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中国应用(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佳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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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中国应用试读：

王　佳　1982年生，女，山西太原人，清华大学经济学博士，2011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工作，主要研究方向是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模型，曾在《管理世界》《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中国管理科学》等期刊发表论文数篇，参与撰写专著《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3——理论、方法与风险评估》，曾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启动项目，并曾参与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科技部、国家开发银行、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等课题。内容简介

本书将投入产出关系引入DSGE模型，研究了不同部门受到外生冲击时对其他部门产出和总产出的影响机制。研究首先在Long和Plosser（1983）模型基础上，建立了引入资本的7部门DSGE模型，并进一步建立了引入两种资本不可替代、劳动投人不完全替代、同时包含了部门冲击和整体冲击的7部门DSGE模型。模拟结果表明，外生冲击是通过推动作用、拉动作用和替代作用共同作用于实际经济的，传统的投入产出分析由于只考虑了部门间的推动和拉动作用而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政策建议包括：在制定产业刺激政策或预测部门冲击影响时，需要考虑到替代作用机制。此外，部门冲击与整体冲击对各部门产出的经济影响不同，进行经济预测时需要准确判断外生冲击的性质。前　言

国民经济由多个部门构成，部门之间存在密切的投入产出联系，而大多情况下，经济所受到的冲击并不是同时均匀地作用于各个部门，而是首先作用于某个或某几个部门，其次通过投入产出关系逐渐传导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并最终影响总产出。因此，研究不同部门受到冲击时对其他部门产出和总产出的影响之间的差别，对更准确预测经济，从而为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书在Long和Plosser建立的仅有中间投入和劳动投入作为生产投入的多部门RBC模型基础上，进一步引入资本，建立了7部门DSGE模型，并利用中国投入产出数据所校准的参数进行数值模拟，通过对模拟结果的观察发现，外生冲击沿部门传导是通过推动作用、拉动作用和替代作用三种作用机制共同作用于实际经济，推动作用和拉动作用是一个部门产出上升后带动其他部门产出上升的作用机制，而替代作用则可能导致其他部门产出下降。一个部门受到外生冲击对各部门产出的影响是推动作用、拉动作用和替代作用三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传统的投入产出分析只考虑了部门间的推动和拉动作用，有一定的局限性，只有引入微观经济主体一生效用最大化的DSGE模型分析框架才能够较好地刻画替代作用机制。

本书进一步建立了引入制造业资本与建筑业和房地产业资本不可替代、劳动投入不完全替代，并同时包含部门冲击和整体冲击的7部门DSGE模型，这一模型更好地模拟了现实经济，为模拟冲击对经济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实验平台。通过对比部门冲击和整体冲击对各部门产出的影响，发现经济波动中观察的各部门产出呈现共动性特点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整体冲击的作用。

本书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在制定产业刺激政策，或者预测某个部门冲击的经济影响时，需要考虑替代作用机制；部门冲击与整体冲击对各部门产出的经济影响不同，进行经济预测时需要准确判断外生冲击的性质。此外，制造业受到1单位外生冲击时，对各部门产出和总产出的影响最大，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通过刺激制造业的经济刺激政策会对整体经济有较大的拉动作用。第1章　导　论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为宏观经济研究的两大主题。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波动使经济过热时期资源过度消耗和紧缩时期资源闲置，从而使长期内社会所能达到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水平较低，是跨时期无效率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以调节总需求，从而可能使产出和就业尽快回复到自然率水平。然而，经济学家们对决策者是否应当通过经济政策稳定经济并没有一致的结论。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表明决策者可以减少经济波动的严重程度，决策者应该把这些理论分析用于稳定经济的尝试，以便使产出和就业接近自然率水平。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虽然经济稳定政策在理论上可以用来稳定经济，但在实践运用中存在很大障碍，一个主要问题是经济政策作用于实际经济有较长的时滞，因而政策制定者需要对政策作用于实际经济时的经济情况有比较准确的预测。然而，经济预测往往是不准确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经济政策的效果，甚至可能使稳定经济的政策起到相反的作用，成为经济波动的原因，因此，决策者应该避免对经济进行政策干预。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波动是经济主体对外生冲击的最优反应，是帕累托最优的，不需要通过经济政策来熨平的经济波动。从以上表述可以看出，经济学家对是否应该运用经济稳定政策存在争议。

尽管理论界尚存争议，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各国政府已开始将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作为熨平经济波动的主要工具。因此，深入认识经济波动的规律，从而进行更准确的经济预测，对制定更有效的经济政策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现代经济周期理论主要包括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两大学派的理论，这两类理论都建立在微观经济主体最优化行为的基础上，两者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对短期内工资和价格是否具有黏性，从而在短期内能否使市场出清的假设不同。

新古典主义学派建立的实际经济周期（Real Business Cycle, RBC）理论认为，价格即使在短期也具有完全的伸缩性，随机的实际因素冲击导致了经济的周期波动，这些实际因素的冲击既包括个人需求偏好的变化、政府需求的变化等来自需求方面的冲击，也包括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变动、生产要素供给的变动等来自供给方面的冲击。虽然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关于经济波动的原因仅是实际因素冲击的结论受到了一些学派的质疑，但其采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DSGE Model）的分析框架由于种种优越性而被后来的研究者们广泛使用，已成为目前国际上主流的宏观经济分析工具。DSGE模型在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下，引入了在具有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微观经济主体建立在对未来理性预期基础上的最优化行为，可以详细刻画各经济变量的动态变化规律，避免了Lucas批判，更好地描述真实世界。

新凯恩斯主义则认为，市场出清模型是不能解释短期经济波动的，市场的不完全性使短期内工资和价格具有黏性，从而引起了产出和就业的波动，使其偏离自然率水平，而价格在长期中的可伸缩性则决定产出长期向自然率的回复。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周期理论关于经济周期的产生原因和传导机制的结论与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不同，但其借鉴了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DSGE模型的分析框架，通过引入垄断厂商等将价格黏性和其他市场的不完全性引入了DSGE模型分析框架。

当前关于经济波动的研究文献大部分是基于单部门（只生产一种产品）的模型，而国民经济由多个部门构成，部门之间存在密切的投入产出联系，一个部门既需要其他部门的产品或服务作为中间投入和资本品投入，同时，其产品或服务也为其他部门的生产提供中间投入和资本品投入。同时，大多数情况下，经济所受到的冲击并不是同时均匀地作用于各个部门，而是首先作用于某个或某几个部门，例如：某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某个出口部门的主要贸易伙伴国对该部门产品采取反倾销措施、气候因素导致农业部门减产，以及经济衰退时，政府采取重点刺激某些部门的扩张性财政刺激政策等，并引起这些相应部门的产出变化，其次通过投入产出关系逐渐传导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并最终影响总产出。因此，研究不同部门受到冲击时对其他部门产出和总产出的影响之间的差别，以及与经济受到整体冲击时所受的影响之间的差别，并深入分析部门冲击的传导机制，对更准确预测经济，从而为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冲击沿部门的传导机制的研究主要是投入产出分析的内容，目前国内对投入产出关系的研究主要运用计算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等指标，以及采用动态投入产出模型、GVAR模型等方法，但都没有引入微观经济主体的最优化行为。目前，国内有不少采用DSGE框架研究宏观经济的文献，但还没有将DSGE模型框架应用于多产业部门的投入产出分析领域。国外文献以Long和Plosser（1983）为代表，构建了多部门RBC模型，并用美国数据模拟了各部门受到外生冲击对经济的影响。本书进一步发展了Long和Plosser的模型，构建了更加符合现实的多部门DSGE模型，并运用中国数据进行了模拟，同时，通过对模拟结果的观察，分析了外生冲击沿部门传导的作用机制，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1.2　文献综述1.2.1　中文文献

目前，国内文献主要采用影响力系数、感应度系数等指标，以及动态投入产出模型和GVAR模型等衡量产业之间的带动程度和感应程度。王岳平、葛岳静（2007）利用投入产出技术，通过计算和分析各部门的直接消耗系数、完全消耗系数、影响力程度和影响力系数、感应程度和感应度系数、各项最终需求的诱发额和诱发系数、各部门对最终需求的依存度、总体联系等指标，分析了国民经济中产业结构的关联特征，揭示了产业结构变动的内在机理，并从需求管理的角度，提出各项需求政策所带来的产业结构影响。

耿鹏、赵昕东（2009）指出，产业之间具有无法直接观测的内生性联系，外生冲击对各个产业的影响通过内生性进行传导。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等无法刻画随时间变化的动态影响，也无法估计外生冲击在各个产业间的传递过程。他们应用全局向量自回归模型（GVAR）估计了外生冲击对各产业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各产业之间存在显著的内生性联系，由此带来的各种溢出效应对于产业政策的制定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此外，外生冲击将沿固定的内生性路径逐步影响各产业，因此，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当充分考虑各个产业间内生联系的影响与外生冲击的传导机制。

秦学志、张康、孙晓琳（2010）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原理构建了静态局部均衡模型，计算了政府对各部门增加相同比例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考察了政府在各部门等额投资对增加值及其各构成部分的拉动效果。同时，指出投资倍数高的产业意味着等额投资于该产业对经济发展拉动力度更大，但不意味着只扶持这些部门就能获得最大化的经济效益。产业部门间是互为依赖的，过度投资一个或几个部门，而忽视其他部门的发展，不仅容易造成重复建设，这些部门的产品也会因缺乏其他部门需求而滞销，导致整个经济的运转受阻。

段志刚、李善同、王其文（2006）比较分析了中国1992—2000年投入产出表的时序数据，概括了部门间中间投入系数的变化趋势。分析表明：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中国经济系统和大多数部门的中间投入率均有所提高，但部门间的投入系数变化却差异较大。总体而言，大多数部门偏向于对基础能源部门的使用，而减少了对消费品制造业、采掘业和服务业的使用份额，且绝大多数部门均增加了对自身部门的使用比重。投入系数的变化反映了这些年来中国经济部门技术水平和经济结构方面的系统性变化特征。

刘起运（2002）介绍了投入产出分析的基本方法，并分析了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的局限性，指出任何一种数量方法用于经济分析都有其长处和局限性，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其特点决定了它善于反映部门间的经济联系，不仅是直接联系，还包括全部间接联系。但投入产出分析的两个基本的假定：线性假定（每个部门各种投入的数量同该部门的总产出成正比例变动）和纯部门假定（每个部门只生产一种产品，并只用一种生产工艺，不同部门之间不存在替代性），给分析现实经济带来了误差。同时，投入产出模型反映的经济关系是投入和产出及其相互间的一般平衡关系，它只是对现实经济联系的反映，不能运用模型本身来求最优。为了实现优化功能，必须把投入产出模型与优化方法结合，建立投入产出优化模型。此外，投入产出模型不反映时间变动的因素，只是描述一个年度区间内的投入产出经济联系，因而是一种静态模型。为了反映动态的经济联系，必须打破投入产出模型原有的某些假定，才能构造动态投入产出模型。虽然投入产出方法本身已经比较完善，但由于上述这些局限，需要对投入产出分析方法进行功能扩展，这是投入产出分析方法进一步发展的一个方向。

由于传统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具有上述的局限，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方法上的改进。何练（2010）深入剖析了投入产出调查、投入产出表编制及投入产出模型分析存在的问题和缺陷，运用信息技术改进了传统的投入产出分析方法，以提高统计数据的精度、范围和实效为主要目标，通过引入信息技术手段和改革制度安排方式，建立了信息化投入产出分析方法，提高了传统的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各个环节的效率。

孟彦菊（2009）将计量经济模型与投入产出模型相结合，建立了全国和地区的计量经济投入产出（EC＋IO）联合模型体系，运用联合模型研制出未编表年份估算的投入产出序列表，并建立了投入产出空间结构分解分析模型（Spatial IO SDA）。由于投入产出模型是静态的确定性模型，提供了一个非常细致的部门分类结构，而计量经济模型通常是动态的，包含随机扰动项，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投入产出（EC＋IO）联合模型，把现实经济的不确定性和细致的部门分类结构结合在一起，从而对投入产出模型进行了扩展。此外，建立的投入产出空间结构分解分析模型（Spatial IO SDA）在非补充输入型地区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将空间概念、结构分解技术和投入产出法相结合，把不同空间中复杂或零乱的关系分解成清晰的递阶结构形式，从而可以进一步开展因素分析。

王嘉谟（2003）、张金水（1999）、王乃静（1990）等构建了中国非线性动态投入产出模型，这些模型克服了刘起运提到的线性假定和静态设定的缺陷，但由于没有引入微观经济主体的最优化行为，不能运用模型来求最优，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动态。DSGE模型由于在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下，引入了在不确定性环境中微观经济主体建立在对未来理性预期基础上的最优化行为，可以较好地克服刘起运指出的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的局限。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2004）、杜清源、龚六堂（2005）、黄赜琳（2005）、许伟、陈斌开（2009）和王宪勇（2009）等都采用了DSGE框架研究中国经济波动，但目前国内还没有将DSGE框架应用到投入产出分析领域。1.2.2　英文文献

DSGE模型的起源可以认为是Kydland和Prescott（1982）提出的实际经济周期模型。Long和Plosser（1983）的«实际经济周期》一文则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早期的重要代表作，被认为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多部门版本。这篇文章在一个没有任何扭曲的经济环境下，依赖最一般的经济学原理，即假设各期消费品都是正常品，生产过程有多种生产性投入和各生产性投入有光滑的纵向横向替代技术，通过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的跨期替代（Intertemporal Substitution）效应和期内替代（Intratemporal Substitution）效应，证明了经济周期的粘持性（Persistence）和共动性（Comovement）的产生，其中，共动性是不同宏观经济总量时间序列之间的横向关系，粘持性是宏观经济总量时间序列的纵向关系（陈昆亭、龚六堂，2006）。

Long和Plosser（1983）对经济周期粘持性和共动性的产生给出了直观解释，在正常品的假设下，当价格不变时，任何未预期到的财富增长会使消费者增加对所有能产生正效用的产品以及休闲的消费，同时增加储蓄，从而增加对未来能产生正效用的产品以及休闲的消费。这就暗示对这些产品及休闲的消费的时间序列具有共动性和粘持性的特征。但由于生产能力有限，价格必须发生变动以使市场出清，因此，价格不变的前提并不成立。Long和Plosser认为，生产函数的投入可替代的性质减少了价格的变动程度，结合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的性质，可以得到经济周期的共动性和粘持性特征。并且这时的经济波动是消费者最优选择的结果，是帕累托最优的。Long和Plosser进一步建立了一个不含资本投入的多部门RBC模型，通过求出显示解并将显示解代回生产函数，可以得到关于产出向量的自回归形式:其中，表示第t期第j部门产出y（t）偏离稳态水平的比例j，表示第t期第j部门技术水平A（t）偏离稳态技j术水平的比例，ε（t）表示第t期第j部门的技术水平jA（t）受到的外生冲击。j

基于式（1－1）和美国1967年的投入产出数据，Long和Plosser进一步数值模拟（Simulate）了6部门（农业、采矿业、建筑业、制造业、运输业和贸易行业、服务业和其他行业）情形，不同部门受到外生冲击时，各部门产出偏离稳态水平程度的变化趋势。模拟结果显示在受到外生冲击时，各部门产出变化具有共动性和粘持性的特点，这与经济周期中观察到的经济现象基本一致。本书进一步发展了Long和Plosser的模型并利用中国数据进行了数值模拟，本书第2章将详细介绍这一模型，第3~5章则对模型做进一步扩展。

尽管Long和Plosser的多部门RBC模型是实际经济周期研究中最重要的模型之一，但相对于单部门DSGE模型的研究，在Long和Plosser多部门RBC模型基础上的进一步研究相对较少。继这篇文献之后，后来的研究者主要从两个方向进行进一步研究。

一个研究方向是通过实证方法估计产出波动中整体冲击和部门冲击分别贡献的大小。Long和Plosser（1987）指出，其1983年的文章表明某个部门受到独立的技术冲击可以在微观经济主体的最优选择下带来各部门产出波动的共动性特征，因此，在经济波动中观察到的共动性特征并不一定是宏观经济受到的整体冲击导致的。Long和Plosser在式（1－1）的基础上，利用因子分析方法，考察了各部门的产出波动中整体冲击和部门冲击分别贡献的大小，并指出整体冲击并不是大多数部门产出波动的主要原因。Norrbin和Schlagenhauf（1988，1990，1991）、Naohito Abe（2002）、Gi Choon Kanga和Peter F.Orazem（2003）、Salem和Jacques（1999）等遵循了Long和Plosser（1987）的研究思路，通过进一步引入地区冲击、采用动态因子分析方法、动态MIMIC模型（Dynamic Multiple Indicator Multiple Cause Model）等实证研究方法，衡量了美国、日本及韩国等国家产出波动中整体冲击和部门冲击分别贡献的大小。John Shea（2002）、Conley和Dupor（2003）进一步进行了实证研究并设计了共动性是否是由整体冲击导致的检验方法。

另一个研究方向则是进一步扩展Long和Plosser（1983）的多部门RBC模型，并考察波动特征。例如:Horvath（1998）指出根据大数定理（Law of Large Numbers），一些部门受到的正向冲击将被另一些部门受到的负向冲击所抵销，从而不影响总产出波动。Horvath通过以特殊方式引入资本品（假设资本品折旧率为100%，且每一部门生产所用的资本必须由该部门自己生产的产品提供）以求得多部门DSGE模型的显示解，并根据得到的显示解研究对部门界定程度的不同对总产出波动的影响，指出上述大数定理的应用主要是受到投入产出系数表中各元素都不为0的行的数目增加的影响，而非部门数目增加的影响。

Dupor（1999）的多部门模型同样引入了折旧率为100%的资本品和没有包含休闲的效用函数，通过求出模型的显示解，考察了部门冲击对总产出波动的影响，给出了使多部门模型总产出波动二阶矩特征和相应的单部门模型总产出波动二阶矩特征相等的条件。

Horvath（2000）建立了一个一般化的多部门DSGE模型，其中，各部门的产出既可以用于消费和中间投入，也可以用于投资。根据校准的参数，各部门用于投资的产品通过柯布—道格拉斯技术形式形成了总投资品，并用于各部门的资本积累，各部门用于中间投入的产品也通过柯布—道格拉斯技术形式形成了总中间投入品，资本品、总中间投入品和劳动投入通过柯布—道格拉斯技术形式形成了总产出。Horvath求解和模拟了部门冲击对总产出的影响，发现多部门模型中部门冲击对总产出有显著影响，并且和单部门模型对总产出波动的模拟具有一样的效果，因此，利用单部门模型刻画实际经济是一种可行的简化。

Carvalho（2010）通过将各产业部门之间不同的联系以不同的网络结构形式表示，从网络经济的角度，研究了部门冲击对总产出的影响，指出那些处于网络中枢节点（如石油、电力、钢铁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等部门）的部门受到外生冲击时对总产出的影响最大，类似于当一国的主要机场被关闭时对全国各个航班飞行计划产生的重大影响。

Bouakez、Cardia和Ruge－Murcia（2005）建立了一个引入货币和各部门产品价格刚性的DSGE模型，各部门具有不同的资本调整成本、生产技术和价格刚性水平，模拟结果显示建筑业和生产耐用品的制造业对货币冲击的反应最大，而且对总产出的模拟与各部门是同质的标准模型对总产出的模拟结果近似。

Huffman和Wynne（1995）建立了一个引入跨期调整成本的多部门DSGE模型，并模拟各部门产出的波动，指出当引入跨期调整成本后各部门产出表现出了共动性的波动特点，而未引入时各部门产出没有表现出共动性特点，由于经济波动中我们往往观察到各部门产出表现出相似的变化趋势，因此，这一模型更好地模拟了现实经济。

上述文献主要考察了部门冲击对总产出波动的影响，而本书主要考察部门冲击对各部门产出的影响，通过对传导机制的分析解释了经济体受到部门冲击时可能出现的非共动性特点的原因，并通过引入整体冲击解释了现实经济中观察到的各部门产出呈共动性特点的可能原因。

Hornstein和Praschnik（1997）以及Benhabib和Perli（2005）也建立了多部门的RBC模型，但其多部门不是投入产出概念下的多产业部门，而是耐用品部门和非耐用品部门，以及消费品部门和投资品部门概念下的多部门。Ambler、Cardia和Zimmermann（2000）等则建立了多国的多部门DSGE模型，考察了多国各项经济变量的共动性等经济特征。1.3　本书的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

本书将在投入产出分析领域引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框架。DSGE模型的分析框架作为目前国际上主流的宏观经济分析工具，引入了微观经济主体建立在对未来理性预期基础上的最优化行为，并可以模拟出不同部门受到外生冲击时及各部门同时受到整体冲击时对经济系统的动态传导过程，具有分析方法上的优越性。

全书共分为六章，第1章导论分别介绍了研究背景和意义、这一领域的相关中英文文献和本书的主要创新点等。

第2章首先引入了Long和Plosser（1983）建立的仅有中间投入和劳动投入作为生产投入的多部门RBC模型作为基本模型，并利用中国投入产出数据校准的参数进行了脉冲响应分析，所得的脉冲响应结果与Long和Plosser利用美国数据所做的脉冲响应分析基本一致。

由于第2章的基本模型没有引入资本品，与现实经济存在一定差距，因此，第3章笔者在基本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引入资本的7部门DSGE模型，将制造业部门与建筑业和房地产业部门作为既可以提供中间投入，也可以提供资本品的生产部门。这时模型无法求出显示解，将通过对数线性化处理后进一步求解并进行模拟。模型赋予了两种资本品较大的可替代性，因此，模拟结果与现实存在一定偏差。但通过对模拟结果的观察，可以得到投入产出关系中的替代作用，即外生冲击沿部门传导是通过推动作用、拉动作用和替代作用三种作用机制共同作用于实际经济。而传统的投入产出分析只考虑了部门间的带动作用，这主要是由于研究方法的影响，只有引入微观经济主体一生效用最大化的DSGE模型框架，才能够较好地刻画替代作用机制。

第4章进一步修改了第3章的模型，建立了引入各部门劳动投入不完全替代及制造业资本与建筑业和房地产业资本不可替代的7部门DSGE模型。由于现实经济中各部门劳动力不能完全自由流动，且两种资本品基本呈固定比例投入生产，可替代程度很低，因此，这一模型更好地模拟了现实。通过利用中国投入产出数据校准的参数进行了模拟，观察了这时各部门受到外生冲击对产出的影响。模拟结果显示由于替代作用机制的下降，各部门产出的波动性降低。随着进一步建立包含更多产业部门的DSGE模型，替代作用机制的影响可能逐步增强，因此，在分析中必须考虑替代作用机制的影响。

第5章在第4章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了整体冲击，模拟了各部门同时受到整体冲击的情形，并与一个单部门RBC模型受到相同力度外生冲击时的情形进行了对比，通过对模拟结果的观察总结了部门冲击和整体冲击对经济影响的区别，并分析了现实经济中观察到的各部门产出呈共动性变化的原因。此外，模拟结果还显示，经济受到整体冲击和一个单部门RBC模型受到相同力度冲击时，总产出的变化形态和幅度接近，从而利用单部门模型刻画实际经济是一种可行的简化。但在实际经济中，整体冲击也是通过部门间的投入产出关系进一步作用于总产出的，而本书建立的模型有助于考察外生冲击如何通过部门间的推动作用、拉动作用和替代作用传递到各部门产出和总产出，从而可以更精确地进行经济预测和分析，并为产业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第6章给出了本书的主要结论，并指出了本书的不足之处和进一步的研究方向。1.4　本书的创新与不足

本书的创新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目前国内没有在投入产出分析领域引入DSGE模型分析框架，本书则建立了引入资本的7部门DSGE模型，并利用中国数据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得到各部门受到外生冲击时对各个部门的产出和总产出影响的动态路径。

第二，通过对引入资本的7部门DSGE模型模拟结果的观察，本书认为外生冲击沿部门传导的作用机制主要包括推动作用、拉动作用和替代作用，外生冲击对经济的影响是推动作用、拉动作用和替代作用三种作用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以往的研究，无论是传统的投入产出分析方法，还是国外采用了DSGE模型分析框架对投入产出的分析，通常只考虑了一个部门产出上升对其他部门的带动作用，没有考虑替代作用机制，而替代作用机制是广泛存在于现实经济中的。

第三，本书利用CES生产函数在参数不同取值范围下表现出来的特性，引入制造业资本与建筑业和房地产业资本的不可替代性，同时引入各部门劳动投入的不完全替代，在生产函数中引入了整体冲击，建立更加符合现实的7部门DSGE模型。由于现实经济中在一段时期内，经济受到的是部门冲击还是整体冲击，或者受到哪一个或哪几个部门的冲击是相对比较好识别的，因此，我们建立的模型为模拟外生冲击对经济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实验平台，可以考察外生冲击如何通过部门间的推动作用、拉动作用和替代作用机制传导到各部门产出和总产出，从而为产业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分析依据。

第四，本书通过对比部门冲击和整体冲击的经济影响，指出经济周期中观察到的各部门产出呈现出共动性的特点，主要原因是受到整体冲击的影响，由于观察到的经济波动通常是产出较大幅度的波动，此时往往受到了整体冲击。此外，当某一个或者某些部门受到较大冲击时，微观经济主体对这种冲击的观察和预期并及时调整自己的行动，往往使部门冲击直接演变为整体冲击，从而使在经济波动中观察到的各部门产出呈现共动性特点。

本书的不足之处主要在于，由于现实中消费者并不具备完全理性，且模型假设的不存在政府、价格粘性、垄断以及调整成本等因素，使模拟结果与现实存在偏差，未来进一步的研究可以进行更细致的部门划分，并引入财政和货币政策、价格粘性和调整成本等因素。第2章　基本模型及中国数据的数值模拟

本章将引入Long和Plosser（1983）建立的多部门RBC模型作为基本模型（这里对模型的时间划分做了细微调整，但不影响最后结果），通过求解模型并利用中国2007年42部门投入产出表（基本流量表）数据校准出的模型参数进行模拟分析。2.1　模型设定

Long和Plosser假设经济不存在任何扭曲（经济人进行理性预期并有稳定的偏好、不存在任何摩擦或调整成本、没有政府和货币、理性人有完全信息、经济环境中的随机因素是时序独立的），因此，分散经济和中央计划者经济是等价的，Long和Plosser建立了中央计划者经济的模型。

模型假设经济体由一个具有无限期生命的代表性个人组成，代表性个人有给定的初始禀赋、生产技术和偏好。经济体有M个生产部门，生产出的M种产品既可作为消费品，也可用于下一期各个部门生产的中间投入，这里没有引入资本品，每种产品都属于易腐品，即等同于具有100%的折旧率。在每一期t，代表性个人决定当期休闲的时间l和分别投入M个部门的劳动时间{n（t），n（t），…，n（t）}，通过劳12M动投入、上一期决定的中间投入和第t期实现的生产技术水平{A（t），1A（t），…，A（t）}，生产出M种产品{y（t），y（t），…，2M12y（t）}。同时，决定生产出的M种产品分别用于消费的量{c（t），M1c（t），…，c（t）}，以及第j个部门产出的用于第i个部门t＋1¼‹12M期生产的中间投入量{x（t）}，以最大化代表性个人一生的期望效用。ij

代表性个人每期的效用函数形式采用消费与休闲可分的对数效用函数:这里假设代表性个人每期拥有1单位时间禀赋用于劳动和休闲，表示代表性个人每期用于休闲的时间l。γ和θ反映了代表性j个人对休闲和消费品的相对偏好大小。γ>0，表示休闲具有正的效用。θ≥0，当θ=0时表明第j种产品的消费不会带来效用，但是可以作为中jj间投入使用。效用的贴现因子用β表示。

模型的生产函数采用规模报酬不变的柯布—道格拉斯技术形式:其中，表示生产过程是规模报酬不变的。A（t）表示第t期第j个部门的生产技术水平，A（t）jj服从对数一阶自回归AR（1）过程:其中，－1<ρ<1，表明是平稳的随机过程。ε（t）是第t期第j个部门受j到的随机技术冲击，这里的技术冲击包括除中间投入和劳动投入外影响产出变化的各种因素，因此，可以视为外生冲击，ε（t）为零均值、j同方差的独立分布序列，且任意i≠j的序列ε（t）和ε（t）相互独立。ij

当A（t）由于受到随机冲击ε（t）而发生变化时，由于A（t）服jjj从一阶自回归过程，ε（t）对A（t）的影响会持续一段时间后逐步衰jj减到0，因此，在这段时间内，A（t）的变化都会影响第j个部门的产j出。由于第j个部门的产出将为各个部门的生产提供中间投入，并且A（t）的变化使第j个部门生产过程中对各种中间投入和劳动投入的j需求发生了变化，通过这种投入产出关系，外生冲击随时间推移逐步传导到了各部门产出和总产出。但是外生冲击对产出的影响不仅限于上述传统投入产出分析中所描述的关系，由于本书建立的模型中，代表性个人是以最大化一生效用为目标的，因此，代表性个人的最优选择行为也会影响外生冲击对产出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只有在建立微观基础的动态投入产出模型中才能较好地刻画，本书第3章将根据模拟结果详细分析这种影响。

代表性个人的最优化问题可以表示为带期望符号和约束条件的函数求极值问题:

满足约束条件:2.2　模型求解

下面用拉格朗日乘数法求解代表性个人有约束条件的效用最大化问题，拉格朗日函数为:

根据拉格朗日乘数法解出一阶条件（First－order Condition）:

这里通过猜解的形式，可以求出模型的显示解。首先猜测解的形式为:

将式（2－12）代入式（2－10），由于跨期的变量正好消掉，因此，期望符号可以去掉从而得到:

将式（2－13）代入式（2－11），可以推导得到:

定义

可以得到:

将式（2－16）表示为矩阵形式η=θ＋βAη，则可以解出η=（I－－1βA）θ。

其中，。将式（2－12）和式（2－15）代入式（2－9），可以得到dη[1－jj，进一步可以求解出代表性个人的最优劳动投入决策: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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