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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17 16: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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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金铨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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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和他的作品(老北京胡同里走出的武侠电影宗师胡金铨,用一碗豆汁儿破解老舍之味。)

老舍和他的作品(老北京胡同里走出的武侠电影宗师胡金铨,用一碗豆汁儿破解老舍之味。)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老舍和他的作品作者:胡金铨排版:昷一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时间:2018-10-01ISBN:9787559623294本书由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自序不成问题的问题①

最近有很多人在谈老舍,有人说他的作品是“自然主义”,有人说是“写实主义”,有的说他是“时代的牺牲者”,有的说他是“咎由自取”……七嘴八舌得挺热闹,好像谁都有独到精辟的见解,透着内行。我不懂文学,对文学批评更是外行,但要谈老舍,我有“资格”插嘴。

要凭什么“资格”才配谈老舍呢?依我看,先要能喝“豆汁儿”②(与豆浆无关)。“豆汁儿”这种东西除了北京,全世界哪儿都没有,是地道的“京菜”。其实,很多所谓的“京菜”都是“山东菜”。外地人只要喝一口“豆汁儿”,我管保他马上吐出来。天津离北京才两百四十里,天津卫就没办法欣赏“豆汁儿”。

老舍的作品最接近北京的劳苦大众,“豆汁儿”是北京劳苦大众的食品(很多有钱的北京人不喝)。根据我的理论:能喝“豆汁儿”才能体会出老舍作品里的趣味。这只能意会,无法言传。有志于研究老舍诸公,不妨先练练喝“豆汁儿”。

还有一项“资格”也很重要:研究老舍,必须知道“仿膳”③的“小窝头”不是栗子面做的。

当年西太后是否吃过“小窝头”,不可考。可是北京北海五龙亭的“仿膳”有的卖,其成分和制法可参考《中国名菜谱》④。“小窝头”象征老舍的一生,没落贵族,苦读成名,文艺斗士,入庙堂,投湖自尽。

我不但具备这两种“资格”,还和老舍有“共同的语言”:这不是指我会说“北京话”,而是说我能体会出北京话里的神韵,了解它的幽默,明白它的“哏”。

好比说吧!你知道什么叫“碴车”?“大栅栏”怎么念?“赤包儿”什么样?“果丹皮”和“酸枣面儿”什么味儿?有人说这些是旁枝末节,无关宏旨。其实不然。假若你不懂这些词汇,就没办法看懂他作品中的含义,连书都看不明白,就做批评,那真叫“醉雷公,瞎劈(批)”!

还有一个次要的“条件”,要研究老舍,最好看过他大部分的作品,不管是精读,还是浏览,数量要多。这玩意儿很难“举一反三”。单看他的小说和剧本就大发议论,不妥当。

有人说:“老舍是我的朋友,连他和某女士谈恋爱的经过我都知道,我对他太了解了。”这种“我的朋友胡适之”的态度也靠不住。爱因斯坦太太并不懂“相对论”,对不对?

谈论老舍的文章,我也看了不少。总觉得有隔靴搔痒之感,很少有“正中要害”的。当然,有人的确下过很大的功夫,像捷克作家斯拉普斯基(Zbigniew Slupski)的《论老舍》⑤,资料相当丰富,可是太偏重于“做研究”,没有描绘出老舍作品中的精神。就像批评一张水墨画,只分析了它的纸质、用笔、用墨、师承、流派,而没有体会出它的神韵。

我从小就爱看老舍的作品,从小说到相声,大约有四百多篇。和朋友聊天的时候,也常以老舍作话题。有人就半讽刺半鼓励地说:“你既然对老舍那么有兴趣,何不写一篇文章?”我当时就嘴硬心虚地回答他:“写就写!”可是心里暗想:写文章?谈何容易?“尽说不练”多省事。等再见了这些朋友的时候,有人就“将了我一军”:“看人挑担不费力啊!”一赌气,写给你们看看!

假如我写这篇东西还有什么动机的话,那只为当年夸下海口,并无其他野心;因为“立言传世”为时尚早,要成为“老舍专家”似乎也太迟了。

动手一写,就觉得自己有点“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单是找材料,就跑得我头昏眼花。写了几段之后,更觉得是“提笔有如千斤担”。听说古人写文章,靠在马旁边,就能下笔千言,有如水银泻地。我好比洒了的“豆汁儿”(不是牛奶),想哭都来不及了。假如立刻打退堂鼓,两年的功夫白花了;再说,刚唱开锣戏就下台鞠躬,透着泄气!

事先也没拟个“作业大纲”,写的时候只有顺着溜,走到哪儿算哪儿。好像早期的文明戏,没有剧本,演员在台上临时编台词,完全“见机行事”,只要故事大致差不多就行了。可有一节,章法虽乱,内容可没瞎编,绝不会像王斤役那么“信口开河”⑥。

老舍生平部分,多半是根据他自己的文章。这也不是说,他自述式的资料一定可靠,因为有时候记忆错误、疏忽,或故意夸张,过分谦虚,言不由衷等等都会出毛病。自传一类的文章往往有两种趋势:一种是“想当年”派,表示以前如何了不起,如今虎落平阳;一种是“淮右布衣”派,说幼年时如何困苦,有今天的成就完全是自己奋斗的成果,绝非侥幸。为了避免这两种“偏差”,我就采用别人所写有关他的文章,互相参照。假如同一件事,有不同的说法,或有矛盾之处,就同时胪列,等行家来指正。

有关老舍作品部分,不论是分析或评论,完全是我个人主观的看法,不理别人的意见。我觉得这和吃东西一样:有人爱吃冰激凌,就有人爱吃臭豆腐。我对他的作品并没有什么高深的见解,立论只凭个人好恶,不理“思想性”如何。我吃东西也是一样,只管可口与否,不研究它的营养价值。

书归正传。注释:

①借用老舍同名的一篇短篇小说的名字作为子题。

②“豆汁儿”是绿豆和白玉米发酵以后做成的汤,其味酸中带馊,喝的时候佐以辣咸菜。价钱极便宜,是北京粉房的副产品。

③1925年赵仁斋在北京北海公园内开设的一家饭馆,聘原清宫的厨师,仿照“御膳”的做法,制造各种菜点,因而取名“仿膳”。1955年收归国营。1956年10月1日中共在国庆招待外宾的宴会上,由仿膳供应了四千个小窝头,一时驰名海外。

④商业部饮食服务业务管理局编,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63年版。

⑤Zbigniew Slupski, The Evolution of a Modern Chinese Writer: An Analysis of Lao She’s Fiction With Biographical and Bibliographical Appendices(Prague: Publishing House of the Czechoslovak Academy of Science, 1966)(原名太长,我就译成《论老舍》。)

⑥王斤役:《老舍小传》,载1934年5月20日《人间世》第4期。第一章

光绪二十四年秋天,康有为、梁启超他们几个闹戊戌政变失败,“六君子”在菜市口砍了头,西太后把皇上囚在瀛台,重新训政。北京的老百姓和往常一样,在腊月二十三照旧买糖瓜儿祭灶①。老舍就在那天诞生,属狗②。按阳历算,是公元一八九九年二月三日③。

老舍的生日是农历“立春”的前一天④,就是所谓“小年夜”。他老太爷一想:就拿这孩子的出世来庆贺新春吧!所以起个名字叫舒庆春⑤。

老舍是旗人,他姓什么,不清楚。因为满人对姓氏的观念和汉人不同。比如西太后的亲戚瑞麟,他姓叶赫那拉,字澄泉,官场中称他“瑞中堂”。他的儿子怀塔布,一般人叫他“怀大人”。

我们知道他原名叫舒庆春,这个舒字可能是排行。像宣统的名字叫溥仪,他的几兄弟叫溥儒、溥桐等等。“舒字辈”旗人,我只知道咸丰年有个舒兴阿,做过云南巡抚,属正蓝旗,是否和老舍有关系,查不出来。还有,旗人用第一个字作排行,也不是定律,比如肃顺的哥哥就叫端华。

为了行文方便,我们就暂定他姓舒,我想即使他还活着,也不会反对。因为他给女儿起个名字就叫舒雨⑥。

舒舍予是后来自己起的名字(也许是“字”或“号”),将“舒”字一拆为二,看起来好像比“庆春”雅致点,也有些“维新”的气息。“老舍”是他写文章的笔名,从一九二六年在《小说月报》发表《老张的哲学》⑦起,一直沿用到去世前。中间只有为《齐鲁大学季刊》翻译文学批评一类的文章用舒予⑧。正式文件,他仍用本名,像“文学研究会”的会员登记录上就写的是舒庆春⑨。

他的英文名字叫老萧(Lau Shaw),可能是借用这个现成的英文姓,要不然就是仰慕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的意思。不过一般英文书都用罗马拼音Lao She。

罗常培说他的小名叫“小秃儿”⑩,不知道是开玩笑,还是真的。注释:

①传说中那天是灶王爷张士贵回天庭向玉皇大帝去做“汇报”的日子。北京人都用麦芽糖做的小瓜去祭他。以便“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用糖瓜儿还有一个意思:糖是黏的,把灶王爷的嘴糊住,有什么坏事,不要“汇报”。

②老舍:《一天》,载《老舍幽默诗文集》,上海:上海时代图书公司,1934年版。

③老舍:《大喜》,载《人民文学》第57期。老舍:《老舍自传》,载《明报月刊》1966年第11期(原载《宇宙风》)。[捷]斯拉普斯基:《论老舍》。

④老舍:《百花齐放的春天》,载《福星集》,北京出版社,1958年版。

⑤同上。

⑥舒雨,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文革”前在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德文组工作。

⑦《老张的哲学》发表于1926年7月至12月《小说月报》第17卷第7至12期。前两期用舍予的名字发表,后用老舍。

⑧1931年起,老舍在山东济南的齐鲁大学教书,并主编《齐大月刊》,还翻译过伊丽莎白·尼奇(Elizabeth Nitchie)的文学批评,标题是《文学与作家》《文艺中理智的价值》《文艺中道德的价值》。后又在《齐大季刊》中再登载,均用舍予的笔名。

⑨赵景深:《现代作家生年籍贯秘录》,载《文坛忆旧》,上海:北新书局,1948年版。

⑩罗常培:《中国人与中国文》,载1943年4月19日昆明《扫荡报》。第二章

老舍属于哪一旗?待考。是满洲人?还是汉军旗?也不清楚。

既是旗人,祖上当然是跟着爱新觉罗氏入主中原的“从龙之士”,但是到了清末,他家里和很多穷旗人一样,都成了破落户。

老舍的父亲是保卫皇城的“护军”①,每月关三两饷银,维持一家六口的生活。

护军的任务除了站岗之外,就是皇上出巡的时候,赶赶老百姓。他们平日缺乏训练,配备的武器是当时已经落伍了的“抬枪”②,至于作战经验就更谈不到了。

没想到庚子那年(一九〇〇年)闹义和团,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城。老舍的父亲守土有责,把住北长街一家粮店抵抗,老式的抬枪当然敌不过洋枪洋炮,就活活地被烧死,殉了大清朝。虽说是为国捐躯,可也没有恩谥“忠愍”什么的,因为他不过是个“武弁”。

联军占领了北京之后,老舍在《〈神拳〉后记》③有过这么一段描写:……我们的炕上有两只年深日久的破木箱。我正睡在箱

子附近,文明强盗又来了。我们的黄狗已被前一批强盗刺死,

血还未干。他们把箱底儿朝上,倒出所有的破东西。强盗走

后,母亲进来,我还被箱子扣着。我一定是睡得很熟。要不

然,他们找不到好东西,而听到孩子的啼声,十之八九也会

给我一刺刀。一个中国人的性命,在那时节,算得了什么呢!

况且,我又是那么瘦小、不体面的一个孩子呢!

老舍父亲死后,没有抚恤金,三两纹银的饷也没了。他母亲就挑起一家生活的重担。那年老舍才三岁。

也是在《〈神拳〉后记》里,老舍描叙了当时的情况:……母亲当时的苦痛与困难,不难想象。城里到处火光

烛天,枪炮齐响,有钱的人纷纷逃难,穷苦的人民水断粮绝。

父亲是一家之主。他活着,我们全家有点老米吃;他死去,

我们须自谋生计。母亲要强,没有因为悲伤而听天由命。她

日夜操作,得些微薄的报酬,使儿女们免于死亡。在精神状

态上,我是个抑郁寡欢的孩子,因为我刚一懂得点事便知道

了愁吃愁喝。

以后的生活,他在一篇《贺年》④的文章里回忆说:……记得当初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家里很穷,所以母

亲在一入冬季就必积极劳动,给人家浆洗大堆大堆的衣服,

或代人赶作新大衫等,以便挣到一些钱,作过年之用。姐姐和我也不能闲着。她帮母亲洗、作;我在一旁打下

手儿——递烙铁、添火,送热水与凉水等等。我也兼管喂

狗、扫地,和给灶王爷上香。我必须这么作,以便母亲和姐

姐多赶出点活计来,增加收入,好在除夕与元旦吃得上包饺

子!

老舍在很多文章里追忆他幼时的穷困。由于环境的熏染,他对于北京的穷人和小市民了解得特别深刻,在他的作品里,也以描写这些人物最成功。

北京小市民的特点是本分、窝囊、有正义感,但好耍小心眼、自私、好面子,在适当的情形下也帮助别人。做事任劳任怨,但无进取心。无论在哪方面都没有惊人的成就,可也不作大恶。老舍具备了这些特性。

有人说北京人都“”(读“松”,第二声)⑤,也有道理。历来的造反、革命,都没北京人的份儿,更不用说叱咤风云了。往好里说是“有修养”,其实就是没出息。老舍在“人”之中算是出类拔萃的了。

老舍在很多书里都以“北京人”做主角,描写得也确是入木三分,因为他自小在那种环境里长大,而且自己也是其中之一。注释:

①老舍:《神拳》,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63年版。有关“护军”之详情,可参考《清代通史》上卷第四篇第二十章。

②老舍:《神拳》。

③老舍:《神拳》。

④老舍:《贺年》,载《福星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58年版。

⑤:北京俗话形容某人没用叫“人”。“狗”是形容某人又坏又没用。外地人不解,常误写为“狗熊”。第三章

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七月,清廷下诏书,自丙午年(一九〇六年)开始,停乡会试和童岁科考,一切“士子”都要由“学堂”出身,从此废除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

老舍那年八岁,奉母命放弃“私塾”,考进了西直门大街路南的市立高井胡同第二两等小学堂,因为有“私塾底子”,编入初小三年级。不久,这个小学堂改办女校,老舍转入南草厂的市立第十四小学堂①。

这时期,各地革命分子纷纷起义。光绪死,宣统登基,同盟会的七十二烈士死难广东……可是“天子脚下”的北京,一切都照旧。

老舍和多数的北京孩子一样:逛天桥,吃零嘴,看“噌儿戏”;上茶馆,听评书,听相声。他家里穷,手里没零用钱,这些“费用”往往都是由小朋友罗常培代付②。

这一段生活,对老舍以后的写作,影响很大,尤其是在《茶馆》和《龙须沟》里。

老舍读书的成绩不太好也不太坏。太坏,他日后成不了作家;太好,恐怕他自己也不会承认。他虽很少“逃学”③,但挨手板和罚跪倒是家常便饭④。

在一篇叫《读书》⑤的文章里,老舍说:……从我一生下来直到如今,没人盼望我成个学者;我

永远喜欢服从多数人的意见。可是我爱念书。书的种类很多,能和我有交情的可很少。我有决定念什

么书的全权;自幼儿我就会逃学,楞挨板子也不肯说我爱《三字经》和《百家姓》。对,《三字经》便可以代表一类

——这类书,据我看,顶好在判了无期徒刑以后去念,反

正活着也没多大味儿……第二类书也与咱无缘:书上满是公式,没有一个“然

而”和“所以”。据说,这类书里藏着打开宇宙秘密的小金

钥匙。我倒久想明白点真理,如地是圆的之类;可是这种书

别扭,它老瞪着我……

不管这篇文章是老舍自我揶揄也好,没话找话也好,反正他小时候不是一个十分用功的学生。注释:

①老舍:《悼罗常培》,载1959年《中国语文》1月号。

罗常培:《我与老舍》,载《中国人与中国文》,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版。

②同上。

③老舍:《自传难写》,载《老舍幽默诗文集》,上海:上海时代图书公司,1934年版。

④老舍:《读书》,载《老舍选集》,现代创作文库(上海:上海万象书屋),1936年版。

⑤同上。第四章

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做了临时大总统,中国几千年的帝制统治变了共和国。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三月,大总统换了袁世凯。老舍考进祖家街的北京市立第三中学。按阴历算,他那年十四岁①。

政治上的巨变,对老百姓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大影响。老舍家里依旧是很困苦,而且人丁也越来越凋零了:和他家同住了三十年的老姑母刚死不久,姐姐已经出嫁,哥哥在外边当差,只有他和母亲相依为命②。《老舍四十自传》里说:“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

老舍很多文章里都提到他母亲,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里③,有这么一段:“我自幼便是个穷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亲的影响——她是个宁可挨饿也不肯求人的,同时对别人又是很义气的女人。”

老舍在“市立三中”读了半年,就考进北京师范学校,他转学并非为了立志将来献身教育事业,而是图那里不要学膳费,还供应书籍和制服④。

在“北师”,老舍相当用功,国文成绩尤其好。当时很受到校长方还的赏识,亲自教他作旧诗词⑤。他有时候也仿着陆放翁或吴梅村作几首旧诗⑥,可惜这一类的作品他少发表。

由于对旧学下过功夫,才奠定了他日后作国文教员的基础。同时对他后来的写作也有很大影响。在他的作品里,熟练地运用文字技巧,半文半白的体裁,字句间俏皮和巧妙的安排,都是那时候打的底子。

在“北师”,老舍读了四年,除了学校的课程之外,他对“时务”也相当有兴趣。据罗常培说,这时期他非常活跃;经常参加辩论会,而且十回有九回胜利,同时也常到宣讲所去演讲⑦。

这里我顺便介绍一下当时环境对他的影响。

民国成立那年,老舍刚进中学,正是发育时期,思想上虽然不成熟,但青年人吸收力强,感觉敏锐。正巧碰上“时局”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清朝两百六十几年的统治结束了。爱新觉罗王朝倒了台。老舍是旗人,按说应该沮丧才对,可是他和汉人一样地感到兴奋、新奇;这在《我这一辈子》和《茶馆》里,我们都能蛛丝马迹地找到他自己的影子。他有这种感觉,可能是以下几个原因:

一、在清朝,“皇恩”并没有沐及老舍家这种穷旗人,他们一直是在贫困中挣扎。那时候旗人的特权已经式微,而且也一样受到迫害。譬如在《茶馆》里有这样一段对白:宋恩子(清廷特务):“你还想拒捕吗?我这儿可带着‘王法’呢!”(掏出腰中带着的铁链子)常四爷(正派商人):“告诉你们,我可是旗人!”吴祥子(清廷特务):“旗人当汉奸,罪加一等!锁上他!”

二、民国成立以后,汉人并没对旗人实行大规模的报复行动,甚至于连歧视也很少见。那时候有优待皇室条例,宣统仍然在紫禁城里关上门做皇帝。

三、清末政治腐败,国势日衰。朝野都在寻求图强之道。当时虽然学说纷纭,总括起来,不外乎“办洋务”一途。所谓“西学”,在知识分子中间很流行。老舍那时候刚进师范学校,由于耳濡目染,当然对于所谓“新知识”也略有涉猎。他虽然不一定能明白国家病源所在或图强之法,但懂得“穷则变、变则通”的道理。由“帝国”改成共和是“大变”,所以他可能相当兴奋。

四、老舍小时候虽然上过短时期的私塾,但后来一直都是读“洋学堂”,并没有受过训练科举人才的教育,所以对新事物很容易接受。

由于以上的几种原因,他对新的政权寄以希望。可是事实的发展,使他的新希望趋于幻灭。他看到了宣统皇帝换了袁世凯大总统,换汤不换药,政治一样地腐败,土匪军阀横行霸道,内战外侮没停过。穷则变,变则“没”通。

在他早期的作品里,多数是以讽刺“旧的事物”作为主题,恐怕也是受到那时候的影响。注释:

①老舍:《悼罗常培》。

②老舍:《抬头见喜》,载《老舍幽默诗文集》,上海:上海时代图书公司,1934年版。

③老舍:《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载《老牛破车》(由原载于1935年《宇宙风》第1至21期的文章集成),上海:人间书屋,1937年版。

④老舍:《悼罗常培》。

⑤罗常培:《我与老舍》。

⑥[捷]斯拉普斯基:《论老舍》。

⑦罗常培:《我与老舍》。第五章

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袁世凯接受了日本的“二十一条”,全国愤慨。

那年九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原名《青年》),提倡“新文化”,介绍“新思想”。

年底,袁世凯嫌大总统不过瘾,接受“拥戴”,要当“皇上”。

第二年(一九一六年)正式“登基”,结果天怒人怨,众叛亲离,闹了不到三个月,折腾死了。

时局像“走马灯”似的,一幕一幕地换。北京的老百姓照旧完粮纳税,反正“帝制”和“共和”都差不多。

那年老舍从师范学校毕业,由校长方还的推荐,当了北京方家胡同市立小学校长,才十七岁①。

十七岁还是个大孩子,去负责国家基本教育行政重任,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简直有点“荒唐”。可是那时候刚废止私塾没几年,全国都改成洋式“小学堂”,教育行政人才缺乏,无论如何,老舍是正规师范学校毕业。机缘巧合,这个大孩子就当了小孩子头儿。

这是老舍有生以来第一个职业。同时也把家庭的重担由母亲手里接过来。他必须兢兢业业,保住这个饭碗。

老舍规规矩矩地做了三年小学校长。考绩特优,由当时的学务局派到江浙考察教育②。对他来讲,这是一种荣誉。我想他当时一定相当兴奋,因为有机会能到“南边”去见见世面。

就在老舍南下的那年(一九一九年),如火如荼的“五四运动”开始了。由北大等十几个学校的学生发起示威游行,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后来全国响应,连安分的北京人也卷入了这个大风波。

三月底,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拒绝对德和约签字。

十月十日孙中山宣布改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

年底,毛泽东在湖南办《湘江评论》③。

瞬息万变的“时局”,对老舍的影响并不太大,他在《我怎样写〈赵子曰〉》④里说:……“五四”把我与“学生”隔开。我看见了五四运动,

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我已作了事。是的,我差不多老没和

教育事业断缘,可是到底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看戏

的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明白演戏的……

这话,依我看,他有点儿言不由衷。

当时周围的环境,对老舍有多大影响,我们无法知道。但作为一个青年知识分子,面临这么大的一个运动,当然不会无动于衷。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对于当时的社会一定感到不满。既“不满”,为什么又没有什么行动呢?

我看主要是为了“生活”,得来不易的职位,不能凭一时冲动,就把饭碗砸碎。还有,“五四”各校代表决议,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没有小学师生的份儿。老舍是小学校长,以他“北京人的性格”,绝不会“上赶着”去参加。

另外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他是“北京人”。北京人永远安于现状,不做“过激的事情”。五四运动是“革命”和“造反”的行为,北京人绝不会参加。所以他只限于“不满”,或者“彷徨”。

同时,老舍并没有一定的政治理想,或笃信任何学说,所以就无从为某种理想或学说去奋斗,而成为一个革命者。他写过一篇叫《习惯》的文章,叙述任何一个主义、一种理论都不能使他永远相信。有时候一篇文章,一场电影,或者和朋友谈一席话都能改变他的整个思想。而生活习惯则不易改变:如抽烟、喝酒和种花之类。

他的理想是什么呢?在《我怎样写〈赵子曰〉》里边,他说:……我自幼贫穷,作事又很早,我的理想永远不和目前

的事实相距很远,假如使我设想一个地上乐园,大概也和那

初民的满地流蜜,河里都是鲜鱼的梦差不多。贫人的空想大

概离不开肉馅馒头,我就是如此。明乎此,才能明白我为什

么有说有笑,好讽刺而并没有绝高的见解。

老舍不但没有什么固定的“理想”,而且也不大喜欢好高骛远的人,在《我的理想家庭》⑤里,他说:……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讲恋爱,讲革命,讲志愿,

似乎天地之间,唯我独尊,简直想不到组织家庭——结婚

既是爱的坟墓,家庭根本上是英雄好汉的累赘。及至过了三

十,革命成功与否,事情好歹不论,反正领略够了人情世故,

壮气就差点事儿了。虽然明知家庭之累,等于投胎为马为牛,

可是人生总不过如此……

这些话可以代表老舍对做人的看法。在《一筒炮台烟》⑥中的关进一、《铁牛与病鸭》⑦里的王明远都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公民”。他们的特点是身体健康,爱国家,孝父母,做人本分,做事规矩,助人克己,大节无亏,小节马虎……

在《大悲寺外》⑧里的黄先生,《骆驼祥子》⑨里的曹先生都是老舍心目中的好人。而丁庚和阮明一类的青年都是“披着革命外衣”的坏蛋。依老舍的看法,三十岁以前的革命者多出于赤诚,上了年纪就变成了“吃革命饭”的,而拿美丽的理想去奴役别人的自私自利者。

总之,老舍理想中的“标准公民”和当时“修身”教科书里讲得差不多。注释:

①罗常培:《我与老舍》。

②同上。

③吴民、萧枫合编:《从“五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北京:新潮书店,1951年版。

④老舍:《我怎样写〈赵子曰〉》,载《老牛破车》,上海:人间书屋,1937年版。

⑤老舍:《我的理想家庭》,载1936年11月16日《论语》第100期。

⑥老舍:《一筒炮台烟》,载《老舍选集》,香港: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

⑦老舍:《铁牛与病鸭》,载《赶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4年版。

⑧老舍:《大悲寺外》,载《赶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4年版。

⑨老舍:《骆驼祥子》,载1936年3月至1937年5月《宇宙风》第25至41期。第六章

老舍由江浙考察教育完毕,又回到北京,晋升为北京北郊劝学员①。在当时他的环境来说,那是个“优差”,职位虽低,大小是个“官儿”。

这是老舍第一次“从政”,也正是中国教育制度青黄不接的时期。他在这“小小的官场”里看到了很多奇离古怪的现象,后来就以那段经历,作了写《老张的哲学》的材料。

老舍这个“小教育官儿”,每月大概有近两百大洋的收入,生活也因此略有改善。可是他究竟不是做官的“材料”,一年后,辞职了。“辞官”之后,他跑到天津南开中学去教国文②。课余之暇,他在校刊上发表过一篇小说③。可算是他的“处女作”,但题目和内容到现在都没办法找到。

据他的老朋友宁恩承说,在南开使老舍最窘的是吃麻雀④。天津人以炸麻雀为“上菜”,所以教员伙食里时常有这一道菜。老舍认为麻雀小得可怜,不忍去吃。每次饭桌上有麻雀,就离座到外边去吃面,他称之为“麻雀之难”。

当时老舍舍“教育官”不为而就教职,真正的原因现在无稽可考,想象中可能是北洋政府的学务局相当腐败,无法相安下去⑤。

这时“政局”也很乱!

袁世凯虽死,官僚轮流执政,北洋军阀混战,仍然是一团糟。

孙中山又在广州组织了革命政府,和北政府对垒。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并且在嘉兴的鸳鸯湖画舫上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文化界也相当热闹!保守派,改良派,民主自由派,马克思派等展开了大论战。

老舍这时候由天津回到北京,在顾孟余主持的教育会做书记,同时还在北京市立第一中学兼两小时的国文课。每月收入只有四十几块大洋,生活又陷窘境,常在水火不济的时候,以典当度日⑥。

贫困并没阻止了他的“向上心”,做事之外,老舍还到燕京大学的校外课程部去读英文。在燕京,他认识了访问教授艾温士⑦,后来就是由艾温士教授的介绍,他才到英国的伦敦大学去教中文。注释:

①罗常培:《我与老舍》。

②据老舍的朋友宁恩承所写的《老舍在英国》(载《明报月刊》1970年第53期)说:老舍是辞掉北郊劝学员之后就在北京教育会做书记,然后去天津南开中学教国文。但斯拉普斯基的《论老舍》则说辞劝学员职位后即去天津南开中学,半年后才回北京做教育会书记。

这两种说法相差的时间很大。我无法找到其他资料来证明谁说的正确,只有存疑。我采取斯拉普斯基说法是为了行文方便,同时斯拉普斯基为写那本书曾亲自赴北京去访问老舍,可能比较正确。

③老舍:《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

④宁恩承:《老舍在英国》。

⑤[捷]斯拉普斯基:《论老舍》。

⑥罗常培:《我与老舍》。

⑦[捷]斯拉普斯基:《论老舍》。第七章

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秋天,老舍到了英国,就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中国语讲师。那年他二十七岁。

以老舍自己的说法,他远渡重洋去就业是为了学英文①。我想实际上可能是借此机会到外国去见世面,在人生旅程上多一些经历。

伦敦大学是“联邦制度”,总管理处属下有五十二个学院。东方学院是其中之一,那时候是在伦敦市内的芬斯波雷道(Finsbury Pavement),临街面公园。虽近火车站,但并不十分嘈杂②。东方学院里分成印度、阿拉伯、日本、中国等系。每系各有一个教授,也就是系主任;下设一位副教授(Reader)、一位讲师,如果人手不够,就到外边去请临时工。

当时中文系主任是教过宣统英文的庄士顿③。副教授是位女士,叫爱德华。讲师就是老舍。他这个讲师是东方学院所聘,与伦敦大学无关;也就是说,在英国学制上,这不算什么资历④。

东方学院的学生背景很复杂:有军官,有银行职员,有家庭主妇……年龄从十二岁到七十岁都有,只要交得起学费,就能上课,很像香港的什么语言专修班。

课程以语言为主。但学生另外想学什么,先生就得教什么。学生们要求的不一样,先生非分别“传授”不可。所以往往一个学生就得开一班。当时有个学生要学中医,老舍说:“这个我办不了。”庄“太傅”很不高兴。但老舍坚持不教岐黄术。“太傅”没办法,自己和那个学生对付了一学期⑤。

班次多,功课复杂,老舍的工作不算轻松。但学校当局所排的功课表还算合理,每星期都能轮到两天休息。一年平均起来有五个月的假期。假期中如果学生和先生两厢情愿,仍然可以开课,这份“束脩”就算先生的额外收入。不上课的日子,图书馆里相当清静,老舍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就是在那里写的⑥。

老舍的年薪是三百五十镑。以当时的英国物价来说,这个待遇不算高。那时候剑桥和牛津的学生每年都要用到四五百镑。老舍以这每月三十镑的收入,除了在伦敦维持自己的生活之外,还要寄回北京去奉养老母。所以他手头相当“紧”。除了本薪之外,我们只知道他给唱片公司做过国语录音,赚了些“外快”⑦。至于帮艾支顿⑧翻译《金瓶梅》能拿到多少钱,就不清楚了。注释:

①老舍:《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

②老舍:《东方学院》,载1937年《西风》第6期。

③庄士顿(John Fleming Johnston):原籍苏格兰,牛津大学文学硕士,曾在香港、山东英租界威海卫做文员。后经李经迈(李鸿章之子)介绍,徐世昌总统聘请,到故宫教宣统帝英文,时为1919年3月。后来这位洋太傅还自己起了个“号”,叫“志道”,采《论语》“士志于道”的意思。关上门做皇帝的溥仪也很凑趣,赐这位洋师傅“毓庆宫行走”“赐头品顶戴”等虚衔。庄士顿离开北京后,又到威海卫当了一阵子专员。租界收回后,办理过庚款。回英封爵士,做了东方学院教授兼外交部顾问。我想他聘老舍做讲师,可能因为老舍是旗人。此人倾向满清,在中国还帮宣统搞了一阵子复辟。(现今一般译为庄士敦。——编注)

④老舍:《东方学院》。

⑤同上。

⑥同上。

⑦宁恩承:《老舍在英国》。

⑧Clement Egerton。第八章

老舍刚到伦敦的心情,和所有“初到异域”的人差不多:慌、忙、乱,对很多新事物,有些是从来没听说过的,有些是久闻其名今日才见到。在生活上:要适应这个新环境,探索新知识……在他的小说《二马》①里,有一段描写马氏父子初到英国的情形,我想有很多地方是他的“自我写照”②。

还好,艾温士教授③预先已经给他找好了房子:在离“城”十里的一个人家里。房东是两个老姑娘:姐姐“身”“心”都有点残废,妹妹除了扶持她,兼操作家务。姐儿俩的生活是靠父亲遗留下的两所房子:一所变卖之后把钱存在银行生利息,另一所自己住,楼上的空房就租给老舍。言明包早晚两餐,管洗衣服和收拾屋子④。

那个妹妹积年累月地操作,伺候病人,一直到头发由黑变白,背驼腰弯,仍然没嫁人。她们姐儿俩艰苦度日,却从来不求助于环境较为富裕的哥哥。

老舍很佩服她们的“独立精神”,并且说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逼出来的”⑤。其实他不明白,所谓“独立精神”,是工业社会的必然产物。只有在农业社会里,才会因血缘关系,彼此照顾,互相倚靠;宗族之中,提拔、牵扯,常常会“一人得道,鸡犬升仙”。而老舍刚刚离开的中国,基本上仍是农业社会。

老舍在两个老姑娘的家住了一冬。

第二年春天,他在东方学院遇见了艾支顿,两人谈得很投机,一商量,就合租了一层楼,由老舍出房租,艾支顿供给饭食,并且彼此交换知识。这么一来,老舍和艾支顿夫妇同住了三年。不但成了好友,还合译了《金瓶梅》⑥。

在所有老舍的著作里,从没提过翻译《金瓶梅》这件事。按他写作的习惯,每篇作品完成之后,往往要写一篇“创作经过”之类的文章,唯独没有《金瓶梅》。我想可能由于那种“北京人”的性格,觉得翻译这类“淫书”有点“不好意思”。而且他回国之后,一直在教育界和文艺界工作,这件事就更不愿意人家知道了。可是艾支顿就不同了,他这部四大册的“淫书”,在一九三九年出版之后⑦,第一页就写着:“献给我的朋友——舒庆春。”在“译者注”中有这么一段:“我在此特别致谢舒庆春先生。舒先生是东方学院的讲师,如果不是他协助我完成这部书的初稿,我当初根本没有勇气接受这件翻译工作。”⑧

在老舍的外国朋友中,艾支顿算是对他影响相当大的一个人,现在把他的来历简单地介绍一下:

克利孟特·艾支顿,父亲是个英国的乡村牧师,他自己却不信教。年轻的时候和一个女孩子私奔,逃到伦敦结了婚,生了四个小孩。

他的英文写得非常漂亮。拉丁文、德文、法文程度都不错。写过几本讲教育的书:内容不高,文字相当美。老舍和他同住的原因,是为了学些地道的英文。

第一次欧战的时候,艾支顿投了军,退役时候的官阶是中校。战后拿到一笔不小的遣散费,回到伦敦,在牛津补习校做教员,生活相当安定。

就在这时候,他和一个美国女人闹起恋爱来了,原配夫人告到公堂,离婚案成立。弃“黄脸婆”迎新欢,艾支顿很高兴,没想到学校就为这个“桃色事件”把他辞退。失业之后,他自己生活无着,每月还要付前妻的赡养费,景况极为狼狈。幸而他的新夫人是经济学硕士,很快找到职业,但收入也很有限。

艾支顿虽穷,可还挺会花钱:他爱买书,爱好吸烟,有时候还喝两盅儿。老舍的性格和他差不多,两个人一见如故,成了莫逆之交,一起同住了三年。这三年之中,艾支顿始终没找到职业。

他们合租的房子,三年租约期满。房东要加租,他们拒绝,遂各自找房搬家。老舍和艾支顿夫妇分手之后,还经常来往,一直到老舍要离开英国的时候,艾支顿才找到职业⑨。

以后老舍就搬到罗素广场(Russell Square)附近的一家学生公寓。每星期的房租是两镑十先令:包早餐和周末及星期日的全天伙食。房里的煤气炉子是“按表计银”,很像停车场的“吃角子老虎”。放进一先令,炉子周围七八尺就暖和一会。时时要记住往里续钱,要不然它就会自动灭掉。而伦敦的冬天又冷又长,老舍花了不少钱来养这个“吸血鬼”。

每逢假日,公寓里的人常常都出去了,就剩老舍一个人吃中饭,女佣人的脸就拉得一丈多长。因为老舍要是也出去,她就可以自动放假。老舍在这种情形下,当然很尴尬,只有对她说:“我晚上不回来吃了。”女佣人冷笑回答:“那太好了。”老舍为此事耿耿于怀,和朋友谈起来就感叹地说:“哪里都看不起穷人,到处受奚落。”⑩

在学生公寓住了半年,既受罪又受气,找房搬家。

这趟是在南伦敦租了一个房间。房东是一对老夫妇,带着个女儿。

老头儿——达尔曼先生,是个标准的英国小市民:工作勤奋,沉默寡言,没什么文化,所有的知识都得自《伦敦时报》(The Times)。达尔曼太太则是她先生的“翻版”,只是比她先生更无知。

达尔曼小姐没什么专长,整天躺在家里。她曾经在报纸上登过一段小广告——教授跳舞,芳心暗想,借传授舞艺的机会,既可以择偶选婿,又能找点零钱花。无奈事与愿违,告白登出很久,没人上门请教。眼看标梅已过,老这么“愣”着也不像话,就把目标转向老舍:愿以半价传授舞技,以示优待。老舍没接她的“下碴儿”!

房东小姐落花有意,“北京人”流水无情。达尔曼小姐心里窝囊,没事做,又没别的男朋友,常常吃完晚饭就装头疼钻到房里去睡觉。依老舍的看法,她恐怕要长期窝在家里,做老姑娘了。

老舍在《我的几个房东》里说:“‘房东太太的女儿’往往成为留学生的夫人,这是留什么外史一类小说的材料;其实,里面的意义岂止是留学生的荒唐呀!”言外之意,留学生多数都很“规矩”,他自己就是一例。注释:

①老舍:《二马》,载1929年5月至12月《小说月报》第20卷第5期至12期。

②老舍:《我怎样写〈二马〉》,载《老牛破车》,上海:人间书屋,1937年版。

③在斯拉普斯基的《论老舍》里,只写着Professor Evans, who was lecturing at the Yen-Ching University recommended Lao She for the post of assistant lecturer in Chinese at the London University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在老舍的《我的几个房东》里也只写着“艾温士教授”,故查不出此公的来历。(据老舍之子舒乙回忆,艾温士原名为Robert Kenneth Evans,中文名为“易文思”。——编注)

④老舍:《我的几个房东》,载1936年12月《西风》第4期。

⑤同上。

⑥《金瓶梅》:The Golden Lotus, Clement Egerton, George Routledge & Sons Ltd London, 1939。

在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Howard L.Boorman, Columbia Press,1970)里,是这样写的:For the next five years, he(Lao She)spent most of his time at the home of Clement Egerton, then Gilchrist scholar in Chinese at the school, whom he assisted in the translation of Ming novel Chin-ping-mei(P.132)。

⑦参阅上注。

⑧原文是Without the untiring and generously given held of Mr. C.C.Shu, who, when I made the 1st draft of this translation, was Lecturer in Chinese at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I should never have dare to undertake such a task. I shall always be grateful to him。

⑨老舍:《我的几个房东》。

⑩宁恩承:《老舍在英国》。第九章

伦敦的天气是冬天阴冷,夏天湿热,经年多雾,少见阳光。老舍来自大陆性气候的北京,当然不易适应。英国衣料固然驰名全球,无奈老舍手边不“富裕”,只有长年不替地穿着一套哔叽青色西装,太冷的时候,加一件毛衣也就对付过去了①。

英国的饭菜有四大特点:难吃、价钱贵、品种少、不易消化。烹饪术中不知调味为何物:几乎什么东西都是白水煮和愣烧。英国人说这是为了不假佐料而把肉与菜的真正香味烧出来②。其实这跟他们的民族性和历史背景有关系:

一、英国人的祖先是海盗,当时抢来的东西,赶快煮熟了就吃,无暇去研究烹调术。他们又性格保守,这风气一直遗留下来。

二、重实际:“吃”是为了果腹,其目的是“不饿死”,认为研究食物的“味”是多余的事情。

三、历史短,文化浅(立国约在公元八二九年左右,等于中国的唐朝中叶),又是海岛国家。人民生计以贸易和抢劫为主(各种形式的),故形成尚功利,漠视生活享受。

四、英国人对与“实利”无关的事物都缺乏想象力:上一代这么吃法,下一代照方抓药。几百年前的英国“食谱”和现在差不多。只是以前用手抓,现在改用刀叉而已。

老舍生长在北京,北京的小吃全世界有名,他当然对这个“英国大菜”不习惯。所以常常闹“胃病”,特效药是上海楼里一先令六便士的汤面,甚至于不中不西的“杂碎”也能对付③。

话得两面说:英国人不注重“吃”也有好处,他们省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有用的事情。中国人和法国人,整天研究“食谱”,的确是个很大的“浪费”。

老舍对英国是又讨厌又佩服。

讨厌他们:固执、高傲、寡合、重功利、种族和阶级歧视、极端的个人主义和狭义的爱国主义。

佩服他们:负责任、守纪律、公私分明、极强的独立精神和互助精神、务实际、不“空山雾照”和“海阔天空”、对事物的科学态度④。

在《二马》里,他把对英国人的“观察所得”都加了进去⑤。感情上,他则表示:“对英国人,我连半个有人性的也没写出来。”⑥在理智上,他警告国人:“想打倒帝国主义么,啊,得先充实自己的学问与知识,否则喊哑了嗓子只有自己难受而已。”⑦

在感情上,他无法喜欢英国人,除了艾支顿,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英国朋友。就算是介绍他来英国的艾温士教授和顶头上司庄士顿爵士,老舍也没在任何文章里提起过对他们的感情。只有在《二马》,我们可以蛛丝马迹地找出这两个人“混合的”影子:那就是“伊牧师”。他形容这个传教士是这样的:伊牧师是个在中国传过二十多年教的老教师。对于中国

事儿,上自伏羲画卦,下至袁世凯作皇上(他最喜欢听的一

件事),他全知道。除了中国话说不好,简直的他可以算一

本带着腿的“中国百科全书”。他真爱中国人:半夜睡不着

的时候,总是祷告上帝快快的叫中国变成英国的属国;他含

着热泪告诉上帝:中国人要不叫英国人管起来,这群黄脸黑

头发的东西,怎么也升不了天堂!

这当然不是对他们两个人的“好评”。

另外老舍提到的英国人有一个年青工人,是社会主义者。因为工厂时开时闭,也就形成了他间歇性的失业。这个人是艾支顿的朋友,常来他们家聊天,好辩论,有时候和艾支顿粗脖子红脸地抬杠。

还有一位小老头儿,精通德、意和西班牙文。也是由艾支顿介绍相识。此老空有学问,找不到事做,只仗着给一家瓷砖厂“跑外”来维持生计。

有位老博士,学贯中西,也是在半失业状态中,他以上门给人家擦玻璃赚些零碎钱来过活。老舍和艾支顿是他的顾客之一。有时候老博士一边工作一边和老舍谈孔子、泰戈尔和中西哲学什么的。

老舍提出这三人是为了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失业和学非所用的情形如何严重。其实他不知道,任何“主义”的社会,这个问题都很难解决。当时的英国,还算是情形较好的地区⑧。

其他像东方学院所接触的英国人,和他的几个房东,那只是相识,算不得朋友。

老舍在英国这五年里,自然遇见不少同胞:老华侨、留学生、学者、生意人、中国驻英使馆人员等等。

其中许地山是国内旧识,那时候正好去牛津进修,和老舍在伦敦碰见,可算是他乡遇故知了。又由许介绍而认识了郑振铎。促成他以后在《小说月报》发表了第一部小说——《老张的哲学》。

其他像徐志摩、章士钊到英国是考察性质,而且他们当时已是“名人”,老舍也没有必要去巴结他们。

罗隆基和于俊吉是由美国学成归国,过境英伦,顺带游览。来去匆匆,老舍没机会和他们交往。

刘攻芸、朱光潜忙着读学位。老舍不便去打扰他们用功。

由香港和南洋去英国的像何世礼、关祖尧、林鸣凤等人,因言语隔阂,老舍和他们也没什么“深交”。

真正和老舍常在一起的是宁恩承、郦堃厚、吴定良、邱祖铭和吴南如。他们还成立了读书会,自称为“六君子”。有关他们在英国的情形,宁恩承写的《老舍在英国》里叙述得很详细。

六个人年纪轻,身在“番邦”,“心怀祖国”。那时候正是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他们很兴奋,老舍在《我怎样写〈二马〉》里记载了当时他们的心情:“我们在伦敦的一些朋友天天用针插在地图上:革命军前进了,我们狂喜;退却了,懊丧。虽然如此,我们的消息只来自新闻报,我们没亲眼看见血与肉的牺牲,没有听见枪炮的响声。”老舍他们知道的国内消息多来自英文报,常常因拼音不正确而闹笑话。喻如蒋介石翻作Chiang Kai-Shek,而英文报就写成了General Shek。他们就弄不懂这位“石克将军”是谁。那时候中文报运到英国走海运,平常要四五十天。等他们看见,新闻已经成“近代史”了。

实际上,那个时期,中国的变化很大。

一九二四年:

国共合作。黄埔军校正式成立:蒋中正任校长,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任教授部主任,聂荣臻等任教官。

冯玉祥把废帝宣统赶出皇宫。

孙中山发表讨伐曹锟、吴佩孚宣言。

一九二五年:

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五卅”惨案。

一九二六年:

国民党在广州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员跨党。李大钊、林伯渠、吴玉章等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邓颖超等当选为候补中委。

蒋中正任北伐军总司令。率军北伐。

钱玄同、赵元任创制“国语罗马字”。

这时期老舍很关心“国事”,私生活“严肃”:除了偶尔和朋友到伦敦附近去游览一番之外,简直没什么娱乐。对于女人,更是绝缘。他甚至于对罗隆基闪电式地追求张舜琴也表示不齿⑨。

只有酒,他倒没断了喝,经常地和艾支顿对酌。有一次中秋节跟沈刚伯两个人在“伦敦工人俱乐部”喝得大醉⑩。注释:

①宁恩承:《老舍在英国》。

②老舍:《我怎样写〈二马〉》。

③宁恩承:《老舍在英国》。

④老舍:《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

⑤老舍:《二马》。

⑥老舍:《我怎样写〈二马〉》。

⑦老舍:《东方学院》。

⑧老舍:《我的几个房东》。

⑨宁恩承:《老舍在英国》。

⑩老舍:《抬头见喜》。第十章

老舍到英国半年之后,生活逐渐习惯,工作也上了轨道,异乡的新鲜劲儿已经过去,开始感到寂寞:想家了。这里所谓“家”,其实就是国内的一切①。

追忆家乡往事,加上在新环境里所得到的一些见闻,两相比较,往往就产生一种对事物的新看法,或者“自以为新”的看法。有些人喜欢把这“看法”和朋友讨论,有些人形诸笔墨,写成文章。很多读书人在国外住上一年半载的都有这种心情,老舍也不例外——这是他开始创作的动机之一。

为学英文,老舍读了不少西洋文学作品②。对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尤其有兴趣。以后在很多“创作经验”的文章里,他都提到这位英国文豪。甚至于在一九六〇年,正是“东风压倒西风”和“打倒洋八股”的运动中,他还说:“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极喜欢读英国大小说家狄更斯的作品,爱不释手。我初习写作,也有些效仿他。”③

同时,老舍对其他西洋作家的作品,也下过一些功夫,这由后来他在齐鲁大学所开的课程④,以及在《齐大月刊》翻译的文章都可以看出来⑤。看了这些名著,就想“照猫画虎”地去摹仿一番,这是他开始创作的另一个动机⑥。

老舍的“文才”,求知的过程,决定了他后来写作的技巧和形式。前面提过,他从私塾、小学、中学到师范,所受到的正规教育,大概有七年半左右。以后就全凭自修去获得知识,在一篇文章里,他说:……五四运动过去,我只大致的承认了新文艺,喜欢新

文艺,没有别的心得与表现。同时,看见别人研究古书,我

就也找几本线装书念念,却念不明白。新旧两无所成,使我

苦闷。于是,另想出一条路子来:放下老书,拾起英文,以

为能念通一种外国语必有益处。这样,我东一扒子,西一扒

子的乱搂,不知到底干什么才好。⑦

这一段话,除了表面谦虚,实际上表现他“学贯中西”之外,大致上还“靠得住”。

但另外一些旧小说和通俗读物,也是他汲取知识的泉源,像《唐人小说》《儒林外史》《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金瓶梅》《啼笑姻缘》《三剑侠》《小五义》和一些公案小说⑧。

还有,我们不能忘记,老舍是“标准北京小市民”,所以京戏、大鼓、相声、评书、单弦等地方曲艺对他写作的风格也有很大影响⑨。

总括来说,在一九二四年底,促成老舍开始创作的因素是:(一)排遣寂寞——在“东方学院”,他每年有很长的假期,又没多余的钱到处去游历⑩。(二)思乡⑪、怀旧⑫。(三)看见了英国工业社会文明的进步,对中国的落后面进行“暴露”和“控诉”⑬。(四)受“五四”的影响,以“西洋文明”为标准,宣扬“改良主义”⑭,也就是中国旧文人所谓“言志”和“文以载道”。(五)阅读了些西洋文学作品,由仰慕而想摹仿,刺激了创作冲动⑮。(六)名利思想⑯。(七)北京人喜欢“耍贫嘴”。而“耍贫嘴”是一种表现欲的发泄。用写文章来“耍贫嘴”则是一种更大的发泄。

基于以上几个因素,老舍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着手写第一部小说——《老张的哲学》。

那时候他刚和艾支顿夫妇住在一起,大家感情很融洽。学校里的事不很忙,自己也没有特别不如意的事去忧虑。于是就在安静的东方学院图书馆里,断断续续写了一年⑰。“老张”的故事发生在北京,背景是老舍“从政”时候所看到的一些现象。

他为什么要采取那一段“经历”作为故事背景呢?因为从二十岁到二十三岁,在老舍的生命史上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他自己称为“罗成关”。

北京有句俗话是“二十三,罗成关”,来源是《隋唐演义》,其中一段是小将罗成在二十三岁战死紫荆关前。京戏也有《罗成叫关》的剧目。其实这话没什么特别意义,只是合辙押韵,念着顺口。“罗成关”泛指青年人到二十三岁要“遭一次劫”:轻则大病,重则丧命。

老舍在《小型的复活》⑱里说:“二十三,罗成关。”二十三岁那一年的确是我的一关,几乎没有闯过去。从生理上,心理上,和什么什么理上看,这句俗语确是

个值得注意的警告。据一位学病理学的朋友告诉我:从十八

到二十五岁这一段,最应当注意抵抗肺痨(当时尚无特效药

——作者注)。事实上,不少人在二十三岁左右正忙着大学

毕业考试,同时眼睛溜着毕业即失业那个鬼影儿;两气夹攻,

身体上精神上都难悠悠自得,肺病自不会不乘虚而入。放下大学生不提,一般的来说,过了二十一岁,自然要

开始收起小孩子气而想变成个大人了;有好些二十二三岁的

小伙子留下小胡子玩玩,过一两星期再剃了去,即是一证。

在这期间,事情得意呢,便免不得要尝尝一向认为是禁果的

那些玩艺儿;既不再自居为小孩子,就该老声老气的干些老

人们所玩的风流事儿了。钱是自己挣的,不花出去岂不心中

闹得慌。吃烟喝酒,与穿上绸子裤褂,还都是小事;嫖嫖赌

赌,才真够得上大人味儿。要是事情不得意呢,抑郁牢骚,

此其时也,亦能损及健康。老实一点的人儿,即使事情得意,

而又不肯瞎闹,也总会想到找个女郎,过过恋爱生活;虽然

老实,到底年轻沉不住气,遇上以恋爱为游戏的女子,结婚

是一堆痛苦,失恋便许自杀。反之,天下有欠太平,顾不及

来想自己,杀身成仁不甘落后,战场上的血多是这般人身上

的。可惜没有一套统计表来帮忙,我只好说就我个人的观察,这个“罗成关论”是可以立得住的。就近取譬,我至少可以抬出自己作证,虽说不上什么“科学的”,但到底也不失“有这么一回”的价值。

老舍的这段文章颇有些“警世”的味道,也是他这个时期的“自我写照”。经过是这样:

一九二〇年,他从江浙考察教育完毕,回到北京,晋升为北京学务局的北郊劝学员。那年他正好二十一岁。在一篇《挑起新担子》⑲的文章里,他说:“直到我年过二十,我还没有看透了自己,到底我能作些什么,应当作些什么。我可能作个‘混混’⑳,东抓一把,西抓一把,混个肚儿圆21。”

他混在北洋政府里,当“小教育官儿”。“正俸”每月是两百大洋。那年头一块大洋可以兑换一百二十个铜子。十五个铜子就可以吃顿小馆儿,饭菜之外,还能来壶“白干儿”22。这种收入,比起他做小学校长时代,的确算是“暴发户”了。

当了“官儿”,生活方式也随之改变:每天除了“上衙门”,去北郊各地“视察”之外,就是参加无聊的应酬,于是学会抽烟、喝酒、打麻将。他虽不嫖,但也正像他所说的:“尝尝禁果”——“接触”了女人。23

学务局的“公事”很清闲,老舍就整天地豪饮,通宵打牌,听戏,学戏,吊嗓子,上杂耍园子……有时候喝得酩酊大醉,“饮罢归来”,把钱包和手绢一齐给了洋车夫24。

那时候他单身住在公寓里,每天过着这种“荒唐”的生活,一连三年,身子“掏空了”,越来越瘦,痰中常常带着血25。

他母亲看见这种情形,着了急。根据北京的“老妈妈令儿”:年轻人血气方刚,要“收心定性”,非结婚不可,于是暗中给他定了亲。

那年“五四”刚过。西风东渐,父母之命的婚姻被认为是“封建余毒”,自由恋爱才是男女结合的“正途”。老舍虽在北洋的小官场里“鬼混”,但也受些当时的“新思想”影响,跟老太太提出了抗议。

为退婚,他很矛盾;既要做“新人物”,又怕太伤母亲的心,“自由”和“孝道”势难两全。终于因为他坚持,毁了婚约。这过程中,母子难免闹了些意见。着急,生气,加上身子虚,几下子一夹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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