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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17 13: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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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卢洪洲,梁晓峰

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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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传染病(第3版)

新发传染病(第3版)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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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传染病/卢洪洲,梁晓峰主编.—3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

ISBN 978-7-117-26161-6

Ⅰ.①新… Ⅱ.①卢…②梁… Ⅲ.①传染病防治-研究 Ⅳ.①R18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39229号人卫智网 www.ipmph.com 医学教育、学术、考试、健康,购书智慧智能综合服务平台人卫官网 www.pmph.com 人卫官方资讯发布平台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新发传染病第3版

主  编:卢洪洲 梁晓峰

出版发行:人民卫生出版社有限公司       人民卫生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南里19号

邮  编:100021

E - mail:ipmph@pmph.com

制作单位:人民卫生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

排  版:人民卫生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

制作时间:2018年11月

版 本 号:V1.0

格  式:mobi

标准书号:ISBN 978-7-117-26161-6

策划编辑:赵改丽

责任编辑:赵改丽打击盗版举报电话:010-59787491 E-mail:WQ @ pmph.com注:本电子书不包含增值服务内容,如需阅览,可购买正版纸质图书。主编简介

卢洪洲,1966年出生,安徽淮北市人,主任医师、教授、内科学博士、留美博士后、内科学博士生导师、护理学博士生导师。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983—1988年就读于安徽蚌埠医学院,1994—1999年就读于上海医科大学研究生院获医学博士学位。现任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长助理,兼任世界卫生组织新发传染病临床诊治、培训、研究合作中心共同主任;世界卫生组织临床专家组专家、国家卫生计生委疾病预防控制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卫生计生委艾滋病、(禽)流感、埃博拉出血热、黄热病、寨卡病毒病、感染病质量控制中心专家组成员;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结核学组组长;中华医学会热带病与寄生虫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兼艾滋病学组组长、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艾滋病专业学组副组长;中华医学科技奖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传染病分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上海市医师协会感染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预防医学会卫生专科学会副主任委员及艾滋病性病防治专业委员会理事兼副主任委员、上海市药学会理事兼药物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微生物学会医学真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新发与再现传染病研究所副所长;上海市艾滋病诊疗中心主任、上海市艾滋病治疗专家组组长、上海市艾滋病性病防治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市(禽)流感、埃博拉、黄热病、寨卡病毒病临床专家组组长。

业务擅长:发热待查;抗菌药物合理应用;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呼吸系统感染;结核、肝炎、艾滋病、寄生虫等感染性疾病的诊治。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国内外发表各类论文380余篇,其中在SCI引用杂志包括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AIDS、 Plos one、Journal of Clinical Microbiology发表论著100余篇;主编专业参考书10部、副主编专著8部。

获上海医学科技奖一等奖等9项省部级科技成果奖,获专利4项。先后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 (中国好医生)、科学中国人 (2016)年度人物、“最美援外医生”、“影响中国” (2014年度)科技人物、第二届上海市 “人道博爱奖”个人奖;“上海领军人才”、“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上海市医学领军人才”;先后荣获全国医药卫生系统先进个人、全国抗击 “非典”先进个人、中国医药科技创新人物;上海市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上海市卫生系统 “银蛇奖”。

先后承担:国家 “十一五” “十二五” “十三五”传染病重大专项;“863”、“973” (子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五项);美国盖茨基金、美国NIH项目 (两项);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国家卫生计生委、上海市科委基金、上海市卫计委 “公共卫生三年行动计划” (两项)、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及各级党建课题等30余项科研课题;负责中国药物临床试验机构 (艾滋病专业组与Ⅰ期)的研究项目。累计科研经费9000余万元。

梁晓峰,1963年出生,山西汾阳人。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1979—1984年就读于山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系,1996年硕士毕业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曾在甘肃省卫生厅工作15年,期间就任甘肃省卫生防疫站副站长并于1996—1998年在美国迈阿密大学进修2年。2000年调入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

现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分管全球卫生中心、国际合作处、慢性病防治与社区卫生处、流行病学办公室、控烟办公室,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农村改水技术指导中心、妇幼保健中心。

兼任世界卫生组织病毒性肝炎防控委员会委员、国家卫生计生委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卫生计生委传染病标准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专家鉴定指导委员会成员、中华预防医学会第五届理事会常委理事,生物制品专业委员会和及糖尿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

作为课题负责人,2007年承担科技部公关乙肝血清学流行病学调查课题,2008—2010年成功完成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 “我国乙型病毒性肝炎免疫预防策略研究”及2011—2015年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 “乙型肝炎病毒免疫预防新策略的研究”研究。2011年主译并出版 《Vaccine》(《疫苗学》)第5版,作为第一作者和责任作者,分别在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柳叶刀》和 《疫苗》杂志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和获得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2013年获得 “吴阶平杨森医学药学奖”。2014年,“我国首次对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有效防控及集成创新性研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高峰时期,作为我国援非公共卫生培训队队长,在塞拉利昂埃博拉疫区工作96天,培训当地人员并组织建设了西非首个P3生物安全实验室。他被国家卫生计生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记三等功一次。并被指定为抗击埃博拉先进事迹宣讲团团长,在全国多个省市宣讲援非抗击埃博拉先进事迹。序

近一个世纪以来,由于基础医学的长足进步,加上世界各国对预防医学的高度重视和治疗手段的不断更新,传染性疾病已不再是人类死亡的最主要原因。然而,生态环境却在人为和自然因素的影响下,持续地发生变化,进而导致新的病原体不断涌现。人类行为的改变及与社会发展的不适应,也导致了一些传染病的发生。另一方面,当今世界已被形容为 “地球村”,全球范围内的沟通已极其便捷,而病原微生物的传播没有 “护照”也不需要“签证”,导致新发传染病能快速地向世界传播,波及范围会更广,感染人数会更多,其对社会危害之大,常超出人类的想象。有的新发传染病表现为突然来袭,致使医学工作者猝不及防。数十年来,许多新发传染病,如艾滋病被喻为 “世纪瘟疫”,埃博拉出血热被称为 “死亡天使”,莱姆病已肆虐传播到五大洲70多个国家,在美国其危害仅次于艾滋病;军团菌病、禽流感等常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发生较大规模的暴发或流行,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新发传染病的重要性不仅是使人类疾病的种类增多,更重要的是它会同时引发各国经济和社会的倒退,已被列为全球最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我国已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核心国家之一,病原的输入风险持续增加。除了在我国首先报道的新发传染病,如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H7N9禽流感等之外,境外的新旧传染病也不断输入我国,如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黄热病、寨卡病毒感染等。这些均对我国造成巨大挑战。2003年以来,国内著名传染病学专家潘孝彰教授与卢洪洲教授先后组织编写了两版 《新发传染病》,作为国家卫生计生委规划教材,提高了各级医护人员对该问题的认识。再版9年以来,新发传染病的形势又有了诸多变化。卢洪洲及梁晓峰二位教授为此组织编写了第3版 《新发传染病》,以配合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 “新发与再现传染病临床管理、培训和研究合作中心”在上海落户和今后的工作,相信本书也将提供有重要价值的传染病防治知识,有助于我国传染病防控。所以乐意为之作序。高福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主任2018年1月前 言

2003年,SARS肆虐我国,严重挑战了我国的公共卫生体系。此后,我国全面启动了卫生应急体系建设工作。SARS的出现,也再次引起了医学界对传染病学的关注。为此,当时卫生部提出了针对全国医务人员开展关于传染病学的培训。我们在2004年出版了 《新发传染病》作为培训教材。2008年,针对传染病流行病学的变化及治疗策略的更新,我们及时编著了 《新发传染病》(第2版)。上述书籍对提高医务人员在传染病方面的认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再版近10年以来,全球科技有了长足的发展,经济、贸易、文化交流较前更加频繁,“地球村”早已名副其实。另外,随着自然界的不断开发和生态环境的变化,新发传染病不断涌现,严重威胁人类的健康。如2009年H1N1流感、2012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2013年H7N9流感、2014年黄热病、2015年埃博拉病毒、2016年寨卡病毒等疫情均造成极大影响。同时,由于抗菌药物的滥用等原因,耐药细菌、耐药结核病等问题日益严重。面对严峻的传染病防控形势,我们需要多学科协作,包括感染控制、实验室检查、影像学、临床救治以及疫苗开发等多个领域。本书此次再版时针对上述问题及进展均做了相关介绍。

本书的编写得到全国多地传染病学专家的大力支持,他们在本书编写及文字处理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在此一并感谢。

由于时间较为仓促以及本人能力有限,本书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敬请各位读者提出宝贵意见。卢洪洲 梁晓峰2018年1月于上海绪论地球村新发传染病的挑战(卢洪洲 梁晓峰)

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缩小了地球上的时空距离,国际交往日益频繁便利,整个地球就如同是茫茫宇宙中的一个小村落。同时随着全球范围内的人员和商品密集流动,传染病也不再局限于一地,可以迅速传播至全球,危害人类的健康和影响全球经济的发展。新发传染病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EID)是指在过去20年内在人群中的发病率有所增加或者在将来有可能增加的感染性疾病或病原微生物出现耐药而导致流行传播的疾病。EID包含两类疾病:其一为新发生的传染病,是指由新种或新型病原微生物或重组、耐药病原引发的传染病;其二为重新发生的传染病,是指一些原已得到基本控制、已不构成公共卫生问题,但近年来因某些原因又重新流行的传染病或某一区域输入以往未曾发生的传染病。这些疾病没有国界限制,对现有的预防和控制措施提出挑战。

新发传染病的特点是传染性强,传播方式复杂;病原体种类多,以病毒性新发传染病所占比例最大;与动物关系密切,病原体的宿主种类多样,常常以动物多见;病死率高,危害大。人类普遍缺乏对新发传染病的免疫力。新发传染病发生、出现的不确定性,导致早期发现及诊断较为困难;流行范围广,影响因素多,常常是全球性的,可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

新发传染病对人类的威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①对人类生命及健康的威胁:目前对于一些新发传染病早期阶段流行特点、临床表现、治疗方法等缺乏了解,因而难以有效、及时治疗患者和控制疾病的快速播散,易导致较多的病例死亡。在传染病导致的死亡及伤残中,新发传染病占有较大比例。比如从2014年西非埃博拉病毒病 (Ebola)疫情开始,截至2016年6月17日有28 616人感染,导致11 310人死亡,病死率为39.5%;中东呼吸综合征 (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MERS)自2012年9月以来,已感染1936人,死亡690人,病死率为35.6%,波及27个国家。结核病是全世界十大死因之一,世界卫生组织 (WHO)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球有180万死于结核病;每年死亡的艾滋患者中35%归于结核感染。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受全球化进程加快、气候变化、病原变异等多种因素影响,新发传染病的出现方式、流行方式和流行程度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近年来的新发传染病大多数是动物传播给人的,从其自然宿主跨越种属屏障进入人群,因此,新发传染病的防控工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新的挑战。如H7N9甲型流感病毒在2013年前仅在禽间发现,在荷兰、日本及美国等地曾发生过禽间暴发疫情,未发现过人的感染情况,但近期则出现了局部地区的暴发。③对社会稳定及国家和地区安全的影响:新发传染病易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甚至引起危机,影响社会稳定。一些新发传染病的病原可以被当做生物武器袭击居民,造成社会恐慌及破坏社会稳定;比如2001年美国发生炭疽事件,由于政府部门措施不力,普通民众抢购大量的抗生素;2002—2003年我国的SARS流行初期,也发生抢购风;对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艾滋病的蔓延导致青壮年病例大量增加,军队难以招募到合格军人;传染病造成的商品禁运、旅行限制、移民等也可能会导致国家间发生贸易纠纷或摩擦。奥运会等大型活动也受到波及,2016年巴西寨卡病毒病肆虐,曾有150名科学家联名上书WHO,要求推迟或者停办里约奥运会。

近年来我国在应对有重大影响的新发传染病过程中积累了经验:①冠状病毒感染:2003年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疫情后,我国政府加大了新发传染病防控基础设施建设和科研方面的投入。医院开设了发热门诊,权威部门及时发布疫情信息,建立了P3等实验室。到2015年,遇到中东呼吸综合征输入性病例,我国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果断采取相关的监测和感染控制措施,未发生疫情蔓延。②人禽流感 (H5N1、H7N9、H5N6)感染:2013年4月1日,中国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报道全球第一个已知的人感染禽流感H7N9病毒病例。有关部门果断关闭活禽市场,阻止疫情的进一步发展。③埃博拉病毒病:2013年12月,始于西非国家几内亚的Ebola疫情,迅速扩展到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并最终蔓延到了九个国家,是迄今为止最严重的一次流行。社区参与对疫情的成功控制十分重要。疫情的成功控制有赖于将一系列干预措施落到实处,即病例管理、监测和接触者追踪、实验室良好服务、安全埋葬和社会动员。目前尚没有获得许可的埃博拉疫苗,但正在评价两种可能候选疫苗。实验性埃博拉疫苗rVSV-ZEBOV在几内亚的一项重大试验中显示了抵御埃博拉病毒的高度保护性。④蚊媒病毒感染:代表疾病有寨卡病毒病、黄热病、登革热等。登革热是一种蚊媒病毒感染,近几十年全球登革热发病率大幅度增长。现在,全世界有128个国家的39亿人面临登革热病毒感染风险。登革热发生在全球热带和亚热带气候地带,多在城市和半城市地区。重症登革热在亚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是导致儿童严重患病和死亡的一个主要原因。对登革热/重症登革热没有特异治疗办法,但及早发现和适宜的医护可将病死率降到1%以下。预防和控制登革热取决于有效的蚊媒控制措施,包括个人防护、持续的蚊媒控制措施和化学控制。寨卡病毒病:寨卡病毒是一种新出现的蚊媒病毒,自2007年至2017年3月9日,84个国家和地区有寨卡病毒感染病例,以巴西疫情最为严重,其中69个国家是2015年后报道有寨卡病毒感染病例。2016年2月以来,有13个国家报告寨卡病毒的人际传播。我国于2016年1月19日在台湾发现1例输入性病例后,于2016年2月9日在江西省发现大陆首例输入性病例,截至2016年11月22日共发现输入性病例23例。本次美洲流行的为亚洲型。通过伊蚊传播,寨卡病毒感染常见的后遗症是小头症和吉兰-巴雷综合征的一个病因。现没有特效治疗方法。目前没有疫苗可以预防。最好的预防是避免蚊子叮咬。预防蚊媒感染的最佳方式是通过定期使用长效药浸蚊帐、用残余杀虫剂进行室内喷洒以及使用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预防疗法。黄热病:2016年3月13日,我国又出现了首例输入性黄热病病例,截至2016年4月12日,我国大陆已报告11例输入性黄热病病例,均有近期发生黄热病疫情的安哥拉旅行史。由此可见,我国防治蚊媒传染病迫在眉睫。自2006年WHO发起 《黄热病倡议》以来,西非在防治黄热病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大规模免疫运动中获得接种的人数超过1.05亿。2015年期间西非没有报告黄热病疫情。因此,疫苗接种是预防黄热病的最重要手段。

本书还将对新现的病毒性疾病如马亚罗热、罗斯河病毒病、野生脊髓灰质炎病毒感染、拉沙热等进行介绍。

新发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如下:①加强综合性医院的发热门诊的建设。②加强医务人员的新发传染病的培训。真正落实病例的 “早发现、早报告、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要求。③及时告知公众疫情信息,避免谣言。如2013年H7N9甲型流感疫情,利用新媒体、自媒体,及时告知民众疫情。④加强预防控制传染病境外传入和通过交通工具传播。⑤加强领导和制度建设,密切配合。建立完善防控措施联动机制;建立疫情通报制度;实行健康告知制度;建立旅客健康巡查制度;建立传染病人交接制度;完善医疗卫生设施,建立传染病定点医疗制度;加强人员培训和健康教育;完善预案和应急程序;加强监督检查。

总之,每一种新发传染病的出现,都是对我国防控体系的建设提出的挑战,促进防控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使我们比以往更有能力应对新发传染病的威胁,是传染病防治工作者的重要使命。第一篇 总论第一章 中国传染病和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梁晓峰 周蕾)

前言:卫生应急对于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防控具有重要意义。经过多年的发展,特别是在SARS以后,我国已逐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卫生应急体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当前仍然十分严峻的国内、国际形势来比,卫生应急工作仍面临巨大的挑战,存在诸多亟待加强的方面。

卫生应急是指为预防和减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公共事件引起的严重社会危害而采取的全过程的应急管理和技术活动总称;同时,也是控制和消除其他突发公共事件所引发的严重公共卫生和社会危害而采取紧急医学救援和卫生学处理的活动,其主要包括监测预警、风险评估、现场调查与处置、紧急医疗救援、危机沟通、心理援助、恢复和重建等活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身心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职业中毒和其他群体性中毒以及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社会安全等事件引起的严重影响公众身心健康的事件。

卫生应急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卫生应急主要是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人们所采取的紧急响应、处置和控制措施。而广义上的卫生应急则不仅仅包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的紧急应对行动,还包括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及由其他自然灾难、事故灾难、社会安全事件所引发的公共卫生和健康危害事件所采取的事前、事中和事后预防、响应处置、恢复重建等全部活动。一、中国公共卫生应急体系沿革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制定和实施的卫生工作方针中,特别强调了预防第一、群众运动以及中西医结合等项工作的重要性。公共卫生工作始终被置于一个高度优先的位置,并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虽然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大部分传染病都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从1949—2001年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的各级卫生行政机构与专业技术单位没有设置专门的卫生应急机构以及专家组织。卫生行政机构主管疾控、医政、卫生监督、等部门以及卫生防疫站的各业务科室则是负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和处置的主要机构,各级医疗机构则是医疗救援的主要责任单位。上述机构平时主要做相应的业务工作。突发事件一旦爆发后,国家和卫生行政部门会根据疫情的分析和判断,组织相关部门和人力等多种资源立即投入处置工作。卫生行政部门和业务技术机构的行政 (业务)办公室是卫生应急工作的协调管理部门,在领导的指挥下,组织各有关部门应对突发事件。

在这段时间里,中国政府主要凭借社会制度优势,依靠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甚至是政府高层亲力亲为指挥应对,来确保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有效指挥、组织、动员、管理和控制,从而使各类突发事件和危机得以有效解决。在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过程中,主要采取“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临时性紧急应对策略,遇到突发重大事件发生时,各级政府通常会放下日常工作组织临时应急指挥和管理机构,领导、组织和协调各地的机构和资源来全力应对。

从改革开放到SARS暴发前,我国的公共卫生机构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公共卫生组织,特别是基层卫生组织功能萎缩,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能力整体不足。SARS危机凸显了我国公共卫生危机应对机制的各种缺陷,也反映了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体系上的总体缺失。2003年短短数月但冲击力极大的SARS疫情,为中国政府和社会进行集体反思提供了重要契机,使中国政府和社会深刻认识到卫生应急管理的极端重要性,并全面启动了中国卫生应急体系建设工作。随后,2008年发生的汶川地震和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以及2009年发生的甲型H1N1流感,均促使中国公共卫生应急体系不断的加强和完善。而在应对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危机和2015年长江沉船事件的过程中,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得到了海陆空全方位的成长。二、中国公共卫生体系

目前中国公共卫生的整体体系主要分为三个系统,分别是卫生行政系统、疾控系统和医院系统,各系统内按照管辖范围和行政职级,又依次划分为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和县区级。三个系统中以卫生行政系统为主导,发挥卫生政策制定和执行功能,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对各级疾控和医疗机构有领导和管辖职责。各级疾控机构主要负责公共卫生政策的执行,并为行政部门提供专业技术支持。各级医疗机构主要负责疾病救治,并承担部分公共卫生职能。目前,各级疾控机构同医疗机构间也存在科研、技术等合作关系。三、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目前中国卫生应急组织体系可以划分为五种组成部分,分别是政府行政部门、卫生应急专业机构、企业、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公众。在实际工作中,卫生应急组织体系主要包括以下机构:(一)各级卫生应急指挥机构

目前,国务院在总理领导下设有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机构,负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由本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相关部门负责人、驻当地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有关负责人组成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机构,统一领导、协调本级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工作。上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指导、协助下级人民政府及其相应部门做好有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工作。实际工作中,会依据所发生事件的级别启动相应的响应级别和指挥机构。(二)卫生应急日常管理机构

全国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卫生厅局都建立了卫生应急办公室;绝大多数的地市卫生局建立了应急办;多数县区卫生局也设置应急办,或者有兼职部门。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国家、省、地市三级卫生应急日常管理机构组织体系,负责辖区范围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的日常管理工作。(三)卫生应急专家咨询委员会

卫生应急专家咨询委员会可以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决策、咨询、参谋发挥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家卫生计生委突发事件卫生应急专家咨询委员会下设应急管理组、突发急性传染病组、鼠疫防治组等8个专业组。同时,各省级、市 (地)级和县级卫生行政部门也根据本行政区域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工作需要,组建了相应级别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咨询委员会。(四)卫生应急专业技术机构

目前中国卫生应急专业技术机构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CDC),目前全国共有3516家不同级别的疾控机构;

●医疗机构;

●卫生监督机构,目前全国共有2697家不同级别的卫生监督机构;

●采供血机构,目前全国共有438家;

●急救机构,目前全国共有312家;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目前全国共有约300家。

以上机构中,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卫生监督机构、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的主要专业技术机构。应急处理专业技术机构在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要服从卫生行政部门的统一指挥和安排,开展应急处理工作。其具体职责为:

1.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设置卫生应急专业机构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队伍主要负责疾病的监测、检测、调查和处置工作。

2.卫生应急医疗救援机构和队伍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组建综合性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队伍,并根据需要建立特殊专业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队伍,主要负责紧急情况下的医疗救援。

3.卫生监督机构

在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下,开展对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各项措施落实情况的督导、检查。同时,围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开展食品卫生、环境卫生、职业卫生等的卫生监督和执法稽查。

4.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技术力量配合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做好口岸的应急处理工作,及时上报口岸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和相关情况。(五)卫生应急队伍建设

自2003年起,我国相继颁布了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和 《突发事件应对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和预案,均提出了建设专业应急队伍的要求。政府加强对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也是体现执政能力和执政为民理念的最直接方式。加强卫生应急队伍建设是应急核心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提高政府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的有效手段。

经过十年不断发展,我国卫生应急队伍建设从弱到强,稳步推进,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分区域部署应急救援力量,特别是汶川地震、玉树地震以后,积极争取财政资金支持,通过中央财政转移地方支付项目和本级预算,统一布局规划,在全国分片分批开展紧急医学救援、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突发中毒事件应急处置以及核和辐射突发事件卫生应急等4类国家卫生应急队伍建设工作,夯实了国家卫生应急基础能力。四、卫生应急法制体系基本建立

面对2003年的非典疫情,我国当时的卫生应急和传染病防控法律体系显现出的是力不从心,疫情的肆虐也为我国卫生应急法律体系的建设吹响了号角。2003年5月7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通过标志着我国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概念的确立,并自此有了应对此类事件的专门性行政法规。200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出台明确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作为四类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一类。此后,我国制定和修订了一系列涉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法律法规。截至目前,共出台相关法律35项、行政法规37项、部门规章55项,以及相关的管理文件共111项。自此,中国卫生应急法制体系基本建立,从而明确规定了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医疗卫生机构、社会公众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五、卫生应急预案体系逐步完善

应急预案是在应急法律框架内为实施应急法律法规而制定的工作规范和方案。预案体系建设是我国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突发事件预警、预测能力的基石,也是提高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能力的重要保障。2005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05年5至6月,国家25件专项应急预案、80件部门预案及各省省级总体应急预案也相继发布实施。可以说,我国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每个阶段,都是围绕应急预案这条主线展开的。迄今,我国已初步形成了由2个专项预案、7个部门预案、22个单项预案、1项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区 (乡镇)应急预案编制指南 (试行)》及若干地方预案组成的突发公共事件卫生应急预案体系。六、卫生应急机制不断健全

近年来,我国在卫生应急管理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卫生应急管理体制内各要素之间、合作主体之间以及各系统间的有机关联、相互协调的综合性卫生应急管理机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警、政策制定、执行、保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建立了各级、各类组织有效合作的多部门的协调机制、联防联控机制、社会动员机制

如卫生部与31个部门建立了突发公共卫生应急协调机制,有效加强了各部门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沟通与措施联动,与农业部建立了防控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等人畜共患疾病联防联控协调工作机制等。

2.建立了卫生应急人、财、物、信息等各项重要资源有效配置、储存、调配和使用的应急资源保障机制

如在国家、省、市、县等各级部门,均按照发布的储备目录储备了应急物资,尤其是国家层面还储备了一些罕见的诊断试剂和解毒药品。

3.围绕卫生应急预防、准备、响应、恢复过程的建立起了应急准备、风险评估、应急响应、决策指挥、风险沟通等机制

卫生应急可分为预防、准备、响应和恢复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工作内容不同,涉及的单位和人员也不一样,需要对每个阶段的工作原则、内容、程序和责任进行事先规定,以提高卫生应急的效果。

4.建立起了覆盖全国范围的监测预警机制

2004年,我国启动了以传染病个案报告为基础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和以事件报告为基础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报告管理系统,目前,网络直报系统每天能收到2万余个传染病病例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个案,传染病疫情信息从医疗机构报告到国家数据中心平均为4.32小时,较2003年提高了10倍,全国县级以上医疗机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网络直报率已达到了98%,乡镇卫生院直报率达到了94%,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达到了100%,极大增强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报告的及时性和完整性。该系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为我国疾病监测、评估、预警和反应机制奠定良好的基础。七、卫生应急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

SARS之后,我国在组织机构建立与健全、应急队伍建设、信息与技术平台建立、装备配备等方面进行了重点投入。主要体现以下两个方面:(一)卫生应急队伍建设

加强卫生应急队伍建设是应急核心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提高政府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的有效手段。经过十年不断发展,我国卫生应急队伍建设从弱到强,稳步推进,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分区域部署应急救援力量,特别是汶川地震、玉树地震以后,积极争取财政资金支持,通过中央财政转移地方支付项目和本级预算,统一布局规划,在全国分片分批开展紧急医学救援、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突发中毒事件应急处置以及核和辐射突发事件卫生应急等4类国家卫生应急队伍建设工作。同时,地方救援队伍建设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夯实了国家卫生应急基础能力。(二)建设专业应急基地

1.核辐射损伤救治基地

2006年,国家发改委和原卫生部制定规划,在全国建设了17个核辐射损伤救治基地,形成了国家级、省级和核电站三级核和辐射医疗救治体系。核辐射损伤救治基地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分为2个国家级救治基地和15个省级救治基地。

2.化学中毒救治基地建设

2006年,国家发改委和原卫生部制定规划,投入专项资金4.6亿,在全国建设了32个化学中毒救治基地,形成了国家级、省级、市 (地)级和县 (市)级四级化学中毒救治体系。化学中毒救治基地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分为1个国家级救治基地、30个省级救治和1个地市级救治基地。

3.传染病医院 (救治基地)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法》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和完善传染病医疗救治服务网络的建设,指定具备传染病救治条件和能力的医疗机构承担传染病救治任务,或者根据传染病救治需要设置传染病医院”。2009年启动新一轮医改以来,国家通过 《重大疾病防治设施建设方案》等专项建设规划,已安排中央财政资金支持900余个重大疾病防治机构项目建设。此外还制 (修)订新发传染病诊疗、医院感染控制等技术方案,加强技术指导和人员培训,对传染病早诊早治,对重症病例按照 “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原则,实施分级分类救治,完善转运会诊的工作机制,有效降低了病死率。

4.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建设

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是政府应急管理的重要内容,是卫生计生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是卫生应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加强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工作,有效减轻各类突发事件对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危害,保障社会和谐稳定与经济平稳发展,国家卫生计生委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制订 《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 “十三五”规划 (2016—2020年)》,目标是到2020年末,建立健全紧急医学救援管理机制,全面提升现场紧急医学救援处置能力,有效推进陆海空立体化协同救援,初步构建全国紧急医学救援网络,基本建立我国专业化、规范化、信息化、现代化、国际化的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体系,有效满足国内突发事件应对需要,同时发挥我国在全球紧急医学救援中的作用。八、做到信息公开、预防与处置并重(一)信息公开制度已成为常态

从2004年1月开始,卫生部定期向社会发布全国传染病疫情,一旦发生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时向社会通报和公布各地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引导舆论,满足公民的知情需求,增强人民群众的防病意识,有效控制传染病疫情,及时向社会通报事件信息及政府有关部门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对稳定群众情绪、保持社会安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2006年,卫生部制定了 《法定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发布方案》,规定卫生部将以定期和不定期的方式,发布法定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遇有重大和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启动应急处理预案后,卫生部将按照应急预案的规定,及时向社会公布有关情况及预防和控制措施,并在政府网站和政府公报上公布。

2008年4月,卫生部公布了各省 (区、市)卫生厅局新闻发言人名单及新闻发布工作机构电话,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厅局都已建立新闻发布和发言人制度。通过推行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通畅的信息渠道,最大限度地避免因信息传递不够快捷而带来的种种谣传,维护社会稳定。(二)实现了卫生应急工作从 “重处置”到 “预防与处置并重”的重大转变

在非典疫情之前,我国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十分脆弱,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的应急主要采取救火队的方式,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卫生应急管理体制,卫生应急工作十分被动。经受非典疫情的考验后,卫生部门充分认识到事前预防的重大意义,全面强化了预防为主的理念,高度重视卫生应急准备工作,从建立健全法规和预案体系开始,成立各级专家组织和各类卫生应急队伍,开展培训演练,重视卫生应急科研,加强卫生应急能力建设,建立健全预案体系,强化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完善应急储备和调用机制,动员社会参与卫生应急工作,实现了卫生应急工作从被动应对到主动、从 “重处置”到 “预防与处置并重”的重大转变。九、卫生应急管理学科建设快速发展

卫生应急学科的基础及主体是管理科学、信息技术和急诊医学、灾害医学,以系统集成和管理要素为核心。卫生应急是一门跨学科跨专业的边缘性学科,但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学科相加或专业交叉,需要系统和深入研究与卫生应急相关的事物事件的性质规律、发展变化等,包括应急管理、应急救援、应急保障等综合性的应用科学与实用技术。目前我国多所大学、学院等先后成立了应急管理学院,招收本科生、卫生应急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并开展大量科学研究,在卫生应急管理方向发表多篇论文和专著,如 《突发公共卫生实践管理理论与实践》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学》 《传染病预警理论与实践》等。十、卫生应急能力显著提升(一)监测预警能力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建立了覆盖全国大部分乡镇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此外,还建立了28种重点传染病和重点病媒生物的监测系统,初步探索和建立了症状监测系统并逐步完善了食源性疾病的监测系统。通过对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实时报告、实时分析、风险评估等一系列工作的开展,掌握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动态变化规律,极大地改善和提高了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监测和预警能力。(二)实验室检测与确认能力明显改善

SARS之后,我国着力加大了对公共卫生实验室体系建设的投入,使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实验室设施和设备等硬件条件有了很大的改观,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强化各类公共卫生实验室网络的建设工作,并强化了传染病检测、病原微生物检测、各种毒物检测、环境卫生应急检测、核与辐射事故医学应急检测等实验室软件和硬件能力的建设工作,使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快速检测、诊断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和现场处置能力明显提升

通过对卫生应急处置和响应系统的应急队伍建设、设备购置与基础设施的投入,通过应急组织机构和管理体制建设以及卫生应急能力建设等一系列活动的开展,使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响应和处置能力有了全方位的提高。特别是经历了禽流感、汶川地震、HIN1甲型流感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及疫情应对和处置的实践,全面锻炼和锤炼了应急队伍,使其卫生应急响应和处置的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四)紧急医学救援能力有了很大程度提高

为了更好地应对日益频发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突发事件所引发的严重后果,最大限度地减少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生命健康损害及环境威胁,中国各级政府从多种渠道强化我国医学救援能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区域性医疗救援中心,逐步形成了以紧急医学救援队伍为主体、区域紧急医学救援中心为依托的紧急医学救援网络体系。中央和地方财政重点支持了国家应急救援队伍的建设,并从人员选拔、专业、功能配置、能力建设、设备、车辆等硬件设施保障等方面进行系统的筹划和管理。此外,地方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也从完善医学救援预警机制、完善医学救援预案编制、强化医疗救助能力培训、完善医学救援物资储备等多方面入手开展各项能力建设工作,从而推动了我国紧急医学救援能力的不断提高。(五)应急保障能力日趋完善

SARS以后,我国在先后出台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中,对完善我国的应急储备制度和能力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经过10年的努力,我国卫生应急保障体系已初步建立,卫生应急物资储备能力得到了极大的加强;此外,亦制定和出台了装备和配置标准,建立了营地、队伍和个人等三级后勤保障体系,注重从多个方面不断加强和提升我国应急保障体系及其保障能力。(六)卫生应急科研能力不断提升

根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我国不断加强卫生应急科研工作,并通过科研项目管理机制,确保科研与卫生应急常规工作相结合,使科研成果服务于卫生应急工作,大大促进了卫生应急能力建设。从传染病监测网络和网络直报系统的建立,到传染病防控技术体系的建立以及一系列实验室检测技术以及疫苗的研发,无不展示了科研成果向实践应用快速转化的良好成效。十一、我国卫生应急工作面临的挑战

虽然SARS以后,中国卫生应急体系和应急能力建设工作实现了跳跃式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当前仍然十分严峻的国内、国际形势来比,仍面临巨大的挑战。(一)新发传染病、不明原因疾病不断出现

由于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交通的便利等造成新发传染病发生的诸多因素的影响,新发传染病不断发生,如近40年来,全球新出现的传染病达近百种,如莱姆病、军团病、艾滋病、肠出血性大肠杆菌 (O157:H7)感染性腹泻、埃博拉出血热、马尔堡病毒出血热、拉沙热、克雅氏病、西尼罗河病毒性脑炎、人感染H5N1禽流感、猴痘、尼帕病毒脑炎、中东呼吸综合征、人感染H7N9禽流感、寨卡病毒病、中东呼吸综合征等。新发传染病造成危害非常严重,往往可影响到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甚至国家安全。(二)食品安全、药品安全、职业安全也存在隐患

近年来,我国相继发生了 “问题奶粉” “问题疫苗” “刺五加注射液”等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和 “瘦肉精”“染色馒头” “牛肉膏”等事件,影响较为恶劣,严重危害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阻碍了我国食品药品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此外,因职业安全问题导致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层出不穷,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造成损失。(三)受自然灾害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中国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均不同程度受到自然灾害影响,70%以上的城市、50%以上的人口分布在气象、地震、地质、海洋等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三分之二的国土面积不同程度地受到洪水威胁;东部、南部沿海地区以及部分内陆省份经常遭受热带气旋侵袭;东北、西北、华北等地区旱灾频发,西南、华南等地的严重干旱时有发生;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均发生过5级以上的破坏性地震;约占国土面积69%的山地、高原区域因地质构造复杂,滑坡、泥石流、山体崩塌等地质灾害频繁发生。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面临的自然灾害形势严峻复杂、灾害风险进一步加剧、灾害损失日趋严重。(四)事故灾难频发的势头难以根本遏制

随着中国经济建设的不断加快,工业化也处在飞速发展进程中,新型产业数量增多,产业结构更加丰富,产业间的交流也更加密切。更加密集的经济相关活动同时也增加了因突发自然活动或人为疏忽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可能性。6·1东方之星旅游客船倾覆事件就是由于突发罕见暴雨天气而导致的重大灾难性事件。另外,随着城市化的加剧,日益增多的机动车数量也是车祸频发的一个诱因。这些事故灾难的发生往往没有行之有效的预防和检测手段,或者预防机制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推广。因此这类事故也是应急工作中面临的一大挑战。(五)恐怖事件的风险客观存在

我国仍处在发展阶段,社会不稳定因素客观存在,也面临着恐怖主义等极端势力的威胁。一方面,恐怖主义等极端势力对我国公民的暴力侵犯在时间和方式上随机性强,难以达到有效预防。另一方面,对于恐怖主义等极端势力可能使用的新型生物、化学武器,我们仍需提高应对能力。再者,对于公共基础设施可能遭受的打击以及造成的社会恐慌甚至政治骚乱,我们都缺乏相关的应急准备和经验。(六)现有的应急能力与现实需要还有差距

我国现有的应急能力与现实需要还有一定差距。无论是指挥层面的应急决策能力、基层卫生部门应急措施的实施,还是平时实验室、各部门的监测能力、突发情况的现场检测及处置,都不能满足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快速、准确开展应急的需要。(七)各地卫生应急能力参差不齐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经济状况和社会发展结构都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也使得各地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能力不尽相同。我国东部自然资源及经济实力都有明显优势,使得当地有更多财力人力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做妥善处理;相反,我国西部受自然条件、财政及人力资源的限制,对于卫生应急工作的投入也都有限。另外,城乡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中也存在差异。较之于城市,农村在经济水平、文化以及相关的知识宣讲教育等方面都有所欠缺,使得卫生应急工作在农村地区更难开展。十二、亟待加强的方面

针对以上我国卫生应急工作所面临的挑战,我们提出尽快加强以下几个方面。

1.继续开展以制定修订应急预案、建立健全应急的体制、机制和法制为核心的 “一案三制”的建设

在建立应急预案的同时,也要加强预案的管理、评估和完善,根据实战经验以及对形式的评估及预测,对预案做出修正和完善。一般,国务院颁布标准化的、指导性方案,然后再由各级政府就自然灾害、认为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公共安全事件确定领导责任,最后确定适应各地区的特定应急预案后,再进行企业以及社会团体间的推广和落实。另外,也要完善卫生应急的体制,加强相关机制的建立健全和推动应急规范法制化。

2.增加应急的专业人员、技术和物资准备

专业人员对有效的应急处理至关重要,而当前我国应急专业人员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提升空间。通过学习公共基础知识和提高应急专业领域知识和专业素质可以提高相关专业人员对突发事件的识别能力,从而提高快速反应和处理的能力。除了应急相关专业人员,财政资源、物资资源也都缺一不可。我们要做到对物资的合理规划、储备以及突发公共卫生情况时的动态分配。财政资源在确保现场的基本生活和医疗卫生的同时,也要确保交通运输、治安维护、通讯及公共设施的恢复。

3.巩固、完善有效的应急管理工作机制,提高卫生应急的协调效率

持续加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机制的预警和防护作用。加强平时相关信息的收集和分析,对可能的危机及时发布警报,做好媒体管理和公众信息沟通的工作。加强相关部门预警规划能力的同时,也要加强公众的危机意识和防范能力。在危机发生时,决策相关部门及人员应做到短期目标优化,敢于承担风险。在应急措施受阻的情况下,应予强制执行。在完善应急机制的同时,也要提高各部门人员间的协调以达到效率最大化。现阶段,我国还没有一套完整的跨部门统一管理应急框架,我们应该在以往的应急工作基础上不断完善、创新,建立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统一的应急工作框架,并在各卫生部门机构中进行推广,以达到各部门人员间的协调合作。

4.加强卫生应急管理理论体系建设,提高卫生应急科学技术水平

健全的理论体系为有效应急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理论依据,现场公共应急措施的实施也为应急管理理论体系的完善提供了可能。通过以往各大公共卫生应急的工作经验,无论是汶川地震自然灾害还是SARS流行的传染病暴发,都加深了我们对应急工作理论体系的理解,同时也使我们发现已有理论体系中的漏洞。因此,积极分析、总结过往的应急工作,为我们完善应急管理工作的理论,建立健全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应急管理理论体系有着重要的作用。

5.加强国际合作,参与国际卫生应急相关事务

我国的应急工作也可以通过对他国成功经验的学习和借鉴来发展以及完善。促进国际间人才以及技术的交流学习和科研成果的分享,都可以提高我国公共卫生应急能力的水平。另外,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提升,我国科技、产品都已走出国门,在能力范围内对他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救助以及支援,不仅是基于人道主义精神,也是对我国应急防控能力的锻炼和检测。第二章 新发传染病的辅助检查

前言:新发传染病暴发时,实验室在第一时间鉴定和诊断病原体,对于病人的及时救治、有效防控措施的制定以及疫苗和药物的研发等都是至关重要的。最近几十年中,随着全新分子生物学技术在此领域的应用,使新发传染病病原诊断的周期不断缩短,灵敏度和准确性也不断提高。同时,影像学诊断技术的发展已使影像学可以比较准确地辅助判断病变严重程度和病情变化,指导临床治疗。本章特设立相应3节进行阐述。第一节 新发突发传染病的病原分子诊断技术(胡芸文)

新发传染病具有突发性、不确定性、传播快、危害大的特点,严重威胁社会安定甚至国家安全,是我国乃至全球传染病预防控制的难点,也是公共卫生安全面临的巨大挑战。新发传染病疫情暴发时,实验室在第一时间鉴定和诊断病原体,对于病人的及时救治、有效防控措施的制定以及疫苗和药物的研发等都是至关重要的。最近几十年中,频繁出现的新发传染病疫情,迫使病原体的实验室诊断技术不断发展和进步。特别是目前全新分子生物学技术在此领域的应用,使新发传染病病原诊断的周期不断缩短,灵敏度和准确性也不断提高。

以往新发传染病病原的常用诊断技术,包括20世纪最早用于病毒鉴定的组织细胞培养技术、基于抗原抗体反应的酶联免疫吸附实验 (ELISA)方法、结合了细胞培养和抗原抗体反应的免疫荧光技术、基于光学显微镜和电子显微镜的病原体形态观察技术等。病毒的组织细胞分离培养尽管仍是病毒鉴定的金标准,但往往需要较长的实验周期,而且组织细胞发生病变后仍需要采用其他方法对分离培养的病原体做进一步的鉴定;基于抗原抗体反应的ELISA方法用于检测病原体的抗原或抗体,虽然检测所需时间较短,但存在灵敏度低、交叉反应以及 “窗口期”的问题;基于光镜和电镜的技术,只能根据病原体形态进行初步的类别判断,且镜检的敏感性较差,往往对样本中病原体含量有相当的要求。然而,无论是临床诊断救治还是公共卫生疫情控制,都需要快速、灵敏和精准的病原检测技术手段,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明确感染的病原。因此,在最近的二十多年间,基于分子生物学的分子诊断技术由于其快速、灵敏和特异等优点,在新发传染病病原体检测中被广泛应用。分子生物学方法检测的是病原体的遗传物质,即基因。利用这一技术,不仅能在病人标本中直接检测到微量的病原体基因,还能对病原体进行精确的分型,了解其耐药变异、基因重组重配、毒力相关因子等情况,为精准治疗和公共卫生防控工作提供更为丰富的具有参考价值的数据。

分子诊断技术最初被应用于临床病原检测是始于20世纪90年代,而核酸分子杂交方法是分子诊断技术中最先被应用的方法。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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