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十大名老中医学术思想丛书·王吉甫(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苏培庆等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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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十大名老中医学术思想丛书·王吉甫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十大名老中医学术思想丛书·王吉甫试读:

前言

今天的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是1958年建校的山东省中医药学校升格而来的。回首远望,学校已有60年历史。

经过历代中医药人的艰苦奋斗,学校在办学理念、办学效益、核心竞争力、人才培养质量和示范引领作用等方面实现了新的跨越,探索出规范有效的管理模式,打造出鲜明亮丽的办学特色,成为省内外知名的高等中医药院校。

值此建校60周年之际,为了永记前人贡献,弘扬高尚精神,挖掘学术遗产,继承宝贵经验,展示深厚底蕴,打造学校名片,学校组织编写《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十大名老中医学术思想丛书》。

丛书力求挖掘、整理、总结建校初期为学校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吕扶民、郭健秋、王吉甫、方甫、曲衍海、刘琛南、宋健民、马禹安、吕广振、刘明德等中医药专家的学术思想,集中展示他们的学术观点、临床特色、教学理念、成果贡献和道德风尚等,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注入历久弥新的生机和活力。

整套书由“校庆领导小组”领导编写。主编、副主编确定原则、组织协调支持、破解疑难问题、指导编写工作;执行工作团队起草框架、凝练提纲要点、牵头考察采访、推进编写工作;每本书编写组制定计划,查找收集资料、组合优化文稿、实施编写工作。

丛书编写得到了“十老”后人宋镇藤、王向元、吕昭岩、曲生健、孙雅娟、刘杰(龙口)、郭孝月、马凌波、刘学锋、吕孔帅以及校外有关专家和全校教职工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次挖掘整理的时间只有短短两个月。因为时间久远、老人已不在世等客观条件局限,相关资料收集相当困难。现在总结的“十老”学术思想成果,只是基于目前所掌握的材料而得来的,不一定能完整和全面反映其全貌。若有缺失,非常遗憾,只能在今后的岁月里继续挖掘,补充完善,敬请理解并谅解。

由于水平所限,书中肯定会有错漏贻误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丛书编委会2018年9月10日前言

值此我校建校60周年之际,为了缅怀我校老专家的宝贵贡献,及时抢救挖掘和弘扬名老中医的学术思想,展现我校深厚的中医药学术底蕴,学校推选了建校之初为学校建设、发展做出突出贡献,且在医疗、教学、科研方面有较深造诣的“十大名老中医”,编著成《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十大名老中医学术思想丛书》。

王吉甫先生是我校的“十大名老中医”之一。先生临床有独特的学术观点和突出的临床疗效。承继陈育鸣的思想,阐发“病理观念从机体的整体性出发”的观点;主张“经方是临床遣方用药的基本公式”,提出并阐发“遣方用药,配比最要”“肝阳或虚”等新观点。坚持“四诊”合参,细致辨证,聚焦主症,主张遵循医理指导,效法经方方义,学习《金匮要略》理法方药。先生擅长治疗肝胆病、脾胃病、血液病、头疼等内科疾病、妇科疾病、外科疾病等。特别善于运用毛泽东哲学指导中医教学和临床实践,取得优异成绩。教学方面,先生强调培养中医学生哲学思维和“悟性”能力,坚持“运用医案教学”,倡导“类学徒式”教学,要求学生心脑手“三个动”搞好学习,号召医药针灸各种手段皆要掌握。几十年中,先生自创系列临床效方10余个,撰写学术论文10余篇,主编校本教材讲义20余部;收集编写提炼医案10本。《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十大名老中医学术思想丛书·王吉甫》从生平事迹、学术观点、临床特色、教学理念、学术成果、医德和师德等方面展示了王吉甫先生的突出贡献。整部书由苏培庆、姜文鹏、王亭、徐迎涛拟定框架提纲并具体编著。王向元、杨爱敏、臧守虎等审阅书稿。

因为时间久远,先生已经不在了,加之挖掘整理工作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好多资料收集很难做到完整和全面,导致这项工作受客观条件限制很多。目前挖掘、凝练、总结的先生学术思想,只是基于目前所掌握的材料而得来的,未必一定反映先生学术思想的全貌。非常遗憾,只能在今后的岁月里继续研究,补充挖掘,充实完善,请阅读者理解并谅解。

由于水平所限,对先生医学理论和经验学习不透,领会不深,会有贻误之处,敬希同道及广大读者指正。编著者2018年9月10日一 生平和贡献(一)承继书香,师从育鸣

王吉甫,山东烟台人,生于1915年10月,卒于1986年11月。是我校历史上公认的名老中医。

先生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聪慧,饱读经书。其父精通天文地理,才学出众。家教严格,3岁起每日大声朗读背诵成语和古诗词。6岁进入私塾,开始学习“四书五经”等文化经典,抄写古文,阅读古典小说和历史书籍。童年的经历,使先生养成热爱传统文化的好习惯、好品质。

1930年,先生16岁的时候第一次接触《黄帝内经》,就被其深深吸引。用先生的话来说,如饥似渴“以跪着读的心,来读这本书”。从此,一发不可收,走上了自学中医的艰辛道路。几年时间,先生靠着惊人的毅力,仔细阅读了《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温病条辨》《医宗金鉴》等中医经典,中医理论知识烂熟于心。先生是个聪明的有心人,很注意观察周边医生的临床过程和医案,有时主动参与,用自己掌握的中医理论知识,分析患者病情,给出辨证印象,以自己的理解尝试着开出处方。

1932年,先生以徒弟身份,拜师曾任上海中医学院院长、北京中医学院院长的胶东籍著名中医学家陈育鸣先生。王吉甫老家村口古树

陈育鸣(1907—1975),山东省乳山县人,著名中医专家。1936年秋去哈尔滨等地学习中医。1937年春考入烟台国医学社。1942年后,历任下初医药研究社社长、桂山药房经理、胶东行署卫生局副科长、胶东社会卫生推进社社长等职,亲自举办中医中药培训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烟台市人民政府卫生科科长兼工人医院(烟台山医院前身)、市立第一医院(毓璜顶医院前身)院长。1954年8月出任上海中医学院院长兼第十一人民医院院长。1956年5月调任中央,任卫生部中医司副司长。同年下半年参与筹建北京中医学院,1958年7月兼任院长。后又兼任北京中医研究院名誉院长。王吉甫老家樗岚村

在此期间,先生从父意在老烟台的广东街绸缎庄做“账房先生”,只能断断续续跟师学习。先生坚持跟师学习与自学自悟相结合,在陈育鸣中医思想引导和影响下,进一步潜心强化研读中医经典著作和各家学说,写下了数十万字的读书笔记,中医学理论修养得以丰富、完善和极大提升。(二)广汲文化,深究医理

先生热爱读书,勤于读书,有效率的读书,终生以书为伴。通过读书,广泛汲取中华传统文化的营养,成就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为其学中医,用中医,成为名中医,奠定了扎实的传统文化基础和哲学理论基础。

先生推崇朱熹“读书之法,在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之名言,下定恒心,坚持不懈,日日读书,月月读书,年年读书。特别是对于晦涩难懂的典籍,先生总是多部典籍比较着阅读,或者查找字典,或者请教智者。先生坚持反复研读,领悟内涵和意境,追求“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的效果。先生推崇北宋著名水利专家刘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名言,广泛阅读各类书籍,全方位涉猎各类知识,深入体会各种观点。按照自己的思路和方法,理解阅读、参考阅读、比较阅读、记忆阅读、深化阅读,从不浅尝辄止,走马观花。先生推崇陆游“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之名言,坚持知行合一,注重运用所学知识指导医学认知、医学思辨、医学实践以及立身社会、为人处世。

先生有突出的理性思维能力,深入学习思考和研究中医。他善于从哲学的高度认识中医、分析中医、实践中医。先生一直把中医看作“哲学医”,认为中国古典哲学思想是中医学的方法论纲要。先生曾投入很大精力,潜心研究运用毛泽东哲学指导中医学习和临床实践,取得显著成果。

先生推崇“天人合一”理念,深刻理解“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和“天人相应”等思想,承继师傅陈育鸣的思想,阐发“病理观念从机体的整体性出发”的观点,强调整体观,对“取象比类”思维方法理解深刻,运用娴熟,并奉为其中医思维的主要形式。本书作者采访乡邻

先生受陈育鸣影响,重视人体对阴阳气血的探索、分析和研究。在长期观察和研究肝脏功能的基础上,提出并阐发了“肝阳或虚”的新观点,充实完善了中医脏腑功能理论的内涵。

先生深入研究临床用药规律,着力探索经方用药特点,反复揣摩前贤医家用药特色。通过分析大量的经方医案,对照比较各方剂药味组成和药量调配,认识到方剂药味、药量配比,是最为关键和重要的一环。先生强调,临床用药必须协调好比例关系,提出了“遣方用药,配比最要”的鲜明观点,丰富和发展了中医临床用药理论。(三)推崇经方,效彰临床

自1941开始,先生在烟台悬壶行医15年。此后,一生不离临床,且治愈率很高,闻名遐迩。

先生坚持“四诊”合参,临床诊断细致认真。接诊患者时,先生先谦恭地请患者坐下,然后,亲切地拉起患者的手,慢慢放在诊包上,在拉家常过程中,平复病人心情。再仔细把脉,或是三部脉同测,或是各部脉单测,或是重按,或是轻取。边试脉、边询问、边观察、边闻听,力求获取更多的症状材料。“四诊”环节完毕后,便静心思考,仔细体会,用心揣摩,冥思苦索,寻求正确的治则治法和方剂,最后遣方用药,指导患者煎药法和注意事项。由于其临证认真细致周到,每诊治一名患者,先生往往花费很长时间。

先生推崇经方,系统研究了经方的组方根据、本质内涵和临床效果,深刻认识到“经方方义”的重要性和灵魂地位,提出“经方是临床遣方用药的公式”的重要观点,获得学术界高度认可。合影(1排左5为王吉甫)王吉甫孙子王向元先生

先生擅长效仿《金匮要略》的理法方药。他认为《金匮要略》是非常实用的医学经典,其讲医理深奥而透彻,说治法明确而简洁,给方剂严密而准确,选药物精当而到位。先生熟悉《金匮要略》中所列各病的基本概念、主症、主脉以及发病的部位,明确各条方的适应证、功效和药物组成。先生坚持《金匮要略》的辨证方法,包括整体观的辨证法、脏腑经络辨证法、以辨证为主结合辨病的方法、鉴别诊断法等。

先生擅长治疗肝胆病、脾胃病、血液病等内科疾病以及妇科疾病、外科疾病等,自创的“三胶四物汤”“头痛煎”“甲亢煎”等方剂,立方有据,组方严密,功效确切,疗效突出,治愈了大批患者,受到患者称赞。自编医案(四)勤于著述,福荫后学

先生一生勤奋:勤奋读书,勤奋临床,勤奋教学,勤奋笔耕。先生善于用自己的一支笔,对学习笔记、临床体会、同行经验、名方验方、灵感闪现、思考所得等随时记录。难能可贵的是,先生有很强的分析综合、总结凝练和思辩论证能力,能将记录和收集的材料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体会,转化成论文、教材、自创效方等学术成果,推广发扬,惠及他人。主编教材《内科学讲义》

先生先后撰写了《用消瘰丸加味治疗“甲亢”两例》《慢性头痛治验》《妊娠腹痛治验心得》《从10例头痛治验看中医辨证施治》《伤寒论方证治选——桂枝汤》等学术论文十余篇;主编《金匮要略讲义》《中医内科学讲义》《中医各家学说讲义》等校本教材讲义二十余部;研究发明治疗血液病、头痛、甲亢等病症疗效显著的药方十余个;收集、整理、总结自己的临床医案,编写成《门诊医案汇编》《吉甫医案》等6部著作。

当年,先生的学术成果对学校的教学、临床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实用价值是无法替代的。今天,先生的学术成果对学校的教学、临床、科研和教学质量工程建设,继续发挥着巨大的推进作用。将来,先生的学术成果作为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学术底蕴的重要标志和精神财富,必将对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产生更大的作用。(五)耕耘杏坛,卓有理念

自1955年以后,先生加入中医教育行列,一直奋斗在中医教学第一线。先生热爱中医教育事业,甘作培养中医人才的“教书匠”。先后在文登专署中医进修班、牟平县中医进修班、莱阳专署中医进修班任教。1958年,烟台中医学校(我校前身)建校之际,先生作为全省范围内遴选的著名中医专家之一到校任教。1961年,先生随学校由烟台迁至莱阳,从事教学和临床工作,担任中医教学教研组组长和临床骨干带头人。编写组拜访王老家人

先生遵循教学规律,坚持教学原则,强调体现中医特色,大力培养中医专业学生的哲学思维和“悟性”能力,前瞻性地提出“运用医案教学”“类学徒式”等近几年教育界盛行的教学法,要求学生认真学习,刻苦学习,做到心脑手“三个动”,力求医药针灸等中医的各种知识和手段兼收并蓄。

先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高素质老师。各种知识,样样皆通,各门课程都能拿得起来,既能讲授中医临床课程,也能讲授中医基础课程,还能讲授中国传统文化的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以及哲学和医古文等课程。也许你会感到意外,先生还可以讲授数学、统计、书法、地理、农业常识等课程,真可称得上是我校的“全才”教师。

先生将自己深厚的中医基础理论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相结合,备课严谨,授课时理论联系实际,大量使用医案案例,讲解逻辑严密,透彻明晰,深入浅出,注重对学生中医悟性思维和临床能力培养,教学效果显著,受到学生热烈欢迎。(六)公认楷模,流芳校史

先生信守“学医首先要学会做人”原则,引导学生学医术,学做人,力争做一个明白事理、精通医理的医生。对患者不论地位尊卑,不分经济贫富,不管关系亲疏,先生都一视同仁,绝不区别对待,展现了苍生大医的道德风范。合影(左4为王吉甫)

先生严格恪守对患者负责的信条,坚持“做一名医生要对病人高度负责,服务到位”。先生对农村患者、经济困难患者,都以诚恳、务实的态度,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对于远道而来、乘车不便的外地病人,主动加班、加点为他们诊病。先生开出的方子一般药味不多,药量不大,没有特殊情况,不开大处方,千方百计为贫困者节省诊费和药费。真正做到急病人所急,帮病人所需。

先生热爱学生,无私传授知识,管教管导,一直为在校生授课,并多次为各地西医学习中医班、中医研究生班等授课,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学生。先生的言传身教使学生们受益良多,培养中医人才众多,桃李遍天下。

先生致力于提携后辈,为了青年人的顺利成长付出了心血。先生乐于让年轻人临床跟诊、抄方,手把手教给他们临床技艺;先生乐于把自己积累的医案、经验全盘托出,面对面告诉他们注意事项;先生乐于把自己“运用医案教学思路”传授给后辈,与年轻教师肩并肩走到教室,现场示教。

先生医术精湛,教学优秀,思想进步,服从领导,团结同志,为人宽厚,乐于助人,德高望重。先生工作扎实认真,善于钻研,勇于创新,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兢兢业业,无私奉献,业绩突出。先生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做出过突出的贡献,多次被授予“模范标兵”“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先生为中医药教育事业和人民健康事业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值得我们永远学习、效法和铭记!二 学术观点(一)尊崇《金匮要略》思想,主张“经方是临床遣方用药公式”

先生推崇张仲景思想。对《金匮要略》条文所列症状、病名、脉象、病机、病位、方剂、用药等,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多有个人独到见解。先生发现,《金匮要略》中大多是“某某证某方主之”的表述,很少出现“某某病某方主之”的说法,并进行了大量比较研究,明确了“中医经方使用中,辨证比辨病更重要”的理念。

先生考证《金匮要略》“虚劳病”篇“夫失精家,少腹弦急……为清谷、亡血、失精。脉得诸芤动微紧,男子失精,女子梦交,桂枝(加)龙骨牡蛎汤主之”条文后,提出应当将此分为两条来看:从“夫失精家”句起,至“为清谷、亡血、失精”句止,和后文“天雄散方”为一条,是论述“滑精”的证治;后段即从“脉得诸芤动微紧”句起,至末尾“分温三服”句止为一条,乃论述“梦遗”的证治。先生认为,“梦失精”之证,乃“风邪乘于肝肾”所致……以“桂枝汤”治风去邪,加“龙骨、牡蛎”以收涩固精等,不囿于桂枝汤“外证得之解表和营卫,内证得之化气调阴阳”之说。这个观点不但令人耳目一新,而且使“天雄散”主治有了着落。

先生深入思考《金匮要略》“治肺病、肠痈何以皆用冬瓜子”问题:人们常见冬瓜子抛入猪粪坑中而不腐烂,次年凡施用猪粪之处可自然长出冬瓜苗。于秽浊中生长的冬瓜,其味甘淡,甚为爽口。先生省悟:此物极善浊中生清,其子抗浊力强,更属清轻之品。根据“轻可去实”原理以及冬瓜子升清降浊的特点,用其治咳喘脓痰、肺痈、肠痈、妇女带下以及湿热病过程中出现的浊湿阻滞上焦和中焦的病症,都会有显著疗效。先生对《金匮要略》研究之深入,由此可见之一斑。职称证书(山东省卫生厅印制)作者寻访王吉甫学生、同事李树铨

先生主张,中医临床要大力效法和广泛使用经方。先生以“四逆散”为例,说明经方的优势和意义。“四逆散”中柴胡、芍药是肝药,枳壳、甘草是脾药,共奏疏肝理脾之功,是治肝脾不和的常用方。仅仅四味药,药味精炼,方规严整,指向明确,内涵深刻,外延界定清晰。先生认为,经方方义深奥,组织严密,用药恰当,可看作是中医方剂的基本思路和公式,临床应该多使用经方。

先生告诫学医者,经方的“方义”是处方的灵魂,是取效的根本,最重要,不能丢,不能随意改变。(二)深入研究肝胆脏腑,独创性地提出“肝阳或虚”观点

历史上,中医学对好多脏腑“评价”甚高,例如“肾为先天之本”“脾胃为后天之本”“心为君主之官”“肺为相傅之官”,而对肝脏的评价仅为“将军之官”,一员武将而已,其地位好像未被看重。虽有“凡十一脏取决于胆也”之说,但中医界一直争议较大,更多人持否定态度或避而不谈。不但如此,肝胆证治中还有空白,一个明显的“点”就是学术界对“肝阳虚”研究不够。历代医家大多认为:肝为刚脏,体阴用阳;肝阴(血)易损易虚,肝阳(气)易动易亢,故肝的虚证则仅有肝阴(血)虚,没有“肝阳虚”,所谓“肝阳无虚证”,但先生并不认同这个传统观点。

先生深入研究肝胆脏腑的生理和病理特点,认识到其特殊性,注意到肝胆疾病对人体的危害程度。以中医整体阴阳理论为“切入点”,全面剖析肝胆脏腑作用的特性和疾病表现,在大量临床实践和理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肝阳或虚”的新观点。先生认为,“肝阳虚”是客观存在的,在临床上是不容忽视的。

先生认为,肝脏的阳气不足或阴寒内盛会导致温煦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肝经失于温煦,致使经络不通,导致腹痛,腰痛,男性疝气,女性小腹痛。二是筋膜失于温煦,导致四肢蜷缩疼痛拘急。三是肝血失于温煦,导致肝血凝滞,浊邪内生,导致腹痛、腹胀、失眠多梦、咽干咽痛等病症。

先生认为,“肝阳虚”可治以吴茱萸汤、当归四逆汤、桂枝汤、乌梅汤、附子汤、乌头煎、黄芪建中汤、补肝汤、补肝散、调肝散、补肝薯蓣散、补肝细辛散、防风散、酸枣仁汤、荜茇丸、桂甘龙牡汤、暖肝煎、补肝散、升阳舒肝汤等方。常用肉桂、川椒、肉苁蓉、锁阳、淫阳藿、鹿茸、巴戟天、胡芦巴、杜仲、川断、菟丝子、龙眼肉、补骨脂、小茴香、黄芪、党参、当归、白芍、甘草、白术、茯苓、干姜、桂枝、附子、细辛、川芎、五味子、枳实、厚朴、等药物。(三)破解“不传之秘”,提出“遣方用药,配比最要”观点

先生在自学中医和学徒过程中,很不理解“中医的不传之秘是药量”这一说法,因此决心破解中医界的千古难题。经过临床实践和总结分析大量医案,先生发现:其实“中医的不传之秘是药量”中所谓“药量”,不是“药量”本身,而应该是药味之间的比例关系,即“配比”关系。王吉甫同事刘启正

先生以“天人合一”“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用制作“混凝土”为例说明之。先生指出,要将水泥、沙子、石子和水等制作成优质的“混凝土”,只有合理配比四种材料,才能形成有“合力”的混凝土。四种材料虽有价格高低之分,但是不能因为某种材料贵重就多用,不能因为某种材料低贱就少用,建筑工人都知道四种材料之间的“配比”最为重要。若没有合理的“配比”,制作出的东西只能是废料。中医方剂的配伍也是这个道理,只有配好各味药之间的比例关系,方子才能起到应有作用。否则,不注意比例关系,胡乱设定每味药的药量,方子就不能形成“合力”,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先生主张,对待经方要特别注意药量的变化,他经常对学习者说:“经方用药的具体剂量可以记不住,但是,经方主药之间的比例关系一定要记住”。例如,麻黄汤中麻黄、桂枝、杏仁、甘草的比例为3∶2∶2∶1;小柴胡汤中柴胡和黄芩的比例为8∶3;苓桂术甘汤药味间的比例是4∶3∶2∶2,等等。如果根据患者体质等情况,按照比例关系平衡增加或减少药量,效果一般不会改变;但是,如果随意改变比例关系,则效果往往不可预知。这是非常宝贵的临床用药经验,临床实践无数次验证了其正确性。(四)承继陈育鸣的思想,阐发“整体性病理观念”的观点

著名医学家陈育鸣先生早年研究中药的药性及炮制,后研究中医生理、病理及方剂,对中医阴阳气血、风与痰等有深刻见解。擅长治疗慢性病,重视脾胃调理。提出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实行中西医结合,改革中药剂型等主张。出版《病理诊断治疗纲要》《药物与处方》《伤寒论浅解》《外科辨证论治》《妇儿针灸》等十余部医学专著。

先生师从陈育鸣学医,接受并践行陈育鸣在《病理与诊断治疗纲要》中阐明的核心思想,即“病理观念主要是从机体的整体性出发”。先生认为,中医学非常重视人体本身的统一性、完整性及其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构成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在结构上不可分割,在功能上相互协调、互为补充,在病理上则相互影响。中国古代哲学的整体观,贯穿于中医学的生理、病理、诊法、辨证和治疗等各个方面。

先生认为各种疾病的发生,皆是由于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从而导致人体阴阳气血脏腑经络等生理功能失常,使机体内外环境的相对平衡状态遭到破坏。先生指出,中医学认识疾病病理,不停留于症状体征的分析,不拘于病因的探求,而是强调从机体内外环境的复杂关系中,对病者体质、精神状态、病因性质以及客观环境等进行综合分析。任何疾病的病理进程,都不仅仅只反映某一局部的形态变化,而更重要的是会表现出整体的功能变化。

先生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局部的病变可以影响全身,内脏的病变可以从五官、四肢、体表各方面反映出来。中医诊断疾病,不是孤立地着眼于“病人”,也不是孤立地针对某一症状体征,而是从整体出发,对发病季节、地理环境、体质强弱、精神状态以及神色、脉象、舌苔等各方面情况,做出综合分析归纳。这种内外结合统一审查的方法,正是中医诊断的重要特点。

先生认为,六经辨证、八纲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卫气营血辨证及三焦辨证等各种辨证纲领和方法,虽有各自的特点,对不同疾病的诊断各有侧重,但又是相互联系和互为补充的。因此就必须从整体出发,充分认识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并综合运用于临床。

先生认为,中医治疗是建立在“辨证求因,审因论治”的整体观基础上的,治疗作用主要是通过调节整个机体的生理功能和抗病能力,来达到祛除病邪,康复身体的目的。

先生认为,“天人合一”“取象比类”整体观,是中医学的根本指导思想,是中医学的理论来源和方法论基础。(五)主张“中医乃哲学医”,倡导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指导中医

先生深深地感到,学好哲学是学习和实践中医的前提和基础。先生常说“中医乃哲学医,没有哲学就没有中医”。中医是人生哲学、生命哲学、健康哲学、医学哲学。先生特别体会到,毛泽东哲学思想融汇了中华民族古老哲学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丰富的、全面的、深刻的哲学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中医的学习和实践有直接的、内在统一的、巨大的指导作用。

先生认为,中医的“元气论”可以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物质”概念理解。世界由元气构成,元气是世界的本原,没有元气,就没有世界。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理解“元气”的概念,是完整、深入而全面的。

先生认为,中医里的“阴阳”是毛泽东哲学“矛盾”一词的不同表达。用“矛盾的观点”来认识中医理论和实践完全没有思维隔阂,没有理念差异,没有逻辑分歧,是完全一致的,本质是相同的。“阴阳平衡”是矛盾的“相对静止”,是矛盾的“同一性”;“阴阳失衡”就是矛盾的“绝对运动”,是矛盾的“斗争性”。有矛盾就有斗争,阴阳失衡,人体也会发生斗争,就会出现疾病。只有实现阴阳平衡,人体处在“同一性”状态,才是健康的。

先生认为,中医的“五行”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矛盾普遍联系的观点。五行中的木、火、土、金、水蕴含着事物发生、发展、成熟、衰败和灭亡的普遍联系。相生关系、相克关系、相乘关系、相侮关系等,循环相接,形成整体,达到平衡。用毛泽东哲学思想认识和理解五行,透彻而简洁。作者寻访王吉甫学生、同事陶镇岗

先生认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内因和外因辩证关系的具体应用。正气就是使人体自身正常生长的机能,邪气就是一切破坏人体正常机能的因素。正气是内因,邪气是外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邪不压正”“正气充盈,百病不侵”。

先生认为,“治未病”是正确处理量变和质变关系的典范。未病先防、有病早防、病轻防重、病重防危、病危防亡、病愈防复等,体现了防患于未然,把危险消灭在萌芽状态的辩证思想和理念。

先生认为,中医的概念,用毛泽东哲学思想解释和运用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抓主症的诊断方法,就是抓主要矛盾;扶正祛邪,就是正确处理矛盾主次方面的关系;同病异治,就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气血是基础,就是物质第一性原则的体现;学中医要反复学习和实践,说的是认识的基本规律,等等。三 临床特色(一)遵从方义开合有度,纯熟运用《金匮要略》理法方药

先生认同“经方为万方之源”的观点,坚持临床用药谨守病机,遵从经方方义。在临床选方时,以选用经方为主,其经方使用量占总数的85%以上,尤其善于使用《金匮要略》的理法方药。

先生熟谙《金匮要略》中各病的本质特点、主证、发病部位、脉象及变脉以及各方的适应证、功效和组成。诊疗中坚持《金匮要略》的理念和方法,包括平脉法、鉴别诊断法以及整体观的辨证法、脏腑经络辨证法、辨证结合辨病的方法等。先生在临床上善用《金匮要略》中的小柴胡汤、酸枣仁汤、芎归胶艾汤等方药,取得很好的临床疗效。

先生注重知常达变,以开放的态度对待经方,灵活使用经方。怎么对待经方的加减问题,中医界一直有争论。先生考证发现,除了六经主方外,《伤寒论》中其他经方可说都是主方加减而成的,如以麻黄汤加减的麻杏石甘汤、大青龙汤、麻黄加术汤、麻杏苡甘汤等,皆为麻黄汤的变局。先生说,后世之方剂,也与仲景的经方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是加减变化的结果,他们本是同气连枝的,从古到今是一脉相通的。手写医案

先生在临床上从不照抄照搬经方,而是在坚持经方方义原则前提下,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变换药味和药量。有时也使用一些时方,做到既不离开经方,也不固守经方,用好用活经方,努力提高临床疗效。(二)临床诊治游刃有余,尤擅长肝胆脾胃等疑难杂病

先生把病机看成是中医辨证的关键。在临床上,首抓病机,善抓病机。在治疗肝胆脾胃等疑难杂症时,先生也是从病机入手,着力弄清其机制。在《吉甫医案》中,先生详细论述了疑难杂病的基本概念,分析了疑难杂病的病因病机,概括了疑难杂病的辨证要领,总结了疑难杂病的治疗经验,提出了疑难杂病的治疗思路和方法。

在肝胆脾胃病的诊治方面,先生有很高的造诣和独特的心得,研制发明了治疗肝炎、脂肪肝、肝硬化、胆囊炎、胆结石、胃炎、胃溃疡等疾病的特色效方,积累了丰富的诊疗经验,治愈了大量患者。

肝硬化案例

林某,男,43岁,干部,1959年7月24日初诊。

自1952年开始,右胁下疼痛,胸腹胀闷,有时饭后呕吐,经医院确诊为肝硬化。虽经中西药物治疗,效果不大,并且逐渐加重。近几天又感胸胁及胃脘异常胀闷,胃纳欠佳。检查可见:患者形体消瘦,面色萎黄,肝大肋下四公分,按之坚硬而痛。舌质淡紫,苔白微腻,两脉皆弦,稍见滑数。

辨证:肝郁血积,气逆所致。

治法:活血开郁,降逆行气。

处方:桃仁二钱,红花二钱,苏木二钱,姜黄三钱,丹皮二钱,赤芍二钱,五灵脂三钱,柴胡三钱,厚朴二钱,神曲二钱,麦芽二钱,半夏二钱,甘草三钱。两剂。

7月27日二诊:症无出入,仍本前意增损。

处方:柴胡三钱,白芍三钱,陈皮三钱,蒲黄三钱,五灵脂三钱,桃仁三钱,当归三钱,白术三钱,党参五钱,厚朴二钱,半夏二钱,山楂二钱,麦芽二钱,炙甘草二钱,枳实二钱。两剂。

7月23日三诊:胀痛略减,上方加鳖甲五钱,琥珀四钱,穿山甲三钱。六剂。

8月11日四诊:药后心胸舒畅,胃逆亦平。昨天因饮食过量,又感胀闷不适,脉象弦而沉滞。

处方:桃仁三钱,红花二钱,郁金四钱,丹参五钱,青皮三钱,柴胡二钱,白芍四钱,姜黄三钱,当归四钱,党参四钱,鳖甲五钱,神曲四钱,山楂四钱,鸡内金三钱,麦芽二钱,琥珀四钱,白术三钱。三剂。

8月15日五诊至9月22日十四诊:除加忍冬藤一钱,栀子三钱,柏子仁三钱,山楂二钱,文术二钱外,其他同前,因证已好转,患者回原籍探亲,致停药22天。

10月23日十五诊:诸证均未复发,肋下包块明显缩小变软。

拟疏木消胀,健脾柔肝法。

处方:柴胡四钱,白芍二钱,陈皮二钱,厚朴二钱,香附四钱,川芎二钱,茯苓四钱,鸡内金三钱,党参四钱,白术四钱。两剂。

10月26日十六诊:微觉胀痛,饮食增进,有时头晕目眩,脉沉而略弦。

处方:党参四钱,白术三钱,白芍三钱,柴胡三钱,青皮二钱,厚朴二钱,枳壳二钱,陈皮三钱,文术三钱,川芎三钱,鸡内金三钱,香附二钱,丹参五钱,鳖甲四钱,茯苓三钱,甘草二钱。六剂。

11月4日十七诊至次年1月2日二十七诊:连服上方,效果良好,肝脏于肋下1公分,触之微痛,胃胀已愈,体质较前健壮,脉沉缓。采用补中益气,活血软坚法,以巩固疗效。

处方:黄芪五钱,山药一两,党参五钱,当归四钱,牡蛎八钱,陈皮三钱,白蔻仁三钱,红花二钱,三棱三钱,文术三钱,柴胡三钱,坤草四钱,青皮二钱,白术四钱。六剂。

1月10日二十八诊:上方再服六剂,另加柏子仁丸20丸。

1月22日二十九诊:近日连服上药,诸证显著好转,肝脏肋下可触到0.5公分左右,质软,压之不痛,饮食二便均正常,连服上方六剂,重返工作岗位,随访两年未复发。按:肝郁气滞,气血瘀阻,脉络不通,故见胸腹胀闷,肋下包块及疼痛等证。虽然患病日久,精血、脾胃有所损伤,但是根据正邪消长趋势和具体症状来看,就诊时正气尚未太虚,而邪气则较盛,所以首用行气消积,活血化瘀通络等治标为主的治法,务使疼痛早日得消,然后治其本也。

肝硬化腹水案例

刘某,男,45岁,退休军人,1975年10月10初诊。

家属代述:患者于1959年患肝炎后转为肝硬化,曾前后住院五次,使用中西药若干,效果皆不明显,病情越来越重,现在患者卧床不起,整天胁腹满痛,呻吟不止,痛苦非常。只能进少量流质软食,大便时干时稀,小便已数日未行。由于对治疗效果失望,患者已自行出院,在家疗养。因前天服用某中医逐水理气药后病情加重,故来求诊,以求挽救生命。作者寻访王吉甫学生、同事徐祝封

检查可见:患者神疲乏力,痛苦表情,仰面而卧,面色青灰无华,眼窝下陷,颧骨高起,齿龈、皮肤可见明显的出血斑点,头面、四肢枯瘦,缺盆饱满,腹部臌隆,青筋暴露,肚脐凸出,两膝以上至阴部、臀部、腹部皆浮肿光亮,舌质青暗,苔薄黄略腻,两脉细涩无力。

辨证治疗:根据病史和目前表现,先生认为证属“鼓胀”无疑。以现代医学看,确实到了肝硬化腹水的晚期阶段。临床表现,虽然气滞血瘀、水停等病邪有余的症状较突出,但其根本却在于肝脾肾三脏的严重损伤,肝郁日久,必然疏泄失职,以致气滞血瘀,肝郁及脾,必然运化失职,以致脾虚水聚,肝脾两伤,穷必及肾,肾精亏乏,命火不足,又加重了正虚水停的程度,结果是虚者愈虚,实者愈实,造成了目前这种本虚标实、虚实错杂的危重局面,假如再用攻破之剂,那就真正到了“再逆促命期”的时候了,现在唯一正确治法,是扶正为主,兼以祛邪,扶正是补养肝肾之阴,建立脾胃中气;祛邪是调畅气血,疏通水道。

同时,先生还认为:患者病程过久,病情复杂,已接近阴阳离决之倾,故体质绝无骤复之理,即使方证合拍,也难于短期见功。向病家讲述了治疗本病,必须坚持“持久战术”的道理之后,患者增强了战胜疾病的信心。表示坚决持之以恒进行治疗。

从初诊至1976年8月水消肿退,诸证平复,前后共10个月,凡五十诊次,服用中药270余剂,现将这一整个治疗过程根据病情,药效等方面,划为四个阶段说明如下:

第一阶段:约两个月,立法以扶正为主,祛邪为辅,但病情反复,处方加加减减,多次更换,同时配合西药双氢克尿塞口服,但效果不太明显。初诊处方是:黄芪一两半,生地一两,白芍六钱,枸杞子六钱,阿胶三钱,白术一两,泽泻三钱,猪苓三钱,人参三钱,沉香三钱,姜黄三钱,木香二钱,桃仁、红花各二钱,砂仁二钱。

第二阶段:服药七十余剂时出现明显疗效,但又突发咳喘(可能与感冒有关),一连十余日不能平卧。同时,影响全体而它症复重。咳喘平复后,续服前方,诸证又减。这一阶段药味变更不大,但量渐加。仍配合双氢克尿塞口服,但逐渐减量。

第三阶段:为半个多月,患者因两次感冒和肠炎停药半月余,然腹水未见复剧,新病愈后继续服药,证情日见好转,小便日益增多至每日800~1000mL,腹部胀满基本解除,下部浮肿全消,食欲增进明显,大便基本正常,此阶段处方特点是扶正药渐加,祛邪药再减。双氢克尿塞从此停服。1976年3月20日的处方是:黄芪二两,白芍五钱,阿胶三钱,白术八钱,泽泻三钱,茯苓五钱,砂仁二钱,丹参八钱,厚朴二钱,当归三钱,莪术二钱。

第四阶段:为两个多月,此阶段病情逐渐解除,腹水全部消失。腹围恢复正常,饮食、二便均正常,舌脉显著改善,齿龈、皮肤、舌质等处瘀血现象基本消失,营养状况显著改善,自觉气力日增,可外出散步或干些家务。由于正气尚未完全恢复,但易于疲劳,有时心慌头晕,肝触不到,脾仍大。此段处方基本同前,但药剂间隔逐渐加大,最后一月服药十剂。因观察病情已基本稳定,故嘱患者饮食调养,整个治疗过程到此告一段落。作者寻访王吉甫学生、同事焉英杰

关于药物加减:全过程都是以习惯经验用药为主而不是以某方为主加减的,每次处方药味比较稳定,而药量却变化较明显,尤其扶正药,都是初期量轻而后渐加,因处方太多,依次全都罗列意义不大,故除上面二方为代表外,现再将本病例加减应用药物按治疗原则分列如下:

①补养肝肾药:枸杞子、生熟地、当归、丹参、白芍、阿胶;

②补益脾胃药:人参、黄芪、白术、砂仁;

③理气药:枳实或枳壳、厚朴、沉香、木香、陈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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