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评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欧阳哲生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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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评传试读：

总序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菿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美。”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静安虽以遗老自居，但治学方法却完全是近代的科学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陈寅恪先生博通多国的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多所创获。陈氏对于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见，他在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论儒佛思想云：“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实在是精辟之论，发人深思。陈氏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但是他的学术成就确实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此外，如胡适之在文化问题上倾向于“全盘西化论”，而在整理国故方面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冯友兰先生既对于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又于40年代所著《贞元六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融会中西的哲学体系，晚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表现了热爱真理的哲人风度。

胡适之欣赏龚定庵的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熊十力先生则以师道自居。熊氏戛戛独造，自成一家之言，赞扬辩证法，但不肯接受唯物论。冯友兰早年拟接续程朱之说，晚岁归依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些大师都表现了各自的特点。这正是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表现。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鉴于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辈出，群星灿烂，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代，决定编印《国学大师丛书》，以表现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以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凡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风气之先者皆可入选。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编辑部同志建议我写一篇总序，于是略述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特点，供读者参考。1992年元月，序于北京大学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当丛书组编伊始（1990年冬）便有不少朋友一再询问：为什么要组编这套丛书？该丛书的学术意义何在？按过去理解，“国学”是一个很窄的概念，你们对它有何新解？“国学大师”又如何划分？……作为组织编辑者，这些问题无疑是必须回答的。当然，回答可以是不完备的，但应该是明确的。现谨在此聊备一说，以就其事，兼谢诸友。一、一种阐述：诸子百家三代说

中华学术，博大精深；中华学子，向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精神著称于世。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出现过三个广开风气、大师群起的“诸子百家时代”。

第一个诸子百家时代，出现在先秦时期。那时，中华本土文化历经两千余年的演进，已渐趋成熟，老庄、孔孟、杨墨、孙韩……卓然颖出，共同为中华学术奠定了长足发展的基脉。此后的千余年间，汉儒乖僻、佛入中土、道教蘖生，中华学术于发展中渐显杂陈。宋明时期，程朱、陆王……排汉儒之乖、融佛道之粹、倡先秦之脉、兴义理心性之学，于是，诸子百家时代再现。降及近代，西学东渐，中华学术周遭冲击，文化基脉遇空前挑战。然于险象环生之际，又一批中华学子，本其良知、素养，关注文化、世运，而攘臂前行，以其生命践信。正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康有为、章太炎、严复、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鲁迅、黄侃、陈寅恪、钱穆、冯友兰……他们振民族之睿智，汲异域之精华，在文、史、哲领域筚路蓝缕，于会通和合中广立范式，重开新风而成绩斐然。第三个诸子百家时代遂傲然世出！《国学大师丛书》组编者基于此，意在整体地重现“第三个诸子百家时代”之盛况，为“第三代”中华学子作人传、立学案。丛书所选对象，皆为海内外公认的学术大师，他们对经、史、子、集博学宏通，但治学之法已有创新；他们的西学造诣令人仰止，但立术之本在我中华从而广开现代风气之先。他们各具鲜明的学术个性、独具魅力的人品文章，皆为不同学科的宗师（既为“经”师，又为人师），但无疑地，他们的思想认识和学术理论又具有其时代的共性。以往有过一些对他们进行个案或专题研究的书籍面世，但从没有对他们及其业绩进行过集中的、整体的研究和整理，尤其未把他们作为一代学术宗师的群体（作为一个“大师群”）进行研究和整理。这批学术大师多已作古，其学术时代也成过去，但他们的成就惠及当今而远未过时。甚至，他们的一些学术思想，我们至今仍未达其深度，某些理论我们竟会觉得陌生。正如第一代、第二代“诸子百家”一样，他们已是中华学术文化传统的一部分，研究他们，也就是研究中国文化本身。

对于“第三代诸子百家”及其学术成就的研究整理，我们恐怕还不能说已经充分展开。《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织编辑，是一种尝试。二、一种观念：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

纵观历史，悉察中外，大凡学术的进步不能离开本土文化基脉。但每一代后起学子所面临的问题殊异，他们势必要或假古人以立言、或赋新思于旧事，以便建构出无愧于自己时代的学术。这正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精神在每一代学子身上的最好体现。以上“三代”百家诸子，莫不如是。《国学大师丛书》所沿用之“国学”概念，亦当“赋新思于旧事”而涵注现时代之新义。

明末清初，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颜（元）四杰继起，矫道统，斥宋儒，首倡“回到汉代”，以表其“实学实行实用之天下”的朴实学风，有清一代，学界遂始认“汉学”为地道之国学。以今言之，此仅限“国学”于方法论，即将“国学”一词限于文字释义（以训诂、考据释古文献之义）之范畴。《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编者以为，所谓国学就其内容而言，系指近代中学与西学接触后之中国学术，此其一；其次，既是中国学术便只限于中国学子所为；再次，既是中国学子所为之中国学术，其方式方法就不仅仅限于文字（考据）释义，义理（哲学）释义便也是题中应有之义。综合起来，今之所谓国学，起码应拓宽为：近代中国学子用考据和义理之法研究中国古代文献之学术。这些文献，按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的划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经部为经学（即“六经”，实只五经）及文字训诂学；史部为史志及地理志；子部为诸子及兵、医、农、历算、技艺、小说以及佛、道典籍；集部为诗、文。由此视之，所谓“国学家”当是通才。而经史子集会通和合、造诣精深者，则可称为大师，即“国学大师”。

但是，以上所述仍嫌遗漏太多，而且与近现代学术文化史实不相吻合。国学，既是“与西学接触后的中国学术”，那么，这国学在内涵上就不可能，也不必限于纯之又纯的中国本土文化范围。尤其在学术思想、学术理论的建构方式上，第三代百家诸子中那些学贯中西的大师们，事实上都借用了西学，特别是逻辑分析和推理，以及与考据学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实证方法，还有实验方法、历史方法，乃至考古手段……而这些学术巨子和合中西之目的，又多半是“赋新思于旧事”，旨在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创立新的学术范式。正是他们，完成了中国学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我们今天使用语言的方式、思考问题的方式……乃得之于斯！如果在我们的“国学观念”中，将他们及其学术业绩排除在外，那将是不可理喻的。

至此，《国学大师丛书》之“国学”概念，实指：近代以降中国学术的总称。“国学大师”乃“近现代中国有学问的大宗师”之意。因之，以训诂考据为特征的“汉学”，固为国学，以探究义理心性为特征的“宋学”及兼擅汉宋者，亦为国学（前者如康有为、章太炎、刘师培、黄侃，后者如陈寅恪、马一浮、柳诒徵）；而以中学（包括经史子集）为依傍、以西学为镜鉴，旨在会通和合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者（如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熊十力、冯友兰、钱穆等），当为更具时代特色之国学。我们生活在90年代，当取“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国学）的观念。《国学大师丛书》由是得之，故其“作人传、立学案”之对象的选择标准便相对宽泛。凡所学宏通中西而立术之本在我中华，并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现代风气之先以及首创新型范式者皆在入选之列。所幸，此举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当今学界老前辈的同情和支持。三、一个命题：历史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

中西文明大潮的冲撞与交融，在今天仍是巨大的历史课题。如今，我们这一代学人业已开始自己的学术历程，经过80年代的改革开放和规模空前的学术文化积累（其表征为：各式样的丛书大量问世，以及纷至沓来名目繁多的学术热点的出现），应当说，我们这代学人无论就学术视野，抑或就学术环境而言，都是前辈学子所无法企及的。但平心而论，我们的学术功底尚远不足以承担时代所赋予的重任。我们仍往往陷于眼花缭乱的被动选择和迫不及待的学术功利之中难以自拔，而对自己真正的学术道路则缺乏明确的认识和了悟。我们至今尚未创建出无愧于时代的学术成就。基于此，《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编者以为，我们有必要先“回到近现代”—回到首先亲历中西文化急剧冲撞而又作出了创造性反应的第三代百家诸子那里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困惑与浮躁，我们也该着实潜下心来，去重新了解和领悟这一代宗师的学术生涯、为学风范和人生及心灵历程（大师们以其独特的理智灵感对自身际遇作出反应的阅历），全面评价和把握他们的学术成就及其传承脉络。唯其贯通近代诸子，我们这代学人方能于曙色熹微之中，认清中华学术的发展道路，了悟世界文化的大趋势，从而真正找到自己的学术位置。我们应当深信，历史是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的，90年代的学人必定会有自己的学术建树。

我们将在温情与敬意中汲取，从和合与扬弃中把握，于沉潜与深思中奋起，去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便是组织编辑《国学大师丛书》的出版宗旨。当我们这代学人站在前辈学术巨子们肩上的时候，便可望伸开双臂去拥抱那即将到来的中华学术新时代！钱宏（执笔）1991年春初稿1992年春修定

序言

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第一个入站研究人员、原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欧阳哲生，继完成《新文化的源流与趋向》及《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二书之后，最近又完成了《严复评传》，嘱我为之作序。读后深感此书所勾勒之严复形象、精神面貌之完整、清晰，确为先出诸著所不及，给人诸多启迪。同时，亦引起我对严复思想研究现状的一些想法，借此机会，抒发一二。

我认为，目前学术界对严复思想的研究已形成一个“模式”，即把他的思想发展道路看成是一个“S”形：早年“全盘肯定西学，完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晚年，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全盘肯定国粹，尽弃西学”, “回到封建主义怀抱中去”。

这种“S”形的说法由来已久，影响甚广，已成为人们认识和评价严复的学术范式。但是，事实真如此吗？读读严复的书，实在令人怀疑。这里，仅就构成这一“模式”的一个基础性问题“严复早年是不是‘尽弃儒学’? ”介绍些史料兼谈些看法，以期弄清真相。

认为严复早年“全盘否定儒学”的论者，所根据的史料，不外“四论”（《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和“二传”（《道学外传》、《道学外传余义》）等六篇文章。的确，在这些文章中，严复曾对儒学作过十分激烈的抨击，指斥它“无实”、“无用”，不仅“无用”，而且“有害”。……然而，我们是不是仅仅根据这一些，就能作出严复“全盘否定儒学”的结论来呢？当然不能。不仅不能，相反，在这六篇文章之中，倒有不少足以证明作者对儒学持充分肯定态度的言论，请看：

一、严复在《道学外传余义》一文中强烈表示：挽救危亡，振兴民族，必须发扬儒学精神。他在《道学外传余义》中说：

试思以周、朱、张、阳明、蕺山之流，生于今日之天下，有益乎？无益乎？吾知其必有益也。其为国也忠，其爱人也厚，其执节也刚，其嗜欲也澹。此数者，并当世之所短，而宏济艰难时所必不可少之美德也。使士大夫而能若此，则支那之兴，殆不须臾。（《严复集》第2册，第238页）

词义如此清晰，可以不必再作解释。

二、严复主张用儒学所提倡之各种美德来改变社会风气。他认为目前的社会风气十分败坏，而那一批被科举制度炮制出来的“道学先生”就是这种坏风气的活代表。这批人挂着宋儒招牌反宋儒，他们口念圣贤书，心想利禄路，当他们的丑行败露时，过激之人“遂迁怒于宋儒”。由怒宋儒而反宋儒，于是流传开来“待国如传舍”, “待人如市易”；生活中“以及时行乐为本怀”，这样一类的坏习气“以因人而施为妙道”, “以敷衍为得计”, “以忠愤为痰魔”。假如社会上人人都这样，那么，“大事便去，黄种便灭”。因此，只有大力提倡宋儒“为国忠”、“待人厚”、“执节刚”、“嗜欲淡”等美德才能彻底改变社会上的各种坏风气。

三、对学习西学，他认为重要的是“归求反观”，以加深对中国文化、政教的认识和理解，从而加强对儒学的信心。他在《救亡决论》中这样告诫“学西学者”：

公等从事西学之后，平心察理，然后知中国从来政教之少是而多非。即吾圣人之精意微言，亦必既通西学之后，以归求反观，而后有以窥其精微，而服其为不可易也。（《严复集》第1册，第668页）

他在1917年4月26日给熊纯如信中又说：

四书五经，故（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指西学）发掘淘炼而已。（《严复集》第3册，第668页）

两段话是同一个意思。前者表明，在严复看来，中国的政教虽然“少是而多非”，但毕竟还有一些“是”；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儒学中有“不可易”的道理，也就是所谓有“精意微言”在。不过要想真正弄通这些道理，了解这些“微言”，则恰恰又须在“既通西学”之后。可见，在他心目中，学西学的目的只在于“归求反观”以加深对儒学的理解。他绝对没有否定儒学的意思。

以上三点，足以说明：用“全盘否定儒学”来概括严复早期思想，是多么地不符合事实。我们绝不能像《剑桥中国晚清史》主编费正清教授等人那样理解严复思想：

严复是一个西方文明的十足崇拜者；这导致他对中国的传统进行无情的批判。在他看到集体力量充溢现代西方的同时，他在中国传统中只看到活力和公益心的萎缩。他在把中国与现代西方进行对比后着重指出，中国是软弱的，因为过去中国的圣贤在培养民众的力量和能力方面做得很少，而历代王朝统治者的所作所为，却都是在压制他们的力量和能力。因此，他几乎是全面地、彻底地驳斥当时思想界唯中国之法是举的倾向，不但攻击科举制度的机械死板的要求，而且笼统地把当时全部儒家学派都视为思想的废物而不屑一顾，这就不足为奇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下册，第340页）

显然，用前面所引严复自己的话，就足以驳斥费正清教授等人的这一连串“全面”、“彻底”、“不屑一顾”云云的全称肯定判断，并使人看出那是多么不符合事实。我感到奇怪的是：严复的文章已经写得很清楚，为什么总是不断有人出来一次又一次地论证严复早年曾经“全盘否定儒学”呢？难道他们见不到这些材料吗？不是的。问题在于他们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了解不深不透，特别是对严复批儒是在多层次上进行的这一点缺乏认识。因而，如果只从一个单一层面上去把握这样一个复杂问题，就不能把问题搞清楚，比如在政治层面上批儒和在文化层面上批儒情况就很不相同。而在文化层次内部，严复又可以从世界观、伦理观等更为细微的层次，去分别把握“四论”、“二传”中所说的那些话，主要是在政治层面上对“儒学”的批判，其对象是一种特殊的“儒”，即被专制政治利用和歪曲的“儒”，亦即表现在科举制度中的那种依据四书五经写制义文的“儒”。这种“儒”，是假儒，表面上尊崇孔孟之道，实际上则把孔孟之道放到官僚政治的大染缸中加以污染，放到权势利欲的大熏房中加以蒸熏，把它弄得面目全非、灵魂出壳。对这种“儒”，严复确曾猛烈抨击，全盘否定，毫不手软，绝不留情，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把“致祸亡国”危机招来的，正是它。严复对这种“儒”的批判，实际上是对专制主义的批判。他思想上的高明之处正在于此，即他能突破现实的障蔽和历史的局限，高瞻远瞩，鞭辟入里，从纷纭繁复的政治文化现象中，一手抓出这种被专制政治玩弄、利用、扭曲了的“儒”（包括“儒学”和“儒者”，即“假道学”和“道学先生”），痛予鞭笞。批判这种假儒，无疑是中国进步之所必需，对这一点，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应给予高度评价，这里丝毫不涉及是不是否定传统文化的问题。要知道，严复之所以批儒，“非攻儒学也，攻一尊也”, “一尊者，专制之别名也”。“专制定则进化尽滞”，所以他才尽力予以攻击，并把它当作自己应尽的义务。这才是严复之所以为严复。此之不明，遑论其他。

在文化层面上，严复又是怎样分析批判地对待儒学呢？下面以他对王学的态度为例，稍作分析。

严复对儒学的基本态度是扬宋抑汉，在宋学之中又扬程朱，抑陆王。但他对王学也采取分析批判、区别对待的态度。在世界观上，他对王学“吾心即理”、“心外无物”一类主观唯心的主张，持否定态度；反之，在伦理观上，则对王阳明那种悲天悯人，“视民之饥溺为己之饥溺”的天下精神，赞扬备至，认为是肩负“今日之世变”必不可少的一种精神，他在《〈阳明先生集要三种〉序》一文中这样说：

王子尝谓：“吾心即理，而天下无心外之物矣。”……今夫水湍石礙，而砰訇作焉，求其声于水与石者，皆无当也，观于二者之冲击，而声之所以然得矣。故论理者，以对待而后形者也。使六合旷然，无一物以接于吾心，当此之时，心且不可见，安得所谓理哉？是则不佞所窃愿为阳明诤友者矣。

严复以“水击石”这种自然现象为例，从心物关系和理物关系两方面进行分析，用经验论、自然观去批判“心外无物”的谬说，但接着便对王阳明的事功和人格，大加赞扬，他说：

虽然，王子悲天悯人之意，所见于答聂某（即聂豹，王氏私淑弟子）之第一书者（书中表述“视民之饥溺若己之饥溺”之心理至为深切），真不佞所低迴流连翕然无间者言也。世安得如斯人者出，以当今日之世变乎！（《严复集》第2册，第238页）

这里，严复又在大声疾呼必须发扬王学精神以挽救民族危亡。发扬唯恐不及，哪里有“全盘否定”的意思呢？由此可见，严复对儒学的基本态度，确是有取有舍，有扬有弃。他并没有“笼统地把当时全部儒家学派都视为思想的废物而不屑一顾”。

综上可知，“西学”和“中学”在严复头脑中始终是在不断地“交融互释”着。它们之间并不曾上演一场“互相排斥”、“彼此否定”的闹剧。

欧阳哲生的《严复评传》可取之处就在于用“交融互释”的眼光来研究和阐释严复的中西文化观，这样，出发点早已高出“S”形模式，因此必然给人带来新的启迪，相信读后也将随之而进入理解严复的新层次、新境界。1994年3月8日于北京PRÉCIS（英文提要）

Yan Fu（1854—1921）was a great enlightment thinker, translator, educationist and man of letters in mordern China. Basing itself upon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modern China' s cultural development, this book, starting from the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ino-western thought and culture, has systematically discussed Yan Fu' s cultural thought and academic research activities.It has reevaluated Yan Fu' s historic position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s cultural thought.

The book is divided into fi ve chapters.The fi rst chapter deals mainly with the studies of Yan Fu' s early educational career and state of mind, analysing with details has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his experience of being educated in the west.

The second chapter mainly studies Yan Fu' s theory during the Wuxu Reform.Awakening and rising from the fact that the nation being at stake, Yan Fu started to turn to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advancing a new systematic theory for reform.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in academic thoughts between Yan Fu and Kang Youwei, the major leaders of the Reform party, although the two had the same desire of carry out reform in order for the nation to survive, because of their two different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different source of thoughts.Proposals by Yan Fu on the separation of academics from politics,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etc.are the starting of new academic concepts.

The third chapter mainly studies Yan Fu' s relation with the occidental studies, fully appraising the positive role by him in translating and disseminating the occidental studies.The writer here carefully analyse, the western ideas introduced by Yan Fu and also discusses his background knowledge of Chinese studies necessary in Yan Fu' s translation.

The fourth chapter deals mainly Yan Fu' s relation with traditionl Chinese studies.It systematically introduces Yan Fu' s comments on Laozi and Zhuangzi and its charateristics.The arbiter here has taken an overall examination on Yan Fu' s personal literary concepts, literary creative work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Evolution theory upon the reform in modern literature.

The fifth chapter studies the ideas and thought in Yan Fu' s remainly years, focusing on the studies of his cultural concepts of China and the west. on the reason why he tend to become conservative.The writer here unlike traditional concepts, has affirmed some reasonable factors in Yan Fu' s late thought.

In general, the writer here hopes that by examining Yan Fu' s cultural thought and academic activities, this book can have a clear knowledge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is man and modern China' s cultural thought and help understand the truth of this period of history so as to present a clear picture of this cultural giant—Yan Fu in front of our readers.第1章孤寂先驱：早期求学生涯

谤毁遍天下，而吾心泰然。自谓考诸三王而不谬，俟诸百世圣人而不惑，于悠悠之毁誉何有哉！—郭嵩焘：《致朱克敬》

1840年以降，西方近世文明以其无可抗拒的强大优势，狂风暴雨般冲击、震撼着东方的古老文明，给中华这个老大帝国以空前的挫辱。本来这场以战争形式所表现的冲突，实质上是一种文明的冲突，是“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西方同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中国文明之间的文化对抗”。但当时的中国人除了为之震惊外，却看不出隐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深层意义。极个别先进分子经过上下求索，从挤开的门缝，依稀看到外间照射进来的一线光束，找到了自己与时代的结合点，从而也大体找到了自己人生道路的正确指向。严复的早期生活道路正是这样一个过程。他从传统私塾，走向洋务之“新学”；再远涉重洋，去西方寻求真理，走在时代的前列。其间历尽人间沧桑，饱尝时代风雨的洗练，然而他却有幸使自己成为一个先进的中国人。1.1寒窗苦读的少年

严复晚期在给他的弟子熊纯如的一封信中，谈及他对子女教育的意见时说：“复教子弟，以现时学校之难信，故宁在家延师先治中学，至十四五而后，放手专治西文，一切新学皆用西书，不假译本，而后相时度力，送其出洋，大抵八年而后卒业，至于所治何科，所执何业，亦就少年性质之所近而喜好者，无所专尚也。”严复所设想的这种青少年教育模式及其学习进程安排，并非无中生有，而是他个人经验的提炼和总结，回溯他的早期求学生涯，我们就可获致这一认识。

严复于1854年1月8日（咸丰三年十二月初十）诞生在福建侯官（今闽侯）县阳崎乡一个儒医家庭。初名严传初，乳名体乾；考入马江船政学堂，易名宗光，字又陵；走入仕途时始用严复，字几道；晚年号瘉壄老人，又别号尊疑尺庵，别署天演宗哲学家。民国时期，因侯官并入闽县，故又被人称为“闽侯”。

侯官地处东南之隅，不过弹丸之地。在晚清，此地却迅速崛起了一批知名人物，如林则徐、沈葆桢、林昌彝、林纾、刘步蟾、林永升、萨镇冰、方声洞、林旭、林觉民等，这些历史人物在各个领域均取得出色成就，故时人有“晚清风流出侯官”之说。

阳崎“溪山寒碧，树石幽秀”。外临大江，中贯大小二溪，左右则有玉屏山、李家山、楞严诸丘壑。就其地理环境而言，可以说是山清水秀。当地土著居民唯严、陈二姓。“严氏族姓寥落，可序而数者，都数十百家，虽传世逖远，皆相亲附。”据严复之子严璩回顾，严家先祖为河南固始籍，“自李唐末造，始祖怀英公讳仲杰，以朝议大夫随王潮由中州入闽，即家于侯官之阳崎”。高祖焕然，嘉庆庚午年（1810年）举人，曾任松溪县学训导。曾祖秉符以后，“皆以医为业”,没有走上“学而优则仕”的道路。

严复父亲严振先继承祖业，在乡间行医。母亲陈氏为一普通人家女子。严复之上原有一兄，不幸早夭；其下还有两妹。

在传统社会，中医本身就构成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典籍，如《黄帝内经》，也是传统经籍，非一般读书人能阅读；而中医理论中的“精”“气”说、阴阳说，如不具备一定的传统学术根柢，也很不易理解。严家之所谓“儒医”之称，本身就表明中医和传统文化的某种内在联系。严复生长于这样一个家庭，受其家风的熏陶，自然承传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严复童年时代的生平事迹，鲜有记载，有一事为人常道。五岁的时候，“邻有凿井，架高丈余，先生窃登之。俯视井底，大呼圆哉！圆哉！陈太夫人闻而出视，大惊，恐其惧而下坠也，不敢斥言。遂佯为惊状而言曰：‘儿能真过人，如凭梯下则更能矣。’及下，始笞责之”。严复成熟早，父亲望子成龙，期望甚高。他煞费苦心地督促着幼子的学业，以期通过科举的途径获取功名，为这个世代为医的小康之家带来真正的荣耀。

严复七岁开始进私塾读书，跟包括他五叔严昌煃在内的好几位地方耆宿学习。严昌煃字厚甫，光绪己卯（1879年）举人。是一位循规蹈矩、不苟言笑的儒生。他希望严复走上科举之途，故所授课程尽是《大学》、《中庸》等儒学经典。由于他老是板着一副冷冰冰的脸孔，加之教学内容枯燥，幼小的严复对他没有什么好感。1863年，严振先聘请同乡著名宿儒黄少岩执教西席。黄少岩先生“为学汉宋并重”，传统学术功力深厚，著有《闽方言》一书。课经之余，喜好给自己的学生“讲述明代东林掌故”，表现了一个传统士大夫不甘寂寞、经世致用的治学倾向。严复在他门下受业两年，对这位教师十分喜欢和敬重。可惜的是，1865年，黄先生不幸去世，严复感到“哀恸不已”。有的论者认为，“严复后来把对斯宾塞宇宙论的形而上学旨趣的热忱与对穆勒的归纳逻辑和经验方法的同样的热忱结合起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教师把‘汉学与宋学’的价值观结合起来的努力”。黄先生临终前，又将严复托付给其子黄孟侑“继续就馆”。黄氏父子“治经有家法，饫闻宋元明儒先学行”。而严复早岁聪慧，读书勤奋，词采富逸。传说当时他与同学合赁一屋，住在楼上，每夜楼下演戏，好不热闹，他却“辄命就寝”。等戏散后，他又起来“挑灯更读”。严复早年的这段苦读生活，为其打下了一个学人在封建科举时代必须具备的幼学基础。

1866年7月，福州霍乱流行，严振先染上疾疫，被夺去生命。严复的家境随之陷入窘迫，一家生计只能靠母亲做女红来维持。晚年严复为一幅《篝灯纺织图》题诗的时候，曾经触景生情。他回首少年时期那段艰苦的生活，感慨万千：在这种境况下，严复自然不可能出资继续聘师求学，走科举入仕的道路。恰巧这时，洋务派左宗棠创办的一所新式学校—福州马尾船厂附设船政学堂招考学生，所以严复抓住了这一机遇。我生十四龄，阿父即见背。家贫有质券，赙钱不充债。陟冈则无兄，同谷歌有妹。慈母于此时，十指作耕耒。上掩先人骸，下养儿女大。富贵生死间，饱阅亲知态。门户支已难，往往遭无赖。五更寡妇哭，闻者隳心肺。

船政学堂初名“求是堂艺局”。它虽非科举“正途”，但对那些家道贫穷而又谋求进取的布衣子弟颇为适合。根据学堂的章程规定：凡录取的学生，伙食费全免，另外还每月给银四两，贴补家庭费用；三个月考试一次，成绩列一等者，可领赏银十两；五年毕业后，不仅可以在清政府中得到一份混饭吃的差使，还可参照从外国请来的职工标准给予优惠待遇。大概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待遇不错，学堂吸引了包括严复在内的一大批家境贫寒的读书子弟。

招考的作文命题为《大孝终身慕父母论》。严复的答卷洋洋数百言。主考官恰为身任福建巡抚的同乡沈葆桢，他极为赏识这位同邑少年的文采。严复遂以第一名被录取，从而跨进了洋务运动早期人才的行列。严复这一选择，不期迎合了时代的潮流，与新兴变革事业联系在一起，这无疑是他的幸运。后来，严复在给沈葆桢之子沈瑜庆的诗中还无限深情地提及这次考试：“尚忆垂髫十五时，一篇大孝论能奇。”

福州船厂是1866年（同治五年）由闽浙总督左宗棠创办。设厂不几个月，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船厂的工作又委派给洋务派湘军系统的另一个重要官员沈葆桢负责。设立该厂的目的，主要是制造兵轮，培养“洋务”人才。船厂初设时，即附设船政学堂，其培养人才可分两种：第一种是学习造船，将来做“良工”；第二种则学习驭船，拟去做“良将”。左宗棠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曾获得法国人的支持和援助，双方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所以厂内聘请了一批法国“客卿”，如日意格、德克碑诸人。学堂分为前、后两堂。前学堂学习造船技术，用法语授课，又名“法语学堂”；后学堂学习驾驶技术，用英语上课，又名“英语学堂”。学堂课程有：英文、法文、算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割锥、平三角、弧三角、代积微、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学等。这些均非传统学问，而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输入的新学问。除此以外，在学堂的“训练科目”中，“凡《圣谕广训》、《孝经》必须诵读，兼习论策，以明义理而正趋向”。课程的设置，反映了洋务运动那种“中体西用”的价值取向。

1867年初，严复开始入船政学堂，分在后学堂。入学前他已经娶妻成家，夫人王姓；入学后他改名严宗光，字又陵（幼陵）。关于在船政学堂的读书生活，他在《〈海军大事记〉弁言》中略有记述：

不佞十有五，则应募为海军生。当是时，马江船司空草创未就，借城南定光寺为学舍。同学仅百人，学旁行书算。其中晨夜伊毗之声与梵呗相答。距今五十许年，当时同学略尽，屈指殆无一二存者。回首前尘，塔影山光，时犹呈现于吾梦寐间也。已而移居马江之后学堂。

严复在船政学堂学习了五年，1871年毕业，成绩列最优等。随后被派到军舰上实习，先随“建威”号南至新加坡、槟榔屿，北至渤海湾、辽东湾；后乘“扬威”舰“巡历黄海及日本各地”。这时，东邻日本“亦正开始筹办海军，扬武初到长崎、横滨各处，聚观者有万人空巷之况”。带严复航行的舰长是英国中校德勒塞先生（Commander Tracey），他在华任教完后，回国前勉励严复诸人：“君今日于海军学术，已卒业矣。不佞即将西归，彼此相处积年，临别惘然，不能无一言为赠。盖学问一事，并不以卒业为终点。学子虽已入世治事，此后自行求学之日方长，君如不自足自封，则新知无尽。望诸君共勉之。此不第海军一业为然也。”这一席话语给严复印象至深。他终身勤学不辍，不敢稍有松懈。

1874年（同治十三年），刚刚转入资本主义轨道的日本急于向外拓展殖民地。它一面强迫琉球国王接受其“内蓄”的封号，一面以琉球渔民曾被台湾居民误杀为借口，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这年5月，日本陆军中将西乡从道在美国的协助下，率兵三千在台湾琅乔登陆，悍然侵略我国领土。清朝急命提督唐定奎率所部淮军渡海增防，并谕船政大臣沈葆桢赴台办理海防。严复随沈葆桢到台湾，“测量台东旂来各海口，并调查当时肇事情形，计月余日而竣事”。当时，日本侵略军不熟悉地形，加上军内疾疫流行，遭到中国军民的严重打击，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软弱的清朝政府迫于英、美、法等西方列强的压力，却于同年10月与日本签订《台事专条》。以“抚恤”和“修理房屋道路”的名义，赔偿白银50万两，换取了日本的撤军。至此，严复在军舰上实习和工作了四年，随后被选拔派赴英国留学。1.2留学英伦求新知

近代中国，最早漂洋过海、出国留学的是容闳。1847年1月4日，年仅十九岁的容闳随美国传教士勃郎先生赴美留学。他先进入孟森中学读书，后考入耶鲁大学。通过七年的奋斗，他以惊人的毅力和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取得了学士学位。容闳学成归国后，就打算“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造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为此，他到处游说，请派留学生，以实施自己的“教育计划”，但他的努力遭到清朝官员的白眼。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洋务运动兴起后，曾国藩创办军事工业，将容闳罗致到他的门下。在此期间，容闳鼓动丁日昌说服曾国藩派留学生出国，最后曾同意了容闳的建议。他与李鸿章联名上奏，清廷批准了曾、李的奏折。1872年（同治十一年），清朝择优选派第一批留学生赴美，以后三年又续派，每年30名，四年中共派出120名。这些留学生归国后，绝大部分都列身显要，或成为政界知名人士，或成为军、学、商界要人，或成为重要科技人才。

严复是清朝政府派遣的第二批留学生。第二批留学生都是由福州船厂选出，他们改去欧洲。船政学堂原不预备选送学生到外国去留学，后来李鸿章、沈葆桢觉得洋员都将期满回国，而中国的工匠还不能替代洋员支撑这个局面，故主张从已经毕业的学生中选派一些到国外去深造。沈葆桢、李鸿章在《闽厂学生出洋学习折》里奏议：沈、李的奏议是在1873年提呈的。但因经费没有着落，迟迟未派。拖到1877年3月（光绪三年二月），才得以实现。

察看前后堂学生内秀杰之士，于西人造驶诸法，多能悉心研究，亟应遣令出洋学习，以期精益求精。……后堂学生本习英国语言文字，应即令赴英国水师大学堂及铁甲兵船学习驾驶，务令精通该国水师兵法，能自驾铁船于大洋操战，方为成效。

1877年3月，严复等30余人，搭乘官轮“济安”号离开福州前往香港。4月5日又登轮离开香港，分别前往英国和法国。

严复与萨镇冰、刘步蟾、方伯谦等12人到达英国后，其中六人即登英国战舰实习，其余五人先入学，后仍被派登英舰至海洋实习。唯有严复一人始终未经登舰作海军训练，他先往朴茨茅斯学校（Portsmouth）学习，肄业后进入皇家海军学院（Royal Naval College）；在英国完成预订选修课程后，又被派往法国作修学旅行，再回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

格林威治是伦敦的一个自治市镇，它位于泰晤士河口，是天然的海港，它的发展主要是凭借皇室的力量和英国的海上扩张。早在1423年，格治斯特公爵圈围这儿的土地作为猎场；后来皇族又在这里建造起皇家博物馆和王宫。1694年，威廉三世和玛丽王后邀请当时一批著名建筑设计师构建了一批辉煌的建筑。乔治二世时期，为安置对法作战的伤病士兵，创立海军医院。1871年，在原海军医院旧址创办皇家海军学院，为英国以及其他国家海军培养、输送专门人才。皇家海军学院的课程以学习海军基础理论为主，并注重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学员每天早上六点钟要分赴各馆上课，据严复向当时清政府驻英大使郭嵩焘介绍：礼拜一上午学习重学、化学，下午画炮台图；礼拜二上午学习算学、格致学（包括电学），下午画海道；礼拜三上午学习重学，论德法、俄土战例，下午自学；礼拜四与礼拜一同，礼拜五与礼拜三同；礼拜六上午论铁甲船情形，论炮弹情形，下午自学。学院教学十分注意学员能力的培养，严复给李丹崖抄录的“考课问目”（考问课目）是：“一曰流凝二重学合考，二曰电学，三曰化学，四曰铁甲穿弹，五曰炮垒，六曰汽机，七曰船身浮率定力，八曰风候海流，九曰海岛测绘”，而且“其中发问之处，多足增广见识”。

皇家海军学院这种注重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的教学方式，颇令封闭于满堂灌和习惯于死记硬背的中国学生大开眼界，他们“在家读书有疑义，听讲毕，就问所疑，日尝十余人，各堂教师皆专精一艺，质问指授，受益尤多。或听讲时无余力质问，则录所疑质之，以俟其还答。诸所习者并归宿练习水师兵法。而水师船又分三等：一管驾，一掌炮，一制造。管驾以绘图为重，掌炮以下以化学、电学为用，而数学一项实为之本，凡在学者皆先习之。此西洋人才之所以日盛也”。

严复在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期间，怀着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先进的近代科学，并将之介绍给国人，体现了他对科学的执着追求。1878年4月9日，严复与几位留学生被邀到清政府驻英使馆处出席宴会，宴席间，严复“议论纵横”，大谈科学发现，从“光速而声迟”的雷、电，到钟表机械原理，到“洋人未有轮船时，皆从南北纬度以斜取风力”的道理，给在场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年5月30日，严复又对来学院看望的李丹崖等清朝官员，用薄铜圆片“演示摩擦生电”,并且探究“西洋学术之精深”的原理在于注重基础科学—“数学和重学”。6月15日，留英学生向李丹崖出示各自的留学日记，严复出示的《沤舸纪经》内记录的又是光、热、空气、水和运动，谈论兵船发展之趋势、铁船之利弊、炸药的爆炸力等，凝注了严复对近代科学研究的心血。

同时，严复还十分注意学习英语，其英语水平提高很快。当时驻英大使郭嵩焘称道他的英语水平“胜于译员”，以至每与英官员会谈和见面，“唯一邀严又陵同赴”。精通英语自然使严复如鱼得水，可以自由任意博览群书，或与英人交往，接受新近在英国流行的各种社会思潮和科学理论的熏陶；还为他归国后研读“西学”，编译《天演论》等西方学术名著，打下了扎实的语言基础。

留英期间，严复的专业，虽然有“考课屡列优等”之语，但比较其他同学，并不突出。当时，刘步蟾、林泰曾两人成绩出众，而蒋英超“所造独深”。其他人如艺徒郭瑞圭、刘懋勋、裘国安等也均列优等；“浦消合考”，郑清廉得第一名。故后来一般人说严复在英国时考试常列第一，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中亦说“是时日本亦始遣人留学西洋，君试辄最”,恐怕并无依据。严复的真正兴趣似乎并不在海军，他未去军舰上实习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严复当时所怀抱的志趣，已经不以“良将”的人生境界自限了，这一点已被时人所注意。郭嵩焘在向清政府汇报关于英法留学生学习成就时说“水师良才曰刘步蟾、方伯谦、萨镇冰、何心川”，而严宗光“以之管带一船，实为枉其材”，并说其他学子“其识解远不逮严宗光”，让严“交涉事务，可以胜利”。实际情形也是如此。严复在学校读书之外，还广泛接触了英国资本主义社会，这对他的思想发展无疑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作用。这表明当时严复的思想已超越了洋务运动所标榜的练兵自强的局限，已着意于从更深层次探讨社会变革和振兴中华的根本之途。著名史学家吴相湘对此有中肯评价：“历来论者均以严留英回国后未展所长，不知最初之因材施教计划，严实用得其所。译述西洋名著，对国家之贡献，更出意想之外。而同时留学归来之刘步蟾、方伯谦、林泰曾等于甲午战争时身败名裂。萨镇冰较幸运且长寿，民国时任海军总司令，然其成就贡献比较严复实不可同日而语。”至于“严复在第一届留英海军学生中之被如此特别安排，显示当局针对严之个性特别学识而因材施教，使其注重理论。乃有计划地培植使其成为教育后进之领导人才。严复后来对国家服务即决定于此。而其对国家之贡献，实远超过最初计划”。

19世纪70年代，正值维多利亚女王执政，英国资本主义已发展到鼎盛。资本主义社会所呈现的繁荣局面，恰与腐朽衰落的清廷，形成鲜明对比。严复身临其境，自然表现出倾慕服膺之情。例如，他去英国法庭，“观其听狱，归邸数日，如有所失”；认为这就是“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的原因。因为他们不仅“司法析狱之有术”，还有“辩护之律师，有公听之助理，抵暇蹈隙，曲证旁搜，盖数听之余，其狱之情，靡不得者”。既然有这种良善的制度，自然“公理日伸”了。又如他考察英国城市，见其治理得井井有条，认为“莫不极治缮葺完，一言蔽之，无往非精神之所贯注”。再反观中国当时的情形，则大相径庭。他觉得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专制政治与立宪政治的不同。他说，在中国“谋国者以钤制其民之私便，必使之无所得为于其间，乃转授权于莫知谁何，视此如传舍之人，使主其地”，这样的社会自然公理不伸，上下乖离了。而西洋呢？由于有“议院代表之制，地方自治之规”，所以能“和同为治”, “合亿兆之私以为公”。生活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下的人民的命运迥然相异。中国人民都是“苦力”，而西洋人民都是“爱国者”, “夫率苦力以与爱国者战，断断无胜理也”。他甚至从生理学的角度，论及英法人民身材的高矮，以及在学时不能婚娶等事实，以为“东方婚嫁太早之俗，必不可以不更，男子三十，女子二十，实至当之礼法，诚当以令复之，不独有以救前弊也，亦稍已过庶之祸”。由此不难看出，严复对英法社会观察之精细与关切层面之广了。

透过西方资本主义繁荣的表层，严复把自己研究的触角伸向了其深层，亦即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驱动力—思想理论。限于繁重的专业学习任务，严复不能抽出大量时间广泛涉猎西方近代思想家的理论著作，但他对于当时业已流行的各种思想理论有一定的掌握和认识。我们可以想象到，严复最倾心的，以后又在他的著作中常常提到，或亲自翻译他们的著作，如亚当·斯密、孟德斯鸠、边沁、穆勒、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学术理论，大概在这时应有所接触。在这些思想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代生物学之父达尔文。当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已出版二十年之久，这种生物进化的科学原理，经“社会达尔文主义”学派的始祖斯宾塞推衍到社会历史领域，成为一种极具有影响力的社会决定论学说，这一思潮不仅震撼着当时欧洲的思想界和知识界，引起了一场思想革命；而且后来经严复的译介，传播到了中国，进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影响和支配了中国社会政治运动和文化思想发展进程。

严复对西方社会政治的敏锐观察和他研读近代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经典著作的心得体会，曾引起清朝政府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的惊奇与赏识。这位开明的长者一向自命为最了解世界大势的洋务派先驱人物，对作为一个普通留学生的青年严复的才华卓识却很折服，引为忘年交，这也可以说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严复的名字最初出现在郭嵩焘的日记里是在1878年2月2日（光绪四年一月一日）。在当日的日记里，郭嵩焘这样写道：“格林威治肄业生六人来见，严又陵（宗光）谈最畅。”以后每逢假日和课余之暇，严复常去使馆，或向郭介绍西洋学术，或为郭抄录格林威治学馆“考问课目”，或译示蒲日耳游历日记和报纸评论。两人“论析中西学术政制之异同，往往日夜不休”。郭嵩焘为此曾写信给朋友说：“有出使兹邦，惟严君能胜其任。如某者，不识西文，不知世界大事，何足以当此！”同年6月21日（光绪四年五月二十一日），郭嵩焘先去巴黎，他的随行人员李湘甫、李丹崖、罗丰禄则于7月1日赶往巴黎，严复等人与之偕行。在巴黎期间，严复随郭嵩焘参观了天文台、下水道、圣西尔陆军士官学校、凡尔赛的议政院等处。此外，严复还参观了当时在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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