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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17 10:3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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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西班牙)拉斐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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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突变的时代——一个西班牙记者眼中的俄罗斯

风云突变的时代——一个西班牙记者眼中的俄罗斯试读:

内容提要

1991年,东欧风云突变,庞大的苏联顷刻之间解体,给世间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弹指间又过去了15年,慢慢地许多内幕被揭露出来。苏联解体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也逐渐清晰,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和分析,有助于进一步廓清事情的真相。

西班牙著名记者拉斐先生曾经长期驻守莫斯科,亲历了苏联解体的前后过程,并且同政变各方的首脑人物亲密接触,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可靠信息。他在本书中详细介绍和分析了世界形势与欧洲秩序的跌宕,“从前的苏联”和“开放的苏联”的主要状况,苏联的民族矛盾和权力真空,总统制的实行,切尔诺贝利事件的震荡,政变和解体,以及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等等。

长期以来,人们对苏联解体的真实原因和它的后果疑惑颇多,观点相左。作者经过长时间的采访、调查、分析、思考和研究,终于写出这部34万字的客观“报告”,读来令人明白,发人深省,这对于我们中国读者来说,无疑是一本生动的、详细的、同时也是值得参考的好书。

中国、俄罗斯之比较(代中文版序)

[1]拉斐

中国与俄罗斯被其于世纪之交所经历的巨大变革联系在一起。前苏联解体所造成的重大后果在这里我不需赘述,然而在中国又发生了些什么呢?在未来的日子里,人们将会对中国100年乃至150年的发展历程做出怎样的评述?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除了中国在20年至30年间所进行的经济可持续发展之外,一定还有很多其他可谈之处,那么这又是些什么内容呢?我想也不外乎以下几点:

在21世纪,城市将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为这个星球上的主要聚居地。城市化进程将真正的“激素效应”带到了社会有机体之中。家长制度消亡或解体了。农业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导致了其他问题的产生,给政治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各位一定都能了解我所指何来,在此我也不愿浪费笔墨。但大家必须了解的一点是,中国正处于这一星球上最大变革的中心,其前景乃是千年的盛事而非百年的辉煌。

在过去的10年间,中国已将近3倍于西班牙人口的农民变成了城市人口。而在接下来的16年中,政府计划(一般而言,在中国,政府计划的目标总是能达到的)预计会有3亿至4亿的农民脱离他们的农民身份。按照每一个中国城市人口将消耗3.5倍于他们农民兄弟的能源计算,可持续发展问题——这远非中国自身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又被置于风口浪尖,中国就身处其中。

现在让我们回到主题,我想讨论的是在中国和俄罗斯的比较中,中国所占据的优势。这些差异将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发展势头良好(至少直到现在为止),而俄罗斯却非如此。众所周知,俄罗斯经济的发展仅仅是全球油价形势的反应。

概括地说,从后斯大林主义到市场经济转换的所有案例中,我们发现中国人成功的秘密即是制度的稳定。如果没有制度上的强力,没有政局的稳定,无论是通过中央集权还是民主道路,都不可能会成功。这种稳定就如同一条导线,将中国的四大优势贯穿在一起。它们表现在:

首先是政治阶层即“etakratia”的恶化程度要小得多。这是什么意思呢?“etakratia”是一种不同于官僚体制、又高于官僚体制的东西。如果一定要给出一个特定的定义的话,在传统的苏维埃制度研究中将它含混地称为“nomenklatura”。言归正传,我想说的是两国的统治阶层对于资本主义和私有化有着明显不同的态度。

在俄罗斯,贪欲的泛滥与缺乏制度约束的官僚政治、斯大林主义消亡后完全的无政治化的恶化程度是相一致的。如果说在1949年之前混乱的中国的问题在于它的脆弱和衰败,那么苏联的弊病就在于其对于“强国”的过分追求。而荒唐的是,正是这种过分的追求最终葬送了这个国家。

俄罗斯的无政府阶段相对较短,只有从1917年至内战结束之间的短短数年,而在中国,这一阶段长达一个世纪。接着,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排挤了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统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新了的传统的俄罗斯专政的官僚政治组织。而转过来,这一组织又被一个恐怖的警察机构控制,这一机构通过“清洗”的手段除去可能的竞争者来保卫领袖者的个人权威。

这一体系在此时期履行了所有国家的基本职能(工业化,夺取战争的胜利等等)。而这些职能的履行相对于那个时代而言明显是过于严酷的。斯大林去世后,这一官僚体制就被打破了。就如同历史学家穆希·卢温(Moshe Lewin)所说:在斯大林时期,政党为了一个领袖的利益失去了它的权力。在赫鲁晓夫之后,它仍然没有获得应有的权力,这次是因为国家机器吞并了统治核子,而政党仅作为其代表者和发言人而存在的。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党已经不再是一个政治党派,而成为了行政机构的轴心。

当这一体系进入一个停滞期之后,政党也不再有能力将国家从泥沼中拉起,因为它也成了这个体系的一部分。苏联的体系是一个没有政党的体系,而这一体制也被指引着进入变化和改革的进程。

苏联的官僚政治体系的“自由”以及一个负责任的政党政府的缺失,极大地推动了整个社会向“etakratia”的重构,这是一种向所有权聚集的转变。国家的最基本利益被牺牲了,私有化经营控制了民族的遗产。

俄罗斯本可以做出相似的选择,一种同其基本内涵的转变相符的、同爱国的目的相符的、同传统、保守的形势相符的选择,就像中国一样。尤里·安德罗波夫可能是丧失了在俄罗斯实现“中国模式”的最好机会,而这在那些关于他的最近的研究中更加得到了证明。

在俄罗斯,对于客观地检视苏联历史这一问题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偏差。一些人认为这段历史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因为布尔什维克使俄罗斯远离了文明。另外一些人则把它看成一段光荣的历史,因为他们将这个国家变成了“人类反对帝国主义的前沿”。而这两种看法都有失清醒。自由派知识分子在20世纪80年代发动了一场将苏联时代从历史上抹去的“十字军”运动,即使是20年后的今天,在官方的电视频道中依然存在着一样的论调。坦白地说,这一态度是同发展的进程相违背的。毕竟苏联曾经取得过巨大的成就。它曾经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制衡世界(考虑到今天臭名昭著的布什总统和他侵略性的帝国主义运动,这一力量是多么的必要),它曾经在1945年取得了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还有苏联的“文化和教育革命”。这一革命使得苏联成为世界上具有最先进的教育的国家之一,而这次革命也是今天的俄罗斯不会最终沦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最主要的“障碍”之一。苏联的巨大成就还表现在苏联时期多种族、多宗教以及文化传统的共容。

将这一切一笔抹去是非常愚蠢的事,除去那些意识形态的鼓吹者和鼓噪的俄罗斯电视节目,俄罗斯的普通百姓都认识到了这一点。

无论如何,今日的俄罗斯,在历史地理解十月革命这一点上相当地无力。这并不是指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而是就俄罗斯早在1917年之前就存在的问题的解决办法而言的:这个国家从传统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依靠革命解决的。如果不能理解这一事实,我们不仅很难理解苏联时代的一切,同时也很难理解俄罗斯现在所遇到的问题,更何谈如何寻找一个合适的“后工业时期”发展的有效模型。而现在俄罗斯社会对于过去的态度,只能让这个社会更加士气低落,任其滑入一个“为国家的衰落而痛苦与悲伤”的境地。而将这段历史描述成为一个虐待与虚无主义的历史,更无助于对斯大林主义的严肃检视。如果对于历史没有一种严肃的态度,那么就更无未来可言。

让我们讨论中国的优势,即政治民主化战略。如何对付社会主义国家(自冷战时期的思想继承而来)的思想,造就了许多目光短浅的人。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西方对于中国人权和政治自由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所走的道路是异端而过分的。而实际上,中国正是按照西方传统的政治民主道路前进的。这一经典的规则被描述如下:首先是经济的自由化,在经济达到一定的繁荣程度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政治的民主化。这就是西方传统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伴随着重重压力和社会骚动。19世纪,在自由的欧洲,超过一半以上的成人没有投票的权力。他们丧失这种权力的原因是由于普查中各式各样的限制,而这些限制是同财产状况和其他一些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而妇女是不能具有投票权的,直到1905年,妇女们在芬兰才第一次获得了这种权力。

这一经典的规则也在20世纪的东亚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被广泛应用。而与此相反的是,在印度、非洲以及拉丁美洲那些过去的民主国家,民主往往成了次要的、可笑的一部分,被吞噬在整个社会环境之中。我的结论是:越来越自由的中国正沿着西方传统的道路前进,而此时,俄罗斯则遵循了拉丁美洲、非洲的模式。

中国的另外一点优势,是同中国自身的政治制度的特征有关的。与此同时,政府也认识并承认发展法治政府的必要性。对于这种必要性的认识,为中国共产党指引了一条发展和开放之路,而这正是俄罗斯所缺乏的。在莫斯科,政体变化的趋势正好与中国的相反,是倒退的。戈尔巴乔夫要求限制多元,加强控制。这一趋势被现任的普京总统政府很好地利用了,这是众所周知的,当然他对于稳定国家的努力依然可圈可点。

另一方面就是反对腐败。在过去的5年间,中国法院宣判了上万名腐败的国家公务人员。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曾经出现在几年前一些国际经济杂志评选出的“中国最富有的人”的名单之列,而今天他们则出现在监狱的铁窗之后……在这里,腐败需要冒一定的风险。情况在俄罗斯就不一样,无论是叶利钦时代还是普京时代,反腐败的斗争同中国都无一丝相同。

最后,中国政府已经通过它的管理,将一个“好政府”的烙印打下。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能够提升人才的机制,它可以把人才提升到政府以及党内较高的位置。另外一个就是决策体系,这一体系集合了集体的智慧,能很好地听取建议。

中国的领导人经常举办学习会议,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为首的所有政治局成员都要参加。这种会议一般是以听取各种专题报告为主(比如说“法治政府”,腐败,同俄罗斯的外交以及经济战略等等)。来自于中科院、中共中央党校的专家学者们在这个会议上发表他们的论文以及报告,领导人提问,记录,做出结论,从而制订出高品质的政策。

上述情况在俄罗斯都不存在,比如说,在1992年,科学院经济研究院就已经相当精准地预测出俄罗斯经济政策的失误,但是却没人予以注意。

最后,为了避免中国的盲目乐观,我想指出俄罗斯同中国相比所具有的明显的三大优势。

第一点就是人口资源比例。这一点俄罗斯无疑是异常优秀的。特别是从中国的角度进行观察,中国人口数目巨大,同时还进行着规模巨大的城市化进程,还有对于不可再生资源与日俱增的消耗,我认为这些正是中国所面临的首要危险。从生活质量,环境恶化以及社会幸福而言,现在所谓成功的发展正成为以后发展停滞的阻碍,甚至会带来崩溃的危险。俄罗斯人应该意识到他们在人口资源比率上的优势,寻找到一条通向生态经济再次复兴的发展道路。但是这种复兴绝对不可能只在一个国家内实现,这种发展必须要通过国际间的共同合作努力,实现共赢。

俄罗斯的第二点优势在于比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所处的更有利的位置。今天的中国越来越依靠于经济和商业发展的进程,失去了自身对局面的控制。关于这点我仅愿指出在世界500强——它们是全球化的真正所有者——的名单中,只有58家(12%)来自亚洲,其中46家是日本公司……因而,俄罗斯的自给自足就成为其巨大的优势。如果资本主义系统中出现危机,俄罗斯有能力保护自己不受多大的伤害,而对于中国而言,面临的危险就要大得多。

俄罗斯的第三点优势在于“etakratia”的缺失。在今天的俄罗斯,专制的政治阶层“nomenklatura”——这名字是无关紧要的——这个曾经集中并垄断了整个体系(政治力量,所有权,意识形态的方向,体系的组织结构)最具活力机能部分的阶层消失了。今日的莫斯科正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在展现自己,中产阶级和官僚政治的混合阶层在普京的领导下,梦想着重现绝对专制阶层的位置,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想再回到同“nomenklatura”一样的社会位置是不可能的。这种转变是社会的基础,它为文明社会的发展,为民主所必需的社会自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不像今天的俄罗斯只是一副空架子。

中国的领导人宣布要将人均GDP从现在的1000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3000美元。而这一阶段正是没有铁腕不足以保持稳定的时代。因而,他们认为集权是中长期民主的条件。关于这一点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而结果让我们拭目以待。会不会游泳(权力的垄断),得到水里才能见分晓。

本文的目的就是想为那些即将要亲眼目睹中国这一伟大国家的政治改革的新一代的学者们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俄罗斯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中国来讲有着重大的意义。中国吸取得越多,他们在发展中面临的危险就越小。北京 2005年秋[1]作者拉斐(Rafael Poch-de-Feliu)先生曾在苏联、俄罗斯任常驻记者14年。现在是西班牙巴塞罗那主要日报《先锋报》(La Vanguardia)驻中国记者。

风云突变的时代

1 从前的苏联

60年代:在时代的交汇点上

苏维埃制度在20世纪60年代发展到了顶点。这是一个抱有明智的希望和正当的社会乐观态度的时代。苏联人民在过去的30年期间从来也没有生活得这么好。城市居民的人数第一次超过全国居民总数的一半(1965年达53%)。按照国家的集约建设住房规划的目的和任务,确保有集中供应水、电、煤气和暖气的独户住宅开始取代窄小的公房住宅和斗室;家里出现了收音机、电视机、冰箱。

当时还出现了医疗和社会保险服务(例如发放退休金)部门。工资增长明显,其中包括农村地区,那儿已废除禁止农民离开自己的集体农庄的规定。社会能克服卫国战争的惨重后果,这场战争造成了20世纪最大的人口危机——死了千百万苏联公民。国家从废墟中挺立了起来,苏联的欧洲地区的城市和地面设施得到了重建。斯大林去世(1953年)后,在1954—1957年期间,劳改营关闭了。

钢产量在1945年是1230万吨,在1960年增长到了6530万吨,发电量从4320万千瓦/小时增长到了29200万千瓦/小时,汽车产量从74000辆增长到了542000辆。如果说50年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是10%的话,那么1953—1964年期间的工业生产量就增长了3倍。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军事方面,同西方的“差距”都在缩小,开始看得见有可能形成战略平衡的前景,至少在火箭武器方面是如此。苏联在世界上首先把卫星发射到太空中去,并把宇航员送去遨游太空。三分之一的地球居民在那个时期都生活在苏维埃制度所鼓励的体制下。

非殖民地化和不结盟运动的兴起使国际舞台上出现了新生的力量——第三世界的国家,这情况不可能不引起苏联对它们的注意。在加勒比海区域(一个最出乎意外的地方)发生了给人以希望的古巴革命,照阿纳斯塔斯·米高扬的说法,它使克里姆林宫里那些参加过布尔什维克革命、经历过埋葬他们心中希望的主要“掘墓人”斯大林的时代的少数大人物“恢复了青春感觉”。作为一个正在实现迅速的现代化的、具有相当大的军事潜力的和没有殖民地的国家,苏联的国际威信继续在增长。这就产生了大乐观和大期望。赫鲁晓夫允诺要“赶超西方”。“先生们,你们想要知道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吗?”在1961年4月,在加加林飞入太空后的第二天,《真理报》问道。“那就看看天空吧,你们会在那里看到,劳动争得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天地,苏维埃人离开了地球的疆域。这一简单的句子像一个数学公式似地对人类社会过去的全部历史、强大的自然力的利用和人类的自身发展进行着总结。”在同一年的7月,苏联共产党通过了一个充满同一种乐观主义精神的新党纲。“党把共产主义建设视为一项符合全人类利益的国际主义任务。”党纲里有一个更加断然的论点:“现在这一代苏联人将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赫鲁晓夫甚至确定了履行诺言的期限——1980年。为了最美好的未来,国家生存、斗争和受苦受难了将近40年。现在这一未来是以现在时体现出来的:“现在这一代!”诗人叶甫盖尼·多尔马托夫斯基问道:伟大的纲领,请回答,20年后我们将会怎么样?

官方意见和现实生活之间当然是有差别的;可是对大多数苏联人来说,这类声明听起来是相当庄重的。实际上,这也被列入苏联共产党通过的《共产主义建设者的道德准则》:“不劳动者不得食”,“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人与人都是朋友、同志和兄弟”。苏联正在创建一种把自己当作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国家的观念,这个国家有着比西方国家更加公平的社会制度,为工人和农民(实际上就是全体居民)创造了最好的生活条件,同样也在为知识分子的创作自由创造更优惠的条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发表了《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则在国外出版了《日瓦戈医生》(1957),赫鲁晓夫夸耀地建议他试着离开苏联去亲身体验一下资本主义乐园的所有乐趣。

苏联社会,至少是它的极大一部分,也像它的领袖们一样相信固定的价值观,但这些价值观并不是社会主义学说的欧洲前辈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而是民族的意识文化的派生物,是在近几十年的紧张和矛盾的大事件影响下形成的。在这些价值观、社会的同心同德和当时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意愿的基础上,本可以实施一些会使苏联公民的生活得以正常化和有所改善的深入改革,渐渐克服现存制度的专制性,解开斯大林所造成的那团官僚主义症结,并在新危机的威胁降临之前把国家带领到更加有利的地位上去。

这幅田园画的背面是官僚制度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全部缺陷和毛病的总和,以及加快了的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速度和计划。缺陷和歪斜导致这一制度所达到的顶点同时既变成了它的发展的最高点,也变成了限制线。甚至通过那些评定已取得的成就的统计数字也已经看得见事情的内幕。长期衰落趋势的首批征兆出现了。从1959年起,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开始降低。经济和社会已失去“堵塞非常重要的漏洞”和实行“动员”的迫切需要,也就无法找到要使局势正常化的根据。

尽管国内的生活指数有所改善,但资金的主要部分依旧集中用在军工业、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上。因此,居民的消费需求不能像战后时期因美国经济战略的实现而在西方国家里所发生的情况那样成为发展的动因。尽管水利灌溉发展得很快,并用广种薄收的方法开发了一些新土地,但被迫生存于不良“气候”环境中的薄弱的农业仍旧没有改正自己的缺点。50年代的农产品年平均净增长速度是4.8%,60年代只有3%,尽管在这方面投入了相当大的资金,但在接下来的10年里继续在下降。对有关指数进行比较分析时,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在经济方面的“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就变得很明显了。

死亡率的增长成了又一个令人不安的信号。俄罗斯在这一指数上一直都高于西欧国家,而平均寿命却一贯低于欧洲的水平。此外,俄罗斯和西欧国家的死亡率指数的差距在1910—1960年这一段时期里开始缩小。可是从1965年起这一趋势就改变了。

此外,在选择进一步发展的方案和可行途径的那个关键性10年里出现了苏联社会的基因储备的损耗问题,这些损耗与国家的历史发展的特点相关联。俄罗斯从20世纪初开始失去“自己的优秀子女”——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革命、国内战争、肃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期。根据杰出的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列夫·古米廖夫的理论来说,平均不大于10%的每一代人的代表能够把自己的理想看得高于日常生活的需求。社会的这一支“先进队伍”,即社会的最积极的代表,都是既高尚又忠诚的人,经常会遭到被事件的无情磨盘所毁灭的最大风险,或者用克格勃的一位著名分析家的话来说,他们是那种在战争时期会首先从战壕里奋起迎击敌人、在和平时期会首先反抗暴政的人。醉心于思考这些损耗的后果大概是毫无意义的,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它们影响了国家的生命力和脉搏。

与此同时,不诉诸意识形态上的基本价值观,就不能正确地评价处在这一巅峰时期的苏联国内的局势,因为这些价值观并不是苏维埃制度的“躯体”,而是它的“灵魂”。苏维埃的思想学说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乃是信仰的客体。这说明,“历史唯物主义”、它的基本原理和理论都被千方百计地保护起来而免遭批评和检验。然而,“历史唯物主义”同时也是一种与事实有联系的、服从于预测的社会发展理论。“历史唯物主义”许下的诺言落到了一个竭力追求工业化的农业社会的沃土上,该社会的特点是流动性很大,它经历过心理上和物质上的巨大变化。这些诺言总是有精确的兑现期限,而得到的结果则会按一系列具体的指数与其他竞争国家所取得的结果相比较。“历史唯物主义”在30年代和40年代里因受到制度的保护而避开了与现实生活的冲突,但这并不能防止那些使它的原始激情力量贬值、耗尽的矛盾的进一步发展。实际得到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起着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的作用。因此,居民的信息灵通程度和文化水平的提高、生活条件的逐渐正常化正在名为“苏联”的这座被围困的城堡的城墙上打开缺口,动摇它的基本原理和原则。人们在观察外面的世界,在比较,在思考……70年代,关于苏联的成就大得会使全人类有朝一日承认它们和效法苏联之榜样的那些官方声明(苏联国徽上以地球为背景的镰刀和锤子也表达着这一层意思)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和魅力。

有征兆表明苏维埃制度的发展已达到了极限,它们预告社会和经济领域里的问题在维持原先方针的情况下将会变得更加严重,但这些征兆没有被人注意到。20世纪末的结构危机已经逼近了,它明确地指出有一种新的发展途径出现了,这种途径是以利用信息和微处理器为基础的,并且是先要有解决“经济效率”问题的新方法的。寻找方法去克服已形成的局面的时刻即将来临,这一局面的特点是以廉价能源为基础的工业产品的制造、对经济工作的纵向等级制管理、国家对经济政策的强硬的调控、消费需求和生活水平的增长。改变应当促进基础工业部门的发展,还要大大地增加对诸如电子学、信息学等这种有着横向分散管理形式的经济学新部门的投资。这些措施应该在金融物流能够自由越过国界的全球化(生产、投资、钱财流通和新事物的引进)的总过程的框架内得到实现。

哈尔科夫的叶夫谢伊·利贝尔曼教授在那个年代里建议在经济工作中运用市场的促进因素使苏联经济发展具有新的推动因素:使企业在运作中有较大的独立性,使它们摆脱来自于中央官僚机关的控制与压力,并为获取利润的思想平反。利贝尔曼发展了波兰的奥斯卡·郎格教授的思想,但在自己的思考中并没有走得像捷克的拉多万·里赫塔过几年后那么远,他的建议目的在于要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企业所生产的产品的质量与价值上以及经济自治的问题上去。与只求数量不重质量的发展生产及其官僚组织所要求的片面观点相比,它们是对改革经济的方法的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尽管赫鲁晓夫有着他的全部缺点,但他还是毋庸置疑地胜过了他的前辈(斯大林)及后者的许多最亲密的战友(赫鲁晓夫本人也属于这一行列)。1964年赫鲁晓夫被解除领导职务,这是宫廷政变的结果。不过,要在1964年恢复斯大林制度当然已经是件不可能的事了。同时,除了为数不少的人对被推翻的领导人所实行的乖戾的修改和改组感到气愤外,在当权的精英们的果断行动中占上风的愿望就是“不参与不愉快的事情”和不拿自己的地位去冒险进行经济和社会经济领域里的艰难的、就某种方面来说又是前途不可预测的改革。国家的这些领导人负责实现即将来临的新时代所坚决要求的改革,他们的这种情绪导致后来在苏联被称为向后工业社会、科技革命和“改革”“跃进”的那些现象在80年代中期之前一直没有被认为是苏联官方的正式任务。上级任命的干部

1964年取得政权的那一代人是在斯大林的官僚制度的危险泥潭里形成的。他们在青年时代的物质生活状况是困难的,他们总是过着“苦日子”。1963—1972年间担任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职位的彼得·舍列斯特这样回忆他年轻时在哈尔科夫一家企业里工作时的情况:“几乎每天,确切地说是几乎每夜,都在逮捕工厂的工作人员。许多业务熟练的骨干工作人员都纷纷被捕,更不用说包括厂消防队队长在内的工程技术人员了。总共逮捕了将近80个人。其中的一些人回到了厂里,但他们对他们出了什么事和他们为什么被捕的问题真的是保持着‘死一般的沉默’。关于我们工厂的许多职工的命运我们始终都一无所知,他们都无影无踪地消失了。报纸上、无线电广播里、党务活动家的演说中经常提到‘人民的敌人’、‘机会主义’这种字眼。人民以及整个党在政治上都是受到过吓唬的。大家相互害怕,相互不信任:父亲不信任儿子,儿子不信任父亲。一切的一切全都被告密禁锢住了。那是个非常艰苦的时期,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是纯属偶然地活下来的。”

此外,清洗运动,特别是1937年的“政治大暗杀”在国家公务员的干部编制中打开了缺口,并把新一代工作人员——即被斯大林制度迅速地在职务等级上提拔起来的所谓的被提干的人推了上去。不过,引起干部严重短缺的原因并不仅仅是镇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是工业和官僚体制的快速和无序的增长,这种增长要求有数量越来越多的新专家。在1928—1939年这段时间里,管理人员的人数增长了6倍,高级官员的人数增长了一倍,职员的人数增长了3倍。在大多数情况下担任新职位的都是一些刚毅而又自负的年轻人,他们是来自于农村的农民,或是来自于企业的工人,都学完了夜校的工程技术和思想宣传的速成培训班。30年代里有千百万人(占国家主要企业的工人和职员的35.8%)被吸收参加这种设在学校和工会俱乐部里的培训班的学习。“当工程师”的时髦风气引起了“歪斜”,《共青团真理报》一边发牢骚,一边指出学校里的教育系和医学系里的空额仍旧还无人占用。

与时代风尚相应,遭受损失的是人文科学和文化。1934年,“镰刀和锤子”工厂的100个工人中只有43个人听说过爱迪生这个名字,24个人说得出瓦格纳是个什么样的人,还有25个人知道拉斐尔。高尔基市里的航空工厂的积极分子熟悉航空工程师图波列夫的名字和著作,但是他们没有听到过像肖洛霍夫这样的作家的名字,也没有读过他们的城市用来冠名的马克西姆·高尔基的著作。在被评为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工人中进行的询问调查证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除了指导如何使用自己机器的教材外从来也不读任何书籍。

第一个斯大林式的五年计划(1929—1933年)是用加快了的速度来进行的,因此它不是在5年里,而是在4年多一点点的时间里就完成了,它的完成对大家,特别是对那些想要往上升官的人施加了压力。那个时期的主要发展思想是“社会主义竞赛”,“突击手”和“突击性”劳动成了它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突击手”的真正实质在一首诗歌中被很好地反映出来了:我们有16小时用于工作,有8小时可用来睡觉,却连1小时空闲也没有!1925年制订出了更加灵活的新的入党标准,党为斯大林提供“充满热情和功名心的模范的新群众”,并成了在党内贯彻执行斯大林意愿的基地。1937年3—4月份里(在此之前,党的领袖已经消灭了主要的一部分反对他的老布尔什维克)召开的全体会议的与会者中间,只有17.7%的州委书记和12.1%的市委领导人上完了大学,同时对应的却有70.4%和80.3%的与会者只有初等的文化程度。

既成局势正在营造一种环境,在这一环境里人类的野心和升官机会、恐惧和冒险、纪律和文化传统(无论是老传统,还是不久前产生和被认可的新传统)都以奇特的方式混杂在一起。亚历山大·贝克在长篇小说《新使命》中这样描写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代的共产党新领导人:他“甚至连关于悖论、关于时代矛盾的思想也不知道。他用最简单的方法回避那些会折磨他——一个共产党员的理智和良心的问题:不是我的事,这与我无关,不该由我来评论。他宠爱的弟弟死在了监牢里,他在心里对万尼亚表示了默哀,即便在那个时候他仍旧还恪守自己的‘决不议论!’的原则。对他来说,‘党的战士’这一说法并不是一句空话。”爱伦堡解释说,那一代人很少有时间去思考。他们的早期生活是浪漫和艰苦的。他们不仅在工作或战斗中,而且在沉默、困惑和不安中都需要有极大的勇气。

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而登上了国家领导人的职位,类似于他,或类似于党内思想家米哈伊尔·苏斯洛夫,或类似于阿列克谢·柯西金这样的人是一代“被提拔者”的典型代表。例如,勃列日涅夫是第一代工程师,并在1929年——即彻底放弃新经济政策和开始斯大林的修正革命(正是在那个时候斯大林第一次开始批评布哈林,因为后者主张实行最彻底的国家经济发展政策)的转折时刻入了党。勃列日涅夫在1937年3月——即苏联国内开始一场群众性镇压运动的那一年里得到了自己第一个政治职位,过两年后就担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负责思想工作的州委书记职位。苏斯洛夫受过经济学的教育,在一个小小的官位上工作过一段时间,于1939年担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党委第一书记职位。柯西金是三人中最有学问的一个,在开始大清洗的前夕(1936年)担任列宁格勒的一家纺织厂的厂长,并在大清洗于1938年结束时成了中央委员会委员。他的神速晋升和进入列宁格勒市苏维埃的机会之所以是能实现的,只是因为大部分苏维埃成员已被捕,并且领导已彻底改组。这些情况在取代赫鲁晓夫的那些人的意识和意愿上留下了痕迹。

他们因伴随着他们在官僚阶梯上的晋升所产生的世事难料和对明天没有信心而感到不耐烦了。他们不是错综复杂的官僚体制的创始人,它是斯大林在其执政期内为纠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比例失调和歪斜而建立起来的。他们从一开始就是这一体制的螺丝钉,并且只有一个愿望:即使得不到它(一项可以用赫鲁晓夫的工作来加以确认的艰难而又危险的工作,一项可以摧毁领导人的立脚点的工作)的成功,那么至少要稳定局面,好让自己的生活变得较为平静、较为安全和比较可预测的。这第二个目的是完全可达到的,并且也有个人的动因和动力去完成已提出的任务。

上级任命的工作人员对巨额财富实行集体管理,它们是属于国家的,并被党内思想家们命名为“人民财产”。这种管理体制使他们变得像是可使用无占有权的主教团财产的主教。“干部时代”从1964年起开始在苏联制度化,上级任命的高级官员们开始扮演国家的集体“主人”角色了。像这样的上级任命干部毫无疑问早已有了,只是它的政治解放成了一个新的因素。在斯大林时代,干部是领袖手里的工具。随着镇压时期的结束和赫鲁晓夫的上台,干部摆脱了控制,从那时起总书记们就以干部的“第一把手”出面办事了。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在上级任命的干部的共同努力下被拉下了台。除了对古巴导弹危机的含糊不清的总结、关于有可能用唯意志论方法在国土上培植玉米的种种幻想,以及这位被权力“冲昏头脑”的领袖的其他乖戾作为外,还做出了要改变上级任命的干部的地位的尝试。这就决定了赫鲁晓夫的命运。把党组织划分成农村的和城市的党组织的做法,尤其是总书记要把委任执政期局限于三届(12—15年)的企图,引起的恰恰是那种早已使年龄大约为70岁的一代“被提拔者”感到不耐烦并不惜代价地竭力想要摆脱的迟疑态度。这些措施从一个过于官僚化的国家的共同利益的观点看来是十分明智的,但它们损害的是上级任命的全体干部的利益,而不仅仅是其中的资深决策集团的利益。就连当时已经是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赫鲁晓夫的女婿阿祖别伊也在一次喝啤酒时的私人谈话中发牢骚说:“这是不公正的。我现在42岁,也就是说,我将要在54岁时走下大舞台。”此外,赫鲁晓夫终止发放装在党内出纳处的“信封”里的非正式工资,把高官们的公车的型号换成了较为简朴的式样,并且想要把国营别墅转让给学前教育机关。

这一切措施当然还无法导致真正的政治民主化,并且也无法使国家早日解决主要问题。可是方向已经定下来了。赫鲁晓夫的工作在工作人员的队伍中引起了惊慌和神经过敏,是应当被终止的。当苏斯洛夫控制住局势时,他的第一批指示就是:“关切地对待干部”和“创造安定局面”。这意味着要形成在国家领导人中推行官僚政治的理想环[1]境——即一种像马克斯·韦伯所断定的那样是“很难以消除”的意识形态。

从青年时代起就伴随着那个时期的全部领导者的晋升过程的种种情况,决不会有助于发扬诸如诚实、正派、光明正大这样一些性格特点,而且也决不会有助于进行“正当的竞赛”。一个因做一件坏事而获利的人并非一直都会是个坏人;可是促使他占据被捕者、犯人和被枪毙者的“肥美的”职位和职务的那种情况会在他的一生中留下一定的痕迹。此外,在职务级别上获得晋升的同时也要履行一系列的义务;至少是指保持一致的沉默和对现有情况的妥协,至多则是指在进行政治行动时或在演说中要积极地参与对“怠工者”和“人民公敌”的谴责。

上级任命的干部内部的关系不再是靠血缘牵连起来的(与斯大林主义时代相比较之下的一个巨大的差别),可是卑鄙的动机和犯罪的意向常常在领导人之间引起报复行为。相互不信任在这一环境中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在苏共最主要的机关——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勃列日涅夫抱怨自己处境压抑,同时又说,“这样不可能工作”,所以他将要辞职。同样也是政治局成员的波利扬斯基自发地用下面的话回答了勃列日涅夫发的牢骚:“别用辞职来吓唬我们,说到底,就算你辞职而去,那也定会有另一个人来接替你的。”他的这一反应成了他们的关系中的一个转折因素。听取过尼古拉·波德戈尔内及其他政治局成员的电话的勃列日涅夫开始监视波利扬斯基了。得知此事后,后者开始千方百计地设法巴结总书记。为了消除已产生的不信任,他甚至写了一些歌功颂德的诗寄给勃列日涅夫,诗中把总书记比作列宁,而把那次把赫鲁晓夫拉下台的“1964年10月全会”比作十月革命。

当勃列日涅夫把彼得·舍列斯特从政治局成员的职位上和乌克兰党组织领导层里清除出来后,前领导的子女们就被免职或降职了。舍列斯特本人则因上级指示而长期无法找到工作。舍列斯特是非常保守的一派的活动家,因勃列日涅夫对“布拉格之春”的容忍态度和对投入苏联军队一事的耽搁而批评过勃列日涅夫(与此同时他对基辅的作家予以一定的保护,并捍卫过乌克兰语言),失宠后写了一部回忆录,并把它藏在别墅的菜园(!)里。这种情况对那个时代来说是十分寻常的,无论是在权力的代表们看来,还是在权力的牺牲者们看来,好像都不是什么出格的事。

在上级任命的工作人员中不存在对法律的尊重。他们凭自己的亲身经验知道,苏联的法律往往只是用来实现当局者的古怪念头或用来确保当局者的需求的掩体或工具。法律只对普通人起作用。尽管全国的领导干部中间有许多精力充沛的、勤劳的和负责的工作人员,但总的政治气候,特别是在当权者这座金字塔的最高峰上的气候,使人们不得不把个人和集团的利益(特别是在涉及利用一切有利的机会往上爬的时候)放在国家利益之上。在这种情况下,良好的意图很快就会自行了结的。

勃列日涅夫在自己被选上总书记职位后的第一年里工作得极其卖力,晚上很晚才带着公文回家,早上则是第一个到达自己的办公室。可是他很快就开始转托自己的秘书们去完成重要的事务了,并且也不再看那些放在他办公桌上的文件了。柯西金式的改革在1965年又采用了李卜曼早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就仔细制定好的、要求分权决策和扩大消费品生产的思想和草案,这场改革遇到了害怕新举措的官员们的反抗,很快就夭折了。

权力、生产、管理、分配,以及思想体系的制定和解释都集中在上级任命的干部的手里。国家的党——一个与多元体系里现有的政党毫无共同之处的组织是上级任命的干部的脊梁骨。国家采取决策的那个部分恰恰是苏联共产党及其高级官员们,而不是人数为二千万的普通共产党员。这个“党”企图以公民社会的真正代表的资格登台亮相。可是实际上它却使分权和建立法制国家变得困难重重,并且可以说是在截断公民社会的氧气。在经济领域里,它规定需求,控制价格,并分配资源。苏共官方的思想公式为发展自由思维留下很少的机会,并在社会上造成令人难以忍受的封闭氛围。

所有的问题,就连那些更适合于让商店经理级别的人解决的问题,全都处在党中央领导人的管辖范围内;他们的意见可以决定任何问题,甚至是最无关紧要的问题。“喂养人民”、为他们供应食品是真正意义上的每个领袖和总书记应办的事:检查土豆的种植和采集、糖和油的生产,监督粮食的分配、销售等。勃列日涅夫亲自批准自己的政治局同志及他们的家庭成员的休假日程:什么时候他们可以去哪儿休息,哪儿不能去(出国旅行是个非常微妙的话题)。

据在70年代担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尼古拉·叶戈雷切夫的口述,他的一个名字叫普罗梅斯洛夫的属下从赫鲁晓夫那儿得到一个指示,说是厕所里的抽水马桶的坐垫要用塑料做,而不是用木头做。“我刚从匈牙利回来,当你在那里坐到抽水马桶上去的时候,它的坐垫不是冰冷的,”……赫鲁晓夫教过人们艺术,向他们解释什么东西可以叫做艺术,而什么东西不可以叫做艺术。他指示过需要用什么材料去做昆采夫(莫斯科市的郊区)的官邸区的人行道。不过,市长尤里·卢日科夫在90年代首都改建工作时期也做过同样的事。

然而,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经济工作已经同斯大林时代不一样了。部门和企业一步一步地、正式和非正式地违反规定和超越计划所规定的理论性标准的范围。进行洽谈和交易、签订完成任务和订货所必不可少的协议书的紧张程序开始了。这一非凡现象稍后,即在勃列日涅夫的萧条时期里,具有了对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而言是异常重要的意义。

苏联所实行的对外政策和赫鲁晓夫的“解冻”引起了西方和东方对苏联的各种不同的反应。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在东欧引起了改革和变化的新浪潮。在苏联本国,领导人对改革、民主化和采取决策的一成不变的恐惧心理同工作人员本身和干部内部的“竞赛”之间的复杂关系组合在一起,引起了消极的后果。1967年末,勃列日涅夫访问了高尔基市(现在的下诺夫哥罗德),并对欢迎词和为了欢迎他而组织召开的、有当地居民参加的大会感到很满意。出访后,当中央负责国际事务的书记职位空出来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就把这一职位奖给了领导高尔基州的党组织的康斯坦丁·卡图舍夫。卡图舍夫是个有才能和工作积极的人,在工业方面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但他对国际关系一窍不通。不管有没有卡图舍夫,苏联无论如何也会把自己的军队投入捷克斯洛伐克的,这是受时代精神的指使:保守、贪婪和无远见的时代精神。若是不提一提成千上万担任国家领导职位的、解决极其重要问题的那些无能之辈,那就不可能觉察得到这种精神,也不可能理解它的各式各样的表现形态。

如果说在对付捷克斯洛伐克这件事上的那个在痛苦的等待中发生变质的问题被冻结了漫长的20年的话,那么同中国的那些起始于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揭露并因意识形态方面的竞争和对1959年中印冲突的不同见解而继续存在的分歧的后果、加勒比海的危机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就不会让人久候了。苏联被北京宣布为“头号敌人”,于是1968—1969年在横贯阿穆尔河(即黑龙江)诸岛的苏中边境上开始交火了。美国立刻就乘机而动(尼克松在1972年到北京进行第一次访问),并消除了苏联在70年代里极其费力地取得的那种战略平衡的全球性矛盾。从那时起,东方成了苏联的“第二条战线”,而美国则在解决自己的问题上取得了完全成功:如果说苏联在1967年在与中国接壤的边境上驻扎着15个师的话,那么在1972年就已经达到44个师,比驻扎在东欧的军队多13个师。

可是这情况不仅没有妨碍,而且还有助于苏联与西方的贸易关系中的非常重要的变化。在斯大林时代,工业化过程带有自给自足的性质,外贸只是用来获取工业化所必不可少的某些重要的进口商品和资源的工具,而出口收益则是支付进口费用的财源。多亏了自给自足的政策,苏联才过着自己的独立生活,它的问题也不是与1929年的那次毁坏世界经济的大危机联系在一起的。70年代的苏联“体系”问题是由只求数量不讲质量的经济发展所引起的,形象化地说,这种发展已经变成一匹正在以遏止不住的速度狂奔的马,应当喂这匹马,才能使它继续进行它那无序的奔跑。它本应该继续前进,因为有人在继续喂它。起初只求数量不讲质量的、同时又是非常迅速的发展是符合时代的迫切需要的(正是强制性的工业化创造了物质基础,多亏有了这一基础,希特勒的军队才会被击溃)。可是后来这种形式的发展已经失去了它的合理性,并变成了一种滋养着官僚体制种种弊病的恶习。

由于这些事件,就必须提及下面的情况。1965年,苏联地质学家在西西伯利亚发现了石油和天然气的巨大矿藏。原油的生产每10年增加一倍。有世界市场上的好行情(石油价格在1973年冬季—1974年上涨了3倍)相伴随的大规模的原油出口成了一种麻醉剂,它不仅使病人能站立起来,而且还能装出一副根本就没有生病的样子。

在1971—1976年期间,苏联和西方之间的贸易增长了500%,其中与美国的贸易增长了800%。基辛格所执行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苏联与美国的贸易关系的发展,而在联邦德国则是社会民主党人促进了这一点。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少于10%的在苏联生产的产品在世界上是有竞争力的)使国家遏止了日益扩大的技术落后——借助于西方设备的进口,其价值在1975—1981年期间是5000万美元。在70年代里,苏联一年能向自己的东欧盟友提供800万美元的援助,而且还能开始大规模地购买粮食,用它们来弥补国内的食品短缺:1965—1970年间买了1500万吨,1970—1975年间买了6900万吨,1975—1980年间买了11900万吨,1981—1985年间买了17000万吨。“堵洞”政策大体上能保障上级任命的干部的稳固地位,但是也损害了国家的自给自足的特性,而这一特性是决定苏联在世界上的强大地位的主要支柱之一。改变世界市场局势的石油危机迫使美国行政当局全盘修改自己的战略。就这样,美国在70年代之前一直维持着石油进口的高税率,而且靠国内资源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从1971年起国内石油开采的征税提高了,而进口采购量开始增大。1976年,这一政策扩大到了天然气方面。在起初的国内能源需求量有90%靠自给的情况下,美国在70年代增加了能源的进口,并开始靠外买来满足自己的50%的需求。

带有中期消极前景的结构性危机在苏联进一步加深,但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能源危机却对经济方面的纵深发展过程起了重大的积极影响。勃列日涅夫主义的社会危机

从70年代开始,国内生活的有限的正常化(正在增长的“复员”和社会的非意识形态化,因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引起的应急情况的减少,需求的增长和个人主义的发展)造成了离奇的后果,并导致了一些新的异常现象的出现。关于“社会主义的七大奇迹”的笑话是以下述方式给那个年代的国家的生活之谜下定义的:“没有罢工,但没有人在工作。没有人在工作,但计划在完成。计划在完成,但商店里什么东西也没有。商店里什么东西也没有,但人们家里的冰箱里塞满了食品。冰箱里塞满了食品,但大家都感到不满意。大家都感到不满意,但大家都投票‘赞成’。”在理论上,大家都生活在“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王国和自上而下的严格的职位等级制中——上层人物为2500种不同的产品(从牙刷和孩子的摇篮起到核潜艇为止)规定生产指标;这些指标对于10万多个企业来说是必须完成的。这就是“行政命令式管理”的经济。实际情况则是更加复杂和更加难以驾驭的。

即便在以极度的强制和残酷为特点的斯大林时代,经济也没有像“钟表”那样准确地工作过。现在,当社会里实际上不存在强制手段的时候,国内形势的特点是懈怠和日益增强的不负责态度,以及市场的无规矩发展,既没有现实计划水平上的规矩,也没有“国民经济”的规矩。

计划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一种自上而下地调整管理进程的机制。它部分地变成了签订以双方同意为基础的合同的过程,并且因那些一直要求从计划上得到最小的生产责任和最大的拨款的企业而行将死去了。谈判要求有许多机构的参加,担当中间人角色的就是党的工作人员,他们的特点是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并能轻易地适应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一有着垂直管理机构的“行政市场”的古怪体系还被增补上一个重要的方面——签订非正式的协议和进行企业之间及个人之间的交易。贸易以合法与非法的方式进行,并触及所有的人。它不仅像在西方国家里那样包含着商品和服务,而且还包含着一切有价格或价值的东西:社会职务、院士的封号、许可证、全权证书、违法的机会等等。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界线是模糊不清的。许多法规“只是在没有规章的和瞬间发财的精神比其他一切想法占优势的区域里受到破坏时,才会有意义”。

非正式的市场关系的体系虽处在阴影里,却维持着国家的经济,从国家手里接过接力棒后,正在部分地解决赤字问题。这就消灭人们的社会地位的差异、消灭等级制关系和创建扩大自治区域的《习惯法》来说是民主化的一种独特的迹象。

同时,这是一个破坏国家和党的威信的、不可避免的和有害的过程,因为社会里既没有可供选择的机构,也没有创建这种机构的机会。居民从那些经常使用不依靠法律的“合同关系”的例子中受到教益,得知社会衰落在下一阶段能够导致用强制方法解决问题的结果,并且能够转变为另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无法制和独断独行就会被最厉害的一方的专横所取代。

在斯大林时代也好,在接下来的直至60年代的那个时期也好,宣传集体主义思想的传统道德一直都处在国家的保护之下,但从70年代起渐渐被另一种充满个人主义的应受谴责的道德所取代。在那些最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的民族共和国(北高加索、外高加索和中亚),国家的逐步衰变合乎逻辑地导致它们的独立性的增强,以及向习惯了的宗法制关系、血亲道德和氏族制的回归。实际上,这种关系从来也没有从居住在苏联的许多民族的生活中消失过,但是在那个时期它们经历着一个新的兴盛期——既有表面上的兴盛,也有内心隐秘的兴盛。

据现存的评价,70年代苏联公民的30%~40%的个人收入是在官方资料上并不存在的私营部门得到的。在80年代初,这类收入达到了:修鞋子——50%,修住房——45%,以及修汽车——40%。在存在着影子经济、黑市和投机倒把的情况下产生了“企业家的”高层阶级,其财产数在80年代初超过了大部分搞政工的上级任命干部的财产数。过了一段时间后,党的工作人员与高级企业家之间开始出现接触和默契,后者虽是在秘密地工作,但满心希望自己的资本能合法化。

就这样在1981年暴露出了所谓的“鱼子酱案子”。一个完整的秘密交易网已经向国外出口印有“鲱鱼”商标的罐头鱼子酱许多年,并把赚到的钱装进了自己的口袋。被拉进这一犯罪组织的有苏联渔业部部长和副部长、克拉斯诺达尔州的州党委书记、索契市的苏维埃主席,还有一位在审理过程中自杀的克格勃副主席。在70年代和80年代里,地方当局的代表和党的工作人员中有许多人因受贿而对秘密的商业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此类关系在南方的共和国——乌兹别克、土库曼、格鲁吉亚等,以及在俄罗斯的南部区域,例如在罗斯托夫和克拉斯诺达尔,都有着巨大的意义。可以说,各式各样的骗人勾当成了实力的试剂和90年代的俄罗斯经济中所产生的关系与默契的原型;它们先于这种关系和联盟的建立。

在国家衰败和社会非意识形态化过程的范围里,受触动特别大的是知识分子的利益,还有同文化与创作活动有联系的职员和官员们的利益。一方面,说的是有相当影响力的社会和职业方面的思想形态,它最清楚地觉察和明白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它也对当局和官方的思想形态负有最大的义务,官方的思想形态是它的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便它没有创造过这种思想形态,那么它也使用和传授过它。官方的思想形态不愿意看到,也不愿意承认国家的社会生活和经济中的变化——好像它这种思想形态是存在于另一世界里似的。因此正是社会的这一部分处在了在物质情况相对正常化、国家威信遭到破坏和国家不管事的背景上显得越来越清晰的极其虚伪、异化和官僚主义式荒诞的环境中。

社会和人文科学、文学、艺术、电影业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形势最紧张和冲突最多的地方,既有隐蔽的冲突,也有公开的冲突,甚至还有大吵大闹的冲突。它们的发起者就是打击自己的知识型干部的下层集团和作家及演员的工会组织的党本身。挑起公开冲突的是一支日益壮大的“持不同政见者”队伍,它人数不多,却对搞创作的知识分子的代表有着思想上的影响,还有自己的“私下出版物”、国外出版的(被提心吊胆和模糊不清地用“那里”这个词来称呼的)作品,并向体系提出了全面的挑战。这一切矛盾并不是独立存在着的,而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

问题在于,60年代末,苏联当局着手恢复斯大林的“威信”了。如果说人们在60年代初谈论的是“斯大林的肃反”,那么在60年代末谈论的就是“违反法纪”,这种说法不可能阻止要给“伟大领袖”恢复“好名声”的企图。为斯大林平反的过程和制度的总的思想局限性歪曲了本可供“60年代人”用来自我认同的那些象征和形象;他们的精神解放是受限制的,一方面受制于希望和宿愿,另一方面受制于官方对赫鲁晓夫时代的批判和揭露。

在反对派行列中,那些处在体系内部的人和那些处在其外面的人(“持不同政见者”)在观点上的差别并不是那么大。在许多情况下,开除党籍和禁止专业活动会迫使人们迈出这关键的一步。例如,不准在官方刊物上刊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著作的禁令迫使作家完成了这一转变,并迫使他在毫无成功机会的情况下在作家协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1967年5月)发出了“取消整个书刊检查制”的建议。两年后,索尔仁尼琴被开除出作家协会,这使他变成了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可以说是一个在与制度的相互关系中已没有什么可失去的贱民。“持不同政见者”在70年代里变得不那么孤立了,并且扩大了自己的影响范围。仅仅在1971年,在乌克兰被没收的就有3万多种反苏内容的外国出版物、1300多种文献、近2000种非法组织“人民劳动联盟”的出版物、3500种犹太复国主义内容的出版物和52种修正主义内容的出版物;海关人员扣留了16万多种类似内容的文献,而民警机关记下了100起散发敌对传单的事件。作家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和尤利·达尼埃尔在1965年被逮捕,因为他们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以绝密的方法把自己的“反苏”著作送到国外去。西尼亚夫斯基用一个挑衅性的犹太人笔名(阿布拉姆·泰尔茨)写作,这笔名证明他对当局是持蔑视态度的。对作家被捕一事的回敬是在莫斯科市中心召开了一次约有100来人参加的规模不大的抗议集会,而且写了一封有包括一些著名的和知名度很高的作家在内的200位作家签名的信,以表示不服所做出的判决。

尽管从整体上看来“持不同政见者”对体系所做的批评对社会舆论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但他们的演讲活动进行得很少,并且只反映少数人的立场。从体系内部传来的“抗议和哀求”倒是比较寻常的现象。“在宇航员的小城里,在大学生的宿舍里,在科学院的宿舍里,以及在苏联的随便哪一个工人新村里都听得到我的歌曲。既然拥有这种声望,我就想让自己的才能为宣传我们社会的思想服务,”著名诗人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在致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彼·尼·杰米切夫的信中写道,并请求当局取消不准他公开发表和录制歌曲的禁令。

然而,时代的真正特点、那种实际上在时代里留下了痕迹的东西并不是外来的挑战,也不是内部的抗议,而是知识分子的思想形态同现有体系的暗中分歧。本人的思想、见解同公开表达和说出来的必须不是你实际上所想的那种现状之间的矛盾,本身就是一种会使人产生两重性格和虚伪性的病态现象。一个“来自于街头”的普通人既没有社会职务,也没有升官发财的野心,完成自己的工作后,就可以把它们扔到九霄云外,过自己的太平日子。可是对于上级任命的“知识型干部”来说,认真地对待他们所不相信的思想形态就是他们工作的要领,也是他们的义务和升官的条件。诸如《消息报》记者亚历山大·鲍文、在“改革”时期成为著名活动家的国际问题专家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这样一些人就属于那些为勃列日涅夫写发言稿的人的行列。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晚期阶段,贬低官方思想形态在社会精英的代表人物中间是非常重大的事情。升官所必须要做的第一件最起码的事——入党已经是个说假话的行为(若不是说假话的行为,那也就是干蠢事的一个证据)。往上升的路途上的全部淘汰标准会不断地把过于诚实或过于聪明的人从这条路上清除掉。这种局势促进着道德衰退和犯罪心理的发展,所以很像30年代的局面,一代“被提拔出来的”领导人都是在那时奋力钻进权力机关的。

另一个因素在80年代和90年代里对理解新闻媒体和信息资料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就是一种神经过敏的气氛,不愿意看到人们的思想以任何一种方式与半官方刊物联系在一起。认清往上爬的一切肮脏行为,就变成了神话中的英雄,甚至是变成了酒鬼维尼奇卡——自传体小说《莫斯科——好斗之徒》的主人公,该小说是维涅季克特·叶罗菲耶夫在1968年写成的,在合法的刊物使它成为一本畅销书之前,一直以“私下出版物”形式在人们手中流传了20年。不太久之前因生性懒惰而堕落和失业的维尼奇卡在醉酒后的一段粗俗而又充满激情的独白中是这样坚持说自己是正确的:“我留在下面,并从下面唾弃你们的整个社会阶梯。是的。朝第一级阶梯上吐一口痰。想要沿着它爬上去,就要成为一个无恐惧心和无可指责的吝啬鬼,成为一个从头到脚都是用纯钢铸成的鸡奸癖者。可我不是这种人。”“臭烘烘的”当局使苏联人的头脑里产生了“隐蔽的无政府主义”。他们的想法实质上是与“持不同政见者”公开地大声说出来的那些想法一致的,但与后者不同,他们没有足够的勇气公开地向当局挑战。有些人“出过气”,寄出过一些侮辱当局的匿名信(1971年在乌克兰被记录在册的有1000多件,其中包括装着手榴弹的包裹),另一些人详细制定过通过波罗的海甚至是南海逃出国去的艰难而又危险的计划,就像发生在海洋志专家斯拉瓦·库里洛夫身上的那件事一样(他毫无疑问是最光辉的榜样之一)。

38岁的苏联公民库里洛夫用脚蹼、防水眼镜和游泳衣装备好自己,在1974年的一个夜里从一艘苏联邮船上跳下了海。他看星星辨别方向,游了三天三夜,一直游到菲律宾的锡阿尔高岛的岸边为止。他从上面逃走的那艘船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出航,在南海上进行不入外国港口的航行。乘客中既有男人,也有女人,他们的饮酒、性交的空闲时间和相互关系是由“群众娱乐活动组织者”用规定的方法组织起来的,组织者的职责中列入了“监督操行”这一项——完全符合那个时代的精神。

当他的同志们在跳舞的时候,经过长期的瑜珈功培训的库里洛夫在夜里跳入了水中,实施了移居加拿大的一个最英勇的方法——在菲律宾坐了6个月的牢以后。

不过,普通人是不能采取如此极端的行动的。这种情况在对自己周围的人事持有批判目光的为数不多的那部分社会人士中是极为罕见的。“隐蔽的无政府主义”(既是急进的,又是胆怯的,在许多情况下则是醉醺醺的)成了晚期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自由主义思想的一部分、一件“行李”。注意到国内社会的弱点、独立自主的机构和资金的缺乏,就难以设想这件“行李”会自行变成一种有巨大社会意义的东西。只是它随后同上级任命的干部结成了同盟,先是同它的次要机构结盟,稍后是同出自于幕后的横向经济的很大的“商人们”结盟,这一同盟的结果就是形成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体系。

将近80年代时,主管分配稀缺的食品或消费品的“商人们”的财产大大地增加了。俄罗斯已经有了“秘密的百万富翁”,他们在外高加索并不隐瞒自己的财产,而在中亚的乡村地区甚至是大地主。干部队伍从1960年的1200万人增加到了1987年的2600万人。部的数目从1955年的37个增至1977年的88个,到1987年就有100多个了。上级任命的干部的职务并不是按继承方法来转让的,但是想要“以最快和最方便的方法走上上级任命的干部的职位”,就必须是“出身于上级任命的干部这一大家庭的”。这条原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被使用得越来越频繁了。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得到了中将和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员的官衔,可当时他还不到30岁。赫鲁晓夫的女婿领导《消息报》,并且是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的侄子尼科诺夫在《共产党人》杂志社里占据着一个高级职位。这一趋势在晚期勃列日涅夫时代得到了加强。

有权的人更喜欢把自己的孩子安排到国外的外交职位或与外国有关系的职位上去,这一事实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他们的未来生活的理想是什么样的,以及他们认为繁荣和进步在哪里。勃列日涅夫的儿子尤里在瑞典当商务代表;葛罗米柯的儿子阿纳托利在英国当参赞。安德罗波夫的儿子在希腊当大使。同样的情况也在党政工作人员的家属身上反复出现。任命是靠情面得到的,有时候与专业极不相符。党中央委员会部长拉赫曼宁的儿子是个汉学家,却在华盛顿的大使馆里工作。此外,身为父亲的拉赫曼宁还把自己的女婿安德烈·叶菲莫夫“塞到”华盛顿去工作了,后者也是个东方学家。

一旦占到一个美差后,就不愿意失去它了;因此调职或调回苏联的前途是为数不那么少的苏联外交官逃亡到西方去的决定性因素,他们开始在美国或英国的由中央情报局或英国情报五局组织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上揭露“苏联的古拉格岛”。出现了群众性的大逃亡,逃离故乡,逃避自己的烦恼和问题。

以双重生活、心理贫乏以及像是对它进行补偿似的过分积极的性交行为表现出来的社会道德危机也涉及了国家领袖和他周围的人们。勃列日涅夫的儿子是个酒鬼,他女儿过着充满丑闻的非常快活的生活;勃列日涅夫本人在扎维多沃的猎人之家的女招待员中享有热情的情人的声誉,他常常开着自己所酷爱的西方豪华轿车去那儿打打猎。

想要控制和分享那些从生产活动中得到巨大利润的人的财产的愿望在领导集团的意向中不断地增强。财产在苏联既不是“集体所有的”,也不是“社会所有的”,却是“国家所有的”,而他们本来就不是国家的主人。把国家统治者们与90年代的私有化隔开的那段距离并非像可以觉得的那么大,不过却面临着一大堆障碍:官方思想形态的装饰品,官僚制度本身的内部监督,财产的管理工作在负责官员失去其职位时多半就会中止的临时性,合法继承财产和上级任命干部作为一个原生阶级被列入世界精英的不可能性。

在那个时期的一则笑话中是这样描述局势的实质的:勃列日涅夫邀请从乌克兰的一个小省城来的老母亲来做客。他自傲地向她展示自己的位于莫斯科中心的一套200平方米的住宅、郊区的一幢别墅、停放着一辆罗尔斯-罗伊斯和一辆凯迪拉克(尼克松的礼物)的车库、扎维多沃的猎人之家和克里木的一幢别墅。忧心忡忡的老太太问他:“儿子呀,要是共产党人突然取得政权的话,将会怎么样呢?”

当机构危机在1985年被政府正式承认的时候,不考虑到那个时期的政治气氛(在1975年前就形成了)、人们的思想方式和利益,就不可能理解知识分子的代表和党内精英们的许多行为和做法。在此之前还剩下10年。听天由命的漫长的10年。延期的改革

按大英帝国崩溃时期的一位历史学家之见,一个国家的国力并不仅仅在于它的武装力量。它也取决于(1)经济和技术方面的资源;(2)本领、预见的能力和实施外交政策时的决心;(3)社会和政治性组织的办事效率;(4)民族本身,即人民,他们的能力、毅力、功名心、纪律性和首创精神;(5)宗教信仰、神话、幻想;(6)上述诸因素用来相互关联在一起的方法。结果所得到的总数应该是可以与其他国家的国力相比较的。

根据所有这些参数,其中也包括军事力量方面的指数(在这一指数上,苏联和西方国家在给予过高的数量和质量评价的意向上是一致的)来看,苏联从1975年起都没有考及格。

存有怀疑的是,从1975年起所公布的生产和生活水平的全部增长都是虚假的,是拿数字和百分比来耍花招后所得到的结果,但官方资料的分析表明是降低。只有两条巨流——一条会给预算带来10%收入的伏特加巨流和另一条流向国外的石油和煤气巨流——在维持贸易和预算的平衡。

由于从尤里·安德罗波夫当上克格勃主席的1967年起在克格勃里所形成的那种气氛,这个机关的分析部门开始意识到形势的全部严峻性。委员会里笼罩着一种进行专业工作和思维、详细制订计划和提建议的自由气氛。用鉴定专家和分析专家的水平做出的结论是,如果国家领导打算保住战后所确定的全球战略地位,那就必须进行深刻的经济和社会改革。1975年5月,苏联科学院数理经济研究所所长尼古拉·费多连科院士对克格勃的分析专家们做了一个论述国内形势的专题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以科技进步为依靠的经济的优先增长是健康发展的经济的一个特征。如果年生产的全部增长量的三分之二用于这一依靠,而三分之一用于博而不精的发展,那时就可以不必为国家命运担忧了。我们的这些数字的次序正好相反。“我们在生产投资的总额上超过了美国,而总的生产却勉强达到他们的生产水平的60%。我们的播种面积是美国的1.8倍,但是粮食经常不够用,差额正在令人不安地增长。我们需要粮食,不是需要一点点,而是需要成百上千万吨。我们在钢铁、水泥、煤的生产上超过了美国,但这些货物仍旧是非常稀缺的。它们奇怪地不够用。在美国甚至没有诸如‘拨给掌握新技术用的时间’这种概念:建成的工厂马上就开始全力出产品,而在我们这儿掌握生产能力的过程要占用4—5年的时间。手工劳动在苏联是:在工业生产中占60%,在农业生产中占80%,在贸易中占70%,在建筑业中占60%,在运输业中占50%。既然出生率在逐年下降,那么从哪里弄得到劳力呢?”

同时从这些资料中得出的结论也在苏联科学院的研究所里得出来了。例如,在1972年,社会学家、都市主义者和生态学家奥列格·亚尼茨基在“科技的发展及都市化的提高”与“人的独立活动原则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之间画了一条平行线,把危机同政治改革的必要性联系在一起。可是情报传不到那些采取决策的领导人那儿,他们既没有兴趣把它研究明白,也没有能力(智力和体力)去阐释它。最有意思的学术著作也只是有时能顺利地攻克书刊检查这座壁垒。没有印刷厂、纸张或照相复制设备在技术上给它们的流传造成一定的困难。

克格勃分送给国家领导人的情报(仅在国际政治方面一天就有300—400页)既没有被分析过,甚至也没有被看过。克格勃所提供的情报一直是被小心地接受的,因为对国家安全机关决定人的生死问题的那个时代的回忆永远地留在了整整一代人的记忆之中。此外,这情报经常同党中央委员会诸部门“关于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影响”或类似题材的大篇幅的“呈文”混杂在一起,这些题材的呈文是彻头彻尾的教条主义东西,或者是官方的思想形态的贡品。克格勃同科学院研究所和外交部之间的情报交换也蒙上了一层不信任感和由特工机关所引起的恐惧感的阴影。对安全机关的这种态度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在10年期间(从1973年至1983年)只有一位政治局成员(乌斯季诺夫)到克格勃的主要机关去访问过一次的原因。

同样也有体力方面的局限。政治局的领导人在渐趋衰老。勃列日涅夫在1975年经受了第一次心肌梗塞,此后就实际上已经不能够行使自己的职权了。勃列日涅夫的秘书处请求克格勃用大号字体打印送来的情报(因此转达的一切报告都是用大写字母写成的)。国家最高机关的成员们在下午5点钟下班。他们以必须“研究一下文件”为借口每逢星期五一般都不上班,而是直接到别墅里去,以便用这种方法来增加自己的休息天数。政治局的人员组成反映出国家的衰落。它里面没有经济、农业或工业方面的代表;只有总理当上了政治局成员,而且也是纯机械式地当上的。既没有讨论,也没有辩论,进行的是那种旨在解决那些未解决的问题的墨守成规的工作。结果就会产生诸如“责成财政部筹出必要的资金和潜力去用于……”此类的决议。实际上这说明,这种资金和潜力是不存在的,但是有人很希望它们会被找到,并能以某种方法违反常理地改善经济形势。

在出自于体系内部、它的研究所和组织的警告和警报不起作用的情况下,“持不同政见者”们决定要求领导人亲自负起责任来。他们于1970年3月在一份异乎寻常的文件中做到了这一点,它在许多方面预先确定下了几乎过20年后才成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纲领的那些内容。以致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的公开信形式写成的文件是由安德烈·萨哈罗夫、瓦连金·图尔奇内和罗伊·梅德维杰夫签名的。它以充满敬意和深思熟虑的形式叙述制度的无痛的进化式自动更新的前景,谈论“民主化”,说是这种民主化对上级任命的干部来说会是“可以接受的”,并会符合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要求的。

信中指出,民主化的必要性“源自于技术经济的进步问题、科学的管理方法的问题与新闻、报道及竞争的自由的问题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接着又指出,“民主化应该有助于保全和巩固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的经济结构、我们的社会主义思想形态的社会和经济原则”,同样还应该有助于“保全和巩固党在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领导作用”,并且应该循序渐进地进行。然后作者们简洁明确地提出建议,其中包括:建立社会舆论研究院,大赦政治犯,取消身份证里的“民族”项目,通过新闻报道法,在党和苏维埃组织选举时提出几个候选人竞选一个职位,扩大苏维埃,特别是最高苏维埃的职权范围,并恢复那些在斯大林主义时期被逐民族的权利。

所有这些警报信号、劝告和建议不仅未被年老体弱的领导人们所重视和研究,而且也未能使他们在外交政策方面不做出一系列不明智的决策,它们是在70年代里采取和实行的,并成了苏联对后来被叫做“第二次冷战”的那种局面的一种贡献。这场冷战的组成部分是:越南战争失败所造成的那些令美国丢脸的后果使它在国际上处于孤立地位,并引起了国内危机;许多殖民地民族(主要是在非洲的“葡萄牙领土”上)用革命和政变的方法获得了独立,结果产生了14个对华盛顿的帝国制度持不友好态度的新国家。

当时的形势使苏联有机会得到几个新的海上基地(相当不稳定的),同样也促进了军工综合企业的发展、武器供应和没有纳入任何一种计划性战略范围的开支的增长。美国的思想家们对正在发生的事件所下的“共产主义的和平进攻”的定义,也使美国能靠新水平上的武器装备和思想侵略之概念的输出去战胜“越南综合征”,从而发动了新一轮的战略武器竞赛。

莫斯科没有能力用经济手段在那些对它有好感的新国家里维持自己的威信。除了傲慢的“强大性”外,苏联就没有任何别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它着手供应武器,并以自己的军事顾问充当援助,这也导致了第三世界国家里的局部战争和全球范围里的军备更新的扩大。苏联领导集团所做出的影响后来的形势发展的最重大决策是在东欧(1977年)部署600枚新的SS-20核导弹(携带3个核弹头和一套更精确的导航系统)和把苏联军队投入阿富汗(1979年12月)。这两条决策使反苏的共同战线得到了巩固,它是由三个不同的敌人组成的:美国、西欧和中国,这就使它们的思想家能用具体的资料和证据来支持必须限制“苏联的扩张主义”的意见。

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兹皮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那时断言,苏联在朝两个方向实行战略进攻:一个方向是从阿富汗进攻波斯湾,另一个方向是穿过柬埔寨通往马六甲海峡。以后我们将会分析苏联在世界上的地位,但是在这一章节中,我们只关心处在一个因领导者们的盲从和自杀性的消极无为而被抛进危机深渊的国家所背负着的那个额外负担中的其余整个世界的作用。“第二次冷战”成了从理论高度上把“苏联的扩张主义”的论题同“人权”的思想联结在一起的那个最重要的因素。在赫尔辛基签署有一章是论述欧洲的人权问题的《欧洲安全合作会议最后决议案》时,苏联的领导者们希望能恢复雅尔塔会议的国际关系体系的国际公认和得到一些贸易上的优惠。他们以为,人权协议的签订具有纯宣言和礼仪式的性质,并且也不需要履行它们。实际上,他们陷入了一种自己根本就料想不到的尴尬局面。

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乃是一个专横的政体,它侵犯基本的人权,对待自己的反对者很不好。根据这一现实情况,西方的宣传展开了一场激烈和有效的战役。它在对越南的轰炸刚刚结束的那个时刻里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3年里投入越南的爆炸物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部几年里所投下的爆炸物还要多。(可是在中美洲还没有发生那场因政体之过而起的200000人的大屠杀,这人数是该地区的7个国家的居民总人数的1%,这些国家都处于美国的保护之下,它们的寻常实践就是拷问持不同观点的人,或者让他们无影无踪地消失掉。)赫尔辛基的程序提供了新的动力,支持了东欧的痛苦的平民社会(就像对越南战争的批评在美国对维护民权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一样),它在宣传计划中是苏联在思想形态上的失败。

与此同时,那些在赫尔辛基得到赞许的经济合作方面的措施使东西方之间的贸易关系有了动力,并加强了苏联同盟融入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在70年代里,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出口总额的50%以及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的2/3出口额是针对西方的。从70年代中期起,西方的贷款使东方同盟国家的外债剧增,而且负债最多的是苏联和波兰。出口石油的麻醉法和天然资源的多样性为苏联降低了该问题的重要性。可是发生在波兰的情况就非常严重了,偿清债务的尝试导致进口量锐减、消费紧缩和物价上涨。这使那个本来就对俄罗斯持有历史地形成的不友好态度的国家里的社会形势变得激烈紧张起来了。

在莫斯科,任何一种(罕见的)企图批判地审视一下它与东方盟国的经济关系的尝试都会被连根铲除。1978年,驻东德的一位塔斯社记者发了一篇报道,他在报道中说明,苏联按世界市场价的50%的价格供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相当大一部分原油,被盟友加工成汽油和石油产品,然后按世界市场的价格出口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去。这篇报道使记者付出了被解除职务的代价。苏联驻华盛顿的大使从国家领袖口中得到的指示(常常是没有它们的)在更高一级水平上反映出“laissez faire”(法语,意为“自由放任”),即同一种自杀性的萎靡不振状态的另一面:“托利亚,你不需要指示,你比我更了解该怎么同美国人打交道。让和平降临吧,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勃列日涅夫在1978年(军队开进阿富汗的前一年)就已经是个衰老的残废人了。他的说话能力出了问题,所以他许多事都不明白。不久前被任命为负责管农业的中央书记、精力充沛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一次会见时想要向他说明自己对农业政策中的一些变更的看法,却“觉察到这是毫无意义的。他对我的话和我本人都毫无反应。他所说的唯一的一句话是:‘我可怜库拉科夫(戈尔巴乔夫的前任),他是个好人。’”在改革的前夕

执政18年后(比斯大林的执政期短,但是比列宁和赫鲁晓夫的执政期的总和长),勃列日涅夫在1982年11月去世了。评论尤里·安德罗波夫的“先期改革”的文章写得不少,在俄罗斯谈到这一点时,人们往往都怀着一种心情,觉得他的许多想法都未实现,这是俄罗斯的一大过失。他的想法到底是什么呢?

毫无疑问,安德罗波夫是个比勃列日涅夫有学问的、了解和关心国内现实情况的人,处在享有特权和相对有序的克格勃“上层”时,他本人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是来不及回答吗?)在1983年2月,即被任命为总书记后只过了3个月,医生们开始把他接到一台帮助机体治疗肾病的透析仪器上去,过了一年后他就去世了。尽管执政期如此之短,安德罗波夫还是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并表现出了一种想要解决堆积如山的问题的不容人争辩的意愿。

他在执政的头6个星期里提出了3条重要和明智的裁军建议,旨在防止北大西洋条约组织扩充欧洲导弹、削减25%的库存战略武器和禁止核试验。苏方的这些和另一些建议是在里根政府所展开的新一轮反苏的思想战争的高潮期提出来的。关于“兰博时代”、“罪恶帝国”谈得很多,但主要的还是里根在1983年3月的演说中所宣布的、作为“星际战争”而广为人知的、一份以“战略防御的倡议”为标题的冗长而又不切实际的方案(地面和航天基地的反导弹防御系统)。

这份方案与冷战时代的防止扩散核武器的主要协议之一——1972年的反导弹防御条约相抵触。反导弹防御条约规定要限制反导弹防御系统(旨在拦截敌方的导弹进攻的导弹)的扩展。与反导弹防御思想相矛盾的是,战略防御倡议的实施是在为军备的螺旋形上升开辟前途:突破敌方的防御壁垒的主要方法就是大大地增加被发射导弹的数量,以便其中至少有几枚能击中目标。

尽管安德罗波夫做出了强硬的回答,但现状还是吓着了莫斯科。方案必须以高级工艺的拓展和成千上百万的支出为前提,但是国家的内部需求却要求减少对抗和重新把资源分配到民用部门去。1983年9月,一架韩国的“波音”飞机误入歧途,偏离了指定的航线,并因导航错误而进入了苏联领土的上空。在这一令人神经不安的局势中,一架外国飞机的出现在苏联的防空部队里引起了惊慌,结果是“波音”客机在萨哈林岛上空被击落了。大批人员的惨死、莫斯科的最初的沉默和稍后被援引的模糊解释巩固了宣传“罪恶帝国”的阵地,并激化了国际形势。

至于苏维埃国家的内部生活中的改革,安德罗波夫提出一些相当简单的措施用于提高纪律,同时还要求把反贪污斗争更坚决地进行下去,这一切都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和积极的支持。安德罗波夫不是一个愿意改变制度的自由主义者,却是一个有一套改善制度的计划的刚强的人。关于他能不能成为俄罗斯的邓小平的讨论无法绕开下面那个事实:中国人在毛泽东去世后马上就开始进行自己的改革了,但苏联却“睡得错过”了20年;不过作为一个纯理论性的问题,这场讨论是有意义的。从安德罗波夫的私人谈话中可以看出,他想允许在苏联社会中有思想、社会差别、创作多样化、获得和传播信息的自由——即西方所准许的那些自由,并指望这一切将在可预见到的15年或20年的期间内成为有可能实现的事,“届时生活水平会有所提高”。

不管怎么样,安德罗波夫把精力充沛的、容不得拖拉作风的、年轻的新一代领导人——诸如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叶戈尔·利加乔夫、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尼古拉·雷日科夫这样一些人提拔到了莫斯科和政治局的高级职位上,还提拔了一批助理、评审人和顾问。继安德罗波夫之后执政的契尔年科原先是勃列日涅夫手下的中央书记和中央委员会部长(官僚体系内部的官僚部门),他最大的本领就是筹备会议和削铅笔,他的上台执政是制度有弊病的一个证据,和对处在期待中的年轻领导人的耐心的一次新挑战。契尔年科的时代是短促的:安德罗波夫去世后只过了13个月,在1985年3月他就被埋葬了。

55岁的戈尔巴乔夫不顾某些力量的反对,上台执政了,这说明,苏联从赫鲁晓夫时代起得到了能实施重大改革的第二次历史机会。戈尔巴乔夫一代人的特点是对国内局势的忧心忡忡、聚积着以前的全部错误的急躁心情和以他们个人的一定经验为根据的乐观精神。从他们还是少年的那个战争时期起,他们的一生就是朝着生活水平的哪怕很小的改善、复兴、改变和提高而不断地前进的过程。他们缺乏那种在俄罗斯被叫做“混乱”——也就是像在18世纪时的俄罗斯和20年代的苏维埃俄罗斯所发生的那种人心骚乱、经济一团糟和外国干涉时代的阅历。他们无法想象得出,改革会以骚乱而告终,而不是导致进步和改善。

对于戈尔巴乔夫这代人来说,资本主义是以西方的灿烂的生活方式,以所谓的“文明世界”的形象呈现出来的。

俄罗斯领导人显示出了急躁心情、虚荣心极强的目标(这种虚荣心是与缺乏达到目的的具体计划相对立的),从更换领导那一刻到开始进行改革,落后了20年。

然而,一切都是怀着内在的大乐观主义精神在进行的。搭配真的是引人注目的。

在纸面上,苏联在1984年生产了“比美国多80%的钢、42%的石油、55%的化肥、1倍的锻铁和5倍的铁矿石。苏联工厂生产的拖拉机比美国同类工厂所生产的多4倍。”可是那时候西方已经生活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体系中了——有着新的技术经济水平的全部本质属性和另一种合理性的概念,是生活在后工业的社会中,在这个社会中进步的参数多半是集成电路,而不是铁矿石;是塑料,而不是钢;在这个社会中厉行节约原料消费的制度成了比生产石油更重要和更有利的事情。80年代西方的改革导致了那些在前10年里在技术经济关系中落后的结构的崩溃。两位著名的俄罗斯社会学家在论及俄罗斯时写道,国家有与当代的科学工业体制的需求相适应的社会和工会组织,但该组织是与处在发展前一阶段的停滞的生产制度牢牢地联系在一起的。

苏维埃国家在50年的历史里,在工艺、经济和思想领域里所付出的努力、所受过的苦难和所取得的成就,在1985年即将来临之际被宣布贬值了。列入这份军事潜力清单的只有一个时间问题,这在“第二次冷战”的紧张气氛的环境里意味着欧亚地区的独立和完整可能会受到威胁。苏联公民的不满情绪在增长,它正是在寄给中央委员会的抗议信里反映出来的。抗议信的数量在不断地上升:1984年是74000封,接下来是每年25%的增长率。

按历史学家莫舍·莱温的话来说,从戈尔巴乔夫以宣布“改革”的方法正式承认危机这件事开始,苏联所发生的那些事情中没有一件是“意外的”,只有一个情况是例外,那就是大多数弊病都同时显露出来了,这情况对于已做好准备的最坚决的改革者队伍来说可能会成为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新时代的那一大堆与过去的官僚主义遗产联系在一起的、并因20年昏睡而日益加深的乱七八糟的情况,以及最老实的改革者们的乐观主义的即兴致词、把家族利益放得高于国家利益的无耻之徒的个人利己主义和贪婪,——这一切开辟了俄罗斯历史中的一个新的“混乱时代”。

西方分析家关于这一点的预测是错误的。美国著名苏联学家们在1983年的一部合著中说,苏联的经济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将以比前些年里更低的速度发展,但这些数字按世界标准看来还可以算是平均指数。苏联的经济“处于良好的状态之中”,它有潜力在不降低生活水平的情况下维持军备竞赛,并比美国的经济发展得更快,这话写在中央情报局1982年一份篇幅达400页的报告里。按全部情况看来,这些预测都证实19世纪的俄罗斯思想家亚历山大·赫尔岑的一个简明扼要的见解是正确的:“西方简直不了解俄罗斯。”

2 自由的代价

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西方,人们都马上就对新一代领导人取得政权的意义做出了评价。可是都没有注意到他们的突出的特点:有进行社会改革的宏伟抱负与没有具体的目标和任务、有强烈的改革愿望与没有实施改革的构思的一种奇怪的结合。

我在1987年夏天为《先锋报》所撰写的第一篇专论苏联形势的文章中说明过,已开始的改革的主要目的大概是什么。我写道:“苏联领导人想要克服苏联相对于工业发达国家而言的结构方面的落后状态,想要让苏联人民积极地参加改革。”接下来我指出:“一切都表明有着一个旨在使苏联社会变成一个比较有用和比较现代化的社会的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总计划。”

诊断通过了时间的检查,但是紧接着最初决定之后的进一步发展却是完全不成功的:除了要实现有力的改革的总意图外,苏联领导人没有任何具体的计划。从1986年起,国家改革方案的详细提纲,和已下过定义的有关改革的行动方法及目标的行动计划,竟变得如此迅速和如此彻底,这就证实,他们不仅没有统一的战略思想,而且对自己本人和对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概念。

最初说出来的想法是相当保守的,并且只反映出专家治国论者的深深忧虑和从政治上及思想上巩固现有制度的意向。在被任命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后第一次当众亮相的时候,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利哈乔夫汽车厂的工人们面前,十分朴实地说出了因苏联“从70年代初开始”差距越来越大地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状况而起的忧虑。新领袖指出,增长速度的下降使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形势以及“无条件的国防课题的解决”变得复杂起来了。戈尔巴乔夫说:“从前我们靠大量劳动力和天然资源的投入达到高速度的增长。现在两者都没有。人口上的又一个浪头——战争的回波——导致了劳力的短缺,而且也不必指望能吸收到新的物质资源和天然资源。首先,它们不是无限的,其次,想得到它们就需要一笔巨大的费用。只有一个办法——采用先进设备、自动化技术、能耗量较少和无废料的工艺来达到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用这种办法可以和应该确保国民年收入的增长率不低于百分之四。”

无论是从科学院院士阿甘别吉扬的“加速策略”算起,还是从与酗酒和酒癖斗争的运动算起,这个阶段都是在1986年就开始了。随之而来的是从1987年春天开始的另一个阶段,它的主要口号是“改造”,它不仅有经济上的潜台词,而且也有社会政治上的潜台词。1988年开始了第三个阶段,这时候“社会民主化”被宣布为改革的主要目标。最后一个目标经常被理解为受控制的制度修改。在1987—1989年间,通过一些决议和法律破除了在诸如外贸、银行事业、合作社运动这样一些享有特权的领域里以及在一些更加具体的部门——共产党和青年组织里的国家垄断。随后一直到1990年为止,运用各种方案培植市场关系:从“合营经济”到以“陨星的”纲领《500天》表现出来的自由派的侵略型资本主义。

在民族关系方面,最初的计划里说是要给予苏联的各个加盟共和国“社会主义式的”独立自主权去解决经济问题,以便过几年后苏联会变成一些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的主权国家的联盟。在国际关系方面,超级大国之间达成一致的裁军方针先是变为大量的单方面的让步,这些让步解决了主要的争论以及与争论相关联的在冷战期间积累起来的问题(关于战略和战术性的核武器以及常规武器)。然后是变为接受以往由占优势的强国为受自己影响的地区所说出的那种最奇怪的学说(苏联外交部的官方代表根纳季·格拉西莫夫把它叫做“西纳特拉学说”,以便纪念弗兰克·西纳特拉写的一首歌《用你的方法》)。按照这一学说,苏维埃联盟的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做它想做的那种事,最终的结果就是超级大国从中欧和东欧的撤离,这种撤离就其无条件性、做出决定的单方面性和它们的后果来说都是无先例的。

自然,这些大事件的前后关系中有着显而易见的、彼此相关联的、变化迅速的、相互矛盾的问题和情况。可是现在我们感兴趣的是,那种由于实行改革而出现在社会面前的新任务是完成原先任务后的结果的情况,竟然连一次也没有出现过。

至少在大概还可以用力挡住飞速下滑的雪崩的1990年之前,国内所发生的事件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不断变化的计划在自己的基础中有着一个共同的因素:即兴的构思只预见得到进行改革的积极后果。消极的方案和在事情发生未预见到的转折时的纠错措施看来似乎是没有的。

如此乐观的主观方案不仅从一开始就给改革的实施造成困难,而且还有着十分明显的社会后果。正如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利哈乔夫汽车制造厂的工人们面前的演讲中所说的一样,每个新方案都会列举它今后会带来的成就(国民收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将是4%,苏联的每一个家庭在2000年之前都将得到一套独用的住房,食品和日常必需品的长期短缺现象将被消除……)。这在社会中引起很大的希望。在1990年12月之前,当工业生产在除战争年代外的整个苏维埃历史期间里第一次开始下降时,已经是在对物价和货币流通量的控制丧失以后,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和国家领袖的威信就大大地动摇了。

至于正在进行中的改革的理论底蕴,就这方面来说苏联的改革处在很不好的情况中。如果说专制制度一般不会为发展自由思想提供最佳机会的话,那么在苏联社会科学、哲学和政治思想直接从属于官方学说的现象的特点就是特别残酷,因此这方面的情况是令人难受的。“改革”在西方的思想中汲取自己的灵感,它们在苏联是持不同政见的亚文化群的一部分,这个亚文化群的出发点是阿尔贝特·爱因斯坦在50年代提出的一条著名的公理。他断言,核武器改变了整个世界,只有政治思想是例外。当人类有能力自己消灭自己的时候,政治思想和国际关系就应该从这一重大的发明的角度被重新审视。

在80年代中期,超级大国的军械库里共计有总爆炸力为130亿吨级的50000多枚核弹头,能消灭10—15倍的这颗行星上的全部生灵。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成了一种迫切的需要。它应该使国家之间的争执有可能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得到解决,而在核武器之前的时代里是经常动用武力的。现在呢,动武完全成了不可能的事,因为动武可能会引起世界毁灭的后果。因此迫切需要召开一些国际代表大会,它们将会着手解决人类的诸如军备竞赛、环境污染和人权一类的全球性大问题。

另一种思想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已经不符合以世界秩序的全部组元都具有更大的完整性和相互依赖性为特点的国际关系的复杂性了,对立在将来应该让位于“趋同”。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最出色的顾问之一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对这种趋同的总前途做了解释:“东西方的联合……仅仅是一场大战役的第一个阶段,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阶段或许更加复杂,这就是:南北方的一体化。换句话说,指的是形成新的文明社会的和平过程,在这个新社会里将会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人类的任何一种共性,同时某些社会和政治戒律将会成为大家都必须遵守的准则……”

在像苏联这种有着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和俄罗斯文化的救世传统的国家里,这种思想对于发展旨在认识和论证社会的现代化和复兴的那种哲学思想来说,好像是一个不错的出发点。问题在于这些思想的背后,是对自己的地位和对要把自己视为位于第一世界(工业发达的占优势的世界)和第三世界(发展中的、处在依从地位的和处于长期危机中的世界)中间的“第二世界”的国家这一点都没有明确的理解。

俄罗斯在20世纪初发生了一场无产阶级革命,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对西方所创造的、由它支持着并强加给其余整个世界的那种发展模式本身加以怀疑的国家。付出了让自己的人民受苦受难的惨重代价后,俄罗斯这个位于欧洲外围的国家替自己解决了发展中社会的问题,其中包括它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世界水平上的不平衡的发展,一些国家的统治和另一些国家对它们的屈从。对这种自古以来的情况缺乏清晰的理解,从20世纪初开始的俄罗斯的发展史就仍旧还是像“未被描写清楚的”,于是对现代的诊断本身也好,它在未来的任何反映也好,从这一刻起一定都会开始变得复杂起来。“改革”的前辈们恰恰忽略了这个事实。

传统的、“民族的”思想知识——“马克思列宁主义”曾是一种学说的“社会主义的”骨架,国家带着这种学说变成了曾经是的那种自给自足的独立的超级大国,现在它失去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威信。总之,负责抓思想问题的知识分子也好,担任领导职务的政治活动家也好,都不相信“列宁的回归”、“布哈林的平反”或新经济时代的复兴,而它们却是恢复民族的社会主义传统所必需的根源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因为没有它们,所以或是发明一些新的理论——从20年代开始,因考虑到发展自由和独立的思想的道路上的障碍很大而发明的一种相当复杂的东西,或是抓住一些外来思想。在80年代里,“外来”一词只能有一个意思——西方: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这就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思想引人注目的缘故,由此可以借用的不仅仅是“世纪末的结构危机”这一概念,而且还有外包装:工业文明的危机和有关既是资本主义的基础又是社会主义的基础的那种进步的思想(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真正的“趋同点”,它们都是在美国的社会科学的影响下发展的)。

在70—80年代期间,苏联的改革中心小组的许多顾问,甚至包括它的一些最著名的成员在内,都曾在美国住过不少时间,他们在那里有机会直接了解像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国会的联合经济委员会等这样一些美国主要的苏联问题研究中心的工作。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也就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里负责思想问题的那个人,当了10年驻加拿大的苏联大使(1973—1983年)和1年哥伦比亚大学的领奖学金的学生(1959年)。

西方的概念和思想是有利害关系的和盲目的民族中心主义的反映,它们在80年代的苏联被接受,无论如何也不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稍后坚持认为的那种西方反俄罗斯阴谋的结果。它是自然发生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苏维埃制度本身的封闭性的后果。希望甚至不必出国就能了解西方思想,因为从安德罗波夫执政时起,苏联科学院的研究所里为了解和研究西方思想,实施了极宽松的制度,并准许广泛地开放外国出版物。

在国内,从20世纪70年代起,用俄罗斯的一些民族语言播音的西方广播电台(“自由欧洲”、“自由”电台,BBC等)对社会舆论起了很大的影响。70年代末,苏联在短波收音机的数量上超过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8200万台)。与关于国内和世界上的事件的详细(有时是唯一的)报道并列,居民收得到两者必择其一的思想、概念和按西方榜样给出的一整套处方。这些转播是苏维埃的报纸和电台所报道的那些东西比不上的。要让这类西方思想扎根于苏联,写作“溶液”是必不可少的,这种“溶液”也有很多。上述情况说明“改革”的第三种伟大的哲学思想被接受时的那种相对的轻松心情:人们以为苏联“回归”到“世界的文明社会”里去了。“‘新思维’的思想要求,”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顾问说明,“我们这个从1917年就与其余的文明世界相隔绝的国家重新进入世界共同体,以便能与国际法原则相符地按文明社会的规律生活。这个把‘文明的’理解为发达的西方世界和美国的生活方式的概念不仅与苏联——一个把世界上一切现有文明的多元论结合在自己怀里的国家的‘混杂’出身有着深刻的矛盾,而且遗憾得很,除此之外它还没有考虑到,在‘文明世界’上建立秩序的并不是‘国际法原则’,而往往是以控制资源为目标的实力和统治。”

这一骗人的健忘性最终会引起的风险就是,俄罗斯将回到自己在世纪初时的地位上去——并且又是出自一直对苏联所占有的全球六分之一地面上的巨大资源很感兴趣的那些大强国的意愿。

忘记这一点后,国家就有置一切变化于不顾地回到革命前在世界关系中的旧地位——即一个不发达的和处于依从地位的大国上去的危险。在渴望像(甚至可以说是“重新像”)美国(俄罗斯从未像过美国)的同时,苏联会遭到变成巴西的危险。

上述的一切一点也没有直截了当地在“改革”的基本思想中得到确认,这一切错综复杂的情况无疑从一开始就处于“它的内部”——危险的空洞和不恰当的言行之中了。如果说关于“新的世界文明社会”的积极的空想很好地与捍卫苏联的利益和立场的政策结合在一起的话,那么充满美国的自由泡影的空想就显然是异类的。如果这种两难推理是对的,那么复兴而又不丧失国家的威力、独立和自给自足性是办不到的,所以苏联的改革家们应当想出以自己本国的现实或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的经验为基础的“某种新主意”来。

这本来意味着,在考虑能使硬化的物质具有动力的市场改革时,需要拿来当理想的样板用的不是美国、德国或瑞典,而是发展中的大国——巴西、印度或墨西哥。

然而,要“想出一点主意”,就必须有一定的创造能力,而在苏联那种在自由思维的道路上设置各式各样障碍的戈尔巴乔夫之前的统治,以及领导阶层的贪婪,都使创造能力难以得到发展。只有明确的基本思想和令人信服的领袖地位才能克服这种困难。可是在“改革”时代的苏联却两者均无。戈尔巴乔夫的出色的顾问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不过他也像其他所有的人一样把“世界文明社会”的概念缩小到了西方国家和美国的世界)在自己的同一部著作中揭示,最正直的领导者们的意愿反对试验达到了何种程度。沙赫纳扎罗夫列举了国家在过去的一世纪里一边“逆流而行”,一边用自己的榜样证实,虽然世界各国都生活在“另一些社会和经济的制度”中,但还是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社会模式”时所遇到的那些困难。他断定,“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国家的发展偏离了世界文明的主要方向。”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本人在1987年发表了自己的一本失去任何理论和概念的书——《改革和对我国及全世界来说的新思维》,确认了这种情绪。这本书实际上是毫无价值的,但这一点并没有使任何人感到很不安。苏维埃的年轻的、精力充沛的新领袖批判地谈论自己的国家,承认需要进行对全世界来说都是必要而又有意义的重大改变,——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一种足以“压过”其余一切惊人新闻的轰动性事件。

既然“改革”没有明确的计划,而且它的思想前提又是薄弱和矛盾到了连戈尔巴乔夫写的“纲领性的”书也勉强令人弄得明白的程度,那么改革依靠什么,“改革”的力量是什么,它的领袖有些什么优点?出于好些原因,我倒是愿意认为,尽管有着一些明显的缺点,对我们稍后称之为过渡阶段的“完全失败的”过程的一些事件也负有无可置疑的责任,但在“改革”中和它的领袖的非凡个性中还是有一点“伟大”的东西。这种东西以某种方法经受了改革的失败,并且让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历史上占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普通的老百姓在科隆、米兰、马德里、纽约或赫尔辛基的街头上热情地欢迎戈尔巴乔夫,对他抱有只有伟大人物才能激起的那种一致的好感,他们非常清楚地看得到和认得清这“某种东西”。

之所以有这种好评,是因为“改革”首先是戈尔巴乔夫的倡议,正是他终止了东西方的核武器对抗。可是我觉得好像出现“戈尔巴乔夫迷”的整个奇观的原因不仅仅是这一点。有一种理解是,“改革”和它的领袖身上有着一种往往是普通百姓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固有的明确的伦理道德因素。不过它在大的政治中,以及在游戏规则由复杂的利益关系、利己主义和实用主义所决定的国际关系中是极其难得遇到的。

这一特点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奇怪的朴实性格中汲取力量,是这个人的性格中的最不寻常的特点,这个人就其本质而言是个人道主义者,同时也是一只“搞政治的动物”,也就是一个自负而又很有心计的人物,有能力沿着上级任命干部的梯子往上爬和同竞争者斗争,以便一边给自己开辟出一条通往最高峰的道路,一边在大政治这片危险的残酷无情的莽林中活下去,能在那里存活下来的通常都只是最厉害的人,并且也并非总是最正派的人。

在自己的首批国际性倡议之一——1986年1月15日的裁军声明中,戈尔巴乔夫提出了“让人类解除对核灾难的恐惧感的纲领”。“快到1999年末的时候,地球上就不会再有核武器了。正在制定一份永远也不再生产这种武器的多方面的协议,”——声明中是如此说的。文件不仅仅是预言性的,而且还含有一份制订得很详细的计划,这计划是由3个阶段组成的,有日期、执行情况的图表、战略和战术导弹以及化学和生化武器的削减指标。苏联单方面暂停核试验的行动延长3个月,这显示了这些打算的严肃认真性和一番好心意。声明含有向美国发出的挑战。例如,声明中说,如果里根总统要消除核武器的打算是真诚的,那么较为聪明的决定就是着手开始削减和消灭它,而不是把今后的10—15年时间用在加工和运用那种会使核武器变成无用之物的、对全人类特别危险的、新的宇宙武器。“注意到现代社会所达到的人类文明的水平,”戈尔巴乔夫说,“那么美国关于军事优势的向往就是不光彩的政治的反映。不过这里并没有奚落、责备和谴责的意思。这里指的是要‘停止用石器时代的范畴来思维’以及要‘彻底改变’军国主义强加于人的那条原则。”戈尔巴乔夫坚决地说,军备竞赛取代进步这条原则应该让位给另一条原则:为了进步而裁军。

这些后来在宣言、声明、倡议和各国首脑会议上得到进一步发挥的建议推翻了冷战的逻辑,并在西方引起了毫不掩饰的恼怒情绪。联邦德国的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在1987年表达欧洲右翼分子的意见时还是坚持把戈尔巴乔夫的进逼确定为“戈培尔式的进攻”。在美国,几乎过了3年后,老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还是声称,“戈尔巴乔夫想要在西方国家的联盟中引起慌乱,并认为最好是一边积极地公开发表和平倡议,一边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毫无疑问,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和平建议的意义是明白易懂和不容争辩的,因为他们的逻辑具有的并不是“政治上的”特性,而是伦理道德上的特性。按照这一逻辑,结束军备竞赛就像与饥饿作斗争或与污染环境作斗争一样,是一种绝对明确和自然的现象。把“真理送到人民中去”的不是礼拜天布道时的神职人员,而是超级大国中的一个大国的领袖,——这个事实说明一个大道理:一位实际上为世界大事承担下责任的政治家终于说了那种与普通人的健全的理性相符的话!

冷战的终结,至少是东西方对抗的结束,是一件重大的事情。自然,苏联的削减军队行动中反映出某种比简单的利他主义更大的意图——这是戈尔巴乔夫亲自在政治局召开雷克雅未克大会的筹备会议时解释过的一种政治打算(1986年10月):“现在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中断又一轮军备竞赛的新阶段。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的危险就会增大。而不在某些具体的、就算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上放弃依靠了很久的那种东西,我们就会失去主要的东西。我们将会被拖进我们力所不及的军备竞赛。我们定会输掉的,因为这场竞赛现在对我们来说已经处在潜力的极限上了。”

同时,苏联早已在与西方竞赛了,边竞赛边在自己潜力的极限上保持平衡的做法并不妨碍它把握住事件的脉搏。对道德原则不作暗示的纯盘算解释不了对待问题的新的态度,这就促使新的总书记要让政治局的其他“可靠的”成员相信对传统信条的忠诚和改变先后次序的必要性。“我们不否认全人类的价值,但决不能不再考虑阶级利益!”利加乔夫在政治局的一次生动的“哲学讨论”中发言时大声疾呼。戈尔巴乔夫回答他说:“是的,但我本来就是在谈全人类价值的先后次序。这并不是说,我们在否认阶级利益、集团利益、民族利益及其他的利益。不过,有一点是明摆着的,若不能用共同的努力防止核战争,它们就会失去一切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哪会有什么利益,连阶级本身也不会有啦!一切都会化为乌有的……”

毫无疑问,“迈过门槛”的决定只有在具备一定的乐观主义精神、朴实性格和对人类共同的“健全的理性”——那个时期的一种天真的哲学的信心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做得出。没有这种对“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可行性”的深厚信心,裁军就是不可能实现的,甚至是不合理的。如果怀疑敌人会打算趁一个国家拒绝采取军事行动之机去加强自己的侵略意图的想法战胜对“健全的理性”的信心,那么迈出第一步就已经没有意义了。戈尔巴乔夫以“正面的题解”解开了这条两难推理,并在解决其他出现在他面前的问题时也表现出了同样的才能。

例如,戈尔巴乔夫相信,苏联共产党定能面目一新,并能不再把自己当作一种统一和振兴的力量强加于社会。他同样认为,可以通过相互间达成协议的方法使苏联当局最高机关与各苏维埃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变得不是那么中央集权的。他相信,“共同的健全的理性”(世界共同体、党和国民以及某种程度上来说的全世界的健全理性)最终将成为他赖以实现自己意图的支柱。

充满这一信心的戈尔巴乔夫做出了一些从古老的俄罗斯传统的观点来看是十分反常的行动:他越来越多地卷入了一个渐渐地使他丧失荣誉和削减他独裁统治的大权——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全能权力的过程。一些人试图解释这些反常行动,说是戈尔巴乔夫由于情势所迫从1987年起开始丧失权力,并在1991年不是出于自愿地,而是在自己的竞争者们的“帮助”下完全彻底地失去了权力。毋庸置疑,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是在很多方面违背自己意愿地被解除权力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将会在下面更加详细地谈论,但是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至少在1990年之前他还是有足够多的机会去制止自己的敌人的。他之所以没有做成这事,只是因为权力的转交是自愿地进行的,并且是符合他的内在信念的。

许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指出过戈尔巴乔夫工作的巨大意义的俄罗斯和外国的作者(霍布斯鲍姆,舍夫佐娃)在把他评定为一位“悲剧”人物时是观点一致的。我个人的经验使我相信情况刚好相反:据我的观察,在权力被解除后,在戈尔巴乔夫被他的相当大一部分同事和战友抛弃后,在他的“改革”作为一种政治方案沉没后,他的举止行为一点也没有表明他身上有“失势者的外伤”。这令人想到,对于苏联过渡时期第一阶段的改革家来说,个人的失败是他为某种符合道德信念和全人类价值观的最崇高事业所付出的一部分代价。

这种信念是从哪里来的呢?

它们基本上源自于一个相信社会主义的负责和正直的人的世界观。戈尔巴乔夫爱说的一句话就是确认“社会主义的巨大潜力”;由这话得出的结论是,体制基本上是“正确的”,只不过必须创造一些条件,好让它能利用自己的全部潜力得到发展。“改革社会主义”(是它在苏联所具有的那种具体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以赫鲁晓夫在社会面前所展开的那幅远景图为背景在50年代和60年代在国内是非常流行的(当时戈尔巴乔夫是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的学生)。稍后,当这一思想的流行在莫斯科的知识分子和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官僚们的圈子里开始渐渐消退时,戈尔巴乔夫一头扎进自己的故乡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小天地里,生活在一个虽不及首都那么丰富多彩却也是比较自然的环境中,这个青年的理想就是在那里得到支持,并渐渐成熟起来的。他有一个捷克斯洛伐克的同学兹德涅克·姆利纳日在“布拉格之春”时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们的友谊和通信对戈尔巴乔夫的思想成熟过程做出了贡献。

从戈尔巴乔夫已经当上斯塔夫罗波尔区党委第一书记的1971年起,他作为苏共中央的委员有可能看到“秘密的”书,并认识了像安东尼奥·格拉姆希、罗日·加罗迪、久泽佩·鲍法等这样一些作者,他们的作品是70年代的欧洲共产主义宝库的一部分。1971年开始的西方之行——去意大利、法国、比利时和德国的旅行(有几次是在正式代表团的严格范围里去的,另外几次则是在完全非正式的情况下去的,例如,在1977年的假期里,戈尔巴乔夫和妻子赖莎一起乘一辆租来的汽车在法国和意大利赶了5000公里的路)给那个不久就当上苏联“第一把手”的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交谈者的坦率和无拘无束、他们对包括自己的政府、国家或地区范围的政治家的工作在内的一切所发表的自由议论使我们感到大为惊讶。他们在这方面的看法也常常会有分歧,而我们呢,无论是在家里(当然除了厨房里的讨论外),还是在国外,都会在对一切问题的看法上表现出一贯的团结一致性。并且谈得很谨慎,生怕同胞们会想到些天晓得什么事情上去。”

通常会使一个苏维埃(俄罗斯)人在接触到西方生活时感到着迷的那一切东西,在戈尔巴乔夫身上都得到了不同寻常的特殊反应。当大多数苏联游客站着,张开嘴,望着大量的橱窗和西方最新发明的东西,并拿它们与自己世界的贫乏情况相比较时,那个不久就将成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人却把注意力集中在社会问题上,甚至还能够发表一些批评意见。1971年,戈尔巴乔夫在意大利注意到了西西里岛上的“极其贫穷”状况;过了一年后,在比利时,他看出在与荷兰接壤的边界上特别缺少检查,因为那里的人只是勉强地看了一眼他的护照;同时他还发现了存在于佛拉芒人和瓦隆人之间的紧张状态。1975年,在访问联邦德国时,他得出外来移民在那里都是“次等人”的结论,同时也参加了法兰克福的25万人反法西斯示威游行。西方的生活情景会使戈尔巴乔夫那一代的任何一个苏联人产生钦佩之情,并会使他觉得自己是个倒霉的人,因为他不得不生活在比西方国家的公民糟糕得多的环境之中,但是它们却会使戈尔巴乔夫激动地提出一些有时会以列举一些缺点告终的“建设性的批评意见”。“我坚定了自己的看法,”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里继续解释说,“我们的大众教育和医疗服务是建立在比较合理的原则上的。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公共运输上的做法好像也比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其他方法更受人欢迎。”

在80年代的苏联上级任命干部制的厚颜无耻和逐步恶化的环境中,出现一个有着这种品质的“正面”人物——这是一个特殊的现象。当时有基础去争一争最高领袖地位的大多数苏联领导人都没有戈尔巴乔夫的才能和思想上的真诚坦率——这些优点能弥补“政治动物”的另一些比较庸俗的、却又是要在急切地想得到权力的人们中间活下去和有所作为而必不可少的特点的不足之处。如同别的任何一个州委书记一样,戈尔巴乔夫应该从自己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向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周围的人们纳贡。当勃列日涅夫的回忆录(《小地》,它和他的其他著作一起使作者得到了“苏维埃版的诺贝尔奖”——列宁文学奖)在1978年问世后,戈尔巴乔夫为该书写了一篇必要的评论文章。他在书评中说:凭借自己的思想深度,凭借作者在书中所发表的意见和看法,《小地》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件真正的大事。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共产党员和全体劳动者极其感谢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文学著作。

戈尔巴乔夫履行过这项因循守旧的工作,他在边疆区领导人岗位上的执政也证明,他把它完成得很好,此外,他有能力战胜竞争者,克服人家在他往上升的路上所设置的障碍。然而,这位外省的党的书记还发挥出非凡的精力,显示出罕见的责任心和严正的办事作风。

70年代与戈尔巴乔夫同时在俄罗斯南方担任比邻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的是恬不知耻的谢尔盖·梅杜诺夫。他从生活中捞取一切东西,享受着职位给予他的奢华生活:休养所,纵酒狂欢,女人和许多伏特加。稍后,在莫斯科,当选举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时刻来临时,戈尔巴乔夫的身边出现了诸如格里戈里·罗曼诺夫和维克托·格里申(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党组织的领袖,两人都是政治局成员)这样的人物。若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当上总书记的话,那么他们工作的结果就会是一种与“改革”完全不同的情况。

就算假定这一次晋升有着偶然的因素,但事实就是,这是戈尔巴乔夫,而不是别人。例如,不是那个在70年代就从外省被召到莫斯科去参加提拔的梅杜诺夫,也不是格里申或罗曼诺夫,而是被选上国内“第一把手”职位的戈尔巴乔夫,——这个事实说明,无论精英荟萃的政界有多么腐败,它还是有一定的内在能力去把忠诚老实的人们同典型的追求个人名利的妥协分子区分开来。1978年,这一直觉上的正确选择在中央委员会诸部门的助手和鉴定专家的圈子里变得很明显了,当时也是这一集体的成员的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解释道:“当戈尔巴乔夫在那一年开始偶尔主持书记处会议时,我们中那些依次去开过会的人都是异常高兴地回来的:终于出现了一个聪明、正直、关心国情和愿意干一些事的人啦!1982年,当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委员会里负责农业工作时,不久前被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尤里·安德罗波夫就劝他别只把自己的责任范围局限于农业,要像大好时光已降临似地采取行动;又说,他应该承担起全部责任。”这有点像是在暗示未来的最高领袖地位。先是安德罗波夫,稍后是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等人都曾对戈尔巴乔夫予以保护,这种保护是他与梅杜诺夫、格里申或罗曼诺夫不一样的结果,并且还证明政治局成员中的那些退化得最少的领导人还有识别人的能力。同时这也证明体制还有一定的自我更新的能力。

西方国家老百姓的“戈尔巴乔夫迷”们意识到那些激励着戈尔巴乔夫的意志、道德前提和民主意向的结果。在西方,人们对经济和民主原则上比较公平的社会制度的共同渴望只能与“社会主义”联想在一起。鼓励和支持所有这些希望的是第一个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这就使人们产生了一点希望,认为这个因明显缺乏自由而腐败透顶的社会主义国家定能面目一新。戈尔巴乔夫的出现在西方再度唤起了60年代和70年代里风行的那些理想。80年代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是破坏力很大的,它有着毁灭周围环境的惊人能力,其后果大家都觉察得到,从这一立场来看,这种领导一个超级大国的突出人物的出现使人们有希望认为,90年代对大家来说或许将会是一个更美好的时代。

可是,如果说“改革”和它的领袖使西方老百姓产生了这些想法的话,那么在实际上是“一个严厉的党正玩得忘乎所以”的那个苏联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可以笼统地说,无论是那个有希望改变的社会,还是那些应该去实现改变的“国家党”的工作人员,都不明白国家最高领导集团所提议的那件事的全部巨大意义。明显缺乏优点的民众文化所固有的奴隶思想之残余和党内官僚制度的逐步恶化,使人无法认清“改革”带来的主要意义,以及正在开创机会并号召人们去振兴社会、追求比较自由的生活的那件大事的价值。这个得过且过和消极无为的社会忘记了那个曾号召人们要自我解放、要认清自己的公民责任、要公民自我动员起来去为美好的生活而斗争的政权。发生的事情看上去像是一种来自于远古时代的“君主政体的”希望,像是盼望着政府当局中的重建工作将会使情况得到改善。可是自上而下地提议的改善,与始终同政府和政治领域的行动格格不入的公民,以及他们的家业、道德、举止行为的现状毫无共同之处。奴隶向往改善自己的伙食,但是未必想象得到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要知道,在不计较伙食和束缚的情况下,苏联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特别是对懒汉和无责任心的人来说是舒适的。只要略微有一点心计和适应能力,就可以不劳动地活着;而“略微”对“公共利益”采取一点行动,“略微”当一会儿“妨害社会利益的人”,例如在工作单位偷一点东西,或者是通过在秘密服务部门里工作而得到收入,那就可以生活得很阔绰。可是本来会使可怜的、在某种意义上却又甚至是舒适的普通日常生活的泥潭动起来,同时还会迫使人们在以前一直同他们格格不入的部门和领域里表态和行动的那种改革,是一件有一定风险的大胆的事。

就政治意义而言,社会与“改革”的诞生毫无共同之处。它是一系列相当“反常”的因素在权力的顶峰上、没有任何自下而上的压力而巧合在一起的结果。从“改革”一开始,社会舆论的民意测验就显示出,财产上的需求——即福利和保障居民的物质需求胜过了想有政治权利和自由的要求。在1989年(稍许有点迟了——毕竟从开始改革算起已经过去4年了),问的是:“如今苏联人感到不足的首先是什么?”得到的回答如下:占第一位(被询问者的56.8%)的是“物质条件”,而“政治权利”只占第五位(14.4%)。问的是:“如今摆在苏联社会面前的主要目标是哪些?”占前3位的是与福利及物质财富的分配相关联的回答:“人民的物质福利”(38.4%);“完全公正的法规,没有特权”(28.8%)和“复兴农村和农业”(23.7%)。“社会民主化”(18.8%)只占第四位。

戈尔巴乔夫在发展政治民主化上取得了最大的成果,但政治民主化却被大多数居民理解为不是目的,而是用来获得主要东西——物质福利的一种手段。改革的荒诞之处就在于,社会民主化在扩大批判性演讲、自由提意见和示威游行的可能性的同时进行得越快,居民的物质供应就变得越糟。既然绝对权力从总书记手里转交给新生机构的过程和戈尔巴乔夫丧失威信的过程是正在进行的民主化的真实性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一个证据),所以结果发生了荒诞的“双重贬值”——国家领袖的威信和他所支持的社会民主化的“双重贬值”。戈尔巴乔夫的工作和他所进行的改革的思想底蕴是建筑在社会主义的理想上的——这一事实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了。

戈尔巴乔夫把权力移交给人民代表会议、从前直接归国家(甚至是社会)管辖的经济和社会主体(银行,大众信息的媒体),这成了一件史无前例的事,并且与那种把这些行动简单地解释成君主的软弱表现的平民心理也不相称。在这种平民意识里,假想的领袖无能为力——它实际上是他的力量和他要让社会民主化的意志的证明,它也使这位领袖曾呼吁过的社会主义理想有些衰退。然而,“社会主义”的衰退(社会主义想要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就应该是不那么绝对的和比较自由的)是它的民主化的一个必须的条件。实际结果就是每次都越来越普遍和越来越明显地从心理上把社会主义理想当作一种政治上软弱无力和不可靠的东西来加以否定。人们自然对政府当局表示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在几十年内一直积聚在他们的心里;此外,他们认为供应情况急剧恶化的原因就在当局身上。

戈尔巴乔夫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若是在60年代还可以依靠苏联相当大的社会基础,但在80年代已经失去了这一手段。在苏联,普通老百姓和官僚们对制度的拥护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拥护,而是传统的拥护。人们不是对“社会主义”感到依依不舍,而是忠诚于自己本人的回忆和在工业化年代及后来的战争年代里获得的经验,以及为有着其独特的政治文化的伟大国家而感到自豪的感情。这一连串各式各样的事件和感情对一个苏维埃人来说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却想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毁掉这个“真正的社会主义”,以便确立大多数人都不大理解其意义的那种“有着一副人相的社会主义”。如果说这种形势在苏联的大部分领土上已经形成了,那么在苏维埃传统尚未牢牢地扎下根来的那些民族领土上,因民主改革而发生的社会糜烂就扩大了地方民族主义的发展机会。

作为还在与改革相关联的问题开始出现之前的改革最初阶段(1987—1988年)的反映,我回忆得起来的是莫斯科地铁里的人们的形象,他们默默地和贪婪地读着轰动一时的文章——它们那时候被刊登在各种各样的杂志上,这些杂志上还刊载以前被禁的文学作品或内部题材的资料。我还回忆得起对改革前景的各种各样的怀疑意见;对改革最敏感的那群居民的意见,例如犹太人,他们想迁居国外,并认为“改革”最多是一扇偶然开启一点点的门,必须在它重新关上之前及时快速地越过它。或者是充满激情的立陶宛“持不同政见者”们的意见,他们没有任何现实感,只能为已开始的改革感到高兴——希望改革会毁掉“苏维埃帝国”(实际发生的情况也是如此)。可是我未必回忆得起对国内发生的那种情况持正面评价的见解和观点。

好像大家在内心深处都同意,既成的形势是一个独特的、反常的、暂时的现象。这种态度在国家和党的机构里特别明显。从1985年春天起,通过官方渠道传播有充分价值的真实信息的禁忌被解除了。正如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所说明的那样,“从那时候起就可以说和写你心里想的那些东西,而且从前禁止的那些题材的范围迅速扩大。的确,利用过这一情况的人并不多。大部分在党校受过教育却没有养成独立思考习惯的顽固的官员们根本就不感到需要自由。张大嘴,像乌鸦似的呀呀乱叫一下,马上就会像常言所说的那样被人家揪住耳朵不放的……”

在1985年的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上,总书记想要减弱他周围的谄媚气氛的企图不是根本就没有被理解,便是被理解为戈尔巴乔夫打算制造出“与拍马屁行为作斗争的战士的新形象”的一种意向,它终究改变不了问题的实质。在一次全体会议上,当几个习惯于拍马屁的演说家开始乱吹捧“戈尔巴乔夫同志的布尔什维克的工作作风”、他的“列宁式性格”,甚至开始说“有这种活跃的领导人是一种福气”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打断了颂歌,对发言者——哈萨克共产党书记说,不要再让他听到这种滔滔不绝的奉承话。演说家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匆匆地结束发言。不过,最引人注目的是整个会场的反应:与会者守纪律地为发言者所说出来的每一句称赞的话语鼓掌,同时也用暴风雨般的掌声回答戈尔巴乔夫的任何一个否定反应。可是真相却在中间的某个地方:在愚蠢的崇拜君主仪式和在任何情况下也必不可少的对反对君主专制的君主的尊重中间。

任何一个生活在专政下的人都会赞同尼古拉·别尔佳耶夫的论点:他把人的解放看作是一个过程,人在此过程中不仅应该摆脱“主人”,而且还应该摆脱自己心里的“奴隶”。专政的问题不仅仅存在于专政本身之中,而且还存在于它对隶属于它的社会的精神影响之中,存在于独裁者和奴隶都固有的、被奴役的社会在其文化和相互关系之体系中培植起来的、各种各样的病态之中。比如说,70年代西班牙的反佛朗哥阵营包含着这样一些极端的流派:充满“文化上的佛朗哥主义”、专制独裁主义、由于受到硬性镇压而产生综合征的“左派”,信奉从天主教僧侣思想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学说”(后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大)的各种思想的青年过激派小组,从三个主要的思想源头——民族工团主义、共产党和天主教会中分立出来的宗派。

如同在西班牙一样,苏联社会的心理中也有这些“专制的”病态,或许形式比较公开。戈尔巴乔夫式的解冻部分地负有一种使命——那就是要挑起连续不断的、各式各样的自觉和不自觉的示威游行,并造成某种不接受自由和拒绝那种号召杀死自己心里的奴隶的解放的样子。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看来好像是在抱怨某种类似于此的情况:“无论理论家和政治家所创造的国家结构有多么完善,若是在社会的政治文化和人民的心理中得不到理解和支持的话,那么它们还是无法运转起来的。我们在好几十年里形成了一种对政治局和总书记的独特的崇拜,它要求绝对服从他们发出来的决议和指令。这一既令人尊敬又令人惧怕的权力源头似乎已枯竭的情况,立刻就在国家的纪律上反映出来了。”

然而,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长达1200页的回忆录中只是在一条短短的注释里简明地说出了一个改革家对自己人民缺乏平民文化的抱怨,——它是不是一种出自内心深处的坦白,承认改革实际上考虑得并不周到,它们一开始就被歪曲了,因为改革家不了解他们应当改变的那个社会。

不管怎么样,苏联人民都会怀着宽厚得多的谅解心情接受专横的改革,这种改革不会规定要搞社会民主化,其目的是要直接解决那些决定人民福利水平的问题——工业、农业和商品供应中的问题。证据就是“改革”时代对尤里·安德罗波夫的短暂执政期的美化了的回忆,因为安德罗波夫打算进行不要社会民主化的改革。稍后,从1992年开始,当“改革”已经遭受失败,俄罗斯已被卷入“资本主义革命”的混乱状态之后,——就出现了中国的模式,它有着令人羡慕的稳定性、大笔的外国投资额、高速度的增长率和一个大国的原封未动的主权。

若是一个能在1985年取得政权的俄罗斯改革家拥有“中国的”或“安德罗波夫的”思维方式的话,那么他会遭到的风险无疑要比戈尔巴乔夫的风险小得多。不过,现在谈论这事当然是很轻松的,因为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已澄清了许多事情。无论缺点和错误有多么大,都不能忘记,当时的改革家们是在体制本身以其残酷性、神话和装饰布景所造成的迷魂阵里摸索着前进的。他们命中注定要即兴表演式地解决一些往往是出乎意外的问题,至少在它们出现的那个时刻里对它们是毫无思想准备的。远不止在一开始的时候,在苏联的“改革”问题已经变得很明显的1989年,全世界——西方也好,莫斯科也好,就连北京都觉得,与苏联所发生的那些事情相比较之下,中国的改革好像是一件较小的事情。

凡是把“中国的方法”当作是苏联失去的一次机会来谈论的那些人有大量的论据——经济上的、社会上的和民族上的论据——可供自己使用。他们指出,比较正确的做法是从农业、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开始改革,在这些部门取得可以向居民显示的显著成果,并以此来增强全民的团结一致,——从这一出发点就可以渐渐地和分阶段地开始政治改革。并且要强硬和专横到能确保国家稳定所必需的那种程度来做这件事。

然而,这种剧本是不会按别人的意志写出来的,它们是作为历史混乱时期的即兴作品出现的,还带着一系列意外的情况和肤浅的老生常谈。要是有个政论家能按自己的见解把资料整理就绪,并在那时候就能指出,与中国的“成功”比较起来,苏联“完全失败”了,那就好了。不过,凡是希望更深刻地理解问题的人都不应该追求这种“荣誉”。因为从开始“改革”算起,过去的时间还没有长到能让人弄明白和清晰地分清哪儿是“成功”和哪儿是“完全失败”。

已经直觉地觉察得到建立在如此不牢靠基础上的改革所遇到的问题和危险;但是要想对改革做出断然的判决,那么它的活动时间还太短。现在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只好继续观察,从苏联实行改革的最初几年起,不得不为日益加剧的混乱现状、激进行为和目的的不明确性付出了什么样的奇怪代价。

自由的代价就是如此奇怪。

3 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和切尔诺贝利

尽管许多苏联最高领导人都对国家最高领袖地位抱有足够多的野心和奢望,但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在1985年3月去世这件事却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开辟了一条通往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位的捷径。契尔年科的去世已经是在不足3年的时间里的第三位总书记的逝世。国家和它的政治精英们对葬礼感到不耐烦了,于是这一因素起了反对政治局成员中诸如维克托·格里申、尼古拉·吉洪诺夫、弗拉季米尔·谢尔比茨基(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或劳苦功高的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这样一些觊觎者的作用,因为他们全都到了垂暮之年。戈尔巴乔夫的充沛精力和54岁的年龄,使他成为一位得到地方党组织书记、整个领导班子以及那种虽未经正式承认却对总形势有影响的不公开的社会舆论的偏爱的候选人。

尽管尤里·安德罗波夫临死前在1984年2月所赞同的戈尔巴乔夫的候选人资格在当时的选举中被那些决定让契尔年科当总书记的高龄政治局成员否决了,因为他们对精力充沛的年轻的竞争者感到害怕,但戈尔巴乔夫还是能被提到了首位。结果是在1985年3月之前实际上没有搞倾轧的机会。最高职位的主要候选人明白他们的机会多么小,于是把戈尔巴乔夫当作一个甩不掉的讨厌的人,或者像发生在葛罗米柯身上的情况那样采取了公然的保护立场。

不过,无论当选上总书记这件事本身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它并不表示得到了“握有至高无上权力的”领袖地位。选举戈尔巴乔夫当总书记的政治局中有80%以上的成员是勃列日涅夫的人,他们和最高层的一半领导人都是在斯大林时代开始自己的仕途生涯的。为了获得领袖地位上的至高无上的权力,首先需要肃清活动领域中阴险的敌人,这些敌人都直接位于最高一级的集体领导机关——政治局和苏共中央书记处里。前任领导人——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在处理这件事上都延迟了3年,而戈尔巴乔夫立即就着手干了起来。从1985年4月至1986年初,他撤了一些人的职,其中有两个主要城市的两位主要党务活动家:列宁格勒的62岁的格里戈里·罗曼诺夫和莫斯科的维克托·格里申(71岁),两人都是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里的危险的竞争者。戈尔巴乔夫把8位新人领进了最高权力集团。在1986年3月之前,政治局和苏共中央书记处的60%成员已经是当着戈尔巴乔夫的面被任命的,但中央委员会的三分之二成员仍旧还是勃列日涅夫的人,他们的表决权在批准国内改革的任何计划时都是有作用的。

从一开始就紧接着这些必要的人事重新配置所采取的行动,无碍于提出社会和国家的改革方面的一些倡议。其中第一个倡议就是通过中央的《同酗酒和酒癖斗争的措施》决议(1985年4月)。决议中含有传统的政治成分——号召遵守秩序和工作纪律,以及关心劳动生产率和居民的健康。该运动要求在企业一级对“酒友”实施一些有力的措施:扣除附加工资、奖金和社会救济;加强街头的警察检查;通过新闻报道向居民施加压力;伏特加酒和酒制品的产量每年削减10%,以便过5年后含酒精的烈性饮料的需求量能下降一半。酒的需求量很快就急剧下跌,死亡率也下降了,这证明对这方面的干预是必要的。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后一切都恢复了原状,家酿酒的秘密制造具有了大规模的性质,因而使国家预算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失,在随后的3年里国库少收了400亿卢布。几乎是与此同时,石油的高价——对苏联有着特别重要意义的一个因素——开始下跌了:从1983年的30美元一桶跌到1985年12月的26美元一桶,1986年1月跌到了15美元一桶。从这时起至1990年,油价一直在12—20美元一桶的水平上上下波动。油价的下跌导致苏联的外汇收入下降了50%,这情况从改革过程一开始就改变了原来打算实现的国家改革计划。此外,情况还因美元的贬值而恶化了——苏联是以美元这种外币为形式来获取自己的日益减少的出口收入的。

滋养苏联经济的主要源头——伏特加和石油——的未预料到的同时干枯,减少了改革家的活动机会,并增大了任何一种没有计划好的倡议的风险。改革家们的依据是“加速”的总战略——第十二个五年计划(1985—1990年)所规定的、建立在确定先后顺序的基础上的一种发展方法。

普通的循序渐进的措施旨在改变行政系统的坚硬结构,有助于竞争合法化,并鼓励“自下而上”的倡议,而取代它们的这一新的战略却要求改变投资政策:按自上而下的指示应该特别注意机器制造部门的复兴。

关于行政系统连同它的分配资源的党和国家机器一起的“无罪的推定”的假设,是阿别尔·阿甘别吉扬院士所坚持的这一战略的基础。这一“改革”的作者们坚信,大量增加工业设备生产的投资就足以达到科技革命的世界成果水平。依他们之见,问题并不在于行政经济的动脉粥样硬化症,而是在于钱财的浪费和考虑欠周的投资政策。结论如下:必须对工业的“正规”部门增加将近一倍的投资,并依靠这个基础去实现信息化(其中包括学校的计算机化——这在当时对苏联的电子计算机的生产工业来说是个力所不及的任务)和工业的进一步的改造。

尽管国内的财政状况困难重重,但是按照这个后来完全失败的概念,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在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还是被加入了一些乐观的修改。被列入计划的工业产量增长率的最终指标是25%,而不是一开始所规定的21%~24%;消费品的生产和投资的增长率同样也增加了2—5个百分点。此外,代表大会上还宣布,苏联将在2000年前把经济潜力增强一倍,把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半,并确保每户苏联人家都有一套独用的住宅,彻底消灭公用住房。

这个乐观的计划还附有一整套行政措施,例如,建立国家监督产品质量的体系(国家验收),还有旨在加强纪律和对自己工作的责任心的各式各样的措施和运动,其中包括《劳动集体法》,它发扬企业里的“真正的民主制”,并被描述成一种“从下而上”地赋予“加速”过程的推动因素。

这一切导致报刊、电台和电视上出现众多的“官方抒情诗”,但总的说来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影响,反而扩大了存在于无动于衷的冷漠观众的生活和当局的声明之间那段传统的距离。

1987年通过的那些旨在搞地方分权和经济动力化的法律(《企业法》和《共和国的经济核算法》)所遇到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它们的影响显然是消极的。这两部法规都与实际情况相矛盾,并且只是加剧体制的混乱性。虽然一部法规旨在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但另一部法规(《共和国的经济核算法》)在把企业的管理权从中央移交给共和国的同时却并没有改变主要的情况:企业仍旧从属于那些脱离日常生活的需要和现实的各级官僚机关。这很像是由地方区党委授意该如何种些什么作物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问题。形式上把管理功能转交给共和国并不意味着中央的官僚们把实权转交给地方机关,实际上法规促进了地方官僚自身内部的分立主义,这一点后来在形势的总发展上显示出来了。

尽管在执政的头两三年里戈尔巴乔夫在人民中的威信相当高,但对“加速战略”的信心,以及希望新口号能使生活变得美好的信心却在1986年和1987年开始下降到零。普通老百姓看到的情况是,日常需求品的供应越来越糟,商店里的食品越来越短缺。

从1986年中期起,戈尔巴乔夫开始觉察到他所采取的措施的不足之处。苏维埃体制的基本理论的“无罪的推定”和认为毋需实质性变化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信心渐渐让位于承认内在的严重缺点和“新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必要性。之所以跨出重新认识形势这一步,不仅仅是因为“加速”方针失去了力量,而且是因为受到了使国家领导人的乐观主义精神发生动摇的可怕的打击——切尔诺贝利的原子能发电站失事。

1986年4月25日,切尔诺贝利的原子能发电站上进行着平时的工作。趁着即将关掉第四个反应堆进行不大的维修之机,决定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利用涡轮发电机的转子,在电站的供电意外中断的情况下,让机器在发动备用柴油发电机所必需的40—50秒钟的时间里维持工作状态。后来发生的那件事成了人类的一连串相互关联的错误。其中最严重的一个导致极可怕后果的错误就是在14:00关掉应急用的制冷系统后推迟关闭反应堆的命令,于是核反应堆在12小时里像一只沸腾的锅炉似的工作着,既没有保险阀,又被切断了应急的制冷系统。

4月26日凌晨1点24分发生了两次爆炸。第一次爆炸掀起了盖在反应堆上的重达1000吨的天花板,使它几乎处于一种垂直状态,并把一块块的建筑物和部分核燃料抛到了外面。第二次爆炸把25%的温度高达1600℃—1800℃的反应堆的石墨和核燃料抛到了外面。为了安全而覆盖住反应堆的构件——一种对大多数核电站来说都很普通的设备的缺少,是切尔诺贝利原子能发电站的一个明显的设计错误,它和人们的一个不应该犯的错误合在一起,使一次重大事故变成了一场真正的大灾难。和平时期的一场最可怕的火灾烧起来了,结果发现苏联并不是一个配有能对付这场灾难的最佳形象的国家。

在灾难发生前的8个月,即在1985年8月,科学院院士列·亚·伊林、亚·伊·巴甫洛夫斯基和康斯坦丁诺夫准备好了一份关于在“РБМК核反应堆(切尔诺贝利发电站的反应堆的类型)和热水能反应堆上可能会出事故”的情况下的安全保障措施的报告。报告本该在罗马的国际核安全大会上宣读。报告中得出的总结论着重指出了在出事故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最初24小时里)采取迅速行动的重要性。动力和电力部的一位负责管理原子能发电站的官员禁止发表这份报告,理由是“在苏联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故”。院士们没有被批准到罗马去开会。

凡是与原子能有关联的一切,在苏联都是被秘密和限制包围着的。负责原子动力的大机关是个国中之国,它操纵着一切——从开采铀直至生产核弹头、建造和管理原子能发电站。这座大技术城堡是苏联的军工综合体的中心,并有一个伪装起来的名称:“中型机器制造部”。列入其中的有几座在地图上未被标出来的非公开的城市,还有好几万在许多企业和研究院里工作的学者、研究人员和职工。可是在切尔诺贝利出事前的几年,这个虽有着各种各样的缺点却也有最好的专家在里面工作的部就被改造得面目一新,并失去了对那些已转归动力和电力部管辖的原子能发电站的控制权。

这样一来,原子能发电站就落到了那些与军工综合体毫不相干的、在出现事故时没有采取行动的经验的领导人的控制之下。只有“中型机器制造部”积累了这种经验——从苏联在1949年进行的第一次核试验那个时候起开始积累的。

这一重要的情况似乎在苏联的作为“统一计划的制度”或“行政命令的制度”而出名的分配次序和责任的一片混乱中融化了。这些似乎意味着它们是调整得“像钟”一样准确地在发挥职能的刚性结构的名称,本身掩盖着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无秩序、无责任心和无纪律性:大的“自由经济”,那里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那里基本上任何人都不负任何责任,除非发生很明显的惨祸的那种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人也会“放弃职责”。乌克兰的卫生部长就这样做了:当他在4月26日早晨被一阵电话铃吵醒,并得知切尔诺贝利出事了的时候,他又躺下去睡觉了。与此同时,原子能发电站上的通风系统还在继续运转,并且从第四区段向其余的3个区段散播放射性物质。

失事报告在黎明时传到了克里姆林宫。动力和电力部的官员们报告,切尔诺贝利发生了“氢爆炸,结果发生了火灾”,但反应堆还在运转,并且还处在“控制之下”。就在当天,一架载着84个伤员的飞机从切尔诺贝利飞到了莫斯科,降落在莫斯科的弗努科沃机场。首都的生物物理研究所的医生们戴着面具,穿着防护服,站在蒙上一层特殊隔离材料的急救车旁边,在降落跑道上等候飞机。伤员们的状况也是异常的。一些人意志消沉,保持着沉默,另一些人倒是精神愉快,开着玩笑。所有的人都有下列症状:恶心、呕吐、腹泻和皮肤发红。放射性辐射剂量检查员都感到非常惊讶:伤员身体和衣服上的辐射程度高得超出了测量仪器的可测范围。30个人受到了致命的放射剂量。康斯坦丁·戈尔杰耶夫在塞米巴拉金和哈萨克的核试验场上领导过15年卫生安全工作,却从来也没有看见过这种由辐射引起的损伤。在失事后的3个月期间死了30个人。

过了10年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这样回忆那天早晨的惊慌失措的情景:“我们不知道那儿到底出了什么事。就在那天早晨,我们在政治局决定直接接收现有的全部情报,并把它们集中在自己身边。我们主要担心的是反应堆可能会爆炸,以及它里面的东西将会落入普里皮亚季河和第聂伯河,使数百万人,首先是基辅市里的人的生命遭到危险。”

可是危险并不是在有350万居民的基辅市所位于的南方,它顺着把放射云往前吹的风向扩散,先是朝西扩散,然后是往北,朝着戈梅利市和莫吉廖夫市方向蔓延。白俄罗斯卫生部部长只是在28日才得到通知,说是切尔诺贝利出了“一点事”,但没有具体地告诉他出了什么事,也没有下达任何指示。只有在切尔诺贝利的人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国家非常委员会主席和苏联政府副主席鲍里斯·谢尔比纳却继续把它说成是一场“处于控制之下的”灾难。这一切都是在典型的俄罗斯环境中发生的:与人民群众的自我献身精神混杂在一起的无组织和集体混乱的状态。

两天后,即4月30日,列·亚·伊林院士赶到了切尔诺贝利,并陷入了一种末日般的混乱情境:“眼前是一幅1941年战争的最初几个星期的悲惨情景。一片混乱,人们悲痛万分,人类命运被摧残。只有一点差别,那就是‘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一天国内笼罩着一派和平景象,而我们……却处在真正的前线环境之中,只是没有射击和轰炸罢了。”十万火急地赶到出事地点的学者们看到一座有着被果园围住的好房子的繁荣的乌克兰城市,但他们的放射性剂量仪显示出一小时40微伦琴的读数,并且在几公里远的地方人们正在与被火焰笼罩住的核怪物上的大火进行着斗争。直升机在发电站上空盘旋,把沙子和铅块扔到反应堆上去;路上有千百辆卡车和吊车朝着切尔诺贝利方向开去;它们一路上经常撞到动物——从灾区疏散出来的成千上万头猪和奶牛。

过了一星期后,陆军上校康斯坦丁·普罗瓦尔斯基展示了一些ИРМ型军车——造出来供军事行动中侦察核爆炸震中地带用的坦克型车子;它们被伽马射线毁坏了(就像被使用过的机器人和德国与日本产的带遥控器的机器一样),它们不大有用了。

普里皮亚季是一座有5万居民的城市,与原子能发电站相距5公里,那里的医务人员已经不能帮助人们了,他们自己也需要住院治疗。同样需要住院治疗的还有直升机驾驶员、消防员和士兵,因为他们装备得不好,也没有受过在放射性污染的环境中灭火的训练就赶到了灾区。

1996年,我在戈梅利市认识了帕维尔·卢卡肖夫,他是切尔诺贝利的“扫除者”,是在两年内参加消除事故后果的自我牺牲工作(灭火、控制辐射和建设)的60万人之一。卢卡肖夫30岁,而看上去却好像是45岁。他有整整一大摞官方正式公认的疾病。他说,在服役期结束前6个月,即在1986年5月,他们的分队被派到了切尔诺贝利。他在那里当过油罐卡车司机,用水和化学混合液冲洗灾区的道路;驾驶过吊车,并参加过直接为出事反应堆的钢筋混凝土棺材状建筑物制造水泥的水泥厂的建造工作。

不过,他不得不做的一项最危险的工作却是清洗那些把水泥从下面输送到高达40米的棺材盖上去的管道(通过一根连接在他的油罐卡车上的水龙带用高压水冲)。水泥是沿着安装在管道里面的输送带送上去的。管道经常会堵塞,因此需要用高压水疏通它们。管道出入口上的辐射大得出奇,因此在那儿工作的人经常要更换。穿着不透水的隔离服,戴着需要定期更换的防毒面具,卢卡肖夫在6小时一班的工作时间里只在这个地方待上一会儿。

当有人请他描述他与他的战友们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的气氛时,他回答:“伙食很好。有一次来了一些带着糖果和香烟的士兵。突然发现我身边的一切东西都很多,于是我们相互转让糖果和香烟。离反应堆300米远的地方有一个咖啡馆,里面堆放着许多没有人碰的、受到放射性污染的香烟和糖果。士兵们就是在那里得到给养的。7月末,我们被迫签署了一份文件,该文件要求我们在5年内不对任何人讲我们做过或看到过一些什么事。如果有人给家里打电话,并说出‘切尔诺贝利’这个词,那么通话转瞬间就会中断。一个同志拍了一张发电站的照片,马上就被捕了。据说,他被送到感化营里去了。”

从抵达切尔诺贝利那个时候起,卢卡肖夫一直没有觉得舒服过:持续两个月左右的咽喉炎,“奇怪的”验血结果,他的在切尔诺贝利失事后问世的患有先天性肾病的女儿安娜。工作服和氧气面具使那些穿戴它们的人免遭贝塔射线的侵袭和通过呼吸道来的感染。可是“扫除者”没有防御贝塔射线的装备,尽管有一种所谓的“Б制剂”通过肌肉注入人体后就能防御辐射。这种制剂是苏联学者们研制出来的,它在1975年7月就已经准备好供原子能发电站用了。切尔诺贝利有100份这种制剂:它使那些接受过这种预防方法的直升机驾驶员体内受辐射的程度下降了将近八分之七;但许多医生和领导人连想也没有想到过有它的存在。

卫生部门的领导、核工程的领导人、全国人民也不知道有两套正式制定的计划的存在,它们的名称为:《核反应堆出事故的情况下保护居民的方法的临时性指示》(1979年得到卫生部长的赞同,文件中详尽地写出了一切必要的防护措施)和《核反应堆出事故情况下的领导人准则》。过了15年和3年后(按照这些文件生效后算起),这些文件就谁也不知道了……

苏联有过核事故和核灾难的惨痛经验。即使有着不小毅力的冷战鼓吹者们也弄不明白这方面的情况,那么情景(与美国内华达州的核试验或法国在非洲的核试验有着明显的类似之处)就会是非常令人难忘的。早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前就约有100万苏联公民因各种各样与苏联的超级核大国地位有关的事故、试验和工作而受到过辐射的损害。

仅仅在核潜艇上就发生了500起“因受到强烈的放射性损害而患病”的事例,其中的433起事例是以死亡告终的。切尔诺贝利事件以前的3起重大的事故都是与乌拉尔的一家名字叫“灯塔”的秘密的大型加工企业有关系的。第一起事故是指从1949年一直持续到1952年为止的把放射性物质抛入捷恰河和伊谢季河这件事。12.4万人受到了污染伤害。第二起是指所谓的“克什特姆事故”的结果,当时有一只盛放放射性物质的容器发生了非核武器引起的热爆炸。那时候有23平方公里的领土和27万人次的居民受到了污染。第三起事故是在1967年记录下来的,当时风把入库后保存得不够好的放射性物质上的致命尘埃散落在相距75公里处的卡拉恰伊湖上,散落在有4万居民的领土上。

这些事故成了医疗生物学的研究课题,但研究的结果和结论却是大多数为切尔诺贝利事故工作的学者所不知道的,部分是因为一切与核问题有关的事情都要保密,部分是因为管理上不够高明——这是苏维埃制度的一个特点,它从旧时代起就在体制的基础中扎下根了。在类似于切尔诺贝利的非常事件中,即兴表演、大胆的决定和个人的献身精神在某种程度上补偿了这一现实。在这种局面下,5月1日,即出事后又过了5天,在发电站旁的少先队夏令营营地里安顿下来的科学院院士列·亚·伊林、阿·阿·阿巴吉扬和亚·伊·巴甫洛夫斯基仔细制定了疏散居民和鉴定切尔诺贝利地区的辐射情况的标准。伊林这样回忆那些日子的情况:“我们只有一只靠太阳能电池工作的计算器。一切都起始于一个不愉快的小插曲。在光照微弱的房间里(天花板下亮着一盏40瓦的灯泡),计算器罢工了。阿巴吉扬带着他所固有的微妙的幽默感宣布:‘既然山不会走到穆罕默德身边来,那么穆罕默德就走到山跟前去。’说完后,他就爬到椅子上,把计算器靠近电灯泡,然后自鸣得意地宣布,只是多亏了他的机智,计算器在得到足够的光照后才开始工作了。我和巴甫洛夫斯基隆重地宣布,阿尔曼·阿尔塔瓦兹多维奇(就是阿巴吉扬)将得到一瓶上好的亚美尼亚白兰地作为奖励,但只是在完成计算之后……“这是一幕难忘的情景:我和巴甫洛夫斯基口述数字,而有风度和有文化的教授阿巴吉扬一边唠叨地骂人,一边用计算器进行必要的计算。”

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必须立即疏散以30公里为半径的范围里的全部居民,即9万多人。4月26日晚上,一些鉴定专家也提出过同样的建议,但是官僚们害怕首倡的恐惧心理迫使谢尔比纳和其他领导人拒绝了这一主意。直到5月2日,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抵达切尔诺贝利,并迅速做出立即疏散居民的决定后,形势才得以缓解。1000辆卡车和300辆公共汽车把人们运送出去。13000头奶牛和3000头猪也被疏散到方圆10公里的研究室外的地方去了。特种部队仔细地搜索普里皮亚季市的空空荡荡的街道,寻找那些不肯离开自己家的违令者。这些人几乎都是老人,出卖他们的是夜里孤独地在已腾空的漆黑大楼里亮着的他们家里的灯光。甚至在5月6日,即出事后又过了11天,发电站周围的半径为30公里的地盘上的居民还没有完全疏散光。

基辅位于切尔诺贝利南面130公里处,那里的一些街道上的辐射程度是1小时2.2微伦琴,在那里劝人别离开自己住宅的建议倒是比较有理由的,但当局却完全保持沉默。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弗拉季米尔·谢尔比茨基不敢取消“五一”游行,以免不得不为取消仪式一事而向莫斯科作一番“政治性”解释。然而,过了一星期后,当辐射降低到了安全程度时,谢尔比茨基却命令把学龄儿童疏散出城……

基辅并不是一座深受失事之苦的城市,而且基辅的中小学生可能受到辐射的危险也不比吃奶的婴儿大,可是对官僚们的逻辑来说,有现成的地面设施——学生的夏季休息基地,即少先队夏令营——就是选择被疏散人群的决定性因素。首都的特权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反映,尽管像日托米尔和切尔尼戈夫这样一些城市因切尔诺贝利事故而吃到了更大的苦头,但它们却没有机会疏散人们。苏共中央的文件事后证实了莫斯科也处于享有特权的地位。党的这一机关的决议之一在那一年的8月规定,出自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受污染的肉应当进行再加工,同未受污染的肉混杂在一起,然后再运送到全国的生产肉罐头的企业里去,“莫斯科市的企业除外”——它是国家领导人的府邸所在地。

戈尔巴乔夫在出事后过了18天才第一次通过电视对全国人民讲切尔诺贝利事件的情况,用并非最好的方式,以行动让人们看到了即将产生的“开放”政策。他的演说中没有关于辐射情况的信息,可是它却含有对汇集在东京的“七大国”首脑的责备,指责“他们想用切尔诺贝利作借口,好让全世界忘记更加重要和迫切的问题”——例如像“结束军备竞赛”或“关于无法证明的控诉利比亚搞恐怖主义事件的问题”。

在西方,第一份警报是从斯德哥尔摩的新闻通讯社得到的,该通讯社报道说,4月26日在瑞典原子能发电站地区记录到了不正常的辐射强度,而且发电站本身没有任何辐射泄漏。塔斯社直到过了两天后才发出第一份报道,而苏联政府直到4天后才发布第一份官方消息。4月29日,从美国卫星“地球资源探测卫星-5”上拍摄到的照片显示出,切尔诺贝利的失事反应堆内部的温度即将超过1000摄氏度。“我们通过自己的渠道得知的情报比从苏联的情报来源中所得知的多,”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抱怨说。这种情况在西方被视为掩盖事实和两面派,实际上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多半就是简单的无组织性。

5月3日,塔斯社发起了进攻,并用政治声明来掩饰骗局。通讯社开始转发关于以前在西方原子能发电站上所发生的事故的评论和新闻。第二天,“新闻”通讯社把西方大众媒体关于事故的报道定性为“反苏联的毒云”。“新闻”社郑重地说,“他们说的不是两个死者,而是两千个,”还说,“切尔诺贝利成了一座死亡之城,那里的辐射程度已超过广岛的指标。此外,他们还企图掩饰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反对各国人民的和平和安全的罪恶行动。”

国内形势比较平稳。“时代”新闻节目企图安抚社会舆论和打消人们对从原子能发电站旁流过来的普里亚季河里受污染的河水的恐惧心理,便在那些日子里转播天气预报时再展示一幅田园景色——渔夫们在第聂伯河(普里季亚河是它的一条支流)的河岸上捕鱼……

除了事故的30个直接牺牲者外,还有500万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辐射伤害,并进行过医疗检查,白俄罗斯疏散了135000人,乌克兰疏散了45000人,强行迁移了300个白俄罗斯村庄(其中有14个村庄被削为平地,变成了隔离区)。很大的一片领土被铯-137污染了(109000平方公里,其中包括23%的白俄罗斯领土、将近5%的乌克兰领土和0.5%的俄罗斯领土)。损失大得要用天文数字来表达,据90年代颁布的官方评估数据说,是2000亿美元(白俄罗斯在90年代把一笔大于10%的国家预算的资金投入了与消除惨祸后果有关的企业)。

然而,切尔诺贝利事故给后人留下了一笔令人忧虑的遗产,它不会失去它的现实意义,并且在最近的几个世纪里也许还会与同一制度的其他新问题一样地让人不得安宁。

按照俄罗斯国防部的资料,失事时从发电站第四区里抛出了2%~6%的核燃料(按莫斯科库尔恰托夫原子能研究所的估计是3%~4%)。现场留下了180多吨燃料,它们被耙到一个棺椁下面,这棺椁是一种大小约等于埃及的中型金字塔的钢筋混凝土构件,预计可用20—30年,并且在随后的许多年里还需要检查、重新设计和改建。原子能发电站周围的一片无人的土地上埋葬着受到严重污染的设备,这片奇怪的墓地本身就是核文明社会给自己的后裔留下的第一座纪念碑。在一个坟场里,在一层黏土、一层沙子和一层黏土的三层掩盖物下面,埋葬着在那次史无前例的战役中被动用过的1600辆卡车、吊车、公共汽车和28架直升机。

失事后又过了10年,放射性污染的后果仍旧是科学研讨会的一个课题。德国的周围环境部部长安热拉·梅尔克尔在宣布维也纳国际会议闭幕时说明了这个问题中的情况:“我们有足够的勇气说,此时此刻我们其实是什么情况也不知道。”在受害最重的戈梅利州,卫生部门的领导人提到已查明的3种放射性污染的后果:儿童患甲状腺癌的病例的增加(出事前20年里是零例,出事后10年里——是出事地区的226例和整个白俄罗斯的500例),像白血病这样的血液病病例虽不过分但还是有相当大的增长,不过数量并没有超过欧洲的标准(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前出事区里有482例,出事后有752例),以及整体上促使病例数增长的总的“居民免疫力下降”。

红十字会关于那段时间里该地区形势的报告确认,“有相当大增长的是肿瘤病、内分泌病、心血管病、肠胃病、血液病、神经性疾病和肉体上的疾病”以及“遗传性疾病”。州里的居民把患病率的增长与切尔诺贝利事件联系在一起,不管这些见解正确与否,这种情况促使社会局势变得越来越紧张,并在区域统计中得到了反映:在1985年后的11年里,戈梅利州的死亡率增长了26%,出生率下降了22%,登记下来的每1000个新生儿中的流产数字在1985年是109例,1994年已经是223例,1995年则是245例。

尽管西方的大众媒体已着手证明他们的核电站比苏联的核电站更好和更可靠,但切尔诺贝利对大家来说仍旧是个教训。由该事故引起的、在1986年春夏席卷欧洲各国和各地区的群众性的骚动和演说是非常非常多的,并且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但在一个问题上是一致的——希望弄清楚放射性污染的情况。德国有着它所特有的严守秩序的“国有化”社会,德国当局暴露出它没有能力以适当的方式对正在进行中的事件做出反应,这就在社会上引起了怀疑和不信任。在一个认为周围环境的污染问题有着很大意义的欧洲国家里,公民们想要知道:连同乌云和降水一起从东方向他们这儿飘来的那种东西会不会对他们的生命和健康造成威胁,他们应当怎么办才好。“神圣的”电视第一次没有回答这个问题。鉴定专家和政治家自发地讨论着问题,而电视节目没有向人们亮出明确的观点就草率地结束了。每个地区里都在发明自己的防御方法。在绿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同盟占据着领导集团中主要阵地的那些地方,预防措施的清单是比较详尽的。因此放射性污染的危险性渐渐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结果是,从东方驶来的卡车在一些地方要用水洗净后才能通行,而在另一些地方则不需要这样做。汉堡市里突然下了一场雨,它被人理解为是个威胁。人们尽力设法不走出家门,穿过雨衣后就把它们洗干净,而儿童乐园里的告示牌劝孩子们别在沙坑里玩。这一切在其他城市和地区都被忽视了。法国是欧洲大陆上拥有最发达的核动力的一个国家,对于它来说,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后果不是新鲜的东西,所以当局在知道现有的那些在德国简直引起了一片惊慌的辐射数据的情况下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在东方联盟的所有的国家里,这起事故被视为是好发号施令的、但在政治和技术上落后的“老大哥”所挑起的又一场惨祸。对已发生事件的这一共同的理解并不妨碍大量的各种各样的见解和观点的产生。如果说在政治化了的波兰对食用奶制品实施了限制,并举行了反苏的示威游行的话,那么在匈牙利就像结果所发现的那样,切尔诺贝利事件并不能惊动那里的社会舆论。那年夏天,一位生态保护运动的积极分子在布达佩斯对我解释说,不久前当地一家向整个经互会组织供货的生产微晶片的企业发生了一场火灾,它对社会主义联盟的各国来说有着比切尔诺贝利事故更大的影响。我访问过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的一个公社,它的德国居民尽力设法用去年的饲料喂养奶牛,并且只喝这些动物产的奶。从那些用今年的饲料喂养的动物身上得到的、按公众的意见来说是受到过切尔诺贝利的辐射“污染”的产品是卖给罗马尼亚人吃的,这是布拉索夫的一位新教牧师讲给我听的,他在自己的家里声音轻轻地谈论政治,并把齐奥塞斯库叫做“他”。可是在克卢日市的旅行社里,大海报上写着的却是:黑海的海滨为您提供最适宜于休养的生态环境。

从乌克兰的原子能发电站产生的放射云飞遍了整个世界,成了给人类文明社会的一个警告。“改革”使用过的那些万能的爱因斯坦假设在某种方面得到了证实。同时,苏联当然是亲身尝到了切尔诺贝利事故的最严重的政治和心理后果的国家。这场惨祸恰恰在最高领导者们最愿意重新理解现状的时候,亮出了一张几乎足以显示出苏维埃体制的全部缺点的完整的“X光片”。必须“结束用20—30年代的思维水平建造原子能发电站的那种状况。应当从切尔诺贝利的高度来思考,”——戈尔巴乔夫在那年夏天召开的政治局公开会议上这样说,出席会议的是负责和平利用原子能工作的学者和官员们。不过,他的演讲更像是申斥,而不像是思考。他伤心地指责科学工作中和生产上的垄断状态,指出保密制度、官僚主义和无责任心是出事的主要原因,它们显示出整个工作的水平有问题,并造成了不可避免的后果,而这些后果在有适时提供的准确可靠的情报的情况下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对体制,特别是对它的最高领导集团的信心明显地动摇起来了。要知道,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上曾自傲地把为和平目的而生产原子能的部门与航天工业并列地称为真正的“民族的”工业,因为它并没有仿效西方的样板,而是在自己原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他说了这话的那个时候算起,毕竟只过了一点也不多的时间。

然而,切尔诺贝利并不是使直接与对国家军事潜力的信任有关的国家技术水平声誉受损的唯一事故。在一年的时间里还有两起严重程度不一样的事故加深了切尔诺贝利事件所揭露的那种本来就非常可怕的状况:1986年10月,一艘备有16枚核导弹的苏联核潜艇K-219因船上发生爆炸而燃烧了起来,并在美国东海岸和百慕大群岛之间沉没了。从这起事故开始了一部从此刻起写到1991年为止的、由16起类似的潜艇上的事故组成的连续剧。其中最惨的一起事故就是“共青团员号”潜艇K-178在挪威海岸旁的覆没,它在1989年4月夺走了42个人的生命。正如核潜艇舰队指挥部所说的那样,这些事故“迫使现制度当着人民和全世界的面承认在武装军队方面存在着一系列过失和疏漏”。1987年5月,年轻的德国飞行员驾着自己的轻型飞机在莫斯科红场着落,嘲笑了国家的防空系统。

切尔诺贝利事故严重打击了那时存在于3个苏维埃斯拉夫共和国和苏联核心国之间的密切关系,特别是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上;但那时人们还没有认为这一点有很大的意义。此外,事故增加了预算的财政负担,预算的收入部分本来就因为实行禁酒运动中的错误和石油的降价而减少了。1988年末,这些困难事情上又添加了一起意外的灾难——亚美尼亚的地震,它摧毁了两座城市和几十个村庄;25000人丧生于那些不考虑该地区的地震特性就建造起来的建筑物的废墟之下。

1986年夏天,戈尔巴乔夫进行了几次国内旅行。在远东时,他注意到了“当局对人们的一些他们连想也想象不到的问题所持的淡漠态度”。在后来访问克拉斯诺达尔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在休息时指出,“尽管居民对‘改革’的支持没有减弱,而且甚至在增长,但还是没有机会改变党或行政机构中的任何情况。”在与当地居民见面时,戈尔巴乔夫接触到了普通老百姓对自己的领导人的许许多多抱怨和公开的不满情绪。总书记在1987年1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已经提出了本可以更新领导阶层并可以使它蜕掉“硬化层”的新选举的想法。国家的领导人打算今后让这种方针变成优先的方针,但是一些需要立即予以解决的重大经济问题却与它的发展相对峙。

尽管官方公布的1986年生产增长率为5%,这是一个比1985年高的指数,尽管财政部长保证说,所有的收支项目都很正常,预算的收入部分会超过开支部分,但是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却继承了一笔100亿—150亿卢布的预算赤字。这一赤字急剧地增长(1986年是480亿,1987年是570亿,1988年是900亿)。这是因酒类饮料的生产和销售问题、石油降价问题和事故问题而造成的收入下降和支出增加的后果,同样也与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的战略本身有关系——即与提高了的工业投资及社会领域里(食品供应,教育,养老金)的越来越大的亏空有关系。增印纸币被认为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但这种做法同样也渐渐地使商品从商店的柜台上消失了。

在那个时期之前,由“加速”所提供的那种按最初意图来说本该具有持久性的推动因素已经使改革计划充满了包袱和变了样。切尔诺贝利事件后,那些要搞改革的领导人开始出现一种对体制本身持较强批判性的观点,它于1987年末在以国家民主化的新阶段和政治讨论的自由为前提的政治改革计划中得到了体现,它与居民的食品供应慢慢地却又一成不变地越来越恶化的情况相一致。因此,如果说“加速”是与“改革”相矛盾的话,那么“民主化”和“开放”就应该会在下一阶段碰到困难,因为居民的不满情绪变得越来越强烈,首先是由于商品和食品越来越不够用了。

不满情绪是“从上面”推行下来的民主化所固有的社会氛围的一个部分。社会“开放”的好处不仅不能被“改革”的作者们所利用,而且实际上会转而反对他们。“民主派”知识分子是一个既偏执又毫无对事负责经验的群体,他们对社会上的这种不满情绪的理解使知识分子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出现了裂缝。

另一位有着丰富的直觉和灵敏的政治嗅觉的领袖——鲍里斯·叶利钦的出现就使人有可能利用既成的局势,赋予它以政治形式,并使改革派的阵营中发生不可避免的分裂。

4 “开放”的意外礼物

从“加速”战略转向“民主化”是一着有很大影响的棋。若是当真实行民主化的话,那么它迟早会被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看作是对传统的制度和党中央——他们的主要支柱即权力垄断的一个威胁。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会改变已开始启动改革程序的统治阶级精英们之间不同派别的力量对比,并会使所有的敌人,无论是已知的敌人,还是新的敌人都活跃起来。在最坏的情况下,新战略可能会把中央总书记——一位改革家、新方针的制订者和主要策动者赶下台,就像以前发生在赫鲁晓夫身上的情况一样。

这样一来就产生了要通过不同派别之间的协定去分配现有的力量均势的问题——这对从任何一种独裁制度转向比较开放的制度的过渡时期来说都是一种极好的前景。那些因执政党内部也有反对改革的意见而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分歧,也需要通过在党内外寻求确保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改革中心之存在的新联盟的途径来加以平衡。从一方面来说,必须得到党内对政治改革的最大的支持,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必须寻求党外的那些会弥补损失和站到改革中心行列里来的盟友,以便用这种方法维持各种势力的总体平衡。

这些普普通通的行动在苏联碰到了很大的麻烦。一个极其依附于国家的、同时又完全与任何一个当局的思想都格格不入的、处于混乱中的不自由的社会是一个政治上软弱、淡漠和消极的环节。想要使它变得能有所知觉或有所行动,首先就必须把它唤醒。甚至难以想象得出,这种觉醒在经济开始萧条的情况下能有什么结果。尽管在改革家的乐观意识中这种“觉醒”的好处比可能会有的不足之处占着更重要的地位,但问题在于那些分析改革时期政治问题的“经典教科书”中并没有论述这个题目的章节……国内有着或多或少还很活跃的政治和社会上的反对派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件自然的事,可是为了把这一反对派当作盟友来加以利用,就需要唤醒它和使它变得更强大,这种并非理论上的、而是十分现实的必要性可能会使那些爱读“政治教科书”的人感到诚惶诚恐。

与20世纪最后几十年里在欧洲国家所发生的过渡时期的政治进程形成鲜明对比的这个问题的另一面就是,苏维埃制度从它由一位改革派领袖所领导的那一刻起就具有了18世纪的“开明君主政体”的特点。统治阶级的中坚核心对自己独有的权力的社会化不感兴趣。这个问题出现在议事日程中的那个事实也是一位不容争辩的领袖的“古怪性情”所造成的后果。统治阶层的主要一部分人则把这事看作是他个人的任性行为。“党的纪律”、专制制度下的领导内部的森严的等级制、对总书记意愿的必须服从,再加上他的超凡能力和善于顺利地进行党内权力斗争的本领——就是这一切解决了如何开始政治改革的问题。假如解决方法取决于政治局或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里的“民主表决”的话,那么改革或许就一直不会实现了。

因此,只是幸亏存在君主政体式的反民主的环境,专制独裁的“君主”制度式的政治改革才成了一件可以实现的事。可是要把权力移交给比较“拥护共和制的”人,就要以否定作为统治形式的君主政体为前提。一个在某种程度上被忽略了的程序破坏了自己的基础。

这些反常现象本身就需要一套特殊的工具。首先,必须有一种“闹钟”,它能把社会从梦中唤醒,并能动员无动于衷的公民们奋起捍卫自己的利益。其次,必须有安定和温和的进化论意识,它能证明改变是正确的,因为它们只会给有着苏联社会绝大多数人生活于其中并已对其习以为常的那种传统环境的苏维埃超级大国的现有学说造成最小的损失。社会变化的心理标准越保守、越温和、越传统,过程就会越稳当。主要的并不是外在的一面,而是那些从古老的俄罗斯传统角度来看打算以急进方式实行变化的内容:比较自由和美好的生活,为自己的未来负责的、比较积极的社会。

这一切并没有以明确的“改革”战略的形式下过定义,但“改革”的领袖的行动明白地指出了三大优先考虑的方针:一步一步地寻找新盟友,分阶段地移交权力,最少地改变正在实行的那场改革的外在标志物。不过,1988年和1991年之间的“改革”历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一部系统地和文明地拒绝这种行动方式的编年史,是对这三大工作方针的许多组成部分的否定,实质上是对政治中心的破坏。

提出了“新闻报道的较大透明性”的原则后,“开放”战略就完成了闹钟的功能。一开始,“开放”只不过是一场典型的共产主义的“宣传鼓动”运动。尽管“开放”在改革的发起者的意识中应当会导致可以完全自由地发表意见和交换信息的结果,但是实际上它变成了一种不完全合理的和难以理解的现象:由以前的共产党人所进行的一场反共产主义的“宣传鼓动”运动。

宣布开放就需要有一定的行政措施,例如对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的任命。他是个在宣传方面很有经验的活动家,先是在苏共中央,然后是在政治局当思想工作的负责人。他非常了解“做思想工作的干部”,因为他在1967—1972年亲自领导过中央委员会里的“宣传鼓动”工作。从外交岗位上回到中央委员会的雅科夫列夫被授予了清理和更换报纸、杂志领导人的权力。报纸、杂志全都算是“宣传工具”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们在改革前的一段时期里也同样都是“思想上坚定不移的”。正因为苏联共产党在苏联是唯一的政党,所以在它的范围里集中了思想上的全部多元论见解和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各种各样立场,不过这种情况是以隐蔽和不合标准的形式发生的,生怕会与“党的集中统一”和编辑必须遵循官方学说的义务相抵触。

早在1972年,雅科夫列夫本人就因那场发生在苏共内部各思想派别之间的激烈斗争而失宠了。斗争起始于1968年4月,当时表达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观点的“爱国”杂志《青年近卫军》登载了一组尖锐的文章,它们遭到了批判,并被党的理论性杂志《共产党人》评定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这事是在两年多以后发生的)。1972年11月,雅科夫列夫参加了《文学报》上的论战,发表了一篇题目叫《论反历史主义》的反对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文章。雅科夫列夫的论敌们把该文章归入“世界主义的作品”类别,因为正是该文的作者出于有“危险内容”的原因而不主张出版俄罗斯最好的历史学家尼古拉·卡拉姆津(1766—1826)的著作。那些赞成再版卡拉姆津作品的“爱国主义者”作家,其中包括诺贝尔奖得主米哈伊尔·肖洛霍夫,都被雅科夫列夫的文章激怒了,他们向党的主要思想家、政治局成员米哈伊尔·苏斯洛夫控告了他。后者就惩罚了雅科夫列夫,把他派到加拿大去当苏联大使了。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爱国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中获胜的通常都是“爱国主义者”,因为他们在中央和克格勃里有着比较坚强可靠的支持。雅科夫列夫事件引起了很大的风波,但苏联的政论作品在此之前也经常充当用于较小规模的清理门户的舞台:弄清楚以总编辑为首的编辑部与各级党机关之间的关系,后者一边推行自己的标准,一边却想要尽可能地避免出丑闻的情况。由对某篇文章所作的修改(或没有修改)、对作者的保护,或是由书刊检查机关不准出版某种题材作品的禁令所引起的这些冲突是著名的报纸、杂志——《文学报》(总编是康斯坦丁·西蒙诺夫)、《苏维埃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总编是鲍里斯·潘金)甚至还有《真理报》的全体编辑人员都非常熟悉的。按潘金的看法,所有这些附属关系,连同它们的失败、挫折和就其实质而言是残缺的假造反,一起造成了记者和政论家们对既成局面的消极态度,但依他之见,这种态度并没有扩散到那些有主要意义的问题上去。

这一紧张气氛的主要标志是被叫做“世界主义者”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是对外“开放”制度方面的改革拥护者,这代人已经老了,他们的一生是在对改革的期待和赫鲁晓夫在60年代所完成的对斯大林主义的揭露中间度过的(他们的名称“60年代的人”就是由此而来的),他们从那时起就尝到了希望破灭的滋味。

随着一位改革派领袖的上台执政,“开放”就变得可以实行的了,他觉得自己在较大程度上是赫鲁晓夫的追随者,而不是勃列日涅夫的追随者,并且就其年龄和许多其他品质而言,他绝对是这一代人的典型代表。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开放”政策的主旨结果却会变成政论家和“60年代的人”知识分子对苏维埃制度的一种报复。程序被启动了,从上面策动它的是从前的一些著名的“世界主义者”(例如雅科夫列夫),他们在失败后过了将近20年才以胜利者的身份回到了权力的顶峰上。

然而,他们所找的那些团体的响应并不是迅速和热烈的,而是渐进和稳重的。为了开始行动,几乎所有被卷进这些事件的人都需要清楚地看到权力顶峰上的“绿灯”:准许并号召大家参加新的运动。然后需要弄明白并确信,将不会再有以前的麻烦事了,没有禁令将成为晋升和职业上取得成就的一种工具。许多情况都是在无意识层面上发生的,并且是与那些为“开放”、为国家的复兴而斗争的积极分子的最美好和最纯洁的心愿混杂在一起的,但是正在进行中的事件就其实质而言却使克里姆林宫里的那些想起开动“闹钟”的人感到惊慌不安。“戈尔巴乔夫起先在报界寻找‘觉醒’的征兆,即表明‘国家开始前进,它不断地呼吁人们摆脱昏睡状态、开始改造自己生活的号召终于得到了响应的那些征兆’,”与戈尔巴乔夫一起工作过的人回忆道。在出现一些很有意思的文章的屈指可数的罕见情况下,助手们会把复印件送到戈尔巴乔夫的府邸去,他下班回来后在夜里读它们。总书记有时候会打电话给作者,祝贺或鼓励他们,甚至还会从文章中援引一些段落供第二天在自己办公室里进行某种机密谈话时用。可是当作者们那些因“开放”政策才有机会发表的批判性演说脱离了国家领袖所期望从他们那儿得到的方向和基调的时候,这一开始阶段的忧虑情绪很快就让位给了不满和抵触情绪。

与扩大“开放”相关联的“过火行为”和事件从1988年起就几乎一直都是政治局每周召开的会议上的讨论题目,政治局成员会在会上把他们觉得讨厌的这篇或那篇文章当作证据来引用。按照大多数领导人的看法,这种批判的意思只不过是认为他们的执政权力有问题。然而,从上面发下来的任何一个呼吁要负责、慎重或真实的号召,都只会使“开放”的拥护者感到恼火,并使他们怀疑这是干涉他们的工作,即使在一点也没有新闻检查的迹象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普通人的意识中未必有某种介于新闻检查和向体制的全面挑战之间的中间物的存在。这一挑战在形式上具有激进的性质,但是根据它的作者们的行为和内在心理特点来判断,它实质上是极其保守和不成熟的,是充满了霸道和盲从反省的。

激进派知识分子行列中的宣传家们在谎言和蠢话中度过了自己的私生活和职业生涯,或积极或消极地鼓励过谎言和蠢话,现在开始要求了解“全部真相”,并用这种方法促使人们去全盘否定官方的一切东西。就这样开始了一场非常激烈的否定官方思想的运动,它一个接一个地扫除掉自己道路上的所有本可以确保国家分阶段改革的稳定性的神话。这是一场独特的“文化大革命”,它的思想路线在急速地向西方右翼势力的最粗浅的方针靠拢。代替苏联的沙文主义傲气及其因国家在工业上所取得的无可置疑的辉煌成就而产生的过时的自豪感和对军事、航天及文化成就的不断自夸的,是同样令人生疑的、要打倒昔日偶像的、全民族的集体受虐狂。凡是昨天还是“最好的”和“最大的”东西今天就全都变成了“最坏的”和暂时的东西。

可是当激进主义的表现快要达到顶点的时候,“开放”正在为不寻常的“文化上的春天”让路。突然从地下冒出来一批在过去那个时代里创作出来的文艺作品:在漫长的几十年间被禁止和“被镇压的”艺术、文学和政论性作品。自由化引起了各种不同的后果。出现了一些从新的立场出发去审视苏联历史的作品。开始出版像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瓦西利·格罗斯曼、尤里·东布罗夫斯基、法齐尔·伊斯坎德尔、安德烈·比托夫及其他为苏联的广大读者所不熟悉的一些活着的和已去世的有影响的文学家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和诗歌。

一些在不同时期里从苏联侨居外国的作者的作品从国外归来了:从弗拉季米尔·纳博科夫和尼古拉·别尔佳耶夫到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和瓦西利·阿克肖诺夫的作品,还有被驱逐出境的作家——受诅咒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或者在苏联未必很有名的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的作品。已成为开放作品的有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马里娜·茨维塔耶娃和尼古拉·古米廖夫、安娜·阿赫玛托娃和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诗歌;列夫·古米廖夫的“邪道式的”历史作品;包括谢尔盖·索洛维耶夫、瓦西利·克留切夫斯基和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在内的革命前的俄罗斯大历史学家们的著作;斯大林时代的“持不同政见者”——尼古拉·布哈林、列夫·托洛茨基和费多尔·拉斯科利尼科夫的作品和回忆录;克格勃的叛徒的书,例如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和瓦尔特·克里维茨基的书;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敌人——帕维尔·米留科夫、亚历山大·克伦斯基、“白匪”的将军弗兰格尔和邓尼金的作品。在“开放”的头几年里,铺天盖地的新出版物使人觉得读书“比生活有趣”,但是对已习惯于吃有限的文化“食粮”的某些人来说,这一丰富多彩的大餐有引起“消化不良”的危险。这种奇怪和混乱的气氛既破坏着舞台装置,也破坏着“真实的设备”,即相互间交织得令人认不出来的信念和义务,——各种形式的否定正在变成某种次要的东西,不过也显示出了异常的病态。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定期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里同书籍出版社、报社和杂志社的领导人一起开会,在会上受到他鼓舞的那些拥护“开放”政策的政论家在周刊《莫斯科新闻》里第一次更新了“改革的敌人”的概念——这个敌人就是那种使斯大林制度能在30年代里消灭掉自己的牺牲品的烙印“人民公敌”的远亲。经济学家加夫里伊尔·波波夫,即后来的莫斯科市长,在那个时候呼吁要“连续不断地、有根有据地和令人信服地揭露”这种敌人,并要“使他们的思想和观点在广大居民群众的心目中威信扫地”。波波夫说,必须在最保守的一部分机关工作人员的代表中间、在“那些是在停滞时期接受教育和在共青团里开始向上爬的年轻人”组合中间,以及“在中级技术人员,特别是国防工业中的中级技术人员中间”寻找改革的敌人。实质上广大的居民阶层都被涉及了,因此这样做就有使怀疑的气氛变为一种国内战争的危险。

瓦西利·谢留宁——一位与著名杂志《新世界》合作的政论家十分认真地建议要借助于“政治委员”在乡村地区实行土地的私人化,以便加快这一过程,并使它避免被强加上怠工者角色、成为假想的敌人而受到官僚主义者的攻击。以前,在30年代里,这一角色是指定归那些被斯大林制度当作一个阶级消灭掉的“富农”担当的。加夫里伊尔·波波夫更加明确地说明了自己的想法:过去曾借助于行政措施摧毁了个体农业,并建立了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现在也必须用同样的方法采取行动,并用这些措施为正在茁壮成长的个体农业经济服务。他接着说:为了加快个体农业经济的建立,就必须使计划实现。就连“进步”出版社在1988年出版的那本收有“开放”政策最耀眼的明星们的文章的第一卷文选的书名也继续带着不屈不挠的政治色彩断言:《别的都不提供》。“开放”的卫士们在有关那些为他们铺砌了一条晋升之路的演说和文章的问题上极其迅速地完成了180度的转变,同时却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内在意识。那些拥护正统制度的旧的“科学”概念被一些也是“科学的”新的基本原理取代了,后者是以西方对苏联的历史发展、经济或土地改革的概念为根据的。同一位亚·尼·雅科夫列夫在1990年宣布,“如今他们特别仔细地照理想校对着自己走的每一步棋,并在革命的价值中、在十月革命的那些时日中、在列宁的遗产中寻找着精神上的支持和有可资借鉴的教训。”接着说:“那个有四分之三以上的居民是文盲的、以群众的挨饿为定额的落后国家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它猛地一冲就摆脱了贫穷和依附的状态,进入了文化和教育的天地,并为每一个人创造了平等的机会。”

过了两年后,他却肯定地说,社会主义革命不仅没有使劳动者的生活得到改善,而且还到处——包括苏维埃的俄罗斯在内——引起了特别使最贫穷的居民阶层和劳动者感到委屈的消费水平的惨跌和必需品的全面短缺;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使工人和农民不可原谅地疏远了他们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亚·尼·雅科夫列夫说,社会主义国家里所发生的那种情况无论是在封建社会里,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都没有先例。无产阶级专政并没有使人得到解放,而是使人沦为了奴隶。

叶戈尔·盖达尔是一位经济学家和新自由主义者,从1991年起成为“休克疗法”的狂热拥护者,并在1992年企图实现它。1988年,他在苏联共产党的理论性杂志《共产党人》(他担任它的经济专栏的主任)上称赞正统的“加速战略”,一一列举出在官方的统计中所反映出来的它的成就。然而过了一年后他就赞成“社会主义改革”的政策,说什么它“并不打算取消像机会均等、社会调整、收入分化或劳动者积极参与生产管理这样一些有重要价值的东西”。

另一位著名的新自由主义派经济学家帕维尔·布尼奇在自己的一本在改革的第二年出版的书中,肯定了社会主义在道德上的优越性,因为在这种制度下,“人是为社会工作的”,并且有“一份受法律保障的工作和一笔稳定的工资”,相比较之下,资本主义“只把人看作生产工具,对它来说,重要的是攫取剩余价值”。经济学家拉里萨·皮亚舍娃在1987年问为什么在苏联不能像“在西方”一样地生活,而在1990年就已经提出了以一份必须采取的行动和措施的清单为形式的决策意见:在俄罗斯“复兴”新教的伦理学,禁止共产主义思想,为极权制度的罪行进行全国性的忏悔,埋葬列宁的遗体,并把共产主义的象征物移交给博物馆。

作为发展国家农业经济的辩护士,在仕途上经过长期的、充满热情的拼搏后,政论家尤里·切尔尼钦科开始了反对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十字军远征”式的坚决斗争。像历史学家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和《消息报》评论员亚历山大·鲍文这样一些著名的反苏维埃制度的激进主义的思想家,早在1987年曾肯定了社会主义和苏联共产党的理想和价值。鲍文在一份共同声明中说,改革并不是要放弃社会主义,相反倒是要使它得到发展、改善和现代化。列宁共青团的前任领导、那时不久前被任命的历史档案研究院院长和坚决反对传播列夫·古米廖夫作品的阿法纳西耶夫引证说,已达到的经济水平、社会发展的经验、我们的党所经历过的苦难“照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说法,使我们有可能做到,让社会主义搞得更大,让社会主义在生活的一切领域里都变得越来越有人性”。阿法纳西耶夫在1987年12月访问巴塞罗那的时候宣布,“苏维埃各民族的精神上的团结”是“除了资本主义以外的唯一的选择”,加强这一团结是十月革命的遗训。1988年,他继续宣传“列宁的回归”,过了一年后指责戈尔巴乔夫有独裁的意图,可是在1990年却已经把列宁叫做“苏联的恐怖主义和不法行为之父”,并且几乎像所有人一样接受了皮亚舍娃的建议。“请允许我成为苏联共产党党员,因为在这个对党和对人民来说有着决定性意义的时候,我希望站在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战士的先头队伍中,”后来当上莫斯科市长的法律学家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在1988年请求说。过了将近一年半后,在1990年,同一位索布恰克肯定地说,“马克思主义已受到历史的判决,共产主义在俄罗斯的前途已被确定:共产党必将从政治舞台上消失掉。”

从公开吹捧党与国家的领袖和社会主义制度,到诬蔑社会主义和要求禁止苏联共产党,并对共产主义进行“纽伦堡审判”的转变是很迅速的——在大多数上面已提及的事情中都是只有一两年的工夫。在这一过程里面,许许多多学院派著作的演化造成一种特别混乱的状态。在一共只有几年的时间里,“开放”的拥护者们在西方的“冷战”时代的一些有害概念的影响下,“解决”了苏联历史的一切问题。苏共中央思想部的研究员亚历山大·齐普科宣布了一条有名的论题,说是“斯大林就是马克思”和社会主义原理。

苏军总政治部前副部长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将军做出了学院派随机应变性的一个更加光辉的榜样。在1985—1994年间发表的4本著作中,沃尔科戈诺夫展示出了这一随机应变性的全部阶段。他在1985年出版了一本论“帝国主义的心理战”的书。然后他写斯大林的传记,在该书中,作者对过去的失望在叙述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强烈,但这并没有贬低他对列宁和社会主义的态度,同时还用诸如“这事是不道德的,却又是必须做的”此类的理由替历史的“曲解”和事实进行辩护,例如1939年的德苏条约的签订。在下一本书——托洛茨基的传记中,思想根源已经不是列宁,而是基督教的哲学家尼古拉·别尔佳耶夫。在沃尔科戈诺夫的最后一本著作——列宁的传记中,苏维埃国家的创始人(沃尔科戈诺夫1985年出的那本书里有三分之一的脚注是用在他身上的;此外,列宁是沃尔科戈诺夫所写的斯大林传记中的一个正面人物)几乎已经变成了一个罪犯。

在完成这一整条轨道期间,将军片刻也没有失去过与当局的官方思想的“共鸣”:他在1985年是反帝国主义者,在1988年是改革过的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从90年代初开始成为反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整个这段时期里沃尔科戈诺夫都享有可查阅最保密的档案的特权,并负责为了政治目的而有选择地去使用它们,还当过叶利钦总统的顾问;他的书卖得很好,并很受读者欢迎。归根结底,官员工作、职业成就、功名欲和内心沮丧的大杂烩导致了对心灵价值和精神价值的修改——这对那个时代的宣传家来说是一种很典型的现象。

在视听宣传领域里,电影工作者斯坦尼斯拉夫·戈沃鲁欣成了最有名的新政策宣传家之一。他那部大受观众欢迎的、在1988—1989年间构思和拍完的纪录片《不能这样生活》是一部摘要作品,是通常由“明星”节目和作者们在电视上发表的那种产品的精华之作:过分的空想主义,作者的恋己癖,缺乏专业技巧,粗浅和出格的见解,以及有碍于严肃批评的民族性自怨自艾的自虐狂。

戈沃鲁欣的分成几部分的纪录片从描述犯罪开始(《究竟什么是犯罪?苏联民警机关和国际经验》)。第一部分是献给凶杀和强奸的受害者的,并以要求在与犯法者的斗争中采取“强硬手段”而结束。分析的一个案例是一群年轻人强奸并杀死了一个小姑娘,而对他们的判决仅仅是每人监禁5年。一位神甫在采访中解释说,暴力犯罪行为是国内“禁止信上帝”的后果。戈沃鲁欣公布了一些亵渎坟墓的事例,展示了高尔基大街上的妓女只收美元当作自己的“劳务费”的情况,用暗藏着的摄影机拍摄民警在国营百货商店里对“投机分子”的骗人勾当视而不见的情景;可是当观众被看到的情景——以黑白色表现出来的如此肮脏的事情搞得相当压抑和沮丧的时候,银幕上发生了剧变:突然出现了在明媚的阳光照耀下的曼哈顿的摩天大楼(彩色的呀!)。对纽约的采访从展示一家商店前的两组女人开始:其中的一组是为毛皮大衣做广告的,另一组是拿着标语牌的抗议者,标语牌上写着“别买毛皮大衣,每件毛皮大衣就是16只死动物”。关心河狸(!)……的生命证明人的生命价值在西方有多么高。

戈沃鲁欣在布朗克斯街上走来走去:“这里有多少可供苏联记者采访用的素材呀:毒品、凶杀、烧毁的房屋,”他对着镜头,同时又解释说,纽约市里的犯罪现象集中在黑人和侨民居住的地区,“但是这里有与犯罪现象作斗争的值得人尊敬的警察。”接下来是一组对照:美国警察瞬息间从枪套里拔出手枪,瞄准罪犯,把被拘捕者登记在案。银幕上的场景看上去很美,仅仅过了几年后,这一切情况也在俄罗斯发生了,甚至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这在那个时候是令人震惊的,因为在苏联极少使用火器。

苏联社会实际上并不知道日常的街头暴力行为究竟是怎么回事,而且事实上也没有碰到过像公民的安全、夜里外出的恐惧、防盗门、家里的安全报警系统这样一些社会现象。1985年,在苏联实行了给民警巡逻队配备橡皮棒的做法。给民警下达了一些天真的指示:避免用警棍击打头部和人体的一些最敏感的部位。可是在戈沃鲁欣的叙述中,安定的生活和“苏联公民的安全”的诸多优点却变成了一份以“国际刑事犯罪的全景图”为背景的灾难的清单,也就是与世界上最富裕的、同时也是遭受最大暴力冲击的那些国家里的局势相比较。就这样,一个美国警察——“黑人攻击的牺牲品”的一场有着庄严肃穆的出殡行列、乐队、表示尊敬的仪式、一口盖着国旗的棺材和一辆供那位在丈夫死后得到了一笔“将近50万美元”的抚恤金和赔偿金的寡妇乘坐的高级轿车的葬礼被另一幅黑白色的灰暗画面取代了:俄罗斯外省城市里的一位也是被罪犯打死的穆拉绍夫中士的寒酸的葬礼。“他的遗孀将怎么办呢?”作者问。可是在听到答案之前,摄影机把观众带到了汉堡,警察汉斯在那里介绍自己的家——中产阶级的水平,但按苏联的标准看来却是豪华型的,还有一辆价值为26000马克的自备汽车。这一切立刻被用来与楚瓦什自治共和国首都切博克萨雷市里的一套煤卫公用的住宅里的那间住着尼古拉大尉(他没有自备汽车)的四口之家的9平方米的肮脏房间相对比了。

讲完民警的故事后,戈沃鲁欣邀请观众去游览苏联国家的很不幸的事情和灾难——嗜酒过度、被毁的教堂、1918年的枪毙沙皇家族和遍及全国各个角落的造价昂贵的列宁纪念碑与列宁博物馆的大杂烩。游览在莫斯科的苏联国民经济成就展览会展区里那些不匀称的陈列馆里告终,这些陈列馆在当时就已经有了衰落的迹象,它们使人注意到了展览会——苏联国民经济的工农业成就的往昔骄傲和榜样。接着又是一次切换镜头——这一次是转到了世界上最富裕民族之一的金融中心城市、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市的班霍夫大街上:“这就是德国的‘国民经济成就展览会’,并且不必付入场费,”戈沃鲁欣解释说。

影片结尾的结论中说:“一个富裕的国家里有一个贫穷的社会——这就是犯罪,”由此可见有必要“重分黑土社”——公平和合理的分配,而且没有类似于花钱建造列宁纪念碑或援助像古巴这种国家的荒谬行为。此后开始寻找“罪人”:对纳粹主义时代的主要战犯所进行的那场纽伦堡审判的幽灵,它们比共产主义的罪行“轻得多”,“却因为它们是针对自己人民而进行的,所以显得较为严重”。“一场新的纽伦堡审判是必不可少的吗?”戈沃鲁欣问。他接着宣布,“最主要的一点是对党的道德审判已经开始了,”却不敢完整地回答自己的在那时是相当大胆的问题——这是在1989年。

除了恬不知耻和不学无术外,戈沃鲁欣式的作品中还反映出许多知识分子直接接触到他们在自己越来越频繁地定期去西方旅行时所看到的西方的丰富物质时所受到的严重创伤。一些享有出国特权的苏联公民早就开始受到这种损伤了。例如,尤里·阿法纳西耶夫早在1962年就访问了英国(后来访问了法国——是在1976年和1979年,总共在这些国家度过了一年多的时间);按他直言不讳的说法,旅行是对他的一次极大的精神上的折磨。他讲,他第一次看到非常干净的街道、公园、漂亮的房屋、摆满商品的商店……就像别的苏联公民身上也发生过的情况一样,旅行后的几天里,特别是回到家里的头几个小时里,他觉得自己痛苦不堪。“这可怕的感觉是特别显眼的强烈反差所引起的后果,因为他重新看到了苏联的阴暗的街道、肮脏的院子、东倒西歪的房屋、空荡荡的商店。还有一张张忧心忡忡的脸。”用阿法纳西耶夫的话来说,他“难以克服这种面对人民的不幸和国家的破产而产生的痛苦的羞耻感,这个国家本可以成为这种富裕和繁荣昌盛的国家,结果却处在了到处都很贫穷的情况之中。”

进行这些在改革取消了对自由往来的一切限制后已变成普通事的旅行、访问和学术性出差的时候,苏联的知识分子就拿自己的生活水平跟西方同事的生活水平相比较,这些同事中的大多数人在80年代里都看不起苏联制度,认为它的领袖都是不道德的人,而他们的计划则是粗制滥造和无效的。正如诺兰谈论那些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的著名大学里学习过的中国年轻的领奖学金的学生那样,“要与那些比他们富裕和文雅得多的教授的思想和信念相对抗是相当难的。”有个问题是简单的,但含义很深:“假如我国有‘正常的’制度的话,我会如何生活和工作呢?”逃避这个问题也是没有意义的。这个问题对那些被苏联制度同接近国防工业的科技知识分子分开来的、从未享受过特权和受到过重视的人文科学知识分子来说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与西方的直接接触不止一次地打破了苏联宣传所造成的旧框框,甚至还使疑心最重的人感到惶恐不安。对于“持不同政见者”弗拉季米尔·布科夫斯基来说,在70年代里与英国打照面是一件很大的意外之事。“我们知道,”他讲,“西方是资本主义,但到达那里后我所确信的第一件事就是:英国是个获胜的社会主义的国家……英国不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而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即孟什维克国家。苏联有无产阶级专政,英国有工会专政,这些工会用一次罢工就推翻了爱德华·希思的政府!”

可是对于消息不那么灵通的公民或那些只是因为改革才能到西方去的无特权的人来说,“休克”疗法有比较意外的后果,并使他们的头脑里重新出现一种类似于俄罗斯第一位西欧主义者彼得·恰达耶夫的狂热见解的想法:西方“真的有……某种意义上的天国”。“开放”的无限度性造成的惊奇大于它在党的官员中间所引起的反抗,因为正在进行中的是一件莫名其妙的反常事情。本来就不可能反抗你一点也不了解其本质的那种事情的。党机关里的森严的从属制度是为了行使不容争辩的权力而创建的。总书记的权威就是这一机构里最不容争议的东西。可是总书记突然开始号召批判党的上层人物,同时也向从未有过任何分量的普通党员发出呼吁,甚至还诉诸意见更加不会有人予以理会的无党派人士。结果就好像是军队里最高一级的军事长官突然开始姑息纪律松懈的现象,纵容下级军官甚至是普通士兵对将官们和高级军官们的批评,除了上述一切外,还建议建立一种类似于指挥人员必须向下级官员汇报自己工作的“民主军队”的部队。

从外省的观点来看,这一现象看上去就显得更加反常了,因为莫斯科以前是不容争议的权力的智囊团,而“反对现有制度”的奇怪命令现在正是从那里,即从总司令部里传来的。后来当上独立的乌克兰的第一任总统的,而那时还是乌克兰共产党的一位负责抓思想工作的党员干部的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过了很多年后还这样回忆乌克兰共产党机关里的全体工作人员是多么惘然若失地接受当时正在进行中的一切事情的:“1987年从莫斯科就开始了对干部的不断的攻击,甚至在《真理报》上刊登文章……破坏党组织的工作以不寻常的速度在飞快地进行……每天都从上面传来一些矛盾的指示,按我们的猜想,它们的目的是要加大分歧。”

形势继续恶化,特别是在民族问题尚未解决的那些地方——要知道,在民族利益的范围里很容易产生新的思想和思潮,它们在改变了的自由环境里不必冒大风险就能从以前被驱逐和被冤屈的、有声望的新领袖中找到拥护者。在1988年就已经以这种方式出现的非常严重的危机局势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亚美尼亚,是不能用传统的方法解决的,因为莫斯科中央的观点否定这种方法。政治局成员叶戈尔·利加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回忆道,中央委员会给地方党委下达一个接一个的指示:别干预,保持距离:党的大多数领导人的队伍中一片混乱。他们第一次没有收到中央关于该如何行动的明确指示。

主要问题是,“军事”政权能不能变成非军事政权,能不能脱下军服和穿上有别于原先的游戏规则的新装再采取行动?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卡夫卡式的“军事意识”幻想。因此在拖了很长时间的第一阶段里,唯一的反应是感到惊奇,而唯一的反抗就是持消极的态度。党内的上层人物难得想要把“开放”导入有用的轨道的企图都没有成功,并且是被“开放”的拥护者——“世界主义者”怀着歇斯底里的恐慌感接受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大概也像大多数惊奇的党领导人一样,内心深处都认为这种情况是暂时的,它必定会以某种复旧形式告终的。例如,在包括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内的党领导想要免除有着广大读者——印数达3600万份的《论据和事实报》的主编尤里·斯塔尔科夫职务的时候,就显得缺少决心了。压力非常非常之小,因此一件对杂志来说本该以“党的最好传统”告终的事情竟然以斯塔尔科夫的高枕无忧而告终了。

1988年3月刊登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一篇与新自由思想精神敌对的文章《我不能放弃原则》成了“开放”政策拥护者的斗争中的另一个靶子。它指责官方的反斯大林的新方针的策划者,首先是雅科夫列夫,不过并没有点他的名,说他们是孟什维克的领导人——唐恩和马尔托夫的“精神上的继承人”。文中说,令我们感受到不安的是,过去的事实仅仅只是一些错误和罪过,与此同时还只字不提伟大的成就。接下来又说,新人道主义的拥护者把包括文化领域中的现代派思潮、神秘主义学说、专家治国论、宣传现代资本主义的民主改革的很多奇迹的说教在内的人类内在价值置于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之上。

这篇由列宁格勒的一位化学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娜签名的文章被看作是党内反对改革的阶层迈出的积极的第一步,是向戈尔巴乔夫那面发出的一种警告手势。不过,要是说这也是个警告,或者可以说是一份独特的宣言的话,那么它的实质就在于改革的反对者除了自己顽固落后的埋怨外,就没有什么可作为可供选择的规划向社会提出的。

文章出笼后的第二天,总书记出发到南斯拉夫去访问了,而政治局里抓“开放”工作的负责人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到蒙古去访问了。这些情况有助于造成关于该文出版情况的秘密传说,并在支持“开放”政策的知识分子队伍里引起一点惊慌。按照这一传说,是利加乔夫亲自把文章寄到了报社编辑部,并下达了要把它刊登出来的命令。

实际上,作者把文章的原稿(它的篇幅用于报上发表显得太大了——有30页)送到了3家报社里,只有《苏维埃俄罗斯报》承揽下了缩减文本和刊登它的工作。这件事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开放”的捍卫者们吓得发呆了。他们慎重地保持着沉默,直到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过了一个月后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不署名的代表官方反应的文章为止。这篇文章中说的正是“改革”的敌人不仅期待着它会中止,而且变得越来越坚定,并开始抬起头来了。有了这个新的“信号”后才又开始出现了“大胆的”发言和文章。“安德烈耶娃事件”的最重要的政治后果是开始了一场反对叶戈尔·利加乔夫的严厉的运动。利加乔夫是坚决捍卫苏维埃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唯一的政治局成员,并公开宣布自己对开放的“成就”持否定态度。对于拥护“开放”政策的报刊来说,利加乔夫在这一事件后就成了一个冒失鬼和“复辟”危险的化身,不过实际上这位好争吵的高龄领导人最多只是一个以全国人民的那种难以影响和动员的惘然若失和消极状态为背景的孤独的“自由射击手”。

利加乔夫受到了总检察院的两位侦查员台尔曼·格德良和尼古拉·伊万诺夫公开指责,说他从乌兹别克共产党第一书记乌斯曼霍贾耶夫那儿收受了金额达30000卢布的贿赂。乌兹别克当局成了营私舞弊案的侦查对象。他们把这些行动看作是莫斯科当局对他们的独立主权的侵犯,是违反早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就产生的已成文的中央和地方机关之间相互关系的法规的。

侦查员格德良是调查这一案子的一个侦查组的组长。无论是莫斯科“干涉”共和国事务的这一事实本身,还是格德良的斯大林式工作方法都在乌兹别克——一个有着“年轻的”民族主义和自立愿望的共和国里造成了大麻烦和紧张局势。因为预见到了当地政府可能会有报复行动,所以格德良和伊万诺夫赶在了他们的前面——起诉了拟议中的原告。

利加乔夫本可以成为保守者的榜样,但他是个很有信念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是个清教徒,这一点显然是与格德良和伊万诺夫想要强加于他的那种贪官污吏形象相对立的。相反,利加乔夫的问题就在于他是最高领导人行列——政治局成员中唯一能说出自己的反对意见和自己对正在实行的政策的结果之看法的刚毅和诚实的成员。人们开始害怕利加乔夫,认为他有可能会是戈尔巴乔夫的代替人,因此“开放”派的炮火就集中在他的身上了。

对于社会舆论来说,利加乔夫的“罪行”是很明显的,并且是不必加以讨论的,因此苏联的普通老百姓在漫长的岁月里所积累起来的对制度的全部怨恨和不满情绪都集中在他这个人的身上了。靠着这一群情激昂的怒潮,格德良和伊万诺夫才得以成就了自己的政治功名。两位侦查员的名字在乌兹别克的案件侦查时期是同11起证人和被告的自杀事件以及许许多多份受害者关于受到暴力侵犯的声明联系在一起的,但很少有人因此而感到激动不安。就像后来大家都知道的那样,爱沙尼亚物理学家约翰内斯·欣特只是因参与“私下出版”事宜而被逮捕,却遭到了拷问,并死在了牢里,这件事也与格德良的工作有关联。

在“开放”政策的热情卫士们所指望和所依靠的社会心理中,角色已预先分配好了。这使那些想要闯出一番政治功名来的揭发者占有很大的优势。由于对商品和食品的供应不足而日益增强的社会不满情绪,任何声明,只要是针对现有制度的,特别是针对它的为数虽不多却很积极的捍卫者的,都会立即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这一现象提供着各种各样的好处——无论是对维持中央势力的平衡来说(戈尔巴乔夫对此很感兴趣,虽说一切最终还是转过来反对他本人了),还是对揭发者们的政治功名来说都有好处:在选举时,他们的声望被估计有数万票之多。

戈尔巴乔夫不参与公开的冲突,采用沉默策略,不理会虚假的指责,并利用对利加乔夫的公开追诉去削弱自己在政治局里的主要保守派敌人的阵地。揭发利加乔夫的那些人,例如在这件案子上成名的、后来当上了列宁格勒市市长的律师阿纳托利·索布恰克,都非常了解形势,他们的行动既集中在自己本人的晋升上,也集中在为有无限权力的总书记的效劳上。有一件事最清楚地反映出了这种两面派的行为——那就是有人企图让利加乔夫为1989年4月9日发生于格鲁吉亚的首都第比利斯的流血事件承担责任。

使共产党领导瘫痪的那些改革事件在格鲁吉亚促使由狂热的前任“持不同政见者”——兹维阿德·加姆萨胡尔季阿和梅拉布·科斯塔瓦所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得到迅速的发展。他们两人对于在格鲁吉亚居民中只占30%的少数民族都表态得极具挑衅性。权力的瘫痪为加姆萨胡尔季阿和科斯塔瓦之类的活动家所煽动的抗议打通了道路,他们在自己的要求中把撤销即将加入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自治权同一些完全不现实的问题(例如向联合国提出申请,要求它派部队来维护格鲁吉亚脱离苏联的独立)混为一谈。

数千名示威游行者封锁了到达第比利斯主要政府官邸的通道,举行静坐示威,以第一书记朱姆别尔·帕蒂阿什维利为首的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的全体会议经过一番大动摇后做出了强行驱散示威者的决定。苏联没有对破坏社会治安者采取警方或军方行动的经验,因此行动是以非常可怕的结果而告终的——死了19个人,主要是妇女,还有数百个人受伤。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的说法是这样的:士兵们用工兵铲毒打受害者,并施放有令人窒息作用的毒气。可是按指挥这次行动的伊戈尔·罗季昂诺夫将军的话来说,有些士兵真的使用了工兵铲和催泪毒气,但“没有一个人是死于军人之手的,死者全都是被人群踏死的”,因为行动一开始就引起了惊慌。

不管怎么样说,系当时最积极的活动家和最好的演说家之一的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点名指责了利加乔夫,说他趁着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不在莫斯科的机会下达了用军人去驱散示威者的命令(事实上在戈尔巴乔夫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前就有人详细地向他汇报过已形成的形势)。戈尔巴乔夫也好,他的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他是格鲁吉亚人,戈尔巴乔夫责成他到第比利斯去平息民怒,但他却逃避履行这一使命)也好,都既不急于弄清楚情况,也不急于替利加乔夫辩护,因为后者的形象在社会人士的心目中已失去了所有的威望。

5 分裂的开始:叶利钦奇观

隐藏在对利加乔夫加压这件事背后的,以及隐藏在利加乔夫对戈尔巴乔夫所实行的政策的主要观点的批评背后的那种内情不是别的,而正是那个在1985年开始改革的、自然是非正式的同盟内部的分裂的开始。苏共上层领导中间的最初协议把反斯大林派的改革者和“人面社会主义”的拥护者,连同首先为制度的无效性而忧心忡忡的专家治国论者一起,团结在“加速战略”的周围。这一同盟并不大,但它的优势在于,总书记本人就是它的倡议和活动的主要促进因素,而周围的人们——许多消极怠惰的保守的官僚主义者乃是以“泥潭”之名称而为众所周知的党内官员的核心力量。

然而,这一次谈的是另一回事——是指要把党的一部分权力移交给新的立法和监察机关。这一步必然会使不大的同盟分裂,并会使“泥潭”动起来,而且能补偿这两种负面影响的新同盟还没有出现。“60年代人”式的知识分子——即开明君主的假想中的自然盟友中间并没有要亲密相处的打算;谈的多半是他们要使社会变得极度激进的心愿和对权力的公开向往。与此同时,在普通人中间对改革的兴趣也很大,但“改革”很显然并没有带来任何物质性的改善。所有这些问题本来都应该会随着政治改革的方针在1988年6月的苏联共产党第27次代表大会第19次党代表会议上的通过而得到加深,这场政治改革是使从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手里继承来的制度在政治上变得民主化的第一个规划,它应该通过对苏联宪法和苏联共产党党章作一系列修正和修改的方法来进行。

苏联共产党第27次代表大会第19次代表会议于1988年6月28日在克里姆林宫的大会堂里开幕,并于7月1日闭幕。会上通过的政治改革的方针在6份决议中得到了体现,它们提及了3项基本原则:分权、地方分权和法制。最主要的原则就是要把权力和职责从全能的党那里移交给苏维埃——已经有的政府代表机关,但在那时之前,在苏联共产党一统天下的情况下,它们在国家的社会生活中并没有起过重大的作用。

选举的结果应该是出现一个新的代表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它的2250名成员中的三分之二是用普选法选举出来的,三分之一来自于现有的“社会组织”,从苏联共产党起到工会、苏联科学院、作家协会或苏联妇女委员会为止。“小圈子的”代表的固定与会份额,以及关于区委或州委的第一书记照例将会被推荐到相应的代表苏维埃的主席职位上去的声明,都是戈尔巴乔夫用来使上级任命的“泥潭”在交出不大的一部分权力时不会怀疑自己受到了威胁的“诱饵”。

此外,选举法要求,由450名代表组成的新的最高苏维埃这个常务立法院将不是直接由居民选举出来的,而是在一年应该举行两次(春天和秋天)的人民代表大会上选举出来的。同时还建立地方的选举委员会,由它们决定哪些候选人可以被列入名单。这一切都办得能使保守分子相信,实际上什么也不会改变,他们在苏维埃里占到领导席位后就能“弥补”自己移交出权力的损失。

不过,实际上这些保证中没有一条是牢靠的。首先是因为想要改变事情进程的愿望并不是最小的,而且不是在普选出来的那群代表中,而是在“小圈子的”代表那里常常是挺大的。其次,苏维埃本身就是核准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会不会当上相应的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主席的最后一级机关,因此选举最高职位的问题仍旧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另一个重要的情况是令人不解地无论如何也不提出党的团结。关于党的改革的决议像谈论“在我国历史地形成的”一种情况似的简单地提及了这一体制,并肯定了“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可是在第19次党代表会议的开幕式上的发言中,戈尔巴乔夫却大谈“社会主义的多元论”;在那些获得通过的决议中也指出必须在“自由讨论”的气氛中实现“深刻的党内民主化”。选举党的负责代表的工作应该同事先的“广泛讨论”一起在可选择的基础上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来进行。党委的所有成员和书记,“包括政治局成员和总书记”,都已经不能在同一职位上当选两届以上了。

这一切会毫无结果地告终,还是会变成一场不寻常的改革的开始——主要都取决于总书记的意志。他的意志是坚定的。

当着对改革既不信任又怀敌意的、同时又是守纪律的大多数官员的面,只有在对他们来说是传统的氛围中,才可以有把握地用政治手段去实现这些重大的改变。这不只是一个策略问题:这种行动方式是与戈尔巴乔夫深信党可以“改变面貌”的坚定信念相一致的。此外,绝大多数的苏联公民的意识最深处还隐藏着一种认为制度的基础是牢不可破的信心;列宁的形象对他们来说仍旧还是神圣的。正因为如此,由于有这种实用主义和信念组成的混合物,戈尔巴乔夫就只能有“传统的”思想鼓舞者——“社会主义者”或“列宁主义者”。戈尔巴乔夫谈论的是要恢复列宁在世时党内有过的、却在“某一时刻”里变成了“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的那种局面,或者是必须中止“把党员分成领导和下属”的做法,他认为这种做法是“违反共产党员之间的平等原则”的。

这一切在上级任命的干部中引起更大的动摇和犹豫,一方面要他们相信不会发生任何重大的变化,而另一方面却坚决要求他们改变他们在其中感到最有信心的那个环境——自己党内的情况。同时,抵抗民主改革对保守分子来说是一件不体面和复杂的事情:一方面是还没有弄明白正在进行中的事情有多么严重,以及它们会导致什么样的实际后果;另一方面,这是与他们的纪律和“党性”相抵触的,因为一切都是以党的名义和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按党的最高领袖的倡议在进行的。

在这一片混乱的气氛中,第19次党代表会议重申了为发展苏联民主化开辟一条广阔大道的3项原则。第一项:人民代表大会被宣布是“国内最高的权力机关”。第二项:这个大会应该从代表中选出一个人员较少(450名成员)和比较干练的、具有立法和监察职权的议会。与一年召开两次的大会不同,这一议院——最高苏维埃应当长期办公。第三项:加强苏联政府——即部长会议的执行作用和责任。

此外,代表会议的一个特殊的决议在整体上给“开放”和社会提供了新的推动因素:宣告成立“法制国”,“凡是未被法律禁止的一切”在那里都立即就会得到批准。7月1日代表会议闭幕后,在苏联出现了第一份真正的进行选举的进程表:1989年春天召开人民代表大会,1990年3月起召开共和国和地方的苏维埃会议。

从1988年夏天起就已经预感到的悲剧就在于,社会民主化的规划和刚得到代表会议赞同的选举进程表可以与那些大谈复兴和改革的人——即位于党这座金字塔顶峰的戈尔巴乔夫中心班子里的那些人——和对西方有好感的、并在“开放”的虽不成熟却又十分狂热的自由主义态度中找到了自己出路的知识分子之间愈来愈大的分裂相吻合。自然盟友的分道扬镳在1989年和1990年就是显而易见的。这一不可避免的分裂招致了政治中心的崩溃,并中止了作为一种连续不断的、循序渐进的和协同一致的复兴过程的改革。这一分裂的根子应该在文化素养无疑是“斯大林之后式的”(宗派主义的、对各种各样协议都抱有敌意的和享乐主义的)知识分子对民主改革的不完全正确的理解中寻找,若是没有叶利钦,分裂就可能会更加严重。一位比戈尔巴乔夫更适应于这一文化素养的领袖的出现创造了一个会把越来越大的势力聚集到自己周围来的、可供选择的“君主极”。

随着时间的推移,叶利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引起了人们由衷的尊敬,因为对那个存在于不稳定和获得自由后的强烈对比的环境中的社会来说,他的个性和政治口号要比不典型的戈尔巴乔夫形象亲切和易懂许多倍。一位君主当着人民的面亲自摘掉自己的王冠,交出自己的权力,并表示愿意向社会提供复杂和古怪的远景,以这么一位君主为背景,一位沙皇,“真正的沙皇”,站稳了脚跟。他能够把“法权”(按自己的情况而言是党的上层领导的权力)和“民权”集结于自己一身。一开始叶利钦受到党的最高领导对他的不好待遇,全体苏联人民也吃过这一领导的苦头,后来通过投票表决他的候选人资格。

叶利钦能走鸿运在许多方面是多亏了他的个人品质。他是上层统治集团的第一位懂得直到那时在苏联还不为人所知的“街头政治”的意义的正式成员。他第一个开始关心人们,并公开地向人民呼吁,包括通过报刊和电视向人民呼吁。继续在攻击叶利钦的那个政权日趋衰落,在国内正在进行中的自由化过程中已被宣布贬值,并一次一次地使居民的恐惧心理变得越来越小,这就使公众能表达出自己的不满情绪和过去积累起来的对各级领导的怨气,以此政权及其未来的一场极有可能被导入该政权所需的轨道的选举的进程表为背景,就看得清新领袖的远大前途。

叶利钦的形象成了各种不同的观察和对比的对象。作为俄罗斯过渡时期的第二位伟大的领袖,他无法避开与戈尔巴乔夫的比较。两人都属于同一代人,都是在斯大林之后的同一个时代里成为政治家的,都是农民家庭出身的人。可是结果却迥然不同。

无论是戈尔巴乔夫的,还是叶利钦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回忆都是与30年代和40年代的艰苦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联系在一起的,但详细一分析,就看得出他们的主要生活阅历是不一样的。戈尔巴乔夫在回忆中再现出在自己的故乡斯塔夫罗波尔的生活年代,亲切地回忆父亲——“亦父亦友”的谢尔盖·戈尔巴乔夫:“我们的关系不仅仅是父子关系,而且还是从事共同的事业和同一件工作的那些人的关系。父亲尊重我,我们成了真正的朋友。”

相反,叶利钦关于自己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那段生活的回忆好像是查尔斯·狄更斯作品中的可怕情景。“我父亲的性格像我爷爷一样残暴,于是我以为它也遗传给了我。父母经常为我大吵大闹。父亲的教育方法就是打,我也常因各种行为而受到重罚。假如随便在什么地方出了一件随便什么样的事情,假如邻居家的苹果树上有一根树枝被折断,或者是学校里有人对教德语的女教师搞某种恶作剧,父亲就一句话也不说地拿起皮带。他默默地抽打我,但我母亲却哭着说:‘别打他’,并尽力设法去阻止父亲。他不理睬她,关上门,并命令我——‘躺下’。我服从他的命令,掀起衬衫,褪下裤子,并忍受他数量相当大的一顿抽打……我咬紧牙关,并且几乎不呻吟,这使他感到狂怒。当母亲得以进入房间时,她就夺走父亲手里的皮带,并站在我们中间。”

在描写自己的少年时代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叶利钦就像是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的俄罗斯版本的主人公——学校里的流氓行为的发起人、街头的好打架的人和爱冒险的人,或者是一个“无票”坐在车厢顶上,从南到北横贯全俄罗斯旅行,用衣服和手表作赌注与刑事犯们打牌的赌徒。“在学校里上学时,我一直是个鲁莽的人,一直图谋着什么事……我们嘲弄德语教师:她是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女教师,既聪明又有修养,而我们却使她的日子过得很难堪。例如,我们把唱机的唱针偷偷地放在她的椅子上……女教师坐下去,并大叫了起来。(……)我们组织各区孩子之间的群斗——用棍子和拳头打架。参加打斗的人数达到70—100个。至今我的鼻梁上还像拳击运动员那样留下了这些打斗的伤痕。人家用杆子打我,我跌倒在地,眼睛一阵发黑,于是我认为:这下子完蛋了。可是我很快就恢复知觉了。”

这是战争年代,所有的孩子都向往走上前线去打仗,叶利钦继续讲述。“我们做手枪、步枪,甚至还做大炮。我们决定找到手榴弹,想要使它们失效,并看看里面有些什么东西。我自告奋勇要潜入教堂(它已被变成了一个军需库)。夜里,我偷偷地钻过了3道铁丝网,趁哨兵在仓库的另一面的时候,锯开了窗上的栅栏,钻了进去,弄到了两颗带引信的手榴弹,并幸运地溜到了外面(哨兵有权不发警告就朝我开枪)。后来,当我已经到了远处时,我把一颗手榴弹放在石头上,并用锤子敲它,却忘记抽掉引信了,于是我左手的3根手指被炸掉了。”

过了几年后,读完工程技术系一年级,叶利钦就外出闯荡去了:“我离开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袋里只有很少的一点钱,身上的衣服就更少了——只有一条运动裤、一双舒适的运动鞋和一顶草帽。我有一只当时生产的尺寸为20厘米或30厘米的人造革小箱子。里面放着我的一件替换衬衫,若是在旅行时挣到一点钱,那我就把食物放到里面去……我常乘坐车厢顶,有时候乘货车或坐在车厢的踏脚板上,有时候乘卡车。民警不止一次地拘留过我:‘你上哪儿去?’民警问。‘到辛菲罗波尔去看外婆。’‘她住在哪条街上?’我知道得很清楚,各个城市里都有一条以列宁的名字命名的街道,我报出了它的名字,人家就放我走了。我的行进路线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基辅、喀山、莫斯科、列宁格勒,又是莫斯科、明斯克、基辅、扎波罗热、辛菲罗波尔、叶夫帕托里亚、雅尔塔、新罗西斯克、索契、巴统、(顿河畔)罗斯托夫、伏尔加格勒、萨拉托夫、古比雪夫、兹拉托乌斯特、车里雅宾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我旅行了两个多月,并穿着一身破衣烂衫回到了家里:我的运动鞋没有鞋底了,我穿着它们,只是为了蒙人和摆摆阔气。实际上我几乎是赤脚在行走,但大家都觉得我好像是穿着鞋子的;帽子完全没有样子了,看上去极难看,我毫无办法,只得把它扔掉了,而裤子磨破得几乎透光了。我曾有一只很大的手表,是爷爷送给我的,但我在外出旅行的头几天里与人打牌时像输掉其他东西一样把它输掉了。那时候国内宣布了大赦,囚犯们都乘坐车厢顶回家去。他们强迫我与他们打牌。拒绝是不行的,于是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就输得只剩下一条裤衩了。最后他们对我说:‘我们赌你的生命:要是你输了——我们就把你从全速行驶中的列车上扔下去,事情也就全完了,但要是你赢了,那你就收回你的一切东西。’我不知道,到底是我开始懂一点打牌的技巧了呢,还是他们身上的人性觉醒了——但是我赢了。”

叶利钦在1989年的竞选运动时期里写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回忆录,那时候出传记能帮助他在居民的心目中确立起自己的形象。不过,就算他的故事中有许多事情都是虚构出来的,但他是多么执著地想要以一个为所欲为和难以管教的人的面貌出现在读者的面前:这会使人产生一种认为他是一个必定会从周围的人们中脱颖而出并以自己的另类表现站稳脚跟的人的念头。

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叶利钦,都不是知识分子出身的人。不过,戈尔巴乔夫在国内一所最好的大学里读完了法律系的课程,这使他后来能步入知识分子的精英圈,其中包括外国的知识分子精英圈。他甚至想要(并为此找到了时间)获得第二次函授教育。叶利钦只有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一所省立高等学府的建筑工程师的证书。当戈尔巴乔夫已经处在上升的道路上——在斯塔夫罗波尔担任市委第一书记职务的时候,他就有放弃政治功名去研究科学的打算。“我写好了论文,”他后来讲道,“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我突然被提升了——被选为州委第一书记。”

叶利钦的作品中一点也没有暗示他曾有过这种疑惑,或像戈尔巴乔夫在70年代里有过的“欧洲共产主义”的教训,他在70年代已经当上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州的苏联共产党州委第一书记。叶利钦从1964年起开始出国旅行,其中包括8次官方的正式访问(按时间先后顺序:保加利亚、法国、瑞典、罗马尼亚、民主德国、卢森堡、古巴和尼加拉瓜),从这些旅行中看不出有任何与戈尔巴乔夫的紧张的旅行相似的地方。

当叶利钦在1976—1985年间担任使他变成俄罗斯工业的第三位主人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党委第一书记的职位(与戈尔巴乔夫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所担任的职位同级)时,没有事实能证明他有异己思想、对自由主义的内心爱好的迹象。叶利钦是全州的第一把手,活动能力很强,精力也很充沛,1963—1983年间在托木斯克州担任同类职位的叶戈尔·利加乔夫本来也可以成为这种人。叶利钦做着别人也在做的同样的事情:1983年在州首府的市中心建造一幢新的州委大楼——市内最高的建筑物;1977年拆毁伊帕季耶夫宫,沙皇一家人在1918年在那里被枪毙后,这幢房子就开始引起旅游者的注意了。他隐瞒军工厂的煤气泄漏事件,结果是在1979年有几十个人死亡,并有数百人住院治疗;1982年,按照他的指示,当地的“持不同政见者”瓦列里安·莫罗佐夫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过了6年后在内务部的医院里去世。

如果说毁掉伊帕季耶夫宫这件事过了若干年后至少还找得到一些托词的话(“从莫斯科给我打来了电话,所以是不可能拒绝的,”叶利钦在他们的一次竞选大会上说。),那么由叶利钦的一位政敌在1990年揭发出来的、在他的两本回忆录中连一次也没有提到过的持不同政见者事件就不配得到理解和原谅。

相反,当人家问戈尔巴乔夫他想要从过去的生活经历中抹掉哪些事实的时候,他并不过多客气地说了自己在履行第一书记职责时所犯下的罪过。“我愧对一个人,”他说,“他就是我在斯塔夫罗波尔学院里当教师时指责过的那个人,因为他发表了关于文化始终高于思想和不应该从属于思想的意见。我还为我在当州委书记时惩罚过那些反对我国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的人而感到羞愧。”

戈尔巴乔夫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结婚,她是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气质的女人,在他的生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积极作用。戈尔巴乔夫和他妻子之间有过争吵,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但它们并没有妨碍,相反还促进了他们的牢固的家庭关系。叶利钦同纳伊娜结婚,她是一个十分不寻常的女人,但她符合他那种关于有着传统的家庭关系的温文尔雅的女主妇的观念,并且与他们家庭的古朴生活方式协调得一点也不成问题。

俄罗斯人民不喜欢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认为她经常干预别人的事情。总书记和他妻子之间的那种相互信任和民主的关系在人民中得不到理解。戈尔巴乔夫不认为这个事实具有任何意义,并在搞竞选运动时用无忧无虑的口气对记者们解释说:“家里的党组织终究还是没有做出该投票选举谁的共同决定。”赖莎能引起外国人的好感,但是在许多俄罗斯人对她的看法中却透露出类似于“这是她在家里当头头”的公开讽刺或关于她在总书记解决国家大事时对他有“政治影响”的猜疑。

相反,叶利钦的纳伊娜用自己的外貌和行为塑造了一个对叶利钦有时会亲自支持的那种普遍的古朴意识来说是比较宁静的形象。叶利钦自傲地谈论自己的妻子,说“她不会给人留下她是个政治积极分子的印象:她从来也不过问政治问题,当然也从来不会给我出政治性的主意。她在出国访问时只关心与家庭、母性、儿童时代有关联的问题——即她最感兴趣和最能理解的那些问题。”

1985年,叶利钦被召到莫斯科去,过了一段时间后就被任命为莫斯科市党组织的第一书记。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岗位,它能使在位者过一段不太长的时期后进入党的最高执行机关——政治局,即上级任命干部的最高一级梯队,加入10—12名国家领导人组成的班子,从而就有机会在某一天成为“第一把手”。有了这种前途后,叶利钦在1986年就已经当选上了政治局的候补成员——这一机关中的第二个“临时”等级。

国家的政治和行政权力全都集中在莫斯科,而不是集中在其他任何一个城市里。国家官员和党的干部内部的相互关系和倾轧在这里要比在其他任何一个城市里更复杂和更残酷。首都的商店里聚集着更多的商品,它们的品种更全。可是也存在着更多的服务问题,其中包括进入中央党政机关的机会。营私舞弊现象更严重,官僚中的争权夺利的斗争环境更严峻。这里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差别很大,于是叶利钦热情奋发地投入了新工作,这股巨大的热情迫使在他的前任维克托·格里申的漫长统治期间里造就的那个受贿的牢固机构动摇起来了。

碰到了如此复杂的局面后,叶利钦在莫斯科的行政机关里开始了一场强硬的清洗工作。在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里,他完全改组了市党委,更新了40%的行政机关和书记处,把区级党领导人的人数从33个削减到23个,削减了36%的市苏维埃官员和44%的工会领导干部。叶利钦常常会预先不作通知地出现在企业和商店里,使他属下的负责人员感到措手不及,发现各种各样的职责过错,向他们要账本和数据,骂他们,检查产品的质量,偶尔乘乘市里的交通运输工具,尽力设法要让报界报道他的这种活动,以此来吸引公众的注意。正如尤里·阿法纳西耶夫所回忆的那样,叶利钦的专横作风和有钻劲的活动,不顾情面地从前进的路上赶走所有想要阻挠他的改革意图的人,这种情况使普通莫斯科人的心里乐开了花。可是叶利钦的这些步骤同时也在莫斯科的党政工作人员中间造成了没有信心的感觉。负责人员和高官们现在经常遭受来自于新上司的粗暴态度和威吓,因叶利钦的极古怪的行为而感到痛苦,例如在中午召开市党委会议。

在外省,党组织第一书记有着很大程度的行动自由,可以像个土皇帝似地支配一切。如果他的决定与那些直接从属于莫斯科的当地机关(例如,国家安全局或直接与中央的部级机关相联系的大型工业企业——一种独特的国中之国)的活动不相矛盾的话,那就不存在有人会来干预的危险。莫斯科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第一书记在那里要与党的中央机关共处和协同动作,因为后者是官职等级最高的机构,既不能忽视它,又必须一直考虑到它的利益。出现的情况是,叶利钦的清洗工作的受害者开始向党的中央机关,向叶戈尔·利加乔夫领导的干部处告状,后者是政治局成员、国家的潜在的“第二号人物”和党的活动家,官职比叶利钦高。这就扩大了叶利钦与利加乔夫之间的矛盾,后者不久前亲自提名要让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精力充沛的党委书记来当莫斯科最高职位的候选人;真令人难以置信,但却是事实。

叶利钦的传记是一部伴随他一生的冲突的纪事:与父亲的冲突,与教师的冲突,工作上的冲突,以及与政敌的冲突。似乎经历过的每一次冲突对叶利钦来说都只是试一试自己的力量。他只承认两种结局:胜利或失败,不是强迫人家接受自己的意愿,便是自己俯首认输。叶利钦认为自己是个“难管教的”人(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自己的性格是“相当厉害的”、“既刚强又固执”,“不甘心屈服于人”)、血液中的肾上腺素的爱好者(“只有在职业的复杂的局势中我才会感到振奋”)和不肯让步的人(“当决定是不可改变的、必须彻底完成的……当我做出决定的时候,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障碍,我也会献身去完成它的”)。叶利钦的自我评述连同那些重复出现的暗示他的不寻常性格的话会使人产生一种想法,认为他身上存在着某些复合症状,它们在行动过于冲动的情况下有时就像是被盾牌遮挡住似的。叶利钦一直把自己残疾的左手藏起来。叶利钦在他进行重大的总统会晤时的乖张行为后来就成为传奇性故事,在这些会晤后他的样子总是显得既疲惫不堪又神定气闲,就像一个克服了过度紧张状态的人似的。

在1986年和1987年里,叶利钦和他的党内顶头上司利加乔夫之间开始有了冲突,若是他当不上能使他接近于对手级别的享有全权的政治局成员的话,那么他在这场冲突中的胜利就是不大可信的。叶利钦等待这一当上莫斯科市党组织第一书记后必然会降临的任命,等了几个月,但它就是没有降临。党的上级活动家们肯定对叶利钦的活动能量和工作方法抱有成见,尤其是对他们必须加以遏制的他的潜力和可能会有的竞争抱有成见。因为以政治局候补成员的资格与对手们进行斗争是不大现实的,所以叶利钦决定去找戈尔巴乔夫。

叶利钦在1987年9月12日发出的信中解释自己的挫折(“我没有做好进政治局工作的准备”),诉说对利加乔夫的抱怨(“他的工作作风”,“他的攻击”,“他既没有工作方法,也没有工作水平”),并向总书记呼吁:“只有您能使这一局面有所改变。”为了说明写信的理由,叶利钦后来将讲述自己的“挫折”和描述在列举自己那场被向上级的抱怨与起诉搞得既扫兴又复杂的莫斯科小革命的小小成果时所产生的感受。早就认识叶利钦而又对他没有好感的苏联前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将着重注意“政治目的”——了解“改革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日益下降”和有机会“在汽车爆炸之前从车子里跳出去”的结果。

两种解释相互并不矛盾——要知道,叶利钦真的会因自己在莫斯科的工作和人家给他设置的障碍而感到心灰意懒。同时,他直觉地感到利加乔夫和戈尔巴乔夫之间有着隐蔽的区别,所以他可以试着用这一区别去赌一把,以便解决自己本人的问题和晋升到党内的“2号”职位——利加乔夫的位置上去,要是办不成,那就“从车子里跳出来”,也好只以人民政治家的资格出头露面。

所有这些电影脚本——“激昂的”、“体制上的求职战争”和“自杀的”脚本在1987年9月写的那封信里都找得到反映。涉及第三部脚本的只有几句话,按全部情况看来,它们与其说是为了总书记,不如说是为了在人民中的传播而被校订过了(“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的坦率性格,以及我的个人经历使我不能在政治局成员的班子里工作”,“我是个使人难堪的人,并明白这一点,我明白要解决我的问题是不容易的”)。此外还有一个请求免除他的莫斯科市党委第一书记、苏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成员的职务的极不寻常的申请。

这是一种无先例的姿态。在上级任命的干部中没有自愿辞职的概念,认为有可能做出这种举动的看法本身就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后果,尤其是会被人怀疑另有所图。不过,这封信真的可能按不同的方法去加以阐释,它含有一些暗示,会使人想到作者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或打算,但实际上却相反——他的想法显然很多,而且是各种各样的。

情况过一个月后又重复出现,但形式已变成1987年10月21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争吵。叶利钦在会议闭幕前不久请求发言并宣布,改革与原先的期望不相符,并且快要失去人民的支持了。他说,对进行改革的“实际期限这个问题应当采取更加慎重的态度去处理”,在“最近一段时间里越来越频繁地听得到政治局某些成员那边传来的赞扬戈尔巴乔夫的言词”。叶利钦抱怨利加乔夫同志那一方的“支持告缺”,指出必须“更加坦率”,并在结束发言时提出免除他的政治局候补成员之职务的申请,同时却只字未提自己在中央委员会的职务,而且还声明:“至于莫斯科市党委第一书记的职位,那么这个问题显然应当在提到的那个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上得到解决。”

戈尔巴乔夫的领导班子“没有可供选择的余地”的论点在1987年算是为大家所公认的。可以设想叶利钦当着全会成员之面的发言是一次示威:“让全会的全体成员都看看这种可供选择的余地是有的,它的名字就是叶利钦。”这一席发言无论如何也是过于公开地违反上级任命的干部中的那部不成文的关系法的各种不同条款的。这部法典里没有限制政治对手之间的阴谋活动,但未经批准就当众公开批评最高级别的共产党领导人的做法却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叶利钦话中带着否定意思地对戈尔巴乔夫讲了他本人也不止一次成为其对象的那种“过分赞扬”的情况,而且也批评了利加乔夫。此外,他得罪了所有的与会者,因为他竟然会怀疑中央委员会是否有全权提出关于他在莫斯科市的党组织里所占据着的职位问题!

如果叶利钦想要向中央委员会表现出自己是“可供选择的方案”的话,那么效果是大大地失算的。中央委员会里终究没有一个人明白叶利钦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几乎像谈论一次即兴表演似的谈论的那篇冗长的发言的政治意义;与此同时惩罚却很快就降临了。首先是听到了一些指责他过分自负的发言。叶利钦过了两年后写出了这些发言给他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尽管已过去了一段时间,我还是感觉得到我心里被钉入一枚锈钉子的那一点,它还在原来的地方,并且还在出血。”

中央全会没有“立即”解除叶利钦的职务。戈尔巴乔夫甚至告诉叶利钦,自己定会考虑他的辞职申请,而叶利钦却向他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这并不妨碍他一共只过10天后就在10月31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为自己的话表示道歉,并十分明确地请求让他留在莫斯科市党委领导人的职位上。“我的主要错误就在于,由于自负和骄傲,我回避与利加乔夫、拉祖莫夫斯基及雅科夫列夫的正常的工作关系;可是我的莫斯科市党委的同志们虽说也指责我的行为,却没有不理睬我,并请求我继续在原来的岗位上工作下去,”叶利钦这样对自己的政治局同志们说。过了几天后,在11月3日,叶利钦又向戈尔巴乔夫提出书面请求——请求让他留在莫斯科,但戈尔巴乔夫及其他政治局成员做出的决定是“把这事交到莫斯科市党委全体会议上去审理”,这无疑是向犯错误的人暗示他们打算撤他职的一种方法。就在11月9日,当与会者已经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叶利钦做了一次自杀的尝试: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把剪刀插入自己的身体。人家在那里发现他浑身沾满血迹,情况很不妙。

叶利钦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说:“11月9日,感到剧烈的头痛和胸痛的我被送进了医院。”那时候,民间的议论和传到西方报刊上去的情报却把叶利钦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那篇粗鲁和平庸的发言说成是对党阀的激进和勇敢的揭露。

听到叶利钦的勇敢行为后,菲德尔·卡斯特罗也想要支持他,于是在11月7日,当苏联领导人在红场上庆贺十月革命纪念日的时候,他示威性地在叶利钦身边停下来,拥抱了他,并用西班牙语说了几句话。被人们拥抱的那个人当然不是堂·吉诃德式的西班牙贵族。他只不过是个俄罗斯汉子。

莫斯科流传着关于党的全会的各种各样的传闻,它们反映着民众对这事的种种推测。例如,按其中的一种说法,叶利钦发表了一篇针对赖莎·戈尔巴乔娃的揭发性演说,揭露她酷爱珠宝和喜欢在电视摄像机前面表演。按与叶利钦关系亲密的记者米哈伊尔·波尔托拉宁所撰写的另一种说法,叶利钦反驳利加乔夫(“别对着我叫喊,利加乔夫同志,我不需要您的训导”),训斥政治局成员甚至克格勃主席维克托·切布里科夫在反贪斗争中没有尽职(“我很遗憾,同志,但事实总归是事实”),指责外交部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经常出国旅行,并建议把苏联军队从阿富汗撤出来——克里姆林宫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反复思考了不止一年。

在民众的想象中,叶利钦说了人们想从他嘴里听到的所有的话;至于剪刀事件,那对这一件事就有一种歌颂英雄式的说法:在受人欢迎的民众代言人回家的时候,两名歹徒袭击了他,尽管他们最终是被制服了,但他们还是刺伤了叶利钦。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说,“叶利钦的机敏在那个时期就已经是人所共知的,”并认为医院就是叶利钦想赢得时间的一次尝试。

过了3天后,戈尔巴乔夫迫使叶利钦出席了莫斯科市党委全体会议。叶利钦说,他觉得自己很不舒服,并且还处在镇静剂的影响之下,因此把他从医院里弄出来参加会议——这是一种残酷的行为。戈尔巴乔夫向大家担保说,叶利钦的状况与他说的话一点也不相符,医生们的诊断也不容人对此有一点点的怀疑。

无论如何,会议是令人很难受的。打听到政治局打算撤叶利钦职的消息后,他的属下和他所得罪或排挤过的那些人中的许多人就决定实行报复了。戈尔巴乔夫说,有些发言是“报复性的和不怀好意的”。

至于以一种会令人想起斯大林时代粗制滥造的诉讼程序的受害者所特有的恐惧和纪律的古怪混合体的形式“承认自己错误”的叶利钦本人,那么这次会议对他来说始终是一次永远难忘的痛苦经历:“这是真正的一帮子准备把我撕成碎片的人。发言者的论据不多——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蛊惑家、撒谎者和伪造者。有些人是出自于单纯的恐惧感在攻击我:追捕一旦开始,就不可能拒绝参加了。另一些人产生了要实行报复的古怪愿望:终于轮到我了,你这就会看到的,你以前是我的上司,所以我无法同你打交道,但是现在……这一切都留下了很可怕的印象。”过了6年后,叶利钦还是认为这件事很有意义,并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我忍受不了那种会挑起当众折磨人的气氛。”

如果说叶利钦的态度、他与上级党务活动家的冲突是错综复杂和难以解决的话,那么或许他当时的政治观点倒是可以澄清一些什么事情的。在他被召到莫斯科的1985年和他失宠的1987年末之间的那一时期里,苏联国内发生了许多形形色色的事件。作为一名高级公职人员的叶利钦的观点和政治方针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查明的结果是相当模棱两可的。

一方面,莫斯科共产党员的领导人对改革抱有很大的渴望,可是另一方面,他在政治局里的地位却是消极被动和默默无闻的:他多半是在观察,而不是在提什么建议。例如,在1987年1月,人家一再坚持要他发言时,他提出来当作药方用的是政治上的“清洗”——要求追究那些还活着的勃列日涅夫时代的领导人的个人责任。叶利钦在1987年3月出访尼加拉瓜时提出一个同样的“基本”决策:他说,要让改革启动起来,那就“必须枪毙1000个人”。

至于一些历史问题,那么叶利钦在自己对政治局的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报告的评语中坚持形式主义的正统立场,而且在1988年他坚决反对给被称作“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尼古拉·布哈林这个人以肯定的评价。叶利钦的立场在开放政策开始之前看起来还是可以容忍的,但却是相当不明确的。当美国的ABC电视台在采访时问叶利钦对批评的自由的评价时,他回答说,他不是一个赞成“家丑外扬”的人。他的第一个自由主义行为涉及一个政治团体——极右的反犹太主义组织“纪念”的游行示威(“他们中间有一些为保全纪念碑而斗争的正派人,”他在1989年7月的电影工作者协会的简报上回忆道),这在较大程度上是证明他已迷失方向,而不是证明他支持“纪念”的立场。

叶利钦关闭为“未获永久居住权的限期工人”开放的莫斯科,并中断把他们招进首都的工作,借口是这种定额的存在“会使莫斯科的社会治安情况变坏”。回忆1988年的情况时,叶利钦坚定地说,当时必须“使用强硬措施去稳定局面”。

被解除莫斯科市的职务后,过了3个月后又被逐出了政治局,但叶利钦仍然还能继续在宦海里漂浮。1988年2月,戈尔巴乔夫任命他为国家建设委员会主席——苏联的部长,保留了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地位。戈尔巴乔夫一直没有失去要把叶利钦的能量当作他所指挥的那个复杂的政治势力乐队的一个加速因素使用的希望;这件事他办得最不成功。毫无疑问,要使叶利钦免于一败涂地的愿望中有着某种比单一的高尚激情更大的意图。在考虑未来时,戈尔巴乔夫认为,对他来说较为有利的是把叶利钦“冻结起来”,而不是“消灭掉”,因为叶利钦能成为未来的中间派势力的一个重要的平衡元素,但是他失算了。不管怎样,这一情况促成了叶利钦的“回归”政界,先是第19次党代表会议的代表,然后是由千百万俄罗斯人在1989年的大选中让他当选上的人民代表。

对于叶利钦来说,第19次党代会成了他在全国人民面前大显身手的一个良机,由于他的神奇思想和不寻常的发言,他们已经对他有了好感,或者是有了兴趣。在戈尔巴乔夫和其他领导人打算不准发表的那篇演讲中,叶利钦又做了一次以一位可供选择的潜在领袖身份出现在党的面前的尝试,直截了当地对总书记提出各种各样的暗示,虽说分量不大,但也足以被人当作一种挑战形式了;同样还对政治局提出责备,理由是政治局的成员要为他们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所做的事负责,以及他们打算对贪污腐化分子持宽容态度。叶利钦说,某些政治局成员应当为在改革的3年时间里连一个能解决问题的可观决策也没有采取的情况负责,并推测说,“人们的信任在任何一刻都可能会减退”以及“未来有着更换现有政府和失去政治稳定性的危险”。

叶利钦在那篇演讲中所提出的建议并不含有可供选择的政治观念,最多也只不过是那些在大会的决议中得到赞同的最具革新精神的修正方案的总和。可是它们被集中在一篇发言中(包括以自己名义提出来的虽狂妄却又能给人以深刻印象的那条建议——对不容许第一书记在苏维埃机构中兼职的问题进行全民投票),以及它们所用的挑衅口气——均给人以巨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叶利钦的发言的最精彩之处就是他向社会提出了“社会性的要求”。叶利钦说,当然是多亏了社会主义的社会原则,社会公平性问题才大体上在我国得到了解决。可是还有一些未得到解决的问题,它们在人们中激起义愤,降低党的威信,并对改革进程产生负面影响。他提出,有人正在用党的钱财建造别墅、郊区的房子和豪华的疗养院,而且大得使你会在其他国家的党领导人参观它们的时候感到羞愧,还提出有一些党内的领导人已沉溺于贪污受贿之中。

说了这些话后,叶利钦就甩出了自己这篇发言的一张王牌:从他的观点来看,正常的情况应该是如下所述的那样——如果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有什么不足之处,那么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同等程度和毫无例外地觉察得到这一不足。

这个要求证明人民的觉悟由于幻想的开始丧失而对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价值”有了准确的理解,因为改革没有给人们带来任何物质性的成果。叶利钦像别的任何一位政治家一样诉诸列宁主义思想。他对体制的批评是准确地针对它的非社会主义组成部分的,并且诉诸“普遍的平均主义”的传统和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叶利钦的发言一开始就断言,在领导阶层的特权中表现出来的不平等,以及在贪污受贿行为上表现出来的政权代表们的不正之风,导致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没有得到改善。这种社会上的不平等促进俄罗斯人民对任何一个政权的传统的怨恨,而且也支持那种认为解决经济问题是一个物质财富的纯分配问题的想法。

同时,叶利钦想要恢复自己的党务活动家的地位,因为在这地位之外的活动机会太少了,并要求在会上通过撤销解除他职务的1987年10月会议的决议,来恢复他作为一位党内领导人的名誉。大会没有同意这种请求,因为它按常规来看就意味着恢复叶利钦的政治局成员的地位。

这并不妨碍叶利钦继续维持着与苏联共产党的联系,他在1990年7月才退党,同时提出的理由并不是思想上的,而是形式上的:不能兼任俄罗斯联邦的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职位。

1988年11月,即在叶利钦成为反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领袖的前一年,他一边实际上仍然在当建设部部长,一边把自己的平民党党员的活动与通常的正统作风结合在一起,这种作风在为庆贺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而寄给戈尔巴乔夫的贺信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尊敬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请接受我为我们的伟大节日——伟大的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而送上的祝贺。我相信改革的前途,并希望它能借助于您所领导的党和全体人民在我国获胜——那正是列宁相信和向往过的事情。”

在党的19次代表会议以后,叶利钦的平民党党员的表演达到了怪诞的程度,但这一切在那个时候都会被人很认真地接受的。例如,属于1989年的那个因有机会吃鲑鱼肉和乘公家汽车而感到羞愧的故事:“当人民生活在贫穷和困苦之中的时候,我不能吃鱼子酱烧鲑鱼肉,不能乘那种不理睬交通信号灯的、其他汽车会在它们面前从通车道上被赶走的公家汽车,不能服用进口药品,因为我知道我的一位女邻居没有阿司匹林给患病的儿子吃。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感到羞愧。”

在党代会上,叶利钦对社会的号召被领导人们看作是他那些要求肯定新方法的大野心的表现。“叶利钦想要引起人家对自己的注意;他喜欢要所有的旗子都朝他一边飘扬,”叶戈尔·利加乔夫在自己发言时说。另外两名在他后面发言的莫斯科代表把叶利钦在领导首都党组织的工作中所使用的方法称作“斯大林式的”方法,甚至把莫斯科的一位区领导人员在因供应工作做得不好而受到警告后过了一段时间就自杀的那件事的责任也推到了他身上。一位发言者——伊戈尔·卢金说:为了取悦群众,叶利钦在使用一些“会在党委和工人阶级及知识分子中间制造纠纷的”方法。

可以预见到将会发生某种类似的事情,但是并没有采取任何明智的措施去取消受欢迎的领袖的发言。如果说在大会之前种种反对选叶利钦当代表的努力只会提高大家对他这个人的共同关注的话,那么在大会以后他的对手们的局限性就变得显而易见了,并且继续起着提高叶利钦威信的作用。大会的提纲已经颁布,但是人们只有在叶利钦的演讲中才找到了自己对政权的憎恶和仇恨的反映。普通老百姓和这个混进他们队伍的“自由射手”的这种思想一致性使党阀们变得神经更加紧张不安起来,并加大对叶利钦的行政压力,不许他利用报刊,还在选举人民代表之前,在推荐他当候选人的路上设置各种各样的障碍。这只不过是巩固了他的苏联共产党的牺牲品之形象。在大多数居民反正都认为自己是“党的牺牲品”的那种社会里,对叶利钦的攻击使他变成了“我们中的一分子”,并对他有利了。尽管这种情况立即变得很明显,但是缺乏搞公众政治经验的党阀却没有发现这情况,并继续用自己的忽视“街头”因素的、无效果的和传统的行政方法采取行动。

叶利钦很高明地抓住了对手们的错误。当我在1989年5月问叶利钦该怎么解释他的声望时,他回答得很正确——该用报刊的长期沉默和政府当局反对他的宣传(把它称之为反宣传倒是更加准确)来解释。“他们在数十年间所采用的方法是与社会的动机背道而驰的,并且已经不合时势了,”他解释说。结果就是:多亏了叶利钦的不愉快遭遇,他的对手们变成了他在选举中的胜利的主要缔造者。

叶利钦在党代会遭到攻击后陷入了自己的一次长期萧条状态,但他突然发现自己正处于温情和厚意的包围之中,它们表现为成千上万封的支持信和支持电报,以及城市街头上的普通莫斯科人的好感流露。与自己的对手们不同,叶利钦善于捕捉、聆听从这个时代起已成为许多政治交锋中的决定性因素的街头“脉搏”。叶利钦的这一幸运的本性,在从这一时刻开始的升上权力顶峰的过程中帮了他主要的大忙,但它仍然还是一个谜。他的行为的动机常常是令人不解的。

很清楚,叶利钦不是戈尔巴乔夫多半能成为的那种高尚的人,他身上的实用主义比意识形态多。然而,可供选择的领袖也像过了几年后就被推翻的那位君主一样产生了要进行改革的良好意图。不过这一激情从一开始就被个人的性格歪曲了——这一个性是粗犷得多的、好斗的、爱争吵的、对一切都感到不满的、对受到的侮辱怀恨在心的、倾向于采取专横的行政决策的。

叶利钦的性格和个人经历不会引起人们对他能为谋取权力而残酷斗争的本领的怀疑。可怀疑的是鼓舞着他的激情、强烈的勇往直前精神的那些动机的实质。如果说在细察戈尔巴乔夫的个性、他的人生道路、个人品质、提出的目标和为了达到目标所使用过的方法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政治家的形象,对他来说,理想的东西、最终的目标要比他准备牺牲的个人的东西重大得多,那么在叶利钦身上的情况就是双重性的。

不过,这种双重性在俄罗斯可以说是“经典的”现象。它来自于与世隔绝的社会意识,这种意识是在国家的特殊发展历史中形成的。从俄罗斯的历史和它的民族意识的立场出发,叶利钦是一位远远不如戈尔巴乔夫那么“奇异的”政治家,不过按西方的概念看来,情况就相反了——这只不过是由于评价的方法不同而已。此外,叶利钦起先用自己的平民党主义吓唬过的党和国家的上级任命制本身很快就开始把这种双重性看作一大优点了。

要知道,最不受道德和思想信念所约束的个性的双重性必须以极大的灵活性为前提,而这种品质在居民情绪变化无常的和必须改变思想与目标的过渡时期里有着不小的价值。

这种灵活性被叶利钦彻底利用了,帮助他战胜戈尔巴乔夫和解除后者的职权,同时却也使改革的中心失去在最初几年有过的那种明确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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