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尔基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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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自传小说(套装共3册)试读：
前言
一提到高尔基（1868—1936），人们往往立即就会想到“无产阶级作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等称号，举出《海燕之歌》《母亲》等作品。可是如果要问一下读者的真实感觉，那么就会得知，他们最喜爱的却是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童年》（1913）、《在人间》（1916）和《我的大学》（1923）。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奠定作家心理格局和创作特色的三部曲来纪念这位始终关注人性的文坛大师，有着独特的视角和思考。
高尔基从童年起就饱受苦难，二十四岁时发表第一篇作品，署名马克西姆·高尔基(意为“最大的痛苦”)，由此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生涯。他的早期作品从社会底层代言人的视角，表达了弱势群体“最大的痛苦”，显示出社会批判的鲜明意向。《母亲》《海燕之歌》都写于这个时期。这一创作指向，把他当时的作品和旨在推翻沙皇专制的革命运动联系在一起。但是自传三部曲的创作背景就不同了，它写于俄国第一次革命(1905—907)失败后的黯淡年月。这一时期出现的无数令人眼花缭乱的现象，促使作家把目光投向俄罗斯民族文化心理。他试图揭示民族性格的基本特征，发现民族历史发展滞缓的原因，探测未来历史的动向。在这一主导意向的统辖下，他陆续推出了六大系列作品，即奥库罗夫三部曲、自传三部曲、《罗斯记游》、《俄罗斯童话》、《日记片断》和《1922至1924年短篇小说集》。这些作品的思想指向和正在为进行一场新的革命做准备的革命党人的意向显然不一致。这也就是过去的教科书突出《母亲》和海燕之歌》、淡化包括自传三部曲在内的高尔基中后期作品的原因所在。革命领袖曾从作品的政治意义这一角度肯定《母亲》是一本“及时的书”，自传三部曲并不“及时”，却由于它的丰富文化意蕴而获得了更为广远的价值。
自传三部曲是高尔基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贯穿于作品始终的是主人公阿廖沙。其中，《童年》描述阿廖沙从一八七一年父亲病逝到一八七九年母亲去世期间在下诺夫戈罗德市外祖父家的生活，包括他短暂的学校生活和一八七八年秋辍学后“到街头去找生活”的情景，刻画了外祖父一家人、这个家庭染坊的工人、房客、邻居等众多的人物形象，呈露出童年生活给主人公留下的鲜明印象。《在人间》以阿廖沙一八七九年秋至一八八四年夏在社会上独自谋生的坎坷经历为线索，记述他先后在下诺夫戈罗德鞋店、绘图师家和圣像作坊当学徒，在伏尔加河上的“善良”号、 “彼尔姆”号轮船上当洗碗工的所见所闻，提供了俄国外省市民生活的生动画幅。《我的大学》则是主人公一八八四年秋至一八八八年在喀山时期的生活印象与感受的艺术记录，其中展示了伏尔加河的码头、“马鲁索夫卡”大杂院、捷林科夫面包店、谢苗诺夫面包作坊、民粹派革命家罗马斯在附近村庄上开的小杂货铺及村民的生活图景，最后以主人公漂泊到里海岸边加尔梅克人一个肮脏的渔场作结，描写了各阶层人物的众生相。作为一个艺术整体，三部曲所描述的内容在时间上彼此衔接，不仅是作家本人早年生活的形象化录影，而且绘制出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俄国外省生活的广阔画面，更是表现俄罗斯民族文化心理、民族风情的艺术长卷。
与一般的自传性小说不同的是，这三部曲的描写重心并非自传主人公阿廖沙的经历，而是从他作为“观察者”的角度所展示的俄罗斯日常生活。作品在读者面前打开了一幅幅彼此连缀的动态风俗画，呈现出充斥着愚陋和污秽的旧时代俄罗斯生活的特点。整个童年生活在阿廖沙的记忆中，仿佛是一个“悲惨的童话”。他所寄身的外祖父家的染坊，是一片充满着可怕景象的狭小天地，弥漫着人与人之间的炽热的仇恨之雾。家庭内部、邻里之间、街头巷尾出现的种种恶作剧和残酷行为，几乎达到疯狂的程度。市井之中充满着淫乱行为、“强者”肮脏的夸耀和各种幸灾乐祸的下流议论，以及各种可恶可恨的“娱乐”和“消遣”，如打赌叫一个店伙在两个小时内吃掉十磅火腿，一直让他吃得脸色发青，一群肥胖的买卖人却在一旁围观哄笑。在一个大杂院里，住着打算从数学上来证明上帝之存在的数学家，给商人太太姘居解闷的青年，拼死也要把自己的富裕亲戚搞得倾家荡产的无赖汉。面包作坊的工人竟要拿秤砣去殴打闹风潮的大学生们。有些农民憎恨商人和官老爷，却又时常对这些人摆出一副逢迎的嘴脸。三部曲对国民愚昧特征的揭露，差不多覆盖了俄罗斯社会各阶层。作家多次指出这是一种“俄罗斯式的愚昧”，也就是将它作为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特点之一来认识的。
消极的人生态度与愚昧的生活内容往往是形影相随、互为因果的。高尔基在三部曲中以饱含忧虑的笔触，描写了“铅样沉重的生活”怎样在俄罗斯民族中造就了无数听天由命的人，浑浑噩噩、无所事事的人，不幸沦落的人，以及一些曾经有过些许热情、不久即心灰意懒的颓废的人。在《我的大学》中作家写道：甚至在工人中间，也滋长着一种顺从和忍辱精神，一种顽强的耐性，“他们甘心受着醉汉老板狂暴的凌辱”；有人将生活的全部意义归结为一块面包和一个女人，而这种观念却获得了相当广泛的认同。作家慨叹道：“世界上还没有谁能像我们俄国人这样彻底否定生活的意义。”《在人间》中的司炉工雅科夫·舒莫夫，精力旺盛，性格开朗，然而他也同样否定生活的意义，对一切都十分冷漠。高尔基通过描绘这些众生相，表明作为民族文化心理特征之一的消极无为的生活态度，怎样有力地影响着俄罗斯人，包括某些本来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人。
愚昧的重要表征，一是对知识的不尊重，对文化的否定和对理性的排斥，二是道德观念淡薄，习惯于彼此仇恨，互相折磨。《在人间》里的那个圣像作坊掌柜，常常故意把阿廖沙读过的一些优秀作品中的故事改头换面，变成猥亵的东西，告诉圣像鉴定家老头；后者又从中提出些无聊的问题，帮他添油加醋，“把一些不要脸的东西，跟垃圾一样，扔到欧也妮·葛朗台、柳德米拉、亨利四世身上”。在他们对美的事物的这种恣意玷污背后，不难发现一种反文化的心理特征。鄙陋的文化状态和低水平的精神境界，决定了人们的情感方式和相互关系方面互相仇恨、彼此敌对的特点。阿廖沙的两个舅舅居心险恶地作弄老匠人格里戈里，戕害年轻的茨冈学徒伊凡，他们俩之间也是动辄大打出手，打得你死我活。《童年》中写到的那个来回摆动着下贱的长腿、用脚尖踢女人胸脯的“继父”，《在人间》中写到的那个毫无人性地折磨一个不幸妇女的妓院看门人，则是恶毒凶残地欺侮女性的代表。这一幅幅写照，将由愚昧生活培养的“人对人的无法理解的仇恨”呈露在读者面前，足以引起人们对于反人道的生活的一种生理上的厌恶。作家怀着一种切肤之痛，严峻地剖析了民族性格中层层叠叠的积垢，表明了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灵魂的鲜明意向。
当然，高尔基并未对俄罗斯人民的精神美点和优点视而不见，也没有把自己的激情完全倾注到民族性格消极面的揭示上。对人们身上保存的美好的人类感情与健全理性的张扬，贯穿于自传三部曲的始终。作家真实地表现了俄罗斯人的心理、情趣、追求、生活方式诸方面的复杂矛盾，在各种文化心理因素的交叉、纠葛与冲突中，着力发掘人们心灵中的美好感情和对文明的向往，从而显示出民族精神复兴的内在心理基础，表达出作家对于提高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一种深深的期望。
在三部曲中我们看到，不幸而愚昧的生活并没有泯灭俄罗斯人的美好天性。如阿廖沙的外祖母阿库林娜这位慈蔼的老人，以深切的爱心领着阿廖沙走进了艰难而有趣的生活，培养了他许多优良的品格。“善良”号轮船上的厨师斯穆雷生活在孤独之中，却有力地培养起阿廖沙对书籍的热爱。“玛尔戈皇后”把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提供给阿廖沙阅读，使他懂得了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些思想和感情”。还有，独立不羁、富于同情心的洗衣女工娜达丽雅给阿廖沙以温暖与关心，民粹派革命者捷林柯夫和罗马斯培养了他的公民意识和献身精神。读者从执拗地进行着化学试验的房客“好事情”身上，从单纯爽直、热情好学的农民伊佐特身上，都可以看到普通俄罗斯人对知识的肯定与崇尚，对文化的渴望与追求。《在人间》中有一个场面：莱蒙托夫的长诗《恶魔》有力地感染了圣像作坊中的人们，使得“整个作坊似乎都沉痛地沸腾起来”。作家显然是要表明：人们向往着可以使心灵变得美好的东西；他们心灵深处存留的文明的因子，正是民族精神觉醒和文化复兴的基石。善于“在每个现象里探求它的肯定的品质，在每个人身上寻求他的美德”，即使在对民族文化心理进行批判性考察时，也没有忘却显示出人们灵魂中的美点和亮色，这是高尔基自传三部曲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作品历来深受人们喜爱的原因之一。
三部曲还突出地表现了主人公的性格，如在艰苦的环境中不断奋进的自我意识，勤奋的品格，多思的习惯，不断积累知识的欲望，决不向恶势力低头的高贵人格，积极从周围大量平凡的人物事件中发现美与价值、吸取精神养分的努力，等等。在所有这些性格特征中，他那锲而不舍的求学精神，得到了最鲜明的表现。阿廖沙那一发不可收的读书热情，曾经给他带来了无数难堪的屈辱；他曾经长时间地生活在一种“弥漫着龌龊的、醉醺醺的、放荡的有毒空气”的环境里；他曾宁愿用每星期被人痛打一顿为代价来换取上大学的幸福，可是这一愿望始终未能实现。但所有这一切都阻挡不住他追求知识的热情。他从未放过任何一个学习机会。正是数不清的优秀书籍促进了他的精神自觉，以一股强大的推动力，使他得以彻底摆脱愚昧和庸俗的泥潭而成长起来。阿廖沙这一从苦难中崛起的形象，给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特别是生活道路坎坷的青年读者以极大的精神鼓舞。这一“出淤泥而不染”的自强不息者形象，至今仍有其独到的吸引力与启示意义。
高尔基自传三部曲的魅力不仅来自作品丰厚生动的内容和富于启迪意义的形象，也来自作品的艺术成就，来自深刻的思想、真挚的情感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有机统一。创作自传三部曲的时期，是作家一生创作中最辉煌的阶段。现实主义是他观照现实、把握生活的根本艺术法则。透过作家以清醒的写实笔法所绘制的一幅幅民族风情和心理素描，可以发现笼罩三部曲的总体美感特征：沉郁和悲凉。他的早期作品中那种热情洋溢、犀利刚健的特色已为冷峻凝重的风格所替代。把握俄罗斯民族文化心态这一主导意向，决定了作品的回忆录性质。正如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总有着一个较长的积淀过程那样，对它的系统考察也应当是一种远距离的、全方位的观照。这也许就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为什么高尔基在完成《母亲》《夏天》等小说之后，便似乎是突然地匆匆告别了“当前的现实”，转而记忆、向过去的俄罗斯生活汲取自己的诗情。于是我们看到，那些保留在作家心底的自童年时代的无数生活图景，那些在作家生活的各个阶段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便在他的笔下一起活了起来。自传体作品所特有的亲切语气，丰富的民族文化心理解剖学内容，使三部曲赢得了各类读者和批评家的广泛好评。
在自传三部曲中不难发现，在景色描写方面，作家已放弃了先前那种使用浓墨重彩、尽情泼染的手法，不再致力于描绘出色彩浓烈的图画，而逐步转向运用较经济的笔墨，勾勒出线条简洁、色彩恬淡的画面。更重要的是，作品中的风景描写和环境描写，已经不只是为人物活动提供相应的背景，或只是为了烘托气氛、间接表现人物情绪。在很多情况下，这类描写本身就是一帧帧现实主义的风俗录影。在这里，一切都带着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精神心理的投影，一切都显示出一种文化意蕴、文化的选择与水准，一切都是某种人生态度、情感方式、价值观念和传统习惯的折射。透过这一类表征出民族风情的画面，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作家的那种历史、土地、环境和人相统一的文化目光，那种深深的忧患意识。
同早期作品相比，还可以明显地看到自传三部曲呈现出另一种叙述风格：洗练代替了繁复，平易代替了铺张，恬淡代替了浓烈，冷峻代替了激昂；笔锋所及，舒展自如，恰似行云流水，而绝少斧凿之痕。这是高尔基的小说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高度的标志。纯熟洗练的描写艺术，行云流水般优美自如的语调，因以日常生活为素材而决定的浓郁的生活气息，都使读者获得了极大的审美享受。特别是作品中的那些情、景、意浑然一体的篇幅，那些由作者直接倾吐心曲、抒发情怀的段落，与其说是散文，毋宁说是诗行，令人想起屠格涅夫笔下的一些充满魅力的篇章。
从一九二八年《童年》首次被译介到我国起，岁月悠悠，风云变幻，沧海桑田，三部曲以其特有的艺术魅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至今仍是印行量最大的高尔基作品。西方评论界也给三部曲以几乎一致的好评。如法国《拉罗斯大百科全书》认为高尔基的自传小说是“俄罗斯文学的杰作之一”；瑞典和英国学者合编的《彩色插图世界文学史》曾称三部曲是高尔基“最伟大的文学贡献”；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则把高尔基的回忆录《列夫·托尔斯泰》和自传三部曲列为经典书目。显然，自传三部曲不仅是高尔基创作的一个高峰，也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中永远的经典。人民文学出版社在高尔基诞辰一百五十周年之际出版这个三部曲，是个很有意义的选择。汪介之二○一八年八月于南京文前辅文给我的儿子一
在幽暗的小屋里，我父亲躺在窗下地板上，他穿着白衣裳，身子伸得老长老长的；他的光脚板的脚指头，奇怪地张开着，一双可亲的手安静地放在胸脯上，手指也是弯的；他那一对快乐的眼睛紧紧地闭住，像两枚圆圆的黑铜钱，他的和善的面孔发黑，难看地龇着牙吓唬我。
母亲跪在那里，上身没穿衣裳，下半身围着红裙子。她用那把我爱拿来锯西瓜皮的小黑梳子，把父亲又长又软的头发从前额梳到后脑勺；母亲老是自言自语，声音粗重而且沙哑，她的灰色眼睛肿得仿佛要融化似的，大滴大滴的泪水直往下滚。
外祖母拉着我的手。她长得圆圆的，头大眼睛也大，松软的鼻子挺可笑；她穿一身黑衣裳，整个人都是柔软的，好玩极了；她也哭，哭得挺别致，仿佛挺熟练地伴随着母亲哭，浑身发抖，拉着我往父亲身边推；我躲在她背后，死撑着不愿去；我又害怕又觉得怪别扭的。
我从未见过大人哭，也不明白外祖母再三地说的话是什么意思：“跟爸爸告别吧，你再也看不见他了，亲爱的孩子，他不到年纪，不到时候就死了……”
我得过一场大病。才刚下地。我病着的时候记得很清楚：父亲高高兴兴地看护我，可是后来，他忽然不见了，却换了一个奇怪的人[1]——外祖母来看护我。“你从哪儿来的？”我问她。
她回答：[2]“从上边，从尼日尼来的，不是走来的，是坐船来的，在水上不能走，小鬼！”
这真可笑，使人摸不着头脑，因为在我们家楼上住着几个染了头[3]发的大胡子波斯人，地下室住着一个黄脸的加尔梅克老头子，是贩卖羊皮的；沿着楼梯，可以骑着栏杆溜下去，要是摔倒了，就翻着筋斗往下滚，——这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这和水有什么关系呢？一切都乱套了，都糊涂得令人好笑。“为什么我是小鬼？”“因为你多嘴。”她也笑着说。
她讲起话来又亲切，又快乐，又流利。从见到她的第一天起，我就和她要好了，现在我希望她快点领我离开这间屋子。
母亲使我感到压抑；她的眼泪和号哭都在我心里引起新奇的、不安的感觉。我第一次看见她这个样子，——她一向态度很严厉，很少说话；她总是打扮得干干净净，平平帖帖的，她的个子高高大大，像一匹马：她有一副筋骨坚硬的体格和两只劲头极大的手。可是现在，不知为什么，她全身都膨胀起来，弄得乱七八糟，看去令人怪不舒服的，衣服也全撕得破破烂烂的；头发本来梳得很齐整，像一顶光亮的大帽子，现在披散到赤裸的肩膀上，耷拉到脸上，编辫子的那半头发，来回摆动着，触动睡着了的父亲的脸。我已经在屋里站了很久，可是她连一眼也不看我，她老是梳父亲的头发，不断地号啕大哭，眼泪扑簌簌地直流。
穿黑衣裳的乡下人和警察从门缝里伸头看看。警察气哼哼地叫了一声：“快点收拾！”
窗户是用黑披肩遮着的；披肩给吹得像船帆似的鼓起来。有一次，父亲带我划帆船，忽然霹雳一声雷响，父亲笑起来，膝头紧紧夹着我，大声说：[4]“没关系，不要怕，‘大葱头’！”
母亲忽然从地板上费劲地挺身站起，马上又坐下去，仰面倒下，头发铺散在地板上。她紧闭着两眼，刷白的面孔变青了。她像父亲那样龇着牙，声音可怕地说：“把门关上……阿列克谢，滚出去！”
外祖母推开了我，跑到门口喊道：“亲爱的人们，不要怕，不要管她，为了基督，请你们走开吧！这不是霍乱症，是生孩子，请原谅，好人们！”
我跑到黑暗的角落里，躲到箱子后面，从那里看母亲在地上打滚，呻吟，牙齿咬得格格地响，外祖母在她身边爬着，亲切地，快乐地说：“为了圣父和圣子，瓦留莎，忍住点儿！圣母保佑……”
我吓坏了。她们在父亲身旁的地板上忙成一团，碰他，唉声叹气，喊叫，可是他一动不动，仿佛还在笑呢。她们在地板上忙了很久。母亲好几次站起来又倒下去。外祖母像一个又黑又软的大皮球，从屋子里滚出去又滚进来；后来，忽然在黑暗中有一个小孩哭了。“荣耀归于主！”外祖母说，“是个男孩！”
说罢她点上了蜡烛。
我大概是在墙角睡着了，以后的事全记不得了。
留在我记忆中的第二个印象，是雨天，坟场荒凉的一角。我站在溜滑的黏土小丘上，看父亲的棺材放进一个坑里；坑底全是水，还有几只青蛙，其中两只已经爬到黄色的棺材盖上了。
在坟旁边，有我，有外祖母，有浑身淋湿了的警察，还有两个手拿铁锹的脸色阴沉的乡下人。温暖的雨点像细碎的玻璃珠子，不停地洒在大家身上。“埋吧。”警察往一旁走开，说道。
外祖母哭了，用头巾的一角捂着脸。两个乡下人躬着腰急忙往坟坑里撒土，打得水啪哧啪哧地响；那两只青蛙从棺材上跳下来，开始往穴壁上爬，但是土块把它们打落到坑底了。[5]“走吧，廖尼亚。”外祖母抓住我的肩膀说。我从她手里挣脱了，我不想离开。“你真是的，主啊。”外祖母不知是埋怨我还是埋怨主，她低着头，默默地在那里站了很久。墓穴都填平了，她还站在那里不动。
两个乡下人嘭嘭地用铁锹平地。刮起一阵大风，把雨刮跑了。外祖母搀着我的手，领我穿过许许多多发黑的十字架，向老远老远的教堂里走去。“你怎么不哭啊？”我们走出围墙的时候，她问我，“应当哭一场！”“我不想哭。”我说。“不想哭，那就不要哭好了。”她悄悄地说。
很奇怪：我很少哭，即使哭，也是因为受了气，不是因为疼。父亲常常笑我流泪，母亲也总是吵我：“不许哭！”
后来，我们坐着一辆小马车在宽宽的很龌龊的街道上走，街两旁都是深红色的房屋；我问外祖母：“那两只青蛙爬不出来吧？”“爬不出来了，”她回答，“不要紧，有上帝保佑它们呢！”
不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没有这么亲热、这么频繁地念叨着上帝。
过了几天，我、外祖母和母亲，搭上了轮船，坐在小小的船舱里；刚生下来的小弟弟马克西姆死了，包着白布，外面缠着红带子，躺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上。
我坐在包袱和箱子堆上，从那又圆又鼓、像马眼睛的小窗户往外眺望；在潮湿的窗外，泛起泡沫的混浊的水不断地流，时常飞溅起来，舐着窗户玻璃。我就不由得跳到地上。“不要怕。”外祖母说，她两只软绵绵的手轻轻地抱起我，又把我放到包袱上。
水面上是灰蒙蒙的湿雾，远方是黑色的土地，接着它又消失在雾里和水里了。周围的一切在颤动，只有母亲把两手放到脑后，倚着船壁僵直地站着，一动不动。她的面孔阴暗，铁青，瞎子一般，她两眼紧闭，老是一声不响，人完全变样了，变成了一个新的人，连她穿的衣服我都觉得陌生。
外祖母不止一次低声对她说：[6]“瓦里娅，我说，你最好吃点东西，少吃一点，好不好？”
她沉默着，一动不动。
外祖母和我说话时，轻声细语，和母亲说话时，声音高一点，但不知为什么很小心，胆怯，而且话不多。我觉得她怕母亲。我看出这一点，这使我对外祖母更亲近了。“萨拉托夫，”母亲突然生气地大声说，“那个水手呢？”
连她说的话也很奇怪，令人听不懂：萨拉托夫，水手。
进来一个宽肩膀、白头发的人，穿着一身蓝衣裳，拿来一个小匣子。外祖母接过小匣子，把小弟弟的尸体放到里面，装好后，外祖母伸直胳膊托着小匣子向门口走去，但是她太胖，要侧着身子才能挤过狭窄的舱门，她停在门口，可笑地不知所措。“看你，妈妈！”母亲叫了一声，从她手里夺过棺材，于是她们俩不见了，我还留在舱里，仔细地打量那个穿蓝衣服的男人。“怎么样，小弟弟死了吧？”他弯下身来对我说。“你是谁啊？”“我是水手。”“萨拉托夫是谁啊？”“是城市。你往窗外看，那不是！”
土地在窗外移动着；黑暗而陡峭的土地雾气腾腾的，像是刚从大圆面包上切下来的一大片面包。“外婆到哪儿去了？”“埋外孙子去了。”“把他埋到地底下吗？”“不埋到地底下埋到哪儿？”
我讲给水手听，埋父亲的时候，活埋了两只青蛙。他抱起我，搂紧我亲了亲。“唉，小弟弟，你还不懂事呢！”他说，“用不着可怜青蛙，不要管它们！你可怜可怜妈妈吧，你看她难过得成了什么样子！”
汽笛在我们头顶上呜呜地响了。我已经知道这是轮船拉笛，所以不害怕。那个水手急忙把我放下，拔腿就往外跑，一面还说：“要快跑！”
我也想跟着跑。我走到门外。在半明半暗的夹道里一个人也没有。离门不远，楼梯上的镶铜闪着光。我往上一看，看见一些人背着背袋、提着包袱。很显然，大家都要下轮船了，那我也应当下轮船。
可是，当我和一群男子一起走到船舷踏板前面，大家都对我嚷起来：“这是谁的孩子？你是谁的孩子？”“我不知道。”
有老长时候，人们挤我，扯我，摸我。最后，那个头发斑白的水手来了，抱起我，解释说：“这是从阿斯特拉罕上来的，从舱里跑出来的……”
他抱着我跑到舱里，把我往行李上一丢，就走了，一面指着我吓唬说：“再动我就打你了！”
我头顶上的吵闹声渐渐地静了，轮船已经不在水上噗噗地响，也不打颤了。舱里的窗户给挡上了一堵潮湿的墙；变得又黑又闷，包袱好像胀大了，挤得我难过，一切都变得不好了。也许，我就这样永远一个人留在这空荡荡的轮船上吧？
我走到门跟前。门开不开，铜门把拧不动。我拿起盛着牛奶的瓶子，使大劲儿朝铜把打过去。瓶子碎了，牛奶溅了我满腿，流进了靴筒里。
我因遭到失败而感到懊丧，便躺到包袱上，悄悄地哭起来，哭着哭着，噙着泪水就睡着了。
我醒来时，轮船又颤动着噗噗地响了。船舱的窗户明晃晃的，像一个太阳。外祖母坐在我身旁梳头，皱着眉头，老是自言自语地咕哝着。她的头发多得出奇，密密地盖着两肩、胸脯、两膝，一直垂到地上，乌黑乌黑的，泛着蓝光。她用一只手从地上把头发兜起来提着，挺费劲地把稀疏的木梳齿儿梳进厚厚的发绺里；她的嘴唇歪扭着，黑眼珠儿闪耀着气愤的光芒，她的脸在大堆的头发里变得又小又可笑。
她今天样子很凶，但当我问起她的头发为什么这样长的时候，她还是用昨天那样温暖而柔和的腔调说：“看来这是上帝给我的惩罚，上帝说：给你梳这些该死的头发去吧！年轻的时候，我夸耀过这一把马鬃，到老来，我可诅咒它了。你睡吧！还早着呢，——太阳睡了一夜刚起来……”“我不想睡！”“不想睡就不睡好了。”她马上表示同意，一面编辫子，一面往沙发那边瞧，母亲就在沙发上躺着，脸朝上，身子直得像一根弦。“你昨天怎么把牛奶瓶子打破了？你小点声说！”
外祖母说话好似在用心地唱歌，字字句句都像鲜花那样温柔，鲜艳和丰润，一下子就牢牢地打进我的记忆里。她微笑的时候，那黑得像黑樱桃的眼珠儿睁得圆圆的，闪出一种难以形容的愉快光芒，在笑容里，快活地露出坚固的雪白的牙齿，虽然黑黑的两颊有许多皱纹，但整个面孔仍然显得年轻，明朗。但这面孔却被松软的鼻子、胀大了的鼻孔和红鼻尖儿给弄坏了。她从一个镶银的黑色鼻烟壶里嗅烟草。她的衣服全是黑的，但通过她的眼睛，从她内心却射出一种永不熄灭的、快乐的、温暖的光芒。她腰弯得几乎成为驼背，肥肥胖胖，可是举动却像一只大猫似的轻快而敏捷，并且柔软得也像这个可爱的动物。
在她没来以前，我仿佛是躲在黑暗中睡觉，但她一出现，就把我叫醒了，把我领到光明的地方，用一根不断的线把我周围的一切联结起来，织成五光十色的花边，她马上成为我终身的朋友，成为最知心的人，成为我最了解、最珍贵的人——是她那对世界无私的爱丰富了我，使我充满了坚强的力量以应付困苦的生活的。
四十年前，轮船走得很慢；我们坐了好多天的船才到尼日尼，我清楚地记得最初的几天是多么美。
天气变好了，我和外祖母从早到晚都待在甲板上，头上是明净的天空，伏尔加两岸被秋天镀上一层金，又缝上了绸缎。橘红色的轮船逆流而上，轮桨徐徐地、懒懒地拍打着瓦蓝色的水，发出隆隆的声音，船尾用一条长长的牵引索拖着一只驳船。驳船是灰色的，样子像一只土鳖。太阳在伏尔加河上空静悄悄地浮动着；周围的景致时时刻刻变换着，时时刻刻都是新的。翠绿的山好似大地的富丽衣服的华美褶儿。沿岸有城市和乡村，远远看去宛如一块块的甜点心。水面上漂着金黄色的秋叶。“你瞧，多么好啊！”外祖母不断地这样说，一会儿跑到船这边，一会儿跑到船那边，她容光焕发，高兴得睁大了眼睛。
她常常对着河岸出神，把我也给忘了；她站在船边，两手交叉在胸前，微微笑着，一声不响，眼里含着泪水。我拉拉她的挑花的黑裙子。“啊？”她抖擞了一下，“我仿佛在打瞌睡，做了一个梦似的。”“你哭什么？”“亲爱的，我哭是因为快乐，因为年老，”她微笑着说，“我已经老了，你知道吧，我的岁月过了六十整了。”
她闻了闻鼻烟，开始给我讲一些珍奇的故事：讲慈善的强盗，讲圣人，讲各种怪兽和妖魔。
她讲童话故事的时候，声音很低，很神秘，她俯下身子凑近我的脸，睁大了眼珠儿注意地看着我的眼睛，就仿佛往我心里灌输一种使我振奋的力量。她说话像唱歌似的，越说越流畅。听她说话使人有说不出的愉快。我每次听完以后，总是要求：“再讲一个！”“好，再讲一个：有一个老家神坐在灶炉底下，面条儿扎进了他的脚掌儿，他摇来晃去的，哼哼吱吱地叫：‘哎哟，小老鼠，疼啊，哎哟，小老鼠，我受不了啊！’”
外祖母抬起一只脚，两手握着它，悬空摆来摆去，可笑地装出一副苦脸，仿佛她自己感觉疼痛似的。
水手们（一群长胡子的和蔼的男人）站成一圈儿，他们一面听，一面笑，夸奖外祖母，也要求说：“老太太，再讲一个吧！”
然后他们都说：“走，跟我们一块儿吃晚饭去！”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请外祖母喝伏特加酒，请我吃西瓜和香瓜。这都是偷偷地做的，因为船上有一个人禁止吃瓜果，他会把瓜果夺走扔到河里的。他穿得很像警察，制服上钉有铜扣子，整天价醉醺醺的，人们都躲开他。
母亲很少到甲板上来，总是躲开我们。她始终沉默着。她身躯高大，挺直，面孔发黑，铁似的冷静，粗大的浅色辫发像王冠似的盘在头上；她全身结实而有力。我现在回想起来，总觉得有一层雾或者透亮的云包围着她，她那对跟外祖母一样大的灰色的眼睛，从这云雾里远远地冷漠地眺望着。
有一次她严厉地说：“人家笑您呢，妈妈！”“管他们呢！”外祖母满不在乎地回答，“让他们笑去吧，让他们笑个痛快！”
我记得，外祖母一看见尼日尼，就高兴得像小孩子似的。她拉着我的手，推着我走到船舷旁边，大声地说：“你瞧，你瞧，多么好看！那就是尼日尼，我的天啊！瞧它，简直像神仙住的地方！你再瞧那教堂，活像在空中飞翔似的！”
她几乎哭了出来，央求我母亲说：“瓦留莎，你倒是看一看啊，嗯？大约你把这些地方都忘了吧？高兴高兴吧！”
母亲阴沉地笑了笑。
轮船停在美丽的城对面河心当中，河上挤满了船只，几百根尖尖的桅杆耸立着。一只满载着人的大船向轮船靠拢来，钩杆抓住放下来的梯子，人们一个个地从那只大船走上甲板。有一个干瘦的小老头在最前头飞快走着，他穿着一身黑色的长衣服，胡子是赤金色的，有着一个鸟嘴鼻子和一对绿莹莹的小眼睛。“爸爸！”母亲深沉而响亮地喊叫了一声，就扑到他的怀里，他抱着她的头，急忙用那通红的小手抚摩着她的两腮，声音尖厉地喊道：“怎么啦？傻孩子。噢哟！原来是这么着……嗨，你们这些人啊……”
外祖母像陀螺似的乱转，转眼工夫就把所有的人都拥抱过，亲吻过；她推着我走到人们面前，急忙地说着：“快点快点！这是米哈伊洛舅舅，这是雅科夫舅舅……纳塔利娅舅妈，这是两个表哥，都叫萨沙，卡捷琳娜表姐，这都是我们一家子，你看有多少！”
外祖父问她：“你身体好吗？老妈妈。”
他们对吻了三下。
外祖父把我从挤在一起的人堆里拉出来，按着我的头问道：“你是什么人啊？”“我是从阿斯特拉罕上来的，从船舱里跑出来的……”“他说什么？”外祖父问我母亲，没等回答，就推开我说道：“颧骨跟父亲的一样……下船吧！”
下了船，我们一群人沿着斜坡往上走，坡上铺着大鹅卵石，两旁高高的陡坡长满了枯黄的被践踏了的野草。
外祖父和我母亲走在大家的前头。他的个儿只到她的肩膀，他走起路来步子细而快，她却宛如在空中飘浮着，从上往下望着他。两个[7]舅舅默默地在后面跟着：米哈伊尔舅舅的黑头发梳得光光的，像外祖父一样干瘦；雅科夫舅舅的头发是浅色的，曲卷着；还有几个穿着鲜亮衣服的胖女人和六个孩子，这些孩子都比我大，都是安安静静的。我和外祖母、小个子舅母纳塔利娅一块儿走着。她面色苍白，蓝眼睛，挺大的肚子，常常停下来，气喘喘地低声说：“噢唷，我走不动了！”“他们干吗要惊动你？”外祖母气愤愤地说，“一家子蠢货！”
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我都不喜欢，我觉得自己在他们中间是陌生人，甚至连外祖母也有点失去原先的光彩，显得疏远了似的。
特别使我不喜欢的是外祖父；我在他身上立刻闻到敌意，他引起我对他的特别注意和一种畏惧的好奇心。
我们上了坡。坡顶上靠右边斜坡开始有大街的地方，坐落着一所低矮的平房，涂着脏污的粉红油漆，房盖低低地压下来，窗户是往外鼓的。从外面看，我觉得很大，可是里面，分成一间间的半明半暗的小房间，很拥挤；像在靠码头的轮船里似的，到处都是怒气冲冲的人忙来忙去，小孩子像一群偷食的麻雀乱窜乱跳，到处可以闻到一种刺鼻的从未闻过的气味。
我到了院子里。院子也令人不愉快：满院子挂的都是整幅的湿布，到处摆着桶，桶里盛着稠糊糊的五颜六色的水，里面泡着的也是布。在墙角一间低矮的快要倒塌的旁屋里，炉子里木柴烧得正旺，有什么东西煮沸了，嘟嘟地响，一个看不见的人高声说着奇怪的话：“紫檀——品红——硫酸盐。”
[1] 阿廖沙·彼什科夫（即高尔基）三岁时（1871年）在阿斯特拉罕流行霍乱，他父亲马克西姆看护他，不幸染病身亡。
[2] 尼日尼是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即高尔基市）的简称；俄语“尼日尼”是“下面”的意思，所以小孩子误会他外祖母是说从下面来的。
[3] 加尔梅克是俄境内一个少数民族。
[4] 父亲对阿列克谢的亲热的称呼。
[5] 也是阿列克谢的爱称。
[6] 阿列克谢的母亲瓦尔瓦拉的爱称。
[7] 米哈伊尔即米哈伊洛。二
一种浓厚的、色彩斑驳的、离奇得难以形容的生活，以惊人的速度开始奔流了。在我的记忆中，那段生活，仿佛是由一个善良而且极端诚实的天才美妙地讲出来的一个悲惨的童话。现在我把过去回想一下，有时连我自己也难以相信竟会发生那样的事，有很多事情我很想辩驳，否认，因为在那“一家子蠢货”的黑暗生活中，残酷的事情太多了。
但真理比怜悯更高，要知道，我不是在讲我自己，而是讲那令人窒息的、充满可怕景象的狭小天地。在这里，普通的俄国人曾生活过，而且直到现在还在生活着。
外祖父家里，弥漫着人与人之间的炽热的仇恨之雾；大人都中了仇恨的毒，连小孩也热烈地参加一份。后来从外祖母嘴里我才知道，母亲来到的时候，她的两个弟弟正在坚决地要求父亲分家。母亲突然回来，使他们的分家愿望更强烈，更尖锐了。他们害怕我的母亲讨回那份本来给她预备，但是因为她违背外祖父的意志“自己做主”结婚而被外祖父扣留了的嫁妆。舅舅们认为嫁妆应当分给他们。此外还为了谁在城里开设染坊、谁到奥卡河对岸库纳维诺村去，彼此早就无情地争吵不休了。
我们来了不久，在厨房里吃饭的时候，就爆发了一场争吵：两个舅舅忽的一声站起来，把身子探过桌子，冲着外祖父大叫大吼，像狗似的冤屈地龇着牙，哆嗦着。外祖父用羹匙敲着桌子，满脸通红，叫声像公鸡打鸣一样地响：“叫你们全给我讨饭去！”
外祖母痛苦得面孔都变了样儿，说：“全都分给他们吧，你也好落得耳根清净，分吧！”“住嘴，都是你惯的！”外祖父叫喊着，两眼直放光。真怪，别看他个子小，叫起来却震耳朵。
母亲从桌子旁站起来，慢慢地走到窗口，背转身去不看大家。
米哈伊尔舅舅忽然扬起手对着他弟弟的脸就是一下；弟弟大吼一声，揪住了他，两个人在地板上滚开了，发出一片喘息、呻吟、辱骂的声音。
孩子们都哭了；怀孕的纳塔利娅舅母拼命地喊叫；我的母亲抱着她把她拖走了；快乐的麻脸保姆叶夫根尼娅把孩子们撵出了厨房；椅[1]子都弄倒了；年轻的宽肩膀的学徒“小茨冈骑在米哈伊尔舅舅背上，格里戈里·伊凡诺维奇师傅，这个秃顶、大胡子、戴黑眼镜的人，却平心静气地用手巾捆着舅舅的手。
舅舅伸长了脖子，稀疏的黑胡子摩擦着地板，呼呼地喘得可怕；外祖父绕着桌子乱跑，悲哀地嚎叫：“亲兄弟！亲骨肉！嗨，你们这些人啊……”[2]
刚开始吵架，我就吓得跳到炕炉上，我怀着恐惧的惊奇看外祖母用铜盆里的水给雅科夫舅舅洗打破了的脸流出的血；他一面哭一面跺脚，外祖母声音沉痛地说：“该死的，这帮野种，清醒清醒吧！”
外祖父把撕破的衬衫拉到肩膀上，对她喊叫：“老妖婆，看你生的这群野兽！”
雅科夫舅舅走后，外祖母躲到角落里，颤颤抖抖地号啕着：“圣母啊，求求你使我的孩子们通点人性吧！”
外祖父侧着身子站在她面前，望着桌子。上面的东西全给碰翻了，流了一桌子水。他低声说：“老婆子，你看着他们一点儿，不然他们会欺负瓦尔瓦拉的，说不定……”“算了吧，上帝保佑你！把衬衫脱下来，我给你缝缝……”
她用手掌抱着外祖父的头，亲了亲他的前额；他（他的个儿比她小）把脸贴到她的肩上。“看样子得分家啦，老婆子……”“得分家，老爷子，得分家！”
他们俩谈了很久。起先谈得倒融洽，后来外祖父就像准备斗架的公鸡，用脚搓地板，指着外祖母，吓唬她，大声地私语说：[3]“我就知道你，你比我疼他们！可是你的米什卡是个笑面虎，[4][5]雅什卡是个共济会员！他们将来会把我的家产全都喝光的，光知道挥霍……”
我在炕炉上翻翻身，因为翻得太笨，把熨斗碰掉了；它稀里哗啦地顺着炉梯滚下去，扑通一声掉进脏水盆里。
外祖父一下子跳到炉梯上，把我拖了下来，细细地瞧我的脸，好像是初次看到我似的：“谁把你放到炕炉上的？是妈妈吗？”“是我自己上去的。”“撒谎。”“没有撒谎，是我自己上去的。我害怕来着。”
他轻轻地用手掌拍了一下我的额头，把我一推。“活像他爸爸！滚开……”
我高兴地从厨房里跑了出去。
我看得很清楚，外祖父那对聪明锐利的绿眼睛老是注视着我，我很怕他。我记得，我总想避开这一对火辣辣的眼睛。我觉得外祖父脾气很坏；他不论和谁讲话，总是嘲笑人，欺负人，摆出一副挑战的架势，极力惹对方生气。“嗨，你们这些人啊！”他常常感叹说，“啊”这个音拉得很长，一听见就引起我一种无聊的、想打冷战的感觉。
在休息的时刻，在吃晚茶的时候，当外祖父、舅舅和伙计们从作坊回到厨房时，大家都疲倦不堪，手被紫檀染得通红，被硫酸盐灼伤，头发用带子箍着，一个个活像厨房角落里暗黑色的圣像——在这危险的时刻，外祖父坐在我对面，使他的孙子们觉得很羡慕，因为他对我比起对他们谈得多。他身子长得匀称，线条分明，尖尖瘦瘦。他那丝线缝的圆领绸背心破旧了，印花布的衬衫揉皱了，裤子膝盖上有两块大补丁，但是比起穿着上衣和护胸、脖子围着三角绸布的两个儿子来，仍然使人觉得他穿得干净而且漂亮。
我们来了不几天，他就逼着我学祈祷。其他的孩子都比我大，已[6]经跟圣母升天教堂里一个助祭学认字去了。从家里的窗户望去，可以看见教堂的金顶。
教我念祷词的是那个稳静而胆小的纳塔利娅舅妈，她的小圆脸跟儿童的一样，眼睛透亮。我仿佛觉得，从这对眼睛里可以看见她脑后的一切。
我喜欢看她的眼睛，目不转睛地长久地看着。她两眼眯缝着，脑袋转来转去，悄悄地、几乎像耳语似的恳求说：“喂，请你说：‘我们在天之父……’”[7]
如果我问：“什么是‘雅科、热’。”她就胆怯地环顾一下，忠告道：“你不要问，越问越糟！就简单地跟着我说：‘我们在天之父’……说啊？”
使我觉得很不安：为什么越问越糟？“雅科、热”这个词的意思不明显，我有意想把它念得走样：[8]“‘雅科夫、热’，‘雅、夫、科热’……”
但是苍白的、仿佛浑身正在融化的舅母耐心地用她那老是断断续续的声音改正说：“不是，你就简单地说：‘雅科、热’……”
但是，不论她本人，不论她说的话，都不简单。这惹我生气，妨碍我记祈祷词。
有一天外祖父问我：“告诉我，阿廖什卡，你今天做些什么事？玩来着！我看你额头上有一块青疙瘩，就知道你干什么来的。赚一块青疙瘩算什么能耐！‘主祷经’念熟了吗？”
舅母轻轻地说：“他的记性不好。”
外祖父冷笑一声，快乐地扬起红眉毛。“要是这样，那就得挨揍！”
他又问我：“父亲揍你吗？”
我不懂他说的是什么话，所以没有回答，母亲却接过去说：“没有，马克西姆从来不打他，还叫我也不许打他。”“这是为什么啊？”“他说，用鞭子教不出人来。”“他是个大傻瓜，上帝原谅我说死人马克西姆的坏话！”外祖父咬字很清楚，气愤地说。
他这句话使我感到屈辱。他看出了这一点。“你干吗噘嘴啊？看你那样子……”
他摸了摸他那斑白的红头发，又补充说：[9]“为顶针的事，星期六我要抽萨什卡一顿。”“什么叫‘抽’啊？”我问。
大家都笑了，外祖父说：“等一等你就知道啦……”[10]
我心里暗暗揣摩：“抽”就是把送来染色的衣裳“拆开”，而“揍”跟“打”显然是一回事。打马，打狗，打猫；在阿斯特拉罕警察打波斯人，这我是见过的。可是我从未见过这样打小孩，虽然这里的舅舅们有时弹自己的孩子的额头，有时弹后脑勺，孩子们对这都满不在乎，只是搔一搔弹肿了的地方。我不止一次地问他们：“疼吗？”
他们总是很勇敢地回答：“一点儿也不疼！”
为了顶针的事，闹得沸沸扬扬，这我是知道的。有天晚上，在已经喝过茶，还没有吃晚饭之前，舅舅们和格里戈里师傅正在把染好了的成幅料子缝成一匹一匹的，然后在上面缀个厚纸签儿。米哈伊尔舅舅想跟那个快瞎的格里戈里开个玩笑，叫九岁的侄儿在蜡烛上烧师傅的顶针。萨沙用烛花镊子夹着顶针烧起来，把它烧得滚烫滚烫的，偷偷地放到格里戈里的手底下后，就躲到炉子后面去了。可巧这时外祖父来了，坐下来想干活，于是就戴起了那只烧热的顶针。
我记得，听见吵闹声，我就跑进厨房里，这时外祖父正用烧伤了的指头抓住耳朵，可笑地蹦跶着，叫道：“这是谁干的？你们这些异教徒！”
米哈伊尔舅舅俯在桌子上，用指头拨弄着顶针，对它吹气；匠人若无其事地在那里缝东西，影子在他那巨大的秃脑袋上跳动着；雅科夫舅舅跑了进来，躲在炕炉拐角后面偷笑；外祖母用擦子擦生马铃薯。“这是雅科夫的萨什卡干的。”米哈伊尔舅舅突然说。“胡说！”雅科夫大喝一声从炕炉后跳了出来。
他的儿子在炕炉后面哭了，叫道：“爸爸，别信他的话。是他叫我干的！”
两个舅舅互相骂起来。外祖父马上消了气，把马铃薯糊糊敷到手上，一声不响地领着我走了。
大家都说是米哈伊尔舅舅的过错。我自然在喝茶的时候要问：“要不要揍他和抽他？”“要。”外祖父气嘟嘟地说，斜着眼看了我一下。
米哈伊尔舅舅朝桌子上一拍，对我母亲喝道：“瓦尔瓦拉，管管你的狗崽子，不然我就揪掉他的脑袋！”
母亲说：“你试一试，敢动他……”
大家都不再说话了。
她善于说这样简短的语句，就好像这些语句把人们从她身边推开，把他们甩得远远的，使他们变得很渺小。
我清楚地知道，大家都怕母亲；甚至连外祖父对她说话都细声细气的，跟对别人说话不一样。这使我很痛快，我满心高兴地对表哥们夸耀：“我母亲的力气最大！”
他们没有表示反对。
但是星期六发生的事情，动摇了我对母亲的这种看法。
在星期六之前，我也犯了错。
大人们巧妙地使布料变色，这使我觉得好玩：黄布浸到黑水里，就变成深蓝色的——宝蓝；灰布在红褐色的水里涮一涮，就变成红色的——樱桃红。很简单，但是我不明白。
我想亲自动手染一染，我就把这个念头告诉了雅科夫的萨沙——他是一个正正经经的孩子；他老是在大人身边，对谁都表示亲热，随时想给每个人服务。大人都夸奖他听话、伶俐，但是外祖父却斜着眼看萨沙，说：“就会讨好卖乖！”
雅科夫的萨沙又瘦又黑，眼睛像龙虾似的突出，说起话来急急忙忙的，声音很低，老被自己的话哽得不接气。他常常鬼鬼祟祟地东张西望，仿佛想逃到什么地方躲起来似的。他的栗色瞳人一动不动，但他一兴奋，瞳人就跟着白眼珠子直打颤。
我觉得他很讨厌。我对不惹人注意的、又笨又懒的米哈伊尔的萨沙要欢喜得多。他是一个沉静的孩子，生着一对忧郁的眼睛，微笑起来很和善，很像他那温和的母亲。他的牙齿长得很难看，全从嘴里露了出来，上颚长两排牙。他觉得这很好玩：他经常把指头放到嘴里，晃动后排牙齿，想拔掉它；谁想摸摸他的牙，他都顺从地让谁去摸。此外，我在他身上再没有发现更多有趣的东西了。家里人口虽然很多，但他却孤单单的，喜欢坐在半明半暗的角落里，傍晚的时候就坐在窗户前。一言不发地和他一起是很愉快的——紧紧地偎依着他坐在窗前，沉默地待上整整一个钟头，眺望绯红的傍晚天空，那黑色的寒鸦绕着圣母升天教堂的金色圆顶盘旋，一直飞得高高的，又落下来，忽然，像一面黑网似的遮着渐渐熄灭的天空，随后就不知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留下一片空虚。当你眺望这些的时候，一句话也不愿意说，愉快的惆怅充满了胸怀。
雅科夫舅舅的萨沙对什么都能讲得又多又严肃，像个成年人似的。他知道了我想搞染匠的手艺，就劝我从柜子里拿过节用的白桌布，把它染成蓝的。“白的最容易上色，我顶清楚！”他很认真地说。
我把沉甸甸的桌布拽了出来，抱着它跑到院子里，但我刚把桌布的边缘放进盛蓝靛的桶里的时候，那个“小茨冈”不知从哪里朝我飞奔过来，把桌布夺去，用他那巨大的手掌拧净，对着正在门洞里注视我工作的表哥喊道：“快去把奶奶叫来！”
他预感到凶兆似的摇了摇黑发蓬乱的头，对我说：“瞧吧，为了这你也要挨一顿！”
外祖母跑来了，惊叫一声，甚至哭了起来，一面可笑地咒骂我：[11]“你这个别尔米人啊，咸耳朵鬼！恨不得把你举起来摔到地上！”
然后她劝“小茨冈”说：“瓦尼亚，你可别告诉老头子！我把这事瞒着；也许能糊弄过去……”
瓦尼亚一面在五颜六色的围裙上擦手，一面担心地说：“对我有什么可担心的？我不会说的；只怕萨沙多嘴！”“我给他两个戈比。”外祖母说，她把我领回屋子里。
星期六晚祷之前，有人把我领到了厨房里；那里一片漆黑，静悄悄的。我记得，过道和房门都关得严严的，窗外是灰色的混浊的秋天傍晚，下着簌簌的小雨。在黑乎乎的炉口前面的一张大椅子上，坐着阴沉沉的、脸色和平时不同的小伙子“小茨冈”；外祖父站在角落污水盆旁边，从水桶里捞起长长的树条子，量量它们，一条挨着一条摆好，在空中飕飕地挥舞着。外祖母站在黑暗的地方，大声地闻鼻烟，嘟嘟囔囔地说：“还乐呢……害人精……”
雅科夫的萨沙坐在厨房当中凳子上，握着拳头擦眼睛，说话的声音都变了，好像一个老乞丐似的，拉着腔说：“行行好饶了我吧……”
米哈伊尔舅舅的孩子们——一个表哥一个表姐，肩并肩地像木头人似的站在凳子后面。“揍一顿再饶你，”外祖父说，从拳头中间捋过一根长树条子，“快点，把裤子脱掉！……”
他平静地说，然而，不论是他说话，不论是萨沙在轧轧作响的凳子上动弹，不论是外祖母的脚摩擦地板，——任何声音都破坏不了那在厨房的昏暗中、低低的熏黑的天花板下令人难忘的寂静。
萨沙站起来，解开裤子，把它脱到腿弯，用手提着，弯着腰，跌跌撞撞地向长凳子走去。看他走路的样子，真叫人不好过，我的腿也打战了。
但是，看见他顺从地在长凳上趴下，瓦尼卡把他从两腋下捆到凳子上，再用一条宽手巾绑着脖颈，弯下身来用漆黑的手握着他的脚脖子，更使人难过了。[12]“列克谢，”外祖父叫我，“走近一点！……听见没有？……你来看看是怎样抽人的……一下！……”
他手扬得不高，照着赤裸裸的身子啪哧打了一下。萨沙嚎叫起来。“装相，”外祖父说，“这一下不疼！这一下才疼呢！”
树条落下去，身子登时就像火烧似的肿起一条红道道，表哥直着嗓子叫喊。“不舒服吧？”外祖父问，他的手均匀地一起一落，“不乐意吧？这是为了顶针！”
他一抬手，我胸中的一切就随着升了上去；手一落，我整个人也跟着落下来。
萨沙叫得可怕，声音尖厉而且讨厌：“我不敢了……我不是告诉了桌布的事吗……我不是说过……”
外祖父平静地、像念圣诗似的说：“告密不能免罪！告密的人得先挨一顿鞭子，这一下是为了桌布打你！”
外祖母向我扑过来，两手抱起我喊道：“我不给你列克谢！不给，你这魔鬼！”
她用脚踢门，叫我母亲：“瓦里娅，瓦尔瓦拉！……”
外祖父向她猛扑过去，推倒她，把我抢过去，抱到凳子上。我在他手里挣扎，拉他的红胡子，咬他的手指。他狂吼着，夹紧了我，最后，向长凳上一扔，摔破了我的脸。我记得他粗野地叫喊：“绑起来！打死他！……”
我记得母亲霜白的脸和睁得圆圆的眼睛。她沿着长凳跑来跑去，声音沙哑地喊道：“爸爸，不要打！……把他交给我……”
外祖父把我打得失去了知觉，接着我病了一场，在一间小屋里，背脊朝上，趴在暖和的大床上躺了几天；这间小屋只有一个窗户，在墙角，在盛着许多圣像的玻璃匣子前面，点着一盏通红的长明小灯。
生病的那几天，是我一生中重大的日子。在这些日子里，我大概长得很快，并且有了一种特别不同的感觉。从那时起，我怀着不安的心情观察人们，仿佛我心上的外皮给人撕掉了，于是，这颗心就变得对于一切屈辱和痛苦，不论是自己的或别人的，都难以忍受地敏感。
首先，外祖母和母亲的吵嘴使我吃惊：在拥挤的屋子里，全身漆黑、身躯庞大的外祖母向母亲逼过去，把她推到墙角圣像跟前低声怒喝道：“你怎么不把他夺过来，嗯？”“我给吓住了。”“白长这么大的个子！不嫌害臊，瓦尔瓦拉！连我这个老太婆都不害怕！真不嫌害臊！……”“甭说了，妈妈：一想起我就恶心……”“不，你不爱他，不可怜你的孤儿！”
母亲沉重而高声地说道：“我自己就当了一辈子孤儿！”
后来，她们俩坐在墙角箱子上哭了很久，母亲说：“要不是有阿列克谢，我早就远走高飞了！在这个地狱里我活不下去，活不下去，妈妈！我受不了……”“你是我的骨肉，我的心肝。”外祖母低声细语。
我记住了：母亲并不是强有力的；她也和大家一样怕外祖父。我妨碍了她不能离开这使她活不下去的家庭。这却叫人难过得很。不久，家里果然看不见母亲了。不知到哪儿做客去了。
不知怎的，外祖父忽然来了，像是从天花板上掉下来似的。他坐在床上，用冰冷的手抚摩我的头，说道：“你好，小爷子……你倒是说话啊，不要生气了！怎么，你怎么啦？……”
我很想踢他一脚，可是一动弹就疼。他的须发显得比平时还红；他的脑袋不安地摇晃着；放光的眼睛往墙壁搜索着什么。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山羊形的甜饼，两个糖角，一个苹果和一包青色的葡萄干，他把这些东西放在枕头上我的鼻子跟前。“你瞧，我给你带来的礼物！”
他弯下身来吻了吻我的额头；然后，一面用僵硬的小手——染了一手黄颜色，特别是弯得像鸟嘴似的指甲更显得黄——轻轻地抚摩着我的头，一面谈起来：“我当时对你太过分了，兄弟。我火得厉害；你咬我，抓我，也把我惹火了！然而，你多挨几下并不算倒霉，我都记在账上！你要知道：挨自己亲人的打，这不算屈辱，是受教训！不要让外人打，自己[13]人打没关系！你以为我没有挨过打吗？阿廖沙，我挨的那个打啊，你连做噩梦都没有梦见过。我给人家欺辱成那个样子，大约上帝看见也会掉泪！结果怎么样呢？我这个孤儿，叫花子母亲的儿子，熬出头了，当上行会的头儿，手下管很多人。”
他那端正干瘦的身体轻轻靠着我，他开始讲他的童年时代，他的话沉重而且结实，轻巧流利地一句跟着一句。
他的绿眼睛炯炯放光，金发欢快地竖起来，高亢的嗓音变得粗重，对着我的脸像吹喇叭似的说道：“你是坐轮船来的，是蒸气把你送来的，可是我年轻的时候，得用自己的力量拉着货船，沿着伏尔加河逆流而上。船在水里走，我在岸上走，打着赤脚，脚底下是锐利的石块——山旁崩落的碎石，从日出走到深夜。太阳晒着后脑勺，脑壳像熔化的生铁似的沸腾着，可是还得一股劲地走，腰弯得像豆芽，骨头格格地响，连路都看不清了，眼睛浸满了汗，心里是多么难过，眼泪不住地流。阿廖沙啊，有苦没处说！走了又走，时常滑脱了纤索倒下去，脸冲着地——连这也是好的；力量全使尽了啊，哪怕休息一会儿也好，哪怕咽了气儿也好！你瞧，在上帝眼前，在救世主耶稣眼前，人们过的是什么日子！……这样，我沿伏尔加母亲走了三趟：从辛比尔斯克到雷宾斯克，从萨拉托夫到这儿，又从阿斯特拉罕到马卡里耶夫、到市集，足有成千上万[14]俄里！第四年我已经当上了纤夫头，向主人显示了我的精明强干！……”
讲着讲着，他在我眼前像一朵云彩似的迅速地长大了，这个干瘦的小老头忽然变成一个具有童话般力量的人，他独自拖着巨大的灰色货船逆流前进……
有时，他跳下床去，甩开两手，给我表演船夫怎样拉纤，怎样从船里排水；他用低音唱着歌，然后利手利脚地纵身一跳，又回到床上，他整个人都变得令人惊奇，他接着往下讲，声音更粗更重了：“呵，阿廖沙，在休息打尖的时候，情景可不同了：夏天的傍晚，在日古里一带的绿山下，我们生起篝火，煮粥，啊，一个苦命的船夫唱起了心爱的歌曲，大家一齐跟着他唱了起来，叫人浑身都起鸡皮疙瘩，仿佛伏尔加的水也流得更快了，它像一匹狂奔的马直立起来，眼看要直冲云霄。满怀的忧愁，轻尘似的随风吹走了；人们唱得那样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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