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往事(中)(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读书堂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名人往事(中)

名人往事(中)试读:

简介

历史简单的概括就是:发生在以前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的事,那历史人物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就是在这些事件中起主导作用的人了。漫谈古今中外史,一览上下五千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青楼名妓秦淮风月。

第一章 红色经典

狼牙山五壮士幸存者文革中被逼跳楼证清白

1、他是寻找回来的英雄“按村里的辈分,宋学义得叫我叔——事实上,是我一直管他叫叔。”

在河北易县,狼牙山下的北管头村,如今71岁的杨成海这样解说自己与宋学义的关系。

1970年4月,春寒料峭中,陪宋学义度过在狼牙山最后一段时光的,就是他。“那年离宋学义他们五个跳崖也差不多快30年了。”杨成海说。

1941年9月,在侵华日军对晋察冀根据地的大扫荡中,作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一团七连六班的战士,宋学义与战友马宝玉、葛振林、胡德林、胡福才四位战友一起,在弹尽粮绝之际,宁死不屈,从狼牙山纵身跳下,由此,他们被称为“狼牙山五壮士”。

五壮士中,宋学义与葛振林被山腰树枝挂住,幸免于难。

北管头就成为因跳崖致残的宋学义复员后的安置地,他在那里生活了三年,还娶了当地姑娘李桂荣为妻。“很瘦,佝偻着背,老是用右手按着肚子。”杨成海这样回忆那时的宋学义,“看他脸色不好,劝他去看看,他总说是老胃病不要紧。”

如今杨成海回想起来,也许宋学义已经意识到自己所剩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才再访狼牙山。

但是这一次,他爬不上去了,他“只能在山脚下久久地仰望,小声地叹息,转身抹去眼角涌出的泪水”。

杨成海陪着宋学义在村里转了个遍,“他基本上没有停过脚,走西家串东家……”

宋学义一路有说有笑,但不说话时,他总是紧锁着眉头。

杨成海当时并不知道,眼前这位让他深深景仰的“大英雄”,心里怀着怎样的忧虑。“文革”开始,宋学义因为20多年前狼牙山的那一跳,遭到从未有过的冲击。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他说成“假英雄”、“假模范”,甚至在批斗会上当众质问他:“人家都跳崖跌死了,你怎么活着回来了?你再到狼牙山跳跳,跌不死,就承认你是英雄。你从房顶跳下来也行,房顶还没狼牙山高,跌不死也算……”“关于宋学义的闲话和议论一直都有,说他没本事,要不立那么大功劳,咋还是个农民。”李成杰告诉笔者。

79岁的李成杰曾在河南沁阳宣传部长期任职,与宋学义打了几十年交道,最终成为他的传记作者。“那些人如果了解宋学义是被寻找回来的英雄,就不会说出那种闲话了。”宋学义的老友、曾长期在沁阳任职的老干部张贺兆说,“要不是1951年的全国寻访英雄活动,人们或许就永远不知道他的下落了。”

60年前,第一个找到宋学义、并代表组织确认了其身份的,正是张贺兆。

1951年10月下旬,当时正在沁阳县政府民政科工作的张贺兆接到一项紧急任务——中央要召开全国老军人、老烈属代表大会,要在全国开展一次寻访英雄活动。根据线索,“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宋学义就在沁阳,要尽快找到他。

从部队复员到易县当地,再到解放初回故乡河南沁阳北孔村务农,宋学义的党组织关系并没有断,他只是从来没有提过自己负伤转业的具体原因。加上长途迁徙和战争年代档案资料不够健全,从1947年到1951年的几年间,复员回乡的宋学义已经“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张贺兆通过查找伤残军人花名册,在北孔村找到了宋学义。时至今日,他仍然记得那个深秋天气里,自己第一次见到的宋学义:夹衣,单裤,穿着露脚趾头的鞋子,拦腰扎一条草绳,腰驼得厉害。

张贺兆上前套话,宋学义随口道来,参军打仗的重要经历都对上了,可张贺兆一提及1941年反扫荡,宋学义就把话题往别处岔。

最终,还是宋学义的妻子李桂荣趁他被村里叫出去办事时,拿出了一枚奖章——上面刻有“坚决顽强”4个大字——这才使张贺兆对宋学义的身份确定无疑。

这正是杨成武将军代表晋察冀军区政治部颁给宋学义的。而杨成武亲手为宋学义佩戴奖章时的照片,也保存了下来:照片上,年轻的宋学义紧抿着嘴唇努力挺直着腰板,只是他的身后,必须有人搀扶。

如今,这枚奖章正静静躺在国家博物馆中。

2、他把伤残补助都拿给贫困户“父亲从狼牙山回来后又去了他的老部队,还去了我当兵的地方。”

5月24日,河南沁阳。

宋福保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成一团的卫生纸,掩饰着在鼻尖上按了按,然后飞快地擦了擦泛红的眼圈。“那是我成年之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父亲作报告。”宋福保说。

平时很少主动出远门的宋学义不仅回了狼牙山,还去了一趟远在广州的老部队。

其后,宋学义又从广州来到了儿子当兵的昆明,却因为宋福保所在的部队是执行特殊国防任务的保密单位,怎么也找不到驻地。

情急之下,一生中很少主动提到自己名字的宋学义,给昆明军区政治部打了一个电话。就这样,在短短三天的相聚日子里,20岁的宋福保没能跟父亲聊上几句,更多的是坐在台下,倾听父亲讲述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一次战斗那是一个全国人民都知道的故事,可震撼宋福保的,不是舍身一跳,却是父亲生还后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跳崖当晚,死里逃生的宋学义、葛振林连夜带伤下山寻找大部队。路遇险情,腰部已经受了重伤、还在吐血的宋学义毅然决定,由自己在前头探路,为的是万一碰上敌人回不来了,伤势较轻的葛振林能逃离险境,继续打鬼子。

千古艰难唯一死。“刚刚与死神擦肩而过,一般人可能后怕还来不及,他却又一次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父亲的形象在宋福保心目中骤然高大了起来,他终于信服,自己那瘦削的、总也直不起腰来的父亲,原本就像电影里那五个舍生取义的英雄一样顶天立地。

跳崖之后,宋学义的腰就再没能直起来。

5月25日,在沁阳市博物馆,工作人员打开保险柜,轻轻捧出一个粉色的绸包。摊开粉色绸布,这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城市所珍藏的头号文物一个早已明显磨损的、形状独特的皮质腰带出现在笔者眼前。这就是宋学义生前很少离身的“腰卡”。为的是让这条腰卡里层叠的钢板替代他伤残的腰椎,承受上半身大部分重量。“有点像电影里的子弹带。”笔者轻声说。而博物馆工作人员马上告诉笔者,眼前这条腰卡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当地政府为宋学义重新定制的,在那之前的十余年间,宋学义佩戴的第一条腰卡,就是用一条帆布子弹袋缝入钢板制成。“只有夏天极热的时候,父亲才会摘下它来。”宋福保告诉笔者,宋学义的左眼也在跳崖时被树枝刮伤了,人走到近处才能看清楚。身体上的伤残,正是宋学义当年早早离开部队解甲归田的最直接原因。

可在宋福保的记忆里,一直当村干部的父亲虽有伤残补助,却很少拿回家里,“他都拿给村里的贫困户了”。

由于家里人口多,缺少壮劳力,在村里,宋学义家的生活水平一直算中下等。

3、他想得最多的是乡亲“他提出的最后一个要求,是开封介绍信。”

6月10日,笔者几经辗转,终于与在河南新乡的张贺兆通了话。

1970年10月,张贺兆下村办事,在北孔村见到宋学义时不由吃了一惊——几个月不见,老宋瘦了好多,脸色发黑,目光倦怠,“说肚子疼,老用手捂着。”疼得厉害,他就掏出两片止痛药吃。就是这时候他要求我给他开个介绍信,因为他思前想后,想去洛阳拖拉机厂给村里要台拖拉机。张贺兆回忆。

宋学义在洛阳受到了热情接待,4场报告“换”回了一台在当时还颇为珍贵的拖拉机。“但是他为个人的事,从来没向组织上伸过手。”电话那头传来张贺兆感慨的声音。“葛振林生前给我讲过一段往事。”宋学义的女婿田元才说,那是1958年,电影《狼牙山五壮士》正在北京门头沟拍摄。剧组把五壮士中得以生还的两位——葛振林和宋学义都请到了拍摄现场。“有一天吃完晚饭没事儿,葛振林对我岳父说,走,咱们洗澡去,放松放松。”但是一向开朗爱玩的宋学义没有响应,他皱着眉头说,惦记着家里,“家里没有一个壮劳力,大女儿还体弱多病”。“葛振林当时听了很吃惊,说你们当地对你没有照顾吗?又说,你实在困难,可以向组织上反映啊……”

可是,宋学义从来没有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即使后来一个女儿患上小儿麻痹四处求医时也没有,最终女儿下肢致残。

被“寻找回来”之后,宋学义也曾参加全国劳模大会、全国民兵大会,担任过公社委员、县委委员等职务,走南闯北见过不少大场面,也遇到过不少老战友、大人物,甚至还被毛泽东主席请进中南海自己家吃过一顿饭。“他不是没机会进一步。”沁阳的老干部们这样说,跳出农村、当官提干意味着啥,宋学义自己心里清楚,但他就是一直在家乡北孔村担任村支书。“在他的带领下,北孔村实行了盐碱改造,从原来最穷的要饭村,变成了全县最好的村。”张贺兆如是说。“那时候,干部不计工分,可他也下地,腰不行,干不动重农活,就整天拾粪。”在宋福保印象里,父亲几乎总是背着粪筐到处走,天热时到哪儿都戴个草帽。“早先为防失落,草帽檐上拿红色儿写上他的名儿,后来改了,只写一个宋字。”宋福保觉得奇怪,为这事问过父亲。宋学义的回答是,不能让人家一看见这名字就想起课本上写的、电影里演的狼牙山那些事来,“咱就是个农民,得讲本分”。“他就是这样,洁身自好到了刻意回避自己名字的程度。可是他也有喊着说自己是‘狼牙山五壮士’的时候。”李成杰回忆说。

1959年宋学义到河南滑县开会,适逢河堤决口,在场的群众手足无措。宋学义当场跳进水里大喊:“我是‘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宋学义,大家听我指挥,没带工具的下水,挨个坐在决口处筑成人墙。”人们顿时跟着扑通扑通都跳了下去,用身体堵住决口。“宋学义”仨字好使,他自己清楚。该啥时候提,他心里更清楚。

1971年6月26日,宋学义因肝癌在郑州去世。

1979年6月25日,宋学义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2011年5月25日,清早淡淡的阳光洒落在沁阳烈士陵园。

在这里,安葬着158名革命烈士,其中,157位都是在不同历史时期英勇牺牲在战场上或敌人屠刀之下,只有一位不同,那就是宋学义。

从战场到家乡,从壮士到农民,无论是战时的悲壮,还是和平年代的“默默无闻”,宋学义,都以同样对党的忠诚,成为后人楷模。

宋庆龄晚年回忆:与孙中山结婚并非因为爱上他

1913年夏,“二次革命”失败后,曾经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成为北洋政府的通缉对象,不得不再次流亡海外;

此时,从美国留学毕业的宋庆龄,由父亲宋耀如引领,来到孙中山身旁,成为他的重要助手和战友,成为他终生不渝的伴侣……

从小就非常仰慕孙中山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战友宋耀如的女儿,从小就知道孙中山是反对清朝专制统治的英雄,了解父亲在各方面支持他的事业,因而对他非常仰慕。

宋庆龄在自己的《自述》中曾说“由于家父是孙博士在其革命工作中最早的同志之一,因此在孩提时起我就熟悉他的名字和志向。”1907年宋庆龄到美国读书以后,她的父亲仍经常给她去信,寄发剪报材料,把国内发生的情况告诉她。

宋庆龄当年同学的忆述:“沉默寡言的庆龄把心思用于另外一种方面——潜心思考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内在意义,考虑她父亲宋查理和他的朋友孙逸仙博士魂牵梦萦的革命事业的是非曲直……她在内心深处已经是忠贞不二地谋反了。”

她的思想发生了飞跃

宋庆龄在大洋彼岸知道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的专制统治时,这个一向沉静温雅的姑娘,在她著名的论文《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中,对新生的共和国充满憧憬:“中国以其众多的人口和对和平的爱,应该作为和平的化身屹立在世界上。”

这篇论文表明了宋庆龄对革命的理解,她把共和制度取代封建专制视为社会发展的必然。

还在五个月前,她在校刊上发表过《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揭露了清朝封建统治的腐败,但却认为这种状况可以通过留学生出身的官员的“言传身教”实现改革,“自由‘与’平等不是靠罢工、骚动和政治混乱,而是靠更为普及的教育和启蒙运动来保证的。”

辛亥革命使宋庆龄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飞跃。这为她不久以后全身心地支持和投入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

1913年8月,宋庆龄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后,到东京去看望随同孙中山流亡日本的父母时,会见了久仰的英雄孙中山。根据日本外务省的有关档案资料记载,宋庆龄与孙中山有频繁的接触,并且还有不少书信往来。

由此,宋庆龄加深了对孙中山及他的事业的理解,当宋霭龄因婚事不再专任孙中山的秘书时,她继任了孙中山的秘书工作,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中国的民主革命。

爱情,孙中山从未真正体会过的感情,不仅给他以慰藉,也成为激励他在失败中奋起的动因之一。年轻、美丽、温柔、深情,充满朝气的宋庆龄还带来了西方的民主主义。

而结婚对于宋庆龄,当时只意味着“委身革命”。多年以后,宋庆龄向埃德加·斯诺谈到她与孙中山的婚姻时,用风趣和幽默的口吻表达了她当时的感情:“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是出于少女罗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

中国儿童应有鞋穿

她的家庭是当时中国为数极少的、拥有西方教养和生活方式的富有的家庭。她在给美国同学的信中说:“我们的住房与衣着与欧洲人无异,甚至屋内的布置也是欧化的……我们的房子舒适而宽敞,各种现代化的设备一应俱全……”

是孙中山帮助她认识自己的祖国。“孙中山很穷,到十五岁才有鞋子穿。他没有米饭吃,因为米饭太贵了。他的主要食物是白薯。”“孙中山好几次告诉我说……他下了决心,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这样困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就为这个理想,他献出了他四十年的生命。”孙中山帮助宋庆龄具体深化了她原来的认识,“压迫导致革命”。

追随在孙中山左右

宋庆龄婚后继续全力投入到孙中山领导的捍卫共和的斗争。讨袁、护法、北伐诸役,孙中山的所有重大行动,宋庆龄都追随左右。她协助孙中山起草《第二次讨袁宣言》,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并亲率红十字会员支持北伐,陪同孙中山观察军事要塞。

第一次护法战争失败后,孙中山怀着极度的苦闷回到上海,是宋庆龄以温柔体贴的照顾抚平了他心中的伤痕,并协助他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在孙中山著述《建国方略》时,宋庆龄则担当了资料员、打字员和翻译。

1918年夏,宋庆龄、朱执信帮助孙中山起草了致列宁和苏维埃的电文,表示“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

当“五四运动”发生并影响广州后,宋庆龄代孙中山起草了致广东政府电,要求释放被捕工学界代表。几个月后,孙中山对五四运动作出了极高的评价:“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

孙中山不再兜圈子

孙中山的许多文件、声明、函电等等,都出自宋庆龄之手。但她也不是机械地执行孙中山的指示,而是将自己对革命事业的理解熔铸其中。她对孙中山思想的能动作用与影响,可通过她对斯诺的讲述而窥见一斑:“他说得很谨慎,而他的著作也是经过编辑的,以免他的追随者闹分裂。我们办事必须慎之又慎,他常常告诫我说:‘要按中国人的方式办事——兜圈子——不能径直冲向目标’。”

孙中山因年龄、阅历以及地位等各方面的因素的制约,他迈进的步伐有时会显得十分审慎。受过西方民主思想熏陶的宋庆龄,以她敏锐、活泼而激进的思想,对孙中山肯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孙中山后来制订三大政策和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时,虽然遭到国民党右派的包围和反对,受到国外反动势力的威胁,可是他不再“兜圈子”,而“径直冲向目标”了。

熬不过时请把我枪毙

陈炯明的叛变,使宋庆龄经历了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战火的考验。这个外表纤细文弱的优雅的妇女,在叛军炮轰他们的住处时,“再三婉求”孙中山先行撤退,自己留下以便掩护。

她在卫兵的保护下逃离已成火海的总统府时,她“准备随时就要中弹毙命”,打算“熬不过”时,就请卫兵“把我枪毙”,以免落入叛军手中。

当她辗转于叛军控制的广州并于翌晨登上停泊于珠江水域的永丰舰与孙中山会合时,“真如死别重逢”,这对于坚持在军舰上惩罚陈炯明的孙中山,是巨大的鼓舞和支持。孙中山很快又振作起来,愈挫愈奋,继续探求救国的道路。

当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新民主义革命阶段开始后,列宁撰写了一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充分肯定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功绩,同时指出他们的弱点。他还预见到辛亥革命的悲剧性结局,指出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条件。

与列宁的往来函电

宋庆龄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孙中山很早就同情俄国革命,并且密切地注视着它的进展。他在听到俄国革命成功的消息时高兴到了极点,在1918年,他拍给列宁一个电报,祝贺这个伟大的胜利。”“孙中山十分珍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教训。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把这些教训变成了行动,修改了他的革命纲领,复兴了国民党。”据她回忆:在1922年,列宁和孙中山之间第一次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可惜的是,这些信件在那年6月陈炯明广州叛乱中火烧总统府的时候被焚毁了。“孙中山与列宁直接往来的函电,”多由孙夫人及廖仲恺、朱执信等起草。

1922年初,远东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列宁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国共两党的代表,并提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的问题。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表达了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真诚愿望。

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最后确定了国共合作的路线方针,决定以共产党员个人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合作。

她对国共合作的促成

李大钊在上海多次拜访孙中山,与他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宋庆龄常常参加这些讨论。李大钊的真诚及对中国革命问题的透彻分析,使孙中山、宋庆龄深为敬佩,他们常常“畅谈不厌,几乎忘食。”

上世纪30年代,宋庆龄向国内外介绍这段历史时曾说:“在1924年,为国共合作问题正在进行讨论时,我问孙中山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他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他不止一次向我说:‘国民党里有中国最优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优秀的人为了党的理想与目的而参加党,最卑鄙的人为了党是升官的踏脚石而加入我们这一边。假如我们不能消除这些寄生虫,国民党又有什么用处呢?’”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还多次说起她与孙中山的这点共识:我记得当时我问他为什么作出这个(国共合作)决定。他在回答时把国民党比作一个就要死的人,他说这种合作将会加强和恢复它的血液的流动。

通过讨论,宋庆龄以这种极其尖锐明晰的“提问”,帮助孙中山在国共合作问题上,观点更明确,认识更深化,态度更坚定。

她的作用无人能替代

国民党右派反对国共合作,更反对三大政策。即使是孙中山的亲密助手,如胡汉民、汪精卫等,或是有条件地支持,或心存疑惑。只有廖仲恺、宋庆龄是最坚定的。她忆述当年国民党内尖锐激烈的斗争时说:“国民党右派不满意孙中山倾向于社会主义和刷新三民主义的做法。他们十分厌恶他的三大政策,特别是‘扶助农工’这一条,他们认为这一条是对他们利益的威胁。有些人就来找我,以为我会帮助他们反对这一行动。当我拒绝这样做、孙中山坚决做下去的时候,这些人就退党,并且公开攻击他。”

田桓亦有类似的回忆:“他们中的某些人,当时以为宋庆龄同志年轻可欺,便去找她,妄想通过她来影响中山先生的革命行动,当即遭到宋庆龄同志义正词严的拒绝。”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标志着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老舍用幽默遮蔽悲观情绪 自认爱笑极喜欢狄更斯

8月24日是老舍先生的忌日。这一天对我来说,在他百年诞辰的1999年之前,还不太具有浓郁的历史感,因为它离我还是那样的遥远。而我正是在这一年,出版了第一本与他相关的书——《老舍之死采访实录》。两年之后的2001年,在他去世35周年之际,我与妻子合作出版了另一本《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8年时间转瞬即逝,2009年是他诞辰110周年,我与妻合作的新版《老舍之死口述实录》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今年是他去世45周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又刚刚出版了拙著《老舍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不经意间的岁月留痕,竟使我写作、出版研究他的著作,与他的生卒年天缘吻合着。如果生前常被冠以幽默大师称谓的他,最后不是以投太平湖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会觉得冥冥之中的这种吻合有一种内在的幽默,至少是十分有趣的。但无论如何,他的幽默是留给后人的一笔珍贵的精神文化遗产。遗憾的是,庸俗的搞笑在时下常常被当成了幽默。

老舍的幽默观

幽默的因

对于老舍最后投湖自杀表示不理解的人,常有这样的疑惑:如此幽默的一个大作家,怎么会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想不开而自寻短见呢?幽默的老舍若能在临死前幽默一把,不也就可以翻过这道坎?因而我想在此提出两个设问:幽默的老舍可不可以不死?老舍之死是对生命的幽默吗?

先对老舍的幽默观做一番梳理是必要的。什么是幽默?“幽默是一个外国字的译音,正像‘摩托’和‘德谟克拉西’等等都是外国字的译音那样。为什么只译音,不译意呢?因为不好译——我们不易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字,完全能够表现愿意,假若我们一定要去找,大概只有‘滑稽’还相当接近原字。但是‘滑稽’不完全相等于‘幽默’。‘幽默’比‘滑稽’的含意更广一些,也更高超一些。‘滑稽’可以只是开玩笑,而‘幽默’有更高的企图。凡是只为逗人哈哈一笑,没有更深的意义的,都可以算作‘滑稽’,而‘幽默’则须有思想性与艺术性。”

老舍在《谈幽默》中,把幽默定位在“首要的是一种心态。”“他是由事事中看出可笑之点,而技巧的写出来。”“人人有可笑之处,他自己也非例外。”“人寿百年,而企图无限,根本矛盾可笑。”“细心‘看’事物,总可以发现些缺欠可笑之处;及至钉着坑儿去咂摸,便要悲观了。”其实,只要稍微细心,就不难发现,使老舍登上文坛的幽默招牌之作《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即不全是可笑的,里边也有叫人落泪的悲。

为了弄明白什么是幽默,老舍把与幽默意义相近的五个词——奇趣、反语、讽刺、机智、滑稽逐一加以对照。他认为“奇趣”这个词,反而不容易使人弄懂幽默,只需明白一点就够了。“假若干瘪,晦涩,无趣是文艺的致命伤,幽默便有了很大的重要。”“反语”“比幽默要轻妙冷静一些,”却与“幽默是没有关系的。”在老舍眼里,“讽刺”是最与幽默沾边儿的,因为要“讽刺必须幽默,但它比幽默厉害。”“讽刺家的心态好似是看透了这个世界,而去极巧妙的攻击人类的短处。”“讽刺者的心是热的,讽刺家的心是冷的;因此,讽刺多是破坏的。”“幽默者有个热心肠儿,讽刺家则时常由婉刺而进为笑骂与嘲弄。”“讽刺因道德目的而必须毒辣不留情,幽默则宽泛一些,也就宽厚一些,它可以讽刺,也可以不讽刺,一高兴还可以什么也不为而只求和大家笑一场。”“机智”是讽刺的兴奋剂,“机智的应用,自然在讽刺中比在幽默中多,因为幽默者的心态较为温厚,而讽刺与机智则要显出个人思想的优越。”至于“滑稽”,老舍认为“这是幽默发了疯;它抓住幽默的一点原理与技巧而充分的去发展,不管别的,只管逗笑,假若机智是感诉理智的,闹戏则仗着身体的摔打乱闹。喜剧批评生命,闹戏是故意招笑。假若幽默也可以分等级的话,这是最下级的幽默。”所以,幽默只是有时候“有弦外之音”;幽默在态度上没有讽刺厉害;因为懂得大家都有短处,幽默“似乎把人都看成兄弟”,而没有“机智”超越的态度。滑稽的闹戏,在老舍是根本看不上眼的。因而,“所谓幽默的心态就是一视同仁的好笑的心态。”“世上最伟大的人,最有理想的人,也许正是最愚而可笑的人,吉珂德先生即一好例。幽默的写家会同情于一个满街追帽子的大胖子,也同情——因为他明白——那攻打风磨的愚人的真诚与伟大。”

在《滑稽小说》一文里,老舍也强调,幽默是一种心态,它是最重要的。“如果一个人他的心态是幽默的,不论他是那派的,不论他写什么东西,他总可以表现出那幽默的心境与觉得的。”“他看世人是愚笨可笑,可是也看出他们的郑重与诚恳;有时正因为他们爽直诚实才可笑,就好像我们看小孩子的天真可笑,但这决不是轻视小孩子。一个幽默家的世界不是个坏鬼的世界,也不是个圣人的世界,而是个个人有个人的幽默的世界。”“幽默的根源须由笑之原理找出来。矛盾与对照为招笑之源。”“小说最适宜于表现幽默。”讽刺与幽默在分析时有显然的不同,但在应用上永远不能严格的分隔开。

老舍自认“是个爱笑的人,”也“是个爽快的人,当说起笑话来,我的想象便能充分的活动,随笔所至自自然然就有了趣味。教我哭丧着脸讲严重的问题与事件,我的心沉下去,我的话也不来了。”但是,“您看我挺爱笑不是?因为我悲观。”“悲观有一样好处,它能叫人把事情都看轻一些。这个可也就是我的坏处,它不起劲,不积极。”而且,老舍认定,“浪漫的人会悲观,也会乐观;幽默的人只会悲观,因为他最后的领悟是人生的矛盾。”

老舍的《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道出了他最初写小说,一出手就避不开幽默的原由:“我自幼便是个穷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亲的影响——她是个愣挨饿也不肯求人的,同时对别人又是很义气的女人。穷,使我好骂世;刚强,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去判断别人;义气,使我对别人有点同情心。有了这点分析,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失了讽刺,而得到幽默。据说,幽默中是有同情的。我恨坏人,可是坏人也有好处;我爱好人,而好人也有缺点。‘穷人的狡猾也是正义’,还是我近来的发现;在十年前我只知道一半恨一半笑的去看世界。”而“狄更斯是我在那时候最爱读的;……这就难怪我一拿笔,便向幽默这边滑下来了。”

孙钧政认为,是老舍所处的那个可笑的时代,造就了他的幽默之笔:“清末民初,社会腐败与‘猫城’无甚差异,可笑!清末民初,老张办的‘京师得胜汛公私立官商小学堂’是模范学堂,办教育之楷模,可笑!大学生不读书以胡闹为荣,可笑!响马摇身一变走马上任管地方治安,可笑!拿妻子当礼物送与上司享用,作为晋级之梯,可笑!凡社会上的人们的自私偏狭,嫉贤妒能,倨傲不逊,恃强凌弱,骄奢淫逸,虚伪矫饰,贬人扬己,愚昧顽劣,欺瞒狡诈等等都可笑,都该笑,有这可笑之事,有这可笑之人,便有了老舍的幽默之笔。”换言之,老舍是想以幽默之笔来写时代的悲剧,即要写出深刻的幽默。

但“幽默”也让老舍遇到了尴尬,没想到“幽默”竟会带来危险。老舍的《“幽默”的危险》一文既是一次辩白,也是在为自己的“幽默”正名。这自然起因于鲁迅对林语堂所办《论语》半月刊的批评,而老舍当时常给《论语》写稿。当国家身处内忧外患之际,林语堂力倡“幽默”、“闲适”,自有专事玩弄之嫌。鲁迅眼里不揉沙子,批评林语堂将幽默导向“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但从鲁迅1934年6月18日写给台静农的那封信看,鲁迅对老舍的幽默是更看不上眼的。他说:“文坛,则刊物杂出,大都属于‘小品’。此为林公语堂所提倡,盖骤见宋人语录,明人小品,所未前闻,遂以为宝,而其作品,则已远不如前矣。如此下去,恐将与老舍半农,归于一丘。其实,则真所谓‘是亦不可以已乎’者也。”

就拿当时来说,老舍与林语堂的幽默路数也毕竟是有区别的,“林语堂的文章是幽默而带滑稽,老舍则幽默而带严肃。”有趣的是,半个世纪之后,樊骏在论述老舍的幽默时,干脆认为老舍的幽默式文化批判与鲁迅的“绝望中的抗战”实属殊路同归。他认为这是老舍醉心幽默艺术的深刻用意,即“为的是能够较为委婉较为温和地写出他所咂摸到的世事的滋味,表达自己的爱憎判断——‘看透宇宙间的各种可笑’以后的悲观与恐怖。”鲁迅多次提到“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是恐怕传染给别人。”把自己的奋进抗争称为“绝望中的抗战”。因而,“在一定意义上说,老舍正是以幽默‘遮蔽’、冲淡他郁积于内心深处的悲观情绪。而且与鲁迅一样,不管世事如何令人悲哀,早年就立下的‘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制造新的社会与文化’而‘负起两个十字架’的誓言,是老舍也坚持着自己的‘绝望中的抗战’,幽默艺术又正好成为进行思想启蒙、文化批判的主要手段。”

即便是在三十年代,李长之也认为,“老舍是擅长讽刺的,就讽刺表现的一方面说,他是出之以幽默。”他在讽刺“中国人的精神上”,就“灰色的世界中灰色人物的嘴脸”这方面,是成功的。同时,他与鲁迅“所注意的对象是非常相似的,所不同的,只在表现的作风。老舍没有鲁迅那么转折,含蓄,也没有鲁迅那么有力量。鲁迅在尖刻浓烈之中,表现着他的强有力的生命。但鲁迅是没有耐心的,所谓‘心里清楚’,当然是老舍。同是讽刺,鲁迅的是挖苦,而老舍的乃是幽默。鲁迅能热骂,老舍却会俏皮。”

正因为此,老舍才觉有以“幽默”的方式申辩“幽默”的必要。他自然不满一般人把“油腔滑调”理解为“幽默”,难免招来“正人君子”的“诛伐”。尤其“革命期间”,若还表现出“幽默”的“可爱”,那“总是讨人嫌的,以至被正人君子与战士视如眼中钉,非砍了头不解气。”可一个人的幽默是骨子里带出来的,“他悲观,他顽皮,他诚实,”“还容让人。”“看清了革命是怎回事,但对于某战士的鼻孔朝天,总免不了发笑。他也看资本家该打倒,可是资本家的胡子若是好看,到底还是好看。这么一来,他便动了布尔乔亚的妇人之仁,而笔下未免留些情分。于是,他自己也就该被打倒,多么危险呢。”显然,老舍是在抱怨由“幽默”而受的委屈,自然也有质疑:彻底革掉了“幽默”的革命就一定是彻底的?老舍的话外音也许是,那样的革命比之“危险”的幽默更危险。

老舍是执意要“幽默”的,因为他懂得幽默者要“憎恶虚伪、狡诈等等恶德,同情弱者,被压迫者,和受苦的人。”“他既不饶恕坏人坏事,同时他的心地是宽大爽朗,会体谅人的。”而且“幽默与伟大不是不能相容的。”“一个大小说家根本须是个幽默家。”这里所谓的幽默家,“是说他必洞悉世情,能捉住现实,成为文章。”可以看出来,老舍是非要赌一口气,不信自己就成不了“幽默”而又“捉住现实”的大小说家。

幽默与写作

幽默的果

老舍写作上的幽默是与生俱来的,甚至有时到了成也幽默,败也幽默的程度。“我的脾气是与家境有联系的,因为穷,我很孤高,特别是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一个孤高的人或者爱独自沉思,而每每引起悲观,自十七八到二十五岁我是个悲观者,我不喜欢跟着大家走,大家所走的路似乎不永远高明,可是不许人说这个路不高明,我只好冷笑,赶到岁数大了些,我觉得冷笑也未必对,于是连自己也看不起了,这个可以说是我的幽默态度的形成——我要笑,可是并不把自己除外。”我感觉,老舍的“喜剧式”幽默运用在散文里,是成功的,那是一种蕴满了灵性的智慧里的俏皮与诙谐,而一旦到了小说中,特别是早期的创作,就使作品的张力有所消解。“我极喜欢英国大小说家狄更斯的作品,爱不释手。我初习写作,也有些效仿他。我只学来些耍字眼儿,故意逗笑等等‘窍门’,扬扬得意。”但他从来不看低幽默,因为像“英国的狄更斯……等伟大作家都一向被称为幽默作家。”“他们的爱与憎都是用幽默的笔墨写出来的。”

难得的是,老舍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死啃幽默总会有失去幽默的时候,到了幽默论斤卖的地步,讨厌是必不可免的。我的困难至此乃成为毛病。艺术作品最忌用不正当的手段取得效果,故意招笑与无病呻吟的罪过原来是一样的。”当老舍以成熟的悲剧家的姿态把幽默挥洒在小说里,艺术上的拿捏也是那么准确到位时,他创作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骆驼祥子》出现了。单就幽默来说,“一味幽默”的“毛病”没有了,而是“每逢遇到可以幽默一下的机会,我就必抓住它不放手。它(《骆驼祥子》)的幽默是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而不是由文字里硬挤出来的。”另外,老舍在语言的运用上,到《骆驼祥子》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不无自得地说:“祥子》可以朗诵。它的言语是活的。”

我以为,与老舍小说不同,他散文里的幽默,多是轻松的、俏皮的,也是智慧的。或许他这时的幽默可称得上是中国文人幽默中的一个典范,是属于给中国人挣脸面的那种幽默。至少当有人指责中国人不懂幽默时,我们还能说老舍是幽默的。可如果中国人的幽默里就剩老舍了,那实在可悲。这也是老舍不愿看到的,因为生活中从来不缺乏可供幽默的佐料。老舍幽默散文里的佐料不全来自生活吗?他打趣、针砭、讽刺的那些个人和事,都是生活本真和病态社会诸相的反照。他把它们拆散、肢解了,和上幽默的调料,放到语言的油锅里煎炒烹炸,盛出一道道色香味俱佳的菜肴。技巧全在火候上。

关于老舍运用幽默语言,也就在掌握“烹调”火候上,有两种相反的意见。一说火候刚好,调料、用油配制得当,菜肴耐读耐看,美味可口,且极易吃上瘾。心里只有佩服的份儿,学不来这门手艺,只有去做回头客。吃得多了,胃口倒也上去了。你会慢慢发现,身边的一人一事一情一境,都是可以幽默的,或消闲,或讽刺,全在调配与火候。老舍是当然的幽默烹饪大师;二说老舍的烹调火候过了,经常故作俏皮,耍幽默,结果给人一种“油嘴”的感觉。并说幽默这东西得无意间小炒,可能会是好菜。如果刻意爆炒,就会叫人吃腻了。自然,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口味不可强求。这幽默的火候也只有大师能掌握好。火小了,半生不熟,如哽在喉,难以下咽。火大了,又满嘴油滑,利落了嘴皮子,却亏待了舌头上的味蕾,余韵皆无。

我是极偏口老舍幽默散文的,是吃上瘾的那种回头客,随便哪一篇,每每读来,从没觉得过时和陈旧,他幽默的许许多多的人和物事,有许多今天仍在生活里徜徉。《当幽默变成油抹》、《考而不死是为神》、《避暑》、《习惯》、《有了小孩以后》、《多鼠斋杂谈》等篇,怎能读得烦呢?

老舍的幽默是无处不在的,且幽默里的俏皮、机锋无不闪烁出睿智的亮色。他幽默里的自嘲,也绝不仅仅就是拿自己说事儿,而是在所谓表面“油滑”的背后潜隐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比如老舍在追忆1924年抵达伦敦接受英国海关检查时,曾风趣地写道:“那时候,我的英文就很好。我能把它说得不像英语,不像德语,细听才听得出——原来是‘华英官话’,那就是说,我很艺术地把几个英国字匀派在中国字里,如鸡兔之同笼。英国人把我说得一愣一愣的,我也把英国人说得直眨眼;他们说的他们明白,我说的我明白,也就很过得去了。”看似轻松的调侃,却把他所接受的英语教育数落了一下,其实也就像今天我们很多学英语的人,在接受了多年的英语教育以后,仍然说着“哑巴英语”一样。

老舍的幽默不但没过时,且具有永恒的魅力和价值。他绝不是那种耍嘴皮子,卖弄搞笑那种作家,他是真正有思想、有才华,而又精通写作之道——这点顶顶重要——的语言大师。若不谙熟写作之道,思想、才华会憋在肚了里烂掉,谁人能知晓。\

结语

老舍怕旁人对他的“幽默”产生歧义,才写了《“幽默”的危险》。“幽默的人,据说,会郑重的去思索,而不会郑重的写出来;他老要嘻嘻哈哈。假若这是真的,幽默写家便只能写实,而不能浪漫。不能浪漫,在这高谈意识正确,与希望革命一下子就能成功的时期,便颇糟心。那意识正确的战士,因为希望革命一下子成功,会把英雄真写成个英雄,从里到外都白热化,一点也不含糊,像块精金。一个幽默的人,反之,从整部人类史中,从全世界上,找不出这么块精金来。”但他坚持把幽默看成“伟大文艺的特征。”便执意要“幽默”下去了。

不过,老舍对别人执意要把“幽默”的标签戴他头上,仿佛他除了幽默文章再不会写别的,或再不该写别的,而不真正了解他幽默的个中三昧,心里并不舒服。他在1935年写的《又是一年芳草绿》即可换成一个题目叫“为幽默辩”。初看文题,谁都会以为这是写对又一年春景的印象、感受之类。但它却是老舍勾描的一幅“写家”自画像,同时也是一份自白书,少不了几分“辩白”。尽管他明白“人是不容易看清楚自己的”,他还是想努力将自己看得清楚一些,同时也使读者把他看得清楚一些。

表面看,文章一如老舍一贯轻松的幽默笔调,但读来感觉并不怎么轻松。因为老舍要说的意思常常是藏在幽默后头的,而这后头的幽默不但不轻松,有时往往还十分沉重。或许还有人在老舍的幽默里看出了他语言里不动声色的“损”。用老舍的话说就是,“一件事总得由两面瞧,是不是?”

能想象吗?他一上来先声明,他的爱笑是因为“悲观”。谁会信一个人幽默是因为“悲观”呢?“悲观”了还会“乐观”地活着?其实,这才是真正的老舍。幽默是他一种别样的武器,他从来不想也不会板起面孔阐发自己的想法。如果说他的性格像母亲一样是“软中硬”的,他的幽默也一样,壳是软的,核却常常十分坚硬,甚至扎手。他从来没有过“嬉皮笑脸,死不要鼻子”式的幽默,也从不把自己的写作看多高,他认为自己与“朋友德成粮店的写账先生”是同等的“写家”。

前边已经说过,“九·一八”以后,国难当头似乎就成了不该再幽默下去的理由。所以才有了鲁迅对林语堂式“幽默小品”的“讥诮”。虽然老舍的幽默或许更多属于鲁迅肯定的“倾于对社会的讽刺”一类,还是有许多人不理解,觉得正像鲁迅所说,“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所以,老舍不去直接辩白对人们叫他“幽默的写家”这个称谓的“荣”与“辱”,他只管写就是了。因为要说文学有用,“拉长了说,它比任何东西都有用,都高明。可是往眼前说,它不如一尊高射炮,或一锅饭有用。”

老舍一方面是表达自己能幽默的理由,像“对事清淡,我心中不大藏着计划,做事也无须耍手段,所以我能笑,爱笑;天真的笑多少显着年青一些。”“我爱小孩,花草,小猫,小狗,小鱼;这些都不‘虎势’。”另一方面,也软中带硬地谈了对文坛的看法,像“一个人的天才与经验是有限的,谁也不敢保了老写的好,连荷马也有打盹的时候。”正是从这一点,他尤其反感“权威”、“大家”、“大师”一类“老气横秋的字眼们”。他“愿意老年轻轻的,死的时候像朵春花将残似的那样哀而不伤。”

事实上,老舍的“幽默”也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他爱生命,不肯以身殉道。”但另一方面,他深知悲观的好处在于能叫人把事情都看轻一些。“我的悲观还没到想自杀的程度,不能不找点事做。有朝一日非死不可呢,那就只好死喽,我有什么法儿呢?”老舍最后的自杀正是如此,一方面,他悲观,但他爱生命。另一方面,当生命让他再也爱不起来,对生命已再没有什么可留恋,即到有朝一日非死不可的境地,那就只好死了。这不是说老舍把死看得很轻,而恰恰是他把生命看得很重,重到“不肯以身殉道”。

但正像老舍在《我这一辈子》里所描述的,“年头儿的改变不是个人所能抵抗的,胳膊扭不过大腿去,跟年头儿叫死劲简直是自己找别扭。”换言之,也就是“生命简直就是自己和自己开玩笑。”老舍时常透过小说流露出对生活的悲剧认识,像短篇小说《五虎断魂枪》的引子:“生命是闹着玩,事事显出如此”,意即任何一个生命个体都无法改变时代的更迭变迁所带来的命运安排。一下子便显出一个悲剧的模子——“今天”的“火车,快枪,通商与恐怖”,早把沙子龙在江湖曾经的一切都变成了昨日梦,“他的世界已被狂风吹了走。”因为“这是走镳已没有饭吃,而国术还没被革命党与教育家提倡起来的时候。”其实,这也就是老舍说祥子的“生不逢时”。而这又何尝不是老舍笔下一切想和命运抗争的小人物们所经历和遭受的“愚蠢与残忍”?

这倒提醒我可以把老舍《“幽默”的危险》和《诗人》联系起来看,老舍之所以感觉到“嘻嘻哈哈”的“幽默”的危险,正在于“生不逢时”,同“诗人”只被人误以为是“囚首垢面”的“怪人”、“狂士”、“败家子”,如出一辙。反过来,也正如只有“诗人”才敢在战乱祸患之际“身谏”、“投水”、“殉难”一样,非“正人君子”的幽默者面对“意识正确的战士”的“革命”时,真的能连死都看轻。“我们就盼望那大悲剧的出演,把笑改成泪。历史是血泪的凝结,珍藏着严肃悲壮的浩气。笑是逃避与屈服,笑是本无可说,永无历史。悲剧的结局是死,死来自斗争;经过斗争,谁须死确不一定。”

那些总理身边的高参:说真话是传统

“要创造条件让人们讲真话,让参事、馆员讲真话,‘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4月14日,在中南海紫光阁,与新聘的8位国务院参事座谈的总理温家宝一番关于“讲真话”的言说,迅速在网上引起网民的热议。

而随着新聘参事从温家宝手中接过聘书,“能把建言建议直达总理案头”的现任参事达58位。此前,曾先后有200多位参事从历任国务院总理手里接过聘书,为国家直言献策。

除了国务院参事室,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11个省辖市也都有相应的参事机构。

参事室公务车牌:“京A-80880”

前门东大街11号是个古朴小院。清末,这里曾是荷兰驻华使馆。如今,庭院大门外少有车马喧哗,内里优雅清净,一幢红色欧式小楼就坐落其中。这就是被称为“政务高参”、“政府智囊团”的国务院参事室所在地。

李烈无疑是这次新任参事中最受关注的一个。

这位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现任校长本以为,国务院参事一般“年龄比较大,层次特别高”,都是家庭有点背景的人物,或是某个行业非常突出的“国宝”。“没人想到一个小学校长竟会成为国务院参事。”在参事室主任陈进玉找自己谈话之前,李烈觉得这是件“不可能的事”。

直到与温家宝座谈时,她才明白自己获得聘任的原因。

多年前,李烈曾当着一名中央领导人的面讲真话,直指基础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以致为此得罪了不少人。但这引起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程熙的注意。在这之前程熙曾多次在实验二小调研,为学校的办学理念和教育实践折服。于是,她向温家宝写信提了七条建议,其中包括推荐李烈为国务院参事。

按惯例,经过近一年的考察后,李烈正式成为参事。根据规定,参事每一任期为五年,期满应工作需要可连续聘任。不过,其首聘年龄不得高于65岁,最高年龄也不得超过70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是座谈会上,温家宝对新聘参事们提出的要求。两年多前,温家宝在与国务院参事座谈时,也曾明确提出参事室在工作中要发挥好民主监督的作用。

座谈会场外,一辆车牌号为“京A-80880”的奥迪轿车静静停放着。这辆参事室的公务用车,已经在国务院参事室的院子出入了六个年头,是温家宝访问德国期间,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所赠。2005年春节前夕,温家宝把这辆国礼轿车转赠给参事室,以及与参事室联合办公的中央文史研究馆。

2009年11月9日,温家宝在国务院参事室成立60周年之际签署国务院令,公布《政府参事工作条例》。该条例自2010年1月1日起生效,是我国第一部规范和加强政府参事工作的行政法规,被视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举措”。

这份工作条例,成为参事们直言献策的制度保证。

而一直以来,“说真话”就是国务院参事室的传统。

作为“说真话”的实践者,参事也早有自己的体会和认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不求升官,只求能做点事,我们不怕对领导说实话”。国务院老参事沈梦培说得很直白。

建议直达总理

一般说来,参事的建言献策,都需要交给参事室业务司,打印后以红头文件形式上报国务院。其所呈议题得到国务院总理批示,最多不过十天,而一些敏感议题甚至不必打印成红头文件,就能直接上报总理。

去年7月离任的参事郎志正任内就曾向中央“谏言”二十多条。

1999年11月,他和其他几个参事提出,在金融危机中,国家应向出口企业退让更多的税收,以扩大出口,渡过难关。这份建议以书面形式被直接递交到时任总理朱镕基的案头。

朱镕基看完后,在扉页亲笔批转给李岚清、吴邦国、温家宝、吴仪、曾培炎等领导人,并要求主管部门落实,结合提高退税率尽快提出意见。“随后有关方面采纳了这个建议,出台了相关政策。”郎志正说。

而2002年被聘为参事的任玉岭至今记得,他曾递交了关于免农业税的建议,并撰文提议实现农业上“三大战略、十大突破”。

彼时,曾有记者向任玉岭约稿,想发表他的文章,但终被记者所在报社领导否决。原因很简单:在报社领导看来,“农业税征收历经2000多年了,皇粮国税,这个没有哪一个中央领导说可以免的”。但之后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却最终决定于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

郎志正和任玉岭的经历,在参事室屡见不鲜。

自成立以来,参事室参事向决策层报送建议及调研报告数千件。他们的多个建议,随着一个个国家政策的出台得以实现。从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到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再到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背后都可以找到他们的身影。

抗战时后方的林彪家族多苦难:母亲至死未见儿

林彪和林则徐有血缘关系

林彪的家乡林家大湾在黄冈县城东北方向,早先叫白羊山村,后来林姓人家多了,才顺口叫成林家大湾。据村里的老人讲,林家的祖籍是福建,在林家家谱中,记载林家在唐宋时期从福建迁到安徽,宋代末年来到林家大湾,繁衍成当地望族。在林家祖辈中有一个很有名的禁烟英雄,那就是湖广总督林则徐。换句话说,林彪与林则徐有着血缘关系。

林彪家是个大家庭,林彪爷爷林时朗,生有五个儿子。老三林协浦,是烈士林育南的父亲。林彪的父亲林明卿在兄弟五人中排行老四,人称“林四爷”。

林彪的父亲虽生活在山区农村,却不会种田,家里人口又多,又没继承下什么遗产,日子过的很艰难。林彪姐夫病逝后,姐姐林宝珠1921年带着两个还很小的孩子回到娘家。林宝珠带回一些钱财,在父亲建议下买回两台织布机。林彪父亲林明卿学过织布,他辞了外面的工作,还叫回了大儿子林庆佛,家里老少谁也不闲着,一家人拼命苦干,生意滚雪球般的越做越大,逐渐成了林家大湾比较有名的大户。

林明卿有六个孩子,林彪生于1907年12月5日,林彪不到8岁就开始帮家里干活,打柴挑水什么的,母亲常向村里人夸他懂事。

家里虽然穷,但林明卿很有远见,他要让孩子们读书。

玩打仗林彪争当司令

林彪9岁上了私塾,爱学习,除了帮家里干活,偶尔有点调皮,几乎是天天在屋里看书,晚上也点着油灯继续看,甚至一边吃饭一边看书,被人称做“书呆子”。林明卿曾对林彪说你毕业后就教书吧,林彪说,我一瓶子不满,不要误人子弟,现在国家不太平,我想报效国家当兵去,为老百姓打天下。

林明卿吓了一跳,一个内向的人,性格完全不像是个当兵的,怎么能去打仗?林明卿认为是儿子的戏言。其实林明卿不知道林彪平时上山打柴经常和小伙伴玩打仗的游戏,每次他都争着当司令。因为玩打仗,鞋子破的快,遭到父亲的责骂。林彪非常要强,干什么都不服输,他钉了几块铁皮在鞋底上,以延长鞋子的寿命,但打仗的游戏照样玩。

1922年3月,林彪考入武昌共进中学,因生活所迫他决定休学一段时间。林育南介绍他到粤汉铁路子弟小学教书。在教书期间,林彪还开办了夜校,并经常到工厂与工人接触。1924年林彪加入共青团。1925年五卅惨案后,武汉的学生纷纷游行、罢课,支援上海的斗争。林彪在进步同学集会上发表演说,一鸣惊人。1925年11月,黄埔军校招考第四期学生,在中共汉口党组织推荐下,在堂兄林育南、林育英影响下,林彪不顾父亲的坚决反对,毅然投考了黄埔军校失踪十年的林彪,忽来一信林彪走了之后,十多年都没有音讯,直到1936年底,家里才接到一封林彪从延安寄来的信,这是林彪离家十年后写的第一封家信。他祝父母花甲大寿,并说他当了红军大学的校长,现在国共合作,全国一致抗日。林彪的父亲看完信后高兴极了,想写回信却不通邮,他决定让林彪的弟弟林向荣到延安看看,探个虚实。1937年初,林向荣经历千辛万苦寻到延安,见到了分别十年的哥哥林彪。

1937年10月初,报上有这样一条重大新闻,“林彪率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歼灭日寇板垣师团1000余人”消息很快传到家乡,乡亲们纷纷来林家祝贺,县城的官绅也赶来贺喜,至此,林彪的神话在家乡就流传开来。

但林明卿心里明白,林彪名声大振,惹恼了日本人,日本人早晚会疯狂报复,决不会放过林彪家人的,看样子在家乡呆不住了。1938年春天,林家就准备走了,留下大儿子林庆佛在家管理田地,林家租了两条木船,一家老少和糊口的织布机一起逃难到武汉。

1938年10月,日军进逼武汉,武汉眼看也保不住了,一家老少只好掉头向南,经过洪湖、监利,到了沅江的草尾镇。这是个小镇子,林家在这里住的时间并不长。日军又快来了,一家子只好跌跌撞撞再逃难。一起出来逃难的还有一些人,有的受不了逃难的苦,就回去了,可林家没有退路,只能咬牙继续流浪生活。一路艰辛,一家老少总算在衡阳乡下安顿下来。在衡阳呆了不短的一段时间,大概是三年吧,林明卿安上织布机,生产中国军队急需的绑腿和棉布,以维持一家的生活。就这样在人生地不熟的衡阳苦干了三年,到了1944年4月,形势又不稳定起来,风传日本人到了衡阳,林彪一家人在衡阳乡下又呆不下去了,带着一家人跟着难民逃向云贵。

火车到了广西的柳州不走了,早就断了顿的一家人只得找了些树枝、破木板搭了个破棚子。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心地善良的林陈氏看到一位被遗弃的病中妇女十分可怜,把仅有的一点稀饭喂给她吃。她不知道,那个妇女得的是霍乱。就这样被传染上了,又拉又吐的很快死去了。去世前林陈氏已经讲不出话了,她泪流满面,伸出两个指头。林明卿明白,这是想二儿子林彪。路上林家人曾看到过国民党放的电影,上面有林彪指挥打仗的镜头,林陈氏都看懂了,并且百看不厌。本来一路吃了这么多的苦就是投奔老二的,却再也见不到了,一家人跪在地上哭成一团。

一家人终得团圆

林彪家人出来逃难好几年了,一大家人先后死去五人。那时大家都麻木了,觉得死去比活着幸福,起码不用再受这再也忍受不了的罪了。

林明卿召集一家人商量怎么办?大家七嘴八舌说还是和延安联系吧。于是林明卿让三儿子林育菊到独山县去给林彪拍电报。在延安的毛泽东、朱德看到林彪家人的电报后,指示在重庆的周恩来办理。周恩来和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讲了,冯玉祥派自己的副官到独山一带找了好几天,总算找到了。在一场大雪的前一天,一辆卡车把林家一家人送进了贵阳难民收容所,住了一段时间又辗转到了八路军重庆办事处。

林彪的家人在重庆过了1944年的春节,到了6月,组织上安排他们去延安。同行的有200多人,3辆大卡车。车队到达甘泉,林彪和叶群早早就赶到等候。毛泽东、朱德、康克清都来看望林彪的家人。朱德还下令给林明卿特灶。那时,毛泽东才吃小灶,特灶就是最高的礼遇了。

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后,林彪把一家人接到了北平。

林彪一家为革命牺牲的人有:弟弟林向荣、林子荣、林春芳、林正华等。

林明卿住在北京,大儿子林庆佛一直留在家里,1959年5月,得了脑溢血去世,时年57岁。这个消息林彪一直瞒着父亲,林明卿看大儿子一连好几年没来看自己,时常问,大家就以庆佛工作忙搪塞。1962年1月底的一天,林彪一家看望父亲,林明卿又说,快过年了,让庆佛一定来北京陪我玩玩,林立果那年还小,说大伯不是去世了吗?林明卿惊呆了,急问林彪怎么回事,林彪才不得不说,林明卿顿时痛哭起来,从此卧床不起,很快病逝,被安葬在北京西郊的福田公墓。

赖昌星:逃亡异国频频进赌场只为麻木自己

2011年7月23日16点26分,中国北京首都机场T3航站楼,大批记者围在接机口。

航班AC029在停机坪上缓缓停下。飞机深蓝色尾翼上的枫叶异常醒目,这架加拿大航空公司的飞机正是记者们焦急等待的目标,因为赖昌星就在这架飞机上。

带着手铐的赖昌星被两名中国警察带下飞机后立刻被押上机场巴士。在机场一栋楼内,中国警察将赖昌星的手铐打开,“对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罪的赖昌星实行逮捕”,警察宣读了逮捕令。至此,作为新中国第一经济大案主角的赖昌星在潜逃12年后终于归案。

放牛娃、走私犯、外逃犯,这位渐渐淡出人们记忆的人到底拥有怎样的故事?本刊试图拾贝公开报道的点滴细节,拼图出一个完整的赖昌星。

走私大鳄

1958年出生的赖昌星在8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七。在赖昌星本人的印象里,贫穷一直是故乡留给自己童年的记忆。

少年时代的赖昌星就显示其商业才能,他不满足于下田劳动所得,很早就学会去收水果、卖冰棒。与其他农村孩子一样,赖昌星上学很晚,直到9岁才踏入学校的大门。

小学毕业后的赖昌星种过地、挖过水井和防空洞,长大后开过汽车配件厂。后来,赖昌星开了一家纺织机械厂。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日后成为他妻子的曾明娜,她成为赖昌星日后“生意”的得力助手。之后,他又相继开办印刷厂、雨伞厂,并从中积累了人生中的第一笔财富。

1991年4月,赖昌星通过关系取得香港居民身份,1993年6月在香港注册了远华国际有限公司。1994年年初,赖昌星以港商的身份回到福建,成立了厦门远华电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逾亿元港币,之后又于1996年成立了厦门远华集团有限公司。赖昌星的电子公司专营芯片走私。之后,走私范围迅速扩张至植物油、石油、香烟、汽车、化工原料、纺织原料、通信器材等。

几年间,远华集团已成为厦门闻名遐迩的大型企业,旗下有全资公司7家、控股公司5家、参股公司1家。赖昌星几乎把全部家族成员拉入伙,打造家族式走私集团。走私帝国架子搭好后,赖昌星开始千方百计地笼络一线领导。

调查结果显示,厦门海关从关长、局长到基层人员共计160多人被买通。此外,远华集团还买通了一批党政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口岸部门、经济管理部门和金融单位的工作人员;其中,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20多人,最高职务者为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李纪周。

赖昌星在国内生活一直阔绰、糜烂,其为贿赂政府官员和作为自己消遣所盖的“红楼”,一度成为警示官员勿贪污腐化的反面教材。

1999年4月,一封长达74页的举报信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信中反映厦门关区存在特大走私问题,而且涉及一些部门和领导干部。举报信里还提供了一些单据和查处线索。

1999年6月,由中央纪委、监察部、海关总署组成的调查组悄然抵达厦门。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调查组最终发现自1996年以来,赖昌星走私犯罪集团在厦门关区走私进口成品油、植物油、汽车、香烟、电子器械等货物总金额高达500多亿元人民币,偷逃税款超过300亿元人民币。300多亿元的概念是:1996年,也就是赖昌星走私那一年,全国财政收入才6187.73亿元。

足球黑史

赖昌星,这位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主犯还曾经和中国足球扯上关系。他在1997年年底因出资1680万元收购甲B球队佛山佛斯弟队而闻名中国足坛。

1997年,由张宏根带领的厦门队未能实现晋级甲B的目标。此时,靠走私起家的赖昌星出手了,他一方面出资1680万元收购了佛山佛斯弟足球队;另一方面,还向俱乐部增资,使厦门足球俱乐部的总资本由原来的3000万元扩大到5800万元,远华集团所占比例大约为52%,成了名副其实的大股东。

从当上厦门足球俱乐部的董事长到他1999年8月11日离开厦门潜逃他乡,赖昌星的“足球生涯”一共580天,但他却在足球上花掉了1亿元的资金。这意味着,他在足球圈平均每天就要消耗17万元人民币。

直到今天,谈起赖昌星在远华队的投入,那些经历过的队员都认为是自己职业生涯里“最见世面”的一段时期。1998年春节,远华队在春训结束后从海埂返回了厦门,每一位球员无论主力还是替补都收到了俱乐部打的1万元红包,俱乐部人员发红包的时候还特别说是“赖总给大家的过节费”。

收到这1万元的红包,所有队员都以为这只是春节才有的福利。后来,队员们每个月都会收到这样的福利。除了合同里规定的工资、奖金和训练津贴外,每个月,俱乐部都会给队员发5000元的补贴,俱乐部明确告诉队员“这是每个月的零用钱”。

在赖昌星黑金的支持下,1999年,厦门远华在迟尚斌的带领下获得甲B联赛冠军冲上甲A。此时,厦门远华案被调查,赖昌星潜逃。随后,俱乐部被勒令改名,去除“远华”字样。厦足又回到了甲B行列。值得一提的是,远华之后的厦门足球经历了几度易名,虽然在2005年厦门蓝狮时代冲进过中超,但2007年再次降级,并于2008年解散。

异国逃亡

1999年,远华走私案案发后,惶惶如丧家之犬的赖昌星逃至加拿大,开始了12年的“流亡生活”。

逃亡初期,赖昌星在加拿大依然出手阔绰,曾斥巨资130多万加元(近800万元人民币)购入一幢上千平方米的花园式豪宅。过惯了犬马声色、纸醉金迷的日子,他的逃亡生活自然也不会冷清寂寞。赖昌星多次出入温哥华唐人街和西区百老汇街的赌场进行豪赌。对此,赖昌星坦言,在加拿大的逃亡生活,沉重的心理压力令他心力交瘁,精神几近崩溃,去赌场只是为了麻木自己。

2000年,中国政府正式通缉赖昌星,要求加拿大政府将其遣返中国。赖昌星向加拿大政府申请难民资格,不惜重金聘请律师,与加拿大政府对簿公堂。2001年11月,加拿大移民局以非法移民罪将赖昌星夫妇拘捕,直到2002年6月两人才获准有条件释放。从此,围绕赖昌星的归宿,中国和加拿大政府开展一场为期10年的遣送与反遣送的斗争。

在接受加拿大《环球华报》记者专访时,赖昌星表示自己在被限制出门时,在家里最常做的事情是看电视以及上网“斗地主”。“我不懂英文,看的都是中国的电视。新闻我喜欢看中央四套。前一段时间一直在看《亮剑》”。

就在国人几乎遗忘赖昌星的时候,2011年7月21日,加拿大联邦法院驳回赖昌星暂缓遣返的申请,决定执行赖昌星的遣返令。7月23日,逃亡加拿大12年之久的赖昌星在加拿大警察的押送下搭乘民航班机回国,被中国警方依法逮捕。

对于年过半百、生计无着的赖昌星来说,他的前妻和孩子们早在2009年回到中国,而他当年带出的钱已基本用完,回国似乎是他唯一的选择。正如加拿大移民部律师所说,赖昌星在这边已无紧密的亲属纽带,而他与本地小区也没有很强的联系,他所交往和接触的对象,多是犯罪组织的成员或关系。

12年前,他是一个本该被判死刑的罪犯;12年后,他享用了加拿大司法体制下的法律援助,并最终换取了中国政府免死的承诺。也许赖昌星被遣返回国,对他也是一种解脱。

第二章 走进历史

胡耀邦与陶铸的约法三章:永不做吹吹拍拍的事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延安许多干部意气风发,准备奔赴全国各地开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一天,王鹤寿同胡耀邦、陶铸在王家坪桃园聚别。他们谈了很多,最后郑重相约终生做到三件事:

永远跟着毛主席;

永不叛党;

永不做吹吹拍拍的事。

这年,王鹤寿36岁,胡耀邦30岁,陶铸37岁,正是大有作为的年华。

20多年后的“文革”荒唐岁月中,造反派竟以他们搞“桃园三结义”加以申斥。

延安岁月,王鹤寿的侄女王昆在鲁艺以扮演新歌剧《白毛女》中的喜儿一炮走红。王鹤寿给王昆也曾约法三章:

文化底子薄,加紧学文化;

不可骄傲自大,不准在照相馆摆自己的相片;

不要跳交谊舞。

以50多年后今天的眼光看,王鹤寿当年对人对己约法三章的有些内容不能不带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它所反映出的浩气和风骨令人敬之仰之。

横眉冷对“文革”开始后,由于王鹤寿在鞍山市和鞍钢有政绩、有威望,鞍山市和鞍钢的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对他是拥戴和保护的。因此,运动初期,在“文革”领导小组和造反派召集的批王大会上,气氛比较冷清。江青得知这一情况后气急败坏,声称:这是王鹤寿“拥兵自重”,越是这样越要狠斗!1967年8月17日,江青、康生盗用中央文革小组名义作出《关于处理鞍钢问题的决定》,推定王鹤寿是“鞍山党内头号走资派、自首变节分子、高饶反党集团漏网分子、镇压鞍山市和鞍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革命派的罪魁祸首”。随后,林彪、“四人帮”在辽宁的死党、亲信,凭此莫须有的罪名,对王鹤寿进行百般凌辱和非人折磨,轮翻批斗、审讯高达568场之多,又非法关押8年之久。

高风亮节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了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从而铸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一起冤案。

刘少奇被打成叛徒的根据之一,就是所谓1929年他在奉天(今沈阳)纱厂被捕后叛变。时任中共满州省委组织部部长的孟用潜,在“文革”中熬不过连续逼供,按专案组的口径编造了假证。这年6月,刘少奇来沈阳主持满州省委工作。同年7月,王鹤寿任团省委组织部部长,在刘少奇领导下,组织领导了中东路罢工运动,后任团省委书记。“文革”中,王鹤寿同样遭到了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威逼,但他没有屈服,实事求是地说:“刘少奇是中共满州省委书记,我是省团委书记,我们的情况他都知道。如果他被捕叛变,我们团委遭破坏是难以幸免的,可我们团委没有遭受丝毫损失。因此,我没有理由推断刘少奇在被捕后叛变了。”“文革”结束以后,在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四·五”天安门事件中十分活跃的原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主任、党总支书记汪文风,被陈云、胡耀邦、黄克诚点名调到新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并直接参与了中央纪委审查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工作。20年后,回忆那一段风云激荡的难忘岁月,汪文风颇有感慨地说:“我觉得中央把‘两案’审查和处理‘文革’冤案的工作交给中央纪委来承办,是非常英明的。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央纪委有一批久经考验、高风亮节的老同志。我工作中经常打交道的王鹤寿同志,为什么他担任中央纪委常务副书记,成为排在黄克诚同志后面主持日常工作的第二号人物?就是因为他的个人品质过硬……‘文革’中,同样面对压力,有的人没顶住,王鹤寿却顶住了,这说明他的人品好。我在和他一起工作的时候,就时时领略到他从党性原则出发,处事公允的高尚人格。”

胡耀邦如何面对被拆迁群众:我应向人民检讨

1952年的1月8日,时任川北区党委书记和行署主任的胡耀邦同志在南充市检查工作。在步行途中,又检查了南充市人民政府办公大楼和工人俱乐部工程。这时许多拆迁户向耀邦同志围了上来,纷纷诉说拆迁中的问题,当时政府威信很高,拆迁户也给足了领导们面子,虽无起哄闹事,但像这种直面的批评和意见反映,对耀邦同志来说还是第一次。耀邦同志耐心听取拆迁户的意见,又看到两处工程都存在大量的浪费现象,拆迁民房过多,因而当场指示因陋就简结束工人俱乐部全部工程,不准继续拆迁民房。并在1月10日致信南充市市长吴致中,请吴市长在南充市召开的二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宣读他写给大会的一封信。

信中写道:“所购买的民房,是否还有没全部合理地给足购买金的,所收回的国有土地户,是否还有没全部妥善安置的,如发现有,务须由修建机关立即并合理地予以补偿和安置。不办或拖延者,以违纪论处。”耀邦同志还检查了自己的“官僚主义”:“一年多来,公家修建房屋,不仅浪费很大,而且因为收回了大量国有土地,购买了大批民房,特别是将其中一部分拆掉,使政府财产与政府威望遭受了许多损失。在这个问题上,我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应向人民群众检讨。”

由于政府、部队带头,南充市城建和居民住房等方面的矛盾处理得还算比较好,解决了拆迁户和政府用地的矛盾,也未留下什么后遗症。

未曾想到,1952年7月耀邦同志奉命进京调中央工作,传言就是到政务院建筑工程部任常务副部长,部长是井冈山根据地的开拓者之一、老资格的陈正人同志。我想,传言比较可靠,因为这事是我外祖母告诉我的,她都知道,可知传言范围之广,可信度也就大了。为此,耀邦同志十分兴奋,能为全国城市搞基本建设,为老百姓修建房屋,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以后任命有变,致使他十分遗憾,郁闷了几天。

耀邦同志如何看待小城镇建设:

人都挤到城市怎么成

耀邦同志对西方国家的小城镇印象很好,认为可以学习借鉴,为我所用。他说:“欧洲许多国家的小城镇很发达,人们并不羡慕大城市。我们也要逐步把小城镇搞起来,那里有适合当地条件的工业、商业、服务业,有比较好的教育和文化设施,有看戏、看电影、听音乐和吃东西的地方,有活跃的经济、文化和信息交流,不是很好吗?小城镇要搞就搞好,做好规划,搞一个成一个,不要搞了两年又拆。”

如何平衡现代化大都市、众多的小城镇和广大农村的人口和居住条件,是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耀邦同志1978年春节,即刚到中组部上班后,在跟一位中年朋友聊天时深情谈道:“不要忘记农村,中国幅员广阔之处在农村,中国的大舞台在农村。中国人口那么多,城市容纳得了吗?人都挤到城市怎么成?一定要建设好农村,要建设发展乡镇、小城镇。乡镇逐渐形成规模,星罗棋布,将众多农民吸引到小城镇,以城市带动星罗棋布的乡镇,带动农村,形成网式的格局,也许是解决中国众多人口的一个方向,一个发展模式。”

1979年12月,耀邦同志主持召开了全国地县宣传工作座谈会,在会上他说道:“我的意见要从明年开始好好考虑建设小城镇的问题。使我们国家几千上万个小城镇,主要不是靠国家投资,主要靠集体投资的办法,集体所有制的办法,把我国几千上万个小城镇建设成为农村里面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中心场所。”耀邦同志说的用集体所有制的办法建设小城镇,是否空想?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浙江苍南龙岗镇,萧山的航民村,东阳的横店村,北京的窦店村、郑各庄,江苏江阴的华西村,山东龙口市的南山村,广东顺德、东莞的小城镇的发展,就是这样的典型。

1983年12月22日,在一次会议上耀邦同志又提出:“不能把眼光只放在十八亿或者二十亿亩土地上,只把眼光放在粮食上。必须要逐渐从耕地的狭小范围内一步一步地、积极地冲出来,离土不离乡。”

耀邦同志如何看待消费:

年轻人穿花衣服学开汽车

在团中央工作期间,据耀邦同志的警卫秘书李汉平同志回忆:20世纪60年代,耀邦同志下乡调研,来到河北安国,在田间地头和一群男女青年社员席地而坐,他问:年轻人究竟有什么希望?有什么要求?青年们七嘴八舌地说:我们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旁边就是轰隆轰隆的铁道线,城里人的生活多好啊!青年人还学着火车的声音,编了个顺口溜:咣当咣当,七八十块;咣唧咣唧,皮鞋大衣。

我记得在上小学的时候,一位女同学写过一篇作文,描写她在夏天穿了一件花色鲜艳的布拉吉。立即遭到周围同学的讥笑和讽刺,说她爱美,爱打扮,但她内心却充满了一种少年女生的愉悦。她的内心独白是:“今天我穿花衣服,明天你们就会穿上更美的连衣裙!”语文老师当众向全班同学朗诵了她的作文。回想起来,这是我第一次接受的美的教育。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当时穿花衣服的号召,就是团中央发起的,父亲当然是个最积极的策划人,并得到财政部的大力支持,国家为此增加了税收,时为财政部部长的李先念为此喜上眉梢。这是我记忆中耀邦同志第一次倡导消费。

改革开放以后,耀邦同志率先穿起西装。为此,一些民主党派的老同志给他写信:中央提倡的都好,就是穿西装不好,因为西装不是我们的,应该穿中山装……他在大会上回答说:中山装也不是我们国家的传统服装,是孙中山先生引进后改装的。

改革之初,他就和身边的人讨论,要让青年人学些什么技艺呢?他提出应该训练青年人开汽车,他是否预见到今后中国的汽车制造业也会在本国大行其道呢?

据李汉平同志回忆:1984年我们家从富强胡同6号搬到现在的居址,中央警卫局也给他分了一套居室,汉平同志想把原来的住房留下。耀邦同志对他说,富强胡同我家的房子要还给团中央,一间也不要留。你的房子也要还给机关。以后总有一天我们的老百姓可以用自己的钱买汽车、买房子。

从叩头到握手的外交传奇:基辛格暗打“中国牌”

五月间,基辛格《中国论》出版几天后,在从纽约去匹兹堡的路上,我开始翻阅这本探讨中美关系演变的论著。当我看到作者说,新书的大部分内容,根据是他四十年来对中国五十次以上的访问,于是产生一个疑问:他得意的传奇政治冒险,无疑是他打开新中国大门的北京秘密之旅;那也是他政坛回忆录中,用笔曲折也意味深长的重点。同样一些不可回避的重要话题,在他笔下还能翻出什么花样?

对基辛格来说,这也许根本就不是问题。虽然他没有步尼克松后尘,遮遮掩掩祭出挡箭牌,在序言中也来一个俗套的声明,说“尽管这些事件的事实没有改变,但是时间的变迁已经使我能够从更广泛的角度来分析这些事件,而这些新的内容又使我有必要用一种同前一本书截然不同并且更为精炼的方式来论述这些事件”。

决策高官、和平使者和历史学家等特殊身份,使基辛格在著书立说上,是虚与委蛇,还是秉笔直书,选择总是来的方便。太多往事秘闻,足以让他每次提笔,都能蹊径别出。比如,回忆录《白宫岁月》写到同周恩来讨论台湾问题,几乎是一笔带过,轻描淡写地说,“只是在第一次会谈时间略提到”。事实上,从原始记录不难看出,他们首次对话时,三分之一的时间,说的都是台湾问题:周恩来儒雅礼让,但在关键地方,立场却又毫不动摇,申明美国必须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保证从台湾撤出全部军队;基辛格起初也是针锋相对,坚持说中国承诺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之前,美国不会讨论台湾问题。

基辛格的秘密使命,看似是为尼克松访华铺路搭桥,但实质却是在串演一场三角外交好戏:联合中国抵御苏联亚洲霸权,同时谋求中国支持,帮助美国从越南体面撤军。但台湾和越南问题,又是从一九五四年双方大使级外交会谈以来,一直都无法打开的“死结”。而周恩来的睿智和果断,使得“死结”得到意外破解——基辛格说,“周恩来和我有个默契,对于有争议的各种问题,双方不作彻底的讨论”。

二〇〇二年二月,美中双方一九七一年的高层谈话记录首次解密。舆论发现《白宫岁月》隐瞒真相,对基辛格大加批评。他不得不出面回应,说一九七七年写回忆录时,谈话记录还是机密;美国当时仍然承认台湾政府合法性,他写书不得不有所顾忌,秘密出访的全部细节无法如实全说。他为之良心不安。但到了《中国论》,重提台湾问题,基辛格显然坦率很多,能够披露更多内幕详情,明说秘密访问开启了美国微妙地逐步接受一个中国的立场的步骤,而中国对具体措施落实的时间表,表现出了极大的灵活性。

调整对华政策的过程中,尼克松政府对盟友台湾,也采取了保密措施。基辛格回忆录记载,他准备去北京那天,正好约见台湾最后一任“驻美大使”沈剑虹。基辛格回忆,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他经历了平生十分痛苦的一次会晤。沈来见他,商量在下届联大表决中国代表权问题时,如何保持台湾的席位。“我很难聚精会神地跟他详细讨论这件事,因为就在七月一日这一天,我要启程去亚洲,秘密地如约赴北京……然而我却什么都不能对他讲,而且还得要尽可能装出一切如常、若无其事的样子,按照预定的问题跟他谈下去。”

回忆录《使美八年纪要》中,沈剑虹说,直到七月十五日尼克松宣布基辛格访华成功消息前二十分钟,他才得到国务卿罗杰斯通知,顿时感到“愤怒、困惑和震惊”。两周后,沈再次见到基辛格,基辛格一开始就说,他对于不得不进行前往北京的秘密任务,内心觉得十分难过。基辛格还表示,“他们——尼克松和基辛格——绝不会出卖朋友”。但他对基辛格显然已经失望,不知道“他们究竟是真的向我们表示友谊呢,还是在假仁假义故作姿态”?

沈剑虹也借用一个美国官员的抱怨,指责美国背叛台湾:无论一九六四年法国承认北京政府,一九七〇年加拿大同中国缔结外交关系,还是一九七二年日本同中国建交,都或派特使访台,或到大使馆会谈,提前说明相关理由,而只有“我们的盟国和友邦美国”,始终没有采取类似的行动。他在电视上看到尼克松和毛泽东友好握手,更是怨恨交加:“世界上最重要民主国家的民选总统,为何要在他面前显得如此谦卑,如此基辛格访华的秘密使命,看似是为尼克松访华铺路搭桥,实质却是在串演一场三角外交好戏。在他的新书《中国论》中,评价这次秘密访问”开启了美国微妙地逐步接受一个中国的立场的步骤,而中国对具体措施落实的时间表,表现出了极大的灵活性。

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1923—)

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1969年至1974年任尼克松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71年7月,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总统特使访华,为中美关系大门的开启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以后又多次访华,一直关心和支持中美关系的发展。

毕恭毕敬?多少世纪以来,中国皇帝一直自称‘天子’,要所有番邦向他们叩头。虽然尼克松没有向毛泽东叩头,但心中他却已经向其屈膝膜拜了。“叩头朝贡”,不是尼克松的意愿。但内外交困的处境,却让他别无选择,只好冒险来打“中国牌”。他们决定调整对华关系的时候,认识到“我们正变得和其他国家一样,需要承认我们的力量虽大,但还是有限度的。我们的能力和我们的问题相比,再也不是无限的了;相反,无论是在才智上,还是在物质上,我们必须规定一个轻重缓急”;而刻不容缓的要务,就是同中国和解,恢复关系正常化。用尼克松的话说,就是“中国是一个伟大的生气勃勃的民族,不应该继续孤立在国际大家庭之外,从长远来说,如果没有这个拥有七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量,要建立稳定和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

尼克松的外交策略中,实用主义超越了意识形态;他期望拉拢中国制衡苏联,从越南体面脱身,也使诸多国内矛盾——黑人暴乱、大学生抗议示威,以及各种政治阴谋和暗杀,尽快得到缓和与化解。

然而,“除了驻华沙的美中大使间偶尔举行毫无成效的会谈外,二十年互不交往的鸿沟,把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与这个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国家分隔开了”,使得“双方都进行了长达三十个月的耐心而周到的准备。双方都小心谨慎地互相试探,以便使得一旦受到挫折时,不至于显得面上不光彩;双方都探步前进,以便一旦事情张扬开来,不会使神经过敏的盟国感到难堪,或者给那些不愿事情顺利发展的人提供新的战略机会”。

由于双方前期沟通,只限于高层决策者之间,基辛格的秘密访问,引起了蒙在鼓里的中国接待者的疑心。基辛格回忆录说,去伊斯兰堡迎候的章文晋、唐龙彬、唐闻生和王海容等几位外交部人员,曾在飞机上很客气地探问,为什么一定要坚持保密。是不是承认了与中国领导人会晤,美国人会感到可耻呢?他们甚至讨论了,一九五四年在日内瓦印度支那国际会议上,国务卿杜勒斯用拒绝握手的方式对周恩来的羞辱。基辛格的中国事务助手何志立(约翰·霍尔德里奇)在《一九四五年以来美中外交关系正常化》中也谈到,抵达南苑机场后,基辛格和叶剑英同乘一辆轿车先走,他和黄华另车随行。在开往钓鱼台国宾馆的路上,黄华也提起杜勒斯拒绝和周恩来握手的事情,让何志立不能不推测:中国人担心基辛格博士在同周总理进行会晤时有否可能学杜勒斯的前例。

杜勒斯当然不是榜样,虽然基辛格从未接触过中国共产党人。美国人同共产党人打交道的经验,仅仅来自苏联人,而他们冷漠,孤傲,教条,永远摆着一副高高在上毫不妥协的僵化姿态。美国决策者二十年来也一直认为,中国是“一个难以理解、不可能左右的阴沉、混乱、狂热和格格不入的国度”——难怪基辛格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就会说:“已经有很多人访问过这个美丽的国土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神秘的国土。”

虽然面对的国土神秘,对手也很陌生,但基辛格和尼克松已经打定主意,不仅要主动访问中国,而且要向中国领导人主动示好,——基辛格到达北京四个小时后,听说周恩来马上要来,他就“在宾馆门口迎接他,特意地把手伸出去。周恩来立即微笑,和我握手。这是将旧日嫌隙抛于脑后的第一步”。而等到尼克松的历史性访问终于到来,美方更是精心策划了象征中美和解的仪式:“到达北京这一历史性时刻是事先做了准备的。尼克松和霍尔德曼早已决定,当电视镜头拍摄总统第一次和周恩来见面时,他应该是单独一人。尼克松读过我在七月访华后写的报告,知道周恩来对一九五四年杜勒斯拒绝和他握手的怠慢之举耿耿于怀。总统决定,当他纠正这种失礼行为时,不能有其他美国人在电视镜头中出现而分散观众的注意力。罗杰斯和我要留在飞机上,直到他们握手结束。”

基辛格在《中国论》中说,随着对中国的多次访问,他发觉中国如周恩来所说,果然“并不神秘。你熟悉之后,它就不会像过去那样神秘了”;而中国共产党人,也像周恩来在他一九七一年十月第二次访问北京,在欢迎仪式上对他所说的那样,“没有三头六臂”,是“可以讲道理和真诚交谈的人”;中国共产党人在接待他和尼克松来访所用的热情好客,证明与其说他们是共产党人,不如说他们是地道的知书达理的传统中国人。

四十年后,基辛格已经完全“折服于中国人民,喜欢上他们的坚韧、他们的细密、他们对家人的眷顾,还有他们所代表的文化”。他用自己的经历,说明由叩头朝贡到平等友好握手的外交礼节转变,也是中美关系发展历史充满跌宕起伏的见证。

毛泽东秘书田家英文革被逐出中南海自杀真相

田家英曾是毛泽东的5大秘书之一。他才学深厚,为人坦诚,当过毛泽东长子毛岸英的老师,为毛泽东起草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稿。但是,庐山会议上的政治风暴差点把他推入深渊,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终于使这位正直的书生蒙冤自尽……

厌恶江青、陈伯达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田家英由于同情彭德怀的“万言书”,差点被卷入那场政治风暴中。尽管他依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着,但彼此之间产生了分歧。1962年夏日,在北戴河,中共中央举行工作会议。毛泽东又一次点名批评田家英“右倾”,成为那次会议上四个被点名的“右倾分子”之一。

由于“离得近、看得清”,长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他,很早就察觉江青的政治野心。

田家英最初看不惯江青还只是限于她的生活作风。他对她采取“不敬”而“远之”的态度。渐渐地,江青“偶尔露峥嵘”,染指于中国的政治。江青也意识到田家英刚直不阿,欲除之而无机会。正因为这样,当她听说毛泽东批评田家英“右倾”,不由得兴高采烈起来,骂他是“资产阶级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老右”。

在毛泽东的“左右”之中,常常跟田家英发生正面冲突的是陈伯达。

在延安,在中央政治研究室,陈伯达曾是田家英的顶头上司。他俩先后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之后,陈也总是在他之上——“陈、胡、田、叶、江”。

进京之后,虽说陈伯达也住在中南海,但他所住的“迎春堂”离毛泽东所住勤政殿有一段路。除了毛泽东打电话要他前来之外,平时他不在毛泽东身边。为投毛泽东所好,这位“理论家”常常向田家英打探:“主席最近在看些什么书?在注意什么问题?”

田家英深恶痛绝“理论家”这种“刺探”行为,先是敷衍,后来干脆当面拒绝。

田家英对江青避而远之,而对“老夫子”倒是常常当面顶撞。他和陈伯达都爱字画。田家英把自己刚买到的字画,先挂在毛泽东那里,有时给陈伯达看见了,于是,“老夫子”常常到田家英那里看字画,甚至向田家英借去。“田家英,你有那么多的字画,可得当心点,别让小偷偷了!”有一回,“老夫子”一边看字画,一边揶揄道。“我的字画如果被偷,第一个贼就是你!”田家英巧妙地讽刺道。

随着时代的车轮辚辚作响,日渐向“文化大革命”逼近,江青日趋活跃,与“老夫子”的联系日益密切。江、陈联合,逐渐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股崛起的“左”派势力。

就在这时,在毛泽东的“左右”之中,又冒出了一个原本排不上号的人物,加入“左”派阵营。此人便是戚本禹。戚本禹比田家英小10岁,原先在田家英手下帮助处理人民来信,后来成为信访局的一个科长。

某个夏日,当田家英夫人董边午睡醒来,发觉从书房里传出谈话声。董边一看,是田家英跟戚本禹在那里谈话。待戚本禹走后,董边问田家英,干吗在中午跟他谈话?

田家英叹道:“人家已经成了江青那里的红人,得罪不起。他在写关于李秀成的文章,找我要资料。我有什么办法?只好马上照办,在中午跟他谈话,帮他找资料……”

被安上“篡改毛著”罪名

整人要有口实。1965年12月,田家英终于被江青和陈伯达抓住了“大把柄”!

那些日子里,田家英随毛泽东住在杭州。毛泽东正在思索着在中国做一篇大文章——发动“文革”。从12月8日起,田家英随毛泽东从杭州来到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解决罗瑞卿问题,打响了批判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第一炮。

当毛泽东回到杭州,在12月21日上午,召集5位“秀才”开会。这5位“秀才”是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

1965年4月底,毛泽东曾在长沙召见过这5位“秀才”,开过一次会。那是因为毛泽东要全党学习6本马列经典著作,找这5位“秀才”连同他自己每人为一本马列经典著作写序。毛泽东跟5位“秀才”在长沙讨论了一通。时隔半年多,又在杭州继续谈论长沙的话题。

那天上午毛泽东情绪很好,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艾思奇和关锋往笔记本上仔仔细细记录着毛泽东的话。田家英也打开笔记本,记下毛泽东的重要的话。

毛泽东谈着谈着,忽然提及了不久前轰动中国的两篇文章——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所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12月8日第13期《红旗》所载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毛泽东的谈话刚一结束,陈伯达就飞快地把“喜讯”告诉江青——因为江青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写了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之后受到以彭真、邓拓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的坚决反对,而毛泽东的话无疑是对她的极有力的支持。

于是,原本只作为毛泽东随口而说的话,却要整理出谈话纪要。整理纪要的任务,落到了田家英头上。由于艾思奇、关锋的记录最详细,田家英转请他俩整理记录。

关锋和艾思奇连夜整理,干了一通宵,就写出了纪要。他俩把纪要交给了田家英。

田家英看后,删去了毛泽东对姚文元、戚本禹的评论那段话。这是因为田家英不仅对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有看法,而且对姚文元的文章也不以为然——毛泽东曾要田家英看吴晗的《海瑞罢官》剧本,田家英看后对毛泽东说:“看不出《海瑞罢官》有什么问题”!

艾思奇知道了,曾好意地提醒他:“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

田家英答道:“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所以我把它删去了。”

田家英心怀正气、豪气,删去了毛泽东那段“最高指示”,江青便给田家英安了一个在当时足以置之死地的“罪名”,曰:“篡改毛主席著作”!

山雨欲来,风满华夏。1966年5月16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五?一六通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5月17日,“文革”的第一个受害者——邓拓,在子夜写下遗书,然后服下大量安眠药,于18日凌晨离开人世。

紧紧跟着邓拓而去的,便是田家英——“文革”的第二个屈死者。

逐出中南海

5月22日,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家门口,忽然来了一辆轿车,下来三个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以及那个正在走红的戚本禹。

他们进屋,不巧,田家英和秘书逄先知外出。董边在家,告诉他们,田家英很快就会回来的。于是,安子文、王力并排在长沙发上坐定,戚本禹坐在旁边的单人沙发上。

在沉闷的气氛中等了一会儿,田家英和逄先知回来了。看样子他们要谈重要的问题,董边站了起来,打算回避。这时,安子文对她说:“董边,你也是高级干部,坐下来一起听听。”逢先知也留了下来。

我们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组,今天向你宣布: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当时杨尚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田家英任副主任,在工作上有许多联系),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们代表中央向你宣布:停职反省,把全部文件交清楚,由戚本禹代替你管秘书室的工作。你要搬出中南海!”

田家英几乎摒着呼吸,听完安子文的话。他的眉间皱起深深的“川”字纹。他竭力克制自己内心的激愤,冷静地问道:“关于编辑‘毛选’的稿件是不是也要交?”“统统交。”安子文答道。

这时,戚本禹问道:“毛主席关于《海瑞罢官》的讲话记录,在你那里吗?”

戚本禹所说的记录,当然就是指毛泽东那次杭州谈话的记录——他是非常关心那份原始记录,想知道内中的究竟。“没有。”田家英很干脆地回答道。

田家英把手边的文件,一份份移交给戚本禹,戚本禹逐份登记。到了下午5点多,安子文和王力走了。戚本禹仍留在那里,一直点交到天黑才走。

戚本禹走后,田家英像塑像一般,一动不动坐在那里。董边劝他吃晚饭,他也不吃。看得出,他陷入了极度的痛苦和愤懑之中。夜深,电话铃声响了。是谁来电话?戚本禹!“你到秘书室来一趟,在文件清单上签字。”戚本禹仿佛一下子成了他的上司似的,对他颐指气使。啪的一声,田家英挂断了电话。

他满脸怒色,对董边说:“戚本禹是什么东西?他早就是江青的走卒,我不去签字!”

过了一会儿,田家英咬牙切齿道:“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人有好下场!”

深夜12点,田家英要董边先去休息。董边因为翌日一早还要去上班,回正房先睡了。

她迷迷糊糊一觉醒来,一看手表,已是清晨5时,图书室里还亮着灯。董边赶紧下床,到那里去看田家英。他竟一夜未眠,未吃,仍呆呆地坐着。

董边知道他心里难受,可是没有往坏处想。她要他赶紧去休息。

董边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她以为,这一回大约是要他检查“右倾错误”,离开中南海下乡劳动。她去找逄先知,要逄先知帮助他作检查,如果要下乡的话,就跟他一起下去。

吃过早饭,快到7时了,她像往日一样,跟丈夫打个招呼,上班去了。

悲壮地死于“永福堂”

5月23日上午,挂着清朝乾隆皇帝手书的“永福堂”小院,格外的安静:逄先知写材料去了,勤务员陈义国也有事外出了。

直到中午,小院外才响起了脚步声,打破了这里的沉寂。那是勤务员陈义国回来了,找田家英吃中饭。正房里没有人影。图书室的门紧闭着。他在门外大声地喊了几下,没人答应。

咦,田家英到哪里去了呢?他试着推了推图书室的门,那门反锁着,推不开。

陈义国觉得有点异常,找人拿钥匙开了门。他朝里面看了看,见不到人。他走了进去。走过几排书架,他顿时像触电似的尖叫起来:“啊哟——!”

原来,他在两排书架之间,看到田家英吊死在那里!

陈义国急急抓起电话,向上报告……下午3时光景,正在上班的董边,忽然接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的电话:“你马上到少奇同志西楼办公室来一下!”

董边急急赶回中南海,来到刘少奇西楼办公室。她一走进去,安子文已在里面等她了,旁边坐着汪东兴。当时,汪东兴主管毛泽东的警卫工作。

等董边坐定,安子文这才直截了当地把不幸的消息告诉她:“田家英同志自杀了!”

董边顿时懵了,脑袋仿佛在一刹那间剧烈地膨胀,全身发冷,两行热泪涌出了眼眶!

等董边的情绪稍稍安定,安子文问道:“他临死前跟你说过些什么话?”“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会去死。如果我稍微察觉他有死的念头,我就不会去上班了!”

安子文长叹了一口气,他也非常沉重,对董边说道:“我陪你一起去看一看他。”

在安子文、汪东兴的陪同下,董边一脚高、一脚低地朝“永福堂”走去。那里跟刘少奇西楼办公室只一箭之遥。董边一走进家门,便看到院子里站着三、四名解放军。

董边走进图书室,田家英已被放下来了,躺在两排书架之间的地上,身上盖着他平时用的灰色的被单。董边弯下身子,看见他双眼紧闭,但舌尖伸出嘴外。“你立刻离开中南海!”董边正处于心灵的巨创剧痛之际,接到了这样命令式的通知。

董边无法在丈夫的遗体旁再多看几眼,便只好来到正房。一走进去,就看见桌子上放着丈夫的手表——他在离开这个世界前,从手腕上取下,留给妻子的。

他留下了遗言。他写下振聋发聩的话:“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田家英离世之际,不过44岁,正值年富力强、生命之花最为茂盛的时候!

历史终于还他以公道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整整一年——1977年10月,董边结束了那苦难的生活,得以平反,重新出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后来,担任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她被选为中共十二大代表,并被大会选为主席团成员。从1983年至1988年,她担任全国政协常委……

诚如田家英的遗言所预见的那样:“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田家英的冤案,在中共中央的直接关怀下,在1980年初终于得以平反昭雪。

1980年3月28日,田家英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隆重举行。

邓力群代表中央致悼词。悼词热情地称颂了田家英的品格和业绩:“家英同志是一位经过长期革命锻炼,忠于党、忠于人民,有才学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奋斗,做了大量的工作。”“几十年的实际行动证明,家英同志确实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气的人。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话……”

彭德怀的临终遗愿遭拒绝 令朱德泪流满面

朱德和彭德怀,不仅是战争年代的总司令和副总司令,还是十分亲密的战友和兄弟。

朱德的女儿朱敏的大儿子刘建说:“爷爷在对待彭德怀的问题上,态度格外鲜明,他觉得那不是什么错,是一般性的认识问题。”

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严肃中肯地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引起了毛泽东的盛怒。经过半个月的猛烈批判,一纸《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撤销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职务。之后,从8月16日到9月12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批判彭德怀的火力比庐山更强,目的是彻底肃清彭德怀在军内的影响。

在许多人表态批判彭德怀时,朱德却说:“彭总在生活方面注意节约,艰苦朴素,谁也比不过他。彭总关心经济建设,只要纠正错误,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毛泽东对他的发言很不满意,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批评朱德发言“未抓到痒处”。朱德知道自己无法改变毛泽东的决定,只好沉默不语。从此,“老糊涂”之说,不胫而走。

朱敏在《我的父亲朱德》一书中,引用康克清的话:“在会议最紧张的时候,朱德和毛泽东谈过一次话,他对毛泽东直言:‘我觉得这次会议发言民主风气不够。’毛泽东听朱德这么一说,先是一愣,想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话:‘你对一半儿,我对一半儿。’”由此可见朱德无私无畏而正直的品格。

在庐山会议期间,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表决《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投票时,按照惯例,大家都要高举臂膀,便于统计。

而朱德虽说也举手了,但他弯曲着胳膊,那动作,一看就知道他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举的手。散会以后,毛泽东在庐山散步,遇见朱德说:“你啊老总,举手举了半票!”朱德笑答道:“反正我举了手,至于手是怎么举的,我就不知道了。”

庐山会议后,倔强的彭德怀搬出了中南海永福堂住所,到京郊挂甲屯吴家花园离群索居,开始了读书和务农的生活。但朱德还是惦记着自己的老战友和兄弟,他不避嫌,不怕受牵连。他常常去玉泉山居住,为的是方便看望居住在附近的彭德怀。朱德的每次来访都给满腹冤屈和苦闷的彭德怀带来很大的安慰。

其实,他俩性格上还是有一致之处的,那就是寡言,两人可以半天不作一声。于是,下棋成为他们交流的方式。这对战场上的正副司令,一坐到棋盘前面,楚河汉界,将帅对垒,寂寞的空气里,顿时就充满了烽火岁月征战的豪情和快乐。

朱敏回忆说,性格不同,两人下棋的作派风格迥异。同样是吃子,朱德吃子是先用自己的棋子将对方的棋子扫开,然后把对方的棋子拣出棋盘,排成一溜,像展示战利品一样,如大河漫滩,不温不火。而彭德怀则不同,他吃子的模样同他的脾气一样吓人,“砰”,把自己的棋子砸在对方棋子上面,然后从下面把棋子弹出来,把“俘虏”的棋子扔在一边,似提刀四顾,舍我其谁。

如果碰到彭德怀悔棋,朱德会敏感地抓住对方手腕,眼睛瞪得滚圆:“不能赖棋,放下。”彭德怀则梗着脖子:“你是偷吃,不算。”朱德说:“吃你的子,还要发表声明吗?战术不行就不行嘛,悔棋算啥子。”

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去世时,临终想见朱德,他一次一次地向看守请求,可谁也不告诉朱德。直到彭德怀逝世后,朱德才知道彭德怀的临终心愿,他顿时老泪纵横,对着空荡荡的房间大声叫嚷:“你们为啥子不让我去看彭老总?要死的人,还能做啥子?还有啥子可怕的!”

抗战时“百团大战”被彻底否定 彭德怀挨批20天

回眸百团大战

要谈百团大战,先得从交通破袭战讲起。自从我们在华北各地建立根据地以后,日军就以我敌后根据地为“皇军之大敌”,认为“若不剿灭共产则华北明朗无望”,因此不断地对各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为了割裂和缩小抗日根据地,他们竭力强化交通,所谓“东亚新秩序由交通出”。除了严密控制原有的铁道线外,在各根据地周围增修铁路、公路,并不断向根据地内延伸,在路侧还挖掘交通沟,修筑碉堡,宣称“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企图把各根据地装在他们的“囚笼”中。这就是所谓“囚笼政策”。在反“扫荡”的斗争中,交通问题一直是斗争的焦点。“囚笼政策”的确给我们造成很大的麻烦。那时,我们已经发明了地道战,首先是冀中发明的。这对粉碎敌军“扫荡”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因为铁路、公路掌握在敌人手中,他们可以随时调兵,而我们的交通却非常不方便,所以很需要破袭他们的交通线,主要是破袭铁路。破袭铁路还有个附带的目的,就是想搞一些铁轨。当时华北好几个根据地都有了自己的小型兵工厂。晋西北贺总对这个抓得很紧,晋察冀和别的根据地也都有小型兵工厂,搞了铁轨来造枪、造迫击炮。铁轨当时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重要的军事资源。实际上,从山西、河北一直到山东,对平汉路。正太路等铁路,能够挖的地方都在挖铁轨,还有很多民兵参加。所以,交通破袭战在百团大战以前一直在进行着,不过规模都比较小,影响也不大。

百团大战原来叫交通破袭战,不过这次是有统一组织的、规模较大的交通破袭战。这个问题在八路军高层领导中酝酿了很久,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而且在战役发起前也报告了中央,中央是知道的。根据总部在战役前发布的《战役行动命令》规定,只有20多个团参战;可是,由于各地吃尽了敌军“囚笼政策”的苦头,都想打破敌人的“囚笼”,大家踊跃参战,所以事后一统计,参战的单位100个团都不止。当然,这是把一些地方部队都算上了。那时的团也不规范,有大团、有小团,比如华国锋同志的家乡交城的那个团,只有几百人,也称团。这样加起来共有100多个团。百团大战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呢?那是在大破袭战胜利后,新华社要发消息,记者来找副总参谋长左权,问这个消息怎么发。他们在商议中觉得破袭战的名称不响亮,参加这次破袭战的有100多个团,就叫百团大战吧!消息一发,百团大战的名声就传开了,对全国人民起了很大的振奋作用。当然,百团大战后敌人发动报复“扫荡”,我们也受到不少损失。北方局机关在敌军“扫荡”时被包围了,张友清等几个重要干部被敌人捉到太原去杀掉了。当时我已回延安,如果还在那里,可能也跑不掉。

百团大战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很高兴。据彭德怀同志讲,毛主席曾发电表扬,并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9月11日,在毛主席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根据李富春同志的提议,讨论了庆祝百团大战胜利的问题。9月23日,毛主席在杨家岭所作的《时局与边区问题》的报告中又说:“百团大战的估计:是敌我相持阶段中一次更大规模的反‘扫荡’的战役反攻……它有打击了敌人。鼓励了人民、孤立了顽固派的伟大意义。顽固派不能再说什么游而不击”了。以后,还掀起了一个很大的宣传百团大战的运动。

后来,有些人批评百团大战,说它暴露了我们的力量,使敌人集中兵力来对付八路军,减少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压力,这也是事实。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百团大战。因为,它大规模袭击敌军,取得了较大的胜利,战果很大,政治影响也很大,也减轻了友军的压力,这对抗日是有利的,是我们党和军队对民族、国家作出的重大贡献。而且让日寇控制着交通,把我们的根据地隔断,我们很不方便,也不容易发展。从现在来看,百团大战应该说是正确的。至于说日军的报复“扫荡”,确实使我们受到损失,可是,打仗总会有牺牲,就是你不打他,或者打他打得不厉害,随着敌后抗日力量的迅速发展,他同样要对我们进行“扫荡”。从我们在华北各地敌后建立根据地以来,敌军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我们的残酷“扫荡”,实行“三光”政策灭我之心从来没有改变过。

批评百团大战最厉害的是在七大前召开的华北工作座谈会议。这次会议,从根本上否定了百团大战,还批评了彭德怀同志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在谈到反逆流斗争中有些地方不讲政策、随便杀人、不尊重人权时,引用了法国大革命时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它成为华北工作会议上批判彭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一个内容,因为毛主席看到这篇文章时不高兴,认为没有阶级分析。文章发表时,我已经回到延安,后来听说文章是别人起草的,署名的也不只是彭德怀一个人。平时,彭德怀同志个性正直刚烈,处事不苟且,不屈从;为人不矫饰,不阿决;治军严格,律己刻苦,但有时失诸急切,态度生硬,不免得罪一些人。所以,在20多天的批判中,不少同志的发言缺少实事求是的精神,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有失公正。毛主席这时没有说百团大战不对。他说抗日战争期间的问题要等抗日战争结束了以后才能作结论、才能说清楚,所以,现在这个事情不作结论。这样,表面上是不了了之,实际上是把问题挂起来了,彭德怀同志很不高兴。会议本来是总结工作,后来发展到集中批彭德怀,不但事先没有给彭打招呼,连我这个北方局书记对会上批彭不断“升温”也缺乏思想准备,没有人同我来商量过。

所以,华北工作座谈会上这样批彭是不应该的,会议的结果不好,批评者上纲上线,被批评者有口难辩,会议不了了之,以致长期间是非不清,以讹传讹,使上下之间、同志之间心存块垒。这是深刻的历史教训。

揭秘:贺子珍葬礼规格 邓小平亲自定调

时光飞逝。1984年4月初,贺子珍就断断续续出现体温升高的现象,到了中旬,突然变成高烧,而且便血,结果,又住进了华东医院。在医院,医生们用很多药都没能把体温降下来。

4月15日,孔令华正在辅导孩子们写作业,突然,电话急剧地响了,孔令华一接电话,原来是中办来了个电话,说:贺子珍病重,已经准备好去上海的飞机票,请李敏全家马上到上海去。

李敏听到这消息,知道母亲的病情已是十分严重了,马上对丈夫说:“母亲病重了,我们马上去上海!”

孔令华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这时接他们去机场的汽车已经来了。孔令华搀扶着李敏上了汽车。

李敏早几年就患了心脏病和淋巴结肿大,此时也正在病中,听到妈妈病重的消息更是紧张,上了飞机,心仍咚咚咚地跳着,脸色苍白,她为了减轻心中的痛苦,用手捂住胸口,竭力使自己镇定下来。孔令华马上给她服了治心脏病的药,安慰她不要过于担心,女儿东梅懂事地说:“我姥姥会好起来的。”

飞机到达上海后,一部小汽车已经等候在机场,他们被直接送到了华东医院。

李敏来不及听医生介绍母亲的病情,直奔病床前。这时,贺子珍呼吸急促,两颊通红,消瘦憔悴,非常虚弱,眼睛微微闭着。

李敏俯下身子,刚想叫声“妈妈”时,贺子珍睁开了眼睛。当她看到女儿和孩子们都来了时,脸上的肌肉动了一下,似乎在微笑。她的嘴唇动了一下,似乎在说:“你们来了。”

李敏俯身靠近母亲,轻轻地说:“妈妈,你好吗?我们看您来了。”

贺子珍好像听到了女儿的声音,她看着女儿深深地点了点头。她嘴唇动了几下,还用眼睛示意:站在李敏身旁的医生,就是为她看病的医生。贺子珍自从偏瘫后,说话就不太清楚,现在在高烧中,没有力气,说话更轻。李敏听不清楚妈妈说什么,但她明白她的意思,这是母亲在向她介绍给自己治病的医生,告诉她:自己生病住院了,医生们在照顾。李敏向医生说了声“谢谢”后,问母亲:“妈妈,您哪里不舒服?”“我肚子痛。”贺子珍的神智非常清楚,只是衰弱得很。

这时,贺敏学一家也从福建赶到了。他们接到居住在上海的女儿贺小平打来的电话,知道贺子珍病重,怕有什么不测,也马上赶来。贺敏学一来,听说贺子珍高烧不退,立即建议服用安宫牛黄丸,这是危重病人退烧的良药。贺子珍服了药后,体温降下来了,并沉沉地睡着了。李敏这才放下心来,离开病房让母亲休息。

在以后两天,贺敏学一家和李敏一家天天去看望贺子珍。

贺子珍退烧后,神智清楚了,她看着身边的亲人说:“你们是不是怕我不行了,都来了。”她还让护士给外孙女儿东梅弄点好吃的。大家一颗心放了下来,以为病情好转了,谁知这是回光返照。18日晚上,贺子珍的病情突然加重,体温两次升高,人又陷入昏迷的状态。医生们进行紧急抢救,李敏、孔令华等人通宵守候在外间。到19日下午,贺子珍的心脏跳动越来越微弱,心电图再也没有显示了。贺子珍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终于去了,享年75岁。

贺子珍逝世后,对于她的后事怎样办、骨灰安葬在哪里,中共上海市委不敢自作主张,请示中办,中办也有些为难,又请示了邓小平。

邓小平说:“我们中央的领导人都要送花圈,贺子珍的骨灰放一室。”

一室是八宝山革命公墓存放中央领导同志骨灰的地方。邓小平的话给贺子珍葬礼的规格定了调子。

1984年4月25日,向贺子珍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市龙华革命公墓的大厅举行。

胡耀邦、邓小平、陈云、邓颖超、聂荣臻、习仲勋、杨尚昆、杨得志、宋任穷、陈丕显、胡启立、乔石、郝建秀、王首道、蔡畅、康克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白栋材、王芳、陈国栋、胡立教、杨堤、汪道涵、阮崇武、李坚真、曾志、陈琮英、刘英、彭儒、钱希钧、孔从洲等也送了花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组织部,全国政协办公厅,上海市、江西省、湖南省、福建省、浙江省、陕西省、贵州省、江西吉安地区、永新县的党政机关送了花圈,并且发来了唁电。

贺子珍的遗体安放在大厅中央,遗体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四周簇拥着常青树和鲜花,遗体前摆着她的亲属贺敏学、李立英、李敏、孔令华献的花圈。

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郝建秀,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第二书记胡立教,书记杨堤、汪道涵、阮崇武,以及贺子珍的亲属生前好友数百人,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人们怀着敬仰的心情,在贺子珍的遗体前默哀,鞠躬,缓缓地绕遗体一周,向这位长征老干部告别。

4月25日下午,贺子珍的遗体火化。随后,中央派了一架专机,把她的骨灰运到北京。贺敏学,李敏、孔令华,以及他们的子女,护送骨灰回到北京,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贺子珍的骨灰被运到八宝山后,一些未能去上海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老大姐,都自动去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贺子珍的骨灰安放仪式。一些当年曾经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过的革命子弟,以及认识贺子珍的一些人,和不少不认识的人也来了,向这位女红军战士表示了最后的敬意。

安放仪式非常简单。李敏把捧着的骨灰盒放在院子里的桌子上,大家围着鞠躬,致敬,然后由李敏把它送进了一室。

第二天,也就是4月26日早上的新闻节目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贺子珍逝世的消息。当天,北京及全国各大报纸都刊载了新华社向全国播发的贺子珍逝世的电讯,并刊登了她的照片,介绍了她的革命简历,最后做了历史公正的评价:

贺子珍同志是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

贺子珍,这位平凡而伟大的女性,这位最早上井冈山的女共产党员终于走完了她坎坷不平的人生之路,含着微笑离开了人世。她的一生中有慷慨激昂、英勇悲壮的战斗岁月,有遭受磨难与不幸的艰难时光,更多的是心里流着血、眼里流着泪的沉默的悲苦日子。但是,人们不会忘记她,因为她为中国革命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她一位平凡的女性,为中国革命几乎流尽了身上最后一滴血……是她,伴随毛泽东一起度过了中国革命历史上最艰难的阶段,也是她,在革命胜利之后,为了大局默默忍受个人的悲苦,过着孤寂的生活。然而,中国革命的历史丰碑上却镌刻着一个不朽的名字:它就是——贺子珍!

第三章 历史真相

蒋介石政坛引路人:军中大哥大陈其美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等许多革命党人却产生了错觉,认为共和已经实现,今后的要务该是兴办实业,改良民生了。孙中山在内外夹击下被迫把临时大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而去计划如何10年内在全国修筑20万里铁路了;黄兴遣散了南京一带的军队后要求“解甲归田”;而作为同盟会实际负责人之一的宋教仁,则迷恋议会政治,以为可以通过政党的合法活动,在国会里争取到了多数,就可以掌握到实际权力,实现共和国的方案。

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陷入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孙中山到达日本不久,就“发起重新党帜,为卷土重来之计”。他表示:“国民党已成一盘散沙,党员不听号令,这个党我不要了。”决定重新组建一个新党即中华革命党。他吸取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在组党之始就采取了三项特殊措施:一是党员入党必须各具“服从孙先生”“服从命令”的誓约;二是必须在入党誓约上加按指印;三是在党章中规定按入党时期划分党员等级,首义党员在革命成功后享有“元勋公民”的政治特权。他是力图建立一个绝对听命于他一人指挥的党。对于孙中山重新组党和所采取的特殊手段,许多革命党人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黄兴认为这是孙中山“以人为治,慕袁氏之所为”。

可以说,这时的孙中山处于相当孤立的窘境之中,但是他十分自信,坚持己见。陈其美到日本后,则对孙中山表示拥戴和绝对支持。陈其美不顾别人批评他对孙中山“盲目服从”“崇拜太过”,积极劝导有疑虑的人,说“总理领导我们,我们都追随不上,总理如在山顶,我们只在半山,我这两年才算认识总理的伟大,却是已太迟了。而许多同志还未觉悟。说我们服从太过,岂不可叹。”他曾对陈果夫说过:“我所以服从中山先生的缘故,决不是盲从,是因为我现今已经实在清楚此刻中国有世界眼光、有建设计划、有坚韧不拔精神的,除了中山先生以外,再没有第二人,所以我诚心的服从他。”

这样,孙中山在陈其美等一些革命党人支持下,按照既定的一套办法积极筹建中华革命党。陈其美和戴季陶、钮永建、田桐、范光启等在东京入党。这时在上海的蒋介石也于10月29日宣誓入党。

1914年5月,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筹备委员会。6月16日中华革命党举行会议,正式推举孙中山为总理,并推举黄兴为协理(虚设,黄拒绝入党,但为避免冲突于6月30日离日赴美),确定各部部长人选为:总务部长陈其美、谢持副,党务部长居正、冯自由副,军务部长许崇智、周应时副,政治部长胡汉民、杨庶堪副,财政部长张人杰、廖仲恺副。7月8日中华革命党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当众宣誓入党,由陈其美和居正作为孙的入党介绍人,这也是给陈其美的一种殊荣。可以说,此时的陈其美高高在上,除孙中山之外,无人可比。孙中山曾对总务部的地位和职权规定如下:“总务部为各部之领袖。各部事务应受其考试。凡总理发表命令或委任职员,必须总务部及有关部长副署,特别筹款及对外交涉,亦由总务部任之。”

1914年9月,陈其美在日本东京组建总务部机关。总务部下设六局一处:第一局负责办理全党庶务及本部庶务,第二局接洽内地支部,第三局接洽海外支部,第四局主管公文印信,第五局交涉党外事宜,第六局办理不属他部之事项,机要处掌管机要。陈其美积极开展南洋和江、浙、皖、鄂等省的党务活动,并筹集经费,取得了进展。

正当陈其美青云直上,一步登天的时候,蒋介石却是另一番景象。此时,在国民党中,根本没有他的位置,因为,他的资历太浅,威信也不高,在孙中山那里还没挂上号呢。所以,此时的蒋介石看到孙中山、陈其美高高在上,轰轰烈烈,自然有一种失落之感,他心里极羡慕陈其美,想跟陈其美当大官做大事,但陈其美只让他做些杂事,这使蒋介石心里很不痛快。

蒋介石的失落心情不好言表,只好在做一些杂事的同时,用书来宽慰自己,他潜心研究《曾文正公全集》,来打发时间。其实,对蒋介石的情况陈其美早就看在眼里,凭他的机敏,蒋介石的一言一行,蒋介石的所思所想他都能判断得八九不离十,只是公务繁忙抽不开身过问罢了。这样,陈其美忙了一阵子,停下手中的公务,不由分说,便带蒋介石去见了孙中山。在孙中山面前,陈其美对蒋介石高度评价,称之为求之不得的干才,这引起了孙中山的高度重视。对此,蒋介石一生都没忘记陈其美的知遇之恩,因为,在蒋介石看来,没有陈其美也许就没有他蒋介石,所以,蒋介石发誓,甘为陈其美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应当说,陈其美是一个极富革命热情的人,他的胆识、他的才智都让国民党人尤其是蒋介石佩服不已。二次革命失败后,陈其美也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反思。经过反复思考,他开始觉得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都是在长江中下游和南方发动,其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东北各省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不能直捣北京。他想到东北去开辟新天地,得到孙中山的同意后,抱着“愿以身殉之无憾”的决心,于1914年1月偕同戴季陶从日本到大连。但是,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加紧专制统治,大连又在日本关东军的控制之下,他们帮助袁氏镇压革命,对革命党人的活动严密查禁,使陈其美动弹不得,不几天又因病住进了医院,最后,不得不回到日本,重新寻找出路。

陈其美带着一种疲惫和挫折感从大连回日本后,与蒋介石商量,还是上海便于活动。于是,1914年夏,蒋介石奉命回到上海来开展反袁斗争。他制订了一个夺取上海的作战计划,准备分三路举事:第一路由他自己当司令,进攻潭子湾、小沙渡、曹家渡一带;第二路进攻真如一带,夺取警察署;第三路破坏铁路、电线,以攻占宝山、海门为目标。但蒋介石等刚开展活动,就被淞沪镇守使郑汝成侦知,于5月30日夜派闸北巡捕出动搜捕,破获了秘密指挥所,搜去枪械和文件等,有四人遭杀害。蒋介石只好逃到张静江家藏起来,但也被跟踪,险些落网。这样,蒋介石的这次行动又失败了,他遭到通缉,又被迫离开上海回到日本这一时期,陈其美的身体一直不见好,整日卧病在床。蒋介石从上海回来后,把情况向陈其美作了汇报,陈其美鼓励他不要气馁,要打起精神再图发展。恰好这时,陈其美接到东北同志来信,请他再去东北支持反袁活动。陈因住在医院,便派蒋介石和丁景梁去探察情况。7月,蒋、丁先后到达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受到日本人士的掩护和接待。但是他们四处察看了一番,认为没有什么革命形势可以利用。这样,蒋介石于8月2日给孙中山写了一封信,陈述他的一些想法。他认为欧战引起国际关系的急剧变化,革命党应注意外交问题,“乘势急进”。

蒋介石回来后,把情况向陈其美作了汇报,两人一致认为,东北毕竟革命基础较差,不易打开局面,于是向孙中山建议重新经营江浙。孙中山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于是,蒋介石于9月3日再起程去上海。当时日本政府正忙于运兵强占我国山东,对革命党人的行动亦十分注意。日本外交当局致电驻上海领事:“支那亡命者蒋介石,搭乘于9月3日由门司出港的春日丸,好像是前往贵地,”两个星期后,上海发生了革命党人范鸿仙被捕的事件,起义计划也被搜去了,革命党200多人被捕杀,后来杭州的革命机关也遭破坏,30多人遇害。蒋介石的处境也十分危险,所以,他再也待不下去了,便处理完善后工作,秘密离开上海回东京去了。

革命的反复失败对蒋介石打击很大,他的革命情绪立即低落下来,心情十分沉重,他每天早晚都要静坐,不断反省着自己的过去,思考着未来。他还把曾国藩、王阳明、胡林翼的书找来苦读,想从这些书中找到自己的出路。

后来,国内形势急剧变化,到了1915年,袁世凯为复辟帝制,准备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全国人民愤然,革命形势日趋成熟。留在上海等地的革命党人催请陈其美回国主持讨袁斗争。孙中山这时正在加紧建立中华革命军,乃命陈其美回上海,招募革命队伍建立中华革命军东南军。尽管陈其美已是北京政府重金通缉的“国事犯”,境况艰险,但他抱了必死的决心毅然决定回国。

陈其美一行中没有蒋介石,临行前,蒋介石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送陈其美,陈其美似乎预感到此行凶多吉少,他紧紧地握着蒋介石的手,用那坚定而充满信心的目光注视着蒋介石,沉重地说:“吾愿决心,吾愿牺牲一己,以偿我党之代价,以挽我国之弱风。吾愿扫除中国之恶魔,吾愿建造世界之平等。”蒋介石更是心中充满感叹,他强打精神,鼓起勇气,用一种极其坚定而又深沉的语气向陈其美表示了自己的决心:此去万一不幸,而为袁贼所害,我一定要成为兄之化身。为革命赴汤蹈火,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以完成兄的未竟之志。

陈其美把一切抛在脑后,一到上海便摆出一种决战的气势开始行动起来。1915年10月27日,孙中山委陈其美为中华革命军淞沪司令长官,主持上海讨袁军事。他电召蒋介石、杨庶堪、丁人杰、余祥辉等人到上海,会同吴忠信、周淡游、邵元冲等人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筹组讨袁总机关,蒋介石被分派担任军事工作。

陈其美和蒋介石一致认为,根据辛亥革命和一次革命失败的教训,要在上海获得起义成功,首先要袭取停泊在黄浦江面的海军军舰,然后使用海军炮火,同地面兵力结合,协同攻取制造局。由于几个月来运动陆海军已取得相当成效,肇和舰舰长黄鸣球、舰员陈可钧等人均已倾向革命,他们认为机不可失。这时海军当局已觉察异样,欲将肇和舰在12月6日调往广州。陈其美获此消息后,便于5日发动肇和舰起义。

随着肇和舰的炮声一响,蒋介石随同陈其美亲临南市工程局督战。陆上各队伍在陈、蒋的指挥下,分头攻击警察局、电灯厂、电话局等预定目标。但是肇和舰上的起义人员并未及时组成陆战队向陆上增援。起义队伍曾攻占南市淞沪警察署,但只获少数枪支而无实弹,次日黎明即被袁军包围。袁军人多势众,装备精良,炮火猛烈,起义队伍虽然奋勇,终因寡不敌众而败下阵来。陈其美和蒋介石等人被迫回到渔阳里总部,隐蔽起来,形势异常危急。然而,就在当天夜晚,法租界的巡捕来到渔阳里搜查,多亏陈果夫机敏过人,大声叫嚷,弄出了声响,以引起众人的警觉。这样,陈其美等众人才得以逃脱,集合于新民里119号蒋介石的住处。他们原以为肇和舰已经得手,打算再到那儿去。第二天清早刚出门,便碰到了先前曾率30余人攻占了肇和舰的杨虎,才知道肇和舰在应瑞、通济两舰的轰击下死伤甚众,陈可钧被捕牺牲,杨虎逃了出来。

知道肇和舰起义失败的消息,大家心情都很沉重,在这种情况下,陈其美激励大家说:“以后局面开展,疾风密云,一矗千里,大局指顾可定,直意料中来”。他告诉大家蔡锷已在云南发动了护国战争,此时应以上海、广东、湖北三处为根据地,他说:“以此三者得其一,则可号召东南;三者得其二,则可风行全国;如三者尽得,则大局可底定矣”。

随着蔡锷领导的护国军节节胜利,孙中山于1916年4月27日从日本回国,到上海亲自主持讨袁斗争,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号召全国民众团结起来进行反袁斗争。他宣称:“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贼既去,当与国共荷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孙中山此时,吸取了过去失败的惨痛教训,决意放弃中华革命党独占政权的政治路线,愿与各方合作讨袁,而以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最低限度的要求。随着革命形势日益高涨,陈其美的压力更大,因为,陈其美已有几次起义的计划而因经费无着而告吹。他千方百计地寻找筹集经费的各种途径。当时袁世凯一直在用金钱诱惑陈其美脱离革命,曾汇款70万元至沪,派人贿赂陈出洋游历,为陈拒绝。这样,袁党分子视陈为眼中钉,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便利用陈亟欲谋款的急切心情,设计了一个圈套。

由朱光明、许国霖、程子安等人假装开了一个鸿丰煤矿公司,勾结叛徒分子李海秋,李海秋则对陈其美声称,鸿丰公司有一块矿地,预备向日本人抵押一笔巨款。如果陈其美能从中介绍签约,就以借款的十分之四来资助革命。求款心切的陈其美,没有仔细考虑就同意了,约定5月18日下午带合同底稿来签字。到了那天,李海秋便带了许国霖等人来到萨坡赛路(今淡水路)14号陈的寓所。大家刚刚坐定,李海秋推说忘了带来合同底稿,要回去取。李一出门,就进来两个陌生人,拔枪向陈其美射击,陈其美防身不及,头部连中数弹,当场身亡。陈其美遇刺的消息一传出,在革命党中引起了强烈震动,但反映最为强烈的还要数蒋介石。

听到陈其美被刺的消息,蒋介石吃惊得一时讲不出话来,他急忙奔到现场,抱住陈其美的尸体失声痛哭,他悲痛至极。当时还是袁世凯统治的年月,许多人不敢公开露面,陈其美暴尸于此,令人惨不忍睹。但蒋介石毅然将陈的遗体转移到新民里119号自己的家里,然后用巨款购置了一具棺木,2日午后入棺成殓。他又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挥笔写下了祭文。文中说:“丁未至今,十载其间,所共者为何事,非安危同仗之国事乎?所约者为何辞,非生死与共之誓辞乎?而乃一死一生,国事如故,誓辞未践,死者成仁取义,固无愧于一生,而生者守信践约,岂忍惜于一死。”他表示:“大难方殷,元凶未戮,继死者之志,生者也;完珍者之业,生者也。生者未死,而死者犹生,死者之志未终,而生者终之,死者之业未成,而生者成之。不终不成不已。而不死亦不已,以履去春握别扶桑第二化身之谶语,以守我之信践我之约而已。”以此来表达他对陈其美的怀念之情以及继承遗志的决心。

然而,陈其美被害不到20天,袁世凯就亡命归天了。这样,武装反袁不战而捷。在陈其美殉难的第85天,革命党人在上海隆重举行了“陈英士暨癸丑以后殉义诸烈士追举大会”。在他殉难一周年之际,他的遗体由上海归葬故里湖州,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都写挽联哀悼,蒋介石写的挽联是:

天道无知,苦思公十年旧雨。

中原多故,乃坏汝万里长城。

陈其美死后,蒋介石一直把他们之间的这种真挚的感情埋藏于心,不仅于此,他还将这份感情转移到陈果夫、陈立夫身上,为的是以此来报答陈其美生前对他的知遇之恩。1927的蒋介石北伐到上海,专门举行一个“陈英士先生殉国十一周年纪念会”,蒋介石亲往主持。他在上海各界的欢迎会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纪念陈英士同志》的演说,他满怀激情地说:“我们追溯前源,我们的成功,也就是陈烈士遗留下来的”,“我们追溯国民党领导国民的成功,我们第一纪念总理,第二要纪念陈烈士,没有陈烈士就没有国民党”。他还说:“诸位今天来欢迎我,不是欢迎我,是欢迎陈烈士的化身。我希望大家都做陈烈士的化身。”

应当说,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蒋介石与陈果夫、陈立夫之间开始为什么那么密切,以及为什么会形成蒋家天下陈家党的政治格局。

赵凤昌:大时代中的幕后人

1912年初,孙中山、袁世凯这两位民国初期最重要的人物,不约而同地做了同一件事。

这天,孙中山给一位老朋友写了封亲笔信,“素审执事器识宏通,体用兼备,拟借高远之识,以为切励之资,敢奉屈为枢密顾问。”信中,他诚挚地邀请此人出山辅佐。

稍后,袁世凯的电报也到了,态度更加恭敬,他说,如果能请动先生出山,“非凯一人之幸,海内同胞实共勉之。”

电波的另一端,是上海南阳路10号,一所名为“惜阴堂”的小洋楼。主人名叫赵凤昌,不过一介布衣。

更令人称奇的是,对于两位大人物的邀请,赵凤昌均予以婉拒,选择继续隐居于历史的重重帷幕之后。

以至于,后世很少有人知道,他曾经以过人的智谋和手段,一手操盘了民国的诞生。

通天彻地

1911年10月10日晚上,赵凤昌正在上海一家酒楼中宴请客人。席间,一个商人忽然接到了一封电报,随即对赵凤昌简短地说了几句。赵凤昌神色平静,起身告诉大家,自己另有邀约,先行离去。

他得到的,正是武昌新军起义的消息。

出了酒楼,他立刻奔赴电报局,给汉口电报局局长朱文学拍了一封密电,询问当地情况。第二天早晨,他接到复电,得知鄂督瑞澂已经逃走,起义取得成功。

当天,他紧急约见上海各界名流探讨时局,其态度很明确,“上海据长江下游,集人力物力,足为武汉之声援也。”

快速介入,快速判断。当所有人都关注于武昌战事时,赵凤昌已经开始从全局考虑问题。他首先注意的,是列强对此次革命的态度。他要下的第一局棋,就是解决外交上的麻烦。

彼时,列强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革命均绷紧了神经,动荡时期的中国又极容易被趁虚而入。一旦情势失控,非但缔造不了共和,酿成第二个“庚子之乱”也不是没有可能。

有鉴于此,10月27日,赵凤昌从上海给两位朝中重臣发出了电报。

一封发给了刚刚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的唐绍仪,在信中,赵凤昌劝唐绍仪“宜缓到任”,如果真的到任了,要特别注意和列强周旋,不要损害中国的利益。

在给外务部大臣梁敦彦的另一封电报中,赵凤昌提醒他提防日本的动向。随后的电文中,赵凤昌力劝其反对摄政王为镇压革命向列强借款。

在这两封电报中,赵凤昌均期待他们“保将来之中国”。

果然,唐绍仪最终没有接受清廷的任命,而梁敦彦则公开对借款一事表示了反对。两位高官,对一位在野人士的建议,竟然言听计从。

除了在朝中的布局,赵凤昌也直接对列强展开了公关。武昌首义的第二天,赵凤昌便委托上海商会董事苏宝森,给外商们带了个话,大意是,现在列强们的当务之急,是保护商人们的利益不受损害,千万不要为清廷提供援助,否则“地方必须致靡”。

外商们将此意见转达给各国公使,在多方考量之下,列强均“认民军为交战团体,各国严守中立”。自此,革命军不再是外人眼中的“匪寇”,而成为了一支获得列强认可的政治势力。赵凤昌没费太大力气,就把外事上的潜在祸患消弭于无形。

至于军事上,赵凤昌也有一套办法。彼时,清廷急令荫昌及萨镇冰分别率领北洋军和海军镇压起义,赵凤昌得知后,直接委托退隐上海的郑孝胥给萨镇冰写了封信,劝他不要炮击武汉。果然,萨镇冰在规劝下按兵不动,后来索性离开部队养病去了。借此机会,海军官兵一举反正,将炮口转向了大清。

武昌起义爆发一月,赵凤昌在幕后运筹帷幄,施展出一套通天彻地的本领。这一年,他55岁,身无一官半职,却尽揽全局。

惜阴堂的诞生“四十年间,东南之局,有大事,必与老人有关。”同盟会会员黄炎培曾经如此评价赵凤昌。事实上,赵凤昌的“奇人奇事”,并非始于辛亥革命。

1884年,朝廷重臣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后不久,赵凤昌即进入张之洞的幕府,相处数年后,赵凤昌竟然能够帮助张之洞代拟公牍,而且模仿张之洞的笔迹几可乱真。张之洞对他愈加信任,每逢有要事必与其商量。以至于社会上流传着“两湖总督张之洞,一品夫人赵凤昌”的说法。

这段体制之内的传奇,终结于1891年。随着张之洞被弹劾,赵凤昌一并受到陷害,被光绪皇帝批示革去官职、永不叙用。

事后,张之洞对赵凤昌感到很过意不去,特意在湖北电报局为他找了个挂名支薪的差使,令其常驻上海,办理运输通讯、搜集情报等事务。

1894年,赵凤昌搬入上海南阳路10号的一所英式洋楼,他将其定名为“惜阴堂”。

六年后,赵凤昌悄然导演了另一段传奇。

1900年,慈禧太后唆使义和团围攻外国使馆,枪杀德国公使,并下诏向11国宣战,导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两宫仓皇西逃。赵凤昌虽已下野,却心忧国事,他会同盛宣怀等人分头游说刘坤一、李鸿章、张之洞等督抚,倡议拒绝宣战上谕,以免战火侵袭东南各省。

张之洞起初很犹豫,赵凤昌急中生智,走了一招险棋。他发了一个电报给张之洞,称“洋电,两宫西幸,有旨饬各督抚力保疆土,援庚申例,令庆邸留京与各国会议云”。这个电文的高明之处在于,一旦宫内日后追究下来,顶多只是误传了洋人电报的罪名,而不是抄家灭门的“假造圣旨”。

最终,刘坤一、李鸿章、张之洞协作,一起发动了“东南互保”。

名声在外的奇谋妙断、体制内外游走的经历、以及寓居“十里洋场”的独特优势,带给赵凤昌的最大好处,是丰富的人脉资源。辛亥前夜,赵凤昌的朋友几乎遍及朝野内外,政商两界。张謇、汤寿潜、唐绍仪、梁敦彦、胡元倓、熊希龄、郑孝胥等闻人都是他的好朋友,在家乡常州,东南名士庄蕴宽、武昌新军创始人吴殿英又都是他的姻亲。革命党一边,赵凤昌早在1907年便结识了同盟会骨干胡汉民。

更重要的是,他们当中的多数人都和赵凤昌一样,“感怅清政之不纲,非改弦易辙无可救治。抑且非一二长吏所能祸为福也”。

1911年5月8日,清廷“皇族内阁”的出台,意味着立宪化作泡影。赵凤昌“乃更断言清廷之无可期望,谋国必出他途以制胜矣”。

对于他而言,武昌首义的爆发,或许是意料之外,却显然是情理之中。

新的布局

1911年那个动荡的岁末,当南北战事胶着之时,赵凤昌已经在思考革命将走向何方的问题了。

他拟定了五条政见:“保全全国旧有疆土,以巩固国家之地位。消融一切种族界限,以弭永久之竞争。发挥人道主义,以图国民之幸福。缩减战争时地,以速平和之恢复。联络全国军民,以促共和之实行。”

如前所述,保全疆土,巩固国家地位,他在革命一爆发,就已经完成了布局。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用最少的代价换取和平,使国家走向共和。

彼时,清廷已经重新起用袁世凯,并令其组建责任内阁。赵凤昌精准地判断,“各国公使不信清之政府,而信袁之个人,已与皇帝无异矣”,他的出山已经极大地稳定了人心。而南方革命军,则“事权不一,意见不齐,有未能趋于统一之势”,再加上经济、军事都处于下风,北方可谓已经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

他就此提出了解决方案,最关键的一点,是尽快成立临时政府,把形如散沙的独立各省团结起来。一盘更大的棋局,在惜阴堂展开了。

赵凤昌行事,最为突出的一点是,他尤其擅长调动各方面的社会资源,为己所用。

他调用的第一枚棋子是张謇。这位立宪派领军人物,早年曾与袁世凯共事,并有师生之谊,关系非同一般。赵凤昌将他纳入团队,除了提高“惜阴堂”的威望,更重要的,是和北洋系建立了沟通的桥梁。

另一枚棋子是庄蕴宽。作为同情革命的人士,庄蕴宽早年曾经救过革命领袖黄兴的命,自然是联络革命党的不二人选。他很快赶赴武昌。

而赵凤昌本人,则于11月15日,联络江、浙、沪等10省区代表共22人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定名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这便是日后国会的基础。稍后,赵凤昌等人还将“五色旗”定为国旗,象征“五族共和”。

至此,革命党、北洋军,赵凤昌均已打通了关节,独立各省有了临时议事机构,赵凤昌的布局完美地实现。

随即,他开始运用一枚关键性的棋子,此人名叫洪述祖。

南北合谋

早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赵凤昌便看中了袁世凯的实力。他认为:“革命军热情、勇敢、牺牲精神都是有余的,可借实力太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利用拥有实力的袁世凯去劝清廷,可能生效。”

但是,谁来联络袁世凯?偏巧,袁世凯的身边有位名叫洪述祖的幕僚,正是赵凤昌的妻弟。

在赵凤昌的授意下,洪述祖起草了最早的一份《清廷退位诏书》,并分别呈给了袁世凯和庆亲王奕劻。据洪述祖后来的密函中讲,袁世凯曾奏请清廷接受此旨,否则立即辞职。至此,袁世凯对清廷的态度,赵凤昌心中自然有数了。

事实的确如此,当袁世凯指挥北洋军与革命党人打了几仗后,便准备向南方放出橄榄枝了。剿灭革命,不如借此外力推动朝廷改良,对此,袁世凯心中自然清楚。反过来,他也通过洪述祖,给赵凤昌发来了议和的密电。

赵凤昌自然求之不得。1911年12月2日,各省代表会议正式讨论决定:若袁世凯反正,当公举袁为临时政府大总统。

至此,南北双方已经有了默契。

12月6日,袁世凯令唐绍仪为全权代表赴南方议和。两天以后,唐绍仪启程,一上火车,先把辫子给剪了。12月17日,他抵达上海,当晚便来“惜阴堂”与赵凤昌深谈,表明自己此次前来,只是为了与南方斡旋建立“共和政体”罢了。如同赵凤昌后来回忆往事时所说的,“清室以立宪诳国民,国民亦以立宪诳清室”,这一次,天下合谋,只为推动历史。

12月18日,南北和谈正式开始。据当时的人回忆:“这次议和是个大烟幕,有关会议情况的电报,白天打出去的和晚上打出去的完全不同,是两回事。白天开会是在做文章,谈停战问题,规定你让出多少里,我让出多少里。白天打出去的电报是互斥对方违反协议等等。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

若在网站上没有找合适的书籍,可联系网站客服获取,各类电子版图书资料皆有。

客服微信:xzh432

登入/注册
卧槽~你还有脸回来
没有账号? 忘记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