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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17 07: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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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军奇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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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是对这个世界的温情告白

懂,是对这个世界的温情告白试读:

【序】诚恳地寻找

认识军奇的时候,他已有十七年的记者生涯。在他擅长的人物特写上,能看出他是一个谨慎而质朴的记者。人如其字。是的,他喜欢或者说他向往的是内敛而有意味的书写,不张扬,沉静。闲聊过后得知,他之所以喜欢新闻,喜欢和人打交道,在于这个工作能满足他的好奇心,也多少能舒缓内心的紧张。

这种紧张,居然自少而来。很难看出貌似温和的军奇,有过如此紧张的童年和少年生活。他是贾平凹同乡,那个商鞅封地的商州,自春秋战国以来,是南北方文化的交汇处,山水清秀,文化杂糅,容易滋养少年的心灵。如果有一个不那么顺畅的父子关系,少年就很容易胡思乱想,很可能敏于书写。似乎,这是不幸中的一丝慰藉。

这么多年,军奇一直在繁忙的采访中,学着遗忘,学着做一个称职的父亲,而父亲的突然离世,似乎一下让他木然,如修炼多年的高手,突然得知对手的萎落。他试着重新打量父亲,但遗憾的是跟父亲相关的信息的破碎。自以为很懂世间的喜与恼、爱与悲,在无父的日子里,他开始怀疑。在军奇的这本书中,能看到他的自责与痛苦。也许在知识的层面上,很多人都可以说明事理、知进退,但在人伦的层面,我们不一定真懂得该与不该、爱与不爱。

在认识论上,军奇认同人生而隔膜,而父子关系紧张的现实,让他对隔膜多了很多认识。这些文字或尖锐,或温暖,或调皮,或生涩,但都是他认识这个世界的纬度。这些文字,他写了十七年,捂了十七年。十七年,他从愤怒青年,已然成为称职父亲,很难说,他找到了坦然,但他一直在诚恳地寻找。

军奇把书写隔膜、书写成长的故事,放在了对父亲、对故乡的凝望。故乡是我们抵达这个世界深处的一个途径、一个起点。我们出生的村庄是熟悉的故乡,但更大的还是关于它的文化、它的历史和背后构成社会的那个人群,到底是什么?我们需要理性而深刻地理解故乡,并通过这片土地来认识世界。

在这点上,我看到了这本书的诚意和点滴努力。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 阿来

【自序】寻找父亲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某日,一位在北京工作的高中同学神秘地跟我说寄给我一本书,并以肯定的语气称:你一定会来神儿。能寄什么书呢?他怎么知道我的阅读兴趣?毕竟高中毕业后,彼此人生有了巨大的不同。但书收到后,我看得泪眼迷离。

这是一本外交部编辑的有关坦赞铁路的书。高中同学早已知道,我的父亲曾作为对非援建的职工,建设过这条铁路。不曾动了哪条神经,我快速地翻看这本书的资料照片,我知道自己在寻找着什么。令人大为意外的是,一张合影中有个男子的长相和父亲太相像了。我只能用相像来形容。我小时候见过一张父亲在非洲拍的双手叉腰的照片,非常器宇轩昂,毕竟时间久了,再说父亲只是几万援建职工之一,被拍到的可能性如同买中彩票。我不敢肯定。那时,父亲离开我们刚两年。哥哥曾笑着让我写篇关于父亲的文章。哥哥和姐姐都有一段关于父亲的痛苦记忆。哥哥高中时跟随父亲在外读书。有一年过年,父亲留下一点钱后,在未征询哥哥的意见的情况下,就只身回家了,其时哥哥并不会做饭;大姐顶替父亲到铁路上班,父亲带着大姐办完入职手续,就悄然回家,也未做过多交代,其时大姐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火车,对外面的世界她尚有惊惧;二姐出嫁那天,父亲无缘发火;三姐冬天专程跑回娘家替父亲劈柴,碎木飞起,崩伤三姐的额头,鲜血直流,父亲居然没有安抚,反是责怪,冷冷旁观……

父亲的冷酷,一直是我们兄弟姐妹共同的心伤。我不能动笔。我怕笔下的父亲太过真实,会伤了父亲;太过曲笔,会对不住兄长和姐姐。我讨厌文字的虚浮与指东道西。但我是记者出身,求真,是我向来守护的命门,所以搁笔。直至父亲离开我们一年多,突然看到了一本记者走访坦赞铁路的书。电光石火,我突然起了要了解父亲的热情,于是到处追问和寻访。我指着照片里的男人,问母亲,和父亲像不?七十六岁的母亲仔细端详。那个一生大男子主义的男人,生下五个孩子,却不曾疼爱地抱抱的男人,是不是纸上这个充满朝气的男子?但毕竟时光隔离太久,她没否认,也没肯定。父亲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形象,于是就这样暧昧地存在。如同他的一生。我至今没有写出一篇完整的关于父亲的文章。他的历史,已经无法被家人完整地讲述。作为子女,我们曾经长长地记得他的倔强与暴躁,记得他的铁血与寡言,不了解他的任劳任怨,不了解作为长子十五岁出门求生的磨难与委屈。

偏见滋生暧昧。为了对抗偏见,我居然发现,自己在回忆故土的文字里,或多或少地写到了父亲,但只是浮光掠影。如同身上的烫伤,虽不轻易地碰触,但揪心地疼痛。如今,自己为人父,不可避免地遗传了他的坏脾气,而他的好,似乎并未继承,明了这点,我有点恐惧,如同被突然提升到悬崖的边际,心虚而胆寒。

这些林林总总的文字,是我近二十年记者职业生涯中最没有职业性的文字。第一批文字的诞生,是在十多年前。那时精力旺盛的自己在上完日报夜班后,精神继续亢奋,史铁生的《病隙碎笔》吸引了我,于是在日记本上断续写下了自己的读后随想。那些有关天地洪荒、宇宙信仰的文字,居然一泻而出。至今看来连我也惊惧。我分明清楚,那时因工作而离开专制的父亲,物质与精神获得双重自由。而关于故土的回忆,则是毕业后近二十年进出故乡时的观察。对乡土中国的感叹,是时下的热门话题,我既开不出救济的药方,也无力返回故乡,肩负它的沉沦。我记叙故土,只是挽回自己的童年,打捞属于自己的快乐与幸福。人到中年,容易念念不忘,絮絮叨叨,难免把一把浮尘,嗅出万千滋味。童年,父亲是缺席的。而自己的格外敏感,更能记忆灿烂的烟火,青草茵茵的坟头,孤独的大姨,早逝的少年,暴躁的河流,骄傲的花猫……

从某些角度上而言,如今的自己,是父亲赐予的——太想脱离“暴政”,寻得自己,于是背井离乡;太不想成为父亲那样的人,所以总能设身处地,与人为善;尽量理解他人,可以对自己狠一点……如此想来,居然坦然了。父亲如参照物,他映照着我,让我看出自己的小,不时提醒自己凡事不可妄动。没有了偏见,目力所见,皆是温柔。我试着懂他,我试着懂这个世界。这里的懂,是个持续的动作,不表示结果。我未必真懂,但我致力于懂,想懂,努力弄懂。世间的事,就是少了一味“懂”药,彼此在伤害与误会中跌跌撞撞,持续制造伤害与误会。近二十年的记者生涯,我试图读懂采访对象,读懂日夜流逝的尘世时光,尽管事后看来,言不及义和矫情的地方触目皆是。

人世的隔膜永恒存在,比如父亲永远不会理解我对于写字的热情,比如我永远不会理解父亲对专制的执着。我尝试着理解他人的兴趣与热情,尝试找到与他人沟通的途径,但总是权宜,因为永远无法抵达彼此心田。父子如此,夫妻如此,亲友如此,但明白了,并非让自己冷漠和懒惰,而是懂得保持合适的距离,如刺猬间的关系,不抱怨隔膜,不排斥靠近。

想念已离我远去的父亲,这个小学只读过三年级的父亲,热心肠与冷心肠不按理出牌的父亲,你的对与不对,都让我对这个世界多份理解,多些坦然。感谢我的母亲、兄长和嫂子、姐姐们,你们总是保护我,承受着家庭的种种负累;感谢妻子和孩子,你们情不情愿,都要面对我现在和未来的坏脾气和不成功。

我还要感谢给我寄书的同学,你的细心,更令我怀念昔年同窗的情谊与轻狂。

所有这一切,是因为我在成长中逐渐读懂了这个世界。懂,才是对这个世界的温情告白。第一章故乡上流淌的童年与青春我的光阴,被火车串联

未曾料到,生活的许多节点都与火车脱不开干系。火车不经意间改变了家人的生前与死后,把幸与不幸,希望与遗憾片片串联。

上大学前,没有亲眼目睹过火车。坐火车,更是一种害羞的奢望。父亲是铁路工,回乡探亲,必是大包小包,每次接他,都必须用架子车拉行李。“火车好有劲儿!”那是儿时的感叹。要是能看看这个怪兽那该多好啊!可惜的是,家乡不通火车,父亲回家必须在西安火车站下车,再转长途汽车而回。火车,那时就只能乖乖地待在想象中。

上大学时,送外省的同学回家。第一次进站台,一声进站的口哨响起,黑压压的人,或拖儿带女,或手提肩挑,呼啸向前;地下通道幽暗肮脏,各种口音此起彼伏。人群仓皇奔走的模样,类似电影里的跑空袭。送完同学,居然找不到出口,于是惊慌地沿着铁轨向外走,半天不能走出。天本来黑,心更黑。我惧怕被车站上的人以逃票的“罪名”抓获。最后居然有惊无险地逃出。与火车初次相遇,有点失望,“坐火车,原来如此狼狈”。

大学毕业,前往长沙,参加应聘考试。为省钱,用湖南籍同学的学生证买张坐票,一路紧张,脑海里一遍遍地放映着突然被验票者识破如何回应的画面,光顾着担心,连吃饭都忘了。二十多个小时的颠簸,居然没怎么睡。事后回想,那次列车上的人,吃吃喝喝,叽叽喳喳,一路嘴不停。他们是快活的,满火车的人是快活的,包括饿肚子的我。因为前方,是希望与目的地。

大学毕业,落脚长沙后,每次返乡,多是乘坐火车。火车的轰隆声、汽笛声,听起来格外亲切。尽管春节回乡的火车上,有人无座,坐进厕所,或睡在座位下,怪味刺鼻,肮脏不堪。火车护佑我回乡,我可以像父亲那样,成为家人惦念的对象;我可以像父亲那样,从包里神气地掏出送给家人的礼物。而车上林林总总的旅人,亦是我感受异乡风情、增长见识的绝佳机会。火车是丰富的,承载着鲜活的知识,隐藏着迷人的奇遇。

一次在国庆节期间乘坐火车去大姐家,正值乘车高峰,从长沙一直站到郑州。下车,吃口饭,换火车,又一路站到安徽宣城,人更拥挤,如木楔子,插进人的肉林,可以站着睡着,不怕倒下。我知道那时兄长也在同一辆火车上,但根本不可能从人海中移步,遑论找到他。那一路的拥挤和劳累,使我居然直接瘦掉几斤。现在想来不可思议,那时居然没一点尿意。如果有,我根本不可能上厕所,只有直接尿裤子了。拥挤的火车,让我领教中国的博大和自己作为中国人的适应限度。

在铁路工作的父亲退休了,在故乡一个风水上佳的坡地,找到一处修墓的平台。他想早早地占位。不与儿女商量,找到当地最好的师傅,一座带着围墙、柏树葱郁的墓地落成。父亲满足了,常言那块地的妙处。好景不长,一条铁路线破山而来,横亘在父亲的墓地与村落之间。涵洞窄小、铁网护路,这下彻底挫了父亲的神气。一个一生服务铁路的工人,晚年最得意的抉择,就这样活生生地被火车击碎。听说修路的也有父亲老单位的人,父亲出乎意料地不去套近乎。墓地附近,他种植的核桃树,枝繁叶茂,果实累累,他不再稀罕。

父亲沉默了,病怏怏的。最后,兄长提议并掏钱,另修了一处墓地。新墓地在爷爷奶奶的墓地附近。爷爷奶奶的墓地先前在谷底,也因修铁路而迁移。父亲是爷爷的长子,一手包揽了修新坟的事务。父亲和兄长,居然被铁路推到相同的人生际遇,各自主动承担了作为长子的责任,让我羞愧。白花去一笔钱,父亲自知难受,不过儿子的主动示孝,让他的脾气好了大半年。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父亲离开了我们。这个修过坦赞铁路、脾气火爆的男人,不善玩笑,在晚年活活被铁路开了一个玩笑。每次上坟,兄长都点燃一支香烟,插在父亲的坟头。父亲一生不好酒,不打麻将,唯一的嗜好就是抽烟。烟火袅袅,火车的汽笛声穿山越岭,由远而近,由近而远。

如今我南下广州工作,妻儿留在长沙,火车更是交通的首选。桌面上、抽屉里已散落几百张车票。翻看着它们,想象着一次次返乡时的急切与幸福、归去时的伤愁与寂寞。一张张车票,似乎幻化成储存记忆的碟片。随手拎出一张,都能播放出当时的情景,而光阴的故事,就这样被火车一片片串联。出师有名,行必致命

村社道德的衰落。一个秩序平衡时,我们见到仁、义、礼、智,恭维亲切;当变局来临,落井下石,丧德丧节。连一床棉被都未手下留情的蟊贼,据父亲分析,一定是“巨子”近邻,否则怎能如此快地转移赃物?想当年,“巨子”的邻人,以攀附强人为荣,恨不成其看家狗。如果说强人入狱是自食恶果,乡人唾弃是无可厚非,但另一强人大宴宾客,来者多是貌似老实的村民。这些见风使舵者,才让人不齿。

在乡下,表面上,问候和寒暄依旧,但并非一团和气。我离家多年,刚很热情地和这些老乡打完招呼,背后就听到此人的种种不堪。彼此往来热络的,也有一些利益的冲突与绵里藏针的算计。我向来以善意揣度他人,尤其是乡人。过去,有上过私塾的老者,还能主持公道,常常弘扬和气与忍让的价值;如今,老者已去,大家唯强者与金钱是从,少了骨气和公道。

那些乡野“巨子”,开始分化;对金钱的追尚,已改变了大部分的人心。道德退位,经济领衔。在此大背景下,不论是乡村能人,还是一般农人,都感叹家乡的变化。铁路穿山而来,楼房遍地,泥巴和沙石路开始变身水泥路,免费为学生和村民服务的某基金会的车在村庄间奔跑着。这是近年来多的新鲜事,变化之集中,超过了过去的二十多年。粗野的胡来,没有市场;人心向钱,不分贵贱。这是一个秩序重整的年代,过去习见的粗鄙与蛮勇开始“文明”与精细化。山外的公益曙光也照临深山,过去乡村自生自灭地生长,如今能感受社会救济的温暖。

世情的变化,就在我最近几年的一次次探亲中剧烈地发生着,有向好的面向,亦有不那么好的变化。一句“沉沦”的感叹,太过简单。山水变迁,有母亲的诉说萦绕

四月是小麦疯长的季节。雨水的丰沛,滋润了地力,山头与河涧,绿树、青草蓬勃,清澈的河水奔走有力,完全不似印象中的孱弱细流。家乡农耕,基本靠手,农事盈亏,仰仗老天。记忆中的家乡,春季容易干旱,河水经常断流,不过家庭用水尚足。老天的眷顾,与多年前实施的退耕还林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家乡的河水最后归流长江。据爷爷讲,下游曾有种植水稻的经历。我喜欢水,温润、灵秀,灌溉万物而不自恃。我毕业后最终安家湖南,与这里水系发达、南人北性的地理文化有莫大的关系。

家门口的主要河流,是一条傍山的河水。汇集各个小山谷的溪流,流至家门口时,身躯已庞大,河道宽处足有十米。这在湖南、广州等多水的南方,算不了什么,但它在家乡,算是大河,恐惧之河。少时,每次秋夏都有洪水决堤的事发生。上游有房子被冲垮,木料随水而下,河道的水有十多米深,村里大胆的村民就站在河边打捞。我亲眼见过,一头肚子肿胀的黄牛鼓鼓地随水而来;有村民讲,上游有人被淹死过。记忆中最大的一次洪水,居然漫进距离河堤四百米远的村庄。而四百米宽的平地,是村庄最好的田土。洪水漫过,泥沙修改了地貌,灰茫茫一片,不见绿色。村里老人说,平地中间是老河道。新中国成立后,整理土地,大片的坟地包括河道,都被迁移或平整。“河水看来没错,它是回家,不是故意冒犯。”有朋友如此调侃。

大多数夏天,河水是温顺的,甚至是孱弱的,流水不过膝。不过,那里也是我们少年的天堂。暑假时,我们会结伴来到河边,用石块拦截河水,把裤管扎住,浸水,拧干,裤口迎风入水,裤管进而装满空气,鼓鼓囊囊。我们就骑在裤子的分叉处,咋咋呼呼地开进深水处,可以漂浮一阵子。

长大点儿,我学着打鱼。拿根两米长的铁丝,见鱼就抽。一下不中,蹦蹦跳跳地踩水追赶,疯狂抽打。走5公里长的水道,才抽到二十多条大拇指粗的小鱼。尽管成绩黯淡,但仍兴奋不已。用细绳串着,回家油炸。

小学五年级时,我跟着大同学,见识过雷管炸鱼。装着雷管的啤酒瓶被扔进深水,一声闷响,过一会儿,大小的鱼浮白而上,转眼一大片。必须赶紧捞,否则震晕的鱼会苏醒过来,转眼不见。这片深水,经常有乌龟爬出,在河边巨石上晒盖。但一听见脚步声,就急速地跳入水中。那种灵敏,根本让我等来不及靠近。经常见有人手持一个铁耙蹑手蹑脚地围逼上去。

上高中之前,这条河,更多的,是欢乐之河。

水里疯玩,自然有溺毙的事情发生。父母严禁小孩随便下河。回家时,母亲会用指甲划孩子的胳膊,如果出现白道,则是下过水,这时少不了被呵斥一顿。夏天,河水太浅,盛不下孩子逐渐长大的欲望。小伙伴们跟着大哥哥们去村后的池塘玩。我只会狗刨式,不敢下水,于是经常领到给大伙看守衣服的职责。因为塘水较深,大人最怕孩子去那里游泳,所以一见大人赶来,我就赶紧抱着大家的衣服抢先逃跑。这种光屁股惊叫逃窜的场景,一个夏季会出现三四次。我不去游泳的另一个原因是那种水塘里多蚂蟥,用鞋底抽打大腿的惨烈叫声,让我胆寒。

水,就这样浇灌着孩子们的欢乐。少时看电影时,特别喜欢有水的情节。“莲叶荷田田,鱼戏莲叶间”,读到古诗里的江南水景,常常会恍然出神。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八日,是父亲去世后的第二个生日。大雨不断,河水汹涌。父亲长眠在河对面的山坡上。母亲打电话告诉我,哥哥和姐姐去父亲坟头祭奠,雨水不停。大姐一脚探进河水,就差点被大水冲倒;哥哥试探几次,河水太急,步步凶险,根本站立不稳。无奈,只好隔河烧纸。“一辈子缺钱,烧的钱也不知道收到了不?”这是母亲的叹息。这条河居然以此种凶蛮的方式,提醒着我们它的存在。

河水的丰沛与稀少,与季节相关。每年四月,是故乡春意热闹的时节,冰河解冻,水流不息。河水可以灌溉;河水可以淘洗;河水连接着夏季的清凉。

有水的四季流动,农事则有希望;有水的陪伴,少年的梦是绿色的、浪漫的;有水的记忆,故乡的人,眼色温柔,顾盼有神。比喻是炙人的,有了比喻,所有关于故乡的温暖记忆,竟然都有了水的踪影。眷念亲情,以金钱真挚表达

听说我要去三姐家,母亲叮嘱我去看望大姨。大姨和三姐的家距离不远。

距离产生美,亦产生多情的哀伤;距离滋生误会,亦滋生让人痛惜的寡情。

大姨年近八十岁,大姨夫很早去世。儿子多且老实,基本是中年娶妻生子。老实的人,容易生成冷硬的倔。其中一位表哥因庄基的问题,和三姐的婆家兄弟产生摩擦,明知不是对手,生生死磕,被胖揍了一顿。其时三姐不在现场,但还是被父亲狠骂了,言及打人者没有顾及三姐的情面。我想三姐不怎么热情地响应母亲的叮咛,一方面,是她看到贫苦的现实多了,常见大姨,怜悯之情因熟而容易遗失;一方面,也是生父亲的气,连带埋怨起大姨的家人,毕竟是表哥向父亲告的状。

但不管怎么说,三姐是懂情重礼的人,火容易冒,亦容易熄(在兄妹中,她和我的性格最相近),三姐还是挽留在路上碰到的大姨一起吃晚饭。晚饭后,我提着礼物,送大姨回家。路,向细碎处延伸。大姨家在一条深沟里。这条路,我已二十多年不曾走过。小时候喜欢串亲戚,喜欢翻山越岭到大姨家。山上野花芬芳,鸟语不断。离开脾气火暴的父亲,离开需要谨言慎行的家,爬山而行,意味着自由与轻松。大姨家独卧在深沟尽头的半山腰上,房前屋后果树繁茂,各种华丽的鸟蹦跳在山涧枝头。记忆中,大姨父黑瘦寡言,由着大姨给我们打桃子,摘葡萄。我们这些在家里很难得到父母亲怜爱的孩子,在大姨家,由着性子跳下蹿上,活泼得如同路边肆意疯长的野菊花。是的,这些野菊花如果开在我家路边,肯定会被父亲没商量地铲掉。父亲需要的是整齐与干净。

那时大姨家最让我惊讶的是,屋里居然有一洼井水。吃饭用水就从那里舀。水不深,很清,神秘、好玩。

去往大姨家的路上,大姨一路说沟里人家都搬走了,只剩下她一家了。闻听狗叫,门口有一对母女出现。可能是表哥的妻女。一问,果然是。这才知道,一位表哥还没有搬出,与大姨同住。

沟里没有多余的人声。如果荒凉有一个递减的过程,人尚且可以习惯清净,但眼见一家家搬离,沿路两边一户户封窗锁门、庭院青草葳蕤,心再坚强的人,恐怕都会生出悲情。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再见大姨,也许这就是最后一面。想起少时大姨赐予我温暖的画面,我全身的皮肤凛然一紧,如同被冷水激过。也许大姨根本回想不起来,她究竟为我做过什么。“娃,姨这辈子怕再见不到你了。”大姨弓着背,叹息着。我抓住大姨的手,轻轻地抚着。我给大姨口袋里放了钱,这个计划之外的举动,让大姨惶惶然,一口一口地夸奖着我,述说着我小时候的乖巧和讨人喜欢。

钱是物质的,但此刻唯有钱,似乎方能传递我对亲情的眷念。面对贫困与离别,钱有其无法替代的深刻价值。钱,似乎又是精神性的。

我真的无法面对面表达一个中年汉子对于少年温情岁月的感念。面对一个注定无法彻底帮扶的亲戚,我只能痛惜命运的无情。岁月过往,破碎的校园留驻心田

少时的小学和初中,分居村子的两边。小学距离家近。但我们姐弟上学时仍然很早出门,清晨的踏雪缓行,一行行脚印咯吱咯吱地回响在记忆的深处。

那时冬季早上冷,有条件的孩子会用一个小铁桶,做成一个四周有眼的火炉。在火炉里点燃硬木材,放几块木炭,一根绳子拎着,甩开胳膊,做圆周运动。火炉迎风熊熊。木材烧过,木炭火红。上课时放在脚旁,那种因温暖而迸发的幸福,至今想起,还会在脚下滋生。条件更好的孩子,则会端来烧着木炭的火盆。姐姐告诉我,一次,有人故意在烫人的炭灰中埋下玉米粒,上课时玉米受热突然爆开,腾起一股白灰,打断了老师激情的讲话。其下场显而易见,火盆被老师摔出教室,门外是蒙冤罚站的学生,门内是幸灾乐祸的哄堂大笑。

冬天即使有暖阳,若寒风硬硬刮过,也很难受。下课后,男孩子最喜欢的是找一墙角,你挤我,他挤你,看谁能始终保持在队伍里。然而,不断有人被挤出队伍,小伙伴兴奋地嗷嗷地叫着,滚落出去,又从队伍后开始挤起。身子骨又疼又暖。墙角的那位龇牙咧嘴,最英雄,也最可怜。

小学如今已被拆掉。前几年还有几间房屋,如今连操场都建了私人房屋。想缅怀那扇厚厚的校门,被我们刀刻笔画无数次的校门,但早已不知所踪。

我少时上的初中和我家分居村子的两头。我三姐的儿子也在我的母校读初中。某年我回家,他应诺当天晚上到我家来。三姐到我家聊天,等到晚8点,自习课结束,外甥还没有回家。三姐怕儿子上网,说要去学校看看。听说母校现在模样大变,我也想去瞅瞅,于是跟随三姐前去。想当年,走惯了去学校的路,即使摸黑,也不会踩空。这条曲里拐弯的村中土路,穿越几千户农家,时细时粗。那些多占路基的老乡,必然妨碍了我们雨天的通行,免不了被学生咒骂,随口还会编派他祖宗八代爱贪小便宜的野史。猪圈和厕所,遍布于这条村道的开头、中间与结尾。气味浓郁的村道,是夏季上学的梦魇。我记得那时,碰到问题严重的路段,我会长时间地屏住呼吸,快步穿过,再长长地换口气。如今我潜水时的憋气技能寂寞无对手,我强大的肺活量恐怕就是在那时练就的。

记得那时我们习惯将书本夹在腋下走路。胳膊里的书,是当天要看的。腋下空空的,肯定是些不爱读书的学生。书是甄别“好学生”与“坏学生”的标签。

校园里已不见当初的瓦屋,全成楼房。外甥班上的灯灭了,有住校生说外甥不在校园。我们急急赶往街道的网吧,有熟人称外甥没有来过。我们只好返回,外甥居然已先行到家。

三姐说我毕业后没几年,母校出了好多尖子生,要么被商洛市的重点中学招录,要么被西安市的重点中学录取,最后很多考上了省内外有名的大学。母校的教学质量闻名全市,很多外地的家长居然慕名送孩子过来读书。

次日中午,我无意碰到当年同班的女生。近四十岁的人,岁月掠夺了她青春的骄傲。她和我三姐关系很好,经常会到我家。在她的口中,母校是另一副光景:有本事的校长被调走了,如今校领导因经验等问题,治校出现问题,校风变坏,“学生居然打老师,晚上老师上厕所,就担心背后挨黑棍”。她的说法,在晚上得到了外甥的证实。现在学校怕学生打架,最担心的是学生的人身安全。

人是选择性记忆的动物。三姐记忆的是母校的光荣。而同学,叹息的则是母校的病痛。三姐是天生乐观派,一般不习惯于哀怨与伤悲。那位同学,少时是班花,被围观久了,容易感时伤世,敏感于事物的颓势。

小学和初中,驻留过我的童年和少年。那时的校园,围墙是土墙,老师就是乡邻,粉笔不只是用来写字,也可以砸人;一个来历不明的篮球,就可以让我们欢乐一个下午;一次爬山春游竟能激荡出乡野孩子的款款诗情。如今,小学校园早被废弃,初中校园变得陌生。我曾刻过名字和格言的校门与课桌,我曾感激过的启蒙老师,同我一起青春过的同学,都不会回来。梦中不时依稀响过那火炉的呼呼燃烧声、雪路上咯吱咯吱的脚步声。清明节的遐想

清明时,有青青无边的麦田,有旷野处不时炸响的鞭炮声,还有上课迟到后的冠冕堂皇和大摇大摆。这是儿时的清明记忆。

清明,在老家,和正月十五一样,是需要出门上坟孝敬祖先的:用最精细的面粉做最白的面条和有造型的馒头祭于坟前,白纸或灰纸剪成互相扯连的细纸带(我们喊那叫孝纸)散挂于坟头墓后,用以招魂。

面条煮熟,放入凉开水,捞入碗中,放点葱花、辣椒和醋,孝敬于祖先坟头。大人讲,由于清明与寒食的日子接近,而寒食是民间禁火扫墓的日子,渐渐地,寒食与清明就合二为一了,而寒食既成为清明的别称,也成为清明时节的一个习俗——清明之日不动烟火。为什么只吃凉的食品?在我看来,清明,在北方是草木蓬勃生长的重要节点,意味着天气变暖,而祖先可以换换口味了。“有儿坟上挂白纸,无儿坟上屙狗屎”,“有儿坟上飘白纸,无儿坟上草树青”。一座坟头清明是否挂孝纸,成了一个家族是否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父慈子孝的标志。一个坟头上挂纸越多,说明墓主家族人丁越旺。这个讲究,都是族上老人讲的。他们讲时,满脸神圣,容不得我们小孩质疑。在挂纸时,先要将生长在祖先坟墓上的野草清除,并用小石头或砖块将孝纸压在坟上,表示这个坟是有后嗣的,否则很容易被人误以为是无主的孤坟。

我小时上学,还没有双休日。记忆中,清明节从来没碰到过星期日。那时父亲还没退休,哥哥工作在外,几个姐姐对上坟根本不感冒。家里没有大男人,母亲只好自己挑着祭品,四处在田野转着,挨个上坟。我对上坟路线了然于胸,放学回家,站在门口,手搭凉棚,四下搜索,就知道母亲的大致位置。我会麻利地帮母亲将凉面与馒头摆上,又熟练地扯出一些孝纸,分散于坟的四周。插香,点鞭炮。祭祀毕,人虽离场,但孝纸仍挂在坟头,风在吹,纸在飘。青草蔓延的坟头与绿气昂然的田野,被白纸点染,碰到蓝天微风,青涩草香闻风乱撞,舒目清肺。

从一个个长辈的坟头走过,回到家,已到上课时间。那时可能是家乡教育水平整体不高,我从未被老师布置的作业问题困扰过,一般是在上午最后一堂课上偷偷地提前完成当天的任务。

一圈跑下来,也饿了。母亲就将给祖先献祭过的凉面给我吃。面粉是最好的,手工是最巧的,油辣椒是红亮的,两大碗,呼呼下肚,我才慢悠悠地去上学。我才不怕迟到呢,因为老师也是当地人,他们也要上坟,路上说不定能碰上他们呢。一句“老师,你也忙完了”,他就是有脾气也会没脾气的。

现在想来,清明,是一个与蓬勃大自然亲近的最好的节日。对孩子来说,清明是春节的余绪,清明是一年中“合法”响鞭炮的机会(那时除了红白喜事,一般情况,只有过年和清明可堂皇地响鞭炮)。过了清明,鞭炮和过年的喜乐,才算是彻底走了。伤心中有些最后疯狂的味道。也许,百般情绪里也夹杂着长大成人的愿望。那时父亲没有退休,看到瘦小的母亲忙东忙西,心有触动,就想自己终于能帮母亲干点事了。

如今,父亲已走两年多了。因距离原因,未能在清明节给父亲坟头添一抷新土,挂一缕孝纸。尽管痛感失去父亲,如同天塌一角,但不得不坦白,自己未能真正理解父亲的一生。偶尔梦起,仍是他那挑剔的呵斥、严肃的神情。我尝试修补父亲的历史,但在众多亲人口中,仍然零碎不堪。这个为家族牺牲最多的男人,就以这样的形象完成了人生的谢幕。而我早已接过父亲的角色,育子养家,严苛的模样,明显有父亲的遗痕。这种既想摆脱,又无法扔掉的痛苦,外人无法体会。

我在想,如果我百年了,是否也是以一个残缺的父亲形象离开亲人。孩子在清明扫墓时,会以什么情绪想起自己的父亲?山乡巨变,道不尽世情冷暖

每年回故乡,目力所及,是不那么光鲜的建筑与乡亲,见多了外面的所谓的日新月异,难免叹息故乡的迟暮与呆滞。某年有事回乡,身居时日稍久,就能感受潜流的涌动,故乡的变化,居然由里及表,掀起波澜。

再寒冷的地方,亦有冒尖的权势之人,手握重金与人脉。在我的故乡,这里的“巨子”就有几个。他们基本不务农,要么有职业,要么经商,但根扎乡下——妻儿都住农村。

乡间一“巨子”落马于他人构陷,获刑十多年。据此,家道中落。其妻去医院陪护遭遇车祸的儿子,家中无人照看,竟遭强人洗劫,连家中几斤核桃与几床棉被都不曾被放过。昔时,其家高墙深院,狼狗凶猛;其子强悍威猛,其女俊俏温柔。乡人过其家门,谨慎疾走,都不敢正眼向其门里多望几眼。但“巨子”居然有性情内敛的一面,每逢从我家门口路过,都会礼节性地和家父等乡间老者寒暄。他一般在外凶蛮,在江湖上呼风唤雨几十年,未曾失意过。然而毕竟老了,时代变了,昔日关系也不硬了。遭遇如此变故,听家人讲,其妻瘫坐于家门,号啕大哭。

乡间另一“巨子”风光多年。其父过世三周年,大宴宾客。来者四乡八邻,车辆连绵四五里,凡过往者皆可入席就餐。“巨子”用高音喇叭在村间通告:凡行人情者,遇事一定要告知,他必将回礼。乡人称羡不已,大赞一通,赞其有礼,叹其有钱。

还有一乡间“巨子”,早年从商,家资丰裕。一次偶逢其醉酒,他借着酒劲大道自己的辛酸:贤侄(他喜欢在称呼前,加个文绉绉的“贤”字。尽管我辈不才,难当其贤),你叔(自称)就吃没文化的亏了。

他如何吃亏,我不知道,只知道他的儿子学习不怎么样,毕业了,都需要他操心。想当年,他在赌场碰见儿子大度一笑,不会让儿子难堪。那份溺爱,曾让少时的我羡慕许久。

想当年,其家人以穿金戴银张目于乡里,他则以财大气粗行走于众人前。“你可是引领我们老家商业风气的领袖呀!文化有啥用?浙江小学毕业生还雇用博士生呢。”他踉跄于回家路上,我边努力扶撑他,边打趣道:“往后推四五年,没文化,你看看会是什么下场。”他酒醉心明。我约略知道他的担心。

三个故事,两个是父亲亲口跟我讲出,一个则是我的亲见。似乎互不勾连,但我依稀看到乡土中国的变迁——乡痞的隐形化。那类靠蛮力血拼的乡霸开始落伍,那些闯过原始积累这一关的乡痞开始洗脚上田,兔子不吃窝边草,礼行乡邻,明白“满口仁义”的效果。那个宴请乡邻的“巨子”早就“低调”行事。他曾以“破坏森林”的名义把一个对手举报,将其送进牢狱。听说他曾不动声色、细声慢语地对别人解释:他一直告我,他以为自己兄弟多,就要横行霸道?他看守山林,随意砍伐,不收拾他,就不是为民除害!母亲的眼泪“你把这些都装上。”大早上醒来,母亲已给我备好了行李,林林总总,摊了一地,其中有她晒干的萝卜丝、豆角干,幽幽地散发着陈年的气息。如果是在前几年,我早就会埋怨:“不要,谁喜欢这个。”那时母亲会心疼地翻翻自己的劳动成果,心有不甘地说:“又不重。”

确实不重,在母亲眼里,凡是能省钱的,都不是问题。

父亲常年在外工作,我们姊妹五个是她一人带大的。如今我们都已生儿育女,在自觉累成狗的时候,常常想起母亲的不易。母亲说,那时冬天河水再冷,她也要洗姐姐的尿片,“哪像你们现在这么方便,有一次性的尿片” 。各种从被面和衣服上裁剪下的尿布,五颜六色,如旗帜般晾晒于小院的铁丝上。母亲伸出手来,比画着说:“手指冻裂了,就缠着胶布洗。”

母亲不会抱怨,更是很少主动埋怨自己的丈夫。在我看来,已几近“愚忠”。父亲不怎么亲近我们,在我的记忆中,多是他威严的脸色和狠狠的呵斥。十多岁时,我和姐姐随父亲去门前山坡上耕种,不记得我哪里做错了,父亲便开始责骂,接着就是追打,我哭着冲下山坡,当晚不敢回家,也不敢远离家门。母亲找到我,劝我给父亲道歉:“快,给你爸认个错,不要死倔。”我吓得不敢见父亲,就挣脱母亲的手,跑远了。待天黑,我蹑手蹑脚地爬到窗户底下,听房间里的动静。窗下是鸡窝,粪气扑鼻,我才不在乎这些,默默地等着父亲睡下。父亲的鼾声响起,我才悄悄地推门,门虚掩着——原来是母亲给我留着的,但不巧的是,门还是痛苦地吱呀响了一声。“你还有脸回来!”父亲的声音炸雷般地响起,我蒙了,硬着头皮进屋。父亲要抽出皮带,母亲赶紧拦着:“赶紧给你爸道歉。”母亲被父亲推到一旁,随后父亲的几声不客气的责骂也砸了过去。母亲只好叹着气,显得束手无策。我挨了几皮带,被罚跪。长夜漫漫,我几次点着头睡着,却又被膝盖的刺痛弄醒。后半夜,我在迷迷糊糊中,感觉有人把我拉上了床。

至今遥想那晚罚跪,我的膝盖还在隐隐作痛。父亲已经离世,一次,我笑着问母亲:“你怎么那么怕我爸爸,他不让你护我,你就一声也不敢出。”母亲只是无奈地说:“你爸就是那坏脾气,劝了不听,再说,又要骂人,让你们看大人难堪?”

母亲说,在父亲去世那年,他时而有幻觉出现,言之凿凿地说家里进了小偷,便顺手拿起刀来,母亲劝说不下,就夺下父亲手中的刀,厉声地说:“说啥怪话呢,屋里啥都没有!”我惊讶于母亲的勇气从何而来,她过去只有挨骂的份儿,哪有反抗的举动啊!“你爸那个时候已经没力气了,再不阻止,会出事的。”母亲解释道。我劝母亲:“那也怪不了我爸。”“一辈子坏脾气,没像别的大人那样稀罕过自己的娃。”母亲说着说着就哭了。我强忍住泪水。在姊妹几个中,我最没资格谴责父亲——早早上学离开父母,大学毕业后又未能服侍双亲,而且脾气大,受不了父亲的批评。而母亲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坚硬的父权下,尽可能地给我们扒拉出一点点温暖,而她几近无人怜惜,我又怎能埋怨她。在她有限的认知中,父亲这个男人能吃苦,会挣钱,心地善良,不喝酒、不赌博、不乱花钱,即使脾气坏,又能怎样呢?

母亲虽一生吃苦,忍受生活的艰难,但我很少见她哭过,反而是在诉说父亲去世前的种种怪异表现时,容易带着哭腔。我准备迎接母亲随之而来的哭诉,母亲却抹了下眼泪,又笑了:“这下他走得干脆,不受罪了。”

母亲性格耿直,不善于察言观色,不得奶奶待见。母亲说,奶奶只喜欢自己的长孙——我的兄长,我的其他几个姐姐,奶奶很少帮母亲带过。在大家族生存不易,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一个锅里吃饭,父亲邮寄回家的钱,收款人自然是爷爷,没有母亲的份儿。而奶奶保管着钱,且说一不二。记忆中,爷爷寡言老实,从来没凶过奶奶。“你爷爷可怜,死前受了罪。”提及早逝的爷爷,母亲也是叹息。每每奶奶数落起母亲,我都没见母亲顶撞过。为了照顾奶奶的晚年,父亲接奶奶住到我家,两人都是看不得别人眼色的人,想起来,奶奶在我家也住得不舒服。给奶奶做饭、洗衣服的事情,包括奶奶生病了去抓药,母亲都当仁不让地做了。“你奶奶也可怜,我说过你爸:人老了,都要靠儿女养,不要给老人说那样难听的话,你母亲一辈子受过谁的气?”母亲又开始抹着眼泪诉说着奶奶去世前的细节,“一辈子刚强,走时一口水都没咽下去。”

说起来,父亲离开我们快三年了,母亲一生害怕的两个人都走了。有一段时间,我最怕母亲出事,毕竟弦绷紧了一辈子,突然没了压力,要适应轻松的日子还真不容易。兄长经常接母亲到县城小住,只住几天,母亲又嚷着回家——她放不下家里的猫和门前的蔬菜。大姐有心,陪母亲长住了一年多。大姐最勤劳,那段时间母亲的穿着最干净、得体。之后,我接母亲到长沙小住,就是想让孩子吵吵她,分分她的神。在长沙的那段日子,我尽量待在家,陪母亲说话。有时夜深了,我会装作天冷,挤上她铺着电褥子的床铺,打听她的娘家、我的家族的旧事。

母亲一辈子省吃俭用。兄长和姐姐带给她副食,她不习惯吃,总是存放起来,放着放着,她也忘了,等想起来给我们和晚辈吃时,副食已经过期,母亲收到一片抱怨声。我们要扔,她就一直自责。有时我就拣点装进行李袋,她就开心地给我讲起这些副食的来历。为了让她开心,我就装作很开心。她又开始翻出她晒干的蔬菜,第一次,我拒绝了:“你再放,我就不带其他东西了。”母亲怔了一下。过去这些菜干,是我们冬季常吃的东西,也许没有肉汁的滋润,吃起来多是一些涩涩的苦味。神奇的是,母亲居然还是不厌烦这种味道,尽管如今她的饭食已经不再缺肉,不再缺新鲜蔬菜。

这次从长沙送母亲回到老家,我有意识地和母亲长夜深谈。母亲几次抹眼泪的事,都是在这几次聊天中集中爆发的。我仔细端详起母亲的眼睛,眼睑细长,眼窝深陷,眼角纹纵横,眼眶中的泪水很难溢出。这双眼睛已目击了过多的生活波澜、人世纷争和人性善恶,但很少看到它们被泪水滋润。要不是我故意深度地谈及过去的人和事,母亲是不会轻易流泪的。她已习惯被责怪、被埋怨、被驱使,而泪水,作为一种抗议或示弱的武器,她还是没怎么多想,或者是不习惯使用。

一个人,胸怀多少善,才能对冲种种扑面而来的恶?一个人,心中需要藏多少东西,才能隐忍生活里的种种不顺?

想到即将要离别,对于母亲来说,可能是见一次就少一次了,我忍不住用被子蒙着头,哭了几声。母亲赶紧问我怎么了。我笑着说:“感冒了,要打大喷嚏。”这次收拾行李,母亲翻出这些干菜:“干干净净的,我都没舍得吃。”看来母亲早已忘记我前几回的拒绝,又热心地推荐起来。“行吧,我都带上。”

它们确实不重,母亲说对了。又飘粽香,难忘那一口香甜

关于南北饮食习俗,网上经常开战,比如豆腐脑是放盐还是放糖。我是两个都行。但关于粽子的争论,我义无反顾地站在“甜党”一边,绝不是故意打地域炮,真是改不过少时的味蕾记忆。

小时候,过端午,前几周,妈妈和姐姐就要张罗包粽子的叶子。在老家,一般用芦苇中下端的叶子,阔大、平展者为上品。摘下的叶子要放在大锅里煮洗一遍,如此,叶子才会舒展,柔韧性更好,包时也不容易被叶子的边锋划破手指;包出的粽子煮熟后,即使不打开叶子,老远也能闻到清香的味道。

但毕竟老家的芦苇地不多,更多人家包粽子是用一种我已忘掉名字的植物叶子,椭圆形,黑色,肥厚,母亲一般是从集市上买到的。但它蒸出来的味道绝对好不过芦苇的叶子。

糯米做的、小米做的,各类粽子热腾腾地摆上桌。

妈妈将黄豆发的豆芽做成凉菜,咬起来清脆爽口,夹一大筷子,就着已躺在碗里的胖胖的粽子,香香地吃着,是为咸吃;我最喜欢糯米粽子,里面烂熟的豆子或大红枣已将红色蔓延开来,糯米泛着饱满红润的光,和着清凉的芦苇叶香,已让人口水顿生,舀一大勺白砂糖盖在粽子上,狼吞虎咽,是为甜吃。

少时家贫,足有半斤的长方形粽子,大多是小米做的,甚至掺杂着玉米粒。为了能吃长久点,母亲把粽子放进篮子里,高高地挂起,一是为了通风,防止粽子迅速变质;二是为了阻拦我们姐弟抓吃不停的手。

童年和少年,端午节是香甜的,没有江南的龙舟竞发。那时更多的梦想是,家中装粽子的篮子是掏不光的,而且掏到的永远是糯米做的。

上大学时,有广西的同学带来肉馅的粽子,让我大吃一惊,我第一次知道世上居然有咸粽。皱着眉头吃完,哦,还不错。不拒绝尝试,不要把习惯的东西当成理所当然的标准,这是咀嚼咸粽后留下的感悟。

一次陪妻子逛超市,看到了粽子,我又独独买了糯米枣子味的粽子。

吃粽子时,看着我撒上那么多白砂糖,妻子埋怨道:那么胖了,还这样。我抱歉地笑笑:一年就这么一次。

上一次端午节时,母亲知道我不久就要回家,在电话里告诉我,她给我留着粽子。我笑着说,不用了,过几天我到家,粽子也变质了。母亲说不怕,我把粽子放冰柜冻着了。回家了,母亲真的从冰柜里拿出硬邦邦的粽子。当然,都是糯米做的。我没拒绝,当天午饭,就猛吃了两个。香啊,仿佛又回到望穿篮子的少时。沉醉在家乡的秋野里

深秋到,飞叶黄。想起家乡明媚的深秋,触目可见的累累柿子。

老家商洛位于秦岭南麓谷地,历史上曾有上洛、商州等称谓。《史记·殷本纪》载,契(xi?)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国名也。《括地志》云:商州东八十里商洛县,古之商国。秦孝公后因卫鞅破魏有功,将卫鞅分封于此,故称其为“商君”“商鞅”。春秋战国时期,作为秦国南疆的门户,它是秦楚两大国往来的必经之地。

家门前的河水流向丹江,而后汉水,而后长江,故在自然地理上应属南方;自秦以降,商洛地区大部时间又归陕西统辖,所以在人文地理上,确系北方。整体而言,家乡的作物、方言和习俗,没南方的灵秀,多的是北方的粗野和不修边幅。

这种过渡地带的尴尬处境,有点类似西班牙,靠近法国的地区,天主教文化强盛;而靠近北非的,则伊斯兰文化活跃。北部的商洛山地,更“陕西”一些,语言粗硬,且当地的老百姓喜听秦腔;而近南的山地,近壤湖北,言语绵软些,当地的老百姓则喜好花鼓戏。

山地多产核桃和柿子。如果说深秋的南方,兴盛的是橘子,则十月的老家,柿树一统天下。门前屋后、坎沟坡崖,都能见到柿树的身影。柿子品种繁多,口味各不同。

一过国庆,一阵凉风急吹,一夜之间,柿叶泛黄,之后离枝飘落。少了树叶的遮挡,柿子由绿而黄,裸露一片,黄色浸淫枝头。庭院的小柿树,门前和浅坡上的老柿树,果实繁多,空气中充满收获的味道。那时写作文,常用的语句是“满枝头挂满了小灯笼”。柿子非红一色,整体呈现亮黄与浅红,用“灯笼”描述,过于笼统,充满虚夸。

小时候,放下午课回家最快乐的事,就是找枝头红透了的柿子。我至今佩服那些于万千黄颜色的柿子中,精准地认出红柿子的玩伴。看见小伙伴欢快地喊“又发现一个”,我的心底就悲惨地咯噔一声:天,我的眼。

那时一直认为是自己蠢,黄红柿子辨认不出。那种自卑容易化为对他人的盲目崇拜。最近一次国庆假期回老家,小外甥很轻松地给我敲下门前树上的熟柿子,居然又让我仰慕了他几分钟。尽管长大点后我知道,我的“低能”是色弱造成的,但幼时的自卑之种已埋下,轻易断不了根。至今我仍能清晰地记得高考前体检时那位女医生同情的声音:“哦,你们那儿水土有问题,色弱的多。”

柿子被秋霜盖过,我们那儿叫吃霜,这时柿子味更甜。柿子除放软了能吃,硬的也有办法下口。办法如下:晚七点多,将挑选好的没有瑕疵的硬柿子放进大锅中,半开的温水正好淹没柿子,不用再加柴烧水,盖好锅盖。次日六点多,掀开锅盖,随手捏个,都能入口,如同咬苹果,咔嚓咔嚓,香甜爽口。

已十多年未吃到这种水暖的柿子,写到这儿,我的口水竟偷偷跑出。

吃过秋霜的柿子可以摘了。深秋,树叶落尽,累累柿子占尽枝头,抬头望去,辉煌得有点晃眼。柿树有的长得高大,要摘下枝头的柿子,需要用夹竿。所谓夹竿,就是选一根长而轻的木条(一般是长竹),从竹竿一头的横截面居中下锯十厘米,留一个凹槽。这样就可以轻松地用夹杆去戳柿子屁股后的枝条,枝条很容易钻进夹竿的凹槽。坐在树杈上,这头轻轻一转夹竿,那头的枝条就清脆地被折断,一团柿子就这样轻松取下。

采摘下的柿子,有的被挂在屋檐下,一点点变软,慢慢地被吃掉;有的被刮掉皮,用绳子串起来,挂在通风处,等到表面渗出如冬霜样毛茸茸的白霜,就成了柿饼。很奇怪,同样的柿子,有的人做的柿饼一团黑,有的人做的白如绒球。小心地用舌尖舔一下这些白绒,甘甜如水沁润,顷刻扑过舌尖,直达喉部。有的不良商家,为了将自家的柿饼卖个好价钱,就用面粉撒饼,滥竽充数。

冬日暖阳,母亲把收藏起来的柿子放进温水里,十分钟后就可以吃了。一般人是小心地剥皮,一点点吃下;我则是咬破一个小洞,慢慢吸吮,软软香甜的汁水一点不剩地跑进胃里,手中就留个软塌塌的空皮。

这次回家,妻子在电话里听说老家柿子长势可爱,就叮咛我带几个回长沙。这下行李由一个包变成了两个,回家一路颠簸,等到家时,好的柿子就没几个了。吃掉几个变软的柿子,有点沉醉,似乎闻到了少时秋野的泥土香。

秋天,玉米掰下,秸秆留下。记得少时其时,田地里一片空荡荡,土地开始被平整,小麦即将播种。而如今,因得不偿失,小麦被很多人弃种,母亲不理解,叹气:大家都不种小麦了,吃啥?被焰火灿烂的时光

鞭炮声连绵不绝,五彩的焰火绚烂夜空。在老家过正月十五,一直是少时过年最快乐的事情。

也许是因为穷乡僻壤,初一放鞭炮,十五看焰火,几乎是我们老家约定俗成的规矩。少时看完春晚放鞭炮、早上梭巡找炮(翻捡未响的鞭炮);十五挑灯上坟(祭祀祖先),聚众看焰火龙灯,都是我们那时过年最喜欢干的事情。小学时期,我第一篇被老师当范文讲读的作文,就是关于元宵节的。而元宵节也没忘给一个少年留下肉体的印记——一个炸飞的鞭炮刮花了我的脸颊,至今疤痕仍醒目地悬在左眼下方。

过年的幸福,于我,更多的是停留在这些玩乐上。年味,就是硝烟味。

下午四点多,早早吃完饭,就开始做上坟前的准备工作。一般是兄长拿纸币放在买来的一叠黄纸(专门用来给过世的人烧的纸)上,用一个木板压着,再用一个棒槌或其他重物击打,反复动作,直到黄纸上布满票痕。一般这时兄长会对身边的奶奶开玩笑:“用新钱打的,我手重,都印上去了。”爷爷去世早,奶奶说爷爷给她托梦,总缺钱花。给去世的人烧黄纸,就是等于送冥币。这时奶奶也会满意地夸奖她长孙几句:就我军(我兄长也带“军”字。称呼对方,名字前带“我”,表示说话者自觉与交流对象关系不同一般,一般是长辈称呼晚辈)孝顺。

奶奶不像刻板的父亲,口才也非一般女流。我们孙辈也喜欢和她开玩笑。

关于上坟,我和兄长、父亲一般有分工。坟在山坡上的,我去;在平地的,兄长去;不用跑远路的,父亲去。当然几个重点的家族近亲,比如父亲的爷爷和奶奶,大家都要去。家族女辈,是被剥夺上坟资格的。

上坟的时刻到了,跑远路的,先出发。我一般提个篮子,装上一些黄纸、香、小蜡烛和鞭炮,和领队的一个年轻堂叔出发。年龄更小的孩子,也图热闹,非要挑个小灯笼跟着去。于是十多人的队伍在吵吵嚷嚷中开拔了。记得一个做生意的堂叔,他是孩子王,最有趣。每次给祖先烧纸、磕头,他都“要求”祖先保佑他,“发财了,我带录音机给你上坟”。

老家地处一个盆地,四处环绕的是不高的群山,等到晚上8点,放眼望去,燃亮的小蜡烛,仿佛碎落的星星,撒满山坡;清脆的鞭炮声、怪叫的烟火声,撕破了乡野的宁静。这天,仿佛大家的嗓门都大了,到处能听到嘈杂的人声。

等到几路人马会合,立赴大家都觉得血缘很近的祖先的坟前。“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里更是热闹的PK,每家都拿出一些“尖端”焰火,持续燃放。

因为最后上的坟距离村庄很近,经常有人手持烟火筒点着,老长时间不见冒烟,以为灭了,烟火筒的头垂了下来,结果烟火突然发力,几颗照明弹就冒失地飞进附近人家的大堂里。于是嘲笑的,呵斥的,各种声音又猛烈地被集中引爆。

热闹完,回家,母亲一般正在敬神。在屋里的柜子上、窗台上、门口两边,小红蜡烛已经点亮,姐姐已煮好元宵,等着我们父子。

简单吃完,听着兄长的吩咐,我飞快地搬出椅子,拿出剩余的各类烟火,准备在院子里燃放。

最快乐时,也是我最伤感的时刻。我知道,明天就没有鞭炮了;明天,兄长就要上班,我就要离家上高中;明天,父亲的铁血“暴政”又要重新开始。

那时,我希望焰火能长久地燃放下去,永远璀璨,没有寂灭。

上了大学,再也没有机会在家过元宵节了。工作后的一次跳槽,我终于找到了借口,在家里过了正月十五。那天我又一次成了我家上坟的主力——去上远坟。身边蹦跶着更小的堂弟、堂侄。那个做生意的堂叔,早就被其子替代。我学着过去那样疯狂地在山坡上,从一个坟地窜到另一个坟地,喝着寒风,很舒服。

那次,不小心炸响的鞭炮点燃了荒草。我带着小家伙们,拼命扑打迎风猛蹿的火龙。筋疲力尽,没办法地看着火龙跑远。幸亏,那里没有树林。

前天下午,我打电话回家,兄长一家也回老家,正准备做饭。十五上坟的事情,看样子又落到了他头上。兄长年过五十,还要爬山上坟,无疑是替我受罪。那天在电话里,我终于出口表示歉意。工作在外,兄长事事操心,亲力亲为。作为小弟,总是内疚,却不知如何表达歉意。似乎欠债太多,无从说起;也似乎觉得过于客套,显得矫情。但这次,我不想留下遗憾。失去“跑鞋”的朋友

相对于贾樟柯小城青年的无聊与和菜头小镇青年的波澜不惊,乡村青年的命运是黑暗的深渊——无所不在的变数,处处痛苦的磨难。

一天晚上,初中的一个朋友突然闯进梦中。我依稀记起他走路有韵律的摆动,瘦高的个头,乡村难见的细声细气的腔调。因为距我家不远,朋友家的情况多少传入我耳——他的父亲因病早逝,一个兄长忠厚异常,为了拉扯三个儿女、赡养老人和支付小叔子的学费,面相厚道的嫂子也刻薄起来——变得不爱搭理自己孩子以外的人,和自家老公说话,多是粗声粗气,更别说有好脸色对待婆婆了;朋友,更成了非我族类,见了心烦。我去过朋友家有限的几次,都碰到她指桑骂槐的霸道场景。我替朋友难过,那尴尬的场景,让我落荒而逃。

朋友可能见识多了,也许真的理解生计的维艰,学会了泰然处之。没见他怎么给我讲述家庭的遭遇,只记得他最多的表情就是微笑,微笑地讲解他喜欢的汪曾祺。

他的功课拔尖,可能当时为了考取好点的中专,专门留了一级,正好和我同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乡村学子能考上不交学费还能分配工作的中专,算是异常了得之才)。他的钢笔字清新秀丽,作文尤其出色。至今我还记得他给我说过的一篇作文的题目——《送你一双风的跑鞋》。我记得他神情喜悦地给我讲解文章的精妙之处,似乎“风的跑鞋”引了某人的名句(我至今没查出来),以此发散开来,讲述他对未来的憧憬。我现在还能忆起自己其时对他的崇拜——那么精神的句子,那么清朗的词语,那么深邃的表达。明朗的、有书可读的、没有家庭纷扰的未来,他没有等到。一九九二年或是一九九三年的冬天,我的父亲告诉我,他得白血病死了。当时,我正在市里的高中读书,捏着父亲送来的白馒头,在白晃晃的雪地里,白晃晃的阳光下,我的手在空中僵硬了十几秒,眼泪在眼眶中涌动。

那年初三,命运不济,很少对弟弟凶过脸的兄长要朋友退学,到陕北出苦力(似乎是背木材之类的事情)。我本来想找机会去看他,但想到这是一个让自尊扫地的家庭变故,我的任何惋惜与辞别,都会让他难堪,我最终没去。我不想让朋友在难过中感受生之蹉跎、命运的不公。他和一群粗壮汉子离开了山村,走了,不知道是不是心死如灰地走了。我现在想,如果给他机会考中专,他绝对会考上市里最好的中专;如果他想进高中,他肯定能考入重点大学;大学里,有他喜欢的书读,有他喜欢的梦做。同样的事情,我不会比他做得更好。

我如愿考上了市一中。后来三姐(三姐和朋友是初一、初二时的同级同学)告诉我,朋友被检查出白血病,已送回老家治疗(其实是等死,他家里哪有钱给他治病)。其时高中进入学习紧张期(为杀入前三名,路灯下、公共自习室,到处都留下了乡下少年不服输的身影,一个冬季下来,害得我十个手指关节全部冻肿),也没能回家看他。没等到学期末,从父亲那儿就传来他病死的消息。

他是在没有书、没有朋友的情况,孤苦地走了。不知道他在等死的日日夜夜里,会望着窗外明月想起什么,会想起我这个绝情的朋友吗?

时隔十多年,朋友没来由地走进我的梦乡。深夜里我突然被儿子的哭声惊醒,该给孩子换尿布了。心事重重地忙完孩子的事,黑漆漆地,我呆坐在床上,睡意全无。原谅,是一种岁月的成熟“他妈、他爸得癌症死了,这娃明年就要高考了,没人掏钱,咋办?退学打工。”

一位戴着眼镜、穿戴整齐的小青年从家门口路过,母亲的目光随着他的身影,对我感叹。这是我家屋后的孩子,比我小十多岁。记忆中,他是一个动辄滚地耍泼、有点桀骜不驯的泥猴子。多年不见,听说性情大变,乖巧懂事,学习突进,是老家近年来最为看好的几颗读书苗子之一。人,是比过去壮实多了,不声不响地沉着脸走路,眉骨透着警惕,带着抱歉。他的母亲,向来的好脾气,见人三分笑,没有本地媳妇大嗓门贫嘴的喜好;他的父亲,一个喜欢蹲着吃饭,我发一支烟总要颠来倒去瞧个仔细的叔辈,一个手艺还过得去的木匠。

几年过去,物是人非。木匠叔和妻子先后病逝。看见我长吁短叹,一向不怎么臧否他人的母亲,神情有点不对,说起一些耳闻的风言风语。在老家,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一个村风还算传统的地方,有伤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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