣自得,不愿乎外,上也;志在世道人心,而稼圃不以关怀,次也;若志不在世道人心,又不从事稼圃,此其人为何如人!与其奔走他营,何若取给稼圃之为得耶?(《四书反身录·论语下》,《二曲集》卷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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