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权力场(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范军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大宋权力场

大宋权力场试读:

推荐语

杯酒释兵权、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复辟、蔡京反攻倒算……赵宋王朝在变法与党争之间步步惊心,人人自危,半壁江山无奈易主。范军写大宋权力场,将救国的变法与亡国的党争联系起来,有深度,有高度,有力度。——趣历史

救国的变法,亡国的党争,当个性文人遭遇仕途风波恶,且看王安石、司马光们如何突围?范军写透了赵宋权力场上的尔虞我诈、党同伐异,写尽了一个王朝的荒凉与惆怅。——全媒体微刊杂志《历史大学堂》主编 欧阳

江湖风波恶,仕途有春秋。范军写大宋权力场,揭示那些局中人残酷与铁血的生存真相,于史有据,笔法冷峻,举重若轻。这是一部好看又耐看的宋史力作。——《东吴帝国》《西游正史》作者 司马路前言大宋权力场:那些文人的党争与变法

北宋的文人与党争、党争与变法的纠结关系,应该说是其权力场争斗的重要特征。赵匡胤黄袍加身,以非正常手段上位后,面对唐末以来形成的藩镇割据、节度使权力过大等因素造成的政治困局,断然进行了矫枉过正的制度设计。他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军界高层的职务,而其推行的职务与职位分开政策化解了节度使及宰相权力过大所带来的问题,使藩镇割据的现象得以彻底消失,断绝了高级军事将领的逼宫之患。

总而言之,杯酒释兵权是将权力进行破局与重组,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权力场之困局。接下来宋真宗同时重用王钦若、丁谓以及同他们作对的寇准为相,权力场上的党争由此成型。党争者相互博弈,帝国局面江河日下。此后欧阳修庆历新政、神宗时代王安石变法、哲宗时代司马光复辟、徽宗时代蔡京反攻倒算均在此背景下展开,救国的变法与亡国的党争纠结在一起,使得一场场本可以挽狂澜于既倒的改革运动不得不半道流产,大宋江山因此断送。

我们以王安石变法为例,看看文人的党争与变法的进程何以始终纠缠不清。改革的最后失败其实来自王安石集团内部。因为这个在历史上被称为“熙宁新党”的改革集体汇聚了一批来路不明、各怀理想或野心的人。他们在王安石的旗帜下,在历史狐疑的眼神背后,从事着这场注定要失败的改革。他们是——

吕惠卿,这个人特别值得注意,因为他的仕途生涯和王安石的仕途生涯恩怨交集,是对王安石个人命运影响最大的人。吕惠卿有很强的组织能力。王安石是经过欧阳修的推荐才对此人如获至宝的。在这场改革的开始,吕惠卿也确实对王安石投桃报李。王安石改革中的《青苗法》和《募役法》就是由他牵头搞出来的。但是到最后,野心家吕惠卿背叛了王安石,也背叛了这场改革。

程颢,理学家,当朝著名哲学家周敦颐的学生。程颢注重经世致用之学,主张恢复古法,强调抑制豪门大户,是王安石改革集团最初的理论旗手及策划人。刚开始王、程二人在改革理论上的分野还不算大,但随着改革的深入,程颢以王道仁义之心求发展的改革理论和王安石取法先贤富国强兵之术求发展的改革理论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两人打起了口水战。王安石说程颢“公之学如上壁”;程颢回击王安石“参知之学如捉风”。口水战打到了这个地步,已经超出了学术探讨的范畴,严重阻碍了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争论的结果是王安石官大一级压死人,程颢因此负气出走。

苏辙,苏东坡的弟弟,“熙宁新党”的小字辈,加入王安石改革派时还不到30岁,因此改革的热情最高,改革的态度最积极。但苏辙对吕惠卿搞的《青苗法》是持反对意见的。他认为对于文盲居多的农民实行计划经济,毫无疑问是在闭门造车。苏辙主张不妨采用唐朝刘宴的“常平法”来代替《青苗法》,以给农民真正的实惠。苏辙充满热情的建议当然不会被采纳。因为在任何组织里,小字辈往往意味着是执行者而非创新者。苏辙只得勉为其难地去执行《青苗法》。由于在执行的过程中问题丛生,再加上父亲苏洵、大哥苏东坡的极力反对,苏辙随后退出了“熙宁新党”。

曾布,王安石好友曾巩的弟弟,时任翰林学士兼三司使,在王安石改革集团中的主要任务是和吕惠卿一起策划相关法案。由于吕惠卿不容人,曾布因此与他结怨。但导致曾布走人的直接原因还不是吕惠卿,而是另一个姓吕的——提举市易司务的吕嘉问。吕嘉问与吕惠卿走得近。吕嘉问存在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经济问题。神宗因此密令曾布去调查此事。曾布一时头脑发热公报私仇,回来向皇上汇报时夸大了吕嘉问的罪行。神宗一怒之下,将此二人都革职了。王安石改革集团从此没有了曾布的身影。

王安石之后,接下来是司马光时代,但他的中庸之道让自己彻底成了一个孤独的人。首先向他叫板的是章惇和蔡确。章惇是前王安石改革集团的硕果仅存者,又是名儒邵雍的得意门生、苏东坡的挚友。此人恃才傲物,却也深得欧阳修的赏识。在王安石归去后,章惇接过改革大旗,和宰相蔡确一起,力推新法。他们牵制司马光的温和路线,并视其为头号政敌,这让司马光苦恼不已。而另一方面,宋哲宗也对司马光的温和路线颇为不满,冷眼看他身陷尴尬境地而不出手相助。

为挽回大局,司马光说服文彦博和吕公著两位元老重臣和他一起力推温和路线,总算是将章惇等新党成员全部赶出京城。但是宋哲宗却在此时亲政——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筋疲力尽的司马光最终只捡拾了一地鸡毛,还有舆论对他的无情指责:前王安石改革派理论大师程颢说:“司马光自比是药中人参、甘草,但这两种药,只能治轻病,重病就无能为力了。”前内阁重臣韩琦评价司马光内阁:“才偏,规模浅。”而苏辙更表示:“司马光才智不足,不可为领导人。”71岁的司马光终于病倒了。

很快,这个年迈的老臣也步王安石的旧尘,归去来兮。北宋王朝最重要的两个改革人物在“改革者绝没有好下场”的历史潜规则作用下偃旗息鼓,不再是这段激情正戏的主角。接下来,这个王朝差不多可以看到那个呼之欲出的阴影了——死亡阴影。

绍圣元年,宋哲宗做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重新召回并重用包括章惇在内的新党,但是怎么改革是个问题。人心散了,在这样的时代,已然没有了一种可以凝聚朝野共识的改革理论来指引大宋往一个正确的方向走。坚持己见的理论家章惇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他引进的左右手蔡卞(王安石女婿)、蔡京(蔡卞哥)则致力于成立“看评诉理局”,该机构类似于“平反冤假错案办公室”,专为元祐时代有冤屈的人打抱不平。与此同时,那些元祐时代郁郁不得志的新党官员在成为这个时代的人气股之后开始奋发有为——司马光建立的温和政策被全部推翻,司马光时代的旧人被全部打倒,政策之争、路线之争很快就上升为党争。一些在元祐时代不小心跟错人、站错队的人现在则是加倍忏悔,并且用实际行动来洗刷自己的“罪行”。

轰轰烈烈的改革就这样成了轰轰烈烈的党争。改革无人过问,人人想着陈年旧账。台谏官周秩、张适英、上官均曾经写诗赞美吕公著,现在他们毅然砸碎司马光和吕公著的纪念碑来表明心迹。周秩则做得更绝一些,因为他曾经建议皇上追谥司马光号为“文正”,现在竟然扒了司马光的坟对其鞭尸!党争对人性的变异,由此可见一斑。

蔡京时代,他以改革先驱自居,表面上继续落实《方田均税法》和《免役法》,实际上却将王安石时代的改革理论作了全面的阉割和置换。比如蔡京的《方田均税法》是默许大地主的土地以多报少,从而将赋税转移给底层民众。还有他的《免役法》更是明白规定豪户可以免出免役钱,这样一来底层民众所要承担的各项钱款竟是元丰时期的8倍以上。蔡京的伪改革直接把北宋王朝逼入死胡同,一个著名的词语“逼上梁山”成为那个时代弱势群体普遍的流行心理。

但是蔡京并没有善罢甘休。社会越不稳定,蔡京越要进行反攻倒算,对“元祐君子”来个总鞭尸。包括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在内的120多名元祐时代的保守分子被他鞭了尸。接下来他把章惇等人列为修正主义分子,继续鞭尸。这样被蔡京鞭尸的人员前后共达390多人。至此,蔡京所谓的改革完全沦为党争的遮羞布。

以上大概就是北宋变法与党争的简史。不妨这么说,在党争与变法的背景下,北宋权力场上的尔虞我诈、党同伐异被真实而残酷地揭露出来,帝国悲剧的成因与后果铺展在芸芸众生相之上。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困局,权力场上的困局。放眼中国历史,此困局尤以北宋之演绎为最。本书内容便是以其为样本,剖析关于权力博弈的制度和人性困惑。2017年7月25日第一章大宋权力格局之斗与破

找出一个成体系、富有持续创造力和活力,同时不失稳定和谐的权力分配或制衡制度,真的能确保大宋拥有未来吗?很显然,杯酒释兵权后的赵匡胤过于乐观了。陈桥兵变背后的权力场困局

960年春节刚过,在后周任殿前都点检(相当于禁卫军最高指挥官)的有志青年赵匡胤突然发现他的人生面临一个重大机遇。

因为有人将黄袍加在他的身上,地点是那孤零零的陈桥。

一个人的陈桥。

赵匡胤的陈桥。“陈桥兵变”一词由此横空出世,赵匡胤黄袍加身,即位做了皇帝,国号宋。赵匡胤就是宋太祖。

长达50多年混战的五代时期,至此宣告结束。

但是,以非正常手段上位的赵匡胤第一次发现,成就一场千古留名的兵变容易,但是兵变之后,麻烦大了。

因为自己正面临着权力场上的困局。

大宋权力场,史无前例的危机四伏。

起码到他为止,唐末以来直至五代十国时期形成的藩镇割据,节度使权力过大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他赵匡胤之所以能够上位,也是拜乱局所赐。

因为赵匡胤在后周既任殿前都点检,也领宋州归德军节度使,掌握兵权。节度使权力过大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藩镇节度使若群起效仿,他的帝位就坐不稳了。

也就是说,今天他可以陈桥兵变,明天别人也可以来一个王桥兵变、李桥兵变。

皇帝轮流做,只要手上有足够多的刀把子、枪杆子。

以及一呼百应的弟兄们。

所以必须在摇摇晃晃的龙椅之上,问一个为什么。

其实,权力场上的困局其来有自。

唐末以来直至五代十国,中央朝廷派出机构权力过大——节度使拥兵自重,集军、民、财三政大权于一身,可以不经皇帝批准擅杀刺史。

作为对唐代三省六部这样一个官僚行政制度的破坏,以藩镇割据形态出现的节度使在其治内或者说境内完成了权力系统的自我循环。

配有僚佐副使、支使、行军司马、判官、推官等,配有将佐押衙、虞候、兵马使等。

看上去牛哄哄的。

而且,财权不上缴中央,干部的人事任免也自成体系,简直是一个独立王国。

与此同时,自唐末五代开始存在的“支郡”制度,将皇帝的权力进一步切割和分化。

节度使不仅要管所驻州郡的政务,还要染指附近几个州郡的事务,而被兼管的州郡就是该节度使的“支郡”。

赵匡胤上台后,权力运作的潜规则是支郡的文武官员表面上由朝廷任命,可其在“支郡”的职权却是节度使说了算,中央无权干涉。

甚至,一些强悍的节度使根本不将皇帝放在眼里。

人事任免不上报,不备案,自行委派支郡官员,俨然独立王国。

很多年后,清人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卷20中感慨万千地说:“(藩镇)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这无疑是赵匡胤所面临的权力困局之真实写照。

而那个叫欧阳修的名人后来也指出:“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兼三四。”皇帝权力真空化的情形不可谓不严重。

这其实是节度使的权力透支!

当然了,宰相也是大权在握的。

唐代包括五代十国期间都实行三省六部体制,这实际上是一种决策权、审议权和行政权合一的制度。

中书省出令,门下省审议,尚书省颁布执行。三省长官原则上都是宰相,拥有实际参与军国大事及决定官吏任免甚至皇位继承人选的人事权力。

可以说有唐朝300年间,帝国的国策方针及法令,都是由宰相参与制定实施的。宰相权力之大,专制如武则天者,也不敢轻易越过中书门下宰相这一级直接发号施令。

可以这么说,宰相有选拔官吏之权。贞观年间,四品以上官员都要由宰相提名奏上,皇帝才可批复同意。

而赵匡胤“陈桥兵变”,所顾忌的其实也是留守都城的宰相范质、王溥的态度或者说政治倾向。

周世宗柴荣死后,7岁的儿子柴宗训继位,也就是周恭帝。

因其年纪太小,所以由宰相范质、王溥辅政。赵匡胤黄袍加身回到都城后,面对站在他面前的范质、王溥,不能不为难地说:“世宗待我恩义深重。现在我被将士逼成这个样子,你们说怎么办?”

呵呵,这个叫寻求道义支持。

因为后周宰相之权大过赵匡胤这个殿前都点检手中的权力,事实上赵匡胤带兵离京去攻打所谓的北汉与辽国联合进犯,也是由辅政的范质、王溥直接下达作战命令的。

只是由于没有实力支撑,再加上留守京城的大将石守信、王审琦反水,这两位宰相才在赵匡胤面前无计可施。

但反过来讲,赵匡胤上位后,面对权力场上的困局,如果重拾唐代的三省六部体制,一方面他要直面藩镇割据、节度使权力过大的问题,另一方面相权架空皇权的隐忧他也不能不防。

毫无疑问,权力困局需要破解,这样的破解需有大思维、大手段、大魄力,否则赵匡胤也只能是五代之后第六个短命王朝的弱势皇帝。

关于这一点,其实连赵匡胤的母亲也看在眼里。

赵匡胤做皇帝后,赵太后忧心忡忡地说:“我听说做天子很不容易。能够把国家管理好,这个位子才是很尊贵的。要是管理不好,出了乱子,再想做回老百姓还做不成呢。”

话很实在,道理却是深奥的,那就是要制度创新。

必须找出一个成体系、富有持续创造力和活力,同时不失稳定和谐的权力分配或者制衡制度来,才能确保大宋有未来可言。

只是这样一种权力分配或者制衡制度存在吗?

赵匡胤又能不能找到?杯酒释兵权:权力破局与重组

其实,赵匡胤的危机始终如影随形。

权力分配制度还没有找到,后周时义成军节度使李筠就勾结北汉刘钧起兵反宋了。

这是发生在赵匡胤“陈桥兵变”后100天左右的事情,因为李筠和后周郭氏之间有君臣知遇之恩,所以赵匡胤以非正常手段上位,李筠是心存不满的。

这一点也印证了赵匡胤的担忧。

节度使各据一方,对赵匡胤兵变态度各自心怀叵测,新政权的维稳工作任重道远。

当然对赵匡胤来说,这也是他的机遇。

因为只有非常事件,才见非常手段。

赵匡胤决定御驾亲征,把打击李筠反叛事件当做样板工程来抓,以收杀一儆百之效。

谋士赵普也建议赵匡胤说:“陛下初登宝位,应天顺人,将制枭雄,光耀神武,兵机贵速,不尚巧迟,若倍道兼行,掩其仓卒,所谓自天而下,可一战而成擒也。”

赵普的建议表面上看气势磅礴,充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气概,实际上是在走钢丝。

因为李筠作为后周时代的大将,表现实在不俗。

从955年-959年(显德二年到六年)的四年间,他先后率军攻下辽州(今山西左权县)与长清寨等军事要地,俘获北汉刺史、大将达数百名。

也正因为如此,周世宗才拜其为太尉。而李筠对后周王朝也忠心耿耿。赵匡胤建立宋朝后,曾派遣使者至李筠处,封其为中书令。这是夺其兵权,让他到中央工作的意思。

李筠是怎么反应的?他当着使者的面把后周太祖的画像挂在墙上,然后嚎啕大哭。此情此景,反迹已现。

当然李筠造反的标志性事件还在向北汉睿宗称臣上。同时,他还派人杀死宋朝泽州刺使张福,出兵占据泽州城(今山西晋城市)。在此险恶形势下,赵匡胤御驾亲征,风险不是一般的小。

因为当时北汉睿宗已经率兵前来支援李筠,相约联合伐宋。

那么,赵匡胤会安然无恙吗?

谋士赵普没有十成的把握,甚至连九成的把握都没有。

作为谋士他之所以如此建议是基于两点:

一、道义。赵匡胤以非正常手段上位,虽然于道义上有亏,但相比较于李筠的认贼作父、引狼入室,却又可以占据舆论优势。

二、实力。宋朝虽然刚刚成立,和李筠作战却是以全国敌一隅,而李筠只是义成军节度使,即便北汉睿宗号称也要出兵伐宋,但二者的终极利益并不一致。说到底,只是相互利用罢了。李筠试图利用北汉兵报恩于郭氏。但是,北汉睿宗也深知李筠非其利益相关方,李筠一旦功成,甚至可能会反咬一口,倒戈伐汉。因此北汉睿宗不能不留一手。

果然,历史的发展或者说推进对赵匡胤有利。

北汉睿宗出兵后,密令宣徽使卢赞监督李筠部队,防止其坐大。李筠无奈,只得分兵与儿子李守节守卫上党(今山西长治市),自己率兵南征北宋——合力未成反而分力,战事再无悬念。

赵匡胤御驾亲征,先是会同石守信打败了李筠的3万主力部队,然后在泽州逼迫李筠赴火自焚——赵匡胤至此完美收官。

3个月后,又一支队伍开始反叛。它便是后周太祖郭威的外甥——驻扎扬州的淮南道节度使李重进所部。

赵匡胤下令平叛,效果竟是不彰。

原来这李重进算是后周贵戚,手下多死党;再一个原因是石守信、王审琦等征讨部队多由后周将士组成。

以原后周之将士攻后周之贵戚,免不了缩手缩脚,心存顾忌,竟然久攻不下。在此情境下,赵匡胤再一次御驾亲征。

当然,赵普之所以敢再次冒险,是因为他看到扬州是一座孤城,粮草本不宽裕。李重进曾求援于南唐,遭拒。正所谓内乏粮草外无救援,城陷是迟早的事情。既然军事胜利毫无悬念,为何不给它加上一层政治含义呢?

果然,赵匡胤在扬州城下督军攻城没两天时间,李重进就像李筠一样,自焚而死。扬州城陷,叛乱被平定了。

这两场发生在北宋开国年间的平叛战争看上去很完美,但赵匡胤的眉头并没有舒展开来。

因为这两者都是个案,靠了御驾亲征才得以解决。赵匡胤难以想象,帝国境内那么多节度使要是一夜间都反叛了,他即便想要御驾亲征也分身乏术啊。

为此,赵匡胤面临一个制度困惑——“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他向赵普发出疑问,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帝王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局面呢?如果人人都可以凭实力轻易上位,那他赵匡胤怕也只能是唐季以来第九个“领三五年风骚”的过渡皇帝罢了……

赵普给出的答案是:“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唯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

赵普这番话的关键词是“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这12个字。意思是为了解决地方方镇权力过大、臣子势力过强、帝王势力太弱的问题,唯有将他们的职权、财权、兵权收归中央,才能确保长治久安。

他没想到,这12个字竟然奠定了一个王朝长达320年的权力分配或者说制衡制度,其威力或者说功效远胜于他的两次献策劝赵匡胤御驾亲征。

因为后者是解决一城一池得失的问题,前者事关长治久安,是给解除帝国隐患开药方。

很显然,赵匡胤是很认同这副药方的。他没等赵普把话说完,马上抢答:“卿无复言,吾已喻矣。”可谓惺惺相惜了。

但领悟力高是一回事,真的身体力行却是另一回事。

赵匡胤设想中要夺权的对象是一些地方节度使,并不包括统领禁军的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将领。在这一点上,赵匡胤似乎还有妇人之仁,毕竟在陈桥兵变的过程中,他们都是得力的帮手,自己不忍干过河拆桥的勾当。

所以,当赵普几次暗示他要将石守信这些实力派将领“授以他职”,赵匡胤都以他们与自己亲厚为由,告诉他:“彼等必不吾叛,卿何忧?”

他们肯定不会背叛我的,你又为何担忧呢?

赵普正色道:“臣亦不忧其叛也。然熟观数人者,皆非统御才,恐不能制服其下。苟不能制服其下,则军伍间万一有作孽者,彼临时亦不得自由耳。”

赵普这番话可谓拨云见日,赵匡胤大悟,此后终于有“杯酒释兵权”之举。

杯酒释兵权这一历史事件发生在961年(建隆二年)的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赵匡胤邀集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禁军主要将领在一起喝酒。

是谓一场酒局。

酒局最关键的不是酒,而是局。

就像鸿门宴,最关键的不是宴,而是宴席上的刀光剑影、明枪暗箭。

赵匡胤的酒局也是平地一声雷,没事也要搞出事来。

因为赵匡胤的眉头皱起来了,皱给这些他请来的客人看的。

赵匡胤对他们说:“如果有朝一日黄袍披在你们身上,这皇帝是做,还是不做呢?”

石守信等人当然不是傻子,而是人精。

他们领会赵匡胤的意思,次日即称病,主动要求解除军职。

至此,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背后隐含的权力制度设计才初露端倪。他一方面把石守信等人调到外地去当节度使,使其脱离原来掌握的军队,另一方面取消殿前都点检和殿前副都点检这两个职务,由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分别率领禁军,合称“三衙”,互不统属。

权力制度设计的机心便在这里:三衙有统兵之重,却无发兵之权;而枢密使有发兵之权,又无统兵之重;禁军从此无统帅,将领们唯一的统帅是皇帝本人。

这是一层机心,叫做分化事权,互相监督。

第二层机心是在“三衙”内部层层设防,防止出现专权独断现象。

赵匡胤规定,“三衙”长官都指挥使之下,设副指挥使、都虞候、副都虞候各一员,进一步将都指挥使已被分化的权力强行稀释,使其有职无权。

至此,杯酒释兵权后的权力制度设计将禁军军权全部收归中央,赵匡胤寝食稍安。

接下来要解决的是节度使权力过大问题。

赵匡胤采取的措施是分两步走,先将各节度使所属的地方赋税全部运送中央,仅留一小部分用于维持日常开支,节度使的财权就这样眼睁睁地被剥夺了。

其次是削其兵权。

965年(宋太祖乾德三年),赵匡胤心情很好地下令诸州府甄选精兵送往中央,取其精华,以此削弱节度使的军事实力。

当然,节度使权力过大问题解决起来非一日之功。赵匡胤在位期间,仅将节度使的权力部分收归中央。至宋太宗时期,天下已定,节度使权力过大问题才得到根本解决。

977年(太平兴国二年),宋太宗下令所有节度使属下的支郡都直属中央,节度使的权限只是管理一州一府,同时朝廷以朝臣出任知州、知府。

再以后,节度使一般不赴本州府管理政事,而只变成一种荣誉性的虚衔。

如此一来,在赵匡胤及其继任者的制度设计下,唐末以来节度使干政问题被彻底解决。

当时,正因为五代十国中节度使多开国建业,才造就了乱世格局。五代十国中,仅南唐的开国皇帝李昪是在中央掌权的情况下建立国家。因此,唐末节度使权力制度设计的功效,自是不可小觑。

宰相权重和节度使权力过大问题一样,也是赵匡胤需着重解决的一个难题。

赵匡胤35岁那年在朝堂之上做出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他利用宰相范质、王溥上呈奏折未及落座的机会,暗示手下将其座位搬走。

呵呵!具象的相位可以一挪了之,抽象的相位又如何抽移呢?

赵匡胤采取的依旧是分化事权、层层监督的制度设计。

枢密院管国防军事,三司(盐铁、度支、户部)管财政,宰相只管一般的行政事务。这是三权分立。

随后赵匡胤又在宰相权限之下设参政知事(副宰相),掌实权,规定两位宰相“分日知印”,进一步切割宰相权力。

又设台谏官,监督宰相之权。由此,源自秦、汉、唐以来的宰相权重问题在赵匡胤手上得到解决。和解决节度使问题一样,这依旧要归功于崭新的制度设计。

但制度设计之弊如影随形。“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无论是在哪一个层面收职权、财权、兵权,赵匡胤都需要通过增设官员职位来换取自己龙椅的稳定。

冗官的结构性成因,最初便来自这里。

赵匡胤及其追随者的制度设计应该说是在对中央官制的调整过程中逐渐起步并形成体系的。赵匡胤在统一五代十国的过程需留用大批的各国旧官员,又不能让其做事掌实权,于是便发明了“职”“官”和“差遣”分离之术。“职”是头衔,“官”只代表此人可以领取俸禄,而“差遣”才是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也即实际权力。

每个机关彼此互相牵制,“任非其官”现象也就应运而生了。

正所谓“事即依旧公事,人即加倍添人”,比如节度、团练、防御使和观察、留后、刺史等原来在地方上握有重权的职务,需由中央直接“差遣”的权判知州、府、军事来处理。

原由州府长官一人负责的事务,需由一名知州(府)与一到两名通判一起处理。

行政管理官员大量注水后,不得不增加指挥官和协调官来居中调停。在州府长官增加了一倍至两倍的基础上,朝廷与州府之间另设一层“监司”来加强管理。

人员注水导致了制度注水,事没管好又平添了一大批“路”一级官员。权力场的弊病就是这样产生的。

但究其实这是非常时期下的非常措施。

北宋统一五代十国的过程中,留用大批各国旧官员,使他们保有官位是不假,但这批人故去之后呢?是不是可以精官简政、精简机构呢?

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随后看到,在大宋权力场,为了容纳更多官员,官吏的品阶在迅速增加。

一个宰相后面有十几个宰执官加以配置;文散官从29阶增至37阶,武散官从31阶增至52阶;组织中九寺五监与六曹等功能重复却并行不悖,大批官吏“闲坐终日”却不影响其晋级升迁,越来越多的冗官从围城外纷至沓来。

毫无疑问,这不仅是赵匡胤的烦恼,也是帝国继任者的烦恼。比如若干年后,那个叫宋真宗的皇帝就感觉,天快塌下来了。真宗时代:天快塌下来了

天快塌下来了。

当然,在这个世界上,天是不可能真的塌下来的。之所以说“天快塌下来了”,仅仅是因为一个人的感觉。

宋真宗赵恒。

这是1004年(景德元年)闰九月某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距离赵匡胤那顿著名的晚餐才过去43年时间,但是宋真宗赵恒却真切地感觉到——大宋的天快塌下来了。

因为辽兵攻进来了。20万辽兵在传说中的人中之狼达览的率领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大宋的土地上攻城略地,打得云雁守军一个个争当逃兵。

宋真宗的脸便阴了下来。

不错,这样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变成逃兵,但他不能。作为大宋王朝的第三代领导人,宋真宗赵恒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老爸——宋太宗赵光义,以及更加著名的伯父——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

他必须对他们有所交代。

不过,说实在的,赵恒本没有当皇帝的心,也没有当皇帝的命。

赵恒有着一颗柔软而多愁善感的心。

他其实是个诗人,一个错生在帝王家的诗人。有一天,他发自肺腑地说出了一句名垂千古的话——“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是一个诗人对书本价值的深度发现。相较于他的政绩而言,这句话的重量是无法替代的。

那是对文明和文化的世俗性发现,起着深入浅出、普度众生的作用。

但是政绩,却是难与人言。

因为他这个皇帝位置,是阴差阳错中坐上的。

作为宋太宗的第三个儿子,赵恒原本是不可能当皇帝的。宋太宗最初也没有将他放在眼里。

而是将长子赵元佐视为继承者。

他立此人为太子,眼巴巴地盼他成长。

但很可惜,赵元佐后来不遂人愿地得了精神病,令宋太宗大为头疼。

精神病患者治国?传出去笑死人。

关键是,赵元佐的破坏欲还挺强。看谁不顺眼就打,还在宫中放火取乐。是武疯子而不是文疯子。最后的遮羞布都被他自己扯掉了,也由不得宋太宗不废他。

宋太宗将目光瞄准了次子赵元僖。

深情款款。

这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深情,也是一个皇帝对未来太子的深情。

但是赵元僖辜负了这种深情。

因为他死了。

英年早逝。

令宋太宗的深情化作一场空。

无可奈何之下,太宗才将目光瞄准三子赵德昌,立其为太子。

这个后来改名为赵恒的人当时心情相当复杂。因为他发现,自己避无可避。

前面的两个哥哥,一个疯了,一个死了,唯独自己还健在,还算正常。

现在,要搏斗的对象只有光阴了。

父亲老去,自己成长。直到有一天,完成皇位的更替。

而这一天不由分说地到来了。997年(至道三年),宋太宗箭伤复发,驾崩。

赵德昌继位为帝,改名赵恒,是为宋真宗。

现在,他就成了那个被后世叫作真宗的皇帝,与政务、军务纠结在一起,与文学诗歌愈行愈远。

而前者,不是他所擅长的。

因为做皇帝需要机心,而不是童心。

当下,摆在帝国面前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生存。

生存的威胁来自于北边。

一个比大宋建国还早的国家辽国老是冲过来欺负它。

不是说建国早的国家一定强,而是它一定狠。

玩命。

不要命。这个比较可怕。

世上事怕就怕不要命。命都不要了。你斗得过我吗?

所以大宋斗不过辽国。

尽管论国土面积、人口以及经济总量,大宋远超辽国,但它还是被欺负。

宋真宗上任后,想搞清楚自己的国家为什么这么怂。

很快,他就搞清楚了。

地利不行。天时地利人和,地利不行就啥都不行了。

帝国北部的中原是一马平川,很适合辽国骑兵过来玩。

本来幽云十六州(今北京、天津、山西、河北北部一带)作为战略要地,是可以挡一阵子的。

可惜老祖宗不争气,一直没能收复,辽国骑兵也就一直不请自来。每次来都空着手,最后满载而归。

宋真宗虽然是个柔弱的诗人皇帝,却也觉得辽国人的行径不够文明。

1001年(咸平四年),宋真宗干了这样一件事:下令在徐水周边,引鲍河水“隔限敌骑”。

三年后,也就是1004年(景德元年),宋真宗又下令以定州为中心,开挖连接唐河、沙河、界河的运河,目的还是为了防止辽国骑兵不打招呼就随便过来玩。

另外老将曹彬也被宋真宗起用,希望可以有所作为。

但辽兵还是攻进来了。

1004年春,达览领着20万大军南下,直逼黄河岸边的澶州(今河南省濮阳县)城下,威胁宋的都城汴梁(东京)。

关键是辽国承天太后萧绰、圣宗耶律隆绪也跟大部队一起来了。看样子这是要接替宋真宗做皇帝的意思。

宋真宗得知这个信息是因为警报一夜五次传到东京。他觉得,帝国不马上召开一个紧急会议是不行了。

大家都议议。事关生死存亡,每个人都要担起责任来。寇准和他的政敌们

延和殿,这是个名称含义丰富的宫殿。当集贤殿大学士寇准在这样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来到灯火通明的延和殿时,他并没有对“延和”两个字有所思考——尽管很多天以后,澶州之盟以一种不太体面的形式呼应了延和殿的某种宿命。

与寇准差不多同时到的还有参谋总长(枢密副使)陈尧叟等十几位高官。这是帝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夜半聚会。如果不是事情紧急,这些人不会在这样的时刻来到延和殿的。

坐在龙椅上一脸阴沉的宋真宗没好气地看着这些睡眼蒙眬的手下。他不知道,这样的一帮人是不是可以撑起帝国的明天。

但他们都默不作声。

因为有一个成语他们滚瓜烂熟。

沉默是金。

还有一个成语他们烂熟滚瓜。

祸从口出。

宋真宗只得点名。

陈尧叟只得出列。不错,作为帝国的参谋总长,陈尧叟必须首先发言。

但他却无话可说。自从太祖赵匡胤以那顿著名的晚餐收回各路诸侯的兵权之后,大宋军队的战斗力就与日俱减了。至真宗朝,虽然还有91万禁军,36万厢军,但是地球人都知道,他们不堪一击。

将是熊将,兵是羸兵,数量的增长非但不能引起质变,反而把一个国家的财政给拖垮了。

无数在天灾人祸中失去土地的人们都成了大宋的兵。一入兵营深似海,一日为兵终生为兵,太祖以降,为了防止士兵们脱离军营后起来造反,便把他们的生老病死都包了下来。大宋兵营,很多老兵甚至老得走不动路了,却还在保家卫国,还在吃皇粮——

一个GDP在世界上遥遥领先的国度就这样被生生吃穷了,战斗力却虚弱得可以。

所以参谋总长陈尧叟只能打上一个非常沧桑的哈哈:“契丹兵吗?在草原上打打仗还可以,一过黄河,怎么可能成为我大宋铁军的对手?所以请皇上放心,契丹兵不足虑,不足虑啊……”

这个时年43岁的陈尧叟在年轻时是个帅哥。史料记载,他“体貌英伟”,看样子是个高个子帅哥。史料还记载,他“博闻强记,奉对明辨”,说明陈尧叟是个记忆力强、逻辑思维能力相当出众的帅哥。

事实上陈尧叟是个状元帅哥。989年(宋太宗端拱二年),陈尧叟28岁时中了己丑科状元。由于在皇帝召见时回答得体,也就是所谓的“奉对明辨”,他很快在仕途上有所作为。他先后做了秘书丞、河南东道判官、工部员外郎等小官,四十不惑之后,他官居帝国参谋总长。

但北宋军官多为文人充任,文人军官一个致命的弱点是对打仗一窍不通,好出大言、狂言。陈尧叟就是个例子。

宋真宗依旧阴着脸。

很显然,他不放心。

曾经,他的父亲宋太宗北伐,结果却在高粱河一带被契丹兵打得差点回不了家。他不想成为宋太宗第二。

寇准也不想坐以待毙。

寇准在7岁时曾写过这样一首诗:“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俯首白云低。”

这是在华山山顶,小寇准随父登山时写的。

寇准的父亲寇相是个书生。家里的书非常多,仕途却很一般。虽然在五代后晋时中过进士,可从未发达过。一生只在贵族府第做过秘书一类的小官。

寇相之所以没有大出息只是因为他的性格。

温文尔雅。

谨小慎微。

所以当7岁的儿子写出那首有大气概的诗时,他的心里涌起两大感受。

喜。

忧。

喜忧参半。

性格决定命运。

气概决定前途。

寇相断定儿子的前途比自己好,但是风险也将如影随形。

因为他从此诗中看到了儿子性格中狂放的一面。而过于狂放、不知内敛的人生容易受挫。

简单地说,寇相断定儿子的一生会大起大落,犹如山峦,在峰谷之间摇荡。

寇相在作出了这个推断之后不久就因病去世,而寇准的人生之旅徐徐打开,犹如一幅画卷。精彩,充满悬念,却最终以悲剧结局。

寇准在太宗时就官至参知政事。宋真宗即位后,他先后在工部、刑部、兵部任职,又任三司使。1004年(景德元年),他出任宰相(同平章事)。这是寇准人生之旅的上升部分,是为华彩乐章。

而寇准的性格也刚猛无比。作为三朝元老、大宋朝的首席战舰,寇准心中只有一个“杀”字。

事实上,不杀是不行了。现在是九月,黄河还可以说是天险,但是再过两个月,黄河将不再是宋军的天险。

而是他们的天敌。

因为到那时,黄河将结冰上冻,踩在20万契丹兵脚下的,将是一马平川。20万契丹铁骑一过黄河,谁都不能保证首都开封会安然无恙。

王钦若也不敢保证。

这个江西新余人是在宋太宗年代发迹的。和寇准一样,王钦若也喜欢写诗。寇准写诗是直发胸臆,抒凌云壮志;王钦若写诗也是直发胸臆,但抒的却是对皇帝的赞美之情。王钦若18岁时就写下《平晋赋论》,内有“龙带晚烟归洞府,雁拖秋色过衡阳”等媚句。他以此诗献给宋太宗,并在992年(太宗淳化三年)登进士甲科,从而开始了他的仕途之旅。

宋真宗年代,皇帝器重王钦若,召为翰林学士。1001年(咸平四年),王钦若官拜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还做了给事中等官,明显官运亨通的样子。

这个官历三朝、曾前后三次为宰相(包括一次为副宰相)的人脖子上长有一肉瘤,被时人目为“瘿相”。不过,“瘿相”王钦若自认为可以保证宋真宗的安全。

还有他自己的安全。

王钦若哭着对宋真宗说:“迁都吧,皇上!迁到金陵去。现在还来得及,还有两个月时间……”

王钦若此言一出,延和殿万籁俱寂。

宋真宗也不说话。

谁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态度,于是人人沉默是金。

其实,宋真宗不说话并不代表他沉默,只表明他在思考。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以沉默掩饰思考,宋真宗就是这样的人。

但是,他的思考没有结果。因为要做一个逃跑型皇帝,宋真宗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更要命的问题还在于,跑,就能跑出帝国的艳阳天吗?

宋真宗不置可否。

他之所以不置可否,而不是旗帜鲜明地反对王钦若的逃跑主义,是因为他想再看一看大家的反应。

看一看帝国的官场人心,看一看众人是不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答案却是——

不。迁都问题

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

这个人间真理不仅现在管用,在1004年也管用。

寇准就恶狠狠地站在了王钦若的对立面。

在这个人人争当逃兵的时代,寇准的座右铭是——是男人,就给我挺住!

他蔑视了王钦若脖子上的肉瘤,觉得他到底不男人。

有一件事可以作为寇准认为王钦若不男人的佐证。

那还是宋真宗咸平年间,王钦若作为科举主考官,通过家人收取了一名考生350两的银票贿赂。

案发后,御史中丞赵昌言逮捕了案件相关人,并上奏疏提请皇上逮王钦若归案。但王钦若以自己未亲自受贿为由,拒不认罪。

由于王钦若当时是副宰相,权势大,又是宋真宗的红人,法司也不敢深究此案,最后一个替罪羊被削籍,流放儋州。结局是该替罪羊客死他乡。

寇准认为王钦若不男人的地方就在这里——

你可以贪,也可以无耻,但不能又贪又无耻。

男人还是要有底线的。底线可以足够低,甚至低到看不见,那也聊胜于无。可一个没有底线的男人那就不是男人了。

不是男人,关键时刻怎么挺得住?

王钦若也蔑视。他蔑视寇准的座右铭。

不错,男人关键时刻是要挺住,但男人最重要的还是应该做到能屈能伸。一个只会逞匹夫之勇的男人不是真男人。王钦若顶着脖子上那颗沉甸甸的肉瘤,向寇准摊出了一双形迹可疑的肉手:“给我兵!要打仗,没有精兵强将,一切都是瞎扯。”

这个有着浓重的南方口音的江西人在延和殿将寇准顶得一愣一愣的。

不错,大宋朝是有兵,但这些兵上得了马、挽得了弓吗?还有一点,在文官遍地的朝堂,究竟有谁可以出来领兵厮杀呢?

寇准不知道。

宋真宗也不知道。

这无疑是一个王朝的迷惘。突然之间,宋真宗的偏头痛发作了。因为在这人人自危的延和殿,他感受到了深刻的——

孤独。

宋真宗的孤独感之所以深刻,还有一个难与人言的原因。

这仗打不得啊。打仗就要调兵,就要把南方兵往北方调,这样一来,后方势必空虚。这是可怕的空虚,因为南唐、后周、北汉那些旧臣还在,他们会不会心动然后行动呢?西夏的老李家,会不会也瞄上这难得的空虚想有所作为?

不可不防啊……在一阵偏头痛中,宋真宗体味着国事的艰难,以及作为一个帝王的首鼠两端。

王钦若准确地看到了这一点。

在这个世界上,王钦若以为,作为一个能臣,最重要的就是在适当的时候说适当的话。

在皇上想说却说不出口的时候,替他说出来。

的确,没有一个皇帝天生要做一个逃跑型的皇帝,但国事已至于此,不跑是不行的。

所以跑不跑是胆子问题,怎么跑是技巧问题。王钦若苦口婆心地告诉大家:“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要看到敌人的长处,也要看到自己的长处。敌人的长处是什么,是一马平川,是快马加鞭。离开了大草原,他们什么都不是。我们的长处是什么?是地大物博,在南方,有大江大河,有高山峻岭,有契丹骑兵无法穿越的地理优势。因此,可以空间换时间嘛,诱敌深入才能关门打狗……”

王钦若滔滔不绝,一时间成了军事理论家。

很多人的眼神由此开始迷离——太阳真的从西边出来了?

不过,寇准的眼神不迷离。

因为他知道一个成语:万变不离其宗。王钦若说一千道一万,到底离不开他早已设定的伏笔——

迁都。

果然,王钦若在绕了一个大圈之后,重新回到了他的伏笔:“开封的问题不是怎么守的问题,它压根就无险可守。当年太祖为什么会看上这个地方呢?原因只有一个,这里有条通济渠,南方的物资可以源源不断地运过来,以满足京畿所需。但是现如今,开封有生死存亡之忧啊。我们千万不可逞匹夫之勇,拿圣上的安危开玩笑!这玩笑,是某些自以为是的人能开的吗?!”

王钦若说到这里,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寇准。

寇准心中明白:“王钦若这叫狗仗人势。拿皇上来压我?门都没有!”

的确,寇准是不怕宋真宗的。

何止是宋真宗,寇准连真宗他爸——宋太宗也不怕。

因为他不是别人,他是寇准。

很久以前,当寇准还只是一个员外郎时,他就敢对宋太宗拉拉扯扯。理由是他反对宋太宗的意见,情急之下竟在大庭广众面前拉着宋太宗的衣袖不让其离去。宋太宗只得准了寇准所请。事后宋太宗自我解嘲说:“寇准这个人,有点像魏征。唐太宗能容魏征,我就不能容寇准?!”

这个自我解嘲,很有些苦涩的味道。

宋真宗时代来临时,寇准依旧白眼向天。宋真宗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起来,在宋真宗做皇帝这件事上,寇准还是有功于他的。因为宋真宗不是宋太宗的长子,是其第三子。在宋太宗即将停止呼吸之前,是寇准推荐了他,让他日后坐上了龙椅。

所以,一般的小事情,宋真宗不会与他计较。

但是迁都是小事情吗?

不,那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不仅宋真宗要计较,寇准也要计较。

两人为此针锋相对。

不过,他们针锋相对的局面被一个人打破了。

陈尧叟。

陈尧叟聪明,和王钦若一样聪明,窥破了宋真宗隐秘的心思。王钦若话音刚落,陈尧叟就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名字。

成都。

陈尧叟认为,帝国要迁都,成都是首选。天府之国那叫名不虚传,而金陵自古无王气,怎么可以去那里找死?于是一个问题开始正儿八经地形成:成都与金陵,到底哪一个适合做新帝都?王钦若和陈尧叟两个人在那里讨论得不亦乐乎,就差做具体规划了。

寇准就是在这种热火朝天的情境下爆发的——“都忘了吗,你们?大宋的江山是怎么得来的?这才多少年啊?!从北方打到南方,多少王大人推崇的天险被夷为平地?多少南越小国的国君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你们……你们怎么就可以保证——我们的皇上南迁之后不会在未来的某个日子里人头落地?”

王钦若和陈尧叟的脸刷地白了。

不是为自己白,而是为蔻准白。

因为四个字。寇准说的最后四个字——人头落地。他这是诅咒皇上!当今皇上,是你寇准可以随便诅咒的吗?别说现在还没迁都,即便真迁都了,寇准就可以肆无忌惮地说出这四个字吗?

但是,宋真宗的脸没有白。

他的眼睛红了。

充血的缘故。

在长时间凝视寇准之后,宋真宗的眼睛像是得了红眼病一般,红得可怕。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一向不轻易发作的宋真宗要发作了。

目标是寇准。我要亲征

宋真宗果然发作了。

但是,目标不是寇准,而是王钦若和陈尧叟。

宋真宗指着他们结结巴巴地说了这样一句话:“你们……误国!误朕!误天下!”然后,他从龙椅上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又说了一句骇人听闻的话——“为了打败契丹,我,我要亲征!”

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人可以避免在某些诡异的场合说出一些豪情万丈的话。

这种感觉,应该比较爽。

不过,延和殿内,却没有一个人知道宋真宗为什么要说出这样的话来。

就像没有人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人心的活动方向。

更何况是皇帝宋真宗。

宋真宗的心准确地说不是一般人的心,是圣心。而圣心总是难测,就像眼前这个情绪激动的男人,转眼间就从一个机会主义者变成了一个理想主义者。这中间甚至缺乏必要的过渡。

这让王钦若和陈尧叟不得不失望。他们就像两个气喘吁吁的跑者,虽然一路紧跟,却还是被宋真宗甩得远远的。

历史,由此走向了一个命中注定的地点——澶州。宋真宗在众人的鼓动下甚至亲自到黄河北岸督战。在那里,他见到了1004年的冬天。

1004年的冬天不太冷。大宋的部队在与契丹兵的对抗中取得了较大的胜算。但是澶州之盟却在此时悄悄签订。没有人知道宋真宗心里的真实想法。他好像一夜之间从一个理想主义者又变成了机会主义者。这中间同样缺乏必要的过渡。

几乎可以取胜的大宋帝国在澶州之盟中以今后每年向辽提供绢20万匹、钱10万贯换得了后者的退兵承诺。在这场和议中,宋真宗对谈判官给出的底线是,钱可给,物可给,大宋的面子不可给。因此在和约当中务必不能出现“贡”字和“纳”字。

不错,是向辽提供绢20万匹、钱10万贯,但是这“提供”得有个说法。如果合同上出现“贡”字,那么大宋帝国将成为辽的属国;如果合同上出现“纳”字,那么大宋帝国将成为辽的一部分——只有投降者才纳啊!

最后用了个“赠”字。大宋帝国今后每年向辽赠绢20万匹、钱10万贯,以换取两国和平相处,世代友好。

契丹兵北归。

一个帝国的燃眉之急就这样转化为绵绵不绝的隐忧。没有人知道,它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结束。

……第二章庆历年间的人事斗争

庆历新政,由于改革派不避朋党之嫌,公然作《朋党论》上奏仁宗,导致改革功败垂成——范仲淹、欧阳修首提“君子党”和“小人党”的说法遭反对派利用,被仁宗皇帝先敬后疑最后驱逐之,庆历诸君子的命运发生了悲剧性的变化。范仲淹“被朋党”事件

1036年(景祐三年)五月九日。

北宋仁宗的官场人事突然发生了微妙的变动。

这一天,宰相吕夷简下令在朝堂黑板报上张贴范仲淹因坐“朋党”之罪落职的榜文(公告),警告百官不得越职言事。

一个大宋权力场上有关人事斗争的敏感话题浮出水面。

此前,权知开封府——相当于现在开封市代理市长的范仲淹向宋仁宗递交了自己亲手绘制的《百官图》,实名举报宰相吕夷简掌控朝廷内外官僚的升迁权,以权谋私,并建议仁宗帝国的人事权“不宜全委宰相”——

要牢牢抓在自己手中。

范仲淹甚至还在奏疏中意有所指地提道:“汉成帝信张禹,不疑舅家,故终有王莽之乱。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

什么意思呢?说的是汉成帝朝宰相张禹,曾经力保成帝的生母王政君一族兄弟个个封侯,导致王家势力坐大难以收拾,最终酿成王莽之乱(王莽系王政君的娘家侄子)。

范仲淹举这个例子来比拟吕夷简,言辞那是相当的激烈。

吕夷简也反击范仲淹“越职言事,离间君臣,引用朋党”,玩的就是针锋相对。

其实,客观地说,吕夷简的反击不是很能站得住脚。“越职言事”的确是事实,当时范仲淹权知开封府,非谏官,按职能没有言事权的。而“越职言事”这个罪名最终被宋仁宗所肯定,范仲淹被撤销开封市代理市长职务,贬知饶州,原因也在这里。“离间君臣”则是吕夷简自己得出的一个有利于他的主观判断,不可信。至于“引用朋党”之说,吕夷简在榜文中虽未注明具体为何人,却暗指朝廷中一批追随范仲淹的台谏官。

那么,范仲淹真的有一批朋党追随他,为其鼓与呼吗?

应该说,这一场互指对方为“朋党”的风波其来有自。

1033年(明道二年)十二月发生的宋仁宗突废皇后郭氏事件成为这场朋党之争的最初源头。宋仁宗之所以突废皇后郭氏是因为吕夷简从中作梗。

他与刘太后勾结,但与皇后郭氏之间有矛盾。

但是时为左司谏的范仲淹认为此举(皇后郭氏被废)不妥,便联合御史中丞孔道辅,并与之率领台谏官孙祖德,侍御史蒋堂、郭劝、杨偕、马绛,殿中侍御史段少连,左正言宋郊,右正言刘涣等到垂拱殿前“伏阁请对”。这件事弄得吕夷简十分难堪。吕夷简因此向宋仁宗告状,称台谏官“伏阁请对,非太平美事”。

这些台谏官个个以君子自居。但范仲淹和这些台谏官其实并非通俗意义上的所谓“朋党”,只是对宋仁宗突废皇后郭氏事件不满,出于义愤走到一起来了。

此次事件后,范仲淹被贬逐,知睦州(今浙江建德东)。

但人事之争或者说范仲淹被“朋党”化的历程并没有就此结束。

1036年(景祐三年)五月的范仲淹“被朋党”风波就是一个明证。“朋党”风波后,范仲淹被贬知饶州(今江西郡阳)。随后,范仲淹的“朋党”一个个主动出笼。“朋党”之一是天章阁待制李纮。在众多明哲保身的官员不敢为范仲淹送行的背景下,李纮主动站出来为范仲淹饯行。“朋党”之二是集贤校理王质。范仲淹获罪后,王质在大庭广众下说:“范希文(范仲淹字希文)乃贤者,得为朋党幸矣!”“朋党”之三是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他上书为范仲淹辩白,请求宋仁宗追改前命,甚至大胆称:“陛下自专政以来,三逐言事者,恐非太平之政。”结果余靖被贬为筠州(今江西高安)监税。“朋党”之四是馆阁校勘尹洙。他认为余靖与范仲淹私人关系极为一般,如果冠之以“朋党”的罪名而被贬的话,那么他也自愿要求加入“朋党”行列,因为他自称与范仲淹“义兼师友”。随后尹洙被贬为郢州(今湖北钟祥)监税。

当然范仲淹最大的“朋党”当属欧阳修。

欧阳修当时任职馆阁校勘,官衔并不大。为了鼓动谏官高若讷上谏,欧阳修写信激他——身为谏官,却不知羞耻,居然在范仲淹被贬后不劝谏皇帝。

正所谓人心险恶。

欧阳修没想到,高若讷随后将此信上交,他也因此被贬夷陵县令(今湖北宜昌)。

这样的时刻,西京留守推官蔡襄站出来了。他针对范仲淹及其朋党的陆续出现,写了一首名曰《四贤一不肖》的诗加以褒贬。“四贤”是指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一不肖”指高若讷。

宋仁宗看到了这首诗。

他怒了。

愤怒的宋仁宗讲了这样一句话——“朝廷内外官僚凡上书论及范仲淹被贬一事者一律按朋党论处。”——这场发生在1036年(景祐三年)五月的范仲淹“被朋党”事件在发酵之后成为一个严肃的政治命题,横挡在即将到来的变革前面。

但是到了1038年(宝元元年),事情开始有所转圜。

这一年范仲淹、韩琦被拜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在对党项族酋长元昊的边防战事中起着重要作用。

范仲淹忠于朝廷、为国分忧的举动证明,他不是蝇营狗苟于私利的“朋党”之辈,两年前关于“朋党”一说或许是吕夷简的一个概念炒作而已。

这年十月,参知政事李若谷提到了这样一个话题,说:“最近社会风气太差了,好人凑在一起也被污蔑为朋党。长此以往,好人(官)难做啊。”

宋仁宗听了此话没有表示反对;而知谏院富弼则借日食之机进言,称“通天变莫若通下情”,劝宋仁宗下诏解除“越职言事”之禁。

宋仁宗照办。

由是,范仲淹此前的“朋党”案迹近平反,也为庆历新政的开展扫清了障碍。

那么,庆历新政为什么会选择在此时启动呢?它又在哪些地方触犯了帝国权力场的禁忌导致曾两任枢密副使、一任参知政事的帝国高官夏竦勃然大怒,以至于要废之而后快?

一切都在历史的玄机里若隐若现,呼之欲出。夏竦蠢蠢欲动

庆历新政之所以会在1043年(庆历三年)启动,实在是因为帝国问题成堆,麻烦大了。

早在1039年(宝元二年),宋夏战争爆发,北宋的养兵费用日益增加,帝国不堪重负。

三年后的1042年,契丹也趁火打劫,派出使者索求属于宋帝国的关南之地,宋仁宗最后答应“岁增赠银10万两、绢10万匹”才得以解决此事。

与此同时,北宋的官员人数过多,俸禄等开支太大也导致国库空虚。

知制诰宋祁为此上《三冗三费》疏,指出国用不足在于“三冗三费”(“三冗”即冗官、冗兵、冗僧,“三费”是道场斋醮、多建寺观、靡费公用)。

而帝国境内,人民起义时有发生。

1043年(庆历三年)五月,京东王伦起义。

八月商州农民起义。

九月光化军兵变……

这些不稳定事件提示帝国变革已经迫在眉睫。而该年三月吕夷简的罢相则为范仲淹等人复出提供了契机。

宰相吕夷简下台了。

因为吕夷简在对西夏的战争中让步太多,台谏纷纷上疏抨击。

新任谏官蔡襄就抨击吕夷简要对西北战事乃至于国家的积弱状况负责。

不得已,已经年过六旬、曾经三次为相的吕夷简上疏自求罢相,宋仁宗恩准。

吕夷简的罢相毫无疑问给新产生的变革领导人提供了权力空间,因为位置腾出来了。

与此同时,在对西夏的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范仲淹进入宋仁宗视野。

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格局之下,亟需一位特立独行者来破局。范仲淹在士大夫中有清誉,行事不墨守成规,仁宗开始重点关注并提拔他。

1042年(庆历二年)十一月,仁宗提拔范仲掩、韩琦为陕西经略招讨使(西北边防军统帅),此前这个位置是夏竦的,他因指挥不力在一个月前被罢帅。

1043年(庆历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吕夷简罢相。

半个月后,宋仁宗任命范仲淹、韩琦为枢密副使,从而在组织准备上为庆历新政打下基础。

随后宋仁宗又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令其着手实施新政。

那么,宋仁宗为什么会选择曾经有过朋党之嫌的范仲淹来主导新政?他真的会无条件地放手让他去干吗?

事实没那么简单。

次年正月,翰林学士承旨丁度和宋仁宗谈论用人之道时说,国事安宁时宜用资格比较老的官员,国家有事时宜用有才能的官员——宋仁宗启用范仲淹进行变革,是不得已的,其实也是权宜之策。

这从庆历新政如昙花一现便可看出,宋仁宗对范仲淹的信任和支持都会随着外在条件的变化而很快发生变化。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1043年(庆历三年)九月,范仲淹与富弼上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从而正式拉开庆历新政的序幕。《答手诏条陈十事》包括“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项改革内容,其核心是向帝国陈旧而缺乏竞争力的组织人事制度开刀,尤以“整顿吏治”为中心任务。“精贡举”是改革科举制度,规定成绩优等者才能做官,并且逐步减少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以解决帝国权力场里长期存在的官多为患问题。

这里需要对北宋的科举制度与官多为患问题作一个说明。

赵匡胤接棒唐朝科举制度,本身这一制度就是严进宽出,每年录取的进士不过一二十人,即便是在科举制最发达的中、晚唐时代,这个数字也不过30名左右。

刚开始时,赵匡胤的步子还是比较合理的,所录进士数目并不太多。但自宋太宗后,情况开始大变。

宋太宗在位22年,录取进士近万名,平均每年达450余人,而有唐一代290年间,取录进士总数不过6000人。

到了宋仁宗时,进士名额开始作出限制,三年一举,每举不过400人。宋仁宗朝从天圣年起到嘉祐八年,40年间,进士为4561人。如是平均下来,每年仍达100多人。而且宋朝的人事进口相比于唐朝,于标准方面降低不少。

唐代进人,要对进士施行身、言、书、判铨试,这个就相当于公务员国考了。但宋帝国进士录取后,一经殿试,即可授官,很像当下一张本科文凭到手就能当公务员一样,标准也实在是低了点儿。

其实对官多为患问题起着推波助澜作用的不仅仅是科举制度本身,还在于宋帝国独一无二的特奏名制度。特奏名是区别于正奏名的不按分数线录取制度。只要够年头和科考次数,落第考生都有望进入组织队伍。

970年(开宝三年)三月,宋太祖赵匡胤下旨,将应试15场以上终场的举人101人,赐本科出身,这是特奏名恩例之始。或许是觉得这样的做法于法无据,赵匡胤事后申明下不为例。

但特例一开,接下来便是援例而循。

1005年(宋真宗景德二年)三月,有111名参加过五举以上的落榜生被特奏名,第为三等,并赐同进士、学究出身,进入了官员队伍。

1015年(大中祥符八年),宋真宗对宰相说:“如闻科场举人有累举不第、年龄已高、无家可归者,深为矜悯。宜令广示搜罗,特与奏名。”宋真宗这话真的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要将屡考屡败的高龄考生予以收养?

原因并非如此简单。

笼络天下英雄尽入彀中,使得人人都有觊觎之心,觊觎一官,老死不止,不再有心思去做犯上作乱之事。

此后这种现象屡见不鲜。而宋代特有的国情、社情也让特奏名制有了现实存在的基础。

1043年(庆历三年),淮南发生王伦起义,声势浩大。此时“若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

若在网站上没有找合适的书籍,可联系网站客服获取,各类电子版图书资料皆有。

客服微信:xzh432

登入/注册
卧槽~你还有脸回来
没有账号? 忘记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