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7：精神分析导论(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车文博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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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7：精神分析导论试读：

新版编译说明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是奥地利著名的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西方现代弗洛伊德主义哲学学派的巨擘，被誉为“与牛顿、达尔文、马克思、爱因斯坦一样的世界伟人”。他身前留下丰富的精神分析著作，不断再版加印，并被译为各国文字，流传全世界。1956～1974年，英国伦敦霍格思出版社（The Hogarth Press）出版了《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这套书由英国精神分析学家詹姆斯·斯特雷奇（James Strachey，1887～1967）和奥地利心理学家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1895～1982，弗洛伊德最小的女儿）共同主编，共24卷，是当今世界最权威最完整的弗洛伊德作品集，也是世界广泛流行的最佳版本。这套英文版由德国Gesammelte Werke公司出版的德文版翻译而来，但增加了关键的脚注（标准版编者在德文版的基础上所添加的内容一律用[]标识以示区分）。

本套中文版《弗洛伊德文集》即由英文版《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以下简称“标准版”）翻译而来，是中国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关于弗洛伊德文萃性的经典恢宏译著。我们将标准版中凡是带重点符号的弗洛伊德代表著作全部译出，还把无重点符号但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潜意识论、性欲论、梦论三大理论支柱和七大基本理论（潜意识学说、人格结构学说、本能学说、性欲学说、释梦学说、焦虑与自我防御机制学说和社会文化学说）有关的心理玄学的论著也一并译出。

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学习和研究，我们将标准版中有关弗洛伊德论著的一些编者导言、弗洛伊德生前为其著作出版所作的序言（精选部分版次）及部分注释一并译出。在翻译过程中，我们保留了标准版的[]体例，保留了英文文献中年份后的字母顺序标注，书内页码也按标准版的页码显示。我们在标准版的基础上又做了一些注释，此部分以“——中译者”为标识。中文版编者还根据内文增加了插图，来帮助读者理解弗洛伊德的著作。此外，在弗洛伊德的每部（篇）著作之前，中文版主编车文博亲自撰写了“按语”，扼要介绍该著作的要点及其在弗洛伊德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二、编译分工《弗洛伊德文集》是我国建国以来翻译弗洛伊德的第一部经典性的世界名著，是国家教委七五重点教材规划和吉林省九五重点图书规划的项目，也是中文版主编车文博主持的心理学、哲学、精神医学界学术共同体40年来协作科学研究的成果。

参加本书译校的学者共有吉林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等12所院校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副教授、博士等40余人。

1.车文博，中文版主编，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学术界公认的弗洛伊德研究权威，我国为弗洛伊德“平反”的人。主要工作：（1）选定翻译版本。20世纪70年代选定标准版24卷为底本进行复印，并选定翻译弗洛伊德的论著。（2）组成翻译团队。聘请老一辈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哲学家为领衔，中青年教授、副教授、博士为主体的学术共同体。（3）提出编译原则。包括精粹性原则，代表性原则，信、达、雅原则，历史性与专题性统一原则。（4）编辑小词典。特请著名精神病学家贾谊诚教授主编《精神分析小辞典》，由车文博教授审订，以保证全书中翻译的人名、术语的统一。（5）全书终审定稿。车文博主编除亲自编制《弗洛伊德生平活动一览表》、撰著《导论》和《弗洛伊德略传》外，还对全书做了通读、审订和定稿。

2.杨韶刚，中文版副主编，本书主要译、校者，原为吉林大学社会心理学系主任，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论著有《超越快乐原则》、《自我与本我》、《一个幻觉的未来》、《文明及其缺憾》、《摩西与一神教》、《为什么有战争？》、《抑制、症状与焦虑》（合译）、《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合译）。此外，校审、修改了诸多篇章。

3.高申春，中文版副主编，吉林大学社会心理学系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除翻译《释梦》（下卷）、《论梦》、《释梦》（上卷，部分）、《抑制、症状与焦虑》（合译）外，还校审并修改《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释梦》（上卷）、《超越快乐原则》、《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自我与本我》。此外，还协助主编编审了《〈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目录》、《英汉人名对照表》、《英汉专业术语对照表》。

4.邵迎生，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除翻译《图腾与禁忌》外，还参加校订《精神分析新论》，修订《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戏剧中的变态人物》、《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觉与梦》、《作家与白日梦》、《达·芬奇的童年回忆》、《米开朗基罗的摩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等。

5.宋广文，曲阜师范大学教科院教授、博士，翻译并修订《性学三论》、《儿童性理论》、《“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爱情心理学》、《论自恋：导论》、《本能及其变化》、《压抑》、《力比多类型》，并校《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精神分析纲要》。

6.吕俊，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除翻译大部分《释梦》（上卷）外，还参加修订《释梦》（下卷）、《论梦》、《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

7.郭本禹，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精神分析新论》（合译），并修订《精神分析五讲》。

8.汪凤炎，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精神分析新论》（合译）。

9.郑希付，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

10.张爱卿，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

精神分析导论

11.葛鲁嘉，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精神分析纲要》。

12.彭运石，湖南师范大学教科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合译），并校审《抑制、症状与焦虑》、《一个幻觉的未来》。

13.高峰强，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精神分析中潜意识的注释》、《论潜意识》（合译）。

14.贺岭峰，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军事心理学系主任、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论梦的理论与实践》。

15.熊哲宏，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

16.金星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翻译《癔症研究》。

17.赵国复，吉林大学出版社编审，参加修订《癔症研究》，并对《弗洛伊德文集》全卷德、英、法文译注做了译校。三、卷次划分

早在20世纪80年代，车文博主编教育部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参考书《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集》（上、下卷），辽宁人民出版社于1988～1989年出版，后经长春出版社先后出版中文版《弗洛伊德文集》5卷本（1998）和8卷本（2004），台湾知书房又将此书11卷精装本出版（2000）。现在由九州出版社出版最新修订版。本版的主要特点：（1）由原8卷本改为12卷本。（2）新增《弗洛伊德自传》（1925）和《补记》（1935）两部分，以凸显弗洛伊德的伟大贡献和精神分析运动的国际化。（3）对赵国复先生译校的德、英、法等几种语言的注释，又做了审订和补漏。（4）增补了车文博教授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09FZX004）《弗洛伊德主义新论》撰著的《导论》、《弗洛伊德略传》，作为学习和研究弗洛伊德文集的导引。

本套《弗洛伊德文集》分为12卷，各卷内容如下：

卷1《癔症研究》。此卷包括中文版主编车文博所著的《导论》和《弗洛伊德略传》，以及由弗洛伊德与约瑟夫·布洛伊尔合著的《癔症研究》三部分。《癔症研究》最初于1895年在德国出版，书中对癔症的症状、病因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说，开始提出癔症创伤理论。这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形成时期的重要著作，是其精神分析的理论奠基和正式起点的标志。

卷2《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此卷仅收录《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一部著作，此作于1901年被发表在杂志上，1904年出版了单行本，是弗洛伊德用动力心理学观点解释日常生活事件的一部重要著作。

卷3《释梦（上）》。此卷收录《释梦》的前五章内容。《释梦》最初于1900年在莱比锡和维也纳出版，是弗洛伊德一生中最得意和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也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体系形成的一个主要标志。他在广泛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对病人的梦的临床研究和有关梦的自我分析，深入探讨了梦的实质、释梦的方法、梦的伪装、梦的材料和来源、梦的工作以及梦的过程的心理等有关的重要理论问题。

卷4《释梦（下）》。此卷收录《释梦》第六、七章内容，以及《论梦》、《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论梦》是弗洛伊德于1901年应德国一位编辑之约而撰写的，它以简洁的形式概述了《释梦》一书的基本观点和内容。《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是在《释梦》出版11年后发表的，它不是探讨有关释梦的技术性问题，而是专门研究在精神分析治疗中如何运用释梦的艺术问题。《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发表于1923年，此文不是对《释梦》一书的修正，而是弗洛伊德对该书问世20多年来一些想法的评论。

卷5《爱情心理学》。此卷收录八篇论文。1.《性学三论》于1905年发表，内容涉及“性变态”、“幼儿性欲”及“青春期的变化”三部分。2.《儿童性理论》于1908年发表，该文对儿童期的性表现，以及与其他心理活动、神经症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揭示了一些常见的但缺乏研究的儿童期性现象。3.《“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于1908年发表，文中论述了现代社会的性道德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强调了性的因素是现代社会文化危机、人的焦虑与神经症的主要根源，抨击了现代社会的性道德观，提出了改善文明与发展文艺的性本能升华作用说。4.《爱情心理学》共包括三篇文章：（1）《男人对象选择的一个特殊类型》（1910），主要分析了男人的性变态（或性倒错）问题；（2）《论性爱领域最普遍的衰退趋势》（1912），专门探讨了男人的“心理性阳痿”问题；（3）《处女的禁忌》（1918），从历史与文化的视角分析了女性的“贞洁”问题。5.《论自恋：导论》发表于1914年，该文对自恋的起源、本质、表现形式及其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分别做了说明。6.《本能及其变化》发表于1915年，该文从不同角度分析本能这一基本概念所涵盖的内容，使用这一概念所涉及的问题，如本能的原动力、目的、对象和来源，以及描述性本能的一般性质所采用的方法等。7.《压抑》发表于1915年，该文对压抑的本质、原因、结果及其与神经症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8.《力比多类型》发表于1931年，该文从身体特征与心理特征相结合的观点出发，以力比多为基础，将人分为性欲型、自恋型和强迫型等三种，并认为混合型远多于纯粹型。

卷6《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此卷包括三篇论文。1.《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发表于1905年，该文分别就诙谐的技巧、目的、动机、心理起因及诙谐与梦、潜意识的关系做了深入的探讨。2.《精神分析中潜意识的注释》发表于1912年，该文简明扼要地揭示了潜意识的含义及其在精神分析中的地位和意义。3.《论潜意识》发表于1915年，是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的一篇重要论文，也是他论述心理学基本理论方面的代表性文章之一。

卷7《精神分析导论》。此卷仅收录《精神分析导论》一部著作，内容由弗洛伊德1915～1917年两个冬季在维也纳大学讲授精神分析的讲稿组成。全书包括失误动作、梦和神经症等三篇，共分28讲。该书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引导听众领会精神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卷8《精神分析新论》。此卷收录四部分内容。1.《精神分析新论》完成于1933年，虽然是弗洛伊德在他1932年所做的演讲基础上成书的，但却是他在《精神分析导论》发表后经过15年研究实践和反思的成果。2.《精神分析五讲》于1910年首次刊出，是由弗洛伊德1909年应邀为美国克拉克大学20周年校庆所做的五次演讲稿汇集而成，它从叙述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合作研究癔症开始，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和观察事例，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精神分析关于宣泄法、压抑、梦、失误、性欲和移情等重要思想和概念的形成与发展过程。3.《精神分析运动史》发表于1914年，该文是对精神分析产生、发展和分裂过程的历史总结。4.《精神分析纲要》发表于1940年，它既是向读者介绍精神分析基本原理的指南，又是弗洛伊德对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精神分析理论全面而精辟的总结。

卷9《自我与本我》。此卷收录四部分内容。1.《超越快乐原则》完成于1920年，弗洛伊德在这部著作中，修正了他早期的本能学说，第一次提出人存在着死的本能与生的本能，并把这两种作用相反、同时并存的力量的斗争视为整个生命运动历程的决定者。2.《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完成于1921年，系统论述了关于“群体的本质就在于它自身存在的力比多联系”的理论。3.《自我与本我》1923年出版，书中谈及意识、前意识、潜意识，阐述了自我从本我、超我从自我分化的过程。4.《抑制、症状与焦虑》出版于1926年，是弗洛伊德对压抑与焦虑及心理防御机制关系理论进行修正与补充的主要论著。

卷10《达·芬奇的童年回忆》。此卷包含七部分内容。1.《戏剧中的变态人物》1942年面世，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观点对戏剧活动所作的解释。2.《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觉与梦》1907年出版，它紧紧围绕《格拉迪沃》一书中幻觉与梦的关系，揭示了压抑、幻觉与精神错乱的起因、梦的形成与解释、性欲生活的作用、治疗心理疾患的方法等一系列理论问题。3.《作家与白日梦》发表于1908年，弗洛伊德在对创作与白日梦的关系作出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特殊的幻想活动，其目的是在幻想中实现其未能满足的愿望。4.《达·芬奇的童年回忆》1910年面世，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和传记研究的方法，详尽介绍了达·芬奇童年以来的感情生活，深刻分析了他的性心理历史的发展过程，着重阐释了他的艺术与科学活动的心理起源。5.《米开朗基罗的摩西》发表于1914年，该文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对米开朗基罗所创造的摩西这一艺术作品的解释。6.《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1928年面世，该文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和方法阐释俄国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文艺创作的一篇心理美学的论文。7.《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发表于1926年，弗洛伊德在该文中指出，精神分析技术既不是神秘的、难以捉摸和掌握的，更不是医生的专利。

卷11《图腾与禁忌》。此卷包含两部作品。1.《图腾与禁忌》1913年出版，该书由四篇论文组成，通过蒙昧人与强迫神经症患者的比较，推断了图腾崇拜的本原意义。2.《摩西与一神教》1939年出版，是弗洛伊德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它由三篇论文组成，深入浅出地剖析了一神教的本质和起源，揭示了上帝不是神，而是被后人神化了的人；它说明宗教问题并非神秘不可测，揭开宗教欺骗人的虚幻面纱，人们不难发现其真实本质。

卷12《文明及其缺憾》。此卷主要包含四部分内容。1.《一个幻觉的未来》出版于1927年，主要讲了两个问题：文明的内涵及其同本能的关系；宗教的本质、演化及其作用。2.《文明及其缺憾》出版于1930年，书中弗洛伊德从文明发展与人性的本能之间的联系和对抗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对文明社会的本质、起源、作用和弊端等问题做了集中的阐述。3.《为什么有战争？》是1932年9月弗洛伊德就战争问题答复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他依据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4.《弗洛伊德自传》1925年面世，这不是描述个人家庭、生活和工作的一般性自传，而是一部精辟地总结精神分析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学术性经典，主要阐述了弗洛伊德本人在精神分析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此卷还附录了《〈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目录》、《弗洛伊德生平活动一览表》、《英汉人名对照表》、《英汉专业术语对照表》等。《弗洛伊德文集》编委会2014年4月1日精神分析导论（1915～1917）

按语

本书是弗洛伊德代表作中最重要的著述之一。它由弗洛伊德1915～1917年两个冬季在维也纳大学讲授精神分析的讲稿组成。全书包括失误动作、梦和神经症等三篇，共分28讲。该书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引导听众领会精神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前两篇内容假定听众没有精神分析的基础知识，通过对日常生活中失误动作的分析和对正常人的梦的探索，为听众奠定学习有关神经症问题的基础。第三篇神经症通论是弗洛伊德讲解精神分析的核心，他通过对各种神经症的全面分析，深入地阐述了这个十分困难的新课题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全书较为完整地反映了精神分析这门学科的实质和内涵，对于读者把握精神分析的精髓颇有价值。

英文版编者导言

这里采用的是斯特雷奇的一个新译本。

在弗洛伊德的全部著作中，或许除了《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外，本书是流传最广的一部。1本书的另一特征是其中含有大量的印刷错误，如第2版就以附页的形式纠正了40处错误。但事实上，本书的印刷错误远不止这40处，而且在正文的不同版本中可以发现大量的细微变化。本译本根据的是《全集》，其正文与《文集》中的正文几乎完全一致。这里只对以前各版本中较重要的变化加以注释说明。

本书三个部分的实际出版日期很难确定。第一部分肯定在1916年7月末以前出版，因为弗洛伊德在1916年7月27日致萨洛美（Lou Andreas-Salome）的一封信中已提到它（见弗洛伊德，1960）。在这同一封信中，弗洛伊德也谈到，第二部分正在排印之中。第三部分可能是在1917年5月出版的。

在维也纳大学，一个学年分两个部分：冬季学期从10月到翌年3月，夏季学期从4月到7月。《精神分析导论》所包含的各讲，是弗洛伊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两个连续的冬季学期发表的，即1915～1916学年和1916～1917学年的冬季学期。2关于导致这些讲座出版的背景情况的详细说明，参见琼斯撰写的传记的第2卷（1955，第245页以下）。

虽然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新论》的

序言

有人指出（赖克，1942，第19页），弗洛伊德不喜欢讲课，但这很难令人相信，这不仅因为弗洛伊德在他的一生中讲过很多课程，而且因为在他实际出版的著作中，有相当大一部分都是以讲稿的形式完成的。对这种矛盾情况有一个可能的解释。分析表明，在他出版的著作中，大凡解释性的著作，主要以讲稿的形式出现，如早期关于《癔症的病因》（1896c）讲稿，稍后的《论心理治疗》（1905a），当然，还有后来在美国发表的《精神分析五讲》（1910a），以及这里所讨论的《精神分析导论》系列讲座。但除此之外，在多年以后，当他出版《精神分析新论》（1933a）以图对他的观点的后期发展做一阐解时，不知出于何种缘故，他也把它写成讲座的形式，而《精神分析新论》的内容却从来没有以讲座的形式在课堂上讲过。所以，以讲稿的形式作为发表见解的写作方法，显然对弗洛伊德富有吸引力，但这要从属于一个特殊的条件，即他必须与真实的或假设的听众有着活跃的接触。本书的读者将会发现，弗洛伊德总是保持着这种接触——他总是把各种反对意见写成是听众提出来的，书中还描写了大量发生于他和听众之间的假想争论。事实上，他把这种表达观点的方法推广应用于其他一些著作，而这些著作根本就不是讲座的讲稿，如《非专业者的分析的问题》（1926e）和《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c）的绝大部分都是以发生在他和某一批判性听众之间的对话形式写成的。也许和某些误解相反，弗洛伊德完全反对以权威和教条的方式提出他的观点。他在本书的某个地方（第431页3）对他的听众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想直接告诉你们，而想让你们自己去发现。”弗洛伊德从来不压制反对意见，而是使之公开并加以考察。这实际上不过是精神分析技术本身所具有的特征的一种扩展而已。《精神分析导论》可以公正地被认为是弗洛伊德的观点大全和精神分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状况。其时，阿德勒及荣格与弗洛伊德的分离已成过去的历史，自恋概念亦已过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狼人”个案史也已于1915年秋以前完成（其中只有两个段落是后加的），尽管它的出版是后来的事。探讨基本理论的有关“心理玄学”的系列论文亦已于数月前写就，虽然其时只发表了3篇（在1917年冬以后又完成两篇，但另外尚有7篇却不知去向）。所有这些活动，当然也包括有关精神分析的讲演，都得益于因战争而造成的临床工作的萧条。这里显然形成了一个分水岭，而且时间似乎停滞了。但事实上，弗洛伊德此时正在酝酿一些新的创造性观念，这些观念预示了《超越快乐原则》（1920g）、《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和《自我与本我》（1923b）。当然，其间界限不可能划得十分明确，例如，“强迫性重复”观念（274页）的线索早已存在，对自我（ego）进行分析的开端亦很清楚（第422页和第428页），而由于“潜意识”一词的多重意义的困难（第227页注①），则逐步导致一种新的、对心灵的结构性说明。

虽然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导论》前言中谦逊地说这些讲演缺乏新意，但无论是谁，不管他如何熟悉精神分析文献，都不必担心它们会枯燥无味，也不必顾虑能否从中发现大量在别处发现不了的新观点。弗洛伊德在前言中指出，只有关于焦虑（第25讲）和原始幻想（第24讲）的材料是新材料，但实际上新材料决不限于这些。第10讲关于象征的概述也许是他所有关于象征论述中最为完备的；他对梦的形成的概述从没有像本书第14讲中说得那么清晰；第20讲和21讲中对有关性变态的理解亦比先前更深入；而且，在最后一讲对精神分析治疗过程的分析，是任何其他地方的分析都无法与之相媲美的。即使是那些看似老掉牙的论题，如变态及梦的机制等，本书都从意识不到的方面加以研究，而且给予清晰的说明。《精神分析导论》如此流行，实当之无愧。4序言

我在此为公众所提供的题为《精神分析导论》一书，并非是要对抗该知识领域中现有的一般论述，例如，黑奇曼（Hitschmann，1913）、普费斯特（Pfister，1913）、卡普兰（Kaplan，1914）、里吉斯和海森那德（Régis and Hesnard，1914），以及迈尔（Meijer，1915）的有关论述。这一卷是我在两个冬季（1915/1916和1916/1917）对两种性别的医生和一般听众所进行的演讲（在大学里）的忠实再版。

这本书可以引起读者注意的任何特色都可通过它所形成的条件而得到说明。在演讲中，我不能保持对一种科学论题的平静。相反，演讲者的职责是要在几乎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保持听众的注意力。演讲时的需要使之不可避免地要重复论述某个特定的论题——例如，它可能在涉及梦的解析时出现，随后在涉及神经症的问题时再次出现。这样安排材料的结果，使某些重要的论题（如潜意识）无法单独加以详尽的讨论，不得不重复多次地捡起、放下，直到有新的机会时再补充一些有关它的进一步的内容。

那些熟悉精神分析文献的人将会发现，这个“导引”中的内容，他们从其他很多更为深入详尽的出版物中大都已有所了解。然而，圆满结束和总结这个主题的需要迫使作者在某些方面（焦虑的病因学和癔症妄想狂）公布一些他已保密至今的材料。弗洛伊德维也纳，1917年春第一篇失误动作第1讲　绪论

女士们，先生们：

我不知道你们各自从阅读或传闻中已经获得了有关精神分析的多少知识。不过我的讲题是《精神分析导论》，我不得不假定你们对此论题一无所知，因而需要一些初步的知识。

然而，我可以假定：你们知道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是治疗神经症患者的一种方法。这里我可以通过例子来说明，在这种治疗中采用了许多与其他医疗方法不同，甚至相反的方法。在别的地方我们给病人引入一种对他来说是全新的治疗技术时，我们通常掩饰它的不利，并使病人相信这种治疗的成效。我认为这个办法很对，因为这样做可以增加成功的可能性。但是，在我们对神经症患者进行精神分析治疗时，我们并不这样做。我们向患者指出这种方法的困难：这种方法的疗程长，它还需要患者的努力和奉献；而对于它的疗效，我们告诉患者我们不能确定，这依赖于患者自己的行为、他的理解、他的适应性和他的忍耐力。当然，我们对这种显然是反常的做法有充分的理由，以后你们也许会明白这些理由的。

如果说我在演讲的一开始就把你们当作神经症患者对待，那么，请你们谅解。我劝你们下一次还是不来做我的听众为好，因为我只能告诉你们精神分析方面的教学肯定是不完整的，以及你们自己在形成对精神分析的判断过程中存在什么困难。我要使你们认识到，你们先前的教育和你们所有的思想习惯的倾向性是如何迫使你们反对精神分析的；为了减小这种本能的抵制，你们必须怎样努力来战胜自己。当然，我不能预言你们从我的演讲中能获得多少对精神分析的理解。但我敢保证：通过听讲你们学不会如何进行精神分析探索，或者如何进行精神分析治疗。然而，如果你们有人不满足于对精神分析的肤浅了解，而要与精神分析结下不解之缘，那么我不仅不鼓励他这样做，而且实际上还要予以警告。因为就目前的情况来说，选择这样的职业会毁掉他在大学里可以拥有的成功，并且如果他开始成为一位开业医生，他就会发现自己所处的社会并不理解他的努力，不信赖他、敌视他，并把社会中隐匿的所有邪恶都冲着他。从目前欧洲战争的流毒，你们也许可以推断出会有多少的邪恶。

然而，尽管有这些不利之处，仍有许多人受到一种新知识的吸引。如果你们中有些人属于这类人，虽然受到警告却禁不住出现在我的下一次演讲课上，当然不胜欢迎。不过，你们都有权利知道我所指出的精神分析的困难的性质。

我首先谈一下精神分析的教学和训练问题。在医疗训练中，你们习惯于看到事物。你们看到解剖的标本，化学反应的沉淀物，神经刺激导致的肌肉收缩。随后，你们用感官来为病人诊断：他们患病的症状，病理过程的产物，甚至是许多情况下的隔离中的疾病的影响。在外科，你们可以亲眼目睹解救病人的一些积极的措施，并且你们可以自己去尝试。甚至在精神病学中，病人表现出的表情变化、语言和行为方式，提供了大量的给你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观察事实。这样，医学教师主要扮演指导者和说明者的角色，他们陪你们一起参观博物馆，而你们通过自己的知觉和所展出的对象发生直接的接触，并使自己确信新事实的存在。

精神分析则全然不同。在精神分析的治疗中，除了患者和治疗者之间的言语交流之外，别无其他。患者不断地讲，说出他过去的经验和目前的印象，诉苦并坦白他的愿望和他的情绪冲动。医生则只是静听，试图引导患者的思想过程，规劝并迫使他的注意朝向某些方向，向他进行解释并观察他由此而引起的理解或拒绝的反应。病人的没有受过训练的亲戚只对可看到的和可触到的东西，以及宁可是在电影中看到的那种动作留有深刻的印象，他们对“只通过谈话就能治疗疾病”无不表示怀疑。当然，这是短视的和不合思想逻辑的。这些人同时也相信这些患者是“纯粹地想象”他们的症状。话语和巫术最初本是一回事，并且在现代，话语仍具有许多古老的魔力。通过话语，一个人可使另一个人无比的快乐，或使他充满失望。通过话语，教师可向学生传授知识；通过话语，演讲者可吸引听众，并左右他们的判断和决策。话语引起情感，并常被用做人们之间相互影响的工具。所以，我们不应轻视在心理治疗中使用话语，并且如果能听到分析者和患者的对话，我们应感到高兴。5

但是，我们根本无法听到对话。精神分析治疗的对话是不许旁听的，它不能被证实。当然，在精神病学的讲座中，我们可以向学生介绍一些神经衰弱或癔症的患者。但患者只叙述他的病情和症状，而不会涉及其他。只有在患者对医生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联系的条件下，他才能畅谈分析者所需的东西。在他看到有一个与他无关的人在场时，他会变得沉默无语。因为这些东西涉及他最隐秘的精神生活，作为一个社会上独立的个人，他必须对他人有所隐瞒。不仅仅如此，作为一个纯一的人格，有些东西连他自己也不愿承认。

所以，在精神分析治疗时，你不能成为一位听众。你只能被告知，严格地说，你只能靠道听途说来了解精神分析。这种间接接受讲授的结果会使你感到形成自己的判断十分困难。这显然主要依赖于你对提供资料的人所能给予的信任。

让我们暂且假定你们正在听历史演讲而不是精神病学（psychiatry）演讲，而且演讲者正在讲亚历山大大帝的生活和军事事迹。你们靠什么理由相信他所报告的是真实的呢？一眼就可看出，这种情况甚至赶不上精神分析的可靠性，因为历史教授和你们一样，也都没有进入过亚历山大的军营。精神分析者至少可以告诉你们他自己曾参与过的事情。但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可以证实历史学家所告诉你们的东西。他可以叫你们参考迪奥多罗斯、普鲁塔克、阿利安等古代作家的报告，他们或者与提到的事件同处一个时代或者至少是比较靠近。他还可以请你们看保存下来的钱币和国王塑像的复制品，并且他可以向你们展示庞贝人的有关伊索战争的镶嵌画的照片。然而，严格地说，所有这些证据只能证明，早几代的人已确信亚历山大的存在，确信他的事迹的真实性，而你们对此也许又要进行批评，你们会发现有关亚历山大的报告并非都是可信的，或者并非都能在细节上加以证实。然而，我敢说你们不会由于怀疑亚历山大大帝的真实性而离开教室。你们的决策基本上是受以下两点考虑的制约：首先，演讲者没有可以想象出的动机，来硬要你们相信他自己都不认为是真的东西。其次，所有的史书基本上都是以同样的方式描述这些事件。如果你们要继续考证更古老的记载，你们也会把同样的因素考虑在内：提供资料者的可能的动机和见证人彼此的一致性。你们的考证结果无疑将再次证实亚历山大的情况，但对于摩西和尼罗特这些人物也可能出现不同的情况。随后，你们将有机会弄清你们对精神分析报告人的可靠性所抱有的疑虑。

你们将有权提出另外的问题。如果精神分析没有客观的证据，又不能证实它的可能性，那么人们如何学习它，并相信它的假设的真实性呢？当然学习精神分析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并且恰当地学习它的人又寥寥无几。但要学习精神分析仍然是有可行的方法的。一个人可以通过研究自己的人格来自学精神分析。这与所谓的自我观察不完全一样，不过，在必要的情况下，它也可以归于其中。在受过一些技术方面的指导之后，有许多日常的和普遍熟悉的心理现象，可以成为自我分析的对象。通过这种方式，一个人就会获得对精神分析所描绘的真实过程以及对精神分析观点的正确性所需的信任感。然而，由这种方法所取得的进步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一个人想要取得更大的进步，他可以在有实际经验的分析者指导下进行自我分析，体验自我分析的效果，并且可以找机会去学习掌握分析者微妙的技术。当然，这种好的方法只适合于单个人，而不适合于整个班级的学生。

精神分析的第二个困难在于你们与它的关系。女士们，先生们，我必须使你们自己对它承担责任，至少现在你们已成为医学方面的学生。你们的早期教育已使你们的思维产生了某种特殊的倾向，这使你们远离精神分析。你们受到的训练在于为有机体的机能及其失调寻找解剖学的基础，用物理的、化学的方法来解释它们，并用生物学的眼光来看待它们。但是，你们的兴趣从不稍稍指向精神生活，毕竟在精神生活方面复杂的有机体达到其最高成就。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思想的心理方式对你们来说仍然是陌生的。你们已习惯于怀疑它们，拒绝它们的科学特性，并且把它们交给门外汉、诗人、自然哲学家7

我们不得不接受你们教育中的缺陷之处，我知道那是有情可原的。因为你们在学校里没有哲学的附属学科可以为你们的医学目的提供服务，没有在大学里所开设的思辨哲学、描述心理学以及所谓的实验心理学（它和感官生理学紧密相联），来帮助你们认识身心之间的关系，或为你们了解心理机能的可能的失调提供指导。医学中的精神病学固然专门描述各种心理障碍（mental disorders）并把它汇集成临床经验本体。但在某些时候，就连精神病学者自己也怀疑他们的这些纯粹的描述性假设是否可以称得上科学。对这些临床经验本体所包含的各种症状的起源、机制以及相互关系还是一无所知。在大脑的解剖构造中没有可观察到的变化与它们相应，或者这些变化无法解释它们。只有当这些心理失调被看作器质性疾病（organic disease）的间接结果时，才有治疗的可能。

这是精神分析所要填补的空缺。精神分析试图给精神病学提供它所缺乏的心理学基础。它希望为理解身心障碍发现一种共同的基础。要实现这个目的，精神分析必须放弃各种成见，无论是解剖学的、化学的或是生理学的，必须全部运用纯粹心理学的观念来操作。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想，在你们开始时，会感到很生疏。

第三个困难并不是由于你们的教育或你们的心理态度引起的。精神分析有两个假设触怒了全世界，并使之不受欢迎。其一是冒犯了理性的成见，其二是冒犯了美育或道德的成见。我们不应太轻视这些成见，它们很有势力，这些人类发展的沉淀物是有用的和基本的。它们通过情绪力量而存在，与它们斗争是很困难的。

精神分析所提出的第一个令人不快的主张是：心理过程自身是潜意识的，并且整个心理生活只有某些个别的活动和部分才是意识的。9它把心理定义为情感、思维及愿望等的过程，并且它坚持认为存在着潜意识的思维和未领悟的愿望。这种主张一开始便失去了那些清醒的有科学头脑者的同情，而被怀疑为想要故弄玄虚和浑水摸鱼的荒谬巫术。但是，女士们和先生们，你们当然不易了解我为什么把“心理的即意识的”说法视为偏见。你们也无法推测，什么样的发展可以导致对潜意识的否认——假如这种东西真的存在——以及这种否认具有什么好处。于是，心理生活是否和意识同范围或超出于意识的范围之外，这种争论就像是一种空洞的文字之争。但是，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存在着潜意识心理过程的假设为人类和科学的一种决定性的新取向铺平了道路。

你们还未能了解精神分析的第一个命题和第二个命题之间的密切关系，我们现在来叙述第二个命题。这第二个命题也是精神分析的创见之一，它主张被描述为性的本能冲动——包括广义的和狭义的——都是神经性疾病和心理疾病（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s）的重要起因。进一步讲，正是这些性冲动为人类精神最高度的文化、艺术和社会创造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10

在我看来，人们对精神分析研究结果的反感才是精神分析所遇到的抵抗的最为重要的根源。你们愿意听我如何解释这种事实吗？我们相信，文明是在生活要求的压力之下以本能的满足为代价而创造的；并且我们相信，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不断地重新创造的，因为新进入人类社会的每一个体重复地为公共利益而牺牲其本能的满足。而在所利用的本能力量中，性冲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得到升华，这也就是说，它舍弃性的目标，而转向其他的较为高尚的社会目标。但这种安排是不稳定的；性冲动不易控制，并且参与文化事业的各个人都不免有受性本能反抗的危险。社会相信，性本能一旦被解放，并且回复到它的原始目标，文明将会受到极大的威胁。11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社会不愿意知道它的基础有这个不稳定的部分。社会对识别性本能的力量或证明性生活对个体的重要性不感兴趣。相反，出于教育的目的，关于性的问题，就完全避而不谈了。这就是为什么不能容忍精神分析的研究结果，而宁愿将它视为丑恶的、不道德的或是危险的。但这种异议并不那么有效，因为精神分析的结论可称为科学研究的客观结果。如果矛盾公开的话，它必须有相当的理由。人们天生具有把不合意的事实看作虚妄的本性，并且很容易地找出论据来反对它。这样，社会把它所不能接受的东西看作是不真实的。它用逻辑的和事实的论据来诋毁精神分析的真实性，但这些证据是以情绪为根源，并且坚持这些异议使之成为偏见，不允许任何推翻这些偏见的尝试。

然而，女士们，先生们，可以说维护这个有争议的论题，我们并没有什么图谋。我们只想表达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相信自己通过艰苦劳动的所得。我们还坚持认为，在科学研究的范围之内，不必照顾到个人实际上的成见，不论他们强加给我们的成见是否有理由。

以上是你们开始对精神分析感兴趣时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对一个初学者来说，它们也许太多了。但如果你们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对你们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将继续下去。第2讲　失误动作

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以调查研究而非以假设开始。我们选择那些很普通的、很熟悉的、却很少受到关注的现象，这些现象在一般健康人身上也能看到，而与疾病无关。它们就是所谓的“失误动作”（parapraxes）[[[[德语为“Fehlleistungen”，字面的意思是“错误的行动”或“错误的功能”。这个一般概念在弗洛伊德之前并没有。而且为翻译它还发明了一个英文术语。《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b）全文都致力于讨论它们。弗洛伊德在他的说教性的著作中（如他在此所做的）经常把它们用做介绍其理论的最合适的材料。它们确实属于他自己的心理学研究的最早的主题。他对此感兴趣的某些历史性说明将在标准版的第6卷的编者导言中找到。由于在这些演讲中有大量有关这本书的参考文献，因此，为了节省篇幅，在这里我们将使用“P.E.L”（指《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这个缩略词）。该书的页下参考文献出处都与标准版第6卷有关。]]]]，人们往往易于发生这种失误动作。例如，一个人本来想说一件事，却用错了词[这叫作“口误”（slip of the tongue）]，或者他可能在写作时犯同样的错误，他可能注意到或注意不到他写了些什么；或者一个人在阅读印刷品或手写稿时，将其所看到的东西读错[这叫作“读误”（a misreading）]；或者他听错别人对他所讲的话[这叫作“听误”（a mishearing）]。当然，这里假定他的听力没有器质性的病变。这种“口误”、“读误”、“听误”属于第一组失误动作。第二组失误动作现象是遗忘（forgetting），当然这种遗忘是暂时的而非永久的。这样的人也许一下子记不起他所熟悉的就在嘴边上的一个名字，或者他可能忘记要去做某事，尽管后来他又记起来了，而只是在那个特定的时刻忘了。在第三组失误动作中，并没有这种暂时的特点，如“误放”（mislaying）的情况，一个人把某件东西放到某处，却再也找不到了，或极为相似的情况是“遗失”（lossing）。这里我们有一种遗忘，它不同于其他种类的遗忘；我们对于这种遗忘感到惊奇或懊恼，而不是可以理解。除了以上这些之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失误，它们具有暂时的特点。例如，我们只在某一时刻相信某事是这种情况，而在此之前和这之后则知道它并非如此。我们还知道名目繁多的诸如此类的现象。

这些失误动作彼此都有内在的联系，在德文中，它们都以“Ver”音节开始。它们大都是不重要的，多半是暂时的，并且它们在人类生活中不具有重大的意义。例如，丢失某种物件，实际上没有什么重要。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它们很少受到关注，也引不起更多的情绪等等。

我现在要把你们的注意力转向这些现象。你们也许会不耐烦地反对：“在广袤的12宇宙里和在小一些的我们的心灵中有许多的大问题，在精神错乱领域中也有诸多的奇妙的事情，它们都需要并且值得重视，对这些无关紧要的过失花费精力，实在是太无聊了。如果你能够使我们明白，为什么一个耳聪目明的人在白天可以看见或听到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为什么一个人突然认为自己正在受到他最亲近的人的迫害，或者为什么一个人提出最精明的论据来证明一种连任何儿童都会视为荒谬的幻想，那么，我们就应该具有一些精神分析方面的认识。但是，如果精神分析只能用来说明为什么一个演说者在宴会上用错了字，或者为什么一个家庭主妇找不到她的钥匙等琐碎小事，那么，我们应知道如何更好地运用我们的时间和精力。”

女士们，先生们：我的回答是，请耐下心来！我认为你们的批评是文不对题。精神分析不能夸口说它自身从来不关心琐碎小事，这是事实。相反，它所观察的材料常被其他学科视为是琐碎的、不重要的，从而对它们不屑一顾，甚至可以把它看作是现象界里的渣滓。但是，你们的批评难道不是把重大的事件与重要的表现混为一谈吗？难道重要的事情不能在某种条件、某种时刻借琐碎的事情表现出来吗？这很容易通过例子来说明。例如，如果你是个青年男子，你难道不是从一些小的方面得出自己赢得了某个女孩的欢心的结论吗？难道你一定要等待她明白地表示她的爱情或给你以热烈的拥抱吗？难道不是在别人难以察觉时的一个眼神、一个小的动作、一个瞬间的手的碰触，就足够了吗？假如你是个侦探，让你来侦破一个谋杀案，你难道期望杀人犯在现场能给你留下一张标有姓名地址的照片吗？难道你不会因为找到了你所要的小的线索而感到满足吗？所以，我们不要低估小的迹象；在它们的帮助下，我们可以成功地发现重大的事件。再者，像你们一样，也认为宇宙及科学的大问题应最先引起我们的兴趣。但是，你们如果决定从事于大问题的研究，我认为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人们时常不知道如何迈出第一步。在科学工作中，更应先顾眼前，并为研究提供机会。如果你一丝不苟地和不带偏见或成见地这样做，如果你有运气，那么，由于一件事与另一件事的联系，包括小事与大事的联系，你就可以甚至是通过一些微不足道的工作，深入到研究大的问题。当我们涉及像健康人的过失这种显然的琐事时，为了保持你们的兴趣，我谈了以上这些。

现在我想请一位对精神分析一无所知的人，问他如何解释这些事件。他最初的回答肯定是：“噢！它们只是些小事件，是不值得解释的。”他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他坚持有这些事件存在，可它们微不足道，脱离了事件的普遍联系，也许可有可无吗？无论何人片面地违背自然事件的决定论，就意味着他把科学的宇宙观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我们可以使他知道，即使是宗教观，也表现出很强的连贯性，因为它明确地肯定，没有上帝的旨意就不会有一只麻雀从屋顶落地。我想我们的朋友会犹豫地从他的第一个回答中得出这样的种种符合逻辑的结论。他会改变自己的观点，并且说当他去研究这些事件时，他终究能得出对它们的解释。问题在于，小的机能障碍心理活动的缺陷，其决定因素是可以确定的。（1）如果一个人有点疲倦或不舒服；（2）如果他很兴奋；（3）如果他过多地注意其他事情，那么这个平时说话无误的人，也会出现口误。这些是容易证实的。在人们疲倦、头痛或周期性偏头痛时，时常出现口误。在同样的情况下，还容易忘记一些专有的名称。一些人习惯于根据记不起一些专有的名称而预知偏头痛要发作了。14里的教授可作为这种心不在焉的例子，他因为正在考虑他的下一本书的有关问题，忘记了自己的雨伞而错拿了别人的帽子。我们都能够多少从自己的经历中回忆起这样的例子：在我们专心致志时，我们是如何忘记我们已形成的意图和许下的诺言的。

这听起来很有道理，并且也无可争议，但也许不能引起多大的兴趣，并且也不能满足我们的期望。现在让我们更加深入地看一下这些有关失误动作的解释。这些失误动作现象发生的前提条件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循环系统的疾病和失调为正常机能的损伤（impairment）提供了生理根据；兴奋、疲倦及烦恼是另外一种因素，它们可被描述为心理生理因素。这些都容易转化为理论。疲倦和烦恼，以及一般的兴奋，都可以引起注意的分散，以致不能把注意力指向该机能。这样的话，该机能很容易受到干扰，或不能准确地执行。中枢神经器官供血的小毛病或变化也可能以类似的方式产生同样的效果，通过影响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即注意力分散（division of attention）。因此，在以上所有的情况下，注意障碍是各种失误动作的主要原因，不管这种注意力分散是来自于器质的还是心理的原因。

这种解释对我们的精神分析研究没有多少作用。我们想要放弃这个课题了。然而，如果我们对这些观察事实做进一步的探索，我们的发现与这种失误动作注意理论不尽相符，或至少不能自然地由此推论。我们发现，有许多人在没感到疲倦或兴奋或注意力分散，并且各方面都处于正常状态时，仍然发生这种失误动作和遗忘。除非是有了这些失误动作，我们事后才将这些失误动作归于一种兴奋状态，而他们自己却不承认这种状态。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对一种机能增强注意不一定确保该机能，而减弱注意也不一定损害该机能。人们可以自动地执行大量的程序，很少有注意参与其中，而照样可以确保实施。例如，一个散步的人，几乎没去想他要走到哪里去，尽管如此他走的仍是正确的路，并准确无误地到达目的地。所有这些可以看作是一个共同的规则。钢琴家可以不假思索地弹奏正确的琴键。当然他也可能偶尔出错；但是如果自动弹琴可以增加出错的危险，那么钢琴家越是不断地练习而使弹琴完全变成自动的，他越容易陷入这种危险之中。相反，我们知道，在没有给予特殊的高度注意时，许多程序仍能很好地执行15；而在渴望成功，并试图保持注意力时，却往往导致失误动作。人们可能认为这是由于“兴奋”的结果，但是兴奋为什么不能反过来促进注意力指向他所期求的目的呢？如果某人由于口误在重要的讲话中或口头交流中把自己想要说的话说反了，可能很难用这种心理生理理论或注意理论加以解释。

在这种失误动作情况中，还有许多其他的小的附属的现象，我们还不能理解，并且至今仍没有对它进行很好的解释。例如，我们暂时忘记了一个名字，对此非常懊恼，并尽可能去记住它，可这没有这么简单。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虽然感到焦急，却总不能使我们捉住那个已经到了舌尖而有人提起便可立即记起的字呢？或者再举个例子说，在一些情况下失误动作会增多，互相连锁，并且相互替代。如第一次一个人先是错过了一次约会，第二次，他在努力记住约会时，却又发现自己记错了钟点。又如，一个人试图用种种方法记起一个已经遗忘了的字，而在思索这个字时却将作为第一个字线索的第二个字又忘掉了。如果他寻找这第二个字，第三个字又被遗忘了，如此等等。众所周知，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错误排印之中，它被看作是排字工人的失误动作。据说，这种错误排印曾出现于一家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上。它报道一次仪式，说：“到会的人有呆子殿下。”第二天在更正时，该报纸道歉说：“我们当然应该说‘Knorprinz’（公鸡殿下）17

或许你也熟悉这样的事实，通过暗示可以引起口误，产生口误。一个轶事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有一个新演员在《奥尔良市少女》一剧中扮演一个重要的信使角色，他本应向国王禀报说：“The constable sends back his sword. ”（意为“总管送还了他的剑”）在排演时，主角开玩笑，多次地诱使紧张的新演员把这句话说成是：“the cab-driver sends back his horse. ”（意为“马车夫送还了他的马”）[[[[这里似乎有点混乱。实际上（在该剧的第一幕第二场中）是国王自己宣布了总管的背叛。]]]]公演时，这位不幸的新演员虽经多次告诫不要说错，却正因为受到告诫的缘故，偏偏禀报错了。

注意分散理论难以用来解释失误动作的这些小的特点。然而，我们也不必因此就说这个理论是错误的；可能只是缺少一些东西，如果加上某些东西，可能更完满无缺。但是一些失误动作自身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加以考虑。

我们选择口误作为最合于我们目的的那种失误动作——尽管我们也可以同样地选择笔误或读误。18我们必须牢记，至今我们只讨论了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条件下人们产生口误，并且我们只对于这种问题取得了答案。但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兴趣转向别处，并且询问为什么只有这种错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发生而不是其他呢？并且我们可以讨论失误动作本身包含什么。要知道，只要这个问题得不到解答，对失误动作的结果又不明了，那么，虽然可以有生理的解释，而在心理方面却仍旧纯属偶然发生的现象。如果我产生口误，我显然可以用许多种方式这样做。这个正确的词语可用成千个其他的词语来代替，它可以在无数个不同的方向受到歪曲。在特定的情况下以特定的方式产生口误，这究竟是有某种东西迫使我们这样做呢，还是仅为一种偶然，一种任意的选择？这个问题或许人们还不能给出合理的答复。

梅林格尔（Meringer）和迈耶尔（Mayer）两位作者（一位是语言学家，一位是精神病学家），在1895年曾试图从这个角度来探讨失误动作问题。他们收集了许多实例，并且开始用纯描述的方式讨论它们。当然这还没有提供解释，尽管它可能导向解释。他们将各种各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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