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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本书编写组

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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呦呦寻蒿记

呦呦寻蒿记试读:

从诺奖说起

这不仅是授予我个人的荣誉,也是对全体中国科学家团队的嘉奖和鼓励。

初晓获奖

2015年10月5日的傍晚,秋日微凉。“北京时间下午5点30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我国著名科学家屠呦呦,凭借‘发现治疗疟疾的新药物疗法’获奖,她也是迄今为止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

电视屏幕上,屠呦呦饱经风霜的面容正在渐渐放大,她头发花白卷曲,眼神坚定,连额头深深的皱纹里也透着刚毅。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她从事中药和新药的研究,为人类贡献了一种新型药物—青蒿素,对于治疗疟疾有很好的疗效,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颁奖时刻

2015年12月10日,北京时间晚上11点30分左右,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厅弥漫着隆重而神圣的气息。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正在举行。获得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以及经济学奖的得主来自世界各地,共10人,其中年纪最大的便是中国科学家屠呦呦。

领奖的时刻终于到来,屠呦呦身穿紫色的礼服套装,登上领奖台,从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手中接过了诺贝尔奖奖章和证书。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于世界是,于中国更是,这是中国内地科学家首次获得诺贝尔奖自然科学类的奖项。

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12月7日下午,在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屠呦呦发表了《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的精彩演讲。诺贝尔主题演讲会的主持人,卡罗林斯卡学院传染病学教授扬•安德森(Jan Andersson)在历时26分钟的演讲全程中,一直单膝跪在地上,体贴地为85岁高龄的屠呦呦拿着话筒。在演讲中,她这样说:

这不仅是授予我个人的荣誉,也是对全体中国科学家团队的嘉奖和鼓励。

……

我再次衷心感谢当年从事523抗疟研究的中医科学院团队全体成员,铭记他们在青蒿素研究、发现与应用中的积极投入与突出贡献。感谢全国523项目单位的通力协作,包括山东省中药研究所、云南省药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广州中医药大学以及军事医学科学院等,我衷心祝贺协作单位同行们所取得的多方面成果,以及对疟疾患者的热诚服务。对于全国523办公室在组织抗疟项目中的不懈努力,在此表示诚挚的敬意。没有大家无私合作的团队精神,我们不可能在短期内将青蒿素贡献给世界。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青蒿素正是从这一宝库中发掘出来的。通过抗疟药青蒿素的研究经历,深感中西医药各有所长,二者有机结合,优势互补,当具有更大的开发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大自然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植物资源,医药学研究者可以从中开发新药。中医药从神农尝百草开始,在几千年的发展中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对于自然资源的药用价值已经有所整理归纳。通过继承发扬,发掘提高,一定会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从而造福人类。

年少定初心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因为一场肺结核,屠呦呦逃过一劫,也因为这场大病,她对医药产生了兴趣。梦想的种子一旦深埋心中,便会产生出强大的信念和力量,她心无旁骛,只想着如何汲取到更多的知识。

一场大病

1946年,屠哟哟16岁,这是人生的花季,可是她却被迫离开学校,休学在家。因为她感染了一种叫肺结核的疾病,这是一种慢性传染病。在当时的医疗水平下,这种病是被长期通缉的“终极杀手”,患者想活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尽管当时时局紧张、家境艰难,但屠呦呦的父母不言放弃,努力寻医问药要治好她。犹记得母亲姚仲千给她倒了杯水。她看着杯子上冒着的热气,问:“妈妈,我会死吗?”“不要瞎想,你会好起来的,还有好多事等你去做呢!”“一定要好起来!”她在心里给自己以决心。

求生的意志,加上父母无微不至的照料,经历了两年多的中医治疗之后,她的病情奇迹般地好转了。屠呦呦的母亲姚仲千屠呦呦的父亲屠濂规 取名呦呦

这个生病的少女于1930年12月30日出生在中国浙江省宁波市开明街508号的屠家。在此之前,她已经有三个哥哥,这次屠家父母终于迎来了一直期待的女儿。

父亲屠濂规依照“女诗经、男楚辞”的传统,翻阅《诗经》给他小小的女儿取名:呦呦。这个可爱的名字典出《诗经•小雅•鹿鸣》,在曹操著名的《短歌行》中也曾引用过,其意为“鹿鸣之声”。对一个女孩子来说,或许“鹿鸣”象征着她的活泼、大胆、可爱与乐观。但父亲没有想到,女儿不仅在未来实现了自己在性格上对她的种种期望,还成为了一位令人仰止的科学家。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这首诗中的“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似乎在冥冥之中,预测到了两千多年后,那将青蒿素和屠呦呦紧紧相系的未来。

动荡与病痛

屠呦呦的童年时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当时的中国,战火燎原,民不聊生。处于战略要地的宁波,自然也是日本人眼中的一块肥肉。不久,随着宁波的沦陷,人们再也不能过上寻常生活,屠家也不例外。自此,本就不富裕的屠家,便过起了拮据艰苦的战时生活。

1941年,屠家无法居住,屠呦呦随父母搬到开明街26号的外婆家。屠呦呦在这栋她外公姚咏白兴建的住所里一直住到1951年她考上大学。

尽管时局紧张、家境困苦,深知教育重要性的屠家父母,并未受到封建社会一直以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影响,而是安排女儿屠呦呦到学校接受教育。屠呦呦5岁被父母送入幼儿园,6岁进入宁波私立崇德小学初小,5年后进入宁波私立鄮西小学高小读书。13岁就读于宁波私立器贞中学初中,15岁再进入宁波私立甬江女中初中读书。但16岁这年的一场肺结核打断了她的求学生涯,也让屠家人非常担心。少女屠呦呦 梦想之初

病愈后,屠呦呦于1948年2月转到宁波私立效实中学读高中。

效实中学在当时是一所非常有名的学校,创立于1912年2月,由物理学家何育杰和叶秉良、陈训正、钱保杭等先生,联合当地的士绅李境第创办。学校以“以私力之经营,施实川之教育,为民治导先路”为宗旨,培育出的学生广受欢迎。到1917年,当时的两所名校上海复旦大学及圣约翰大学都与效实中学订约,凡效实中学的毕业生皆可以免试保送入学。“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因为一场肺结核,屠呦呦逃过一劫,也因为这场大病,她对医药产生了兴趣。梦想的种子一旦深埋心中,便会生出强大的信念和力量,她心无旁骛,只想着如何汲取到更多的知识。同班同学眼中的她朴实而文静,比起出演校剧团的《白毛女》而成名的同班女生,那时候屠呦呦并不惹人注意,她在教室的一角默默而执着地成长着。

她的高中同学,后来的清华大学老教授陈效中回忆起来,觉得那时的她衣着朴素,其貌不扬,在班上总是沉默着学习,放了学就直接回家,是一个十分低调而朴实的女孩子。那时候的她更不会想到,班上的一位男同学李廷钊会成为她未来的夫婿。

在学校里,屠呦呦的成绩只是保持在班里的中上水平,并不突出。据宁波市档案馆的相关资料显示,当时学号为A342的屠呦呦的语文、数学、生物和化学的平均成绩分别为:71.25分、71.5分、80.5分和67.5分。在所有成绩中,生物是最好的。

或许有人会认为,对诺贝尔奖的得主来说,这样的成绩太过一般。不过,屠呦呦的学生时代虽然平凡,但她在三年高中生活中表现出了对知识的热忱与执着,这正是众多大科学家身上共有的特质。

1950年3月,屠呦呦转学到宁波中学读高三,对梦想的追逐,对知识的好奇,对医学的敬仰,引领着屠呦呦走完了高中时期。当时没有人想到,这个其貌不扬的少女,最终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没有人想到,她会选择相对冷门,又是新建的药学系;更没有人会想到,55年后,她会获得举世瞩目的诺贝尔奖。效实中学的校训是:忠信笃敬(张林浩 绘制)

如今,她儿时的住所——姚宅被冠以“屠呦呦故居”之名,她的著作广为流传,她的照片在媒体上如洪水般铺开,这一切的一切,都不过始于年少时埋下的,那颗单纯却无价的梦想的种子。

求学在北大

当其他同学在校园中嬉戏奔跑时,人们找不到屠呦呦飞扬的裙摆,却能在教室里,看到她专注地盯着黑板的模样。屠呦呦的世界里,校园不是浪费青春的场所,更多的时候,“生药学”就是她的全部。在梦想之路上前行的少女,走出的每一步都是那样坚定。

考上北大

1951年的夏天,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各个领域都需要专业人才来驰援建设。摆在每个高中毕业生面前的选择很多,那些热门专业,文有经管,理有电机,都在热情地向他们招手。但出人意料的是,并无任何医学家传的屠呦呦在高考前填报志愿的时候选择了药学。

夏末,屠呦呦收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考取了北京大学药学系,成为中国首批女大学生中的一员,可以想象到21岁的屠呦呦心中该有多么欣喜与自豪。

当时的北大刚刚完成了漫长而复杂的院系调整工作,并迁至原燕京大学校址。社会科学家们如同听到集结号的士兵般云集北大。自此,北大便成为了中国的“学术双雄”之一,直到现在。

北大的药学系隶属于北京大学医学院,当时位于西城区西什库天主教堂附近,也就是今天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第一门诊部的所在地。

选择生药学

当时屠呦呦所在的班级被称为药学第八班,班上有七八十个人。前三年大家一起学习,升入大四分专业。当时有药物检验、药物化学和生药学三个专业方向可以选择。屠呦呦选择了生药学,和她有同样选择的同班同学还有11个,其他药学八班的同学大多数选择了药物化学。在北大期间,屠呦呦在天安门广场的留影

生药学专业,简单来说,就是对各种天然药物进行分类、辨认等研究的专业,毕业之后主要做研究型的工作。屠呦呦选择这样的专业也符合她沉静的个性。

当时,生药学方兴未艾。对屠呦呦来说,这里的一切都是新的:实验室里的种种器材、古朴却又不失现代感的教学楼……那些在试管中不断变色的试剂,那些在显微镜下活跃着的细胞,还有那些在培养皿中蹒跚前行的微生物,看起来都是那样有趣。她在这弥漫着学术芬芳的校园里,开始了人生最重要的学习之路。

那时的屠呦呦和高中一样,低调而勤奋,似乎就是为做学术而生。那个在年少时总是沉默不语的姑娘,在大学里仍然保持着喜欢独处的性格。大家很难在各种娱乐场合找到她,可在图书馆的角落,却总能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一边读书,一边思索。当其他同学在校园中嬉戏奔跑时,人们找不到屠呦呦飞扬的裙摆,却能在教室里,看到她专注地盯着黑板的模样。屠呦呦的世界里,校园不是浪费青春的场所,更多的时候,“生药学”就是她的全部。在梦想之路上前行的少女,走出的每一步都是那样坚定。

传奇教授楼之岑

开设生药学的是楼之岑教授,这是一个有着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求学生涯无疑是一部热血沸腾的励志故事,激励着不少生药学的学生们在这条道路上奋勇向前。

楼之岑,1920年1月28日生于浙江省安吉县。1945年9月,25岁的楼之岑进入伦敦大学药学院学习。两年后,凭借优异的成绩,他获得了该大学的学士学位。一年后的夏天,由于英国文化协会资助的奖学金期满,楼之岑面临着被迫中断学业的危险。

此刻,他人生的“伯乐”出现了。由于他在研究工作中的突出成绩和热忱,时任伦敦大学生药学教授的范尔朋(J.W.Fairbairn)非常欣赏他。在教授的极力挽留之下,一向墨守成规的英国人也开了先例。从来没有聘任过外籍研究助理的伦敦大学,聘任楼之岑为生药学研究助理,同时允许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范尔朋教授的帮助,让楼之岑的生活和学习之路都得以继续。

颇受鼓舞的楼之岑,开始更加努力地研究与学习。终于,在1950年,他不仅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还发表了6篇研究论文。更为关键的是,在教授的鼓励和指导之下,他完成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在这期间,他建立了新的植物性泻药的生物测定法。这一成果在1949年的相关学术期刊上发表后,各国学者都“炸开了锅”,并开始在自己的研究中广泛应用此方法。这就是生药领域著名的“楼氏法”,这种方法应用了先进而高效的技术,实现有效精确地分离和测定药材中的多种有效成分,提高了测量的稳定性和准确性。

很快,英国人就意识到了楼之岑的过人之处。1950年,为了不失去这样一个天才,当初收留他的生药学教授范尔朋好言相劝,希望他继续跟随自己做研究。几天之后,来自爱文思药厂的邀请,则附上了让人难以抗拒的年薪。面对来自英国的双重诱惑,楼之岑像中国的许多爱国科学家一样,重演了熟悉的剧情:1951年1月,怀揣赤诚爱国之心的他,只身一人坐上了开往香港的客船。

经过漫长的旅行,楼之岑终于从香港抵达了上海。还没有闻够家乡海风里的潮水味,来自浙江大学理学院药学系主任孙宗彭的邀请,就将他拉回了学术研究领域。早就对楼之岑倾慕不已的孙宗彭,终于打开了话匣子,向楼之岑讲述着新中国的种种,以及学术界的百废待兴。而听完他的讲述,楼之岑什么都没有说,只是轻轻点了点头。于是,他成为了浙江大学理学院药学系的副教授,临时为毕业班讲授药剂学。而在当年秋天,结束了在浙江大学的“临时工”经历后,楼之岑来到了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系,组建了生药学教研室……

若干年后,楼之岑成为生药学家和药学教育家,是中国工程院医药与卫生工程学部首批院士、生药学国家重点学科首席学术带头人。对我国的生药学来说,他绝对是“奠基人”之一。

良师林启寿

另一门重要的课程植物化学,是留美归来的林启寿先生开设的。林启寿先生曾在1949年6月底,赴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院药理系学习,作为研究员的他,主要从事麻醉药的合成研究。1950年3月他回到中国,出任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的副教授。

在屠呦呦的记忆里,林老师总会用生动幽默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向他们讲述药物化学和植物化学世界里的种种趣闻,令学生们受益匪浅。她还清楚地记得林老师分离中草药成分的情形。

在生药专业众多的课程中,生药学和植物化学为屠呦呦工作之后的药物研究生涯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研究发现青蒿素的过程中,为她提供了思路、方向和方法。许多年后,回想起来,她觉得当初选择生药学是非常重要的。

一心向医行

许多年后,屠呦呦的小女儿李军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了自己的感受和困惑:“一直觉得他们很陌生,爸爸妈妈只是一个称谓而已,对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我就不能理解,那时候他们为了科学为了事业能舍弃自己的家庭,连孩子都不要。”而屠呦呦说:“生活上(与事业)有矛盾的时候,我们是坚决让路的,总是事业还是放在第一位,把事情做好。”

工作之初

1955年,屠呦呦完成了本科学习,分配到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工作。当时的中医研究院没有北大那样秀美,却是仿佛连空气中都弥漫着学术气息的学术研究殿堂。对当时的屠呦呦来说,这正是她梦寐以求的“圣域”。

这一年,对屠呦呦,乃至对中医研究院,都算得上是一个“大年”。当时,如雨后春笋般飞速成长的中医研究院,又迎来了一场“及时雨”:为了支援中医研究院的建立,促进中医药学的发展,国家特地从各地抽调了一批知名老中医,以组建中医研究的“国家队”。而对于在工作伊始,主要从事生药学研究的屠呦呦来说,这成为了她打开“中医”宝库大门的第一把钥匙。屠呦呦刚刚参加工作屠呦呦,1957年

1956年,血吸虫病在全国各地爆发。初出茅庐的屠呦呦和楼之岑老师一起对半边莲进行了详尽的生药学研究,尤其是在寻找哪种半边莲是抗血吸虫病最为主流的品种上,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

而在不久后,借由研究半边莲带来的灵感,她又完成了品种比较复杂的中药银柴胡的生药学研究。这两项研究在当时的药学界激起了小小的波澜。她对半边莲和银柴胡的研究,被相继收入《中药志》——一部结合了现代药学成就整理中药材的著作。由于屠呦呦在工作中的出色表现,在1958年,她被评为卫生部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参加“西学中”

1958年,毛泽东主席在一次讲话中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毛主席的号召,很快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响应。全国各地的西医除了继续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外,也开始参加各种西医学习中医培训班。此时,毛主席又在有关“西学中”学习班的批示中说:“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请你们积极办理。”自此,“西学中”活动广泛开展,逐渐进入高潮,“中医学习西医”也蔚然成风。第三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结业证书

根据历史资料显示,当时全国这样的“西学中”培训班约有30多个,参加培训的人数达到2000多人,同时在职的西医中学习中医的人数达到36000多人。各大医药院校里也开设了各种中医课程。中国的传统医学研究,经历了各种磨难后,在新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纪元。而置身其中的屠呦呦,正小心翼翼地走向一个承载中医学最高机密的宝箱。

屠呦呦在1959年至1962年投身其中,她脱产参加了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第三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这两年半的学习,为她后来从事中医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年轻的屠呦呦没有将自己禁锢在研究所的实验室中,外面的世界更能让人学到实用的知识,因为只有“真枪实弹”才能教会一个士兵体验真正的战争。于是,她根据自己的专业,深入药材公司,向老药工学习中药鉴别及中药炮制技术。这些在中药中摸爬滚打了一辈子的老师傅,有着她通过书本无法学习到的“实践的力量”。他们倾囊相授,向她讲述一个个有趣的故事,教会她一个个看似简单,实则玄妙无比的“土法子”。相对西医的规矩,中医中有太多的“不规矩”,但有时正是这些遵循中国数千年传承下来的天时地利人和之道而总结出的实践经验,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屠呦呦就像沙漠中努力扎根汲取水分的仙人掌一样,把这些经验记录下来,整理、研究,铭记在心。屠呦呦,1962年

与此同时,她还参加了北京市的中药炮制经验总结工作。重回理论研究的她,对药材的品种真伪和道地质量,以及炮制技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不久,屠呦呦参加了卫生部下达的中药炮制研究工作,成为《中药炮炙经验集成》一书的主要编著者之一。

为事业舍小家

1963年,醉心于工作的屠呦呦,和高中同学李廷钊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在当时的中国来说,33岁结婚的姑娘实在不多见,但屠呦呦就是这么个为事业而生的人。和醉心于物理的牛顿有些类似,她在生活上是个粗线条的人,不会照顾自己,也不擅长家务。而丈夫李廷钊非常理解她、支持她,包揽了家务。

1965年5月,他们的大女儿李敏在北京出生,女儿不到4岁的时候,屠呦呦因为研究任务外派海南,他们把女儿送到了托儿所的全托班。而出生于1968年9月的小女儿李军则从出生起一直留在宁波由外公屠濂规和外婆姚仲千照顾。长期的分离,让小女儿与父母有了隔阂,以至于后来他们有条件接回李军的时候,孩子一度不愿意回到身边。

许多年后,屠呦呦的小女儿李军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了自己的感受和困惑:“一直觉得他们很陌生,爸爸妈妈只是一个称谓而已,对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我就不能理解,那时候他们为了科学为了事业能舍弃自己的家庭,连孩子都不要。”而屠呦呦说:“生活上(与事业)有矛盾的时候,我们是坚决让路的,总是事业还是放在第一位,把事情做好。”屠呦呦和爱人李廷钊的结婚照

现在的我们可能很难理解那时候他们的选择,但那一代人,时代与命运交织在一起,他们心中信仰的是国家,是集体主义,是奉献。

当时的中医研究院工作条件差,设备简陋,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研究,其辛苦和苦难是难以想象的。但“屠老师是一个特别执着、坚定、事业心重的人”,许多年后,屠呦呦的学生王满元这样评价她。的确,屠呦呦从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心无旁骛地完成着每一次的标本采集,做好每一次实验,每一次分析汇总。

经历了四年在北大医学院的学习,在西学中培训班的学习,以及在工作中的不断试炼,屠呦呦心底梦想的种子,已经积蓄了充分的力量。

巧遇“523”

自1965年起,屠呦呦转而从事植物化学研究,这也是她能参加“523”项目的原因之一。尽管当时屠呦呦有涉外的“政治性”问题——当时她有一个舅舅在香港,有一个姑姑在台湾。但是凭借其低调不争的人品,以及在中、西医两个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还是实习研究员的屠呦呦被选为抗疟研究小组的牵头人,从此开始亲自书写崭新的“523”青蒿素抗疟史。

如今中医研究院的实验室已经各方面都非常完善和先进了,屠呦呦回忆起刚刚工作的时候,实验室的条件还十分简陋。但实验室的门,仿佛隔绝着两个世界,门外的世界,是柴米油盐的世俗生活;门里的,则是枯燥沉闷的药学世界。

每次推开实验室的大门,屠呦呦都有一种庄重的仪式感,这让她想起40多年前在“523”项目下工作的时光……

“523”的邀请

那是1969年1月21日,局促的脚步声打破了实验室内的寂静。当时,已成立两年的“523”办公室的正、副主任白冰秋、张剑方,在田辛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中医研究院,时任研究院副院长的高合年及中药研究所副所长章国镇负责接待工作。一阵简单的寒暄之后,谈笑间的轻松逐渐被抗疟任务的沉重取代。“中央领导十分重视抗疟防治的研究工作,中药抗疟已做了好多工作,但未解决问题,我们经验少,办法少,希望你们能参加此项任务。”白冰秋如是说。院所领导们除了表达“当尽最大努力承担任务”的决心,心中早已在默默填写科研小组的名单了。

而在这份肩负着中国乃至世界抗疟使命的名单中,屠呦呦赫然在列。自1965年起,屠呦呦转而从事植物化学研究,这也是她能参加“523”项目的原因之一。尽管当时屠呦呦有涉外的“政治性”问题——当时她有一个舅舅在香港,有一个姑姑在台湾。但是凭借其低调不争的人品,以及在中、西医两个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还是实习研究员的屠呦呦被选为抗疟研究小组的牵头人,从此开始亲自书写崭新的“523”青蒿素抗疟史。

“523”的源起

这个神秘的“523”项目究竟是做什么的?又需要屠呦呦主持什么工作呢?这还要从越南战争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南部有这么三个国家:越南、老挝、柬埔寨,那里的人民经过武装斗争和起义,赶走了殖民者和侵略者,先后获得了国家的独立。1945年9月2日,越南国内,独立联盟(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人胡志明在越南北方的河内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1955年10月,在美国扶持下,吴庭艳在西贡成立了一个越南南方政府,形成对抗之势。但吴庭艳政权在南越不得人心,为了防止吴庭艳政权垮台,1961年5月,美国就派遣了代号为“绿色贝雷帽”的“特种部队”进入南越。

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往越南派兵增多,战争进一步升级,战争双方都有很大的人员伤亡,据统计,有超过200万人在这次战争中丧生。而恶性疟疾在战争的温床上更是横行肆虐。据当年有关资料记载:“美军因疟疾而造成的非战斗减员比战伤减员高出4~5倍。1965年,驻越美军的疟疾年发病率高达50%。”官方数据显示,1967~1970年越南战场上的美军因疟疾减员达到80万人左右,但美陆军司令部预防医学部主任曾说过,在驻越美军中,疟疾的发病数远远超过官方发表的数字。因此,疟疾成为令驻越美军最感头疼的头号军事医学问题。同样,越南北方进入南方的部队,也遭受了疟疾的重创。

越南战场上疟疾恣意流行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关系。越南所在的中印半岛,地处热带,山岳纵横、气候炎热、雨水丰沛、丛林密布,蚊虫四季滋生,导致恶性疟疾终年流行。可怕的是,当时流行的恶性疟疾已经对原先的抗疟药产生了抗药性,氯喹、乙胺嘧啶、氯胍、阿的平等药物的治疗效果差强人意。故而是否拥有高效、速效的无抗药性疟疾防治药物,成为决定战争双方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

美国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成立专门机构,增加经费,组织了几十个单位参加抗疟研究任务。他们多次组织大量专家到越南战场进行医学、流行病学调查,还开展防治药物试验,聘请医药专家担任预防和治疗疟疾的医学顾问。他们甚至联合英、法、澳大利亚等国的研究机构和欧洲的一些大药厂,开展了抗疟疾新化学药的研究,广泛筛选新的抗疟药并进行临床试验。

越南则向中国求助。应越南共产党的请求,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指示,有关部门一定要重视热带地区的疟疾问题,要将其作为一项紧急援外的战备任务立项。

“523”的意义

随着工作的展开,“523”项目的意义已经超越了“援助越南”,我国的疟疾防控工作也得到了系统的管理,各种疟疾防治规划方案出台,培养了大量的疟疾防治控防技术人员。正如毛主席所言“解决你们的问题,也是解决我们的问题”。

1964年,利用手头有限的一些研究资料,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的专家,提出了乙胺嘧啶与氨苯砜的复合处方,时称“抗疟一号”,主要用于应急预防。随后,专家们再接再厉,于同年开发了预防周期更长的“防疟二号”和“防疟三号”。

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一片混乱,科研、生产和文化遭到空前的损害,而抗疟大计也从“重中之重”变为“微不足道”。就在此时,时任总理周恩来站了出来,在他的促进下,中西医结合防治慢性支气管炎、冠心病、抗疟药物等的研究展开了全国大协作。全国各地的专家们联合起来,共同努力,终于在抗疟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向国家科委、卫生部、化工部、国防科委和中国科学院等部委及其所属的科研、医疗、教学、制药等单位发出邀请,希望大家能在统一计划下分工合作,共同承担此项研究任务。1967年5月23日,由国家科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组织,在北京召开了有关部委、军队总部直属和有关省、市、区,军区领导及所属单位参加的全国协作会议。由于时间紧迫,且涉及援外,因此该项目遂以5月23日开会日期为代号,称为“523”项目。

但“523”项目并不等同于青蒿素研究项目,它涵盖了疟疾防控的所有领域,不单单只有青蒿素研究。这一项目持续了约13年,聚集了全国60多家科研单位,据统计,参加项目的常规工作人员有五六百人,若算上中途轮换的,参与者总计有两三千人之多。“523工作组”(即“全国性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小组”)曾组织全国七大省市、几十个单位共同攻关。至1969年,筛选的化合物和包括青蒿在内的中草药已达万余种,但均未取得理想的结果。

1969年1月,经当时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徐仁和副院长的推荐,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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