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华长慧,宁波诺丁汉大学·中国文化课教研室 著,喻立森
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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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与大学生成长试读：
序言
今天人们正生活在一个迅速全球化的时代。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曾这样理解“全球化”：现代，时空伸延的水平比任何一个前现代时期都要高得多，发生在此地和异地的社会形式和事件之间的关系都相应地“延伸开来”。不同的社会情境或不同的地域之间的连接方式，成了跨越作为整体的地表的全球性网络，就此而论，全球化本质上是指这个延伸过程。在此时空延伸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自处？小到每一个个体生命，大至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面临着这一时代命题的叩问。
由于教育与人才之间的特殊张力，几乎所有想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一席之地的国家，无不重视教育的创新和发展，其中，大学人才培养的模式与规格、水平与质量尤为各国所重视。因为从某种角度而言，大学人才的培养决定着该国未来的全球竞争力与影响力。
应当承认，全球化在其初始时期，它的主要推手来自西方。面对现代西方文化，中国人也曾经有过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倾向，但是，选择“拒绝”西方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经历曲折之后，我们感到现代西方存在着许多值得学习借鉴之处，尤其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面向世界，逐渐打开门户，中国人正在积极地阅读西方、思考西方，吸收西方文明中的先进部分，使之为我所用。
我国的高等教育还处在大众化初期，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尤其要实现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还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努力。我国当前迫切需要改革现有的国民教育体系，创新我们的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吸收世界各国教育发展中成功的经验和做法等，从而提升我国各级各类教育的水平和层次。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浪潮而诞生的中外合作大学，是我国境内出现的一种新的高等教育办学样式，它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亦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人不同于以往的视野、胸怀和气度。
大学的使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探究真理，并培养学生探究和发现真理的能力；二是价值引导，带领人类走出道德败坏和价值失序的各种困境。“做人第一，学业第二”，这是世界无数一流大学的育人追求。作为中国大陆第一所中外合作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其自身鲜明而独特的办学风貌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如今，这所学校已经走过十多年的路程，十多年的建设发展塑造了这所学校的个性。在这所大学里，学生能够得到世界一流水准大学的专业培养和训练，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毕业时具备良好的专业技能、知识素养，为将来的职业生涯或学术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此背景下，宁波诺丁汉大学同时又在深入探索着新的立德育人的教学路径，为当代青年学生铺设成人成才的坚实路基。
毋庸讳言，中外合作大学处在中西方不同历史文化、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政治制度的交汇点上，这里契合了中西方不同的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在这样一类特殊的大学，如何对青年学生进行价值观引导，是一个既具历史意义又具实践价值的重大课题。它关乎我们对于现代性和全球化的认知与把握，关乎我们对于国际化和民族性的认知与把握，关乎我们对于国际视野和祖国情怀的认知与把握。
第一，中外合作大学，在西式学术文化滋养之下，需要坚守和把握中国人的本位立场。
全球化并不是西方化，高等教育国际化也不是单向度地学习西方，它是各国高等教育之间相互吸收、相互融合、优势互补的一个过程。没有民族性就没有国际化，没有祖国情怀就没有世界视野。诚如不少学者所言：全球化并不是西方现代性的单调扩张，而是多元现代性的共时呈现。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曾表现出经济上的强国将其支配力扩张到全球各地的发展趋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常常被跨国资本所主宰。同样，发展中国家的知识生产包括人文学术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方学术界为中心，而自身的学术传统往往被弱化、淡化，或者边缘化。学者高瑞泉曾这样论及现代中国学术的尴尬困境：“美国学术界的动向随时能被中国学者所关注，任何一本重要的著作都会被迅速介绍进中国；但是美国的许多中国学研究，可以理所当然地不参考当代中国学者的现有成果。从根本上说，中国经验和中国学术都还只是远未被充分重视的‘地方性知识’。”“立场”是一种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又因人而异的主客观相统一的认识和实践范畴，而其本质方面则是人的“态度”。不同的人“在场”于同一种“事物”或“问题”，只可能因持不同的“态度”而有不同的立场，不可能因不持“态度”而没有立场（不持“态度”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一种立场）。同理，任何教育研究都不可能没有立场，教育研究是一种人文研究，而人文研究的最高目的就是显现存在的真理和人的意义，人文研究的这种目的性和价值性正是通过自己的学术立场和价值判断得到表现。从这种意义上讲，人文科学没有纯粹的事实陈述。
以宁波诺丁汉大学为例，这里所使用的是英式的教育模式和知识体系以及与英国诺丁汉大学同步使用的原版英文教材。学生在受到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知识体系传授的同时，也受到来自“非中国人”学术立场的灌输。如何理解“非中国人”的学术立场？这里需要的是坚守和把握中国人的本位立场，正是在这种比较和鉴别中方能取得真经。
第二，中外合作大学，在高度国际化的环境中，需要坚守和把握放眼世界与立足本土的张力。
毫无疑问，随着近年来全球交通、通信、网络以及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的不断发展，现代人的社会化过程不可避免地浸润在地球多元文化的环境之中。现实环境要求现代人不仅要着眼于祖国，更要着眼于世界。今日的学生必须了解其他国家的人民与文化。美国学者波伊尔不无担忧地论及：如果学生们的视野不扩大，不更好地理解他们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上的地位，他们的生活能力将会被削弱。今天的大学教育需要注重培养学生从全人类利益、全球观点出发考虑问题，理解国际社会，关心和宽容异国文化的品行与风貌。
然而同时，我们应当看到，全球公民社会并不一定导致一个世界国家。恰如美国学者罗伯森所论，20世纪民族国家的普遍存在正是全球化的一个方面。较早使用“全球社会”这一术语的英国社会学家阿尔布劳认为，全球社会并没有取消国家，恰恰相反，它首先想到的便是特殊的国家和充分的多样性。综观当今世界各国的教育培养理念，放眼世界与立足本土这两个纬度成为各国制定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指向，其中立足本土思维尤其明显而强烈。以美国为例，从里根政府的《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到克林顿政府的《2000年目标》和小布什政府宣布的基础教育纲领《决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其言辞均反映出对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把教育改革的目标定位于提高美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这一倾向，美国利益是第一位的。以英国为例，其《1988年教育改革法》规定了全英统一课程，包括“基础学科、学习方案和评估标准”等要素。全英统一课程的建立中，张扬国家优秀传统、培育民族意识的历史等课程远比信息技术类课程占有更大比重。可见，英国《1988年教育改革法》的颁布并非单纯出于经济目的或只是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它体现了英国面对全球经济趋势，深感国家的传统地位岌岌可危之时，倚重教育，树立国家意识。在日本，1986年4月由临时教育审议会提出的《关于教育改革的第二次咨询报告》，比较系统地提出了日本在21世纪的三项教育目标：①培养具有“宽广的胸怀、健壮的体魄、丰富的创造力”的日本人；②培养“自由、自律和公共精神”的日本人；③培养“面向世界”的日本人。其中，“面向世界”的目标旗帜鲜明地反映出日本面对全球化时代的教育战略。这里强调的是培养具有日本民族意识的日本人。同样，澳大利亚提出“培养通晓亚洲的澳大利亚人”，韩国提出“培养站立于世界的新型韩国人”，从中可见上述这些国家“所见略同”的教育思考。
宁波诺丁汉大学为学生“全球视野”的培育提供了充分的土壤。这里吸收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师资队伍、评估机制等，学生可以随时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探讨切磋，又有机会到国外交流学习。在异质文化的相互渗透、交流、碰撞中，学生的视野开阔了，学识丰富了，但是正是因为身处这种高度国际化的教育环境中，我们的学生需要坚守和把握放眼世界与立足本土的张力，用理性和思想坚持对中国文化和本土情怀的传承和固守，不做有文化的“无根人”。
第三，中外合作大学，在多元文化交汇之处，需要对“他者”文化进行正确理解和理性把握。
全球化时代必然伴随着多元文化的凸显，如何增进国际交流，理解“他者”文化是摆在现代人面前的共同命题。2010年7月，我国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加强国际理解教育，推动跨文化教育，增进学生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开展国际理解教育，已成为我国大学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内容。
何谓国际理解教育？日本学者岸根卓郎指出，国际理解教育是“各国依然坚持本国的个性，互相尊重这种个性，站在全人类、全球的立场，以全人类的和平和全球的生命为目标，在所有领域能够相互贡献，尽到本国责任的这种国民教育”。可见，国际理解教育不是简单的世界知识教育，也不是对文化差异及某种现实存在的简单接受，而是通过对本土文化和他国文化异同的互观了解，从而正确地理解差异、面对差异，以及化解差异可能导致的消极影响。
国际理解教育所期达致的理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理念——“和而不同”十分相通。费孝通曾在《“美美与共”与人类文明》一文中指出，“如果人们真的做到‘美美与共’，也就是在欣赏本民族文明的同时，也能欣赏、尊重其他民族的文明，那么，地球上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就达到了一种和谐，就会出现持久而稳定的‘和而不同’”。
美国是世界上较早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国家，诸多大学设有专门的国际理解教育课程，如南卡罗莱纳大学就专门为促进国际理解教育开设了一门“赋权”课程。而对于中国的许多大学而言，开展国际理解教育方面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困难，比如大学校园文化相对比较单一，缺乏国际理解教育所需的多元环境；又如部分教师国际视野相对狭窄，缺乏跨国学习体验；再如有些学校的学生培养发展目标局限在本土社会经济发展方向上；等等。
宁波诺丁汉大学显然不存在以上所列举的这些问题，但是，在这样一所拥有多元文化环境的高校中，许多教师为外籍教师，学生毕业后大多或到国外继续留学深造，或工作于国际知名的跨国公司等，如何引导学生更加系统而完整地了解、认知、传承中国文化，正确理解、理性把握“他者”文化，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
重视高校学生的育人工作，这是世界高校的一种共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几十年中，一直把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引导大学生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主渠道，这显然是必要和正确的。在中外合作大学，以中国人的母语（现代汉语）作为教学主要语言，开设一门引导学生学会做人，进而立德树人的课程毫无疑问是必要的。这既是国家教育部的基本要求，也是当代青年学生的内在需要。问题的根本在于如何开设。这里既需要继承又需要创新，即继承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中有效有用的东西，改变某些不切实和不适应的东西，创设适合青年学生实际的新内容、新方法，让思想政治理论课成为传承中国文化、了解中国国情、培育批判精神、培养辩证思维、贴近学生实际、沟通学生心灵的必修课程。据此，我们从2004年招收第一届学生开始就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我们把课程命名为“中国文化课”，其内容包括中国思想文化、中国历史、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2006年，学校组织力量编写了《中国思想文化概论》，2012年，又编写了《中国近两百年历史读本》。在此基础上，同年，我们正式确立了“一门课程，两本教材，三条路径”的课程构想。所谓一门课程，就是如上所述的以传承中国文化、了解中国国情、培育批判精神、培养辩证思维、贴近学生实际、沟通学生心灵的中国文化课。两本教材是指《中国文化与大学生成长》和《思想修养与大学生成才》，其中《中国文化与大学生成长》尝试以“中国文化与当代大学生成长”作为核心概念，深入探讨传承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对当今中国乃至全球社会的发展以及当代青年学生的成长所能发挥的影响和力量。《思想修养与大学生成才》则是希望通过对中国历史、中国法律、中国国情、思想修养等领域的讨论，培养祖国情怀、批判精神、辩证思维、国际视野、学识素养、人格养成。三条路径就是由中国文化课教研室承担的中国文化理论课教学，学校学生事务办公室承担的中国文化实践课教学和中国文化研究性系列讲座，注重的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理性和感性的统一、丰富学识和启迪思想的协调、教师引领和学生自主的互补。我们希望三条路径共同汇流成当代大学生的成人成才之路。
中国文化课的教学，一方面将继承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成功经验，另一方面将大胆吸收西方有效的教学方法。西方教学方式的成功之处在于：把增强学生的思辨能力、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作为教学的基本出发点，把讨论式、互动性作为教学的基本方法，把过程评价、全程评价作为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基本杠杆，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宁波诺丁汉大学的中国文化课正在朝着中西文化兼容、智慧人格并重的方向迈进。笔者认为，创办中外合作大学，不是对西方高等教育的一种“移植”，而是一种“嫁接”。这在中国文化课的教学中应该得到更好的体现。
当然，一门课程的建设，从初创到成熟，需要时间、经验和理论的积累，需要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付梓的《中国文化与大学生成长》《思想修养与大学生成才》，也需要时间的积累，实践的检验。限于水平，书中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行文中纯知识考辨也可能使本书显得枯燥乏味，我们愿意与广大青年学生相互切磋，共同探讨。同时，在阅读过程中，衷心希望广大青年学生不要仅仅把本书作为一本知识普及性读物，而是以此为引子，深度阅读中国文化经典，在博大精深的中国经典中丰富学术涵养，共同思考中国文化、思想修养与当代青年学生成长、成才的内在关系，学会立身、立学、立业，明己、明世、明责，致力为时代建功勋，为民族创伟业。
是以为序。
宁波诺丁汉大学 党委书记 华长慧
宁波诺丁汉大学 中外合作大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华长慧
2016年5月 修订▶▶第一章与“历史”对话——历史修养第一节 与“历史”对话一、历史是什么
星系光谱的红移研究试图证明：离我们越远的星系正在以越大的速度离我们而去。宇宙并非静止，人类探索历史的步伐已延伸至137亿年前的“大爆炸”。关于宇宙起源解读的争论和热门的引力波探测，都正引起人类去“窥见”宏大历史的好奇心。
1．历史与人
历史学家们对“历史”这一概念的定义始终莫衷一是。它通常被认为是过去一切事件的叙述。然而对此，历史相对主义学者会进行争论：
历史学家的记述不符合于他试图描述的对象，因为一个人在经历一场战争时所体验的那一切在场感和冲击，肯定不可能在历史著作中被准确地表述出来。通过我们借以获得我们所谓的历史知识的那些清晰的文献，我们只能模糊地获得一个事件的参与者所体验的所有那些情感和在场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情感和在场感也隶属于那个事件）。既然如此，如何能认为历史记述符合于它的对象呢？
无论是亲历还是借助媒介，比如史料文献（从口述史料的传述到文字史料的广泛应用，再到今日影音史料的兴起，史料始终是历史重构中不可或缺的元素），绝大多数历史观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受到其所处时代已发掘或已被解读“史料”的影响。但是，由于这些史料可能残缺不全或者出于史料记叙者的个人主观因素，即使皓首穷经并亲历事件的人也无法构建一个完整的“历史叙述”。
历史是关涉“人”的知识。作为整体的人，以历史的参与者和历史的叙事者的双重身份，在历史的形成和创造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一，人以历史参与者的身份直接参与到历史事件的发生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人是历史事件的主角。其二，人通过反观自身，以历史叙事者的身份记叙历史，进而形成历史文本。同样，在人记叙历史事件的过程中，也参与了“记叙历史事件”这一历史事件。然而，无论人多么努力，也无法精确叙述出一个完整的历史文本、还原一个真正的历史事件。历史事件不是历史叙述。仅凭人力，历史似乎无法被完备地记载，人类更难以创建出历史模型而预测未来。令人惊讶的是，历史给人类的这份沮丧与好奇也推动着我们不断地革新、探究历史。事实上，自人类想去探索历史的那一刻起，历史便有了人性的意义。“最早以historia（探究）一词来指涉我们所谓的历史的人是希罗多德。在荷马史诗中，histor是指根据调查得到的事实来下判断的人，由此可知，历史与探究之间的联结相当古老”。那么，我们究竟应该从何时或者何处来探究历史呢？
世上的现象，并非客观地自行区分为时间性的及空间性的现象；区分它们的人们的理解力，照着它们倾向于时间性还是空间性而区分它们。
同一时间下存有现象（das seiende）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不同时间中演变现象（des gewordnene）之间的前后关系，研究出来以及被认识之后，空间及时间这两个概念才有它们具体的内容……所有的经验都来自感官神经里的“特殊能力”。这些“特殊能力”使得我们的心智（geist）收取到的不是外物原样的“翻版”，而是外物的抽象图样（zeichen）。
时间与空间伴随着宇宙创生而存在。然而，人们的心智通过勾勒宇宙图景去建构自己的系统，并且这个系统代表一连串的外物建构出意识的世界。人们构建出的意识世界并非绝对客观真实，而且不同经验的人们形成不同的历史观，所构建的意识世界也有差异。尽管如此，人的意识在不断充实和完善之中试图掌握这个世界，去尽可能以自己的理解方式展现一个尽可能真实的历史事实。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说：“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卡尔说的“过去”应该理解为我们意识中的“过去”，我们是在唤醒现实事物的既往。
2．历史与未来
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被很多人误读，有人认为他是实用主义者，事实上，他批判的是历史实用主义，他的“当代史”并不是指过去很久的历史事件或者叙述，而是人完成他所有行为的意识：“当代史”通常是指最近过去的一段时间的历史，不论它是过去五十年的、十年的、一年的、一月的、一日的，还是过去一小时或一分钟的。但是，如果我们严密地思考和精确地叙述，则“当代”一词只能指那种紧跟着某一正在被作出的活动而出现的、作为对那一活动的意识的历史。例如，当我正在编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给自己撰写的历史就是这样的一种历史：它是我的写作思想，这种思想必然是和我做的写作工作相联系的。在这种情况下，用“当代”一词是恰当的，因为它和其他一切精神活动恰恰一样，是在时间之外的（没有先后之分），是与其相联系的活动“同时”形成的，它和那种活动的区别不是编年性质的而是观念性质的。
历史是活的。当然，它是人的不断进化和发展前行的意识，过去、现在和未来在时间轴上的位置并不是直线的。只有把“未来”想象成是永恒的存在，我们才能感受到它们其实是在等待人用探头去照亮它们。
圣奥古斯丁从一个早期基督徒的观点来看待罗马的历史；提累蒙特是从一个17世纪法国人的观点来看；吉本是从一个18世纪英国人的观点来看；蒙森则从一个19世纪德国人的观点来看。问哪一种观点是正确的，那是没有意义的。每种观点对于采用它的人来说，都只是唯一的一种可能。
也许正是变化中的意识与历史的关系，导致对于不同时代人们有各自的“唯一”。但是，这些意识和观念仍然影响着人类，依此而立的历史就没有消亡。人类只有不断感知自我心灵、不断审视当下，才能发现一个孕育中的未来。面对历史的这种进化而具复杂性的解读，有人会说也许是在此之前就存在的“科学”求知欲延伸的结果，然而，有时候这也是影响“科学”求知欲的因素。二、历史观的差异
历史叙述与历史事件之间具有“非同一性”，即历史叙述不可能完全涵括历史事件的全部。历史事件的全部实际内容比任何对它做出的记述要丰富得多。历史著作中必定具有的连续性和结构，并非与历史事件所持有的那种连续性和结构真正相似。更重要的是，叙述者必然要做出一些价值判断，因此而产生的差异根本上是由历史观的差异造成的。
1．不同观念下的历史哲学
历史观的差异又是如何产生的？事实上，历史观的差异可以理解为不同观念下形成的历史哲学，如历史进化论、历史退化论以及历史循环论等。
历史进化论是被“现代人”熟知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认为人类历史在不断进化的过程中一定朝着同质化的方向运行。马克思的历史发展模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发展进化的过程。
这就是当马克思说他已经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过来时，所想的东西。他在做出这一声明时，他心目之中的那种东西就是历史，也许历史是马克思所极感兴趣的唯一事物。他的话的要点就是：对于黑格尔来说，因为逻辑先于自然，所以就要由逻辑来决定历史所据以工作的那种模式，而自然则仅仅是决定历史在其中工作着的环境；而对于马克思本人来说，自然就不止是历史环境而已，它还是得出历史模式来的根源。他认为从逻辑中为历史抽出模式来是无用的，如像著名的黑格尔关于自由的三个阶段的模式：“对于东方世界来说，一个人是自由的；对希腊罗马世界来说，有些人是自由的；对近代世界来说，人人都是自由的。”更好的办法是从自然世界中抽出模式来，就像马克思所做的同样有名的模式：“原始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在这里，名词的意义据说不是来自观念，而是来自自然的事实。
黑格尔刚刚把历史学从自然科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马克思又把历史学带回到了自然科学的管辖之下。日常意义下的历史进化论立足于近代自然科学范畴的达尔文生物进化论，这种所谓“进步”呈现着人类历史发展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趋势。以中国为例，梁启超和严复是当时中国国内历史进化论的支持者，他们认为社会进化朝着不可逆转的方向发展，并强调社会进化的因果关系。梁启超的“史学革命”直接针对的就是中国传统旧史学的循环史观（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除了历史循环论，历史退化论（如古希腊神话所言的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也与历史进化论相对应。历史退化论认为，历史是倒退式变化的，人类历史朝衰败方向前行。柯林伍德曾描述过基督教怎么扬弃希腊-罗马历史编纂学中的两种主导观念，其中一种就是对人性的盲目乐观主义态度。
基督教所表现的道德经验包含有人类行动的一种盲目感作为它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它不是出于个人缺乏洞见的偶然盲目性，而是人类行动本身所固有的必然盲目性。根据基督教的教义，无可避免的是要在黑暗中行动而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出现什么结果……这就是圣奥古斯丁所强调的原罪，而他又在心理上把这一原罪和自然欲望的力量联系在一起。根据这种见解，人的行动并不是根据智慧所预想的目标而设计出来的；它完全是被直接而又盲目的欲望atergo（在背后）所推动的……欲望并不是柏拉图的隐喻中的那匹驯服的马，它是一匹脱缰之马。
在时间线性之外，历史（文明形态）盛衰论主要是从各类文明兴衰的“空间”方向来观照历史。盛衰论者主张将文化或文明作为历史研究的主体（具备生、长、盛、衰等发展阶段的有机体）。同时，这一史观也是对西方中心论的有力抨击。二战后，西方的现代性危机让西方人开始重新思考西方文明的走向问题。如汤因比《历史哲学》中的史观就是对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中文明形态盛衰论的继承。
2．历史观差异下的历史方法论
茨威格从一个艺术家的角度对历史进行了这样的解释：
没有一个艺术家会在他一天的24小时之内始终处于不停的艺术创作之中；所有那些最具有特色、最具有生命力的成功之笔，往往只产生在难得而又短暂的灵感勃发的时刻……尽管歌德曾怀着敬意把历史称为“上帝的神秘作坊”，但在这个作坊里发生的，却是许多数不胜数无关紧要和习以为常的事。
一般认为，解释历史的方法是人类主体中心论条件下的历史方法论。这种方法论主张通过对史料的挑选和分析后，进行历史记述，同时又对此进行哲学的综合。历史相对主义者认为，历史学家在呈现意义的时候本身就存在人的负荷价值。历史学家在做出判断的时候会受到某种特殊价值的影响。譬如，汤因比曾提道：“历史学家有一个独特的贡献，为我们揭示了上帝在人类体验到的六维结构中的创造活动”，他以此强调了历史学家应该不要试图记载人类全部的历史，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历史学家应该具备艺术家的敏感性和鉴别力，为解释呈现历史意义而创作。
兰克学派坚持反对“根据某种理论或抽象原则概括历史”。兰克学派支持传统实证主义历史观，他们认为历史是怎样发生的就应该怎样去叙述。历史是客观的，历史研究的目标是寻求历史真相，客观地复原真实的历史。“要真相，全部的真相，除了真相其他一概不要”，实证主义学派认为事实本身就具有教育和哲理的意义，而所谓的假设和推论都是堂而皇之的道德教训。
到了19世纪80年代，历史学者们已采取许多实际行动，旨在欧美建立专业化的历史学科。虽然业余爱好者仍在写史，而且起初还把持美国历史学会，但是学校里的正规训练，以及监督治史准则的正式机构都已确立。历史的专业化是与科学化同步进行的；专业化被视为确立超然的科学态度的保障……在1876年法国的《历史评论》创刊号中有很详尽的说明。这本新的期刊要求投稿人“以严格的科学程序阐述，其中每一句陈述都必须有证据、原始资料来源、引证”。
历史学家或人类真的可以为某一历史事件找到另外一个历史事件作为依据吗（将一个事件解释为由另一个更早发生的事件引起的）？其实，这仿佛又回到了宇宙因果论的吊诡之中，宇宙之外是否存在一个推力呢？在“历史是什么”部分我们曾阐述了克罗齐认为历史是人的心灵的自我认识，历史是发展的相关观点。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于史料工作者并不是很“尊重”。正如他宣称的“历史脱离了活凭证并变成编年史以后，就不再是一种精神活动而只是一种事物，只是一种声音与其他符号的符合物了”。而对此，曼德尔鲍姆则说：
例如解释古希腊的历史和生活中的某些变化，解释在温克尔曼和歌德的“古典主义”与荷尔德林和尼采的“浪漫主义”之间的变化，我们将会看到，克罗齐用他自己的词汇表达这一观点，他认为人的心灵必定经常要对他那个时代的需求做出反应，历史永远要改写，这就是这种必须性的直接后果。
当然，每一种历史方法论都有着各自的逻辑和时代的影响，当我们在学习和研究历史的时候，需要理解这些方法论的差异和产生这些差异的时代背景，这样我们才可以理解这些不同的历史话语。理解并不代表全盘接受，而是我们在理解历史话语之时，不迷失自我，找到自己的位置。当然，我们更需要警惕任何形式的绝对主义，这也是历史学家的道德责任。三、历史的意义
薛定谔的“生死叠加”的猫虽然看似荒唐，但却似乎因为将微观不确定性带入了宏观世界，而让物理学家抓狂。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都有着自身的局限性，于此看来，人类探索宇宙的路还很长。霍金虽然也讨厌这只猫，但是他说：
除了最极端的情况外，我们已有的部分理论足以对所有的一切作出精确的预言，所以，要为探索宇宙的终极理论寻找实用的理由，看来就非常困难了。（值得指出的是，虽然类似的论点在过去既可以用来反对相对论，又可以反对量子力学，但这些理论已给我们带来了核能和微电子学的革命！）所以发现一个完整的统一理论可能对我们种族的存活无助，甚至也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然而自从文明开始以来，人们即不甘心于将事件看作互不相干不可理解。他们渴望理解世界的根本秩序。今天我们仍然亟想知道，我们为何在此？我们从何而来？人类求知的最深切的意愿足以为我们从事的不断探索提供充足的理由。而我们的目标恰恰正是对于我们生存其中的宇宙作出完整的描述。
物理学界一直在寻求统一真理，即使尚未统一，这些不同的理论也对人类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实，在人类面对历史时，人类同样渴望寻求一个真理，虽然这几乎是异想天开。那么，人类是否可以对于其历史进行解释和描述呢？“历史、世界乃至宇宙的可知与不可知并不决定于历史、世界和宇宙本身。可知与不可知是对人而言的。”确实，正是人类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意志，使人类在探究一个更宏大的历史的过程中，心灵得以不断完善。
我们中国人为何要治国史？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有文：
史家目的，在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而因以增加生活之兴味；睹遗产之丰厚，则欢喜而自壮；念先民辛勤未竟之业，则矍然思所以继志述事而不敢自暇逸；观其成败之迹与夫恶因恶果之递嬗，则知耻知惧；察吾遗传性之缺憾而思所以匡矫之也。
行文之中对于“史家目的”的判断，用“察”“知”“睹”“念”“思”“观”等动词提起每一段的语势，一气呵成，连贯而统一，体现着梁启超对自身历史观的确定和自信：“过去”是可被一探究竟的，同样，“现在”可继志述事、承接过去。这里，“以古为鉴”探究“因果发展”，也是言下之意。但是，“古”是否可鉴？是否有可鉴的意义？因果发展是人们对于历史运行规律的掌握，还是历史运行本身的潮流呢？是否因关涉过多的人类主体性而失衡？
面对上述这些问题，我们假设历史的意义是让人们去了解过去的一切知识而受到教育。但是，历史认识，不仅是对人类过去的认识，更主要的是对人类现实的认识；历史认识，不仅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更主要的是对主观世界的认识。因此，“读史之意义”并不简单在于历史知识的获得或者所谓“以古为鉴”，此类意义仅仅是在某种（某些）历史观观照下的结论。显然，这并不能涵盖“读史之意义”。正如前文所及，我们认同，历史是人的心灵的自我认识，历史的这一特征方为人需要去认识、借鉴的。历史是观念上的，当人们停止探索历史，生命就停止了。思想是历史的史料，人类既要整理当下的思想史料，同时也需要完善这些思想史料。历史认识是人类认识的一部分，只有不断认识历史，才能更好把握人类自己对于世界和宇宙的解读。
人是历史的创造者，无论是从物质的角度还是精神的内涵讲，都是如此，在这里，人既是创造主体又是价值主体，人既书写历史又认识着自己的历史，人类文明是这样诞生的，也是这样发展的。一如人的认识发展到什么程度对历史的认识就发展到什么程度一样，人作为创造主体的能力和潜力发展发挥到什么程度，历史就发展到什么程度，因此历史是个不断流变、发展的过程。也因为如此，人的历史及其文明内涵和形式，只存在于发展之中而不是之外。人生活在物质的现实的世界里，某种意义上更生活在精神的也即观念、意识、意义、价值和文化符号的世界里，这是人之为人的真正的世界。一如了解一个人需要了解他的物质生活状态，但要真正认识一个人则必须深入他的精神世界一样，认识人类社会，除了了解人类社会的物质世界生存状态外，更需了解人类生活的精神世界。而且我们往往是甚至主要是通过精神世界来了解某个社会的发展状态的，因为这里的精神世界实际包含物质世界的所有信息，或者说，并没有一个没有物质世界信息的精神世界。甚至物质世界的意义与价值不取决于物质世界，而只可能取决于精神世界，因此不仅人赋予历史以生命与意义，同时也赋予世界（物质的精神的世界）以生命与意义。
那么，“读史的意义”是否可以理解为：人们通过梳理历史的工作为自己寻找未来的无限可能呢？换句话说，“读史的意义”并不在过程之后，而直接就在“读史”当下，这样一来，历史与人互为表里。人们读史，似乎有着一种“必须好好读”的内在紧迫感，因为，在此过程中，呈现出在芸芸众生的那个“我之为我”的个性和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的精神气质实在与人同构。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引论中指出：“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独特精神之所在。”历史的一个独特的精神是记载了这个民族发展历程，而这种精神则需要存在于这个民族所有人心里。如何帮助人们去认识这种精神，也许就是治史的意义所在。近两百年的历史中，“中国史”中的“中国”二字，显然意味着一种“国家个性”的壁立千仞。面对近两百年的历史，“中国人”作为其中一个观照立场，是否能够呈现这份独特的中国性？或者，从严格意义上讲，“近两百年”早已烟消云散，眼前可及的是纷繁复杂的史料。那么，如何面对这些史料，显现来自这个视角的“中国人治国史”的气度和风范？且引钱穆《国史大纲》前言，供读者思量：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第二节 公元150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与大国崛起一、欧洲崛起与殖民主义
16世纪以前，人类交往由于地缘限制以及“全球”观念的模糊，使得世界的各个层面均处在相对隔绝的状态之中。随之而来的地理大发现，前所未有地拓宽了人类的眼界，并为后续的全球性关系发展奠定了基础。欧洲崛起之路，在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后，便有了全球坐标。放眼整个16世纪，变革中的欧洲正在孕育，人民仍然普遍挨困受饥，因王位继承问题引发长年战乱，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仍然困扰着这片即将崛起的土地。
1．欧洲何以崛起
约翰·赫斯特曾提出一个问题：缘何是欧洲？面对这个疑问，不同史观的历史学家解答各异。
第一，秉持“欧洲中心论”史观的学者认为，世界历史书写的合法性应来源于欧洲。欧洲的崛起主要是由欧洲各民族自身的特性所决定的。欧洲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法对于近代欧洲崛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是此后欧洲崛起的基石。以16世纪的荷兰为例，很多西方学者认为，高度商业化的农业、较高的城市化水平以及大量先进的制造业、运输业和商业活动为后来欧洲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相比之下亚洲技术变革几乎毫无可比性。
第二，不少欧洲学者认为欧洲崛起的根本是基督教。他们认为新教改变了只有天主教皇才可以与上帝对话的历史，让每个人都获得了与上帝平等对话的权利。因此，这派学者认为宗教改革是欧洲思想进步的源泉，这也是他们认为伊斯兰国家、中国和印度当时无法崛起的原因。杰克·戈尔斯通总结道：
答案在于仅有先进的数学或其他技术突破并不足以导致经济发展的加速。而且，在这些伟大的文明中，政治危机常常会导致政府努力恢复传统或宗教正统来帮助其重建秩序，而科学的发展往往会被这一过程所阻断，甚至一些先进的科学成果还会被遗失。
而在1500年以后的西方，一系列的新发现促进思想家们去突破古代和宗教所赋予的知识，并专注于数学/逻辑的研究方法和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来理解自然界。然而，如果不是和实验性的研究工作相结合，仅仅依靠先进的数学和逻辑去思考自然界的话，仍然会出现错误从而无法为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提供基础。要改变工业的发展模式，就必须在全社会的范围内广泛传播实验性的研究方法，并且使科学技术成为工业生产中应有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在18世纪的英国，这些变化第一次被聚拢到了一起，从而创造了一波又一波由科学所激发的技术革新，进而产生了现代工业的增长。
第三，持“唯物主义”史观的学者普遍认为，欧洲的崛起是通过殖民主义扩张来实现的。公元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拉开了殖民主义扩张的序幕。譬如，伊比利亚的殖民掠夺帮助西班牙建立了欧洲第一个殖民地帝国：
对西班牙殖民帝国的经济来说，最重要的事实是，有了土著劳动力，大量的金银便可从墨西哥和玻利维亚的矿山源源不断地流入……从1503年至1660年，西班牙从美洲得到了总计18600吨登记白银和200吨登记黄金。未经登记、私自运入西班牙的金银据多方估计占总数的10%至50%。
西班牙在殖民地的大庄园和种植园的经济收益到17世纪早期已经超越其金银出口的收益。然而，由于宗教战争、财产权问题以及财政赤字等诸多因素，西班牙衰落了。随后，从荷兰商业帝国的全面建立到英国海洋霸权的实现，仍然是依靠大殖民帝国的形式。马戛尔尼会见乾隆半个世纪以后，维多利亚女王已经不仅仅是英国人的女王，她还是印度人的女王。一个民族通过殖民的手段维持这个帝国，同时维持其他种族的被支配地位。在这种历史话语下，某些欧洲崛起的民族成了世界帝国主义的强权国家。
殖民主义具有其破坏性。欧洲通过殖民主义手段实现血腥崛起给殖民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殖民主义虽已成为历史，但是仍有一部人企图美化殖民主义。比如，英国当年曾试图通过美化殖民主义史，消解印度本土文明，甚至把欧洲作为世界的起点。这种“历史殖民主义”是我们所不认同的。汤因比在总结近代文明的相互接触中论述总结道：
这个世纪以西欧作为起点而不断扩大，这种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无疑是一种错觉，是由于近代以来西方观察者的视角有误造成的。它没有考虑在中世纪西方社会范围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探险和人口迁移。
2．欧洲殖民主义扩张的遗产
欧洲崛起拉开了人类走向“全球”和“现代”的序幕。非洲的黄金和南美的白银让欧洲变得富有，欧洲传教士出现在欧洲各国的殖民地，并在那里书写着他们的“功绩”。然而，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给世界带来了哪些具体而深刻的影响呢？（1）人类全球性视野的出现。
到1763年，情况已全然不同。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主要海岸线，包括南北美洲的大西洋岸、南美洲的太平洋岸、整个非洲的海岸轮廓以及南亚和东亚的海岸，都已详细程度不等地为人们所了解。在某些地区，欧洲人的知识已超出海岸线的范围。俄罗斯人相当熟悉西伯利亚……西班牙人已勘探了很多地区，徒然地寻找黄金和传说中的城市，而法国人和英国人则利用独木舟和印第安人所知道的河流和湖泊路线，在更北面的地区广泛地漫游。
不过在另一个方面，北美洲的太平洋海岸大半仍未探明；澳大利亚虽然其西海岸已被荷兰航海者发现，但整体上也几乎尚未为人们所了解。同样，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内地基本上仍是块空白；中亚的情况也一样，13世纪马可·波罗的记叙仍是关于中亚的知识的主要来源。总的来说，欧洲人在直至1763年为止的这一时期中，已获得有关世界大部分海岸线的知识。
欧洲探险者的最初动力有着其特殊利益和宗教因素。这种动力推动了航海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在“确切地估计以及后来确切地计算距离太阳位置的纬度方面的进度”，这一历史性的进展是人类远洋航行的必要条件。更重要的是，人类对于地理的认识，在随后的全球交往中不断扩大，至少在西欧的世界观里，全球地理的概念已经产生，并在随后的殖民扩张中，将该知识扩散到其他地区。新的全球性视野的出现，为人类现代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人种隔离的消失和动植物的全球性扩散。
欧洲的扩张客观上打破了人种隔离的自然状态，导致新的全球性种族分布。1500年以前，黑种人分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陆和太平洋的少许岛屿上，蒙古人种生活在中亚、西伯利亚、东亚和南北美洲，高加索人种聚居在欧洲、北非、西亚。殖民主义兴起后的移民，打破了上述的种族分布格局。显而易见的是，对于殖民者来说，这种人口迁移是殖民的需要，但对于非洲人来说却是被迫的。欧洲人通过人种的迁移使得南北美洲变成了世界民族“大熔炉”。奴隶贩卖在19世纪中期迎来了高潮，而黑种人和欧洲的移民数量一直持续增长。
此外，动植物的全球性扩散在此阶段也迎来了一个高潮：
人类诸种族的混合必然伴随着动植物的相应的混合。除了少数无关紧要的例外，凡是今天得到利用的动植物都是史前时期世界各地的人们驯化出来的。
欧洲人给美洲人带来了他们东半球的马、牛、羊。同时，印第安人也贡献了丰富的粮食作物，比如玉米和马铃薯。除此之外，一些经济作物，比如烟草和棉花等也被传播到世界各地。此后，从某种程度上讲，整个世界进入一个物种和人种大交换的时代，直至今天这种交换仍然在继续着。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观察，这种大交换时代也导致流行病的全球性传播以及殖民地国家部分动植物的灭绝。（3）全球经济的发展。
奴隶贸易解决了欧洲在殖民地的劳动力供应问题，同时也促进了欧洲和其他地区贸易交换的深度发展。殖民主义扩张帮助欧洲全面地进入了“全球”商贸时代，商业贸易的发展不仅仅体现在荷兰第一个股份公司的成立，同时还体现在那些王权受到约束的国家，其各方面的制度发生了改革。比如，商人阶级的崛起推动了企业家与科学家的联合，产权因此得到了保护。这对于随后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经济增长的方式，并提高了欧洲的生产率。当然，欧洲资本与技术的全球性输出，也促进了全球经济的进步。譬如，通信技术的进步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广泛建立，使得全球经济有了一个共同的基础并实现空前的一体化。为什么欧洲可以率先进入工业化时代？为何曾为世界的科学技术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的中国却没有在这个时期和一些崛起的欧洲国家一同进入工业化时代呢？戈尔斯通提到了这样一个概念：
18世纪末，经济学的先驱亚当·斯密注意到，从历史上看，只有在各国通过在产品和任务上进行分工，从而更为高效地使用其传统资源（包括劳动）时，才会出现经济增长。然而，到了19世纪早期，已经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通过使用实验工作和科研探索所发明和改进的新机器、新工艺和新产品，就可以获得更快的经济增长。创新已经成为推动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4）文明的侵蚀。
从伴随着宗教意味的伊比利亚扩张，到此后英法争霸中的“英国胜出”，西欧的扩张极大地影响了其他文明的历史轨迹，也给其他文明带来了深重灾难。然而，对于这一历史污点，欧洲人总是认为他们是正义的，是他们改变了“蛮人”的世界。然而，事实上，在欧洲人登陆之前，美洲的印第安人早已创造了丰富多样的文明。与早期欧洲人的记录和后期艺术描述截然不同的是，许多美洲土著部落在那个时期都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农业和政治体系：
从易洛魁的东南方向（从大西洋到墨西哥湾）到西边的密西西比河，一直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农业地带之一。这里雨水充足、物产丰富、气候温和，美国后来便在此建立了很多劳动密集型的种植园，从而为美国的资本原始积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然而早在英国的种植者带着他们的非洲奴隶到来之前，这里就已经是一个繁荣的文明区域，居住着五个大部族。到1600年，这五个部族合并了大多数的外围地区。它们是：位于这片地区中南部的说马斯科吉语的乔克托族、克里克族和契卡索族，位于东部的彻罗基族（该族与其易洛魁的亲族一样都说阿尔冈琴语），以及位于西部密西西比河谷地区的纳齐兹族。根据目前认可的人口统计数据，这一区域的总人口估计有两三百万，但可能实际上的人数要多得多。仅纳齐兹族就有几百万人口，后来由于殖民和奴隶贸易的影响，这个部族现在已经灭绝了。因为这些只是城镇人口，所以实际总人口会比估计的更多。这些部族同易洛魁的社会体系非常接近，也以城镇聚居为基础。然而他们的决策体系是建立在公众意见的基础上的；这种政府形式让后来的殖民者非常为难，因为他们找不到可以进行贿赂或控制的印第安官员。而这一点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为什么美国政府后来会驱逐并重新安置这些部族。
事实上，文明体系冲突与暴力的根源问题是大多数欧洲史家一直回避的，以印第安文化和欧洲文明体系的冲突为例：
根据欧洲人的价值观，自然的一切资源就是为人所用的。“治理这地”，《旧约·创世纪》里如是说，“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当然，整个世界都是由上帝主宰，而那些超自然的力量则以地震、飓风、干旱和洪水等形式彰显它们的魔力，这些都是人类驾驭不了的。但是到了现代社会早期，一场科学革命正在进行，这场革命赋予了人类信心，他们由此相信，他们是可以理解自然界并最终战胜它的！……而在印第安人的价值观体系里，从来没有凡界和神界的区别。自然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神圣的，因为印第安人相信，在世上居住的是各种各样拥有神力的“存在者”，它们联系在一起就组成了一个神圣的整体。“植物、动物、石头和星星”，莫里·瓦克斯解释道，“不是根据自然规律而产生的物质，而是任何个人或团体都可以与之有着或多或少亲密和谐关系的‘伙伴’”。……而过度地开发土地或以不敬的方式对待自然界，都是在割断人类同自然界精灵的关系，“等于是在对最伟大的自然力量进行批判和挑衅”。
殖民主义是一个世界历史上剧烈变革时期的特定产物。各个文明在此期间的交互与碰撞，共同造就了人类文明史的这个特殊时代。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应该在一个更宏大的背景下展开。我们暂且不去过多评论殖民主义对于殖民地的利益剥夺和文明延续的阻碍，仅仅从另外一方面看，欧洲内部冲突的全球化，就给殖民地国家带来了战争灾难，并造成殖民地自然环境的破坏。然而，欧洲的殖民行径在很多殖民地国家被欧洲人美化成是神授的、进步的，在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裹挟下，这种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想在人类历史上盛行一时，最终给人类带来的是一场全球性的灾难。二、民族主义与两极格局的形成
1．“从欧洲到殖民地”：民族主义的全球化
近代民族主义的概念在欧洲中世纪并不显见。彼时，欧洲人民尚无清晰的“民族”的概念，他们首先认为自己忠于天主教，其次他们属于某个地区。譬如，当时并无法兰西民族的概念，它在当时仅仅只是地理上的概念。
经历了黑暗时代的积淀，随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展开，欧洲人的思想和精神得到了解放，对于教权的批判和宗教改革削弱了罗马教廷的神权统治，促成了民族国家的兴起。马基雅维利主义和黎塞留“国家至上”的观念在思想上帮助人民摆脱了神学的束缚，重商主义使王室与新兴资产阶级结合，进一步加强了民族国家的实力。然而，此时民族国家内部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还不具备法国大革命时的形态，因此，它们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不具备此后民族国家的形态特征。学者刘德斌认为：
①民族国家成为普遍的政治现实，是欧洲近代史的事情，但它的观念在中世纪已自发地存在。②民族国家的观念是政治的、经济的以及文化的（宗教、语言等）综合观念。③民族国家的普遍出现，结束了只知有教、不知有国的神权大一统时期，古典意义上的帝国观念从此让位给近代国家观念。
的确，法国大革命不仅让法国人有了国家、国家语言、国旗和国家节日，而且让法国人从思想上认同了国家这种政治形式。公民概念和爱国主义思想由此产生。当然，最具有深远意义的是，此后拿破仑的军事扩张使民族国家在整个欧洲传播开来，并最终解放受宗教传统束缚的地区。譬如，1811年西班牙起义引发了民族独立的浪潮，这也被拿破仑称为“西班牙溃疡”。1821年，率领同胞反抗土耳其的希腊游击队首领宣称：
依我看，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的所作所为使世人知道了世界的真相。以前，世界各民族了解的情况很少，人民曾认为国王是地球上的神，认为国王有理由说自己不管做什么都做得很好。通过现在这一变化，统治人民更困难了。“这位游击队首领以这种朴实的语言不仅概括了法国革命的实质，也概括了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实质。”法国大革命是近代革命的发源地，欧洲人的政治觉醒带来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启蒙运动中“主权在民”思想的提出，不仅让普通人民成为了政治参与者，更使19世纪的整个欧洲涌现出一系列社会思潮。例如，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社会思潮，它们对于今天世界各国仍然具有深刻的影响。可以说，这场革命让许多看似强大的欧洲帝国都无法摆脱覆灭的命运。即使哈布斯堡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一直遏制民族主义的发展，它们最终也没有避免帝国覆灭的结局。“各地的民族主义运动简直就像平地一声雷一般，自先前全无民族主义渊源的地方乍然冒出，或从那些原先只对风俗有兴趣的人群中崛起，甚至首次影响到非西方世界的思维。”从欧洲海外殖民到欧洲新兴大国的崛起，民族主义在欧美等国逐渐发展为争夺霸权和利益的工具，最终为两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种子。民族主义思潮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被伪装成对外扩张和侵略的动员工具。特别是极端民族主义者狂热地宣扬民族优越论，煽动民族歧视和民族仇恨，激起被压迫民族的强烈反抗，引发了亚非拉地区反抗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浪潮。殖民地的留学生从欧洲大陆将民族主义思想带回了母国，留学生开始成为殖民地革命的先锋。从此，欧洲海外殖民地拉开了民族主义的革命浪潮。从19世纪亚洲的觉醒，到20世纪初亚非拉革命浪潮，欧洲殖民统治的“正当性”受到了动摇。
2．两极格局的形成与挑战
20世纪初，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随着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矛盾的加深和激化，爆发了规模空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欧洲列强，曾经无人能与之争锋的霸权体系开始解体，欧洲也开始从全球性国家关系体系的中心地位逐渐跌落下来。
一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从创立之初就存在着诸多问题。在1929年经济危机的打击和轴心国对体系的挑战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通过战胜轴心国，反法西斯同盟建立起新的世界秩序。1945年年初，美国、苏联和英国通过“雅尔塔协定”确立战后世界政治秩序。因此，两极格局被等同于“雅尔塔体系”。这一新的体系取代了战前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此后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对峙和意识形态对抗成为全球政治的重要特征。两极格局对于此后全球政治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事实上，早在一战结束以后，列宁和威尔逊就都提出了民族自决的倡议，这一倡议得到了殖民地国家人民的支持。美苏在二战结束后进行了意识形态斗争，其目的之一在于争取世界人民的支持，它们都把自己当成世界人民的拯救者。譬如苏联鼓动第三世界的舆论反西方的政治手段就是一个争取世界人民支持的典型案例。然而，两极格局形成以后，新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侵略和干涉，激起了新兴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武装冲突随之而起，现代民族主义开始在全球广泛兴起，并推动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
所有参加1955年4月万隆会议的国家就与两个超级大国没有任何关系……他们都主张加快非殖民化的进程，都要求联合国重视冷战以外的问题，都要求采取措施改变仍由白人统治的世界经济秩序。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世界上发生了第二次非殖民化高潮，这使大量新独立的国家加入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行列。这些新独立的国家曾遭受数十年乃数百年的外国奴役，独立后又面临大量经济问题。第三世界国家数量激增后，便开始控制联合国代表大会。开始，联合国只有50个成员国（绝大部分是欧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后来逐渐发展成一个拥有100多个国家的组织，其中许多新成员国来自亚洲和非洲……世界政治的控制权已不完全掌握在拥有军事、经济力量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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