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第4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施旭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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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第4辑)试读：

编者按

研究方法与理论和实践密切相关。西方话语理论强调话语的现实表述和构建功能，预设说者在话语过程中的主导作用。而中华学术传统则认为，话语的主要功能是立德，言意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矛盾，在话语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听者。《论语》中的“礼”、“信”、“和”、刘勰的《文心雕龙》中的“言不尽意”、《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以及文学范畴意境、神韵、风骨等都反映重礼尚德、“无中生有”、联想意会的话语观念。在实践上，中国人经常运用“非礼勿言”、“以少总多”、“微言大义”、“依象尽意”、“虚实相生”的话语生成策略和“听其言而察其行”、“非礼勿听”、体察、直觉、顿悟的理解策略模式，因此他们常常表现得缄默、谦和、含蓄。

中国传统和现代学术——从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刘勰、扬雄、许慎，到戴震、王国维、胡适、钱钟书——关于语言、文学、经典的理解、领会、解释、鉴赏、批评的理论和实践，为我们重构中国话语研究方法框架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如：言不尽意、得意忘言的基础理论；学以致用、经世致用、修身进德的目的论；心平气和、平等中立的价值论；熟读精思、反复涵咏、释词析句、切己体察、以意逆志、知人论世、通首贯看、逐层推捱的策略论和解释模式。这种强调整体、辩证、理解、直觉、伦理、实用的义理和实践，可以帮助我们补足、超越西方的只讲客观、偏重表达、独尊真理的方法系统。

我们认为，中国话语学界应该以复兴中华学术、关怀中国发展、推动文化对话为目标，以古今应照、中外对话为策略，构建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的方法框架（或方法系统）。所谓方法框架，首先应该包括方法论（methodology），即关于解析当代中国话语的基本理论、策略、价值标准、目的。另外，在这种方法论的统领下，还应该有具体的各研究环节所需的程序、手段、范畴、标准等，供田野调查、材料收集、对象解析（描写、分析、解释、评判等）、学术交流使用。下面我们主要提出方法论部分。

整体全面地分析、评价话语。西方话语研究方法的标志性特征是割断历史、略去文化，聚焦孤零篇章、词语句段。从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出发，中国模式的方法应该是整体地、全面地研究话语。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只顾及一时一地的一段言语，而不顾及相关的他时、他地、其他言语的情况；不能只从言语生成的角度去考虑，而不顾及言语接受或对话的角度去考虑；不能只从研究者的兴趣、观念出发，而不关注所研究对象的概念、感受、诉求。相反，我们必须关注所有与问题相关的、多重的现象，特别是通过挖掘历史的和跨文化的复杂关系以获得新知。这里相关的具体手段包括：实地调查、数据统计、比较研究。

辨证统一地分析、评价话语。西方话语分析方法往往从二元对立的思维出发，结果其对象、态度、模式、目标一般是单向度的；“评判话语分析”、“积极话语分析”的方法是典型代表。从中华文化的辨证思维出发，中国模式的方法，应该超越简单的切割、分析、“审判”模式，在注意话语中各成分的差异同时，试图观照它们之间的连接、依赖、渗透、转化关系，以挖掘出话语的联系性、两面性、复杂性、动态性、局限性、开放性；而且，我们还应该以谦虚的态度不断反思研究者在其中的联系。

理性与直觉并用。西方话语研究的方法往往从实证主义的角度出发，只重视可观察的文本句段。出于中华文化对言语的独特认识，中国模式应该将客观证据与经验联想科学地结合起来。就是说，一方面要运用具体事实、数据，系统、严格的推理，以出明晰的结论；但另一方面应该根据经验、体会、理想、想象，提出试探性的、创造性的认识和观点。这不仅仅是今人读古文、男人读女人、中国人读外国人的必然，而且也适用于普遍的言不尽意的话语。这当然要求我们首先了解相关文化中固有的形象及类似的范畴、概念，以及这些形象、范畴、概念使用的规则和规律，而且也要研究者运用自己的理想、原则；此外，还需要运用体察，想象以及研究者的人生经验。

本土／全球价值观兼顾。主流话语研究的方法往往将不同文化语境的话语置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框架下解读。从植根本土、胸怀世界的立场出发，中国模式所含的评判标准，不仅要结合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同时也要博采众长，特别是要吸纳人类普遍认同的价值观。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国际标准：1）中国所认同的（如在人权、环境、经贸等方面的）国际公约；2）与中国话语产生关系的其他文化的标准（比如尊重其他文化的自主性和特殊性）；3）研究者从文化平等、和谐的高度，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批评性所建立起的新标准。

辅助发展、提升自身。西方话语研究往往以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探索和判断有关社会、心理、文化的真理和价值。但我们认为，中国模式的诠释方法首先应该服务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乃至整第三世界的发展，并以此作为形成民族文化身份、地位、声音的策略，以推动话语研究（方法）的多元对话。为此，我们的方法的对象应转向反映发展问题的话语；用发展中世界的视角去解析评价发展中世界的话语。除此之外，中国式的方法还应该将提升研究者自身的修养作为另一目标。这就是说，研究者不把话语仅仅当作是分析、描述、定义、解释、评判的对象，而是同时将它们当作对话、学习的主体，在话语与生命体验之间进行循环对话，以改变、提升白己的人生修养。

除此之外，对于研究过程和结论的阐示，作为中国方法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有其特殊的要求。首先必须符合国际人文社科界一般标准：在跨文化的层面上做到表达明晰，论点、观点具有为同行所能接受的依据，评价具有明确的标准。但同时，也必须明确，从中华文化对于宇宙、意义之认识出发，科学研究的内容和意义没有封闭的界线，世界也在不断变化，而研究者的认知有限并带有文化的局限，因此我们必须保持谦虚的态度，不断进行探索。

注释【1】　本文的减缩版刊登在2011年11月8日的《中国社会科学报》上。CAD理论建构下的中国话语研究◎刘　胜池州学院

摘　要　CAD理论是研究话语的一个新视角，用在研究中国话语特征上确有创新的意义。本文主要从CAD视角来分析其应用于中国话语研究的现状，探讨以之研究中国话语的内在原因，试图找出其发展趋势。我国学者为此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积极地建构，以此来创立有别于西方话语理论的科学，推进中国话语的学术建设，促进世界语际间的平等对话，推动文化的共同进步。

关键词　CAD理论；权力话语；中国话语；身份认同一、什么是CAD理论

目前从话语视角研究中国当代文化、文学、语言学及跨文化已经成为学界研究话语现象的一个重要视角。这里我们把话语定格为宏大历史进程中的语言实践或是语言整体意象，不对话语的具体意义进行分析，话语更多是一种语言学范围内宽泛的解释。

CAD理论是由学者施旭在其著作A Cultural Approach to 【1】Discourse（以下称CAD）中提出，即文化话语理论研究。在本著作中，作者提出一种全新的语言学研究方法，将语言学的话语分析理论应用于社会实践，应用于政治文化生活中，力图促成中国话语研究方法论的变革。文章指出话语乃是一种文化政治的建构，能够体现言说的文化方式。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均衡的背景下，话语也能表现出文化上的权力斗争，西方的霸权话语即是很好的例证，即话语可以产生权力。这种理论上承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又沿承了Fairclough教授的话语变衍理论。作者于此引入文化因子，旨在唤起文化独立意识的民族或国家的重视，从而发扬各自优秀的文化，通过本族话语的表现方式促进世界不同话语的对话和文化的均衡发展。在【2】施旭的中文著作《文化话语研究》中，作者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建构中国话语理论的主张。

文化视域下的话语研究（CAD）视角能从更深层次和更广范围进行语言学和文化文学的研究。从应用语言学的观点来看，该视角已经超越传统语言学理论和文化理论研究视域，从而拓展了语言文化研究的新视野。二、为什么要研究中国话语（一）研究中国话语的心理机制浅析

这个命题是一个具体的话语实践，如何梳理其特点和分类则是一个很复杂任务。冯·戴伊克80年代曾从话语、心理与社会关系的角度研究话语现象，将话语研究拓展从语言学视角到社会应用领域，突出了话语的政治、社会功能和语境文化机制，将其从社会认知和种族主义再生视角重新审视话语。由此使得话语研究深入到社会多领域，但他本人也提出这种应用需要建构新的话语理论，且这种理论需要新的架构与策略。他对这种理论提出的希望是要建立起高水平的话语理论，并且这种话语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涵义”能从一定方面解决世界所面临的问题。这种解读如果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出发，似乎可以找到另一种途径，即为什么要研究中国话语的社会心理。话语文本的整体格局及其中话语与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往往被看作是一种结构性的分析，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话语研究的新方法和新途径。但这背后至少也体现了在不同文化经济背景下话语的心理变化机制。即话语研究从具体的词句意义以及与语境的关系等研究已经延伸到社会心理机制的视域。在新的形势下，语言学内的话语研究从冯·戴伊克的“话语语法，话语理解到社会话语”拓展到社会心理学的范畴。【3】“中国话语”的倡导者在具备宽广视野的同时往往还带有对自己民族身份强烈的认同意识。他们以西学为参照，绝非完全照搬西方话语理论，而是结合中国文化历史和国家实情，从话语内容分析的层面力图对中国话语中凸现的文化特质和优秀特点进行客观、系统甚至于量化的分析方法，以此来揭示出当今世界话语研究中深层的利益冲突。事实上，“中国话语”概念一经提出，就已经显示出话语内在的既定矛盾，即以西方话语理论来阐释中国话语在中国学人看来就是一条走不通的路，因为这里面存在误解误释。到现在为止，仍然有西方学者认为汉语是一种低等的语言。

如果我们结合英国学者Jonathan Potter和Margaret Wetherell的Discourse and Social Psychology那本书来看，我们似乎可以找到倡导要研究中国话语的部分理由。在该书中文序言中，话语具有建构的功能，因此分析话语不是分析话语中某种实际的存在，而是如何进行建构社会。但是在这种建构中会呈现出政治和文化的寓意。在该书第五章中，作者明确表示话语的建构者事实上是要“迈向一种主体概念”，【4】从传统的话语研究中看出意识形态性。也就是说，倡导研究新型话语类别的一个主要思路就是“为将来的研究建立起规则”，由是超越传统话语研究的一统天下的局面。从这一点看，施旭与冯·戴伊克的观点似乎是一脉相承。

因此这种积极构建“中国话语”的理论便是一种用心良苦的主张，需要苦心经营方能有成。在那本书中，作者提到了“动机”与【5】“身份范畴”的独特主张，正是这种动机和身份范畴激发了学人的“中国话语”研究意识，因为在意识形态的较量和民族身份的认同中，他们确实看到西方话语理论的缺陷并且意识到中国话语的独特价值。（二）中国的话语研究危机与出路

冯·戴伊克批判话语理论给国人一个研究中国话语的契机和理论机制。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的话语研究中潜藏的危机。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此课题虽是一个引人沉思的话题，在国际的交流中，我们也能发现问题。

有学者就从翻译话语视角研究西方话语的负面影响。西方话语表现形式就是“利用语言和语种优势控制传播资源、占领传播空间，导【6】致了严重的语言单一化”。此话语隐含的霸权有可能危害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不利于保护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

首先，中国的学者已经意识到非西方话语被边缘化的特点，在施旭等人看来，由于话语是构建和作用于现实的一种言说方式，因此东西方的跨文化交际不仅是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交流，更是一个充满权力【7】角斗的过程。因此，中国学人认为有必要用多元文化的话语来批判传统的普遍的以西方为主导的定势话语，同时，关注并研究非西方话语可以给西方提供西方以外的思维和言说方式，从而丰富话语研究的多元文化特性。

学者们也意识到话语研究的标准逐渐西方化和定势化，此种现象部分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自1840年中国受制于列强以来，许多学科或理论皆是引自西方，到现在我们一直将其视之当然。这的确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在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西方话语的标准已经统治着中国学人的思维模式，似乎它已成为一种普遍主义的话语，从而掩盖真正的中国问题。学者陶东风曾经对中国学界机械“进口”西方文【8】化批判话语与话题的倾向提出了批评。

在语言学界，出现的问题是，按照西方话语标准建立起来的中国的话语研究削弱了中国语言的特点，因此这样的话语研究不是中国话语研究，而是西方话语理论在中国语言中的应用。这是自近现代中国语言话语学科建立以来就一直存在、如今又被反复强调的一个问题。甚至西方的那些著名语言学家，他们在论及汉语时大都认为汉语是一种低级形态的语言，对汉语提出各种各样的批评。即使是洪堡特也认【9】为汉语缺少形态变化，是所有语言中最少变化的语言。学者申小龙就在他的多部著作中强调汉语的人文性，对西方语言学家对汉语的指滴提出质疑，指出他们只不过是以西方语言观点解读汉语，当然会【10】有不正确的理解。他在《汉语与中国文化》这本专著中多处指出外国语言研究者对汉语的误读误释。因此以西方的话语理论来解析中国话语现象必然会忽略中国文化的某些特点，以至于不能正确公允地看待中国语言及文化。

研究中国话语观，这至少是由内外两个因素造成的。首先国内语言学界面临着“西化有余、东学不足”，出现思维、文化的“失语”【11】倾向。文化上的西学东渐会使得国人认同西方文化，加之国人的“文化记忆力衰退”或“妄自菲薄”（施旭语）也会导致我们看不到西方学术的局限以及相关的文化后果。西方文化产生种种弊端的原因，是植根于西方的基本思维模式。因此在话语研究上有必要革新我们的思维模式，建构新型的话语范式。

其次，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也促成了文化内部的革新，我们开始对文化差异、需求、学术资源的开放性及争取国际学术话语的必要性等问题关心起来，由此不断思考，力图把中华文化的优秀资源融入到现代社会中，从而确立中国话语的权威性。

一些有敏锐眼光的中国学者就提出了“东学西渐”的问题，即文化不是单向的输入，应当双方的互动与对话。季羡林在一次讲演中就【12】提出要东学西渐，“西方的病，东方的药来医”。因此有必要构建东方话语的范式，打破一种学术范式的一统天下，从批判的层面来挖掘中国话语的价值。

方东美就曾对西方文化提出质疑，尤其对西人翻译中国的经典提出批评。他认为以西方语言逻辑来解读中国经典会有很多误释，不能得出中国文化真谛。同时，西方理论并不能医治中国社会的病，更不能以西方哲学来代替中国哲学。他从古代佛教译经到向西方宣扬中国的英文著作出发，致力于宣扬中国语言文化。但他也指出，承受中国文化传统，应当在这种优美的精神传统中，先自己站立脚跟，发展创造新文化，反观优劣，“再原原本本地看西方文化，以取法乎上，得【13】乎其中”。

人们可以以借鉴的方式来引入他种话语或范式来创新本族语言文化。从很多的语言材料来看，一民族对他民族文化的借鉴往往自话语引入始。洪堡特认为，民族话语具有精神力量，内含民族精神。它不【14】仅体现是思维模式，也是反映民族性格。他在论汉语时说，正因汉语从语法形式不同于西方语言，汉语才会有优越性，这对中国人精神文化产生很大影响，使得汉语能够发展起一种能明辨言语中的内【15】在形式联系的敏锐意识。话语的文化视域研究在语言文学中也能得到很好的体现，话语彰显的是一种民族文化和精神。二、CAD理念研究发展趋势

从机构组织上看，目前国内已经出现多家研究中心，典型如浙江大学的“中国当代话语研究中心”、天津商业大学的“话语语言学研究中心”、杭州师范大学话语与文化研究中心、中山大学中国文体学研究中心等，这些中心的成立为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的发展提供了一些研究成果。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将会有更多的学者或组织投入到这种研究中去。

从这些研究中心的课题内容来看，研究中国话语已经不是一个单一专业的任务，这需要多学科多领域的团结合作。这种研究也符合当今社会语言学、比较文学、新闻传媒学、哲学等学科的发展趋势和要求。随着浙江大学与杭州师范大学四届“当代中国话语会议”的召开及其他相关学术机构活动的开展，学界对这一研究领域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和经验，但对如何开展当代中国话语的研究仍是一个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目前当代中国话语需要研究和解决的课题主要有以下内容：当代中国话语理论的构建和研究方法的确立，中国历史文化、哲学宗教等与当代中国话语的关系，中国传统语言理论的研究，语言运用中的社会问题反映研究，当代中国行业、社群、阶层、民族等话语的理论构建，东西方话语的比较研究，以话语为平台的跨学科跨文化对话等。

从发展趋势来看，关于理论的构建显得尤为迫切，而在这种构建中，相关的理论是否经得起实际考验、是否能抗衡西方语言学话语理论以补其不足、是否促进话语的多元与繁荣等，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中需要考量的。一方面，国内学人通过并借助西方话语理论的参照来剖析中国话语，从中发现西方这些的偏颇与强势；另一方面，如何在西方话语理论之外建构中国话语的理论基石，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是中国话语学界今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当然这些研究需要建立在大量的话语分析与理论实践基础上，也即我们仍要看重中国话语语料库的建设、积累与扩容，以此来夯实我们的理论体系。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繁琐任务。

就发展意义而言，研究当代中国话语，需要从中国话语的特征视角和文化参照视角来从文化渊源上挖掘中国话语的独特价值。同时我们仍然需要一种国际视野，中国话语研究须在一种话语的对比参照中凸现自身的价值与优势。如此有助于研究中国文化话语及其与世界其他话语的关系，促进中国话语文化的自觉和提高；有助于建立既立足本土、又放眼世界的话语研究的新范式，以正确有效地指导中国话语的研究。

因此，有关中国话语的研究需要突破传统语言学理论和西方语言话语理论的框架，并超越学科界限，深入到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的话语研究，从而形成一个立体多元的研究模式。这样，中国学者才可能在了解本国话语特色的前提下，能以平等的文化身份参与国际学界间的对话交流；推进文化上的多元对话与合作，促进话语理论的繁荣与创新。

参考文献

［1］方东美著，黄克剑、钟小霖编（1993）．《方东美集》．北京：群言出版社．

［2］申小龙（2005）．《汉语与中国文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3］施旭（1989）．冯·戴伊克的话语理论及其最新发展．《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报）》（06）．

［4］施旭（2008）．话语分析的文化转向：试论建立当代中国话语研究范式的动因、目标和策略．《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01）．

［5］施旭（2010）．《文化话语研究：探索中国的理论、方法与问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6］施旭，冯冰（编译）（1993）．《话语·心理·社会》．北京：中华书局．

［7］陶东风（1998）．文化研究：西方话语与中国语境．《文艺研究》（03）．

［8］张文英，姚兰（2007）．改变翻译逆差状况，抵抗西方话语霸权．《林区教学》（07）．

［9］http://agzy.youth.cn/jxl/hyhn/200909/t20090907_1015534_1.htm[1] Potter, J. & M. Wetherell(2007)Discourse and Social Psychology(2 edi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0］Shi-xu(2005). A Cultural Approach to Discours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1］Wilhelm von Humboldt. Peter Heath（译）（2008）《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A CAD Paradigm of Chinese Discourse Studies

LIU Sheng

Chizhou College

Abstract: CAD theory is used to study discourse from the cultural point of view, which can be applied to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discourse, thus from this angle of view, we can develop some creative features about Chinese discourse. The article first analyses research status of Chinese discourse study, probes into its inherent reasons, then tries to find out its developmental tendency. Chinese scholars have made substantive investigation and feasibility study in CAD theory, its final aim is to construct a distinctive theory which would be different from and can amend western discourse theories, so as to advance Chinese discourse studies, and to promote dialogues between inter—languages to create an international mechanism conducive to world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Keywords: CAD Theory; Power Discourse; Chinese Discourse; Cultural Identity

作者简介

刘胜，男，安徽枞阳人，池州学院外语系讲师，研究生学历，最近发表《基于解构教育话语的大学英语教学》（《池州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通讯地址：池州学院外语系

邮　　编：247000

邮　　箱：znz.znz@gmail.com

注释【1】　Potter, J. & M. Wetherell: Discourse and Social Psychology (2 edition), Sage Publications.【2】　Shi-xu: A Cultural Approach to Discourse, Palgrave Macmillan.【3】　方东美著，黄克剑、钟小霖编：《方东美集》，群言出版社。【4】　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第104-108页。【5】　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第133-135页。【6】　施旭：《冯·戴伊克的话语理论及其最新发展》，见《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报）》（06）。【7】　Potter, J. & M. Wetherell, Discourse and Social Psychology (2 edition), Sage Publications, 132-164.【8】　施旭：《话语分析的文化转向：试论建立当代中国话语研究范式的动因、目标和策略》，《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01）。【9】　施旭：《文化话语研究：探索中国的理论、方法与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30页。【10】　施旭，冯冰（编译）：《话语·心理·社会》，中华书局。【11】　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话语与中国语境》，《文艺研究》（03）。【12】　张文英，姚兰：《改变翻译逆差状况，抵抗西方话语霸权》，《林区教学》（07）。【13】　http://agzy.youth.cn/jxl/hyhn/200909/t20090907_1015534_1.htm【14】　施旭：《文化话语研究：探索中国的理论、方法与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7-40页。【15】　施旭：《文化话语研究：探索中国的理论、方法与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30、237页。征求意见中的话语策略——一则“征求意见稿”批评话语分析的启示◎田海龙　陈　洁天津商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　要　对一则地方政府发布的水价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进行批评话语分析，发现该“征求意见稿”在相关话语的对话、语体链的塑造、意见征求者与被征求者之间的交流等方面未能真正体现政府征求意见的初衷。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一些撰写“征求意见稿”的建议，并以此讨论实施“征求意见”这一社会管理方式的话语策略。

关键词　征求意见稿；批评话语分析；对话；话语策略；建议一、引　言

在各级政府组织越来越注重民生、注重建设和谐社会的形势下，如何在制定政策法规的过程中体察民情民意并吸收民众的建设性意见已成为基层政府组织提高社会管理能力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这方面，一个普遍采用的方法是将拟出台的政策法规以“征求意见稿”的形式向社会公布，征求民众的意见和建议。这一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政府与民众的信息沟通和意见交流。在这个“征求意见”的过程中，作为政策法规的制定者，政府一方面向民众说明制定该项政策法规的必要性以及需要采取的措施，另一方面也敞开了向民众征求意见和建议的大门，为进一步完善该项政策法规奠定了基础。作为被征求意见者，民众从被动接受政府指令的服从地位转而上升为制定政策法规的参与者，这也为政策法规的日后顺利实施增添了理解的基础。毫无疑问，这种征求意见的话语实践对建设和谐社会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许多征求意见稿还没有达到这一理想目标。本文通过对《亳州市城区自来水价格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进行话语分析，从话语的视角探析征求意见稿这一语体在征求意见这一话语实践中有待改进的地方，为运用征求意见稿实现政府与民众的有效沟通、共建和谐社会提供话语策略方面的技术支持。二、理论框架

所谓征求意见稿在本项研究中指法律、规章制度或其他文件在提交正式审议批准或决定前向社会公众或特定部门、群体、人员征求修改意见的文件版本。在这个意义上，征求意见稿首先是一个文本（text），是语言运用的一个实际案例。但是这个“征求意见稿”不是一个孤立的文本，它要与其它的文本（如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文本）产生联系；与此同时，这个“征求意见稿”也不是简单的信息交流，它与其制造者的主导地位和发布媒体的主流地位纠结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其所述内容的权威性和不容质疑性，以及由此造成的对社会实践的导向作用。所以，“征求意见稿”可以被进一步理解为“话语”，是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机构根据一定的社会规约运用语言的一定形式所进行的一种社会活动，这个社会活动（征求意见的过程）就是一个话语实践，其实质就是一个文本被生产、被分配和被消费的过程（参见田海龙2008，2009）。

由此可见，话语一方面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使用的语言，另一方面也包括人们运用语言的方式以及制约人们运用这种而不是那种语言方式的规约和权力关系。由于话语的这种双重属性，对话语进行分析也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就语言使用本身而言，话语分析应该是对具体文本（如对话、访谈、文本、及电视节目等符号）的分析；就语言运用中的规约及权力关系而言，话语分析应该是对话语反映在社会层面的结构（如话语秩序）进行分析。Fairclough（2003）的话语分析框架，实际上就包括了这两方面的内容，前者称为“互动分析（interactional analysis）”，后者称为“结构分析（structural analysis）”。

具体来讲，互动分析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互语分析（interdiscursive analysis），一个是语言／符号分析（linguistic and semiotic analysis）。“互语”总的来说指话语与话语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互语分析要解决哪些话语和语体被用来生产文本的问题，并且要分析它们如何通过文本联系在一起。语言／符号分析，包括对文本整体结构的分析、小句整合、小句以及词汇等的分析。如果说“互动分析”的目的是剖析话语与话语之间存在的不平等关系，那么“结构分析”就是要透过话语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窥探社会主体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这里，话语秩序是一个重要概念，指一整套有序的话语生成的实践，以及它们之间的限界和关系。换言之，话语秩序是“在话语层【1】面表现的社会秩序，是社会文化实践在话语上的历史印记”（Fairclough 1995: 10）。例如，在征求意见这个话语实践中，话语秩序包括各种各样的话语（如对拟制定政策法规必要性表述的政府话语、对拟制定政策法规修改意见的公众话语，等等）以及各种各样的语体（如征求意见的政府公文语体、媒体报道征求意见的新闻报道语体、提出意见的公众反馈语体，等等）。所有这些话语（discourse）和语体（genre）都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等级关系之中，有的占主导地位，有的处于从属的位置。结构分析就是通过对话语与话语之间的这种等级关系以及语体与语体之间的顺序关系进行分析，揭示话语背后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三、案例分析

本文分析的《亳州市城区自来水价格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2】由安徽省亳州市物价局2009年6月10日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该征求意见稿提出了提高水价的两套方案，说明了水价上涨后的配套措施并就该方案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做了评估，同时申明该调整方案要在召开水价调整听证会后报政府批准确定。下面依据如上所述的Fairclough（2003）提出的分析框架对这一“征求意见稿”进行话语分析。为了更明确的说明问题，先进行结构分析，之后作互动分析。（一）话语结构分析

观察这个征求意见稿，可以看到亳州市政府希望听到公众意见的愿望，如征求意见稿公布了四个听取公众意见的途径：电话、传真、通信和电子邮件。然而，征求意见稿中没有公布任何接受公众意见的人员名单，也没有说明是否或者如何对公众意见进行反馈。而且，这四种方式均为封闭式的交流方式，公众无法看到亳州市政府收集到的意见有哪些。即便是有关召开听证会的内容也只是在调整方案中顺带提了一下，既没有时间、地点和参加人员的安排，也没有听证会召开程序的说明。

征求意见稿作为政府征求意见的一种话语实践，本应实现政府与公众的双向交流；但是征求意见稿中表述的这些交流途径却无法表达出亳州市政府双向交流的意愿。不仅如此，这个征求意见稿在对拟制定的水价调整方案的宣传方面也显示出单方推销的倾向。例如，亳州市政府主张的水价调整方案在其控制的媒体上广泛宣传，包括在亳州市政府官方网站、亳州电视台、亳州晚报、中安在线和新安晚报等媒体上宣传。相比之下，民众对水价调整的意见和建议却没有相应的媒体渠道进行公布，公众话语亦没有足够的媒体来发布，相关的报道也很少。政府话语相对于公众话语在发布的渠道方面明显处于主导和统治的地位。征求意见稿在理论上应该是政府邀请所有关心其内容的公众提出意见，但是在这个水价调整方案的征求意见稿中，政府希望此方案被接受的迫切心情却导致了在邀请公众提出意见的形式下推销其方案的事实，征求意见这个双向交流的过程和实现政府与公众平等对话的平台在政府话语和公众话语的不平等话语秩序中演变成政府对自己提出的水价调整措施单方面的宣传与推销。

在这个征求意见的话语实践中，不仅有政府话语和公众话语参与其中，而且还有除了征求意见稿语体之外的新闻报道、评论等语体参与其中。这些不同的语体在发布的时间顺序上形成一个链条，Fairclough（2003）称其为“语体链”。例如：

①5月13日，官方的亳州先锋网刊出标题为《多省市酝酿水价上调》的新闻；

②5月29日，亳州电视台报道该市近期将调整水价并准备召开听证会的消息；

③6月10日，亳州物价局官方网站公布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

④6月12日，亳州晚报刊发题为《亳州市区自来水价格上调箭在弦上》的报道；

⑤6月18日，亳州电视台报道市物价局召开水价调整方案征求意见座谈会的新闻；

⑥6月30日，水价调整听证会召开；

⑦7月2日，亳州晚报报道听证会召开的消息；

⑧7月24日，亳州报以《这轮水价上涨酝酿已久》为标题的评论。

这些在6月10日“征求意见稿”发布前后的关于水价调整的电视新闻、报纸或网络媒体的新闻报道、评论以及听证会等多种语体形成了一个语体链，成为亳州市政府发布的有关水价调整的要点总结或可行性论证。例如，5月13日亳州先锋网刊发《多省市酝酿水价上调》一文，为水价上调预热；在6月12日亳州晚报《亳州市区自来水价格上调箭在弦上》这篇报道中，首先报道了上调方案内容，然后以采访的形式报道居民对水价调整的理解和支持，并以背景介绍的形式说明亳州缺水的现状；在7月24日亳州报《这轮水价上涨酝酿已久》一文中，记者对清华大学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涛进行采访，该专家分析了两个水价上涨的深层原因，意为水价上涨是合理的。这些不同的语体是参与社会实践的形式，而如此形成的语体链也成为体现结构关系的话语秩序，体现出政府话语在征求意见话语实践中的主导地位。（二）话语互动分析

在征求意见的话语实践中，有多个话语参与其中。除了政府话语和公众话语之外，还涉及法律话语以及关于周边地区水价的话语。这些“话语”彼此相互联系，在征求意见稿中彼此相互作用，共同生产出这个征求意见稿，形成Fairclough（2003）所说的“互语”现象。观察这个“征求意见稿”，我们发现它在形式上由四个部分组成，即：①水价调整的依据；②水价调整方案；③水价调整后的配套措施；④水价调整对城市居民的影响。水价调整的依据包括法律依据、政策依据、现行成本和周边地区水价。最后两部分内容，包括水价调整后的配套措施和对居民生活的影响评估，本质上也是水价调整的依据，其目的是为了说明调价不会对居民生活产生大的影响，也就是说价格上涨是可行的。这样，该“征求意见稿”实际上由政府的调整依据和公众关心的信息两部分话语内容组成。这两部分内容在行文中交替出现，形成一种“互语”关系，构成了政策形成的过程，即政府依据法律和政策，考虑现行成本和周边地区水价因素，在跟进水价调整后的配套措施、确保水价调整不会对城市居民生活造成影响的情况下，提出水价调整的方案，并详细加以说明。可见，这样一个政策形成的过程在政策制定者看来不存在任何其它意见或争论，所有的问题就是需要公众去理解并接受这个水价调整方案。如此对“征求意见稿”中不同话语之间联系的“互语”分析，表明这个征求意见稿实际上是一个由“解释向教育转换”的过程。征求意见者虽然以征求意见的语体发布这个水价调整的“征求意见稿”，但这个“征求意见稿”并没有和公众“讨论”水价调整的方案，而是在单方面的向公众推销政府拟采取的方案，在说服公众接受这个“被征求意见”的方案。

根据Fairclough（2003）的话语分析方法，对该“征求意见稿”本身的分析除了“互语”分析之外，还包括对文本整体结构的分析。观察这个征求意见稿，其基本结构为：问题→目的→依据→解决问题的办法→对解决问题办法的评价。“问题和目的”在“征求意见稿”的引言中提出，主要是水资源紧缺，要节约高效用水；“依据”在第一部分中列出，包括法律依据、政策依据、成本依据和周边价格水平；“解决问题的办法”是第二部分提出的两套调整方案和配套措施；“对解决问题办法的评价”实际上是最后一部分，即调整方案对居民生活影响的评价。就该“征求意见稿”的整体结构而言，表述解决问题的办法时，目的和问题以及依据被经常反复提及。

通过把整个征求意见稿的文本分成以上不同的部分，进而分析各部分所要完成的任务或要达到的目的，我们发现该征求意见稿的基本结构亦缺乏对话性。例如，“征求意见稿”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结构缺乏对话性。这种结构其实是该征求意见稿推销特征的一个方面。尤其是“征求意见稿”中只表述了政府提出的价格调整依据和调整方案，而没有其它的公众意见出现，比如白来水价格成本的上涨是否有其它原因，是否只能用涨价的手段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等等。这些要素的缺乏更显“征求意见稿”单向交流的特征。再如，这个“征求意见稿”中缺乏“引语（直接引语或间接引语）”，即缺乏其他表达意见的声音。这些整体结构方面的特点使得这个征求意见稿与它征求意见的初衷相违背。作为征求意见的文件，这个征求意见稿涉及公众所关心的话题，公众应该有权看到不同的意见和解决方案而不是亳州市政府一家之言。但是这些办法、意见和声音在该征求意见稿中全部没有出现。对这个“征求意见稿”整体结构的分析与对它的“互语”分析一样，可以发现它的单向交流倾向。

在对这个“征求意见稿”的文本分析方面，还可以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分析方法，对小句的语气、情态和及物性进行分析，更深刻的认识其缺乏对话性的特征。

语气分析　人们在日常交往中，无论怎样不断变换交际角色，但主要的角色只是“给予”（giving）和“需求”（demanding）；交往中所交换的可以是货物和劳务（goods-&-services），也可以是消息（information）。人们可以通过语言（如用陈述句）来给予消息，也【3】可以用语言（如用疑问句）来表示对消息的需求（Thompson, 2000: 39-40）。观察这个“征求意见稿”，所有句子都以陈述的形式成串的出现，而没有表达征求意见的疑问句。可以认为，这种列举式的句法结构表明了这个“征求意见稿”与其说是亳州市政府在征求意见，不如说是在单方面的教育公众。这也是它缺乏对话性的一个表现。

情态分析　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Halliday，1994），情态系统可以表示说话者对话语命题真实性所承担责任的程度和对未来行为做出的承诺或承担的义务，或是表明说话者对听话者和情景成分的态度、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社会距离和权力关系。就情态系统在语言中的显示而言，如果说话者对所谈问题不是很确信，说话者可以使用“在我们看来”、“我们认为”这样的情态缓和语，或者“可能”、“也许”这样的情态推测语。观察这个水价调整“征求意见稿”，这些可以实现人际功能情态缓和语和情态推测语却都没有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征求意见稿”的撰写者并非认为水价调整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相反，在他看来，调整水价势在必行。可见，如此缺乏情态化表述的“征求意见稿”会使公众认为亳州市政府向公众征求水价调整的意见不是真心实意，而是例行公事。这样的“征求意见”只能会是因得不到公众信任而流于形式。

及物性分析　及物性是表现概念功能的一个语义系统，是语言用来再现世界的基础。其作用是将人们在现实世界中所作所为、所见所闻在句子中表达成若干种“过程”，并指明过程的参与者和环境成分。及物性系统包括六种过程：物质过程、心理过程、关系过程、行为过程、言语过程和存在过程（Halliday，1994）。我们以“征求意见稿”第二自然段中对“总体思路”的表述作为及物性分析的文本：

总体思路是：综合考虑供水和污水处理成本变化情况以及用户承受能力，兼顾社会各方面利益，按照保本微利的原则，适度调整基本水价和随水价征收的污水处理费、水资源费标准，使我市城区水费标准达到同类城市的中等水平，以有利于保持城市竞争力和发展水平；努力完善价格形成机制，以有利于增强节约用水意识，保护和合理有效利用水资源，促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适当考虑供水成本的变动趋势，以有利于保持水价的相对稳定。

在这个表述中，大部分动词（划线部分）是物质过程。物质过程通常表示动作，动作既可以是有意的，也可以是无意的。有意的物质【4】过程都会对其目标产生影响（Thompson, 2000: 79-80），或者说发出动作的行为者作用于动作的承受者。在此段落中，动作过程的行为者很明显是亳州市政府。例如，在“使我市城区水费标准达到同类城市的中等水平，以有利于保持城市竞争力和发展水平”这一小句中，只有政府才能行使上述行为，而动作过程中的承受者也就是受益者是公众、社会和自来水生产企业。在这个水价调整方案的“征求意见稿”中，小句的行为者为政府，受益者为公众，这种表述方式预示着政府在为民众造福，民众还有什么理由不接受这个方案呢？宣传推销这个方案的意图隐含其中。四、结语与建议

对《亳州市城区自来水价格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的批评话语分析表明，这个“征求意见稿”虽然以征求意见的名义向公众征求水价调整的意见和建议，但实际上是亳州市政府在强势推销政府的涨价方案。相比之下，公众建言议政的愿望因发表意见的渠道不畅通而受到压抑。诚然，基层政府组织与民众、政策法规的制定者与被征求意见的民众，其社会地位是不同的，拥有的话语权也是不同的。因此，这种征求意见在理论上很难实现一种平等对话。但是，为了使“征求意见”不图虚名，使“征求意见稿”体现出征求意见的实质，成为基层政府组织管理社会的手段和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平台，对“征求意见稿”的撰写进行一些改进也是非常必要的。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在语体链和内容形式两个方面提出一些话语策略。（一）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语体链《亳州市城区自来水价格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的发布以及伴随其发布而产生的一系列新闻报道和评论，是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就拟制定的政策法规“征求意见”的常规做法。他们先发布“征求意见稿”，然后连篇累牍的在地方主流媒体发表评论进行跟踪报道，这样一条“体裁链”实际上是一支双刃剑：它在宣传和推销政府意图的同时也削弱了政府征求公众意见的初衷。如果地方政府能够就需要改革或修订的公共政策通过地方媒体公开广泛的征求公众意见，在综合公众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撰写出“征求意见稿”，然后邀请公众对这个“征求意见稿”再讨论，就能更全面的获得民众对新举措和规章的意见或建议。这个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征求意见的过程是本研究在语体链方面提出的一个建议。（二）内容和形式的对话性

就征求意见稿的内容和形式而言，增强其对话性和协商性，是突出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特征的关键所在。《亳州市城区自来水价格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在内容上解释了调整水价的原因，评估了水价调整之后的后果，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公众是一种交流。但还不是对话。要实现“征求意见稿”的对话性，征求意见稿的内容应包括：（1）出台新政策的原因、目的；（2）目前收到的民众提出的意见的汇编（这部分应该包括意见来源、意见内容以及正反两方面意见的比例。可以在征求意见稿中列出主要部分，其余详细的资料可以列出索引备查。）；（3）政府拟制定的政策法规；（4）拟采取方案实施后的效果评估；（5）民众对此方案提出进一步意见的方式方法和渠道。

在形式上，实现“征求意见稿”的对话性主要反映在语言的运用方面，如多采用疑问句式，以及征求意见或解释性回答的缓和性语句，避免采用简单罗列和定性式的陈述句。例如，说明现状并提出解决办法时可使用“这样的问题该如何处理呢？”“如果……是否就可以解决问题？”等疑问句，表明政府方面寻求意见的心理倾向。或者“我们建议……”，“我们认为……”，“我们提出的建议是……”，这样的缓和句式可以表明政府只是在提出自己的建议而没有下定论，同时也表明希望民众也提出建议的潜在意向。

参考文献

［1］田海龙（2008）．语篇研究的批评视角．《外语教学与研究》5．

［2］田海龙（2009）．《语篇研究：范畴、视角、方法》．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3］Fairclough, N. (1995)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Longman.

［4］Fairclough, N. (2003) Analysing Discourse: Textual Aanalysis for Social Research.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5］Halliday, M. A. K. (1994)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London: Edward Arnold Limited.

［6］Thompson, G. (2000) Introducing Functional Grammar. London: Arnold/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DiscursiveStrategies for Inviting Advice: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an Advice—seeking Draft

TIAN Hailong, CHEN Jie

Tianjing University of Commerce

Abstract: Through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an exposure draft of water price adjustment scheme published by a local government, it is found that this exposure draft does not fully realize the original intension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in terms of the dialogue between relevant discourses, the formation of genre chain and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ose inviting advices and those providing advices. Some discursive strategies are therefore discussed, both for the writing of such drafts and for the current practice of inviting advices in the social management.

Keyword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xposure draft; dialogue; discursive strategies, suggestions

作者简介

田海龙，男，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工作单位：天津商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和（批评）话语研究。

通讯地址：天津市红桥区津霸公路东口天津商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　　编：300134

邮　　箱：tianhl@tjcu.edu.cn

作者简介

陈洁，女，天津商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语言学和翻译。

通讯地址：天津市红桥区津霸公路东口天津商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　　编：300134

邮　　箱：catherine9909@126.com

注释【1】　Fairclough, 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gman, 10.【2】　见http://www.bzwjj.gov.cn/news_view.asp? newsid＝608（访问于2010年4月25日）。篇幅原因，这里不再登出该征求意见稿的全文。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访问该网站获取该征求意见稿，也可以向本文作者索取。【3】　Thompson, G., Introducing Functional Grammar, Arnold/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39-40.【4】　Thompson, G., Introducing Functional Grammar, Arnold/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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