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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常如瑜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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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生态文艺思想研究

荣格生态文艺思想研究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荣格生态文艺思想研究作者:常如瑜排版:追风筝的人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时间:2016-12-01ISBN:9787100126809本书由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导    论

在本书开始之前,我希望借用父亲的亲身经历作为例证,以此引出之后的研究。这是他在2008年作为防疫人员赴四川抗震救灾过程中的一段见闻:

当时,我看到了这样的情景:到处是轰鸣,到处是火光,到处是废墟,到处是倒塌的建筑和无助呻吟的人群,大地在不停地颤抖,那里的人似乎觉得地球的末日来临了,从人们惊慌失措的眼神中可以看到他们内心深处巨大的恐惧。

即使没有亲身经历那恐怖的场景,听者依然能够想象当时的气氛,它似能激起潜藏于内心深处的某种记忆:仿佛回到了遥远的古代,亲眼目睹祖先在严酷的自然中艰辛生活的景象。这便是如荣格所说的注1祖先记忆在后代灵魂中的复现。无论亲历者还是听众都能够体验到从未有过的恐惧,它来自潜意识的神秘领域,它穿越时空、从人类诞生之初一直传递到现代世界。灾难爆发的时候,人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同类逝去却无能为力,征服自然的豪情即在瞬间化为乌有。集体无意识精神中的自然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不止一次地提到遗传对人类心灵的影响,他尤其强调现代人集体无意识中保留的祖先记忆,其中包括:原始人对自然的最初认识、对待自然和宇宙万物的基本态度以及对人类自身的定位等。

对人类原始经验研究的目的在于解释集体无意识的成因以及它对人类精神的影响,并治疗现代人的无意识心理——集体的精神病症。集体无意识理论在医学上的应用同样适合于文本批评和文学研究。例如,对作家的心理分析可以追溯到神话传说的创作心理,研究者能够借此看到文学艺术创作心理的早期形态(或曰自然形态)。在精神注2分析心理学看来,文学艺术家眼中的世界是一个充满了幻觉的世界,同原始人眼中的自然十分相似。原始时期人们一般认为宇宙是神秘的,自然界的种种现象及其变化都是人类难以预知的。就像大地震所产生的恐惧,亲历者(无论是现代人还是原始人)的心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很难维持平衡的。人类进而意识到自我能力的有限及自然力的无限,便求助于“神明”或某个非理性的想象中的力量,这正是原始人集体心理自我调节的方式。原始人类的世界观正是原始时期神话传说产生的心理基础,随后又成为人类文学和艺术作品的来源。对于原始人类而言,此种世界观即他们眼中的“科学”和“理性”。

但是,现代文明却将其视作迷信并加以排斥。在现代人看来,原始人的世界观几近于幻想和迷信,他们对自然现象及其成因的认识是非科学的、非理性的。荣格认为,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现代人“有意识”地遗忘了祖先的经验,祖先记忆被保留并压抑在集体无意识之内,他在《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中选用了许多现代人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例来证明祖先记忆在人类潜意识中的深刻影响。现代理性和科学对自然的观念完全不同于文学和艺术家对自然的态度,它们之间的差别就像现代人的“理性”同古代人的“幻想”之间的差别一样大。表面看来,前者似乎更理性,而后者则趋于浪漫和感性。但是,荣格却认为,在集体潜意识当中,无论是古代人还是现代人,他们对世界的意识都受到同一个东西的作用——即原型,它的最初形态来源于自然,它通过记忆、梦、幻觉以及文学艺术作品中的意象等多种形式来表现自身,并且作用于意识。当人的精神在宇宙和自然中迷失的时候,必须通过原型来找回自我。这个过程,就像是通过文学和艺术作品所塑造的原型意象来唤醒内心深处潜意识记忆的过程——作品表达的激情以及作家在创作活动中表现出的迷狂状态,都是人类灵魂寻找自我的过程。

以荣格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心理学家更愿意把自然界所发生的事件同梦所做的预言结合起来,他们对人类心理所做的科学分析,反倒更接近原始人的“迷信”。正如荣格依据他在“爱尔根山区南部的基多注3西地方的卡不拉斯森林”的旅行见闻进行的心理学分析那样,他相信潜意识在他出发之前就给予了预兆,假如他是一名当地人的话,一定会听从这些劝告,但是作为一个有“理性”的现代人他并不相信注4这些,直到最终遭到“报应”。荣格的经历象征了现代人在自然中所面临的尴尬,在科学和理性所能解释的现实的自然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精神的世界。在心理学中,这个精神世界就是潜意识的世界。在荣格看来,原始人对自然的理解促使人注5类与自然物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关系,这看似荒诞,却能够让人们的精神在自然中获得平衡。因此,荣格希望从原始人的世界观中抽取出疗救现代人精神危机的良方。荣格对原始人思维方式的肯定并不在于要现代人的心灵回到原始状态,而是为了证明现代文明对世界的理解并非如现代科学和理性所自诩的那样——是合情合注6理、合乎自然规律的,自然界里不可预测的“意外事件”是超越理性范围之外对人类心灵产生巨大影响的力量。正如荣格所说,意外注7事件最恼人不过了,即使是一位道地的理性主义者亦要诅咒它。原始人对世界的看法并非一无是处,他们对自然的理解有助于平衡人类的心灵,还可以用于疗救现代人的精神病症。

许多现代生态主义者相信,原始人对自然的感情是建立在敬畏的基础上的。在他们眼中,万物之中皆有神灵,自然的一切造物中都存在着精神。人类的精神同万物的精神一样,都是从自然和宇宙中诞生的。人类的精神亦是自然精神的一部分。这一思想在荣格的理论体系中被视作“身份认同”(identification)——人们并非是世界的主宰,注8而是世界的一部分。一些更为激进的生态理论家甚至认为,自然精神存在于人类的心灵当中,人类精神就是由自然精神以及人类与万物精神之间的关系构成的,如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学者所宣扬的那样,包括人类在内世界万物都是自然“关系和过程”的综合体,任何一种生物都具有与人类相类似的内在精神。

承认意识的有限性和科学、理性的片面性有利于解救人类目前所遭受的现代精神病症,也有利于改善人类同自然的紧张关系。对于走向偏执和焦虑的现代精神来说,文学艺术无疑是一例最好的药剂,尤其是那些能够为人类精神指引正确之路的作品,如《瓦尔登湖》等。这些作品能够平复人们躁动的灵魂,消除人类在精神上对自然的恐惧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人与自然之间对立、紧张的状况。当读者跟随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的脚步迈向杳无人迹的荒野之中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从未有过的舒心和惬意,全然忘记祖先的恐惧——在黑夜里阴森的山洞中,人类先民必须时刻提防野兽的袭击,诗人眼中富有诗意的黄昏预示着暗夜和死亡——这记忆总是搅扰人类的灵魂和梦境,但是诗人巧妙地化解了这种恐惧,他们在作品中创造的原型意象能够投射在人类的灵魂之上,激发隐匿于潜意识中的自然精神和情感。

因而,从荣格对现代心灵中古代特征的理解上,研究者亦可以初窥其思想中的生态精神,借助荣格的理论来理解文艺作品,等同于从潜意识的层面来诠释文艺作品的生态精神。文学艺术作品中塑造的原型意象保留了丰富的古代特征。它们披上神秘的外衣,虽然令人恐惧,但是却能够为意识所辨别,不再像梦境那样难以琢磨。这些意象能够让人类心灵复归到一种较为纯朴的状态,既摆脱现代文明下的焦虑和欲望,同时又恰当地显现了原始记忆中人类对自然的复杂心理。荣格对人类集体无意识精神的理解符合生态主义者对人类现代文明的质疑——现代人有意遗忘祖先记忆是出于自我中心主义的心理动机。在他看来,人类的精神疾病多半来源于此种心理,尤其是对于文学和艺术家而言,精神分裂症体现了精神焦虑和回归自然的内在需求之间的矛盾。如创作《浮士德》的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创作《尤利西斯》的乔伊斯(James Joyce)以及《乌拉尼亚》的作者勒克莱齐奥(Jean Marie Gustave Le Clézio)等。荣格认为此类作品不仅反映作家的个体潜意识,还是一个民族集体无意识精神的体现。作品塑造的人物是整个时代、整个民族精神的象征,他们身上集中了这个民族的品格,他们对自然和世界的认识正是这个民族对待宇宙的态度。他们往往承载了民族历史和社会文化传统,他们身后是矗立着民族的祖先。文学原型意象与人类心灵

文学作品中的意象及其象征性能够体现集体无意识理论的内涵,并反映原型同生态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一方面,这些意象可以追溯到它的自然原型;另一方面,它们还包含了自然精神对作家心灵的影响。相应地,荣格心理学对文学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是文学艺术作品中塑造的原型意象,另一个则是作家心灵所反映的集体无意识精神。如荣格所说:“就艺术作品而言,我们必须考察的是一种复杂的心理活动的产物——这种产物带有明显的意图和自觉的形注9式;而就艺术家来说,我们要研究的则是心理结构本身。”

人类对自然和宇宙的敬畏原本是作为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埋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它可以通过文学艺术来表现自身,但是,就像梦境对潜意识的描绘那样,文学艺术创造的原型意象也具有高度的象征性,意识很难把握它的确切形象,阅读者也只能够凭借经验和感悟力来理解这些意象。原型意象也具有此类的神秘特征,但是,优秀的作品依旧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原因就在于它符合人类集体无意识精神,这些意象映照出心灵深处灵魂的形象。文学作品对自然的关注是人类内心深处生态无意识精神的体现,祖先对宇宙的理解和认识构筑了民族集体精神的内核。就荣格的观点来看,人类始终希望在自然中实现自我精神的平衡,此种心理连同人类被压抑的欲望一起成为集体无意识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往往披上意象的外衣,出现在文学作品当中,每当诗人在其创作过程中触及到心灵中的这片神秘领域的时候,他就会经历惊心动魄的迷狂状态,他所创造的文学作品也因此引起阅读者的激情。

文学作品中的原型意象可能是某个民族集体心理的表征,抑或是某个时代精神的象征。原型意象以人类与整个自然的关系为基础,文学作品对某种集体精神同自然关系的描绘也是通过塑造原型意象来完成的。例如,英国浪漫派诗人笔下的自然物,它们并非作家现实所见,而是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心理过程创造出来的。正如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所说:“当人面对自然而全然敞开心扉时,所有的注10自然之物都给人以相似的印象。”虽然浪漫主义诗人心中的自然并非人类灵魂中自然的全部形态,但是它却能够激起人类内心深处的原始记忆——祖先对自然的复杂情感。

从起源上看,文学艺术是对人类古代神话传说的继承,后者则来源于人类在自然中的早期经验。自然为文学艺术提供素材,并通过遗传作用将其保留在人类集体无意识深处。人类对于世界的理解都以意象化的方式被表现在文学艺术作品当中。文学作品不仅能够表现潜意识中人类对自然的原始恐惧,同时也能够表达人类对自然的依恋。人类对自然的情感如同孩子对父亲的感觉一样,是“恋父情结”与“弑父情结”的综合体。文学的精神意义在于调适人类心灵中的这一矛盾体,从而影响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荣格将个体潜意识推广到对人类集体心理的阐释,集体潜意识决定了个人的情结。文学艺术家的回归情结、逃避情结等,就是集体心理影响下个体情结的反映。当文学艺术家的精神在现实生活中遭受压抑、挫折或对文明状况产生怀疑的时候,他们会“不约而同”地选择走向荒野、远离尘世,最终在人迹罕至的地方体会到蓬勃的诗意和激情。原型意象又象征诗人这个特殊的人类群体对自然和宇宙精神的感应。诗人能够体验到自然在内心深处留下的烙印,他们的灵魂仿佛飞跃时空,回到远古的图腾柱前,感受与天地相互融通的状态。诗人在远古神秘仪式的感召下脱离理性的挟制,进入无意识的迷狂状态。在荣格眼里,诗人是被深层的、难以察觉的民族精神所控制,文学作品的真正创造者是这个民族以及民族的精神。

如果从精神生态的角度来考察荣格的文艺理论,那么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重要“产品”,文学艺术是受到自然精神影响的,文学艺术家在无意识中完成了对自然精神和生态精神的感应,他们对现实社会的思考,对人类、宇宙以及自然关系的精神探索,全都受到集体无意识的作用,准确地说,是生态无意识的作用。自然影响下的文学艺术家的集体无意识精神也可以被称为生态无意识心理。生态无意识概念建立的基础是荣格集体无意识思想和精神生态思想,它反映了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的心理状态,以及艺术家所属民族同自然的联系。从内容上看,生态无意识包含人类对自然的原始敬畏、对灾难(包括自然灾害和人类活动引起的生态灾难)的恐惧、自我欲望及其压抑等。当代生态运动和生态意识的出现就同生态无意识密切相关,生态运动反映人类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人类精神病症日益严重的社会形势。从深层心理来看,生态意识是在生态无意识的影响下产生的:人类征服自然的欲望源于集体心理中对自然的原始恐惧,生物之间和族群内部的竞争导致人类对自然的敌视和对自然的过度索取,并最终造成巨大的生态破坏。相应地,人类也遭到自然的“报复”——面对自己所造成的灾害,为了保证种群的延续,人类不得不压抑个体欲望,结果造成心理失衡。因而,人类心理很难在满足本能欲求和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之间保持平衡,人类中心主义便是偏执心理的一个突出表现,它助长欲望的滋生,掩盖人类对自然的原始敬畏,过度拔高人类在自然中的地位,最终使之迷失自我。生态无意识反映了人类集体无意识与自然精神之间的联系。作家承受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压力,肩负起平衡民族集体心理、抚慰民族灵魂的工作,就像荣格对精神分析所抱有注11的希望那样,在他眼里,文学艺术作品是拯救人类灵魂的药剂。荣格试图在美洲原住居民或非洲土著人心灵中找到解救欧洲现代文明的方法,他认同那种富于诗意的自然生活,他认为这才是人类灵魂的真正归宿。

荣格从心理学的角度对文学和艺术作品所进行的批评正是建立在对原型意象的心理分析上。例如,他对浮士德(Faust)、尤利西斯(Ulysses)等意象的分析,都体现了他对集体无意识精神的深刻理解。他的观点可以这样去理解:作品中的意象是从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精神中浮现出来的,是它们创造了文学艺术家并使之成名,而非艺术家创造了这些意象,因为艺术家仅仅凭借个人意识和个体潜意识是无法创造这些意象的,他们必须听命于集体无意识精神,并按照集体无意识的要求来完成艺术作品,他们所创造的意象并不能够超越集体无意识的范畴。荣格为文学家披上古代祭司的衣着,令其念动神秘的咒语,把人类对自然的情感全都昭示出来。那咒语便是富于节奏的诗歌,它让阅读者感到自己的灵魂在颤动,随着诗歌的旋律飞舞,祖先的形象浮现在眼前,他们闪闪发光,如天上的星辰,在神秘的夜色中表现出强大的精神力量。这又像是一场梦,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家和他们作品中的人物得以显现,他们全都同自然的所有造物一起,无一例外地参与到自然和宇宙精神的永恒循环之中。这美妙的幻境便是由文学作品所创造的奇迹,人类在艺术家的梦中与荣格相遇,他就像引领但丁(Alighieri Dante)的维吉尔(Vergil),把灵魂一直引向人类潜意识的底层,在那里,荣格向世人展现了整个自然。荣格理论对生态转向的意义

将生态学的研究观点和研究方法用于文学批评,标志着一种新的文学批评范式的出现:生态批评;同时也标志着文学批评的新转向:生态转向。正如施特劳斯(Leo Strauss)所言:“当人类走到现代性的尽头,实际上就必然会回到‘古代人’在一开始就面临的问题。”注12后现代哲学是对现代性及其观念的反思,生态学则成为后现代哲学,尤其是以大卫·格里芬(David Kay Griffin)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哲学对现代性进行反思和重构的重要依据。在宗教哲学、伦理学和生态学的结合之下,诞生了一种新的哲学世界观,即建设性的后现代生态哲学。

建设性后现代哲学及其生态观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在此之前,“解构”几乎成为后现代精神的代名词,福柯(Michel Foucault)、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德勒兹(Gilles Louis Réné Deleuze)等人代表激进的后现代主义,他们对现代文明引以为傲的科学精神和理性主义进行反思。在部分解构主义者看来,现代文明更是让人类走向癫狂的根源。《古典时代疯狂史》中写道:“疯狂揭开了人的终结真相:它显示出,激情、社会生活、所有和不识疯狂的原始自然相远离者,可以把人推到什么境地里去。疯狂总和文明及其不适注13相关联。”在福柯眼里,文明才是造成疯狂的真正原因,而非自然。这一观点概括了后现代思想对现代性的质疑。再如科斯洛夫斯基(Peter Kozlovskiy)在他的《后现代文化》中揭示的,以科技为代表的现代文化,是给当代社会带来种种精神危机的思想根源,技术向自然提出挑战的同时却并没有消除人类心灵深处的恐惧感,相反却加重了人类的精神危机。他的观点既是对技术决定一切的现代观念的反驳,同时也代表了大多数解构主义后现代思想家的观点。相似的观点在史蒂文·康纳(Steven Connor)编著的《后现代主义》中也可以找到,书中认为后现代的两个重要元素:科学和技术之所以遭到质疑,其原注14因就在于它们给人类和自然所造成的“副作用”。但是,解构主义缺乏重塑人类精神的建设性意义,它没有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并能够为人类精神指引方向的世界观,无法为人类的偏执、焦虑以及孤独等精神病症指引出路。解构主义存在的问题为建设性后现代思想的兴起留下契机,解构主义对现代性的反思为生态运动及其思想精神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建设性后现代哲学希望能够建立一种新的世界观体系,既避免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所存在的缺陷,也能够挽救现代性之后的人类的精神危机。所谓“建设性”可以理解为后现代精神的延续——反省后的重建。

建设性后现代生态哲学奠定了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20世纪以来,在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之下,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引起越来越多的人对于生态问题的担忧。一般认为,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是当代生态文学的定鼎之作,它被称为生态文学的“圣经”。从西方文学史上来看,虽然文学作品对自然和生态的关注由来已久,但是并没有真正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待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因而,文学的生态转向应当是从《寂静的春天》这样的作品开始的。在卡森看来,人类对自然的保护和尊重是出于人类精神的内在需要,人类精神从属于生态精神,是宇宙精神的一部分,人类对自然的敬畏是一种精神性回归。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并非仅仅为了维护人类自身的利益,更是为了整个生态系统的存在及其价值实现。

生态文学既超越了纯粹的自然审美,同时也剥离了环境文学的功利主义色彩。生态文学正是要人类摆正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重新认识自身存在的意义以及对整个生态系统的价值,新的文学类型的出现也成为生态批评的实践基础。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人类自身的价值实现是自然存在的内在需要之一,但是,生态系统并非只为人类而构建,相反,生态系统有其自身的目的性,正如建设性后现代哲学所看到的那样,整个生态系统是由人类以及多种生物和非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的,人类的存在意义在于维护这些关系的稳定,而非凌驾于万物之上。

作为一种新兴的生态批评范式,除了哲学理论基础之外,生态转向函需大量心理学、人类学等理论的支持,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刚好能够解释群体心理与自然的关系、群体的精神病症以及灵魂的自我救赎等诸多复杂问题。一方面,人类从自然中获取最基本的资源以维持生存,人的早期记忆中充满对自然的强烈依附感。另一方面,原始人眼中的自然并非完全是一个美丽的世界,相反,它处处充满危险,不仅有其他物种随时可能带来的威胁,还有难以理解的自然灾害给人类带来的痛苦。正如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进化论所证明的,人类与其他生物之间的竞争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它对人类集体无意识精神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对自然的恐惧始终占据上风,摆脱自然的控制,为了抵御自然灾害所带来痛苦,在自然中实现自我的生存价值,征服自然便成为人类生存的终极目标,它也成为推动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潜意识动机。但是,事与愿违,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并未能够让人类实现摆脱自然控制的愿望,相反,却让人类的精神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现代人类的种种精神病症(偏执、恐惧、癫狂等),人们对自然亲和、依赖的心理遭到抑制。生态文学的目的正是为了拯救人类的精神危机,让人类灵魂重回自然。

荣格并没有像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那样最终走向“适者生存”的偏执,相反,他认为现代人对原始人记忆的传承,正是人类有可能走向“回归”的依据。他认为人类集体无意识中依然存在着对自然最原始的敬畏,科学和理性占主导地位的现代文明无法彻底摆脱此种心理的影响。荣格清楚地看到现代文明给人类精神带来的问题,他希望能够借助心理学研究来为人类精神找到一条更为妥帖的道路——人类灵魂的自我拯救之路。对他来说,现代人对科学和理性的崇拜无异于原始人对图腾柱和神秘仪式的崇敬,两者都是为了让人类精神在整个生态系统中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集体无意识精神的影响下,人类始终需要在实现自我生存和维持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之间寻求一种内在的精神性平衡: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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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荣格所指,人类似乎也应当“停一停”,以期获得精神上的救赎。第一章  荣格心理学与文学

荣格心理学与文学的关系非常密切,尤其是他思想中的两个重要理论:集体无意识理论和情结理论。集体无意识的主要内容是原型。原型是文学作品素材的来源,例如,神话原型即是文学作品的早期素材,体现原始人心灵对自然的理解和观照。情结理论则关注作家的心灵,反映作家个体潜意识背后的民族精神,情结本身受到自然原型的影响并作用于作家心理。这两大理论集中概括了荣格对人类心灵、文学以及自然之间关系的研究,并体现荣格文艺心理学思想中的生态精神。第一节  荣格的文艺心理学思想一、概述

荣格心理学思想属于精神分析心理学流派的一个重要分支,迄今为止,荣格的心理学思想已经深刻影响了诸多的文学艺术等诸多学科和领域。就荣格本人而言,文学艺术与心理学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作为人类精神的表象,文学艺术具有象征性和仪式性等特征,例如,民族、神话、传说、仪式、原型、情结等,这些词象征了人类心灵中最为隐秘的部分。文学艺术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文学艺术同无意识之间的关系又非常复杂。

潜意识对意识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一方面,“不论在个体发生学注16还是在集体发生学上,潜意识都先于意识而存在”,即潜意识并不依赖意识而存在;另一方面,“潜意识非常难于被自觉意志所影响,如果说它能够被影响的话;它只能被潜抑或压制,而且这种潜抑也只注17是暂时性的”。相较而言,潜意识对意识的作用显然要大过意识对潜意识的影响,只不过在大多数时候,潜意识的作用很难被发现。在文学艺术中,潜意识的作用更为重要。在荣格的文艺心理学体系中,集体无意识理论和情结理论对文学艺术的影响最为突出。例如,原型批评理论便是由集体无意识理论衍生出的文学批评模式,情结理论则影响了批评家对作家创作动机的分析。

荣格希望将文学和艺术作品还原到一个更为初级的状态,它并非局限在性本能及其压抑的个体无意识层面,而是一个民族甚至是人类整体的原初的心理状态,“心理潜抑的对象并不仅仅是性,而是总体注18意义上的本能”。通过还原,批评家可以找到影响文学艺术的、更为深层的心理动机,并且更确切地理解文学艺术作品以及艺术家的创作活动。在荣格看来,个体无意识理论对文学艺术的研究模式,就如同是一个正在进行着的医学解剖实验,“它剥掉了艺术作品闪光的外衣,将包括了诗人和艺术家在内的整个人类的赤身裸体和死气沉沉注19统统暴露在外”。文学作品被当作人类神经症以及个人性幻想下的产物,这种研究方法代表一种机械的、僵化的批评模式,荣格反对仅仅从纯粹的医学角度来分析文学作品,他试图寻找更为恰当的方式来理解文学作品,把读者和批评家对文学的理解从人类自身引向更为广阔的自然:将文学艺术作品放置在一个深广的背景下来考察,把人类的心灵还原到一种原始的自然状态。

荣格认为,自然在人类心理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原始人心理的影响。这一思想为文学和艺术作品研究指引了一条新的方向:从纯粹的文学艺术心理学探索转向对自然与人类心灵之间关系的研究。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相互独立、彼此分离的,自然对人类集体潜意识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人类的所有创造活动都不可能脱离自然的影响。从心灵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来看,集体潜意识影响对个体无意识的影响实质上反映了自然对人类心理的影响。自然在民族精神、民族品格形成过程中的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自然对民族精神的影响必然涉及单个个体心理的形成,艺术作品反映了自然对民族集体和作家个体的双重影响。文学作品就像自然界的某种植物那样,不仅与脚下有限的泥土发生关系,还跟周围的一切生物与非生物组成的生态系统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文学艺术作品的种种特性来自于周围环境以及基因遗传的综合作用,呈现出有机的、整体性的特点。

荣格的情结理论也区别于个体“情结”模式,不过,同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一样,荣格也认为文艺创作本身是超越了意识之外的活动,它更多地受到潜意识的影响,作家的激情、痴狂等状态都是意识无法控制的,他们的情绪都受到无意识的控制。只是荣格更倾向于集体无意识的决定作用,在他看来,作家的创作欲望从属于人类的本能欲望,它是一种自然的、原始的冲动。荣格认为,“本能是一种极为神秘的生命表现形式,究其本质部分地属于心理学,部分地属注20于生理学。它是人类心理当中最恒定的一种功能”。

荣格这样来形容作家的自然本能:“在艺术家的心灵中,未竟之作是一种自然力量,它或是以独断专行的威力,或是以自然本身难以捉摸的狡诈来达到它的目的,根本不屑观照作为它的媒介的作者的个人命运。在作者内心生存滋长的创作激情像一棵从大地中长出的树一注21样吮吸着它的营养。”荣格甚至将艺术家的创作激情称之为“人注22的精神中的有生命之物”。这个神秘的“有生命之物”正是荣格所说的情结。艺术家的自然本性之所以被称为“有生命之物”,其原因就在于它是自足的(即“自主情结”),依托于集体无意识的精神生态系统。荣格进而认为这种欲望本身具有满足自身愿望的能力,它是存在于人类精神之中、超越意识之外的并能够左右人的精神的神秘力量。情结理论同大地伦理学的某些观点极为相似,后者认为整个地球都被视作是一个有生命的整体,存在于其中的每一生命个体都是这个有机体的必要组成部分。而且,每一种生命有机体也同世界产生关联,艺术家的创作冲动反映了自然精神对人类精神的影响,艺术家的情结是在人类集体与整个自然的相互关系之下形成的。

除了人类的自然本性之外,产生情结的另一个要素是压抑。在荣格的理论体系中,性压抑只是情结产生的部分原因,或者说只是表层原因,并非每一种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产生都是基于性压抑的原因。他认为,情结产生的基础应是集体无意识,集体压抑也应当超越性压抑之外。例如,那些反映人类历史、某个民族或者是自然神秘主题的作品,是很难用个体无意识及其压抑来解读的。就情结理论来看,研究立场的转变将批评家对艺术家的评判从个人及其意识的判断走向更为广阔的空间,艺术家个人及其经验对文学作品的影响,已经被自然对人类精神的影响所替代。

荣格清晰地描述了文学艺术家是如何通过一种被认为是“消极”的方式来处理自我精神与人类社会以及自然之间的关系,很多艺术家选择从人类社会中逃脱出来,希望彻底解放无意识以及人的自然本能。例如梭罗、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等,他们通过逃向荒野的方式来实现内在精神的解放:“19世纪初的(最初与华兹华斯和卢梭联系在一起的)浪漫主义和原始主义通常被视为开端,它们把注个人的创造力、幸福和满足感与亲近未经改变的自然联系起来。”23包括那些陷于迷狂状态的艺术家,他们正是利用了短暂的逃避方式,来摆脱理性对自然本能的压抑。艺术家和思想家的逃避如同一种“超个人”的行为,同样地,荣格寻找的现代人的灵魂也是一种超个人的情结:“我们期待的将是只能凭自觉去理解的新奇独特的行事、内容和思想是一种含义隽永的语言,是真正的象征形象,因为它们是某种未知物的最恰如其分的表现——是跨向那灵魂世界之岸的桥注24梁。”

总之,当人类学的研究逐渐深入的时候,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其原因就在于荣格发现潜藏于人类记忆深处的、最为真实可靠的但却是最难以理解、难以把握的东西。在荣格心理学体系当中,那些能够反映人类精神与自然精神关系的作品,象征非意识支配下的、相反却对意识起到支配和引导作用的潜意识精神,它们概括了人类灵魂的真正内容。它并非是一种病态,而是人类精神对自然的反馈。在文学和艺术作品当中反复出现的原型意象,以及艺术家在其创作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自主情结”,都反映了集体无意识的作用下自然对人类心灵以及精神的影响。二、集体无意识理论与文艺作品

集体无意识理论和情结理论是两个相互依存的理论,集体无意识是情结形成的深层动因,而情结则是集体无意识的表象。集体无意识作为荣格精神分析心理学的核心理论,它的主要内容是原型。在心理注25学上,“集体无意识代表的是所有人都相同的心理现象”。集体无意识这个词是相对于个体无意识而言的:个体无意识只是作为集体无意识的一种表征,个体无意识的存在依附于集体无意识之上。

荣格提出集体无意识理论的目的在于揭示影响人类意识的更为深层的潜意识因素,他认为,“无意识(整个原型的总体)是从最遥远注26的开端到现在为止的人类经验的积淀”。一方面,他将人类潜意识的普遍特征纳入心理学研究中,更具说服力地阐释了潜意识中超越个体无意识的部分。另一方面,集体无意识理论将原型视作一种反复出现在人类记忆当中的“典型”现象,从而解释了当某类原型出现时所引起的心灵的共鸣。

集体无意识理论认为,“各种本能与原型的综合构成了集体无意

注27识”。原型往往藏匿于宗教情结和文学艺术之中。就宗教情结而言,原型指人类的创世之神,在原始时期,创世神大多是部族的图腾。荣格认为,正是原型“把我们个人的命运纳入了整个人类的命运,并在我们内心唤起了所有那些曾使人类脱危解难、度过漫漫长夜的慈善注28力量”。图腾即是扮演“慈善力量”的原型,图腾表现了人类对自然的原始崇拜,经过长时间的历史沉淀,图腾逐渐演化为一个民族内心深处的情结,它在精神层面维护了该民族集体心理的平衡,同时祛除恐惧和偏执。就文学艺术来看,原型体现了集体无意识对文学艺术的决定作用。原型将人类对神秘自然的崇拜以“文学化”的方式记录下来,逐渐形成共同的集体记忆。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神话传说等艺术形式,都具有理性难以解释的强烈的神秘特征。由于历史的发展和时间的流逝,原型的最初内容愈发难测,就像潜意识在人类梦境中呈现出的种种怪异形态那样,原型的本来面目也变得扑朔迷离。

荣格认为,神话传说是最接近人类集体无意识的,神话传说中的原型能够反映原始人的真实心理。当原始人在面对某处大自然的奇景或是震慑人心的自然现象时,内心深处所产生出的莫名的激情,就是受到记忆深处潜意识的作用,它体现超越意识之外的神秘原型的力量。但是,仅凭借意识活动很难确切地理解人类原型的内容,荣格认为,“至于所有的神话化了的自然过程,例如冬夏、月亮的圆缺、雨季等等都绝不是客观现象的喻言,而是内在的无意识心理的戏剧的象征性表现,通过形象化的方式接近人的意识——即在自然现象中反注29映出来……”被“神话化”的自然,存在于人类潜意识深处,它以一种形象化的、戏剧性的方式来隐藏自身。原始人正是用神话传说、宗教仪式来表达他们对自然的理解。荣格还提到童话对原型的表现作用,它是以更为婉转的方式表达原型的内容,它要比神话传说表现得更为隐晦,但是童话却更能够激起人们童年时代的记忆。

原型在内容上的复杂性决定了它的表现方式也是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的诸多形式就是最充分的证明。在荣格看来,文学艺术通过象征的方式来描绘集体无意识的图景,其内容主要是人类精神同自然之间的关系。站在集体无意识的角度来理解小说、戏剧、诗歌以及大多数的文学艺术作品的时候,读者感受到的快乐、痛苦以及种种激情,都同最遥远的古代相连接,阅读者的感受同原始人在自然面前所感受到的是一致的。

文学作品中的原型之所以能够产生上述作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反复出现”的特性。例如,某个民族的神话传说可以伴随这个民族流传千古,神话中的原型意象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中不断复现,虽然这些文学艺术作品的表现方式有所不同,但是它们描绘的原型意象却拥有相同的来源,这也解释了古代的文学艺术作品缘何能够引起现代人灵魂深处的共鸣,荣格甚至用了“勾魂摄魄”、注30“气吞山河”这样的形容词来表现原型的作用。原型意象甚至能够超越了某个民族的界限,并对其他民族产生影响。一些优秀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之所以能够让读者的心灵得到满足,甚至在不同民族之间引起共鸣,其原因就在于原型意象所具有的共通性。在荣格眼中,能够表现人类精神病症,并为精神指引方向的作品才是真正优秀的文艺作品,因为它们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包括人类精神与自然精神之间的关系、人类精神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人类与其他生物之间的关系等。对于文学艺术的作用,荣格评论道:“正如个人意识之态度的片面性被来自无意识的反应所纠正,艺术代表了民族和时代的生命中的一种注31自我调整的过程。”

在关于集体无意识的理论著作中,荣格始终用一种浪漫的方式来阐述其集体无意识思想,就像一个讲故事的人,他讲述的不像一个理论,更像是一幕戏剧或一部史诗。他运用许多文学和宗教的故事来阐述原型的神秘形象,他的理论研究本身就带有强烈的神秘感。鉴于集体无意识理论关注的是人类精神的终极问题以及人类精神同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有人因此将荣格学派称之为荣格崇拜——因为它指向人类的终极信仰以及人类精神的归宿。

集体无意识理论还是荣格为了解救现代人精神危机所建构的理论。从这个层面来讲,荣格的心理学研究超越了心理学作为一个单一学科的范畴,让心理学从对个体心理病症的研究扩展到对人类普遍精神病症的关注。荣格看到了现代人的精神病症,并试图将集体无意识理论用于疗救人类的灵魂。他认为,每个人对于人类群体记忆的理解和追溯,都被原型所牵引,只有在文学和艺术作品的读者感受到来自灵魂深处的震颤时,现代人的精神病症才能够得以祛除。当他独自跋涉在非洲的荒原上思考着原始人类心灵中的秘密时、在同北美洲的土著人交谈中发现另一种理解自然的方式时、在现代社会中感受到越来越多灵魂的焦虑时,荣格疗救现代人精神病症的愿望就表现得更为强烈。三、情结理论与作家心理

情结理论是荣格心理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而独特的理论,它的作注32用不仅体现在对梦的深刻影响上——“情结导致做梦”,而且,从文学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情结理论还为文本批评和作品的心理分析打开了新的精神之门。

在对文学作品的心理学考察中,多种情结模式可以运用于解释纷繁复杂的文本及其表现出的心理结构。而且,情结理论及其应用对于作家本人的心理分析和作家背后民族集体的心理分析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情结既受到集体无意识的有影响,又是集体无意识的表征之一。同原型相似,情结也有多种类型:一方面,情结反映了人类的心理类型;另一方面,情结也指向人类集体的心理动因。

分析心理学认为,情结是个体无意识的主要内容,情结是构成个人无意识的主要元素。但是,荣格心理学体系中的情结并不同于弗洛伊德的个人情结,例如,荣格在探讨心理学同文学之间的关系时所提到的“自主情结”,就同“弑父情结”、“恋母情结”等有很大区别。而且,情结的心理基础仍然是集体无意识。在个人情结之外,还蕴藏着更深层次的非个人情结因素,非个人情结超越个体无意识的限制,取决于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心理。荣格还将灵魂与情结联系起来,“灵魂是集体无意识的情结。这种无意识情结在个人无法适应现实时出现,注33或者想新观念取代整个民众中不适宜的观念时出现”。据此而言,荣格心理学中的灵魂是集体无意识情结的显现。

诸如恋父情结、恋母情结、自恋情结,等等,都是情结理论运用于文学批评的经典例证,但是,这些情结往往同弗洛伊德及其个体无意识心理学联系得更为密切,对这些情结的研究似乎满足于性本能及其压抑的心理学解释。在反映个体情结的作品中,人们似乎很难注意到隐藏在个人情结之外的集体无意识因素。但是,还有另外一些作品是用个人情结所无法解释的,这些作品的数量甚至更为庞大。例如,南美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所反映的心理情结就远非个体情结理论所能解释的。它们同民族、历史以及神话传说、宗教、巫术等神秘因素的关系更为密切,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在其作品中所表现出的精神和心理状态完全超越了个人情结的范畴。这些作家的创作活动已经不再是个人的精神活动,他们代表了一个民族的精神,他们背后是一个民族的集体形象,他们的字里行间流淌着整个民族的声音。

从更大的方面来说,情结不仅反映了艺术家个人心灵同整个民族精神之间的关系,它还向人们蕴藏着人类灵魂同自然精神之间的矛盾。在很多时候,荣格将其情结理论用于分析和治疗精神病症,他认注34为情结往往跟不完整的意识相联系。这很容易让人想起荣格对《尤利西斯》的心理学分析,乔伊斯用他的作品影响了整个世界人类的灵魂,荣格却把这比作枝繁叶茂下的单调乏味,他声称,“乔伊斯令我乏味得哭”——他的作品就像自然界的乏味一样——“就像赫布里底斯岛上吹刮过的那些巉岩沓嶂的阴风,就像撒哈拉荒漠中的日出与日落,就是大海的呼啸,就像地道的瓦格纳似的标题音乐。每一阵风,每一次日出与日落,每一声海的吼叫,每一个乐句都是不同的,注35然而它们又永远地重复着”。

在荣格眼中,《尤利西斯》是一部能够触碰人类灵魂的伟大作品,因为它向人们描绘了自然在人类集体潜意识中烙下的印记。它所表现出的“乏味”正是最为原始的自然的形态,在阅读这部作品的时候,读者可以感受到自然在其内心深处留下的烙印,那是最为熟悉却又感到无比遥远的自然的气息。作品的内在精神引起了读者心灵上的共鸣,它出自文本背后的更为深广的精神力量——自然精神。作家描绘的人类生活同人类祖祖辈辈所经历的生活没有任何差别,在作品中,阅读者能够看到日常生活中最为单调、乏味以及由此所展现的悲剧情景,这些都是人们所熟悉的,却是被意识主动排斥的,它只藏在潜意识当中。

自然在每一个人生命中留下的印迹竟然如此一致,尤其是在精神层面上,小说泯灭了所有的差别,它就像一本由无数个标题所组成的联合体,它只用冰冷的态度讲述生命,却不加任何感情色彩,但是它却能够引起每一个读者内心深处的波澜,每一个人用自己的经验共同完成这部悲剧。荣格将其归纳为精神分裂症的表现,实际上它代表了整个人类的精神分裂。集体情结并非源于人类的潜意识,潜意识只不过是情结的容身之处,自然精神才是它的真正来源。《尤利西斯》这样的小说表现了现代人的精神分裂症状,就像荣格一再强调的:“艺术家并不顺应个人的冲动,而是起自现代精神的注36集体无意识。”现代人希望摆脱记忆深处对整个自然的莫名恐惧,他们始终怀有一种征服自然的愿望,然而当自然臣服于人类脚下,人们不再为是否能够得到足够的食物或者是否会遭遇野兽的攻击而担忧的时候,却在精神上感到从未有过的危机。就像尤利西斯在其生活中所遭遇的所有平淡无奇的生活及其在这个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精神分裂那样,人类就在现代生活里逐渐迈向同样的精神危机之中。

荣格相信,在集体情结阴影下的文学艺术作品,就像《尤利西斯》那样是对人类精神假象的彻底的自我否定,它摧毁了人类文明最后一块挡箭牌,它像强力的“泻药”,能够摧毁人类精神的遮羞布。在尤利西斯面前,人们发现自己就是那个行走在都柏林街头的小市民,人类的生命就像是一根无限拉长的绳索,在绷断之前永远怀有自以为是的、永恒幸福的梦想,却只能够盼望悲剧的结果。小说的冷漠具有象征意义,它昭示逐渐走向精神贫瘠的人类,他们行走在与自然相反的方向,人们在精神生活中驱逐了神话和想象力,却用空虚和人格分裂填补了它们的位置。

在尤利西斯的身后藏着整整一个世界的人类的灵魂,正像荣格向乔伊斯所提的问题:“您意识到了您是一种现象、一个思想、也许一个尤利西斯的情结了吗?您意识到尤利西斯就像一个百眼巨人站在您的附近,为您想出了一个世界与一个反世界,把它们装满各种各样的注37物体,没有这些物体你就绝不会意识到您自己的自我?”站在集体无意识的神秘城堡之上,每一个人都怀有同样的情结,他们在白天重复着尤利西斯的生活,并且在晚上重复着同他一样的梦。第二节  荣格与弗洛伊德一、弗洛伊德对荣格的启示

毋庸置疑,作为精神分析心理学的开创者,弗洛伊德对荣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荣格在其心理学研究过程中不仅继承了弗洛伊德的许多重要思想,而且在更深广的层面上完成了对这位精神分析心理学开注38创者的超越。即使最终分道扬镳,他们之间的“故事”也是理解精神分析心理学的关键所在,理解弗洛伊德思想是领悟荣格精神的前提。

自从启蒙运动以来,人类始终在理性上追求自然万物的起源和一切自然现象产生的原因,然而这一切行为并不是现代人类所特有,远古时代人们对于风、雨、雷、电的阐释已经产生在几万年前。这些看似自欺欺人般的解释都成为今天传唱的神话和歌谣,成为人类所有幻觉的来源。包括宗教的一切都只是这些幻觉的一部分。然而人类理性至今未能彻底超越这些幻觉,人类始终颠簸在酒神与日神的船舷上,风雨飘摇地经过了数万年,仍然找不到观念的出路。启蒙哲学家追根溯源的结果,终极因的追究,最后都回到上帝身上,那全知全能的图腾才是解释万物的根本。现代人终于在祖先那里找到了避风港。尽管现代人表面上始终否定这一切,转身之间,却往往流露出对上帝和神祇的崇拜。集体潜意识才是真正的巨人,它站在所有伟大哲学家的身后,站在所有科学家的旁边,站在人类的前方,人类始终在它的吸引下走过千年的历程。现代科技只能在零敲碎打中满足人类欲望的最低限度,却不能带来人类一直所追求的终极幸福。这一切都成为科技之神永远无法取代图腾的原因,它最多只能作为图腾的一个部分。

就像所有其他一切非人类生物一样,人类同样在整个自然中具有同自身相契合的地位,并扮演着食物链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但是人们始终无法准确定位自己,总是或高或低的评价人类在整个自然生态中所处的地位。从达尔文的进化以及遗传理论中衍生出的所谓“自私的注39基因”和“无私的基因”等一系列的隐喻,都被纳入人类对自身存在终极价值的漫漫无边的探索当中。

弗洛伊德在他的《一个幻觉的未来》中认为,宗教是孩提时代经历的重演。弗洛伊德将宗教与他在小孩身上发现的强迫性官能症作了比较。他认为,宗教是一种集体的强迫性官能症,是由孩提时代产生注40的强迫性官能症相类似的情形引起的。这里所谓的“恐怖力量”是指自然给予人类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灾祸,不仅包括地质灾害,同时也包括瘟疫等人类始终难以克服的疾病。尤其对于早期人类来说,种种天灾更像是上天的惩罚,是人类依靠自身力量无法战胜的。面对种种灾祸,原始人就像孩童一样迷惑,宗教扮演了父亲的角色。在原始人类看来,“神”无所不能,宗教在心理上的影响更是深刻而持久。

正如《圣经》中所记述的那样,人类对世界万物的统治和照管是人类与上帝所订立盟约的一部分,这也是人类幻想的一部分:人类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幻想成为自然的主人,控制自然并让自然的一切存在都为自己服务。而这个幻觉的未来既是宗教的未来,也是人类的未来。人类对于自然的态度深受这一幻觉的影响。例如,“生活于基督即将再临的期待之中的有些人似乎总结说,因为存在于上帝的化身注41中,我们现在有权利随意地做我们想做的事”。这是克拉克对曲解宗教传统学说者的一种质疑,他希望通过重新诠释宗教经典来扭转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使在人类早期对自然的态度中所体现出的恭敬和胆怯,也无法掩盖这种内在的矛盾。如果说人类存在的终极目标就是自我生存价值的实现,那么,这一目标却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与整个生态以及自然存在价值的实现上产生了尖锐的对立。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来看,人与自然的关系同人类个体与其父亲的关系如出一辙。人类在对自然的崇拜、畏惧和敬仰中始终无法摆脱超我控制的阴霾。图腾原型成为人类集体恋父和弑父情结的交错意象的象征。而且,人类文明对于自然来说只不过是惊鸿一瞥,正如肇嘉(Luigi Zoja)所声称的那样,对于自然历史的进程来说,人类文明只不过是一瞬间的事——“像苏格拉底、基督和其他任何我们认为属注42于古代的人物,都被捆绑在最后的几秒钟内”,人类所有智慧全都源于大自然,作为整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人类只在最近几千年甚至几百年内深刻影响着地球。“文化并不是建立于虚空之上的;它以过去的灵长目动物社会前注43文化的错综复杂性为支撑。”同样,现代人的潜意识也是依靠史前的动物本能为支撑。对于这种起源的探寻,或许永远没有精确的解释,正如肇嘉所说,这种探索或许只是一个童话故事所必需的要素——“引导我们回到过去的时光并为我们的起源指明方向的,并不只是对知识的需求。它也是讲述故事的需要。每一个文明——特别是父系制的文明——都宣称它拥有自己的神话的权利,有把他植根注44于提出万物之源的最终故事中的宇宙演化之中的权利”。每一种文明都在类似的“集体无意识”的迷狂中确立自己文明的源头,一切文学和艺术的辉煌都由这些源头中延续下来。表面看来,现代人类的发展似乎是度过了原始无意识的领域,步入理性的殿堂,但是,从精神实质来看,现代人只是在另一个表象上重复原始人类的一切。图腾变成上帝再变成现代科技,超我的力量从显在的图腾与神的形象转变成理性、科技以及逻辑的抽象范式。人们通过现代科技虽然可以精确并完整地复制原始人类的生活以及生产方式,甚至完美地重现原始人类的样貌,却无法把握祖先的真实心理。根据人类学以及考古学的发现,人们可以从烧焦的炭灰来判断原始人类使用的工具和主要食物的来源,却无法准确获知原始人在使用这些工具和进食时的心理活动。唯一能够转述这些的,就是刻在岩壁上的图腾和千古流传的神话。通过对于图腾的种种研究,人们逐渐发现,几千年的时间改变了物质生活的一切,却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思想和心灵。所有对于过去的追溯和思念,都隐匿在现代人的迷狂之中。闪烁的现代都市的灯火同远古人燃烧的火把一样,勾画着人类诞生之初的梦。

在人的心理和自然本能的问题上,荣格选择性地继承了弗洛伊德,并同他的原型理论结合起来。在荣格看来,人类的本能正是原型意识的象征,作为某种内部体验,原型存在于人类集体的普遍心灵之中,因而也是解释不同地域文化产生相似文明起源意识的途径。不断重复的原型意识象征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前景。正如弗洛伊德所说:“任何知道一点人的精神生活的人都会意识到,要丢弃曾尝试到的乐趣,是再难不过的了。的确,我们丢不掉一切,我们只是以一件事来代替另一件事。有时,我们表面上丢弃了某件事,而我们实际上做的,注45只是找一个替代。”同样,最原始的图腾崇拜也并没有在历史的演进中被抛弃,相反却以不同的形势不断重复地出现在人类的每一个时代中。虽然不同的神轮流取代图腾的位置,但是其本质并没有发生丝毫改变。诗人所做的白日梦,并没有同常人的梦有本质上的差别,唯一的不同或许只是文学家会运用语言来描述他们的梦,这种描述通常会比一般人更精确、更形象。

人类同自然的关系并没有因人类物质生活的变化而有根本上的改变。通常所认为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由和睦到冲突、再到对立激化的过程,只是停留在物质的表象之上,其精神内核和本质却是始终冲突的:人类从远古时代对于自然的崇拜和敬畏起,直到现代社会对自然的野蛮征服和无休止的掠夺,都是在这样的精神指引下完成,遥远的图腾就像一面旗帜,永远指引人类向自然“进军”的噩梦。面对自然,人类似乎始终没有摆脱敌对和畏惧的心态,自然就像父亲,作为超我的力量始终压抑着人类及其心灵深处的欲望。“弑父”情结成为普适性的、难以摆脱的人类的宿命,在自然与人类关系的层面上,情结又被无限扩大,成为人类集体与整个生态敌对的根本动因。自然越强大,人类越恐惧,就越加重此种心态在人类集体中的蔓延。

弗洛伊德在《心理分析的困难之一》一文中分析了人类自从诞生之日起始终无法摆脱的自恋症倾向,即“目前为止人的总的自恋以及注46人类的自恋是怎样受到了来自科学研究的三次严重损伤”。人类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被自我所解构,人类在建立辉煌文明的同时却将文明推向自我毁灭的未来。他认为,第一次自我解构是在哥白尼发现地球并非宇宙中心的时候,并在此之前就有人提出类似的理论,这个理论的提出严重打击了中世纪人类自以为世界中心的狂热的自恋,地球只不过是整个宇宙中普通的一环——“人类的自恋遭到注47了第一次打击”。第二次是在达尔文提出生物进化论之后,他让人们看到“人不是不同于动物的生物,也不比动物优越。人起源于动物,而且同动物有着或亲或疏的关系。人后来进化的结果并不足以抹注48掉他在身体结构以及精神气质方面于动物同等的证据”。实际上,人类自认为与非人类生物的种种差异并不是从人类诞生之日起就有的,相反,原始人类对动物的尊重程度是现代人类所无法想象的。这种尊重在现代人类社会也能找到影子,例如印度文化对牛的尊重等。只是进入文明社会,圈养动物成为可能,家畜不再是人类惧怕和崇拜的图腾,而变成人类生存的基本来源之一,从这时候起,人类才拥有了征服其他物种的自信,人类对于动物的优越感也是在这个时候才形成的。自恋倾向直到今天仍旧影响着人类在对待非人类生物时的态度和行为。在达尔文进化论对人类自恋的第二次打击之后,人类距离走出自恋症的藩篱还有相当长的时间。正如弗洛伊德自己所认识到的,“虽然在同外界的关系上,人的威风被如此扫尽,人仍然感到在自己注49的灵魂深处主宰着一切”。这一灵魂深处的主宰,正是现代人类所强调的抽象的科学与理性,然而这种抽象的科学与理性的结合也只不过是原始图腾崇拜的变体。图腾作为原始人类意志的外化,同科学技术在现代人类心灵中所占有的地位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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