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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鹿军士

出版社:汕头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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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经传宝典

儒学经传宝典试读:

前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可见,美丽中国,是环境之美、时代之美、生活之美、社会之美、百姓之美的总和。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紧密相连,建设美丽中国,其核心就是要按照生态文明要求,通过生态、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建设,实现生态良好、经济繁荣、政治和谐以及人民幸福。

悠久的中华文明历史,从来就蕴含着深刻的发展智慧,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就是把我们人类看作自然世界的和谐组成部分。在新的时期,我们提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是对中华文明的大力弘扬,我们要用勤劳智慧的双手建设美丽中国,实现我们民族永续发展的中国梦想。

因此,美丽中国不仅表现在江山如此多娇方面,更表现在丰富的大美文化内涵方面。中华大地孕育了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中华大地之魂,二者完美地结合,铸就了真正的美丽中国。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滚滚黄河、滔滔长江,是最直接的源头。这两大文化浪涛经过千百年冲刷洗礼和不断交流、融合以及沉淀,最终形成了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最辉煌最灿烂的中华文明。

五千年来,薪火相传,一脉相承,伟大的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绝而从没中断的古老文化,并始终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广博性,并充分展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和神奇的文化奇观。中华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到我们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中,是我们民族的基因。中华民族的精神,也已深深植根于绵延数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是我们的根和魂。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各族人民五千年来创造、传承下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其内容包罗万象,浩若星汉,具有很强文化纵深,蕴含丰富宝藏。传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传统,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建设更加优秀的新的中华文化,这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根本。

总之,要建设美丽的中国,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首先要站在传统文化前沿,薪火相传,一脉相承,宏扬和发展五千年来优秀的、光明的、先进的、科学的、文明的和自豪的文化,融合古今中外一切文化精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族文化,向世界和未来展示中华民族的文化力量、文化价值与文化风采,让美丽中国更加辉煌出彩。

为此,在有关部门和专家指导下,我们收集整理了大量古今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特别编撰了本套大型丛书。主要包括万里锦绣河山、悠久文明历史、独特地域风采、深厚建筑古蕴、名胜古迹奇观、珍贵物宝天华、博大精深汉语、千秋辉煌美术、绝美歌舞戏剧、淳朴民风习俗等,充分显示了美丽中国的中华民族厚重文化底蕴和强大民族凝聚力,具有极强系统性、广博性和规模性。

本套丛书唯美展现,美不胜收,语言通俗,图文并茂,形象直观,古风古雅,具有很强可读性、欣赏性和知识性,能够让广大读者全面感受到美丽中国丰富内涵的方方面面,能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豪感,并能很好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创造未来中国特色的先进民族文化,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伟大梦想。

儒家四书

《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一起合称为我国古代儒学“四书”,为儒家传道、授业的基本教材。多少年来,“四书”在我国广泛流传,其中许多语句已成为脍炙人口的格言警句,影响特别巨大。《论语》、《孟子》分别是先秦圣人孔子、孟子及其学生的言论集,《大学》、《中庸》则分别出自早期儒家的4位代表人物孔子、曾参、子思和孟子,被称为“四子书”。这4部书都表达了儒学的基本思想体系,是我国研究儒学最重要的文献。

为人处世哲学的《论语》

孔子是春秋末期鲁国人,他祖先本是殷商贵族的后裔。周朝推翻商朝统治后,周武王封商纣王庶兄微子启为宋,当时宋是夏的都邑。微子启去世后,他弟弟微仲继位,微仲就是孔子的先祖。

自孔子六世祖孔父嘉以后,后代子孙开始以孔为氏。孔子曾祖父孔防叔为了逃避宋国内乱,从宋国逃到了鲁国的陬邑曲阜。

孔子父亲叔梁纥是鲁国著名勇士,叔梁纥夫人施氏一连生了9个女儿,却没生一个男孩。叔梁纥为此十分烦恼,晚年便又娶了年轻的颜徵在为妻。颜徵在为叔梁纥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孔丘。

据说,孔子降生的这天晚上,有二龙绕室,五老降庭,天乐奏鸣。其实,“二”代表日月,“五”代表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加在一起叫作“七曜”,古人习惯观察它们的变化,作为国家行政施治的依据,所以七星又叫作“七政”。为此,人们认为:孔子本人有从政之能,他的学生也都有从政之能,这大概就是天人合一的学问。

孔丘3岁时,叔梁纥便去世了。从此以后,家里生活全靠颜徵在一人支撑着,生活过得十分拮据。孔丘从小就饱尝到了生活的艰辛,并由此学会了体贴母亲。长大成人的孔丘特别注重孝道,除了时代的原因外,也与他的成长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曲阜是鲁国的国都,而鲁国又是西周周公的封地,由于这个原因,周天子便给了鲁国高级别的待遇,西周朝许多典章文物都被周公带到了鲁国。西周末年,社会动荡,周王室的许多典章文物都散佚不见了,但鲁国却保留了不少,因此,人们常说“周礼尽在鲁”。

小仲尼从小就受到周礼的耳濡目染,他与小伙伴们嬉戏时,常把祭祀礼器摆放出来,练习礼仪。日复一日,小仲尼尽情地和小伙伴们玩着这种游戏。这一切,都被细心的母亲看在眼里。

有一天,母亲把仲尼叫到身边,微笑着问:“丘儿,你长大以后,是想做管祭祀的官吗?小孩子家怎么天天学礼制呀?”

小仲尼瞪着一双明亮大眼睛,认真地回答:“娘啊!我长大了,要当个为国效力的好大夫,不学礼制能行吗?”

母亲一听到儿子有读书的要求,心中暗喜,一把将儿子搂在怀里说:“丘儿真是娘的好孩子!从今以后,咱家里专为你设学堂,娘教你读书好吗?”“太好啦,太好啦!孩儿谢过母亲!”小仲尼说完,恭敬地给母亲磕了一个头。

仲尼6岁的时候,有一天,有位贵族在曲阜南郊进行祭祀活动。他得知后就连忙跑到举行祭祀的地方,兴致勃勃地观看完了郊祭大典的整个过程。

祭祀结束后,小仲尼意犹未尽,回到家便从屋里找出一些坛坛罐罐恭敬地摆在院子里,模仿刚才在南郊看到的祭礼,按照程序一丝不苟地认真演练了一遍。从此,模仿郊祭便成了小仲尼经常做的游戏。

在母亲悉心教导下,小仲尼进步飞快,只用了6天的工夫,就把300多个字学会了。13岁时,小仲尼进入官学学习,当时学生们所学的,主要是敬神祭祀的礼节。15岁前,仲尼学习了一般文化知识和基本技能,但这些根本无法满足他对知识的渴求。

由于家境贫寒,仲尼没有条件进入专门为贵族子弟设立的高级学校深造,他就只能通过自学来提高自己的水平。

仲尼勤奋好学,当时社会上要求士人必须精通“礼、乐、射、御、书、数”六大科目,他都努力去掌握。他进太庙时遇见什么问什么,表现了极其强烈的求知欲望。所以有了“子入太庙每事问”的典故。

孔丘17岁时,母亲颜徵在去世了。母亲离世后,孔丘的生活更为艰难了。迫于生计,他选择了相礼助丧的职业,也叫丧祝,就是专门为贵族和富裕平民主持、操办丧事。

按照当时礼制,丧礼仪式是十分复杂的,也颇为讲究,尤其是富庶人家的葬礼更是隆重奢华。这种丧祝活动在西周时期主要是由王室和诸侯国的神职人员巫、祝之类担任。后来,随着社会发展,神职人员地位开始逐渐降低,并逐步散落民间,成为了专门从事丧祝活动的术士。

从此,丧祝不再是贵族的专利,一部分富裕起来的平民在丧葬礼仪上也日益讲究起来,对于丧祝的需要也越来越多。这样,丧祝便开始成为部分民间知识分子的正式职业了。

孔丘虽然严肃认真地从事着助丧相礼的职业,但他却不满足于只做传统的丧祝儒者,他希望把丧祝的礼仪发扬光大,使其成为一套社会规范的礼仪。于是他刻苦学习周礼,很快他渊博的学识和出众的才华,在丧祝活动中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承认和赏识,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了,后来,就连鲁国国君鲁昭公也开始注意到他了。

公元前532年,19岁的孔子完成了人生中的一件大事,结婚了。婚后第二年,他便有了儿子。

鲁昭公知道这个消息后,特命人送了一条大鲤鱼以示祝贺。孔子随即给儿子起名为鲤,字伯鱼,以表示对君王赐鱼的纪念。

孔子渊博的学识和出众的才华,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承认和赏识,特别是鲁昭公赐他鲤鱼的消息更是不胫而走,一时间传遍了鲁国都城。于是,便有一些年轻人慕名而来求学于他,并尊称他为孔子。

不久,在鲁国执政的正卿季武子派人前来请孔子,让他担任中都宰。

孔子恪尽职守,正直公正,工作卓有成效,得到了众人赞誉。他一面做好本职工作,一面更加孜孜不倦地学习。他越学越感到不满足,越学越感到自己与古代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此期间,曾点、颜路等青年先后拜孔子为师,做了孔子的学生。

孔子从23岁起便开始在乡间收徒讲学,到30岁时,由于求学的学生越来越多,鲁国上卿大夫孟僖子面奏鲁国君,请求准许孔子开办学校教授学生。鲁国君答应了。

孔子在阙里的街西边筑起了杏坛,建成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所民间学堂。由此,开启了我国私人办学的先河。

这时,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强调所有的人都可以接受教育。他招收学生的条件极为简单,只要有人愿意跟随他学习,在初次见面时略备薄礼,便可成为他的学生。

在教学态度上,孔子认为应该“诲人不倦”;在教学内容上,他注重因材施教,提出对学生要做到有针对性;在教学方法上,他强调启发的重要性,提出开导学生要把握时机,要等学生实在无法想明白的时候再去开导他,认为如果不让学生自己努力思考就直接帮助,反而会使学生养成不爱思考的坏习惯。

针对当时的礼崩乐坏,在教学过程中,孔子特别强调学生们要加强自身修养,强调做人要正直和仁德,他说:

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只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只有心中坦荡做事才没有担忧。虽然,在生活中,那些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些人只是靠暂时的侥幸避免灾祸,迟早要跌跟头的。

孔子认为,做人除了要正直外,还要仁德,因为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处于第一位的。并且只要在仁德的基础上做学问、学礼乐才有意义。而且只有仁德的人才能无私地对待别人,才能得到人们的称颂。他对其弟子说: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那么怎样做才能算仁呢?孔子认为,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规范就是人生的正途。一旦做到言行符合周礼,即“克己复礼”,天下的人就会赞许你为仁人了。

有一天,孔子和弟子们一起讨论学问。弟子颜渊向孔子请教:“老师,什么是仁?如何做到仁?”

孔子回答:“克制自己,恢复周礼,就是仁;以周礼为标准,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周礼,就是做到仁了!”

弟子子路便又接着问:“老师,什么是仁德?怎样做才算是仁德?”

孔子说:“对人恭谨就不会招致侮辱,待人宽厚就会得到大家拥护,交往信实别人就会信任,做事勤敏就会取得成功,给人慈惠就能够很好使唤民众。能实行这五种美德者,就可算是仁德了。”

子路说:“老师,假如我当将军带兵打仗,让子贡、颜回做我的校尉,攻城必克,夺地必取,百战百胜。这样算是有仁德之人吗?”

孔子说:“这样只能算是勇敢的武夫而已!”

孔子认为,“仁”是后天“修身”、“克己”的结果,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而要想完全达到仁是极不容易的,需要广泛地学习文化典籍,用礼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样就可以不背离正道了。

孔子还认为,还要重视向仁德的人学习,用仁德的人来帮助自己培养仁德。而仁德的人应该是自己站得住,也使别人站得住,自己希望达到也帮助别人达到,凡事能推己及人的人。

为了能做到仁,弟子曾子每天都要再三反省自己:帮助别人办事是否尽心竭力了呢?与朋友交往是否讲信用了?老师传授的学业是否温习了呢?

除了正直和仁德,孔子又强调做人还要重视全面发展,就是志向在于道,根据在于德,凭借在于仁,活动在于“六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做人。

针对当时的诸侯割据和礼崩乐坏,孔子自20多岁起,就开始思考治国良策,也一直希望通过入仕把自己的所有才华用来治理国家,然而却苦于没有机会。于是,孔子便把教育当作“安邦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以文教来感化百姓。

孔子31岁的时候,在鲁昭公的赞助下,来到周的京城洛阳考察参访。首先拜见了老子这位高人,老子此时担任周王室的图书挡案和文物的保管工作,他热情地接待了孔子。

老子的年龄比孔子大得多,大概年长40岁,人生阅历丰富,接触的文物史料也非孔子所能及,所以,孔子见老子是孔子学问事业上的一个大转折。

老子见孔子千里迢迢来学习,为他的好学所感动,不仅指出了孔子内在涵养的不足,还回答了孔子的很多有关古礼的问题。

同时,老子还给孔子引见了擅长音乐的苌弘。苌弘也把自己掌握的有关乐的知识全部告诉了孔子,使孔子对音乐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孔子离开前,老子为他送行,并告诫说:我听说,有钱的人给人送行的时候送钱,有学问的人给人送行的时候赠言。我没有钱,姑且冒充一下有学问的人,送你几句话吧!

这几句话是:一个聪慧又能深思洞察一切的人,却常遭到困阨、濒临死亡,那是因为他喜好议论别人的缘故;学问渊博见识广大的人,却常使自己遭到危险不测,那是因为他喜好揭发别人罪恶的缘故。做人子女的应该心存父母,不该只想到自己;做人臣子的应该心存君上,不能只顾到自己。”

孔子回到鲁国,见到自己的弟子,还不住地赞美老子就像天上的龙一样,见首不见尾,无法捉摸。孔子一生似乎受老子影响很大,孟子至刚,曾子至柔,都没能像他们的老师孔子那样刚柔相济,在矜持中有弹性,在退守中有进取。

公元前517年,齐景公出访鲁国时,因仰慕孔子的大名,便派人把孔子请到府上,向孔子请教安邦治国的良策。齐景公问孔子:“请问夫子,做为国君,应该如何治理他的国家呢?”

孔子回答说:“治国的根本在于‘人伦纲常’。君主必须像个君主,臣子必须像个臣子,父亲要像个父亲,儿子要像个儿子。每个人都要各在其位,各司其职。否则国将不国,政将不政,社会将混乱不堪。而治国的前提在于君主要严于律己。如果君主自己正,管理国政就不会有什么困难,如果自己不端正,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就不可能去端正别人,其国家也无法治理。除此之外,君主还应该重视才智礼仪仁德的关系,这些都是治国不可偏废的条件。”

齐景公又问:“稳定天下的大计是什么呢?”

孔子答:“实行清明的政治,用贤惩恶,减轻赋税,助民兴业。”

齐景公问:“教育百姓的良策是什么呢?”

孔子答:“用道德感化教育,用礼教加以约束,能使百姓不但有羞耻之心,而且能改过向善。”

齐景公又问:“怎样才能富国强兵呢?”

孔子答:“从严治吏、发展生产、节俭,三者结合是强国的关键;从严治军、注重德教、加强训练,为强兵之本。”

齐景公赞扬道:“夫子所谈治国之道言近旨远,切实可行啊!”

自从这次交谈之后,齐景公多次召见孔子论政述志。有一次交谈之余,景公高兴地对孔子说:“我想把尼谿封给你。”

孔子推辞说:“我对齐国没做出什么贡献,无功不应受禄啊!”

齐景公说:“你多次为寡人提供良策,这本身对齐国就是一个不小的贡献嘛!”

公元前516年,孔子来到齐国,这是孔子生平中第一次有记录的政治活动。这一年他36岁。

那么,孔子为什么跑到齐国来了呢?第一,齐国是当时综合国力强大的东方大国,孔子希望在齐国做一番事业。第二,鲁国内部发生了政变,鲁昭公被三桓逐出鲁国,流亡到了齐国。孔子因同情鲁昭公,也跟着到了齐国。

孔子在齐国闻到了韶乐,这可是舜帝时代的乐曲,孔子对它的评价是“尽善尽美”,沉浸在音乐之中三个月之久,以至于肉吃到嘴里都没有感觉,感慨道:没想到,音乐能把人打动到这种程度。”

在孔子的教学科目中,音乐是很重要的一科,他认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说教多了,招人反感;音乐多了则没有副作用。经孔子整理过的传统文化,又叫礼乐文化,礼是文化教育,开发人的左脑功能;乐是艺术教育,开启人的右脑功能。用礼来约束行为,用乐来陶冶情操,这就是人文教育。

孔子原本希望从齐景公这里能够得到一个从政机会,以便实践自己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治国理想。可是,他在齐国住了一年多时间,不仅从政的希望没有实现,就连齐景公当面答应的给予尼谿之地的封赏也落空了。

孔子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孔子得知齐国大夫妒忌自己的才能,不但要挟齐景公收回对自己已许下的赏赐,而且还欲加害自己。于是,孔子又重新回到鲁国,继续聚徒讲学。

在这期间,孔子一面教导弟子,一面上下求索。他在理论上的最大成就,就是用“仁”对“礼”进行改造,提出并完善了他的“仁学”理论。

孔子认为“仁”就是“爱人”,就是对人要尊重、关心和体谅,“仁”既是每个人必备的修养,又是治国平天下必须遵循的原则。

为了实践“仁”,孔子十分重视“礼”,主张克制自己,使自己言论行为都符合礼的要求。对于夏、商、周三代的礼制,孔子最赞赏的是周礼,认为它综合了夏商之礼的优点。在他看来,周礼不仅继承了夏、商之礼的许多形式和“亲亲”、“尊尊”的核心内容,而且大大增加了夏商之礼所缺乏的道德理性精神,把“有德”、“无德”作为遵礼与否的主要标准。

在此基础上,孔子进一步阐发和弘扬礼的道德性,他用“仁”对礼进行改造和充实,从而把礼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当时,正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伴随着奴隶的解放和社会各种关系的调整,人的价值和尊严越来越受到一些先进思想家的重视。

孔子提出的“仁”实际上就是赋予仁以普遍人人之爱的形式,换句话说就是对所有人,包括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奴隶,都要尊重、关心和体谅。这样一来,“仁”又成为了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即所有人都从“爱人”的原则出发,要帮助别人发达起来,不要把自己厌恶的东西推给别人。

当时正是百家争鸣时期,孔子的言论是百家争鸣中最有影响的。以孔子为代表以及他的弟子们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伦常关系,成为当时一个最重要的学术流派。

因为孔子曾经从事过丧祝,他的学问也是从丧祝发展而来的,而从事丧祝的人需要身着特制的礼服,头戴特制的礼帽,当时称之为“襦服”。“襦”与“儒”字同音,人们便逐渐直接称“丧祝”为“儒”了。于是,人们就把孔子创立的学派也就称为“儒家”学派了。

公元前501年,51岁的孔子接受了鲁国大夫季氏的聘任,担任了地方官中都宰。一年以后,他擢升为司空,之后又升任大司寇。

在孔子的治理下,鲁国国力日益强盛起来,引起了邻国齐国的警惧。于是,齐大夫黎锄设计,向鲁定公赠送大量女乐宝马。从此,鲁定公成天只顾沉溺于女乐而不问朝政。

孔子劝谏多次却无功而返。孔子见与鲁定公、季桓子等人在道德与政见上的分歧难以弥合,知道自己留在鲁国也难以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便离开鲁国,希望到别的诸侯国实践自己的治国理想。

离开鲁国以后,孔子率众弟子周游列国,辗转于卫、曹、宋、郑、陈、蔡、叶、楚等地,去游说那些诸侯王,然而他均未获得重用。

颠沛流离14年后,年近70岁的孔子被鲁国权贵季康子派人迎回鲁国尊为“国老”。但此时的孔子对仕途已经淡漠了,他便将精力主要用在培养弟子和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上了。

孔子从事教育达40多年之久,门生众多。据史料记载,孔子弟子有3000人,其中才华出众、品德优良者有72人。

孔子的学生多数来自鲁国、卫国、齐国、秦国、陈国、宋国、晋国、楚国、吴国、蔡国、燕国等,遍布当时的许多个诸侯国。

这些弟子都非常尊敬孔子,他们把孔子的思想进行广泛传播,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孔子主要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的言行记录并整理成了一部书,名叫《论语》,意思是语言的论纂。内容包括孔子谈话、孔子答弟子问、弟子之间的相互讨论以及弟子对孔子的回忆等。《论语》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论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全书共20篇,每篇由若干段文字组成,多数段落是以“子曰”开头的孔子语录,少数段落略有记事和对话。《论语》每篇的题目都是从该篇首段的第一句话中取两字或三字而成,因此这些题目跟篇章内容没有什么联系。各篇的排列顺序也没有什么讲究,每篇内部并没有统一的主题,前后两章之间很少有内容上或逻辑上的联系。《论语》成书于战国初期,但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其中鲁国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有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有22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有21篇。

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心研究了《论语》,并根据《鲁论语》和参照《齐论语》,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此本成为当时的权威读本。据史书《汉书·张禹传》记载:

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馀家寝微。《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后遗存下来的《论语》有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录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有48章。

孔子是《论语》描述的中心,书中不仅有关于他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

此外,围绕孔子这一中心,《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回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在《论语》中,表现了孔子因材施教的特点,他对于不同的学生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以及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他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论语》和儒家伦理学著作《孝经》是汉朝初学者的必读书,一定要先读这两部书,才进而学习“五经”,“五经”就是后来的《诗经》、《尚书》、《易经》、《仪礼》和《春秋》。《论语》自汉代以来,便有不少人注解它,可谓称得上是汗牛充栋,举不胜举。

汉朝人所注释的《论语》,后来基本上全部亡佚,后来所残存的,以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注为较多。其他所注各家,在三国时期玄学家何晏《论语集解》以后,就多半只存于《论语集解》中。

后来,我国古代文籍《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就是用的何晏的《集解》和宋人邢昺的《疏》。至于何晏、邢昺前后还有不少专注《论语》的书,可见《论语》影响的深远。《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资料,孔子思想的精微就集中在书中。全书的语言简洁精练,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至理。作为我国古代儒家经典著作之一,《论语》在东汉时就被列为“七经”之一。在南宋时,著名思想家朱熹将《论语》和《孟子》以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合编为“四书”,与“五经”并列,成为后来读书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

一部《论语》,便将孔子及其门生的有限生命融入到了无尽的历史之中,创造了我国古代光辉的人文主义精神,被后人誉为“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后人还称赞道:“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论语》对我国文化的巨大影响力。

知识点滴

有一天,弟子子路问孔子:“听说一个主张很好,是不是应该马上实行?”孔子说:“还有比你更有经验、有阅历的父兄呢,你应该先向他们请教请教再说,哪里能马上就做呢?”过了几天,孔子另一弟子冉有也问孔子同样问题:“听说一个主张很好,是不是应该马上就去做呢?”孔子答道:“当然应该马上去做。”

弟子公西华看见两人问了同样问题,而孔子给他们的答复却截然不同,实在想不通,便去问孔子,孔子说:“冉有遇事畏缩,犹豫不决,所以要鼓励他勇敢;子路遇事轻率,不深思熟虑,所以要叮嘱他慎重。”

提倡施行仁政的《孟子》

春秋中后期的时候,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利的兴修,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各诸侯国的经济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政治形势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

这一时期,一些国力强大的诸侯国为了扩大自己的疆域,不断地发生兼并战争,使得原本分散在各诸侯手中的土地、人口和财富,逐渐集中在了少数几个诸侯手里。天下也逐渐从成百上千个小国家整合为十多个大诸侯国。

公元前408年,强大的齐国攻破了鲁桓公后代孟孙氏的食邑郕城,孟孙氏子孙便分散流落到其他诸侯国,其中有一支迁居到邹国。

迁居到邹国的孟孙氏后人中有个名为孟激的人,他妻子仉氏为他生了个儿子,取名轲,字子舆。小孟轲刚3岁时,他父亲孟激就去世了,小孟轲的母亲靠给别人织布艰辛地抚养着小孟轲。

小孟轲家附近有一个墓地,有一次,有个人去世了,发丧的队伍经过他家去附近的墓地。小孟轲见发丧的队伍哭得死去活来,他觉得很有意思,便和几个小伙伴模仿发丧,玩起游戏来。

孟母看到后,她认为居住在这样的环境里对小孟轲成长不利,便决定搬到没有墓地的城里去住。

搬到城里不久,一天,小孟轲见家对面卖鲜肉的小贩手提着鲜肉叫卖非常有意思,他便和小伙伴们手拿着萝卜模仿卖鲜肉小贩的叫卖。孟母看后决定再次搬家,不再跟卖鲜肉的小贩为邻了。想到小孟轲喜欢模仿,这次孟母决定把家搬到学校附近居住。搬到学校附近后,小孟轲5岁了,孟母就把小孟轲送到私塾读书。

刚开始的时候,小孟轲读书非常认真,但渐渐地,小孟轲对读书生活产生了厌倦的情绪。有一次上课时,小孟轲乘老师不注意悄悄地从学校溜回家,正遇到孟母在织布机上织布。

孟母从大清早起来就开始织,这个时候已经织成好大一块布了。她见小孟轲回来,就问:“你怎么不好好在学校跟老师读书,回家做什么?”

小孟轲说:“妈妈,我不想再读书了,读书没一点意思。”

孟母听了非常生气,她从织布机边站起来,拿了一把剪刀,将已经织好的布匹一刀斩断。顿时,已经快织好的布散落了一地,变成了废料。

小孟轲看到后十分心疼,他不解地问孟母:“妈妈,这布已经快织好了,你为什么要把它斩断?”

孟母说:“我这么做,就是要你明白,学习知识如同织布,靠的是日积月累,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成功。如果你现在不读了,岂不是跟这织了一半的布一样?半途而废太可惜!”

小孟轲深受震撼,从此以后,他便专心致志地发奋读书,再也不贪玩了。

孟轲15岁的时候,拜儒家思想创始人孔子的孙子子思为师,经过青少年时期的饱学和钻研之后,孟轲开始在家乡聚徒讲学,逐渐成为了当时最有影响的儒学大师,被人们尊称为孟子。

那时候,天下诸侯混战的情形,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诸侯国为了争当“霸主”,对内力图改革,以富国强兵,对外则进行兼并战争以扩大疆土,致使人民流离失所。孟子称这种“以力服人”的强权政策为“霸道”。

当时,士人追求的是“学而优则仕”,士人的学习目的,是凭自己的知识和才能参与政治活动,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因此,孟子在40岁时其学术思想形成之后,他便开始周游列国,以游说诸侯,推行他的“王道”学说和“仁政”主张。

在当时,百家争鸣,游说之风十分盛行。一般游说之士,不但要有高深的学问和丰富的知识,更需要懂得用深刻生动的比喻,来达到讽劝执政者的目的。

孟子是当时有名的辩士,一次,他到魏国去见好战的梁惠王。梁惠王说:“先生,你不远千里而来,一定是有对我的国家有利的高见吧?”

孟子回答说:“大王,何必说利呢?只要说仁义就行了。您如果要求‘怎样使我的国家有利’,那么大夫也会要求‘怎样使我的家庭有利’,下面的一般人士和老百姓也都要求‘怎样使我自己有利’,这必然会使全国上下互相争夺利益,这样国家岂不就危险了吗?在一个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夫;在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这些大夫在一万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千辆兵车,在一千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百辆兵车,他们的拥有不算不多。可是,如果把‘义’放在‘利’的后面,这些大夫不夺得国君的地位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反过来说,从来没有讲‘仁’的人会抛弃自己的父母,也从来没有讲‘义’的人会夺国君的地位。所以,大王只说‘仁义’就行了,何必说‘利’呢?”

梁惠王听后十分惭愧。过了几天,梁惠王站在池塘边上,抬头看到天上飞的大雁和原野上奔跑的麋鹿问孟子:“贤能的君主也喜欢这个吧?”

孟子回答:“贤能的君主并不会把这种娱乐当成首要的追求,不贤明的君主即使喜欢这些也没有办法欣赏。”

孟子又引用了我国先秦诗歌总集的《诗经》里面《大雅·灵台》的诗句劝诫梁惠王:“周文王用民众的力量修建灵台、挖掘灵沼,但老百姓觉得很幸福,把他的台叫作灵台,把他的池塘叫作灵沼。他们高兴这里有麋鹿和鱼鳖。古代圣君与民同乐,所以才能真正地欣赏享受园、池,就好像《汤誓》中写到的一样。”

梁惠王又问:“我治理梁国费尽了心力,河内遭了天灾,我便把河内的百姓迁移到河东居住,同时把河东的粮食运到河内救济那里的灾民。河东遭了饥荒,我也这样做。我曾考察过邻国,发现他们并没有做到像我这样爱护百姓。可是,邻国的百姓并没有因此而减少,我的百姓也没有因此而增多,这是什么缘故呢?”

孟子回答说:“您喜欢战争,让我拿打仗作个比喻吧!双方军队在战场上相遇,免不了要进行一场厮杀。厮杀结果,打败的一方免不了会丢盔卸甲,飞奔逃命。假如一个兵士跑得慢,只逃跑了50步,却去嘲笑逃跑了100步的兵士是贪生怕死,这对不对?”

梁惠王说:“不对!逃跑50步跟逃跑100步本质上没有区别。”

孟子说:“您既然懂得这个道理,那就不要希望百姓比邻国多了。如果兵役徭役不妨害农业生产的季节,粮食便会吃不完;如果细密的渔网不到深的池沼里去捕鱼,鱼鳖就会吃不光;如果按季节拿着斧头入山砍伐树木,木材就会用不尽。粮食和鱼鳖吃不完,木材用不尽,那么,百姓便对生养死葬没有什么遗憾。当百姓对生养死葬都没有遗憾时,就是王道的开端了。”

接着,孟子给梁惠王描述了这样一个理想的社会:“分给百姓5亩大的宅园,种植桑树,那么,50岁以上的人都可以穿丝绸了。鸡狗和猪等家畜,百姓能够适时饲养,那么,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吃肉了。每家人有百亩的耕地,官府不去妨碍他们的生产季节,那么,几口人的家庭可以不挨饿了。认真地办好学校,反复地用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大道理教导老百姓,那么,须发花白的老人也就不会自己背负或顶着重物在路上行走了。70岁以上的人有丝绸穿,有肉吃,普通百姓饿不着、冻不着,这样还不能实行王道,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现在的梁国呢,富贵人家的猪狗吃掉了百姓的粮食,却不约束制止;道路上有饿死的人,却不打开粮仓赈救。老百姓死了,竟然说‘这不是我的罪过,而是由于年成不好’这种说法和拿着刀子杀死了人,却说‘这不是我杀的而是兵器杀的’,又有什么不同呢?大王如果不归罪到‘年成不好’,那么天下的老百姓就会投奔到梁国来了。”

梁惠王说:“我愿意听您指教!”

孟子说:“请问大王,用木棍打死人和用刀子杀死人,有什么不同吗?”

梁惠王回答说:“没有什么不同的。”

孟子又问:“那么,用刀子杀死人和用政治害死人有什么不同?”

梁惠王说:“也没有什么不同。”

孟子接着说:“现在大王的厨房里有的是肥肉,马厩里有的是壮马,可老百姓面有饥色,野外躺着饿死的人。这是当权者在带领着野兽来吃人啊!大王想想,野兽相食,尚且使人厌恶,那么当权者带着野兽来吃人,怎么能当好老百姓的父母官呢?孔子曾经说过,首先开始用俑的人,他是断子绝孙、没有后代的吧!您看,用人形的土偶来殉葬尚且不可,又怎么可以让老百姓活活地饿死呢?”

梁惠王又问:“当年,天下没有比我们魏国更强的国家了,而现在到了我当政,东边被齐国打败,连我的大儿子也阵亡了;西边又丧失了河西之地700里,割让给秦国;南边又被楚国侵占了8个城邑。我为此感到非常耻辱,希望能早日雪耻复仇,您说我该怎么做呢?”

孟子回答说:“在任何方圆百里的小国家,都可以在自己的国土推行王道,大王如果肯对百姓施行仁政,减免刑罚,少收赋税,提倡精耕细作,及时锄草,使健壮的青年利用闲暇时间加强孝亲、敬兄、忠诚、守信的道德修养,做到在家能侍奉父兄,外出能尊长敬上,这样,即使是手里拿着木制的棍棒,也可以跟拥有坚实盔甲和锋利武器的秦、楚军队相对抗。原因是秦国和楚国侵占了百姓的农时,使百姓无法耕种田地来赡养父母。他们使老百姓的父母受冻挨饿,兄弟妻子各自逃散,您如果兴师前往讨伐这样的国家,有谁能跟您较量呢?‘实行仁政者无敌于天下。’请大王不要再犹豫徘徊!”

孟子对各诸侯国之间发动的攻伐战争导致人民流离失所深恶痛绝,所以,他怀着救民于水火的美好愿望,一再劝梁惠王要以“仁者”得“天下”,而不是靠发动战争争霸天下。然而,当时梁惠王致力于富国强兵,希望通过暴力的手段实现统一。孟子的仁政学说被并没有得到实行的机会。

齐宣王曾经向孟子问:“齐桓公、晋文公在春秋时代称霸的事情,您可以讲给我听听吗?”

孟子回答说:“孔子的学生并没有谈论过齐桓公、晋文公称霸之事,所以没有传到后代来,我也没有听说过。您如果一定要我说,那我就说说用道德来统一天下的王道吧?”

齐宣王问:“那么,怎么做才可以用道德统一天下呢?”

孟子说:“这就要求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这样去统一天下,就没有谁能够阻挡了。”

齐宣王说:“像我这样的人能够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吗?”

孟子说:“能够。”

齐宣王说:“你凭什么知道我能够呢?”

孟子说:“曾经有人告诉过我一件事,说您有一天坐在大殿上,有人牵着牛从殿下走过。您看到了,便问:‘把牛牵到哪里去?’牵牛的人回答,‘准备杀了取血祭钟’。您说,‘放了它吧!我不忍心看到它害怕得发抖的样子,就像毫无罪过却被判处死刑一样。’牵牛的人问,‘那就不祭钟了吗?’您说,‘怎么可以不祭钟呢?用羊来代替牛吧!’不知道有没有这件事?”

齐宣王回答说:“是有这件事。”

孟子说:“凭您有这样的仁心就可以统一大江南北了。老百姓听说这件事后都认为您是吝啬,我却知道您不是吝啬,而是因为不忍心。”

齐宣王说:“是的,确实有老百姓这样认为。不过,我们齐国虽然不大,但我怎么会吝啬到舍不得一头牛的程度呢?我其实是不忍心看到牛害怕得发抖的样子,所以用羊来代替它。”

孟子说:“您也不要责怪老百姓认为您吝啬。他们只看到您用小的羊去代替大的牛,哪里知道其中的深意呢?何况,您如果可怜牛毫无罪过却被宰杀,那么羊不也是毫无罪过而被宰杀的吗?试想一下,牛和羊有什么区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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