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福和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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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与20世纪浙江作家试读：
内容简介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浙江作家群的崛起是一道迷人的风景线。与这道风景线丝丝相连的则是外国文学的影响。这批浙江作家是人所共知的，因为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程中，他们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少了他们，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就会逊色很多。从这个意义上讲，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是对浙江作家群的研究。但多年来，人们往往是通过20世纪的中国文学才了解到浙江文学，进而了解20世纪浙江作家的。而该书则以区域文学作为切入点，将活跃在20世纪中国文坛的浙江籍作家抽取出来，单独放到世界文学的大环境和大背景下，试图进行比较视域下的新的解读和新的诠释，无论结果如何，这都将是一次可喜的尝试。导 论：走向世界文学的20世纪浙江作家
自德国大诗人歌德第一次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并宣布“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之日起，世界文学就成为人们共同的视域、共同的追求、共同的向往。用世界文学的目光，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俯瞰和审视民族文学，亦成为学术界共同的期望。
如今：
20世纪已在身后，
20世纪中国已在身后；
20世纪世界文学已在身后，
20世纪中国文学已在身后；
20世纪浙江文学也为往日情怀……
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认可也罢，不认可也罢；接受也罢，不接受也罢——20世纪是世界文学的世纪，20世纪是中国文学实现现代化转折的世纪；20世纪是中国文学在“世界”的时空坐标系上寻找自我的世纪，20世纪是中国文学面对“他者”之影响，以“拿来主义”之胸襟，将“世界文学”之养料有机地融入自身肌体的世纪；20世纪是浙江作家在中国文坛上大放异彩的世纪，20世纪是浙江作家在世界文学的大格局中书写辉煌的世纪——已是不争的历史。
在20世纪的中国作家群体中，浙江作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20世纪浙江作家的创作中，世界文学的影响具有不容忽视的比重。
对20世纪中国作家的总体研究，成果甚多。
对20世纪浙江作家的区域研究，成果寥寥。
对世界文学背景下中国作家的研究，成果甚多。
对世界文学背景下浙江作家的研究，成果寥寥。
如果说“惟有以20世纪的世界性文学交流为背景，才可能勾勒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者们的历史形象，才可能追溯到他们的思想、【1】情感、信念、胆略和理想的源泉”的话，那么，我们也有理由说，惟有在世界文学的视域中，才可能准确地定位出20世纪浙江作家的历史坐标，才可能清晰地追索出他们在孜孜不倦的探索中走向世界文学的艺术足迹。一、世界文学背景下的20世纪浙江作家
在世界文学的长河中，各民族的文学都是在互相借鉴和互相影响中不断发展而走向繁荣的。影响是客观的，无法回避的。对此，德国大诗人歌德曾经指出：“各门艺术都有一种源流关系，每逢看到一位大师，你总可以看出他吸收了前人的精华，就是这种精华培育出他的【2】伟大。”社会是一个庞大的机体，每一位文学家和艺术家都是这一庞大机体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作家及其作品不可能彻底隔绝于社会之外。纵观全球，既不存在一种可以将他族文学全部吞并的文学，也不存在一种不曾接受过外来的任何影响的所谓纯而又纯的“本土文学”。因为任何一种文学现象，任何一种文艺思潮，任何一位作家或艺术家在自己的创作生涯中都要自觉不自觉地影响他者或受到他者的影响。而当这种影响跨越了民族、语言、文化和学科的界限，发生在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学之间的时候，就进入了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视野。
在影响研究领域，法国学者梵·第根提出了至今仍具指导意义的经典理论。他认为，每一项影响研究都不能离开“放送者→传递者→接受者”这样一条路线，并且都要沿着这条路线去追根溯源。因此，他就把影响研究的对象界定在“放送者”、“传递者”和“接受者”三大范畴之中，并作如下概括：（1）凡是从“放送者”的立场出发，研究一部作品、一位作家、一种文体、一个思潮、一种文学现象或一个民族的文学在国外的声誉、成就和影响，就被称为“誉舆学”，还有人把它称之为“际遇学”。为了词义上的解释和理解上的便利，我们采用了目前比较文学界比较流行和便于接受的说法——“流传学”。（2）凡是从接受者的立场出发，研究一部作品、一位作家、一种文体、一个思潮、一种文学现象或一个民族的文学在思想、艺术、主题、题材等方面接受了哪些外国文学的影响，即影响的根源是什么，就是“渊源学”。（3）凡是从“传递者”的立场出发，专门研究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文艺思潮、文学现象、作家和作品之间的影响是如何发生的，是采用什么样的手段发生的，是通过什么样的途【3】径发生的等等，就叫“媒介学”。
梵·第根的理论对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自提出以来至今，中外比较文学界所进行的影响研究，基本上仍未超越他所划定的范畴。影响是世界的，如果我们以梵·第根影响研究的理论为指导，去审视、解读、研究和梳理20世纪中国浙江作家的创作历程的时候，就会惊讶地发现这位理论大师所概括的这条“放送者→传递者→接受者”的影响路线，恰恰无一遗漏地被20世纪的中国浙江作家所一一经历了。借助对世界文学的译介这一途径，20世纪的浙江作家不但积极接受了世界文学的影响，而且又将这种影响融化在本族文学的创作实践中。为了理清“20世纪浙江作家走向世界文学”的思路，我们不妨借用梵·第根的“渊源学”理论，从接受者——20世纪浙江作家的立场出发，沿着时光的隧道，去追溯对其产生重大影响的源头——世界文学。
1827年1月31日，歌德在同爱克曼的一次谈话中谈到了自己正在阅读的一些中国作品，通过这些作品，他感觉到中国人“并不像人们所猜想的那样奇怪。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没有强烈的情欲和飞腾动荡的诗兴，因此和我写的《赫尔曼与窦绿苔》以及英国的理查生写的小说有许多类似的【4】地方。”这里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正是在那天的谈话中，歌德从其所阅读的中国文学谈起，进而谈到法国诗人贝朗瑞，最后才提出了著名的“世界文学”概念的。
歌德指出：“我愈来愈深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5】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这是我们在已有文献中所见到的最早的关于“世界文学”的概念。尽管在出发点上表现出巨大的不同，但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同一概念相【6】比，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早了整整20年！
歌德还指出：“对其他一切文学我们都应只用历史眼光去看。碰【7】到好的作品，只要它还有可取之处，就把它吸收过来。”正是在“世界文学”思想的启迪下，歌德阅读了不少中国的文学作品，并且把这些中国作品同法国诗人贝朗瑞和英国作家理查生以及自己的作品进行了比较。虽然阅读的量不是很大，所接触到的也并非是中国文学的一流作品，但歌德却从中国文学中，从中国文学与他族文学的互相比较中，看到了世界文学中所共同存在的东西，看到了世界各族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联系。歌德的“世界文学”思想，充分表达了各民族文学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的愿望，并憧憬有朝一日各民族文学会结合为一个统一的、互相联系的整体。这不仅对日后比较文学学科的诞生和走向繁荣，而且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走向世界，对20世纪中国浙江作家的世界意义的创作，对中国现代文学和浙江文学的先行者鲁迅及其“拿来主义”思想等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启迪作用和指导作用。
从中国文学的角度上看，20世纪浙江作家的创作是中国的，是在20世纪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格局中和背景下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辉煌的。但是，20世纪的中国文学也在苦苦地寻求着自己的发展道路，在这个寻找的进程中，她“向外看到了一个世界文学格局”，并且在看到这种格局的同时，又“面对着一个崭新的时空焦点”：“在纵向上它面对自己的古典传统，在横向上他处在自己的共时性展开和面对‘他者’影响的二重焦虑中，横向的思考和观察又反转来触动对传统的再认识和再估价。”因此，“不管人们是否愿意，近百年的文学历程显示了‘他者’已经以种种不同的方式被摄取和提炼，作为一种异质的养料部分地融入了我们的文学肌体”。于是，“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大碰撞、大交流中形成现代文学的民族意识（包括现代思维和现代审美意【8】识）的进程”，就最终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旋律。
面对着五彩纷呈的“舶来世界”，中国文学高举“拿来主义”的旗帜，孜孜不倦地寻求着与“他者”的对话。“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我们的文学不断地变更着话语和言说的角度，西方在几个世纪里过程性发展起来的诸多话语一齐拥挤在我们短暂的时空里。它们被急速地谈论和表达，频繁地被选择或更迭。在寻找和追赶中，20世纪中国文学似乎伴生出一种急切而浮躁的习性。从进化论到人道主义理性启蒙、从个人主义到阶级论、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从自我意识到主体论、从伦理学到认识论、从价值目的论到审美论、从尼采到弗洛伊【9】德、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世界有什么，中国就有什么；世界有什么文学现象，中国就有什么文学现象；世界有什么文学思潮，中国就有什么文学思潮；世界有什么创作手法，中国就有什么创作手法。世界文学史上所能出现的各种文学浪潮，都在20世纪的中国文坛上涌动过、涌动着。而“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者们，无不置身于世界性的文学交流之中，如饥似渴地寻求着新的文学观念、新的创作方法、新的批评原则、新的艺术风格、新的美学理想，他们断然以‘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完成了与封建文学传统的彻底决裂，创造出作为20世纪世界文学的一部分的白话的文学、人的文【10】学、平民的文学”。正是这种截然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崭新文学，以其不同凡响的辉煌，构筑了20世纪世界文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他们不仅是中国的新文学的创造者，他们也是【11】世界的新文学的创造者”。“新文学是在外国文学潮流的推动下发生的，从古代文学方面，【12】几乎一点遗产也没有摄取。”鲁迅先生的大胆断言，毫不犹豫地将20世纪的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的格局之中，显示了他广博的世界文学视野。“在所有中国作家之中，我可能是最受西方文学影响的【13】一个。”巴金先生的公然宣称，更加坦怀地将自己的成就置于世界文学的背景之下，显示出一位文学巨匠的大家风范。“我所取法的，【14】大抵是外国的作家。”鲁迅先生晚年的这句精辟的概括和坦率的表白，无疑是将自己一生的创作都归功于世界文学的影响，显示出走向世界的坚定信念。
正如前面所言，影响是客观的、实实在在存在的；影响是巨大的、不容否定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与世界文学的影响程度是同步的，并且是以正比的趋势前行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冰心、朱自清、郁达夫、田汉、夏衍、沈从文……毋庸赘言，只要稍一思考，一个个闪光的名字就会跃然脑中，并显现在人们自豪的神情上。毫无疑问，这些20世纪中国文坛的巨匠是中国的，他们所留下的文学遗产属于中国，他们所创造的文学业绩也属于中国。但是，当我们借助鲁迅先生的视域将其放置于世界文学的广袤时空中，就会更加惊喜地发现，他们也是世界的——因为在每一位巨人的背后，都站着一位或多位世界文学巨人的身影；在每一位巨人文学创作的背后，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世界文学的影响。或者说，这些文学巨人的每一个文学成就，都是世界文学影响下的结晶。
更令人惊喜的是，当我们回首20世纪中国文学历程之时，同样会发现，20世纪不但是中国文学业绩非凡的时期，也是浙江文学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处在这一时段中的浙江文学，与整体的中国文学应时而生，相偕而进，便具备中国新文学的最基本的品格，从而滋生【15】出浙江文学史上旷古未有的全新文学现象。”而自古以来就享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和文物之邦美誉的浙江，还以其丰厚的文学资源、厚重的遗产积淀以及开放的沿海之利而引领中国文化的新潮，率先接受世界文学的洗礼，涌现出一支为国人所瞩目、影响最为卓著的声势【16】浩大的中国新文学的“浙军”队伍。
鲁迅、茅盾、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郑振铎、冯雪峰、夏衍、艾青、丰子恺、梁实秋、戴望舒、施蛰存、王鲁彦、许杰、许钦文、柔石、殷夫、巴人、邵荃麟、穆旦、穆时英、应修人、潘漠华、王西彦、唐弢、冯亦代、孙用、袁可嘉、辛未艾、赵瑞蕻、朱维之、朱生豪、徐迟、罗大冈、傅东华、草婴、余华……这些活跃在20世纪中国文坛上小说家、剧作家、诗人、理论家、翻译家，无论哪一个都不但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榜上有名，而且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不能缺失他们；20世纪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少不了他们；20世纪的中国翻译文学史，更不能离开他们。“浙江作家在相当长时间内引领着中国文学的新潮流，浙江文学也有可能长时间居于中国文学的制高点上。”由浙江作家所创建的蔚为壮观的辉煌不但显示了浙江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价值，【17】而且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三分天下中占据其一。从这个意义上讲，20世纪的中国文学历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浙江作家来书写的。
对此，一位学者曾有如下精辟而准确的论述：
从区域文化的角度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似乎还可注意抓取典型的具有区域特征的重要文学现象作为切入口。例如，浙江自五四新文学起来以后，出了那么多著名作家，各自成为一个方面的领袖人物和代表人物；鲁迅是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乡土小说和散文诗的开山祖；周作人是‘人的文学’的倡导者，现代美文的开路人；茅盾是文学研究会的主角，又是社会剖析派小说的领袖和开拓者；郁达夫则是另一个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健将，小说方面的主要代表，自叙传小说的创立者；徐志摩是新月社的主要诗人，新格律诗的倡导者；丰子恺则是散文方面一派的代表，等等。如果说五四时期文学的天空群星灿烂，【18】那么，浙江上空的星星特别多，特别明亮。
更值得赞叹的是，当我们跳出中国文学的本土藩篱，站在一个更高、更大、更广、更宽的视域反观20世纪中国文坛的浙江现象的时候，就会发现20世纪的浙江文学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既然20世纪的中国文学是世界的，那么20世纪浙江文学就不可能游离于世界文学之外；既然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那么20世纪浙江文学更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精品。站在了世界文学的高度，我们也有理由这样说，世界文学的天地有多广阔，浙江文学的天地就有多广阔；世界文学有多深刻，浙江文学就有多深刻；世界文学的大小现象和各类思潮，也都曾经在20世纪的浙江文坛上涌动过，在浙江作家的创作中显现过。20世纪的浙江作家在创造着中国新文学的同时，也创造了世界新文学。
鲁迅，20世纪世界性文学交流所造就的中国现代作家第一人，中国现代作家中世界文学意识觉醒的第一人，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将中国现代文学引向世界水平的第一人，浙江作家走向世界文学的先行者。以鲁迅的思想建树为界限，以鲁迅的文学成就为标志，无论是20世纪的中国文学，还是20世纪的浙江作家，再也不可能有任何人【19】在封闭的民族文化传统之内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作家了。
鲁迅之后，浙江作家便在走向世界文学的道路上义无返顾，勇往直前：
——周作人：走向世界文学的彷徨者
——茅 盾：走向世界文学的创新者
——郁达夫：走向世界文学的探险者
——徐志摩：走向世界文学的领悟者
——丰子恺：走向世界文学的播种者
——夏 衍：走向世界文学的开拓者
——施蛰存：走向世界文学的尝试者
——戴望舒：走向世界文学的寻梦者
——艾 青：走向世界文学的吟游者
——穆时英：走向世界文学的求索者
——余 华：走向世界文学的后继者
在这规模宏大的文学巨人的行列中，还有一批文学批评家、翻译家，他们在浙江作家走向世界文学的征途上同样功不可没。
他们是：
——世界文学在浙江的传播者
——浙江作家走向世界文学的中介者
20世纪的浙江作家就是这样以自己灿烂辉煌的文学业绩、精彩丰厚的世界文学翻译硕果，以及深刻独到的世界文学理论体系，成为世界文学格局中一颗不可或缺的璀璨明珠。二、20世纪浙江作家对世界文学的接受
20世纪浙江作家对世界文学的接受，是通过对世界文学的译介而拉开帷幕的。
20世纪的浙江作家群，是一个人才荟萃的集合体。他们当中，既不乏闻名海外的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也不乏享誉文坛的理论家，更不乏名声显赫的翻译家。其中很多人身兼数职，既是作家，又是理论家、翻译家。在走向世界文学的道路上，在接受世界文学影响的过程中，他们一方面通过译介，将大量的世界文学理论、思潮、手法和作品介绍到中国及浙江文坛，给中国和浙江文学的现代化注入活力和动力；另一方面又根据自己的理解，对世界文学进行本土化的解读和阐释，将世界文学的营养广泛传播于中国和浙江文学的土地上。同时，又将世界文学有机地融入自己的文学实践之中。因此，在20世纪浙江作家走向世界文学的历程中，译介功不可没。
在世界文学的长河中，涌动过很多文艺思潮，而影响较大且深远的不外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三大浪潮。当20世纪的晨曦透过云雾照射到中国大地的时候，浙江的作家们便以超前的思维和敏锐的视角，借助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东风，勇敢地接受了来自域外的新思潮、新理论、新文学。作为影响了世界、中国乃至浙江文学最为深刻的现实主义的概念就是通过翻译被引进、被介绍给中国的。
现实主义被译介到中国文坛时最初的称谓是“写实主义”，这个译法在五四时期甚为流行。“现实主义”的译法最早出现在1921年，【20】【21】而在中国文坛被广泛采用则是30年代后的事。在对现实主义的接受中，茅盾做了大量的工作。早在1919年，他就开始向中国读者介绍英国剧作家萧伯纳和俄国大文豪列·托尔斯泰。1920年，他又在《“小说新潮栏”宣言》中列举了当时最需要译介的19位西方作家的近40部作品，其中不乏挪威戏剧大师易卜生、法国文学大师左拉和莫泊桑、俄国大作家屠格涅夫、契诃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高尔基等现实主义作家的名字。在这篇宣言中，茅盾指出：“西洋古典主义的文学到卢梭方才打破，浪漫主义到易卜生告终，自然主义从左拉起，表象主义是梅特林克开起头来，一直到现在的新浪漫派……我【22】们中国现在的文学只好说尚徘徊于‘古典’、‘浪漫’的中间。”因此，他认为当时的中国文学既不需要古典主义，也不需要浪漫主义，中国文学所急需的是现实主义。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指导下，茅盾连续发表了《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挪威写实主义前驱般生》、《波兰近代文学泰斗显克微支》、《西班牙写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伊本纳兹》、《挪威现存的大文豪鲍具尔》、《纪念佛罗贝尔的百年生日》等文章，热情地向中国读者介绍西方的现实主义文学，对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对现实主义的接受中，鲁迅的思考是全方位的。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基于自己的创作实践，鲁迅在《〈呐喊〉自序》、《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论睁了眼看》、《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阿Q正传〉的成因》、《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等杂文、序跋和书信中，通过对文学真实性和典型性等方面的认识，集中阐述了他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
从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原则出发，鲁迅对当时文学界存在的“瞒和骗”的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23】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有感于世界的变化，世界文学的发展，鲁迅在文中大声疾呼，号召作家们在自己的创作中要敢于“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并认为中国文学“早就应该有一片【24】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从现实主义的揭露性出发，鲁迅还主张在充分暴露国民性弱点的基础上，通过具体的人物形象，深入他们的内心，挖掘出他们灵魂深处的本质，做一个“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从现实主义的批判性出发，鲁迅强烈反对任何“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大力提倡文学创作的功利性和社会性，提倡通过文学表现社会、揭露社会和批判社会，表现出与传统文学截然不同的文学观念，因为“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25】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
来自西方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经过鲁迅、茅盾、周作人等浙江作家的译介，在经历了“人的文学”——“为人生而艺术”——“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抨击“瞒和骗的文学”——勾画“国民的魂灵”等发展阶段和创作实践后，逐渐地被中国及浙江文学界所理解、所认识、所接受，并且在20世纪的中国及浙江文学中得到了充分的繁荣和发展。换言之，在现实主义引进中国的进程中，浙江作家作出了主要贡献，发挥了主导作用。
浪漫主义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流行于西方的一股文艺思潮。在欧洲文坛上，浪漫主义仅仅存在了几十个年头，可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与现实主义的深入性和持久性相比，尚有很大的距离，但是，这股以强烈的主观性和抒情性为主要特征的文学浪潮，却在西方文坛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而当这一浪潮大喊大叫地飘洋过海，来到中国之时，也在20世纪的中国文坛产生了不小的震撼。如同现实主义一样，浪漫主义也是进口的。在中国对浪漫主义的接受中，浙江作家同样走在了前面。
1907年，鲁迅发表了著名的文章《摩罗诗力说》，第一次向国人全面介绍了西方的浪漫主义作家和作品。所谓“摩罗诗派”，其原意为“恶魔派”，当时为贬义语，是19世纪英国消极浪漫主义诗人骚塞在与积极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和雪莱所进行的论战中使用的恶意攻击性语言。而鲁迅则反其道而行之，勇敢地称“恶魔者，说真理者也”，并且将恶魔诗派视作“新声”，尖锐地指出：“新声之别，不可详【26】究；至力足以振人，且语之较有深趣者，实莫如摩罗诗派。”在文章中，鲁迅一举列出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雪莱；俄罗斯浪漫主义诗人普希金、莱蒙托夫；波兰浪漫主义诗人密茨凯维支和匈牙利浪漫主义诗人裴多菲等。在一一介绍了这些“摩罗诗人”、“复仇诗人”、“爱国诗人”和“异族压迫之下的时候的诗人”和其作品的同时，鲁迅热情赞扬他们“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鲁迅歌颂拜伦的自由和反抗精神，称拜伦“其力如巨涛，直薄旧社会之柱石”。鲁迅赞美雪莱的对正义、自由和真理的追求，称雪莱为“精神界之战士，所为多抱正义而骈陨者也”。与此同时，鲁迅还分析了拜伦对欧洲其他浪漫主义诗人的影响，认为拜伦“入俄则起国民诗人普式庚（普希金），至波兰则作报复诗人密克威克（密茨凯维支），入匈牙利则觉爱国诗人裴彖飞（裴多菲）”。有感于西方浪漫主义的强盛和中国文学的陈旧和萧条，鲁迅大胆地发出了“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呼吁，以此促进国人的觉醒，促进中国文学的觉醒。《摩罗诗力说》既是鲁迅第一篇，也是中国第一篇以较大规模和篇幅，系统介绍和引进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文章，对西方浪漫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对20世纪中国乃至浙江文学浪漫主义思潮的形成和发展，对于中国乃至浙江作家走向世界，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时至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摩罗诗力说》的影响犹在，魅力犹在，对于我们研究浙江作家对浪漫主义的接受以及浪漫主义对浙江作家的影响，仍然具有不可或缺的指导意义和启迪意义。
鲁迅之后，一批经历了西方文学思潮洗礼的、从西方浪漫主义作家那里汲取了丰富营养的青年作家留学归来，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浪漫主义才真正汇集成为涌动在20世纪浙江及中国文坛的一股较有声势的文学浪潮。这其中的主要成员之一就有浙江作家郁达夫。
作为创造社的主力成员和留洋归来者，郁达夫在接受了俄国作家屠格涅夫、法国作家卢梭和日本私小说影响的同时，发表了《怎样叫做世纪末文学思潮？》、《文学概说》、《五四文学运动之历史的意义》等一系列文章，不但向中国文学界广泛介绍了西方的浪漫主义文学，而且深刻阐述了自己对浪漫主义的独特理解。
浪漫主义文学最为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强烈的主观性，即发现自我、抒发自我、表现自我、强调自我。郁达夫指出：“五四运动，在文学上促生的新意义，是自我的发见……自我发见之后，文学的范围就扩大，文学的内容和思想，自然也就丰富起来了。北欧的伊孛生，中欧的尼采，美国的霍脱曼，俄国的19世纪诸作家的作品，在这时【27】候，方在中国下了根，结了实。”这与西方浪漫主义者的文学主张几乎如出一辙。
在欧洲文学史上，浪漫主义是作为古典主义的掘墓人而登上文坛的。对古典主义的否定，对传统僵化的文学模式的反动，对新的文学艺术形式的大胆追求，使浪漫主义一经诞生，便以偶像的破坏者大喊大叫出现在欧洲舞台。郁达夫指出：“真正的艺术家，是非忠于艺术冲动的人不可的。若有阻碍这艺术的冲动，不能使它完全表现的时候，不问在前头的是几千年传来的道德，或几万人遵守的法则，艺术家应该勇往直前，一一打破，才能说尽了他的天职。所以人家说：艺术家【28】是灵魂的冒险者，是偶像的破坏者，是开路的前驱者。”这又与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气势异曲同工。
郁达夫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想和文学主张，与郭沫若和成仿吾构成了支撑创造社的“一尊圆鼎的三只脚”，无论对浪漫主义在中国文坛的广泛传播，还是对创造社浪漫主义理论的建构，抑或是对20世纪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和发展等，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尽管与西方的浪漫主义相比，中国的浪漫主义在结构上还显得有些缺陷，在理论上还显得有些凌乱，在创作上还显得过于情绪化，而且也像西方浪漫主义一样短暂，成为20世纪中国及浙江文坛的匆匆过客，但其影响却是抹杀不掉的。而浪漫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得到接受和发展，浙江作家的贡献依旧是十分巨大的。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西方文学的两大传统流派，而包容了多种“主义”的现代主义则是地地道道的20世纪的产物：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小说、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垮掉的一代……以其眼花缭乱的画面和令人目不暇接的速度在20世纪的西方文坛更迭交替，走马灯似地领略着某段特定时期的风骚。20世纪的世界文学，是“天下大乱”的文学、无主流的文学、非理性“猖獗”的文学、“向内转”的文学、扭曲变形的文学，而这一切均系现代主义思潮所为。作为走向世界的20世纪中国及其浙江文学，自然不能游离于这纷繁的迷人场景之外，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声势浩大又来去匆匆的现代主义文艺大潮的冲击，对现代主义的接受自然是顺理成章。这其中，又以对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思潮的接受最为明显。
象征主义是现代主义文学中产生最早、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以否定现实世界，追求内心世界的真实，强调用间接的象征来表现人的精神世界和浓郁的神秘色彩而著称。前期象征主义诞生于19世纪后期的法国，后期象征主义则波及到20世纪初期的法国、英国、德国、比利时和俄罗斯，在当时的西方文坛红极一时。
象征主义来到中国，最初是以“表象主义”的译名而落户的。早在1919年，茅盾就翻译了比利时戏剧大师梅特林克的象征主义戏剧《丁泰琪之死》，这是我国作家对象征主义创作的最早的译作之一。1920年，茅盾又发表了《表象主义的戏曲》一文，从此拉开了在中国文学传播象征主义的序幕。在对象征主义的译介中，茅盾做了大量工作，其中仅1920年一年光景中，茅盾就发表了11篇介绍或涉及象征主义的文章。在《我们可以提倡表象主义文学么？》一文中，茅盾在充分肯定了现实主义的同时，又指出其不足，同时主张文学创作的多元化，大力提倡象征主义。茅盾在文中认为：
写实文学的缺点，使人心灰，使人失望，而且太刺戟人的感情，精神上太无调剂，我们提倡表象，便是想得到调剂的缘故。况且新浪漫派的声势日盛，他们的确有可以指人到正路，使人不失望的能力。我们定然要走这路的。……表象主义是承接写实之后到新浪漫派的一【29】个过程，所以我们不得不先提倡。
之后，在中国文坛广泛译介象征主义的高峰中，茅盾又将意大利戏剧家邓南遮、俄国作家安德列夫和布洛克、德国剧作家霍普特曼及其作品介绍到中国。同时，他还与郑振铎共同合作，在《小说月报》上全面介绍了法国象征主义文学的代表马拉美、魏尔仑等著名诗人和作家。尽管在概念上“表象主义”，“新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并未统一，人们在这一方面还未达成共识，容易造成理解上的分歧，但象征主义由此被中国及浙江作家所接受，并且得到广泛传播，已成气候。
鲁迅对象征主义的接受开始于对象征主义的译介。早在1907年，他就翻译了俄罗斯作家安德列夫的两篇小说《默》和《谩》。1921年，他又翻译了安德列夫的另一部小说《黯淡的烟霭里》。鲁迅指出：“安特来夫的创作里，又都含着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和纤细，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俄国作家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如他的创作一般，消融了内面世界与外面表现之差，而现出灵肉一致的【30】境地。”
在介绍俄罗斯另一位诗人勃洛克时，鲁迅深刻指出“象征派诗人中，收获最多的就只有勃洛克”了，“从一九○四年，发表了最初的象征诗集《美的女人之歌曲》，勃洛克便被称为现代都会诗人的第一人了。他之为都会诗人的特色是在用空想，即诗底幻想的眼，照见都会中的日常生活，将那朦胧的印象加以象征化。将精气吹入所描写的事象里，使它苏生；也就是在庸俗的生活、尘嚣的市街中，发见诗歌底要索。所以勃洛克所擅长者，是在取卑俗，热闹，杂沓的材料，造成一篇神秘底写实的诗歌。”在高度评价了勃洛克的同时，鲁迅又不无悲哀地指出：“中国没有这样的都会诗人。我们有馆阁诗人，山林【31】诗人，花月诗人……没有都会诗人。”
在对象征主义的接受中，鲁迅的最大贡献是翻译了日本学者厨川白村的著作《苦闷的象征》。这本被认为是“弗洛伊德学说、柏格森【32】的哲学与象征主义理论的混合品”的著作，“试将平日所想的文艺观——即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底，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发表出来”。但是，“所谓象征主义者，决非单是前世纪末法兰西诗坛的一派所曾经标榜的主义，凡有一切文艺，古往今来，是无不在这样的意义上，用着象征主义的表现法的”。【33】
在《苦闷的象征·引言》中，鲁迅对厨川白村的著作作了如下精辟的评价：“作者据伯格森一流的哲学，以进行不息的生命力为人类生活的根本，又从弗罗特一流的科学，寻出生命力的根柢来，即用以解释文艺，——尤其是文学。然与旧说又小有不同，伯格森以未来为不可测，作者则以诗人为先知，弗罗特归生命力的根柢于性欲，作者则云即其力的突进和跳跃。这在目下同类的群书中，殆可以说，既异于科学家似的专断和哲学家似的玄虚，而且也并无一般文学论者的繁【34】碎。”
应当指出的是，无论是对象征主义的译介，还是对象征主义的传播，浙江作家不但一马当先，而且都作出了不小的贡献。除了鲁迅和茅盾外，周作人、袁可嘉、戴望舒、艾青、穆旦等也都以自己深刻的理论见解和优秀的文学实践为象征主义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发展和繁荣作出了表率。
表现主义是20世纪初兴起于西方的、继象征主义之后影响较大的文学思潮。表现主义高举“艺术是表现，不是再现”的反叛旗帜，以变化突兀的情节、夸张的色彩和形体以及大篇幅的内心独白等手法，极力表现人的主观感受，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与象征主义不同的是，表现主义的主要成就是戏剧，其次是小说。瑞典剧作家斯特林堡、美国剧作家奥尼尔、捷克剧作家恰佩克等是表现主义戏剧的杰出代表，而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则代表了表现主义小说的最高水平。
在对表现主义的接受中，浙江作家激情依旧。作为创造社的主力干将，郁达夫于1923年在《创造周报》上发表文章《文学上的阶级斗争》。该文不但介绍了表现主义的基本概况，同时对表现主义作出了精辟的评价。他指出：“德国是表现主义的发祥之地，德国表现派的文学家，对社会的反抗的热烈，实际上想把现时存在的社会的一点一滴都倒翻过来的热情，我们在无论何人的作品里都可以看得出来。”
在对表现主义的译介中，鲁迅又一次站在了前列。就在这一文学思潮最为强盛的20年代，鲁迅就先后翻译了日本学者片山孤村的《表现主义》和山岸光宣的《表现主义的诸相》，既比较准确深刻地论述了西方表现主义的特点和它的产生渊源，也比较全面、准确地从理论上阐述了表现主义的特点，较为典型地代表了当时中国文坛对表现主义的理解和认同。
与此同时，鲁迅还于20年代翻译出版了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创作的表现剧《一个青年的梦》，茅盾也翻译了瑞典剧作家斯特林堡的作品，如《人间世历史一片》、《情敌》等等。同时，茅盾还写有文章《青年德意志——从表现主义到无产阶级文艺》，从不同的角度对表现主义进行了介绍。如同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来去匆匆的现象一样，表现主义在中国也经历了一段不算长的历程。在经过20年代较大规模的引进和译介之后，在时代环境、社会思潮、文艺整体发展趋势以及自身原因的影响下，表现主义思潮开始逐渐消退，并且于40年代消失在中国文坛。而当20世纪80年代，表现主义在中国文坛再度兴起之时，其接受和译介的行列中浙江作家的身影已不多见。“但是真正可以称得上表现主义思潮的还只有第一次高峰，因为只有这一次才是有相当一批作家和批评家的共同参与，既有旗帜鲜明的理论探索，【35】又有丰富的创作实践，并且明确提出了表现主义的观念。”而在这第一次高峰中，唱主角的依旧是浙江作家。
在20世纪这个走向世界的世纪，浙江作家所接受的绝非仅仅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这几个文艺思潮，在西方20世纪的文坛上曾经大放异彩的唯美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小说和存在主义等思潮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文坛上广泛传播，浙江作家同样成就非凡。可以自豪地说，在对每个思潮和流派及其作家的译介队伍中，都有浙江作家的活跃身影和辛勤的劳作：
——冯亦代，主要译著：海明威的《第五纵队》、鲁达茨的《千金之子》、丽琳·海尔曼的《守望莱茵河》。
——孙用，主要译著：《裴多菲诗选》、《尤若夫诗选》、密茨凯维支的《塔杜施先生》。
——万湜思，主要译著：《玛耶可夫斯基诗的选集》。
——邵洵美，主要译著：马克·吐温的《汤姆莎耶侦探案》、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邵荃麟，主要译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袁可嘉，主要译著：《彭斯诗钞》、《英国宪章派诗选》。
——辛未艾，主要译著：《杜勃罗留波夫选集》、《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赫尔岑论文学》。
——赵瑞蕻，主要译著：司汤达的《红与黑》，马雅可夫斯基的《列宁》。
——刘廷芳，主要译著：纪伯伦的《疯人》、《前驱》。
——朱维之，主要译著：弥尔顿的《复乐园》和《斗士参孙》，格里鲍耶陀夫的《聪明误》，马雅可夫斯基的《宗教滑稽剧》。
——朱生豪，主要译著：莎士比亚37个剧本中的32个。
——曹未风，主要译著：莎士比亚的20余个剧本和一部十四行诗。
——沈宝基，主要译著：《巴黎公社诗选》、《罗丹艺术论》、《雨果传》、《雨果诗选》。
——黄源，主要译著：《屠格涅夫代表作》、《高尔基代表作》、《日本现代短篇小说译丛》。
——沙可夫，主要译著：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高尔基的《意大利童话》，莫里哀的《伪善者》。
——陈学昭，主要译著：屠格涅夫的《阿细雅》，巴尔扎克的剧本《伏昂德》。
——章克标，主要译著：《菊池宽集》、《夏目漱石集》。
——丰子恺，主要译著：屠格涅夫的《初恋》，紫式部的《源氏物语》。
——沈泽民，主要译著：《罗曼·罗兰传》。
——徐 迟，主要译著：《托尔斯泰传》。
——罗大冈，主要译著：罗曼·罗兰的《母与子》，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艾吕雅诗钞》、《阿拉贡诗文钞》，拉法格的《文学论文集》。
——孙大雨，主要译著：莎士比亚的《黎琊王》。
——傅东华，主要译著：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德莱赛的《珍妮姑娘》，弥尔顿的《失乐园》，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米切尔的《飘》。
——冯雪峰，主要译著：伏洛夫斯基的《社会的作家论》，普列汉诺夫的《艺术与社会生活》。
——潘漠华，主要译著：阿尔志跋绥夫的《沙宁》。
——陆蠡，主要译著：屠格涅夫的《罗亭》、《烟》，拉马丁的《葛莱齐拉》。
——李俍民，主要译著：伏尼契的《牛虻》，乔万尼奥里的《斯巴达克斯》，希尔德烈斯的《白奴》。
——草婴，主要译著：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肖洛霍夫的《顿河故事》与《被开垦的处女地》。
——鲁彦，主要译著：《犹太小说集》、《世界短篇小说集》。
——查良铮，主要译著：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拜伦的《唐璜》。三、世界文学对20世纪浙江作家的影响
世界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在20世纪浙江作家创作中的表现具有典范意义。
那么，何谓影响？影响有哪些内涵？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会产生影响呢？
法国学者朗松认为：“真正的影响，是当一国文学中的突变，无以用该国以往的文学传统和各个作家的独创性来加以解释时在该国文【36】学中所呈现出来的那种情状。”
美国学者约瑟夫·T. 肖认为，“一位作家和他的艺术作品，如果显示出某种外来的效果，而这种效果又是他的本国文学传统和他本人的发展无法解释的，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位作家受到了外国作家的影响【37】（influence）。”
关于产生影响的条件，这位美国学者进一步指出：“当民族文学刚刚诞生，或当某一文学的传统发生方向上的突变时，文学影响显得最为频繁，成就也最为显著。它还可能伴随着社会政治运动，尤其是动乱发生……它不仅具有文学的背景，而且具有社会的、甚至常常是政治的背景。文学形式与美学情趣一旦落伍过时，作家们就可能……向国外探索，去发现能表现和满足他们的文学意愿的东西……各种不【38】同的、可能被吸收的国外影响会纷至沓来。”
从美国学者的论述中，我们发现至少有三个条件可以产生影响：
——当一个民族文学的传统方向发生突变时最容易产生影响。
——当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出现社会动荡时期最容易产生影响。
——当一个民族的文学形式和文学情趣落后时最容易产生影响。
影响的产生来源于一个综合的大环境。既有文学的，也有政治的；既有文化的，也有社会的；既有传统转换的，也有传统悖逆的。越是在社会的转型期，越容易引发文学上的变革。越是在社会的动荡期，越容易产生文学上的互相影响。
当我们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理论回眸20世纪中国文学之时，就会发现，20世纪是中国文学的传统方向发生根本性变革的世纪，是中国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改革开放的震撼性洗礼中发展繁荣的世纪，是中国文学吐故纳新、改头换面的世纪。世界文学的氛围，为中国文学的改革营造了难得的外部环境，世界文学的影响为中国文学的复兴提供了丰富的营养。而20世纪浙江作家的创作则在百年历程中占据了一席重要的地位。
西方文学的现实主义思潮经过古希腊文学、人文主义文学和启蒙文学的漫长历程后，正式诞生于1830年。以反映社会的广阔性、表现生活的真实性、暴露黑暗的批判性和塑造人物的典型性而著称的这场文学思潮，被冠以“批判现实主义”而在西方文坛产生了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从20世纪浙江作家的文学脚步上看，西方现实主义的影响显然是第一位的。
鲁迅是浙江作家走向世界文学的先行者。在鲁迅的文学创作中，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占据了较大的比重。鲁迅认为：“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斯二世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坠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这样一种“为人生”的思想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因此，一些“为被压迫者而呼号的作家”就接受了俄罗斯文学的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都介涅夫，契诃夫，托尔斯泰之名，渐渐【39】出现于文字上，并且陆续翻译了他们的一些作品。”而鲁迅在文中所列举的上述名字均为19世纪俄罗斯文学最具艺术魅力的现实主义大作家。于是，就在这种以俄罗斯文学为目标，广泛地引进和介绍俄罗斯文学的高潮中，鲁迅逐渐地将自己的艺术视野扩展到欧洲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接受并最终确立了自己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推动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狂人日记》是鲁迅创作的第一部白话小说，被评论界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可磨灭的地位，它博大的历史内涵、伟大的思想意义，以及艺术上的独创性”等都不容质疑地被学术界所一致认可。但鲁迅这部划时代的杰作，又恰恰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直接影响的结果。所以，“倘若我们以‘世界文学’的眼光来看”，《狂人日记》的“某些独创就不能算独创了”，因为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采用的体裁和‘视点’，果戈理在1835【40】就已经使用过了”。从果戈理的《狂人日记》中脱胎而出，鲁迅的同名小说虽然不那么精致，在体裁的模仿上也无大的改进，但仅仅就日记体本身而言就是“对中国传统章回体的一个重大突破，使人耳【41】目为之一新”，因此，“这模仿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又在其伟大的作品《阿Q正传》中，以“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现实主义的典型化原则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可以展示“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的不朽形象——阿Q。这个杰出的艺术典型不仅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而且成为“堪与哈姆莱特、唐·吉诃德、奥勃洛摩夫等世界艺术典型比肩的不朽的艺术形象。阿Q这一富于现代批判意识和文化反思的审美价值的人物典型的创造，表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学思想的重大突破，沟通了与欧洲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联系，使中国文学第一次与世界文学进行平等对话”。【42】
由鲁迅所奠基的现实主义文学，在其他浙江作家的笔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茅盾、周作人、鲁彦、郁达夫、丰子恺等，或撰写文章，积极介绍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或翻译作品，积极引进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或辛勤耕耘，在小说、杂文、散文里，将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养分融入自己的文学实践当中，使其本土化，进而成为20世纪中国及浙江文学的新鲜血液。
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萌芽于18世纪末，兴盛于19世纪初，前后的时光并不是很长。而中国浪漫主义文学则萌芽和兴盛于20世纪初，前后的时光也很短暂。虽然鲁迅早在20世纪初就在自己的创作中表现出浪漫主义的倾向，但是真正标志着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从萌芽阶段进入迅猛成长发展阶段的，还是“异军突起”的创造社。浙江作家郁达夫就是其中的一员。如果说郭沫若是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的话，那么郁达夫的创作，则代表了五四时期中国浪漫主义小说的最高水准。
欧洲浪漫主义的源泉之一是18世纪末产生于英国的感伤主义。这个以夸大感情的作用、宣扬感情的自然流露、放任个人感情的带有悲观情绪的思潮，有前期浪漫主义之称，直接促成了浪漫主义的主观性特征。而郁达夫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忧郁和感伤，这种情怀又通过其笔下的“零余者”形象而表现出来。所谓“零余者”，其实就是西方文学“世纪病”患者的形象在中国的翻版。1805年，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的中篇小说《勒内》问世，宣告了世界文学画廊中一个新的品种——“世纪儿”的诞生。1812年，英国诗人拜伦的长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1、2章出版，将世纪病的“传染”范围扩大到英国。1830年，俄国诗人普希金通过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多余人”形象的塑造，把世纪病的“疫情”延伸到欧洲大陆的另一端。1836年，法国作家缪塞发表长篇小说《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将世纪病文学推向了高峰。忧郁、冷漠、孤独、无为构成了“世纪病”患者的主要特征。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就是中国的“世纪儿”和中国的“世纪病患者”的典型代表。在《沉沦》、《南迁》、《银灰色的死》、《茫茫夜》、《采石矶》、《青烟》、《还乡记》、《春风沉醉的晚上》和《薄奠》等作品中，我们所看到的是一批“有理想，有憧憬，有追求，但找不到理想的职业，连起码的生活也难维持，陷于贫困之中”的，“渴想爱情，却找不到理想的对象；他们有家不能归，有子女不能抚养”的，“孤苦、寂寥，似乎在这个社会上没有自己存在的位置，甚至连爱祖国，主张正义的权利都被剥
【43】夺”的苦闷感伤的“零余者”。从他们的身上，我们既看到了中国一代有志青年的悲剧，也看到了西方文学同类形象对中国文学的深刻影响。
欧洲浪漫主义的另一源泉来自于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有感于都市文明的丑恶，有感于人类社会的污浊，这位一生都在世人的诋毁中过活的天才作家，提出了著名的“返回自然”的口号，并以其浓郁的感伤主义色彩和描写大自然瑰丽怡人情调的小说而成为欧洲浪漫主义的先驱。不容否认，卢梭的“返回自然”的主张也直接促成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另一主要特征：浓郁的抒情性和对自然风光的青睐。从这个角度上去审视，郁达夫的小说就是一种情调小说，一种“不以情节取胜，甚至也不着意刻画人物独特的性格”的，只追求“一个作品的情【44】调，一种内在的情绪”的小说。而这种情调恰恰是在返回大自然的背景下，在山水和田园风光的迷离中产生的。郁达夫指出：
历来我持以批评作品好坏的标准，是‘情调’两字。只教一篇作品，能够酿出一种‘情调’来，使读者受了这种‘情调’的感染，能够很切实的感着这作品的氛围气的时候，那么不管它的文字美与不【45】美，前后的意思连续不连续，我就能承认这是一个好作品。
基于这种创作信念，郁达夫在其作品中尽情地徜徉在大自然的广阔天地中。正是有了这种美学追求，郁达夫方才创作出《茫茫夜》等讴歌大自然的优秀作品，才会在广袤的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地抒发其忧郁、苦闷、空虚、寂寞、悲哀、自责和凄婉的心绪，给人一种别样的艺术享受。而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欧洲文学的熏陶和影响，其中又以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的影响最为突出。
20世纪的浙江文坛，不可小视的浪漫主义文学现象还有“湖畔诗派”和“新月派”诗人徐志摩。由应修人、潘漠华、冯雪峰、汪静之创办的“湖畔诗派”就诞生于美丽的杭州，诞生在西子湖畔。他们的文学主张，他们的文学追求，他们的诗歌创作，他们在作品中所流露、所表达的不同情感，既为20年代中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增添了不小的色彩，同时也令人在很大程度上联想起19世纪初英国浪漫主义的诗歌流派——“湖畔派”。
后起的“新月派”，无论在新诗的格律上，还是在诗歌创作的视野上，以及情感的表达上都较“湖畔诗派”前进了一大步。而在“新月”诗人中，“感情最为细腻缠绵的是徐志摩，他的情诗最能体现风【46】流潇洒、温柔多情的浪漫风度”这位切身体验过欧洲浪漫主义熏陶的浙江诗人，在《雪花的快乐》、《沙扬娜拉》、《海韵》、《月下小景》、《她是睡着了》及《我来扬子江边买一把莲蓬》等诗篇中，以精美含蓄的文笔，典雅精致的审美趣味将中国浪漫主义诗歌推向一个新的成熟的发展阶段。
从时间的角度上看，象征主义进入中国文坛并产生影响并不比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晚。由于诸多因素的制约，象征主义在20世纪的中国并没有形成较大的声势，其影响虽然不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那样大，但同样不可忽视。欧洲象征主义的主要成就是诗歌，中国也不【47】例外。从“中国新诗中象征派最早的实践者”李金发开始，一批闪光的人物伫立在我们的眼前，其中就有浙江作家鲁迅和“雨巷诗人”戴望舒。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诗坛，戴望舒曾被认为是象征主义诗歌的领袖级人物。这不仅仅在于当时诗坛上很多的诗作都是他的“徒党”，更在于他的出现具有双重的意义：既是初期象征派诗歌向现代派过渡的一个中介，又是中国象征主义诗歌真正趋于成熟的标志。【48】在二十余年的时光中，戴望舒共创作了九十多首诗，出版了《我底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和《灾难的岁月》四部诗集。
戴望舒之于象征主义的影响，是从翻译起步的。“初期的戴望舒，从翻译英国颓废派诗人道生和浪漫派诗人雨果开始，他的创作诗也有些道生和雨果的味道。中期的戴望舒，偏爱了法国的象征派。他的创作诗就有些保尔·福尔和耶麦的风格。后期的译诗，以西班牙的反法西斯诗人为主……我们也可以在《灾难的岁月》中，看到某些诗篇具【49】有西班牙诗人的情绪和气质。”这段简洁的论述，既概括了戴望舒的创作道路，也指出了影响戴望舒创作的来源。不同的时期，接受不同的影响；不同的影响，决定了不同时期的创作风格；不同时期的创作风格，显示出戴望舒不同的诗歌魅力。《雨巷》以其“音乐美，诗的形象的流动性和主题的朦胧性的追求”，宣告了中国诗坛“雨巷诗人”的诞生；《望舒草》以娴熟的象征主义的诗歌艺术和里程碑意义，在当时的中国诗坛独树一帜；《灾难的岁月》以新的思索、新的追求、新的境界，使象征主义与中国的现实得到了天然的融合。雨果的影响、魏尔仑的影响、保尔·福尔的影响、耶麦的影响、古尔蒙的影响、超现实主义的影响与诗人自身不【50】断的艺术求索相结合，孕育了这位“中国式的象征派的正宗”。
鲁迅之于象征主义的影响，也是从翻译起步，进而迅速转向文学实践的。这其中有两条清晰的线索：一条是“《狂人日记》作为新文学的开山之作，一开始就奠定了在写实的基础上融合象征诗艺的创作道路，《呐喊》、《彷徨》以及后来的《故事新编》中的一些小说进一步拓展了这一条路径”，另一条是“《野草》开辟了象征散文诗的另一条线索，30年代何其芳的《画梦录》、40年代唐弢的《落帆集》，【51】在延续《野草》的传统的基础上又开拓了新的艺术空间”。从《药》、《故乡》、《明天》等追求主题含义的象征，到《狂人日记》、《长明灯》、《白光》、《示众》、《补天》等追求艺术形式的象征，鲁迅的小说创作在象征主义的影响下走过了一条不断成熟、不断丰富、不断深化的道路。
欧洲象征主义之于浙江作家的影响，并非戴望舒和鲁迅两人。在20世纪的浙江文坛上，还有很多人在象征主义艺术的探索中忘我地耕耘。徐志摩、穆旦、艾青等人的诗歌，周作人、郁达夫、茅盾以及施蛰存、穆时英的小说，还有袁可嘉的象征主义理论等，都为20世纪的中国文坛，为中国象征主义文学作出了巨大贡献。
世界文学对20世纪中国及浙江作家的影响，除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外，还有现代主义的其他诸流派。在中国的舞台上，他们就像一个个匆忙的过客，有的有深刻的足迹留下，有的犹如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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