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如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第二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郭建宁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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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如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第二辑)

马克思主义如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第二辑)试读:

出版说明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理论武器,加强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深入推进,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迫切需要我们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研究新情况,分析新矛盾,解决新问题,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时代变迁呼唤理论创新,实践发展推动理论创新。当代中国的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要想适应时代要求乃至引领思想潮流,就必须始终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生机和活力,使马克思主义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为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组织策划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丛书。作为一个开放性的论库,该套丛书计划在若干年内集中推出一批国内外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高端学术著作,通过大批马克思主义研究性著作的出版,回应时代变化提出的新挑战,抓住实践发展提出的新课题,推进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我们希望“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的出版,能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为推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学做出更大贡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导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时间上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空间上产生于德国和欧洲,如何由德国形态变为中国形态、欧洲形态变为亚洲形态、西方形态变为东方形态,这就有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导论着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文化意涵、当代视野进行梳理和探讨。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看,传入、传播、中国化,是三个紧密联系又有所区别的概念。在笔者看来,十月革命之前是传入,当时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主要是零星的、片段的、摘译的、转述的。十月革命之后则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更大,传播的内容更广泛,体系更完整。延安时期则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第一次飞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过程,从传入、传播、中国化三个层面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如果不加分析而混用,把传入、传播等同于中国化,那就没有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时性,将其过程简单化了;没有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复杂性,将其形态简单化了;没有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体性,将其内涵简单化了。

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看,马克思的名字最早出现在中国是1899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第121期提到的。中国人最早介绍马克思的是梁启超,他在1902年10月16日《新民丛报》第18号上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中国人第一个提到《共产党宣言》的是朱执信,他在1905年11月出版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中介绍了此书。日本学界辛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和河上肇的《贫乏物语》《资本论入门》影响比较大,有多个中译本。

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化看,要注意以下五个重要节点:

一是陈独秀、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步传播阶段。陈独秀、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点是唯物史观,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称,李(大钊)先生是唯物史观最彻底最先倡导的人。今日中国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思潮这样澎湃,可以说是先生立其基,导其先河。李大钊不仅在《晨钟》《新青年》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而且撰写了《史学思想史讲义》《史学要论》等著作,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陈独秀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唯物史观“两大要旨”的概括,则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是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全面传播阶段。如果说陈独秀、李大钊着重传播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那么,瞿秋白则第一个比较全面地传播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23年和1924年,他先后出版了《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三本书。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宣传和阐释,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更加系统,也为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系统化、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三是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阶段。从1934年11月至1935年7月,艾思奇先后在《读书生活》上发表了24篇哲学讲话。1936年1月讲话结集出版,1936年发行第四版时更名为《大众哲学》。《大众哲学》全书4章24节,十余万字,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辩证法等方面阐述了辩证唯物论。《大众哲学》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日常谈话的体裁、大众喜闻乐见的语言讲述哲学,把深刻的哲学融化在生动的故事里,使之贴近生活,贴近实际,易于为大众所理解和掌握。《大众哲学》深受读者欢迎,新中国成立前就印行了32版。《大众哲学》是结合大众所关心的问题阐释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个成功范例。

四是李达与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化阶段。李达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曾与雷仲坚合译了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1937年5月其代表作《社会学大纲》由笔耕堂书店正式出版,全书40余万字,从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等方面,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对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特别重视,不仅在书上写了许多批注,合计约3500字,而且专门把《社会学大纲》推荐给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员学习。

五是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阶段。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不仅要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而且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使之“中国化”。对此毛泽东是这样说的:“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1]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处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出版《毛泽东选集》时修改了的提法,毛泽东1938年10月在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原来的提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代表,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现形态。

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哲学理论层面,即《实践论》《矛盾论》的理论阐发;二是思想路线层面,即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三是实际工作层面,即阐述军事辩证法、统一战线的辩证法、领导方法工作方法的辩证法等等。所以说,重要性就在于这三个方面对应于三个结合:一是哲学理论层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的结合。我们知道,《实践论》阐发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它有个副标题: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讲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也就是中国古代哲学认识论讲的知和行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阐明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国古代哲学的表述即是知行合一,毛泽东的《实践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与中国古代知行观的结合。《矛盾论》阐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强调对立统一规律,重视矛盾的斗争性与统一性、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而中国古代辩证法的相关表述则是“一阴一阳谓之道”“相辅相成”“相反相成”等等,毛泽东的《矛盾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古代辩证法的结合。二是思想路线层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实事求是”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东汉史学家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传》中,是赞扬汉景帝刘启的儿子刘德治学严谨,“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在延安毛泽东做了新解,“实事”是客观事物,“求”是我们去研究,“是”指规律。“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灵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三是实际工作层面的实践辩证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具体运用于实际工作的各个方面,渗透于军事、统战、党建等各个领域。以上三个结合表明,德国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与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中国实践结合并开始融为一体,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中国特点、中国作风、中国气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也是中国的。

总之,1937年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述,1940年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阐发,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提出,1945年党的七大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等等,标志着延安时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从传入时的翻译介绍,发展到传播时的研究阐释,到中国化时的全面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过程产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个结果。

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看,1956年4月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十大关系的阐发,强调[2]以苏为鉴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1957年2月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关于两类矛盾的论述、强调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运用与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的论述,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关于改革开放的论述,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述,关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论述,关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论述,关于推动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论述,关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论述,等等,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聚焦新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首先,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概念。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大课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集中体现,其内容从宏观战略层面看主要有:以中国梦凝聚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新发展,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从具体运用层面看主要有:以高质量发展为关键,促进经济平稳持续健康发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坚持党的自我革命和全面从严治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文化自信,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切实保障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责任担当,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以准备打仗,能打胜仗为目标,加强军队改革和国防建设;以“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在外交上实现互联互通、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以上这些方面,形成了一个内容丰富又相互联系的整体,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行动指南。

其次,习近平总书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话语”“中国方案”联系起来。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20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两个最核心的概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邓小平提出的,而习近平对这两方面都有重要贡献。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习近平强调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此外习近平还有自己的原创性贡献,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又提了两个有关“中国”的概念,一个是“中国话语”,即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一个是“中国方案”,即为人类社会更好的发展提供中国方案。不仅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有“中国话语”“中国方案”,这就更有整体性,体现了大智慧、大思考、大逻辑。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以上讲的“四个中国”,基本上能对应于“四个自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对应的是“理论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对应的是“道路自信”,“中国话语”主要对应于“文化自信”,“中国方案”主要对应于“制度自信”。这样就把“四个中国”和“四个自信”结合起来了。这应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重要的贡献,需要我们认真思考、深刻理解、全面把握。

再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凸显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充满了人民情怀,贯穿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人民立场是我们党最根本的政治立场。党的执政之基在人民,力量之源在人民。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结束后习近平总书记会见记者时讲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话,他说,“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只要我们深深扎根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就可以获得无穷的力量,风雨无阻,奋勇向前”[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决定了我们必须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注释[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2]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20.[3]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2017-10-25).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25/c_129726443.htm.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很多场合的讲话都讲到文化,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传统美德,可以说这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特点、显著特征,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首先,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华文化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基因和独特标识,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培育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最大优势和文化软实力,是我们在世界思想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这段论述的深刻意蕴就在于把30多年与5000年相连接,把中国道路与中华文明相贯通,表明30多年离不开5000年,中国道路植根于中华文明,这就使中国道路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贯穿习近平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必须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以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来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现代化,激活其生命力,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

其次,全面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他指出中华文化强调“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张以德治国、以文化人;强调“君子喻以义”“君子坦荡荡”“君子义以为质”。强调“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强调“德不孤,必有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扶贫济困”“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这些思想和理念,不仅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而且具有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他强调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他还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

再次,深刻论述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方法论。他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对待传统文化要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十个字特别具有方法论意义,当年毛泽东提出了“双百”方针,“双创”则是我们今天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建设当代中国文化的基本方针,也是当前文化建设的重点和难点。

最后,特别强调文化自信的重大意义。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对其文化精神清醒的自觉、坚定的认同、执着的追求和传承创新。习近平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入更持久的力量,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有力支撑,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文化自信既体现中华民族的底蕴底色,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耐力定力,我们要在伟大复兴中彰显文化自信,用文化自信之光照亮民族复兴之路。文化自信的内容包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统一体。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精神基因和精神命脉。中华文化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基因和独特标识,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我们要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第二,革命文化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精神动力。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从“不忘初心”到“走好新的长征路”,革命文化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涵和精神支撑。第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前进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它渊源于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又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与政治的基本特征,又对经济和政治发展起重大作用。关于“文化自信”的深刻阐释,表明对文化问题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论述,表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升到新的境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论述表明,道路是路径,理论是指南,制度是保障,文化是根基,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坚定文化自信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相互融合、互相促进的过程。一方面,文化自信体现了民族的底气和骨气,是民族复兴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中华民族历来有很强的文化自豪感,只是到了鸦片战争时期,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1]文化自信被严重损害。”西方列强用洋枪洋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西学东渐,欧风美雨,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中华文化遭受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但是中华文化精神没有倒,仍然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撑。“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但我们都挺过来、走过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2]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另一方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华儿女的百年梦想,民族复兴是文化自信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梦的深刻论述在国内外产生强烈反响,已经成为凝聚和引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精神旗帜。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3]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德国,作为一种来自欧洲的思想和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由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具有中国特点、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就一定要与中国实践和中国文化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我们知道,在五四时期的文化论战中主要有陈独秀、李大钊激进主义的文化观,梁漱溟保守主义的文化观,以及胡适自由主义的文化观。后来陈独秀、李大钊接受了唯物史观,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三足鼎立的态势,这一态势构成了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基本格局。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三足鼎立的态势和格局,如果再进一步提问,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在中国传播和确立,从文化根源上看,以下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两难选择的产物。从文化上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确立,归根结底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对西方文化和固有文化都陷入了一种肯定—否定、否定—肯定的架构之中,即对西方文化是要肯定的,在现代化方面它是先生,但是先生老是欺负学生,作为侵略者,又要否定。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劲攻势和近代中国的节节败退,不适应时代的中国传统文化是要否定的,但是否定中又有民族性、民族情感、民族精神的问题,因此又要肯定。要肯定的又要否定,要否定的又要肯定,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于文化认识的矛盾和复杂背景,近代以来关于文化认识的许多命题和悖论,都与这个背景有关。王国维就说过“爱所不信,信所不爱”的问题,前者指的是中国文化,后者指的是西方文化。西方学者列文森也注意到了这一“理智与情感”的问题。一方面,中国文化(主要是儒学)既可以被称为伟大的遗产又有很多糟粕;另一方面,西方文化既可以是文明的导师又可以是强权、霸权和侵略者。一方面要学习西方文明的成果,另一方面要杜绝西方社会的罪恶,由此产生的可能的结果和合适的出路,就是接受马克思主义这种“西方的反西方主义”。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但它又揭露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矛盾、危机和罪恶,在这个意义上,它又是“反西方主义”的。这样的一种主义,正适合了中国人既要学习西方文明,又要防止西方资本主义产生的种种罪恶的矛盾心理。

二是两次危机的结果。所谓两次危机,其一是儒学的危机,1905年废除科举,1911年辛亥革命,使儒学先后退出教育和政治领域。1915年新文化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对儒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和猛烈的抨击,儒学在道德伦理、文化精神和价值认同方面产生了全面危机。其二是西方文化的危机,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生灵涂炭,战后的欧洲一片萧条。1918年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揭露了西方文化的危机。稍后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也揭露了西方文化的危机,并使梁启超转向文化保守主义。更为严峻的是1919年1月的巴黎和会,竟然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帝国主义的强权本质,激怒了中国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从而爆发了五四运动。强权战胜公理,这既刺激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使救亡压倒启蒙;又导致中国人对西方失去信心,使西方路走向幻灭。在这样的情景下,中国人转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就不难理解了。

马克思主义如何和中国文化联结,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和意义。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融合、磨合、整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确立,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能成为现实。儒家讲的“行”“躬行”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学说之间,传统文化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改造世界之间,中国哲学讲的相反相成、物极必反与马克思的辩证法之间,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共产主义之间,都有某种契合和相通之处。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中所蕴含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并为人们选择和接受的思想文化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因。对此,我们还可以通过以下例证进一步说明。

比如实事求是。我们都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点、出发点,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而实事求是正是借用了中国的古语。东汉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传》描写汉景帝刘启的儿子刘德治学严谨,谓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给予新解。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4]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又比如哲学。毛泽东的认识论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知行观的阐释与总结,《实践论》的副标题就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毛泽东的矛盾学说与中国传统哲学的阴阳观念也有关联,1956年11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说,一阴一阳谓之道,这就是古代的两点论。

再比如军事。毛泽东谈论最多的是孙子兵法,其中特别欣赏“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话,多次论及。古代的许多战例,如声东击西、围魏救赵,他也常提及。在这一方面,他运用得很自如,已近随心所欲。1945年3月谈到国民党进攻解放区时我们应采取的方针,他说:第一条,就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天下先”。就是说,我们不打第一枪。第二条,就是《左传》上讲的“退避三舍”。就是你来了,我们让一下的意思。第三条,是《礼记》上讲的“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就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5]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里不是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怎么说,而是老子、《左传》、《礼记》怎么说,真是得心应手,贴切自如。传统文化已积淀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行动智慧,用一句老话说就是“融化在血液中”。

这里有必要探讨一下文化的内容和形式问题。形式与内容是不能分成两截的,民族性存在于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之中。也就是说,民族性是形式,又不仅仅是形式。它不仅体现在形式中,也体现在内容中。而且只有不仅体现在形式中,同时也体现在内容中的民族性,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因此,仅仅把民族性作为形式,是远远不够的。据此,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需要民族性的形式,也需要民族性的内容,需要内在的文化基因和文化链接。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不仅在于它的兼容性和柔韧度,而且在于它的开放性和现代性,从“实事求是”“知行合一”到“以人为本”“全面小康”,都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彰显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内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两个维度:一是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二是和中国文化相结合。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包括实践诠释,而且包括文化解读。在当前,实践维度就是要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结合改革与发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维度就是要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和中国文化相结合的成果。我们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与文化自信,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同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要有一种开放的眼光,要有一种世界的格局,要有一个国际的视野,切不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要在国际的交流和对话中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既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努力使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化。

马克思主义不仅要和中国实践相结合,而且要和中国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容要在中国社会实践和中国文化传统两个维度上展开,并由此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意义和文化意涵。如何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既是中华文化研究的重大任务,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课题。从以上两个维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已基本成功,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道路,举世瞩目。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还在路上,还有很多难点有待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决于它和中国文化的结合与交融。这不仅难度更大,而且意义也更加伟大,需要我们共同的持续不断的努力,这是我们理论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注释[1] 彭真怀:习近平传统文化重要论述.(2014-08-15).http://gx.people.com.cn/n/2014/0815/c365334-22004058.html.[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119.[3]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05-19.[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26.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视野

马克思主义诞生已经有170多年了,对此学界有不同的解读。从它的形态来看,有原生形态,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有次生形态,即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还有再生形态,就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表现形式来看,马克思主义主要有三种:一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二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三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还有早年的马克思与晚年的马克思、马克思与恩格斯、讲坛的马克思与论坛的马克思、课本的马克思与文本的马克思等种种解读,还有回到马克思、重读马克思、读懂马克思、走进马克思、走近马克思、马克思与我们同行、马克思与我们同时代等多种提法。我们要研读文本,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立足实践,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创新。

近年来,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设立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建立马克思主义学院,对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与学术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著述、论坛、课题很多,令人瞩目,但是学科划分不是很明确,研究成果低水平重复的问题仍然比较严重。就马克思主义研究与教学的整个态势来看,成绩不小,问题不少,面临诸多挑战。对于研究来说需要处理以下三个关系:一是政治与学术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门学科,具有学术性。同时也是意识形态,具有政治性。二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但其本质是实践的革命的批判的,必须和当代中国实践紧密结合。三是文本与课本的关系,既要原原本本读经典,走进马克思,又要编写好新的教材,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对于教学来说则需要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一是公共课和专业课的关系。现在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公共课由马克思主义学院承担,而专业课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由相关院系承担,如何衔接与对接,是一个课题。二是重复与交叉的问题。重复是指中学、本科、硕士、博士阶段相关课程的重复,交叉是指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所属六个二级学科的交叉,这个问题比较突出。三是课堂的出勤率与抬头率。这就是思想政治理论虽然出勤率挺高,但抬头率低,相当多的学生在看专业书或手机。我们应当正视和解决这些问题,努力提高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水准和教学质量。

从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来看,以下几点尤为重要:

首先,经典与当代。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译介(摘译、转述、介绍),对马克思主义原著即马克思主义的原生形态研究得不够。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经过了日本人、苏联人的“二传”,由于视角的原因、理解的原因、翻译的原因,一些表述也许不甚准确,其中可能还有非马克思主义的附加,这使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有先天不足,使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具有某种简单性和机械化的倾向。这恐怕也是20世纪末中国哲学界发出“回到马克思”的呼声的一个缘由所在。因此要把文本的唯一性与解释的多样性、文本的历史性与解释的现代性结合起来。研读文本,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立足实践,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创新。

其次,政治与学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一些主要传播者,如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等人,都不是职业哲学家,而是兼具革命家和哲学工作者的双重身份和双重角色,这恐怕与当代中国哲学具有政治化的问题有关,这是我们在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应当予以注意的。

再次,理论与实践。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不久,在研究还刚刚起步的情况下,应用问题就提上了日程,可以说传播与应用几乎是同步的,理论形态很快就转化为实践形态,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个重要特点。 

最后,中国与苏联。日本渠道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重要影响,可以说1927年以前,来自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中担当了主角。此后,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这一主角地位逐渐为来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所取代。从苏联传入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且是以教科书的形态。这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其特有的系统性和权威性而后来居上,在中国哲学界占“正统”地位达半个世纪之久。从总体上看,无论是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还是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都未从根本上突破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影响。真正的改革和突破应当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

2016年,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善于融通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这个论述十分重要,也很有针对性。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西方文化都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和研究范式,虽然大家都重视对话,但是实质性的沟通与进展还不大。关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未来走向,张岱年先生曾提出“综合创新论”。21世纪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应当是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现代学术、中国传统文化的综合创新,这个方向是对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具体操作和深入推进,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和重大突破。

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有数量缺质量的现象还比较普遍。现在的课题、工程、论坛很多,论文、著作、奖项更是不计其数;但常见横向挪移,鲜见纵向提升,低水平重复的现象比较严重。增强学术含量,提升学术水准,克服低水平重复,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解决的问题,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创新是一个不断探索与积累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有甘坐冷板凳的精神,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守得住底线,立志做大学问、做真学问,为人民立德立言。

立足中国实践,具有历史眼光,站在时代前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也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注重现实维度、历史维度、时代维度。(一)现实维度

一以贯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道路,实现了从“跟上时代”到“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难题。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表明,西方的发展模式是现代化的“一种”模式,而不是“唯一”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一以贯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深刻分析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各种因素,充分认识全面从严治党的长期性艰巨性,发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真正做到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

一以贯之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前所未有,我们面对的新问题新挑战也前所未有。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7·26”讲话中提出居安思危,知危图安。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在2018年“1·5”讲话中论述如履薄冰,居安思危,体现了党的坚定自信和清醒自觉。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形势、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和战略定力,切实防范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治理环境污染;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要防患于未然,下好先手棋,把握主导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二)历史维度

首先,从中华文化5000年的视角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和经验。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历史是一面镜子,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改革开放40多年是和中华文明5000年内在衔接的,中国道路是和中华文明相互贯通的。中华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地创新,要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传播开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增强做中国人的底气和骨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其次,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发展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坚持与发展。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模式到多国探索,从有中国特色到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古老的中国焕发了勃勃生机,充满了活力和创造力,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党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最根本的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再次,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程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要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努力工作,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开创新局,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气概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到达胜利的彼岸。依靠奋斗,创造奇迹,实现梦想,赢得未来。(三)时代维度

当今时代,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我们面临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与挑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立足时代前沿,顺应时代潮流,紧扣时代脉搏,把握时代特征,体现时代要求,回答时代课题,应对时代挑战。

具有国际视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有一种开放的眼光,要有一个国际的视野。要重视国际交流,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化,在国际论坛更多地发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声音,在国际的交流和对话中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阐释好“中国特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接力探索中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回答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理论指导,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要注意把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把经济硬实力转化为文化软实力,把中国道路的影响力转化为中国理论的影响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

构建中国话语体系。话语体系问题,说到底是文化主体性和理论原创性的问题。不能自说自话,也不能走自己的路说别人的话。如何用中国理论回答中国问题,用中国话语解读中国道路,这给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行理论创造。

做出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形态即中国道路成就斐然,我们应当继续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坚持问题导向,关注重大现实,贴近人民群众,推进理论创新,“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中国的原创性贡献”[1],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与使命。注释[1] 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 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人民日报,2017-09-30.第一章 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就明确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中国命运、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在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想倾向做坚决斗争的过程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命题,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道路。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与阐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内涵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基础,在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做坚决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关于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1945年4月,刘少奇在党的七大所做的报告中全面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的基本经验,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既是中国的,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发展着和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过程中,李大钊、陈独秀等党的早期领导人对于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等问题,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阐释,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和观点。

早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李大钊就非常清晰地表达了“不能空谈主义”,“主义应与实境相结合”的思想。他提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1]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李大钊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应因时因地不断发展的思想。1923年,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一文,李大钊进一步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出发来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指出,社会主义的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2]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辩证分析,蕴含着不要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应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方法,这些思想和观点,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理论资源。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积极投身于中国革命实践的斗争中,并正式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艰辛探索的历史进程。在党成立初期及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提出了建立统一战线、保持无产阶级独立性、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以及农民同盟军等思想,初步取得了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理论成果。然而,由于党还处在幼年时期,思想理论还不成熟、不统一,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先后出现了盲动主义、冒险主义、教条主义三次“左”倾错误。“左”倾错误盲目照抄照搬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严重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状况,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受到严重干扰,也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损害。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思想、理论和观点。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地位,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毛泽东开始领导全党努力纠正“左”倾错误,全面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基本经验,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做《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命题。毛泽东明确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要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3]须解决的问题。”他还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4]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命题,表达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是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对于打破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坚持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思想解放作用。

这一命题提出以后,也得到党内其他领导人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如张闻天提出了“组织工作中国化”的问题,他指出:“在组织工作中必须熟习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但必须严格的估计到中国民族的、政治的、文化的、思想习惯的各种特点,来决定组织工作的特点,[5]来使组织工作中国化。”在宣传教育工作上,他认为:“宣传马列主义,提高全国的理论水平。特别要注意于以马列主义的革命精神与革命方法,去教育共产党员与革命青年。并以此去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研究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各方面。要认真的使马列主义中国[6]化,使它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所接受。”这里,张闻天不仅提出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而且初步阐述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即马列主义不仅要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还要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为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增强党内团结,推动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二)“毛泽东思想”的提出与阐发

毛泽东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理论形态。毛泽东思想的提出与确立的过程,也是逐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随着中国革命实践斗争经验的不断丰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觉意识也逐步增强,党的思想理论也开始逐步走向成熟。在全党学习、宣传和研究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的过程中逐步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首次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提法,他说:“党教育人才,应该是忠实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的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典型的结[7]晶体”。1942年7月1日,陈毅发表文章称,毛泽东创立了“正确的[8]思想体系”,并从五个方面对毛泽东有关中国革命的理论做了概括。1943年7月6日,刘少奇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中也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的概念。他号召全党“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9]维主义思想”。1943年7月8日,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次使用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称:“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10]中国的共产主义。”1943年8月,周恩来在延安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指出:“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11]主义的路线!”1943年11月,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也正式使用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他提出,遵义会议后,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

[12]下”。

毛泽东思想集中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形态。这个概念提出以后,在党内得到广泛认同。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郑重指出:“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13]大国”。

1945年5月,刘少奇在党的七大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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