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克文日记(1937～1952)(全2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陈方正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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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克文日记(1937～1952)(全2册)试读：

照片及日记、信函手迹

出版说明

此次出版简体字版，仅对显见的错漏文字与编校者商定做出修订，未做其他改动，以维原貌，俾便研究，请使用者自行判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8月

余序

陈克文先生是我的朋友方正兄的尊人。记得大概在两年以前，方正兄告诉我，他正在开始整理克文先生的日记。我听了非常兴奋，鼓励他赶快完成这一重大计划，为中国现代史增添一种最可信的史料。2010年3月起，方正兄编校的《陈克文日记辑录》第一辑（1937年）开始在《万象》杂志上连载（第12卷第3期至第8期，又第10期至11期），我每期必读，而且越读越感觉我的最初期待得到了十足的印证。这部日记为什么具有这样高的史料价值呢？方正兄下面一段话充分地解答了这个问题：

父亲历任行政院参事、立法委员，和短暂的立法院秘书长，地位并不高，但长期负责实务，得以从内部和中层来观察政府运作和众多政坛人物言行；而且他刚出校门就入党、从政，与政界乃至学界有广泛接触和交往，他的观察、评论应该是很有兴味和历史价值的。（《陈克文日记辑录》“前言”，《万象》第12卷第3期，2010年3月，第1页）

这部日记共分七辑，再加上最后一章（尾声）；我已经读过其半；除已刊印的第一辑外，我又细读了第五、六、七辑的稿本。读后的整体印象完全符合上引方正兄关于日记的简要介绍。但是我还要增加一重理由，以凸显这部日记的特殊史料价值。正因为克文先生一直担任着中央政府最高行政或立法机构的高级事务官，所以他上可以随时与中央首长（如行政院长和立法院长）直接沟通，中可以经常与同僚交换意见，下则可以通过低级部属而认识到整个科层系统的运作。我曾读过王世杰先生的日记，他在中央政府的地位自然高于克文先生，但也因此之故，所见偏于最高层的小圈子之中，视野反而受到较大的限制。

我对于这部日记特别信任则是和我对日记作者的信任分不开的。但这并不是因为我和方正兄之间的友谊关系，事实上，我耳闻克文先生的大名远在认识方正兄之前。1950—1955年，我就读于新亚书院和研究所时期，已经开始接触香港的文化圈子，当时克文先生是这个圈子里面很受尊重的一位长者；他不但时时发表政论文字，而且还在50年代中期主编著名的《自由人》周刊。我虽然无缘拜谒克文先生，但从师友前辈等处听到的风评，即早已心仪其人。读过大半部日记之后，对他持论之公允和办事之认真，我更获得了亲切的认识。

正是由于公允和认真两种长处，克文先生主持的《自由人》很快便取得了舆论界的牛耳地位，让我举两个例子来加以说明。1955年8月《自由人》464期刊出了两篇文字，攻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把持学术资料”，不许外人借阅。胡适在美国读了这一期，认为这种指责有损史语所的名誉，因此立即写了一封信给中研院院长朱家骅，要他赶快设法补救（见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第2488页）。第二个例子也出于胡适。1956年1月《自由人》第511期和512期载有徐道邻《记丁在君》一文，胡适读后认为其中有几处严重的记忆错误，因此在2月1日写了一封给《自由人》“编辑先生”的信，一一作了更正（见同上，第2513—2514页）。不用说，这位“编辑先生”当然非克文先生莫属了。我想这两个例子充分证实了《自由人》在当时港、台和海外文化界的巨大影响力。

我又无意间在吴宓的日记里发现了克文先生办事认真的一则纪事。1946年8月下旬，吴宓在重庆寻找飞机座位去武汉大学任教，几处有关机构都不能给他任何确定的答覆。最后有人极力主张，他应该“往谒行政院参事陈克文”。于是8月24日（星期六）下午，他在行政院办事处见到了克文先生。日记中写道：

陈﹝克文﹞立命莫（按：科长莫子纯）办乘机申请表，核准宓乘中国航空公司班机，于八月三十日（星期五）飞汉﹝口﹞云云。陈出示二公函，知此事已交代与交［通］部项参事。陈对宓乃以友谊特助云云。宓谢出。（见《吴宓日记》第10册，三联书店，1999，第115页）

克文先生和吴宓素不相识，竟在星期六下午一二小时之内为他办好班机座位，效率之高已到了不可想象的程度。

为了这件事，我特别查证了克文先生同一天的日记，可惜没有留下记录，但在两天前，即8月22日，我读到下面一段敘事：

下午四时出席中央党政军各机关代表五十余人联名柬请，在胜利大厦举行的慰劳茶话会。他们于会席上说了不少对我个人奖饰慰劳的话，并且很郑重的送给我一本各代表亲自签名的纪念册，册里开首一页题著“平允周至，任劳任怨”两句话，跟着一片单简的叙文，述说我从去年九月到现在办理复员运输的工作经过。他们把复员运输送走了卅万人的成绩算作我的功劳，实在使我惭愧万分。

由此可知克文先生自1945年8月中旬起，便全力承担着复员中央各机构的繁重工作，一年之内竟安排了三十万人从重庆回南京的旅程。明白了这一背景，他在片刻之间为吴宓解决了机位的问题便不足惊诧了。前面我已经指出他具有“持论公允”和“办事认真”两大特长，现在看到“平允周至，任劳任怨”八个大字，我觉得这确是对于这位高级事务官的一个最准确的评价。

基于对克文先生人格的认识，我读他的日记，自然而然地生出一种信任感；无论是记事或是评论，我反复参究，都觉得是可信的。可信度是和日记的史料价值成正比的。有些日记虽然是重要原料，但由于其中存在着讳饰、曲解、偏见、谎言等等缺点，我们引用时不免要小心翼翼，甚至必须先作一番考辨的功夫。近十余年来，我读了大量的日记，从清代一直到20世纪，不是为了专业研究，而是为了从种种私生活的视角去认识历史的变动；这一角度不但与所谓“正史”不同，而且也和专史或地方史大有分歧。在这一长期阅读过程中，我发现日记大致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基本上可以信任的，另一类是未可尽信的；前者可以《吴宓日记》（正、续两部共二十册）、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十册）为代表，后者则以《郑孝胥日记》（五册）、《周佛海日记》（两册）最有典型性。克文先生的日记便属于前一类，而且是其中的上乘作品。

最后，我要对《陈克文日记》的史料性质略作说明。《日记》始于1937，即抗日战争开始的一年；终于1950，即国民党完全撤离大陆的一年。因此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这部日记是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从“衰”到“亡”的一个相当可观的提纲。一般的看法以为国民党的衰落始于抗战后期，事实上，自1937年11月中旬以后，由于“八一三”上海战争的最后失败，不少中上层的官员对于国民党领导抗战的能力已经发生动摇。《陈克文日记》1937年12月23日条记载：

战败后，许多人的自信心似乎渐次消失。张伯勉到四明银行接洽公务，便说政府改组，最好请毛泽东做行政院长，朱德做军政部长，他们的办法要多些。彦远、介松在旁边，也附和此说。这分明是自信心已经动摇了。战败不足怕，自信心动摇了，才是真正可怕。

张伯勉名锐，当时是行政院参事，他对毛、朱及其党未必有任何认识，竟发出这样的议论，并且得到他同事的附和，可见国民党在精神上已经开始溃散了。《日记》同年同月17日又记下了罗君强如下的议论：

日本人在北平成立新组织，多般利害，影响必定不少。如今我们可以随意选择我们的去处，那一处待遇好，我们便到那一处。横竖都是中国人的统治，又何必分彼此呢。

克文先生接着说：

这段话似乎是说笑，又似乎不是说笑。介松、彦远听了都很生气。我最担虑的倒不是君强个人最【是】否有此思想，所怕的真有许多人会如此动摇起来。

这又是自信心动摇的另一表现。罗君强说的不是笑话，而是真实的想法，所以第二年便追随周佛海到日本占领下的上海去了。如果我们一读周佛海在同一时间的日记，则更可见国民党内部已因抗战失利而深陷在悲观的气氛中。（参看《周佛海日记》上册，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1937年11月13日及12月3日两条）许多中坚的干部失去信心显然标志着国民党衰落的开始。

国民党在大陆灭亡的过程，集中在1947—1949那三年之中，这也在《日记》中有清楚的迹象可寻。我为什么把这一过程的展开放在1947年呢？这是因为《日记》在这一年的元月和2月各记了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元月25日条：

下午到李正偏寓，贡华、介松、宜山、予遂诸兄均在座。谈到最近数日国军在鲁败绩，他们都一致认为国民党再无法和共产党打了。

这些人大概都是克文先生的行政院同事，他们对于山东战事失利的心理反应和上引1937年12月“八一三”失败的情形先后如出一辙。军事逆转是政权崩溃前的一个确实的信号，毛泽东《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便是在1947年写的。同年2月15日，《日记》保存了王宠惠关于时局的一些意见：

他说：“以前听到许多外国朋友批评政府贪污无能，以为是过火的话，现在耳闻目击，确是上上下下，大大小小无不腐败，无不贪污。”又说：“在重庆时即预料战后国民党必不免与共产党龃龉斗争，却不料有今日这样厉害，更不料战后的经济灾难会有今日这样，比战争期间更为严重十倍百倍的情形。”对于经济灾难，他再三慨叹说：“现在真是活不下去了。”

政治腐败和经济灾难一时并发，以致连王宠惠这样的中央大员都发出“真是活不下去了”的慨叹，则政权之摇摇欲坠，可以想见。把这两条日记放在一起作观察，1947年国民党南京政权衰亡史上的特殊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从1947到1949年，国民党内部分崩离析而终至全面溃亡，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陈克文日记》对这一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都留下了或详或略的记述和观察，但可惜我已不能在此作进一步的讨论了。

我在前面指出，这部《日记》可以看作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衰亡史的一个客观的提纲。现在让我再对“客观”两字的涵义稍加澄清，以结束此序。正如方正兄在上引《前言》中所指出的，克文先生在党内属于汪精卫的系统。在《日记》（1937—1938）中我们也看到，他很得汪的信任；例如汪和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交换关于与日本谋和问题的意见，克文先生即是少数在场证人之一（见1937年10月31日条），又如汪与蒋两人私下讨论时局的纲要，他也得到单独阅读的机会，《日记》云：“临别，（汪）先生诫云，余与蒋先生所讨论者，慎勿告人。”（见同年12月19日条）这一亲密关系一直维持到汪在1938年底发表“艳电”为止。而且克文先生公私分明，胜利以后仍对陈璧君和汪氏子女表现出真挚的关怀。（见《日记》1947年元月7日、19日和3月9日条）

另一方面，由于《日记》作者是广西人，李宗仁的桂系也一直在拉拢他，而李竞选副总统时，他也曾为之“奔走选票”（1948年4月25日条）。1949年李任代总统期间，他对李的民主风度很是欣赏。3月16日的《日记》说：

谈话会的进行异常和谐，发言异常坦率，大家吸烟吃茶，也异常随便无拘无束。代总统倾耳静听，说话极为客气。做结论的时候，亦极合民主的原则，绝无专断命令的神气。使人想起从前当着蒋总统面前那种严肃拘束的空气，说话顾忌保留的场合，真是两种极不兼容的作风。

正因为如此，克文先生和国民党中的自由分子曾一度希望另组政团，拥戴李为领袖，以造成一个民主自由的反共新势力。（见《日记》1949年5月24日和11月9日两条）

像这样一位与汪系和桂系都有关联的人，我们通常大概会假定他在私人日记中对蒋介石及其嫡系一定抱很深的成见，笔下也必多斥责之辞。但这样的假定用在《陈克文日记》的个案上却恰恰适得其反，克文先生非常不满蒋介石的专断和集权，这是毫无问题的。然而对于蒋作为国民党的最高领袖，他始终不改其尊重的态度，并且时时表现出一种同情的理解。抗战爆发后，他虽体谅汪精卫的谋和苦心，但民族的尊严感却使他成为蒋介石坚持抵抗的积极拥护者。1937年10月9日他听了蒋的国庆广播词后，记道：

词意声音，均不失为全民族艰难苦斗中最高领袖之表现，室中人均肃静倾听。最后蒋委员长高呼中华民国万岁者三，室中人亦不禁随声高呼，并继之以“蒋委员长万岁”也。（参看《日记》同年12月19日条）

1947年以后蒋的政权已进入最后崩溃的阶段，克文先生在日记中对他仍然时时流露出一种维护的情意，决没有半分讥笑或呵斥的意味。1947年3月蒋在三中全会总理纪念周上作了一次“极沉痛的演说”，有人认为蒋是“独裁或随意骂人”，但克文先生则说“其实如没有他这样的领导，国民党真不免要分裂或没落的”。（见《日记》1947年3月24日条）甚至在下野前几天，蒋还在新年团拜时说大话，强调“只要我们恢复自信心，一定可以转败为胜”。听者自然不免暗笑，克文先生当然也不会相信这种夸张之言。但是他的观察角度与一般人不同，他说：“不过在我看来，他是确有信心的。看他今天的精神十分健旺，绝无悲观颓丧的样子，不失为一个造时势的英雄。”（《日记》1949年1月1日条）克文先生把问题从客观的形势转移到蒋个人的主观形态，他的观察还是经得起考验的。总结一句，作为国民党政权在大陆上的一部衰亡史提纲，《陈克文日记》的历史客观性具有最可靠的保证。保证何在？在于作者彻底跳出了党派意识的牢笼。二〇一二年一月八日于普林斯顿

编者序

先父克文先生（1898—1986）辞世已经足足四分之一世纪。他留下了十二册日记，载1937—1952十五年间事，主要是八年抗战和国共战争期间他在国民政府的见闻，特别是国府两度撤离南京的始末。这些六十年前旧事已成沧桑，所牵涉人物绝大部分也都物故，相信现在是将日记公之于世的适当时候了。父亲在1923年加入国民党，经历北伐、农民运动、宁汉分裂等重大事件，1935年加入国民政府，历任行政院参事、立法委员，和短暂的立法院秘书长。他地位不高，但交谊甚广，又长期负责实际政务，得以从内部和中层观察政府运作以及政坛人物的言行，更与不少学界、文化界人物相熟，因此日记中对那十余年间惊心动魄事件的记载和评论，是很有历史价值和兴味的。

然而，父亲虽然以谦和、忠厚、谨慎自持，亦以此知名，却绝非庸碌无为、缺乏主见之辈。他有政治抱负，胸中更有是非智愚贤不肖的尺度，因此在日记这样的私人空间抒发感慨，月旦人物（包括至亲好友），是十分坦白、直率甚至尖锐的。如今当事人虽然已经辞世，但他们后代子孙见到某些片段，也还可能受伤害。因此我对发表日记曾经颇感踌躇，权衡再三之后，方才决定出版。这主要是意识到保持历史真实及其丰富、多元面貌之重要，以及相信六十年前想法如今已成明日黄花，再没有现实意义，而只是历史的一部分了。无论如何，日记中的评论并非经过深思熟虑，而只是当时私底下自然流露的反应、感想，因此偏颇、过激、不成熟、前后不一之处在所难免，不应该视为定评。这点相信克文先生在生，也是会颔首的，读者鉴之。

克文先生于一八九八年出生于广西岑溪县一个颇有新思想的自耕农家庭，原名尧蕙，排行第五，字用五。岑溪虽是穷乡僻壤，但地处西江上游，航运可通广州，风气不算闭塞。他中学毕业后不久，受了国民党宣传的影响，在五四运动那年只身远闯广州，考入免费的广东高等师范，自此脱离农村，成为现代知识分子，这是他生命中第一个转折点。二十年代广州是革命中心，孙中山先生经常到“高师”演讲，父亲深受感染，毕业后与同学成立“知用学社”，开办“知用中学”，但此前已经加入国民党，遂投身革命事业，这是他生命中第二个转折点。在1923—1927年间，他先后在粤省党部、中央党部和农民部任职，1927年初在武汉以国民党代表身份，与毛泽东、周以栗组成三人常务委员会，共同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又在邓演达、谭平山、毛泽东、鲍罗廷等人组成的土地改革委员会中担任记录；其后见证了当年夏天的“分共”，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第一个高潮，但转瞬就过去了。由于受到1927年底广州事变的牵累，他在1928年远赴欧洲游历，随后到香港定居，任《南华日报》总编辑，又曾在1932年赴南京担任侨务委员会教育处处长，数月后返港。这些经历颇为曲折，可惜有关日记在1937年撤离南京时散失，只能够从晚年的回忆文章得知一二了。

1935年父亲进入行政院担任参事，其后在这岗位上工作了整整13年，历经七七事变、迁都、重庆大轰炸、艰苦抗战、还都南京等变迁。1948年初他当选立法委员，积极参加政治活动；该年年底国民政府已是风雨飘摇，他临危受命，出任立法院秘书长，迎来政治生涯第二个短暂高潮。翌年4月国府再度撤离南京，迁往广州，他在10月初辞去秘书长职务，结束四分之一世纪政治生涯，到香港定居，其时刚好年逾知命，这是他生命中第三个转折点。香港是旧游之地，有不少亲朋戚友，故旧相知。其初他有意利用这些关系做小本生意，融入社会，可是头脑和气质都不相宜，不到几年就亏输蚀本，只好重拾本行，回到中学担任教职。自此春风化雨，淡泊明志，度过平静自得的二十六年教学生涯，但行有余力，仍亟亟以国事为念，除编辑《自由人》半周刊之外，还撰写不少政论和回忆文章，迄1986年以八十八高龄辞世。以上是他生平轮廓，具体细节见本书年表。

我在抗战之初出生于重庆，当时物资匮乏，日机肆虐，大事轰炸，父母抚育提携的艰困可想而知。但记忆中父亲在周末从重庆市内回到龙井湾家中，却总显得那么轻松、诙谐、自得。他腹中有无穷的《三国》、《水浒》和公冶长故事为我讲述，手上会造出奇妙的弹弓、水枪、泥人种种玩意令我入迷，在山林间散步时又会撮唇模仿各种鸟类叫声，如此种种，都为我的荒山童年打破枯燥沉闷，带来惊喜、欢乐与阳光。抗战胜利后我们一家人回到南京，其后短暂两年间印象最深刻的有三件事情：首先，是在父亲带领下游览中山陵、灵谷寺，到玄武湖划船，荡到荷花深处采摘莲蓬剥吃；其次，是他买回来的大量儿童读物，和姊姊的娓娓讲述，其中有百听不厌的《苦儿流浪记》、《格列佛游记》、《爱的教育》，也有始终不得要领的《艾丽斯漫游奇境》、《表》和马克吐温《顽童流浪记》；最后，则是消息一天坏似一天，街上纷乱紧张起来，双眉紧蹙的父亲日益繁忙，以至姐夫带我坐船离开南京奔赴桂林，那是一九四八年底的事情。

将近一年之后，我们一家人分批到了香港，跟着在港岛南端的赤柱找到住所安顿下来。那是一排为渔民建造的小屋其中一间，狭隘简陋，但面临大海，环境清幽，有朝晖夕照之胜，当时不啻世外桃源了。不几年，父亲重拾教鞭，日子清苦而规律，但公余仍然写文章，办刊物，议论时政，朋侪往还，不减书生意气豪情。我虽然在学校寄宿，周末跟随他远足、游泳、拜访朋友、出席婚丧宴聚，春秋丽日参加知用学社郊游，寒暑假期在他督促下学习古文和英语，也还尽多亲炙机会。父亲生性淳厚，按中国传统士人的习惯，孩子长大后，就不苟言笑，沉默相对，心中的欢愉或者不快，都不轻易流露。他对我教诲不多，然而影响非常巨大，可以说是贯穿、笼罩我的一生。我对于国家民族怀有感情，以及立身处世自有宗旨，不因环境时势而改变，都应当是由于他的潜移默化，特别是他那朴拙倔强气质熏陶所致吧。

日后我有幸到美国留学，但毕业后和大部分同学不同，未尝逗留一日就返回香港担任教职。这从发展事业的角度看来固然不很明智，就个人志向而言，则理所当然，此后近二十年间能够与父母共聚天伦，承欢膝下，诚可谓人生莫大幸福。在此期间，中国大陆发生了令人振奋的翻天覆地变化，因此从1973年开始，我就多次回大陆访问、讲学，参加会议以及其他活动。父亲对此不置可否，但很显然，北望神州，他对往事仍然耿耿于怀，无法释然，因此始终不为我的婉转劝说所动，不愿重临故土。事实上，自1949年来港之后，除了1952年短暂的印尼之旅以外，他就宁静度日，颐养天年，再也没有离开这海隅小岛一步了。父亲一生并无赫赫功勋和名声，但高风亮节，去就分明，无愧为时代洪流中有为有守之士。在他身上，我们可以见到中国历史上万千读书人的操守与抱负，感觉到中国文化传统（包括五四传统）力量的伟大。这套日记记录了他生命中燃烧得最旺盛的一段，展示了他一生坚持不渝的精神和信念，它的出版无疑是我所能够献给父亲的最佳纪念了。

本书得以出版，首先要衷心感谢本所下列诸位同事：所务室的严桂香、邱玉明和李洁儿女士，特别是李女士以极大耐心和一丝不苟精神将日记全文录入计算机，又花费大量功夫帮助编纂人名索引；以及郑会欣博士，他通读本书全稿，指出许多错漏，又惠然代为撰写多条人物注释。南京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台北和新店“国家历史档案馆”[1]、台北国民党党史馆等机构为我查阅克文先生的资料提供方便，台北党史馆惠允本书影印刊出两通毛泽东致陈克文的珍贵函件，俱在此表示深切谢意。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慷慨同意出版本书，是这套日记得以公之于世的主要原因，我谨在此对近史所、黄克武所长和张力副所长致以最诚挚谢忱。张力教授对本书的编纂、出版以及某些图版版权的洽商等细节费神甚多，余英时兄对本书的出版自始即不断鼓励，又不惮繁忙惠赐序言，俱盛情可感，在此拜谢。最后，我对本书的出版一度颇为犹豫，内人林雅尚和外甥梁其姿的支持最终令我能够下决心进行，是此书得以面世另一个重要原因，也应当在此说明并志谢。2011年冬日于用庐

[1] 引号为中文简体字版编辑所加。此类情况下同。

简体字版弁言

先父克文先生的日记在前年由台北中研院出版，当时并未在市面发行，只由我个人寄奉相熟亲友、学者和相关机构，以及由院方赠送少数个人，但迅即引起回响，学界乃至一般读者反应之热烈，委实出乎意料之外。因此，短短两年后此书能够在中国大陆发行简体字版，这不但令我感到十分高兴，相信也是国内广大读者所盼望的。

在此书编纂之初，我已经兴起在大陆发行的念头，但一时未有适当途径，孰料负责中研院版的张力教授成竹在胸，本书甫面世即寄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徐思彦女士，她跟着来信建议合作出简体字版，其后我们很快就达成共识并签订出版协议。当时我天真地以为，此书既经仔细编校，只要将文本转变为简体字，那么略加修订即可出版。始料未及的是，在此版本的校样中竟然出现了大量前所未曾觉察的错漏和问题，更绝对想不到的是，在乡间族人协助下，我又再发现大量桀误和遗漏，特别是在人名索引部分。古人所谓校书如扫落叶，越扫越有之说，经过这番亲身体验，乃知千真万确。

先父1949年来港，此后卜居南天海隅，未尝再涉足大陆，但故国家园，何尝一日忘怀。时至如今，他昔日无量辛劳、作为、思虑、心愿虽然都已成过去，却仍然不致随时代洪流幻灭，而将借此书得以重新展示于国人心中，成为历史长河中哪怕是极细微的一部分。思念及此，我相信对于此版本面世，他在天有灵，也必然会感欣慰吧！

此书蒙张力兄穿针引线，思彦女史热心玉成，复不辞繁剧，亲任校雠，俱至深感激，在此敬致谢忱；岑溪乡间昌元侄与甘立行君热心协助校订工作，亦一并致意；但尚未校出的错漏恐怕所在多有，当仍然由我个人负责。陈方正谨识2014年盛暑于用庐

编辑与校订说明

陈克文先生年表

年表乃根据下列资料编纂，为简明起见，不一一注明出处：克文先生家传《陈氏族谱》（1921）、岑溪陈氏族谱编撰委员会编《陈氏族谱》（2005）；本书包括日记正文及附录之记载；克文先生及卢夫人生前口述，以及所遗留信札、文件；以下档案馆资料：南京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台北“国家历史档案馆”、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以下书籍报刊：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所藏1930年代《南华日报》微缩胶卷、香港大学图书馆所藏1950年代《自由人》合订本、《香港知用学社成立二十周年纪念特刊》（香港，1967）、《知用学社五十周年纪念集》（香港，1972）、李朴生著《我可敬佩的华侨朋友》（台北正中书局，1958）、费约翰著，李恭忠等翻译《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三联书店，2004）。

1898 9月2日（旧历七月十七日）出生于广西岑溪县大湴乡古万村，后迁桂珍村。远祖念波公，原籍广东肇庆，嗣迁广西岑溪县永业乡；曾祖秀峰公，居古万村，受委崇正团团总，辖永业乡；祖父卓屏公，率家族自古万迁居桂珍村，受新思潮影响，以废科举、兴学校自任。父陈缙公，母李氏。先生原名尧蕙，排行第四，早岁失怙，由李氏抚养成人。长兄尧兰，创办大新学校；二兄尧荃，曾留学日本；1929年9月匪徒围困大新学校，两兄弟力抗，俱以身殉。三兄尧芝，在广州病故。先生有早夭孖兄，或以是故，人称五叔、五公，自号用五，以为笔名。

1906 就读大新学校。受新思想影响，曾与同学相约，捣毁庙宇菩萨。

1913 高小毕业，就读县城岑溪中学。

1914 娶罗敏村卢氏，后为改名国振，呼为振姊。

1917 在岑溪中学毕业，为首届毕业生，随返大新学校任教。此学校现改为公立岑溪县大湴中心校。

1919 自报刊得讯，赴广州投考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蒙录取，九月入学。

1922 5月8日静女在乡间出生，适逢粤军入桂，母女仓皇冒雨躲避山中。

11月1日与苏熊瑞、潘学增、李加雪、谢康、龙詹兴（大均）、余鸣銮、褟参化等共十二位高师同学发起，创立广州知用学社。

1923 在高师毕业。经同乡甘乃光介绍加入国民党，在当年刘杨之役与东江讨逆之役撰写战地新闻。又与知用学社社友合作，以暑期补习学校形式筹办知用中学，随后两年在该校任教。

1924 任粤军总政治部宣传干事、广东省党部宣传干事、《国民新闻》日报编辑（甘为社长）。又与余鸣銮同谒邹鲁、廖仲恺，获资助在广州纸行街正式开办知用中学。是年曾执教香港孔圣会中学。

1925 甘乃光任中央党部农民部部长，先生任主任秘书，曾以此身份被派往武汉，慰劳退往该处的广东农民军。接乡间妻女到广州居住。与同学陈家骥共同编译《世界著名探险家》上册，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6 7-11月北伐军攻克两湖、江西，10-11月先生随国民党中央党部自广州出发，经韶关、大庾岭、赣江辗转抵达南昌，听蒋介石与陈果夫、立夫兄弟讲话；再经九江，于11-12月间抵达武汉，受到盛大欢迎。

1927 春间沪汉水道畅通，家人朋友来武汉相会；汪精卫自欧洲返国，于4月10日抵达武汉。

3-6月 与毛泽东、周以栗一同出任农民运动讲习所常委；参加鲍罗廷、邓演达、谭平山（先生在高师的老师）、毛泽东等组成的“土地委员会”会议，负责记录，该会拟定了《关于改革土地制度办法草案》。

4-8月 以农民部秘书及代理部长身份主持十数次中央农民部部务会议；7月中旬至8月20日武汉国民政府“分共”期间邓演达辞职，因代理部长职务。在此期间或其后，曾跟随汪精卫到上海、庐山等地观察情势，嗣返广州。

11月 月底甘乃光出任广州市长，先生应邀出任市府秘书长。

12月 11-14日共产党在广州武装暴动失败。市政府改组，先生与甘同时去职，汪派国民党人陈公博、顾孟馀、何香凝、陈树人、甘乃光等受蒋派党人猛烈攻击。

1928 是年曾任上海国立劳动大学以及香港岭南小学教师。夏秋间游历欧洲，在英、法小住，年底回香港定居。（汪于年初经香港赴法，甘亦赴英国，嗣被指卷款潜逃并遭起诉，因此甘和先生在此时期俱避居国外，以迄一二八事变后蒋汪关系转变。）

1929 汪精卫等在香港成立“改组派”，先生为其中一分子。

1930 汪派在香港创办《南华日报》，林柏生任社长，先生任总编辑。翻译《欧洲政治思想小史》一书，由香港远东书局出版，神州国光社于1934年再版。

1932 4月7-12日在洛阳参加“国难会议”，4月21日出任南京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及侨民教育处处长（陈树人为委员长）；8月底向侨委会请假，返香港继续办报，嗣荐李朴生入侨委会自代。（汪精卫于1月底宣布就任行政院院长，8月初提请辞职，迭经挽留不果，10月底赴法养病。）

1933 小儿啤啤出生。（汪精卫于3月中旬回国，月底复行政院长职。）

1934 5-6月作为《南华日报》代表，联同《华侨日报》、《华字日报》、《循环日报》、《工商日报》等香港报章代表组织访问团北上，访问南昌、赣南、武汉、平津、山海关等地。回港后于9-11月在《南华日报》以笔名连载发表《北游日记》。是年前后接母亲自乡间到香港同住。

1935 2月 与《工商日报》胡秩五坐欧亚航空公司飞机北上考察。

5月 出任行政院参事，职务为“总务、文书事项及捐款案件”。举家迁居南京，住杨将军巷十六号。（11月1日 汪精卫遇刺，嗣赴法疗养。）

1936 5月19日购入苜蓿园新村第25号宅基地，价约法币四千圆。11月向新华信托储蓄银行贷款六千五百圆，委托兴业建筑师事务所兴建住宅。12月12日三岁小孩啤啤得病，其后不久去世。

1937 1月 （现存日记开始）3日下葬啤啤于三牌楼广东山庄，并迁居至公园路体育里鼎园一号。14日到上海迎接汪精卫归国。

2月 由梁栋、张国幹介绍，加入中山学社。

3月 19日接手行政院第三组（外交侨务）事务。27日迁入苜蓿园新宅。

4月 王宠惠代行政院长，魏道明代秘书长。

6月 翻译并校毕Günther Stein所著Made in Japan一书，历时仅四月。

7月 卢沟桥事变。行政院派郑道儒、徐象枢、孙希文、邓介松与先生五人小组负责应急。月底平津失守。

8月 日机空袭南京。先生接手负责总务组。同事黄秋岳父子通敌有据被处死。

9月 上海市中心失陷，空袭加剧。

11月11日大上海沦陷。17日送眷属离开南京。26日深夜登轮撤离南京，29日抵汉口。12月13日南京沦陷；是日家人抵达梧州。

1938 1月 孔祥熙出任行政院副院长，为实际负责者。韩复榘违令撤退，被判死刑。

2月 在甘乃光寓参加读书会，自此逢星期二或五晚举行。

3月 6日谭平山过访，缕述当年脱离共产党及组织第三党经过。

5-7月合肥、徐州、马当、九江先后失守。

8月 1日自汉口登轮赴渝，5日抵宜昌等候舱位，11日再启程，14日抵渝，暂宿都城饭店。

9月 9日眷属抵渝，暂寓饭店。

10月 重庆初遭空袭。广州、武汉失守。读毕耶稣传记，深受感动。

11月 6日送静女入读南渝（即南开）中学。14日岳阳失守，长沙大火。18日举家迁入枣子岚垭八十三号，与陈之迈夫妇同住。汪精卫赠以近照。

12月 8日蒋介石到重庆，12日发表纪念周讲话，勉励加强抗战决心。18日汪精卫与夫人陈璧君、心腹曾仲鸣等秘密飞离重庆，经昆明抵越南河内，30日发表“艳电”，以日本首相近卫的声明为依据，主张对日媾和，各方哗然。先生感极端郁闷痛苦，无以解释。

1939 1月1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开除汪精卫党籍及一切职务。6日先生通过香港林柏生致长函汪精卫，对“艳电”提出七点质疑。15日重庆初遭轰炸。

3月 21日凌晨曾仲鸣在河内遇刺丧生。23日先生致函汪精卫慰问曾仲鸣事。

4月 20日对蒋廷黻处长与魏伯聪秘书长解释曾致函汪精卫，但并无通消息。

5月 自月初开始，重庆遭受猛烈轰炸，此后持续至1940年底。6日汪精卫抵达上海，31日飞东京，与日人正式展开合作谈判。20日先生与同事到歌乐山附近的中梁山甘燕岩视察，勘定行政院乡间办公建筑地点。

6月 8日国民政府下令通缉汪精卫。是月史太因著、陈克文译《日本的工业和对外贸易》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7月 9日汪精卫发表广播演说，为和平主张以及与日本合作辩护。先生见报后斥为无耻汉奸，此后对其言论屡表强烈反感。开始读《新约圣经》，视其中若干教训为抗战精神信条，抄录于日记卷首，此后经常细读。

9月 欧洲大战爆发。

12月 15日方正儿在歌乐山大木鱼李士伟医务所诞生。

1940 3-12月到浮图关中央训练团担任指导员并参加其会议与小组会议，前后二十余次之多。

6月 12日寓所在大轰炸中被毁，翌日家人迁郊区龙井湾办公房舍附近的茅舍居住，先生迁行政院办公室暂住，自此经常往来龙井湾与城内。

7-9月 行政院大部分人员迁到龙井湾甘燕岩新建的办公室工作。

1941 （是年日记失记）秋季静女赴昆明就读西南联合大学法学院经济系。12月珍珠港事变，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

1942 （是年日记失记）12月张厉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

1943 1月 12日中美、中英同时发布所签订的新平等条约。物价不断上涨。先生受命负责公务员生活改善委员会。

3月 从城内迁龙井湾办公。读蒋介石《中国之命运》，6月为杂志撰写读后感，被查扣不准发表。

7月 静女从昆明回家度暑假，8月入院割治扁桃腺。

9月 意大利无条件投降。蒋介石被举为国民政府主席，替代逝世的林森。

10月 为蒋介石召见。嗣出任第五组（管农林、经济、粮食、公务员生活）主任。

12月 1日在甘乃光寓恢复读书会。8-29日到南温泉中央政治学校医务所割治痔疮，手术发生意外，几至性命不保，其后调养两个月之久方才复原。

1944 3月 重回城内办公。

6月 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

7月 参加重庆市党部代表大会，竞选执行委员失败。

9月 到中央党部礼堂参加中山学社第四届年会。

9-11月梧州、容县、岑溪、桂林、柳州相继沦陷，难民涌入贵州。

12月 日军深入贵州至独山，不久撤退。宋子文继孔祥熙为行政院代理院长。

1945 2月 20日参加共济社会员大会，此后至五月初，先后参加该社大小聚会共八次，似均与六全大会之竞选有关。

3月 膺选国民党六全大会渝市初选代表；嗣放弃竞选六全大会代表，全力辅助端木恺竞选，因缺乏派系支持，归于失败。

4-5月 意大利与德国崩溃，墨索里尼与希特勒毙命，欧战结束。

5月 参加国民党六全大会，竞选中央委员，因未被列入提名名单故失败。29日蒙蒋介石召见。

5-8月 宋子文、翁文灏、蒋梦麟分别出任行政院正、副院长及秘书长；先生兼任议事组主任，列席院会负责记录，嗣改专任，卸第五组主任职。

7月 23日蒙蒋介石召见。静女在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归来。

8月 广岛与长崎受原子弹轰炸，日本无条件投降，举国狂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公布。

9月 受命负责统筹还都交通工具之调度。

11月 29日奉命飞南京查察行政院还都事宜，12月2日返渝，4日主持院内会议，讨论各部会还都事宜。

1946 5月 9-23日请假返岑溪省亲。

6月 18-21日生病入住中央医院，嗣卧病调养三星期。

8月 22日办理还都事宜完毕，中央党政军各机关代表举行慰劳茶话会致谢。

9月 20日被委派兼任绥靖区政务委员会副秘书长。

10月 5日与家人自重庆飞返南京。10日丁母忧，13日返岑溪奔丧，11月7日返京。

11月 15日至12月25日出席国民大会，参加制定中华民国宪法。

12月 22日假座毘庐寺为亡母诵经追荐，长官僚友亲临行礼者近四百人。

1947 1月 24日参加绥靖区政务会议，白崇禧解释对共产党作战失利的原因。

3月 5-8日赴苏州及上海探望陈璧君及其家人；16日到老虎桥监狱探望以汉奸罪受羁押的友人。18日访李宗仁，听其对蒋作不客气批评。

4月 训政结束，行政院改组，被委为行政院会计长；张群任院长，甘乃光任秘书长。

5月 参加党政军联席会报，讨论如何防止京中各大学教授酝酿反对政府。

参加多次内阁会议，讨论如何应付物价狂涨、工资不足以及学潮蔓延。

6月 27日赴白崇禧宴，席间宾客对政府作严厉批评。

7月 4-6日赴苏州及上海探望陈璧君及其家人。

1948 1月 4日请假回广西竞选立法委员；2月2日返京。嗣膺选立委。

3月 静女出嫁，婿梁蕴明。

4月 19日蒋介石当选总统；29日经数度投票后李宗仁当选副总统。

5月 8日出任立法委员，行宪后第一届立法委员集会；14日行政院同仁送别。17日孙科当选立法院院长，陈立夫当选副院长；24日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

6月 6日游燕子矶；20日游中山陵、灵谷寺。21日开封失守。30日甘乃光赴澳洲出任首任大使。

7月 23-24日立法院通过政府年度预算案，第一会期结束。31日迁出行政院办公室。

8月 20日政府宣布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21日游中山陵。

9月 7日立法院复会，第二会期开始，被推为临时主席。24日济南失守。

10月 6日开始到建国法商学院教授“英国政府”课程。15日锦州失守。

11月 9-10日物价疯涨，全城发生抢米风潮。13日陈布雷自杀。26日立法院通过孙科代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28日送方正儿及蕴明婿赴桂林避难。30日政府开始迁徙重庆和广州。

12月 5日家眷到桂林。24日童冠贤、刘健群分别当选立法院正副院长。28日受推举出任立法院秘书长，辞立法委员。31日立法院第二会期结束。

1949 1月 12日送振姊飞桂林。13-14日赴上海公干。21日蒋介石离京宣布下野，李宗仁就任临时大总统。26日老虎桥首都监狱释放囚犯。

2月 1-20日间赴上海公干两次，赴桂林、广州公干各一次。28日立法院第三会期复会，举行第一次会议。

3月 2-5日乘军用飞机赴台湾公干。12日立法院通过何应钦组阁。

4月 国共和谈，国府代表自南京飞北平。18日共产党广播，限三日签订协议。19日国府拒绝共产党所提和平条款，21日最高会议决定政府与立监两院三日内离京迁广州。22日共产党军队在江阴渡江，两院院长飞上海。23-27日政府军溃散，先生仓皇从南京飞上海，再转飞广州。

5月 5-6日赴澳门请童冠贤回穗开会；6日立法院在广州复会。

6月 3日阎锡山组阁成功，立法院宣告休会。13-19日飞香港探望朋友；23-30日赴澳门会友，与童冠贤、黄宇人、尹述贤等讨论组织政团问题。

7月 11-12日赴香港请顾孟馀赴穗商谈组织政团问题，不果。24-27日赴香港办理×××（筹备中新政治团体）经费与租赁办公处所等事。

8月 6-7日顾孟馀到穗，六人讨论成立政治团体事，无结果。8-12日赴香港筹办学校，在石澳为眷属（经于8日抵港）租赁寓所，11日诞外孙女梁其姝。16-17日立法院职员大部分疏散到重庆。

9月 4-8日赴澳门和香港，与童、黄、甘、李谈×××事。18-19日赴香港办理私务。20日发立法院复会公告；30日立法院举行第一届第四会期第一次会议。

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在北京宣告成立。6日“国府”最高会议，决议从速秘密迁川。9日先生辞去“立法院”秘书长职务，12日从广州飞香港。15日广州易手。28-31日与周应湘、黄恩礼等朋友商议经营各种小本生意，嗣入股余敬之介绍的倒坭公司。

11月 20日李宗仁到香港，嗣飞美国。23日陪同“国府”代表郑彦棻见顾孟馀，劝说后者赴台不果。

12月 4日参加香港知用学社郊游聚会。25日全家从石澳迁居赤柱。

1950 倒坭公司实为冯某骗局，损失股本万余元，其他生意利润亦甚微薄。与周应湘、黄恩礼合作，在皇后大道中租赁办公室开设永兴建筑公司。又在赤柱开设雅园海鲜酒家，由静女与夫婿梁蕴明共同经营。

1951 雅园酒家亏蚀倒闭。

3月7日王云五、左舜生、胡秋原、程沧波、成舍我等发起人集资创办时论性质的半周刊《自由人》，篇幅一张四版，社址设香港铜锣湾高士打道66号，督印人（出版言论之法定负责人）为李光华，由《香港时报》代为印刷，以营销台湾为主，主要撰稿人包括雷啸吟、左舜生、李秋生等。

1952 2月静女任教岭南小学，多年后升任中学文史教员；梁蕴明赴台，任《华侨日报》特派员。

3月27日先生奉“国民政府外交部”密命飞印尼，试探建立非正式外交关系之可能，并考察当地华侨状况，5月11日返港，其间有大量通讯，事后撰有报告。此行在台由“外交部”薛寿衡司长负责联络，在当地由旧识汤良礼接待。

8月开始，到圣保罗男女中学任兼职教员，负责国文及历史科目。此为香港最具声望学校之一，新任校长罗怡基女士对先生极为器重，宾主相得。先生在该校任教近三十年，迄八十高龄始完全退休。

6月21日成舍我刊登声明辞去《自由人》总编辑职务，在此前后该刊发起人相继赴台；9月先生接任总编辑，并负社长职务及筹措经费之责；自9月开始，先生发表于该刊第一版文章亦显著增加，包括是年“双十献词”。此后《自由人》言论以三方面为主：对中国大陆的报导和批评；对国际形势的述评；对台湾时政的批判，特别是其缺乏民主与言论自由，不能够容纳反对党。

1953 1月次外孙女梁其姿出生。

1953-1955年间，先生致力扩大《自由人》作者队伍，除原来政论作者以外，增加相熟学者朋友（如徐道邻、丁文渊）、高师旧友（如李加雪、谢康、李朴生、唐惜芬）、流亡香港及海外知识分子（如钱穆、唐君毅、陈伯庄、张丕介、黄华表、谢扶雅），乃至年长学生（如陈永昌、黄君实）等几类作者，刊物文风、观点因而更趋多样，其内容亦更为丰富，诸如中国文化讨论、香港文教论题、国际学术发展、文史随笔、轶闻旧事、新书评介皆所包罗，由是从单纯反共刊物蜕变为带有文化气息的政论杂志。

1954 3月3日瞿嘉猷接任《自由人》督印人，社址搬往邻近之香港高士威道20号四楼，原址改为发行及办事处。

5月三外孙女梁其汝出生。

9月方正儿入读先生任教之圣保罗中学高中一年级。

1955 2月26日瞿嘉猷因财务问题被撤销督印人职务，由先生接替。是年《自由人》因言论锋芒过露并转载《自由中国》文章，在台湾遭遇极大困难，除津贴撤销外，《中国时报》亦被勒令切断与《自由人》所有关系，甚至有禁止进口之议。在此情况下，王云五、程沧波、成舍我等在台发起人力主该刊在港停办，迁往台湾另起炉灶，但港方同人（主要为左舜生、刘伯闵及先生三人）拒绝此议，幸《香港时报》社长许孝炎代为赴台斡旋，嗣又获美国自由亚洲协会支持，遂得仍旧贯，惟言论方针则不免被迫有所改动。

1958 4月小外孙女梁其德出生。8月方正儿获奖学金赴美升读大学。

1959 3月5日《自由人》台湾同人正式来函，以经济困难不可能克服，同意尽早停刊；7日该刊出版满八周年之际，左舜生发表纪念文章，强调反共与争取自由为该刊宗旨，两者密不可分。3-5月间该刊发表数篇评论陈怀琪控告雷震案文章，又于1958年12月至本年9月间发表二十余篇评论蒋介石三任“总统”以及相关修宪问题文章，包括多篇社论性质的头版文章，俱严重干犯忌讳，6月10日与20日两期为台当局没收，不准发行。《自由人》于9月12日第889期正式宣布翌日停刊，所积欠印刷费近港币九千元，仅能偿付五千元作为了结。此后先生教学职务转为专任。

1962 方正儿大学毕业，暑假回港省亲。

1964 方正儿在美国娶媳林雅尚。哥伦比亚大学韦慕庭（C. Martin Wilbur）教授来港访问先生，以农民运动及讲习所旧事相询。

1965 11月底迁徙香港市内，与静女一家合居司徒拔道东山台。由于韦慕庭过访引起兴趣，于本年11月-1966年5月间撰写一系列七篇有关二三十年代旧事与人物的文章，发表于《中国民主论坛》，即本书附录一至六及八。

1966 9月方正儿获颁博士学位归来，任教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与先生比邻而居，媳林雅尚任教圣保罗男女中学，与先生同事。12月长孙其一出生。

1969 11月次孙行一出生。

1970 康奈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生奥兰尼克（Kenneth Olenik）来访，询问先生在武汉与邓演达共事的情况；两年后先生在《掌故》月刊发表有关邓演达的长篇文章，即本书附录七。

1974-1975 奥兰尼克两次来函询问有关全国农民协会以及1927年夏在武汉所发生事件细节，先生详细作覆，并将有关材料于1975年分别在《掌故》与《展望》杂志上发表，即本书附录九与十。

1977 1月29日卢夫人国振病逝香港养和医院，享寿八十。是年冬先生随方正儿迁居沙田香港中文大学宿舍。

1978 庆祝八十大寿，自圣保罗男女中学退休。

1983 在闹市行人电梯上仰面跌到，送医院检查后无碍返家，嗣发现患帕金森症。外孙女梁其德出嫁，婿潘展聪。

1985 6月外曾孙女潘晓欣出生。

1986 1月26日病逝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享寿八十八。第一辑狂风骤雨1937一九三七年一月三日 星期日

亡儿啤啤葬于三牌楼广东山庄，只女工阿珍及行政院彭耀往送，并为之立石。

寓所由杨将军巷十六号迁往公园路体育里鼎园一号。为亡儿故，不忍令母亲及振姊在旧寓触景生悲也。振姊由中央医院回新寓。一月八日 星期五

迁新寓后，布置尚未就绪，诸多不便。因为离院较远，非汽车来接，不得前往，一车数人同乘，至每日非九时半以后，不能到院。[1]

上午十时与柏生同往礼查饭店叙谈，旋同访王东臣【成】、并谈张学良被审判之经过甚详。西安事变，似非经过武力，终不能结束[2]也。下午一时朴生夫妇来寓。朴生新往海外考察华侨教育归来，旋罗秘书君强至，邀往某处看宅地，到院已近五时矣。一月十二日 星期二[3]

下午五时半偕振姊与滕若渠、李朴生同乘飞快车来沪候迎汪先生。车到常州，因候北上兵车停一小时，至十一时半始到沪，已逾原定时间一小时以上矣。寓新亚酒店。一月十三日 星期三[4]

昨夜因房里过热，睡眠不好。早起后与甘乃光、李朴生、王志远等十数人到广东酒楼乐陶陶喝早茶。十一时到褚民谊宅，接洽明日接船之通行证。证由海关发出，索者甚多。

下午五时与甘乃光、滕若渠等多人访廖夫人何香凝于辣飞坊八号。廖夫人仍坚持联俄联共之主张，惟病体似稍进步。七时至林柏生寓晚饭，十一时返新亚酒店。一月十四日 星期四

接船者各出奇策，以为一定可以见面，结果人人皆失望，连中央大员及淞沪警备司令，亦未获于船上相见；到码头迎接之群众及团体代表，则更无论矣。各方面之热心，竟化为冷水，不能不怪褚太极之办事胡涂。余等到公和祥码头迎候不得，急往褚宅，幸获见面，且为最先相见，亦不虚此行矣。淞沪警备司令杨虎，因迎候不获，到褚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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