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昌文,朱鸿鸣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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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战新论：新常态下的中国增长战略试读：
序一
未来五到十年，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至关重要。中国必须保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才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并为实现第二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逐渐下降，2016年上半年已下降至6.7%。不少人判断，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世纪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在此背景下，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有人乐观，有人悲观，有人极度悲观，认为中国经济即将崩溃。毋庸讳言，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确实面临着不少困难和挑战：传统产业和低附加值生产环节产能严重过剩，杠杆率持续攀升，房地产泡沫不断累积，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重构可能带来新的冲击，多年以来粗放式发展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逐渐暴露，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诉求日益增强，等等。但是，我们也应该客观地看到，中国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2015年中国人均GDP按现价美元计算刚刚超过美国的1/7，后发优势依然明显；中国的城镇化远未完成、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存在明显的发展差距；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人力资本丰富、创新能力正在增强，有支撑未来发展的雄厚基础和良好条件；中国外汇储备充足，国家资产负债表仍然健康，抗风险冲击能力强，等等。
我们认为，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的下降态势只是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暂时现象，同时这一态势是趋缓的、可控的、可承受的。基本理由是：中国已经深刻认识到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并正在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改革的办法来推动结构调整，化解结构性矛盾。随着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不断取得进展，韧性好、潜力足和回旋余地大的优势将会得到充分发挥，中国经济将在新的发展平台上实现稳定持续的中高速增长，并最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第二个一百年的目标。不过，考虑到这些结构性矛盾是不断累积的，化解结构性矛盾也需要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政策储备，要“战略上坚持持久战，战术上打好歼灭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赵昌文和朱鸿鸣博士的新著《持久战新论：新常态下的中国增长战略》讨论的便是如何在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中“战略上坚持持久战”。作者学习和借鉴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论著《论持久战》一文的话语体系和思维方法，在综合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梳理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史的基础上，系统论述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战略和政策。作者认为，中国仍然具备后发优势、体制可改革性等核心优势，同时当前面临诸多结构性问题的困扰，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前景不是短期反转和长期停滞，而是“持久战”。要打好“持久战”，就要坚持“阶段论”，以短期换长期，为结构调整赢得空间；就要做好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控的配合，并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就要发挥政治体制优势维持乃至增强体制可改革性，推动以塑造创新导向型经济结构为目标的改革；就要发挥有为干部和有效政府的积极作用；就要改善全球经济治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中国正处在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推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迫切需要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和长期性的政策研究和理论研究。赵昌文和朱鸿鸣博士的这本书在这方面做出了积极尝试。
是为序。2016年10月12日
序二
中国从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取得了奇迹式的增长。2010年以来，经济增长率则持续下滑，这种现象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在国际上，有两种声音非常盛行：一是中国崩溃论，渲染中国经济将陷入长期衰退乃至崩溃；二是中国责任论，认为中国经济下行导致了大宗商品价格下滑和其他国家经济衰退。这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往往难以经得起严谨的学术推敲，但其影响力却不容小觑。它们很容易造成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甚至影响中国自身的政策选择。比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后，国际上一些官员和学者将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归咎于中国储蓄和投资过多、消费不足，导致不可持续的国际收支不平衡。这种声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关于投资和消费的学术讨论甚至政策选择。当前关于中国经济前景的各种似是而非的论调可能产生类似的影响。赵昌文博士和朱鸿鸣博士这本书的出版恰逢其时，他们对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各种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讨论，这对于厘清事实，做出正确判断，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很有帮助。
在这个序言中，我想主要针对书中所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取得奇迹增长的原因谈点看法。本书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后发优势和体制的可改革性。
对于任何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有赖于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不断升级。发达国家技术和产业已经在世界最高水平，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只能依赖自主研发取得的发明，而发展中国家则可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作为新技术、新产业的来源。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的这种“后发优势”，让发展中国家有可能比发达国家以更低的成本、更小的风险和更快的速度发展经济。但是，要充分发挥后发优势的潜力，发展的产业、采用的技术需要与各个发展阶段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适应，这样要素生产成本才能最低，也要有与产业和技术相适应的软的制度安排和硬的基础设施，这样交易费用才能最低，才能把比较优势变为这个国家的竞争优势。有了竞争优势能够创造的剩余就会最多，资本积累、要素禀赋结构提升和技术创新以及产业升级的速度也就会最快，在这个过程中就能够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的潜力来加速经济的发展。一个发展中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发达国家不同，产业与技术的特性不一样，和其相适应的制度结构也会不同于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制度的优劣主要取决于能否与一国的发展阶段和比较优势所决定的产业、技术的特性相适应，也就是说，后发优势是客观存在的，是外生给定的变量，而最适制度内生于该国的发展阶段和比较优势。由于比较优势是动态变化的，最适制度也是动态变化的，因此，体制可改革性是一国制度可以向最适制度调整的必要前提。
当制度偏离最适制度时，需要进行改革以推动制度变迁。本书认为，制度变迁是否能实现主要取决于体制可改革性的强弱。这又是矛盾的两个方面——改革阻力和改革动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改革阻力中，利益集团是关键。在改革动力中，最活跃、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则是政治家——政治领域企业家或一切愿意并真正推动制度创新的政治人物。政治家是一个群体，有领袖政治家和一般政治家之分，两者的共同作用推动着制度创新。领袖政治家在政治领域享有很高的权威，既有改革意愿，更有改革智慧，对改革方向和改革进程具有关键影响力。他们开启改革空间，为一般政治家的创新创造宽松的政治环境及政治可行性；他们对一般政治家已经进行的创新予以肯定或追认，赋予其合法性并进行推广复制；他们建立创新的正向激励机制，推动一般政治家“不待扬鞭自奋蹄”。这种分析框架与国际主流观点有显著区别。主流学术界强调制度变革主要受利益集团的影响，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博弈决定了制度变革的方向。这种分析框架要么忽略了政治家的影响，要么隐含地认为政治家是利益集团的代表。但是，这种逻辑很难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变迁。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参加革命很多不是简单为了个人或其家庭所属集团的利益，对中国影响深远的改革开放政策也不是为了有利于现有的农业和工业利益集团而产生。拉丁美洲很多国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了实现工业化而推动的进口替代战略由地主阶层推动，却损害了土地集团的利益。政治家是可能超越狭隘的个人和集团的利益，能够通过个人努力推动国家和社会向前发展的力量。但是，要有效推动改革，政治家需要有意愿、有威望、有智慧。首先，政治家必须有意愿进行变革，使得制度不断趋近于最适制度结构。其次，改革必然触及既得利益，政治家必须有足够的威望破除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造成的改革阻力。最后，政治家需要有智慧选择正确的改革方向和策略。苏联、东欧和很多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都进行了剧烈的制度变革，但他们的改革主要基于“华盛顿共识”，制度变革的失败给这些国家经济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由此可见，体制可改革性并不能保证制度会向最适制度趋近，政治家的意愿、威望和智慧对制度变革的成败至关重要。
制度改革要进入良性循环，就必须在改革过程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任何国家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地理、自然条件和发展阶段，其最适制度结构也各不相同，不存在普适于所有国家的最优制度。比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苏联模仿这个制度却以失败告终，同样的制度在两个国家的影响却是[1]“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同样的道理，理论研究也应该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不能盲从任何理论，因为任何理论都有其前提条件。现代经济学理论主要发端于西方发达国家，是对发达国家经济现象背后因果机制的总结，但是，由于发展阶段不同、条件有异，这些理论往往不能简单地套用到发展中国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来看，根据西方主流理论制定发展和转型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绩效都不尽如人意。比如，很多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根据主流的结构主义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进口替代战略，80年代拉丁美洲国家和苏联及东欧国家又基于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以“休克疗法”推动经济改革，基本都以失败告终。因此，我们迫切需要扎根于中国实践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总结中国经济发展转型成败的经验，来认识当前的问题，给未来的发展提供参考。赵昌文博士和朱鸿鸣博士这本书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尝试，我也希望能与学界同仁一起共同推动基于中国实践的经济学理论创新。2016年9月9日
[1]原因在于中国人口密度高，农业生产以劳动力投入为主，生产出来的产品容易进入市场，适合小农经营；而苏联人少地多，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高，距离市场远，单个农户难以经营。
导言
“战略上坚持持久战！”[1]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延续增长奇迹，顺利实现翻番目标，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为最终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
本书的主题是论“持久战”，即回答未来五到十年，适应和引领新常态为什么需要在战略上坚持持久战，以及如何在战略上坚持持久战。
2015年11月，中央已经提出了战略上坚持持久战的构想，持久战一词也逐渐流行起来。但是，什么是持久战？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解决了的，甚至是大多数[2]人至今没有解决的。”于是，关于中国经济前景，迄今仍然流行着崩溃论和反转论两种截然不同但都不正确的认识；关于短期增速目标，还存在可以先“退一步”再“进两步”和必须坚守6.5%底线两种取向；关于当前政策选择，就有了是以收缩性的结构调整优先还是以扩张性的宏观调控优先的不同主张。
为此，我们认为，有必要从现实出发，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系统地回答什么是持久战？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从而在根本上消除认识误区，确保持久战战略的有效实施。
持久战一词源自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它是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演讲稿，全面深刻地阐述了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和如何进行持久战。正是在这一战略的指导下，中华民族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洗刷了百年耻辱。
根据我们的理解，持久战有认识层面和实践层面两方面的内涵。在认识层面或“怎么看”的方面，持久战是关于中国抗战前景的一种观点，与亡国论和速胜论相对应。即从战争结果看，中国“不会亡，[3]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从抗战过程看，“不能速胜，必须是持久战”[4]。在实践层面或“怎么办”的方面，持久战是争取抗战胜利的一种战略，包括了阶段论、能动性、政治动员、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歼灭战等一整套战略战术体系。
实际上，若将持久战战略应用于经济工作中，战略上坚持持久战也应有认识层面和实践层面两方面的内涵。
在认识层面，持久战与经济崩溃论和反转论相对立，并不是指经济形势长期不好甚至一直走下坡路，相反，它意味着中国经济前景向好不会陷入长期停滞；但是，在通往美好前景的道路上，需要克服诸多困难和问题，未来一段时期甚至可能会出现较大波动。
为了回答为什么是持久战，我们构建了一个包括后发优势、体制可改革性和政治—经济生态等核心概念的分析框架，并基于此反驳了崩溃论和反转论。一方面，中国是一个革新型发展中大国，具有较强的后发优势和体制可改革性等核心优势，中国经济不会崩溃，不会陷入日本式L型增长或长期停滞，也不会陷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相反，中国经济的转型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在未来十年左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另一方面，当前经济生态欠佳，存在债务病（杠杆率持续攀升）、泡沫病（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利润病（产能过剩严重以及大量僵尸企业存在）等经济污染，也存在着部分干部不作为等政治污染，制约了经济的“循环流转”，中国经济不会在短期内实现反转。
在实践层面，持久战不是指持之以恒，更不是等、熬、忍，静待经济自动向好，因为“坐着不动，只有被灭亡，没有持久战，也没有[5]最后胜利”；而是包含了一整套克服当前困难争取经济长期向好的战略战术安排。具体而言，至少应该包括以下重要方面。
坚持增速阶段论，以短期换长期。短期严峻与长期向好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若仅仅将长期作为每一个短期的简单相加，就不可能最终实现从短期严峻向长期向好的转化。要实现两者的统一，除了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外，更需要进行阶段划分，并对不同阶段赋予不同的战略任务，即坚持阶段论。在增速为纲的背景下，阶段论就是要对不同阶段赋予不同的增速目标，从而达到以短期换长期的目的。从历史经验看，每一次坚持增速阶段论，都取得了成功。据此，我们将“十三五”划分为“前低后高”两个阶段——调整阶段和恢复阶段，以6.5%这一2020年翻番目标所隐含的必要增长率为基准，调整阶段的增速目标可以甚至应该低于6.5%，恢复阶段则高于6.5%。
打好歼灭战，彻底治理经济污染。严重的经济污染已经影响到正常的循环流转，是中国经济面临短期挑战的主要原因。对此，要以歼灭战的战术，集中力量并可以牺牲一定的增速来推动调整——“退且要退够”，彻底治理经济污染，优化经济生态。与此同时，需要辅之以宏观调控，以阶段论为原则把握好调控力度，既要避免调控过度加剧经济污染，又要确保调整的稳妥推进，防止在此过程中诱发经济的恶性循环。此外，还要坚持积极防御原则，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避免金融危机对于经济生态的巨大破坏。
维持体制可改革性，释放后发优势。作为仍具有较强后发优势的发展中大国，推动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核心在于充分释放后发优势。这就需要维持体制可改革性，确保制度供给可以与时俱进地满足随经济发展阶段变化而变化的制度需求。维持体制可改革性的关键在于优化政治—经济生态，充分发挥领袖政治家的引领作用和一般政治家的主体作用。就具体改革而言，就是要推动创新导向型改革，建立创新导向型的报酬结构，增强企业纵向流动性，发展亲市场的国有经济，从而释放企业家的创新活力。
塑造有效政府，依靠有为干部。“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6]决定的因素。”持久战战略实施过程中，无论是“退一步”降低增速目标，还是推动调整、实施调控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抑或是维持体制可改革性并推动制度创新，都需要有为干部，都有赖于干部的信念、智慧、担当和作为。
在全球视野下坚持持久战。持久战战略的实施离不开一个适宜的国际环境。这需要继续利用全球化的力量发挥比较优势并维持体制可改革性；需要妥善处理大国关系，避免受到“修昔底德陷阱”阴影的影响；需要推动中国的“再制造业化”，实现“高也成，低也就”；需要全球包容性发展，并以此实现中国经济的高效、健康和可持续的增长。
为了尽量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将读者精力引至对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战略的建设性讨论上，现对以下几个问题做进一步的说明。第一个问题是：持久战是否可以理解为以战争理论来指导经济政策？
之所以可能会给部分读者带来这样的联想，主要原因是本书的书名为《持久战新论：新常态下的中国增长战略》，而且，在写作过程中，我们也充分借鉴吸收了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诸多军事学著作中的伟大思想，并使用了歼灭战、速决战、积极防御、消极防御等军事学术语。
实际上，本书既非要以军事理论来指导经济政策，也不是简单套用军事学术语来分析经济问题。我们认为，战争过程与经济工作，军事逻辑与经济逻辑在哲学层面、工作方法上虽有不少共通性，但还是存在显著差异的。我们理解，与其说持久战、歼灭战、速决战、积极防御、阶段论等是战争术语，还不如说是战略战术术语。正因为如此，近一年以来中央多次采用“战略上坚持持久战，战术上打好歼灭战”的表述。
更为重要的是，本书已经赋予了这些术语相应的经济学内涵。比如，持久战是与崩溃论和反转论相区别、相对立的一种观点，其对中国经济的看法是长期前景看好但短期挑战严峻。同时，它还是应对短期严峻挑战并争取长期向好的一整套战略战术安排。又如，歼灭战是指要集中力量解决当前经济领域存在的严重问题，哪怕可能为此牺牲一些短期的增速。
既然可能会引起误解，为什么还要将持久战作为全书的核心概念呢？毫无疑问，主要原因在于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已经提供了一套广泛传播、广为接受的话语体系和概念框架。借助这套话语体系，我们能够更精炼地表达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实现成功转型的根本思想，能够更有力地反驳关于中国经济的崩溃论和反转论等错误认识，能够更严谨地回答“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速为什么可以“前低后高”且应该“前低后高”，能够更科学地将以短期换长期和2020年实现翻番目标统一起来。同时，这也是向毛泽东同志的伟大著作《论持久战》的致敬。
与持久战相比较，歼灭战一词也许更容易引起误解，更容易让人产生生硬套用之嫌。之所以要引入歼灭战，也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歼灭战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原则，曾经被普遍使用过。根据我们的考证，李富春、余秋里、李先念、朱镕基等不同时期的经济工作领导人都使用过“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表述。二是这的确是当前经济中最为需要的工作原则。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很多困难和问题，都能够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解决之道。以金融领域为例，金融风险之所以不断累积，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一些薄弱环节或积存已久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第二个问题是：持久战就是指持续时间长吗？
之所以容易出现这样的片面理解，与持久战这一术语的字面含义相关。《汉语大辞典》对持久战的解释是持续时间较长的战争。于是，不少人基于此，对于不是一朝一夕便可达成的目标或完成的任务均冠以持久战的称谓。比如，“转型升级是一场持久战”，“供给侧改革是一场持久战”，等等。
本书中，持久战固然有持续时间较长的内涵，但这并不是其主要内涵。同时，这种理解还可能引发进一步的误解，即认为持久战就是指经济形势长期不好甚至一直走下坡路。由此看来，全面准确地理解持久战不仅非常重要，而且十分必要。
一方面，持久战不同于反转论，也不同于崩溃论或长期停滞论。与反转论的根本区别是，持久战认为经济增速不可能也不应该在短期之内出现反转；与崩溃论或长期停滞论的根本区别是，它隐含了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前景向好的基本判断。
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持久战是指一种战略，一种以短期换长期，以空间换时间，以解决当期突出矛盾和问题，争取长期前景向好的战略。它包括增速“前低后高”的阶段论，集中力量解决经济污染并可以牺牲一定的短期增速的歼灭战战术，“退且要退够”的调整与确保调整稳妥推进的适度调控，以改善政治—经济生态维持体制可改革性，推动以行业报酬结构合理化、增强企业纵向流动性和建立市场友好型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创新导向型改革，塑造有效政府与激励有为干部，营造适宜的国际环境等一系列的战略战术安排或任务。第三个问题是：持久战是指改革是一场持久战吗？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联想，可能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改革是当前上上下下、内内外外关注的焦点，也是本书讨论的关键内容之一。二是目前广泛存在着对改革空转的担忧。三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7]没有完成时”，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而是“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
不过，本书并没有改革是一场持久战这样的认识。因此，有必要对这一误解进行澄清。
一方面，本书的主要目标是讨论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战略，特别是如何按照战略上坚持持久战这一原则，打好中国经济转型这场战争。本书讨论的范畴大大超越了改革的范畴。而且，顺利实现翻番目标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除了要考虑改革外，还需要考虑调整与调控；除了要考虑维持体制可改革性外，还要考虑修复经济生态。
另一方面，这种联想会引发不必要的误解。比如，阶段论是指增速阶段论，是增速的“前低后高”，不是指改革的阶段论，不是指改革的“前慢后快”。
全书共分九章。第一章为“后发优势、体制可改革性与政治—经济生态——关于持久战的一个分析框架”。
本章是全书的理论框架，构建了一个包括后发优势、体制可改革性和政治—经济生态等核心概念的用于分析经济增长绩效的框架。后发优势和体制可改革性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两个关键因素。根据这两个维度，可以将不同经济体分为四类——革新型发展中经济体、革新型发达经济体、僵化型发展中经济体和僵化型发达经济体。每一种类型的经济体在长期增长绩效方面的差异，既取决于是否仍具有后发优势，也取决于决定后发优势能否得以实现的体制可改革性。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引入了政治—经济生态，以解释经济的短期绩效。基于该框架，对于一个正在经历下行的经济体而言，存在经济反转、长期停滞和持久战三种前景，分别对应于后发优势、体制可改革性和政治—经济生态的不同组合。中国是较强后发优势、较强体制可改革性和经济生态欠佳的组合，其经济前景是持久战。
此外，本章还重点讨论了体制可改革性、经济生态与经济污染。我们认为，体制可改革性比改革本身更重要，它是改革动力和改革阻力这两个矛盾着的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改革阻力主要是利益集团和意识形态束缚；在改革动力中，政治家——政治领域企业家或一切愿意并能够真正推动制度创新的政治人物——是最活跃、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政治家又有领袖政治家和一般政治家之分。前者在政治领域享有很高的权威，对改革方向和改革进程具有关键影响力，他们负责为一般政治家的制度创新或改革实践创造一个适宜的宏观环境，引领制度创新。后者是制度创新的实践主体。政治家能否涌现并发挥作用则取决于是否有适宜的政治生态。在经济生态和经济污染部分，我们根据熊彼特的“循环流转—经济发展”框架，区分了两个层次的经济生态——“循环流转”需要的经济生态和“经济发展”需要的经济生态，并识别了四类主要的经济污染：货币病、债务病、泡沫病和利润病。
第二章为“崩溃论、反转论与持久战”。本章首先介绍了国内外关于中国经济前景的两种错误论调——经济崩溃论和经济反转论，指出了这两种认识的危害性。并且，基于已经提出的分析框架，从中国所拥有的三个优势——较强后发优势、较强体制可改革性和大国优势——出发，反驳了崩溃论和反转论，进一步阐释了为什么是持久战。
以上两章回答为什么是持久战，后面七章回答如何在战略上坚持持久战。考虑到持久战认识层面的内涵——短期严峻和长期向好——是矛盾的，基于第一章的“后发优势、体制可改革性和政治—经济生态”框架，战略上坚持持久战主要应解决三个问题。一是要有实现从短期严峻向长期向好转化的战略战术。二是要优化政治—经济生态，特别是经济生态。三是要进一步增强体制可改革性并推动改革。这便是第三章至第九章的主要任务。
第三章为“阶段论、歼灭战、速决战”。本章讨论的是持久战的战略战术原则，解决的是如何实现从短期严峻到长期向好的转化，实现持久战的矛盾统一。阶段论是持久战的关键，其内涵为阶段划分、区别对待，短期换长期，速度换效益。“十三五”期间，增速阶段论意味着“前低后高”——以6.5%为基准，前期或调整阶段的战略性增速目标可以甚至应该低于6.5%，后期或恢复阶段的战略性增速目标高于6.5%——并以此实现以空间换时间，以短期换长期的目的。
本章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三次成功实施增速阶段论的历史经验，并逐一反驳了反对阶段论的六大认识误区，即基数大、增速低，陷入日本式L型增长，稳增长就是防风险，“取乎其上，得乎其中”，短期增速目标引导预期，以及“初战必胜”。战略上的持久战与战术上的歼灭战和速决战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只有在战术上坚持对经济污染的歼灭和对引发经济污染的各种因素或环节的速决，才能达成战略持久的目的。关于歼灭战，主要应坚持两个基本原则：一是集中力量；二是以彻底治理经济污染、实质性推进改革，而不以维持较高的短期增速为主要目标。
第四章为“调整与调控”。本章讨论的是如何治理经济污染，修复经济生态，特别是循环流转所需要的经济生态。我们认为，优化循环流转意义上的经济生态，需要调整与调控的结合。其中，调整是指“退且要退够”，是治理经济污染的主要手段；调控是指宏观调控，是调整的辅助，目的是避免调整可能带来的恶性循环。两者统一于阶段论。一方面，调整体现阶段论，坚持增速阶段论就必须实施调整，若不坚持阶段论就无法获得调整所必需的增速空间。另一方面，调控适应阶段论，要以坚持增速阶段论为前提，避免调控力度过大。
本章首先比较了“新动能—旧动能”和“循环流转—经济发展”两类分析框架，并将后者作为分析的主要框架；讨论了改革、调整与调控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了混淆改革与调整的潜在危害；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四次成功调整的历史经验，总结了调整方向与调控取向之间的相互关系。其次，重点讨论了清理僵尸企业和去产能这两类调整，以解决利润病和货币病。最后，分别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角度讨论了调整阶段的调控政策。此外，考虑到调控政策可行性及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相应的宏观审慎政策作为配套，在调控部分还讨论了宏观审慎政策。
第五章为“从消极防御到积极防御”。本章是第四章的延续，讨论如何治理债务病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以修复及维护循环流转所需要的经济生态。首先，论述了防范和应对大规模金融风险所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即反对消极防御，坚持积极防御——主动防御、攻势防御和全面防御。其次，明确了防范和应对大规模金融风险的三大歼灭战——去杠杆、整顿金融秩序和提升监管能力。在对金融风险的具体处置中，要高筑墙、广积粮和稳释放。
第六章为“政治家与体制可改革性”。在后发优势客观存在的背景下，中国最大的风险就是不改革甚至改革往回走，是体制可改革性的丧失。为此，本章讨论如何增强或维持体制可改革性。首先，梳理了中国体制可改革性的演变脉络，根据其变化趋势将1977—2012年划分为三个阶段——1977—1978年、1979—2003年和2004—2012年，并分析了各个阶段体制可改革性变化的驱动因素。其次，分析了中国增强及维持体制可改革性的有利条件。最后，从营造有利于政治家发挥作用的政治—经济生态，增强社会流动性，实施合理的改革战略等方面提出增强中国经济体制可改革性的建议。
第七章为“企业家与创新导向型改革”。本章讨论的是如何通过改革，修复和维护经济发展所需的经济生态，释放企业家的创新活力。首先，从创新视角——生产性活动—非生产性活动、规模意义上的企业结构、所有制意义上的企业结构——讨论经济结构，概括了创新导向型经济结构的三个内核：创新导向型的社会报酬结构，即有利于企业家才能、人才、资本等创新要素配置到生产性活动的社会报酬结构；较强的企业纵向流动性，即创新型小企业具有能够成长为大企业的空间和能力；市场友好型国有经济即国有资本的存在并不显著影响竞争中立性。其次，根据创新导向型经济结构的要求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和政策建议。一是推动金融与实体经济再平衡和去资产泡沫，重塑社会报酬结构，避免创新要素脱实向虚。二是通过反垄断和便利创业来增强企业的纵向流动性。三是通过去除国企政策性负担、实施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建立市场友好型国有经济。
第八章为“有效政府与有为干部”。战略上坚持持久战的实施主体是政府和干部，本章讨论的便是如何更有效地发挥他们的作用。首先，从范围和强度两个方面来界定有效政府，并基于战略上坚持持久战视角，从治理政治—经济生态、发挥后发优势并推动创新或产业转型升级，维持乃至增强体制可改革性等三个方面讨论了政府应履行的职能。其次，从政府间治理结构，即央地关系、中央与中央部委关系、地方竞争与合作等方面讨论如何构建有效政府。最后，强调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强调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从说服干部，实现政商关系由“亲浊”向“亲清”的转变，优化官员激励机制等方面激励有为干部更好地在战略上坚持持久战。
第九章为“全球化与持久战”。本章将战略上坚持持久战由国内视角拓展至国际视角，讨论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实施持久战。首先，从一般意义上分析了全球化对于后发优势释放和维持体制可改革性的积极作用，建议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便更充分利用全球化的力量。其次，识别了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中国面临全球化背景的四大趋势性变化及挑战：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面临“修昔底德陷阱”阴影的干扰；发达经济体很可能陷入长期停滞；发达经济体推行再制造业化；对全球化的不满正在不断增加。为有效应对这些挑战，需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推行中国自身的“再制造业化”，加强全球经济政策协调，推进全球治理改革。最后，推动全球包容性增长与“南南合作”，拓展全球增长空间。
人类进步与发展的历史上，总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问题，但怎么看待和应对这些问题却是有大学问的，是需要大智慧的。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我们所遇到的问题也是前所未有的。可以说，我们所遇到的问题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从贫困走向富裕并最终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经历的。不仅如此，“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
[8]争”。
这就是持久战的逻辑！这就是持久战战略！
[1]延续增长奇迹不是说要再次创造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年均10%左右的增长奇迹，而是在当前相对较高人均GDP，全球第二大经济规模的基础上，保持持续较快的经济增长。
[2]《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第43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
[3]《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第46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
[4]《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第46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
[5]《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第47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
[6]《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第52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
[7]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2年12月31日。
[8]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第一章后发优势、体制可改革性与政治—经济生态关于持久战的一个分析框架身受战争灾难、为着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每一个中国人，无日不在渴望战争的胜利。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要怎么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解决了的，甚至是大多数人至今没有解决的。——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
如何适应和引领新常态？
如何实现翻番目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如何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为实现现代化和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
答案就是：战略上坚持持久战！
本书主要回答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为什么要在战略上坚持持久战，即为什么认为中国经济面临严峻挑战但又前景向好。二是如何在战略上坚持持久战，即需要什么样的战略战术体系作为支撑，才能克服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挑战并争取更好的经济前景。
为此，我们构建了一个基于后发优势、体制可改革性和政治—经济生态三个核心概念的理论分析框架。经济增长的秘密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正如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所言，“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经济增长问题，他就很难再去思考其他问题”。本书关于持久战分析框架的构建，其逻辑起点也是对经济增长的思考。
关于经济增长之谜，众多才华横溢的经济学家沿着两大研究传统，给出了不少极具思想穿透力的解答，对经济政策已经并仍在产生着深远的影响。[1]
一派沿袭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框架，认为技术进步或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Solow，1957；Kuznets，1966；Romer，1986，1990；Lucas，1988）和经济增长的实质（林毅夫，2012，2014b）[2]。当前国内对创新的极大关注，强调经济发展方式要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另一派则遵循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认为制度或制度变迁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才是经济绩效的决定性因素（North and Thomas，1989；North，1990）；而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从生产函数中分解[3]出的因素并不是增长的原因，仅仅是增长本身（North，1971）。国内流行的制度重于技术的观点（吴敬琏，2002）以及对后发劣势（杨小凯，2000）的关注，便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那么，经济增长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考察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可以发现，在增长奇迹的背后，既有技术进步的
[4][5]因素，也有制度变革的因素。其实，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发展史上，也可以很容易地观察到，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均起到了重要作用。可见，对经济增长之谜的探索，需要更加全面的视角。
基于这一认识，本书试图综合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这两大研究传统，提出一个关于经济增长的新分析框架，以便解释为什么不同类型的经济体，以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同一经济体的增长绩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进而回答为什么是持久战——经济前景向好但短期挑战严峻，并得到如何实施持久战战略的启示。
具体而言，我们希望能对以下问题给出合理的解释。（1）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创造年均增速9%以上的经济奇迹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更低的国家，如撒哈拉以南的大多数非洲国家，其经济增长绩效很差，仍深陷低收入陷阱？（2）为什么大多数中等收入经济体，如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出现了长期停滞，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少数成功的追赶型经济体却在达到中等收入后，仍维持了足够的增长动能，最终成功迈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3）为什么部分高收入经济体出现经济长期停滞，如日本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且目前仍在失去，而部分高收入经济体却仍能够保持持续增长，如美国在滞胀后开启了新一轮增长周期？
[1]不少经济史学家也认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中心地位，如Landes（1969）、Rosenberg （1982）和Mokyr（1990）。
[2]以林毅夫（2012，2014b）为代表的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的实质就是技术、产业的不断升级及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新结构经济学所坚持的基本框架仍是新古典经济学。
[3]赫尔普曼（2007，第121页）也认为，与研发投入或物质及人力资本积累相比，制度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更基本因素。
[4]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重要方法，大量文献基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得出中国经济增长源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比如，朱晓冬（2012）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中国1978年以来最重要的增长源。又如，张健华和王鹏（2012），李宾和曾志雄（2009），张少华和蒋伟杰（2014），刘世锦、刘培林和何建武（2015）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贡献。尽管也有不少文献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较低（郭庆旺和贾俊雪，2005），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以引进技术为主，引进技术主要表现为资本品进口，技术进步已经包含在资本投入中（林毅夫，2014b），全要素生产率低也不能说明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就低。
[5]高尚全（2016）、张五常（2012）、周其仁（2010）和朱晓冬（2012）。后发优势技术进步与后发优势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经济增长绩效或经济增速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速度的快慢。因此，我们在分析框架中首先考虑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速度与技术创新方式密切相关。技术创新方式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技术引进及模仿；另一类则是原始创新或自主创新。前者成本低，技术进步速度快；后者成本高，技术进步速度慢。技术创新方式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以技术引进及模仿为主实现快速的技术进步，一般只适用于发展中经济体，因为它们与发达经济体之间存在较大的技术、产业差距。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由于其要么已处于技术、产业前沿，要么与技术、产业前沿的差距很小，只能主要采用自主创新的方式，技术进步速度相对较慢。
由于在技术、产业方面存在差距，发展中经济体反而可以通过技术引进和模仿实现相对较快甚至数倍于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创新速度，从而具有更快的经济增长潜力。这种因技术差距而产生的经济增长潜力优势被称为后发优势（林毅夫，2003，2012）。技术进步速度快慢与是否具有后发优势及后发优势的大小密切相关。后发优势越强，技术进步的潜力越大；后发优势越弱，技术进步的潜力越小。于是，我们可以将分析框架中的技术进步维度转化为后发优势维度。
后发优势的强弱取决于技术与产业相对差距的大小。某一经济体，若与同期处于技术、产业前沿的经济体相比，其技术、产业差距越大，后发优势就越强；反之亦然。那么，如何度量一个经济体的技术与产业水平呢？购买力平价意义上的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相对较好的指标（林毅夫，2012）。目前，美国正处于全球技术和产业前沿。对于某一经济体而言，可用其购买力平价意义上的人均[1]GDP与美国人均GDP的差距来度量其后发优势的大小。若人均GDP越低，与美国人均GDP差异越大，后发优势就越强，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其经济的潜在增速也应该越高；反之亦然。对于经历了高增长或正在经历高增长的发展中经济体而言，随着其与世界技术、产业前沿差距或与美国人均GDP差距的缩小，后发优势也在不断减弱。后发优势、工业化与挤压式增长
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发展经验，已经充分显示了后发优势的魔力。凭借适宜的制度安排和合理的发展战略，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追赶型经济体充分释放了后发优势所蕴含的增长潜力，经历了超过[2]20年年均增速8%以上的挤压式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东亚奇迹”。
让人疑惑的是，近年来国内关于中国后发优势及增长潜力的讨论中，不同学者基于同样的挤压式增长经验却得出了不同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根据日本、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等经济体的经验，从2008年开始，中国仍有20年年均8%的增长潜力。持这种观[3]点的代表人物是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他认为：按照1990年的不变价国际元计算，2008年中国人均GDP 6725元，为美国当年的21%，相当于日本1951年，新加坡1967年，台湾地区1975年，韩国1977年同美国人均GDP的差距水平。在这一差距水平上，日本维持了20年年均9.2%，新加坡20年年均8.6%，台湾地区20年年均8.3%，韩国20年年均7.6%的增长。从后发优势的潜力来[4]看，中国从2008年开始应该还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根据日本、韩国、德国等经济体的经验，中国经济增速将可能在“十二五”末、“十三五”初，即人均GDP达到[5]11000国际元左右时，下一个较大台阶。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研究员。他认为：经济增长率通常在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下台阶，从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中速增长阶段，增长率下降幅度约30%—40%。日本在1946—1973年GDP年均增长率为9.4%，战后高速增长保持了27年；到1973年，人均GDP达到11434国际元，之后增长率下台阶，1974—1992年GDP年均增长率降至3.7%，中速增长维持了18年；1993—2008年年均增长率进一步降至1.1%。韩国1946—1995年GDP年均增长率为8%；到1995年人均GDP达到11850国际元，此后增长率下台阶，1996—2008年GDP年均增长率降为4.6%。德国（当时为联邦德国）1947—1969年GDP年均增长率为7.9%；在1969年人均GDP达到10440国际元之后开始下台阶，1970—1979年GDP年均增速降至3.1%，进入中低速增长阶段。2015年左右，也就是“十二五”末、“十三五”初，我国将进入增长速度回落的时间窗口期，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将可能下一个较[6]大台阶，由近些年的10%以上的增长率下调至7%左右。
显然，这两种观点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主要原因在于采用的研究方法或判断标准不同。前者以相对差距来判断潜在增速，后者则借助门槛值水平。两者之间的显著差异并不意味着谁对谁错。相反，它们更多的是相互补充，各有侧重。相对差距决定了后发经济体引进、[7]模仿和学习的空间，能较为合理地衡量后发优势的总量。11000国际元门槛值则是度量后发优势释放节奏的经验性指标。
11000国际元门槛值的背后是工业化分析框架。刘世锦（2011）关注到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一个重要的典型化事实：高速增长期的典型结构，是工业加速增长，占GDP比重相应提高，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当高速增长接近尾声，增速开始下台阶时，经济结构也出现剧烈变化。其趋势是，工业比重趋稳并逐步下降，服务业取代工业成为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
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经验看，其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的时间与其工业增加值比重趋势性下降的年份恰好吻合（见表1.1）。后发优势的释放速度之所以与工业化阶段密切相关，原因在于：在工业化快速推进时期，由于迂回生产的增加，分工越来越细，产业链越来越长，经济增长存在自我加速的倾向。但是，当进入工业化后期后，这一效应显著减弱，经济增速会自然放缓。
相对差距和11000国际元的不同结论提示我们，基于后发优势判断一段时期的潜在经济增速时，既要考虑相对差距所度量的后发优势总量，也要考虑工业化阶段对后发优势释放节奏的影响。对于总量相同的后发优势，不同的释放节奏意味着不同的潜在增速。
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经济体的工业化进程看，在其人均GDP达到美国的21%时，有较强的后发优势，加之仍处于工业化快速推进期，后发优势的释放节奏较快，因此，仍享有了20年的8%左右或以上的高速增长期。而当其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时，后发优势已明显减弱，各国人均GDP占美国的比重分别达到69%、48%和46%（见表1.1）；与此同时，工业增加值比重开始趋势性下降，释放节奏也变慢，从而经历了经济增速的显著回落。表1.1 工业化与后发优势：总量与释放节奏
注：追赶指数是基于麦迪森数据库计算的按购买力平价度量的各经济体人均GDP与美国人均GDP的比值。
资料来源：林毅夫（2014b），刘世锦（2011），麦迪森数据库，《台湾统计年鉴2003》
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经济体相同的是，中国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时，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经出现下滑，不同的是中国人均GDP与美国人均GDP差距更大。2015年，中国人均GDP为10563国际元，为同期美国的32%。综合这两个因素，中国未来经济增速虽然难以达到20年8%左右的增速，但增速回落幅度也应低于这些经济体达到11000国际元时的回落幅度。后发优势与企业家
后发优势发挥的主要机制是技术引进和消化。这一过程中，企业[8]家及其创新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本书中，除非特别说明，企业家是指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熊彼特，1991；鲍莫尔等，2008），以创新、具有商业前景的创新为任务。显然，这与日常意义上的企业家——创办新企业或拥有企业的人——不同，可以把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称为创新型企业家。
一种观点认为，后发优势的发挥并不需要创新，企业家的作用更是无从谈起。这种观点混淆了技术创新与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根据熊彼特（1991）的界定，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是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生产一种新的产品，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实现企业的新的组织都属于创新。企业家就是“把各项生产要素和资源引向新用途”。在这个意义上，引进技术、新产品、新的商业模式都是创新。通过技术的引进，企业家把生产要素和资源引向了新用途，推动着生产率的提高。
此外，即便是技术创新意义上的创新，后发优势释放过程中也伴随着大量创新，也需要企业家发挥作用。比如，在引进技术的同时，需要进行创新，以便使借鉴来的技术符合当地条件，如要素禀赋结构；需要通过创新来突破无法引进的个别关键技术环节（林毅夫，2012；林毅夫和任若恩，2007）。后发优势是一种潜力
新古典增长模型具有趋同或收敛性特征，即初始人均GDP水平越低，模型预测的增长率就越高。不过，趋同性并非在绝对意义上成立，而是在条件意义上成立，不是绝对趋同，而是条件趋同（赫尔普曼，2007；巴罗，2004；巴罗和伊拉-伊-马丁，1992，2000），需要考虑不同经济体在储蓄倾向、政府政策等方面的差异。
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收敛性来自递减的资本收益（巴罗，2004）。成功的追赶型经济体之所以能够长时间维持快速增长，就在于后发优势所带来的持续、快速的技术创新使其在较长时期维持较高的资本收益。可见，后发优势是收敛存在的内在机制。
不过，条件趋同也意味着后发优势所蕴含的技术进步速度及经济增速优势仅仅是一种潜力。毕竟，自“二战”后，只有少数发展中经济体的人均收入水平与美国的差距缩小了超过10个百分点，甚至还有一些发展中经济体人均收入与美国相比减少10个百分点（林毅夫、蔡昉和李周，2014）。换言之，后发优势仅在条件意义上成立；要由潜力转变为实际，还需要满足一系列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中，最具根本性作用的，就是制度。
[1]胡永泰（Woo，2012）基于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数据计算的追赶指数（Catch-Up Index, CUI）就是对后发优势的一种度量。所谓追赶指数就是对美国的追赶程度，为某经济体人均GDP与美国人均GDP的比值。
[2]刘世锦（2012a）。
[3]林毅夫（2014b）。
[4]张军（2013）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实际上，中美之间的收入差距与日本20世纪50年代末、‘东亚四小龙’60年代末的情况大体相当，而它们后来都有20多年超过7%的增长。按这样推算，中国经济追赶发达经济体的高增长潜力还应该可以持续20年左右”。此外，李稻葵（2015）也持类似观点。
[5]本书中，国际元特指麦迪森数据库中的基本购买力平价的1990年不变价国际元。
[6]刘世锦（2011）。
[7]以相对差距衡量也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条件趋同理论。
[8]对于后发优势释放的前提条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发展战略。林毅夫、蔡昉和李周等（1994）以及林毅夫（2012）已经让人信服地论证了后发优势的释放与发展战略之间高度关联，即基于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有利于释放后发优势，而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则不利于后发优势的释放。不过，发展战略属于政策、制度范畴，暂不在此处讨论。体制可改革性最优制度安排与体制可改革性
尽管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与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存在显著差异，但两者也存在共通性。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收敛是条件收敛。在众多的条件中，适宜的制度、政策是后发优势得以发挥的最重要、最根[1]本的条件，而制度恰恰是新制度经济学所强调的。这一学派认为，制度及制度变迁才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决定性因素。于是，在引入后发优势之后，还需要将制度引入分析框架。
制度是一个大家熟知并常用，但内涵却颇有争议的概念。本书中，除非特别说明，制度是指经济层面的广义制度，既包括游戏参与者的规则（North，1990），比如产权制度，也包括作为游戏参与者的组[2][3]织及其所构成的结构，比如所有制意义上的企业结构，以及规模[4]意义上的企业结构。
从经济绩效视角看，任何经济体都应追求最优制度安排。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可通过最优制度安排激励其持续创新，将技术和产业前沿不断向前推进。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可通过最优制度安排使其后发优势所蕴含的发展潜力得以充分发挥，不断缩小与全球技术和产业前沿的差距。[5]
体制可改革性是长期维持最优制度安排的前提。对于已拥有最优制度安排的经济体而言如此，对于尚未拥有最优制度安排的经济体而言亦如此。
一方面，只有体制具有可改革性，才能治理体制僵化及退化。由于利益集团、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任何一种体制都存在僵化甚至退化的自然倾向。即便某经济体现有的制度已是最优制度安排，即便该制度独立于经济发展阶段，在所有发展阶段均为最优，利益集团等[6]因素的影响也会使制度变迁不断偏离最优的制度安排。这时，需要辅之以体制可改革性对其进行校准和纠偏。
另一方面，体制可改革性，能确保体制与时偕行。对于一个经济体的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环境迥异，与其相匹配的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潜力释放的经济体制也自然存在差异。对一个时期经济发展有利的制度对另一个时期则不尽然。比如，“英国在19世纪后期衰落的重要原因就是其面临新出现的技术时，制度调整不够迅速。促使日本和环太平洋地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快速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现在也已经不合时宜了”（赫尔普曼，2007，第121页）。
对于任何经济体而言，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实现最优制度安排。为了保持经济体制与发展阶段的适应性，使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7]发展的需要，需要不断进行改革。而能否适时改革使制度或政策不断适应变化了的新的发展环境（如技术环境），则取决于体制的可改革性。
因此，“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可改革性比改革本身更重要，唯有体制的可改革性才能确保改革体制的成功，一个体制一旦不可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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