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米奇·阿尔博姆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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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重生试读：
那个温暖而奇妙的瞬间
——《一日重生
》导读晚上，偏卧着开始读这本书，泪水渐渐注满了一侧的耳涡。
这本书适合什么人读？
我想，第一是适合家中死过亲人的人读。你可能要说，这一条实在是太宽泛了，谁家里没有死过人呢？我们的祖先基本上都已经死了，我们自己也会死。是的。死亡是我们的必修课。本书的作者米奇·阿尔博姆是一个对死亡有着持之以恒高涨兴趣的人，他的前两本书——《相约星期二》和《你在天堂里遇见的五个人》，都和死亡如影随形。这一本，更是如此。如果你家中不单死过人，你还和死者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你还有很多悄悄话没有来得及同他说，还有很多谢意没有表达，你还要为他做一件哪怕最小的事， 你还要向他微笑和请求他的抚摸， 感受他手指的力量和眼神的温度……那你一定要读读这本书。它赠与了你一个神奇的机会，书页为斧砍出一条秘道，让你从现实的密林潜回以往，你会了结夙愿荡涤脏腑并对这一体验刻骨铭心坚信不疑。这同任何信仰和科学无关，只和我们的心灵和情感有关。为了拥有这样一个温暖而奇妙的瞬间，你需要这份阅读。
作者曾说，他确信：几乎每一个人，不管外表看起来有多么快乐，在他们内心深处都有一块小小的地方，那块地方装着自己深爱的已经故去的亲人，他们期盼着有朝一日能够重逢。
第二是适合有过种种不幸遭遇的人阅读。本书中的主人公实在是够黯淡倒霉的：单亲家庭，几乎一事无成，酗酒，离婚，母亲临去世前他还在撒谎，唯一的女儿连结婚都不愿告诉他，他最后决定自杀……也许我们无法把悲惨量化，评出谁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人，但他不是个成功人士，这一点似无疑义。然而主人公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幡然改变。他和妈妈的灵魂重逢之后的岁月里，重打鼓另开张创出新高。他和女儿修补了关系，和前妻变成了朋友，经常组织棒球比赛，坚持每个孩子都有平等参与的机会……在去世前的一个星期，他心满意足地对别人说：“要记着现在的我，而不是以前的我。”这说明他对自己的结局是满意的，那个点石成金的转折点就是本书中描绘的重逢之日。
重逢之日就是这样有魅力。作者说：“用一天的时间，和你所爱的人共同度过，一天就能改变一切。”
既然如此，那么第三类适合读此书的人，可能就是希冀改变并力图让自己变得更快乐更美好的人。
当我们越来越富裕之后，快乐和美好并没有像买一赠一的面包圈那样同步进入我们的篮子。甚至更糟糕的是，食可果腹衣可蔽体的物质进步，反倒让事情变得复杂起来。我们再无法用简单的增加物质保障的方法让自己快乐，只有尝试挖掘更深的源泉和更广阔的水域，才有可能拥抱幸福。这本书为有志于此道的人刈出一条清风徐徐的小径——爱你的亲人，爱你的兴趣，爱你的工作，爱你的生命。
走下去，通往天堂。毕淑敏2007.3.17“让我猜猜。你想知道我为啥要自杀。”[1]——鸡仔贝奈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这是一个关于家庭的故事，故事里出现了一个鬼魂，所以你们可以认为这是一个鬼故事。其实，谁家没有一个鬼故事呢？那些已经辞世的亲人其实都还在我们餐桌边上坐着呢。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叫查尔斯·贝奈特的人身上。大家都叫他“鸡仔”。他不是鬼，是个活生生的人。我遇见他，是在一个星期六的早上。当时，他坐在一个小棒球场旁的露天看台上，穿着一件海军蓝的风衣外套，嚼着薄荷口香糖。或许，你觉得他的名字听起来有点熟，那是因为他曾经是个小有名气的棒球运动员。我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体育记者，所以这个名字我还蛮熟的。
现在回想起来，遇见他纯属命运的安排。我们家在椒谷海滩镇有一处多年来闲置不用的房产，那次我是去处理房子的事情。回机场的路上，我找了个地方停下车来喝杯咖啡。街对面有个小棒球场，几个穿紫色棒球衫的孩子们正在练习投球击球。我还有时间，就随意走过去看看。
我站在球场外，手抓着网眼铁丝栅栏往里看。草坪上，一个老头正用割草机割草。他肤色黝黑，满脸皱纹，嘴里叼着根雪茄烟。看到我，他把割草机关了，问我是不是有孩子在里面玩。我说没有。他问我到镇上干吗。我告诉他房子的事。他问我是做哪一行的，我如实地告诉了他我的职业。现在想来，那可能是个错误。“作家，呃？”他吸了口雪茄，指着露天看台上一个孤独的背影说，“你应该和那个人聊聊。他的故事有点意思。”
常常有人这样对我说。“噢，他为什么有意思？”“他曾经是个职业棒球运动员。”“嗯……哦，”我有些不以为然。[2]“我记得他参加过一次棒球世界系列赛。”“嗯……嗯。”“他还自杀过。”“什么？”“是啊，”老头吸了吸鼻子。“我听说，他还活着纯属运气。他叫鸡仔贝奈特。他妈妈过去住在这个镇上，叫宝儿·贝奈特。”他意味深长地笑了笑，“一个野性十足的女人啊。”
他把雪茄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碎。“要是你不信，上去问问他就知道了。”
他又开始割草。
家家都有鬼故事。
我朝着露天看台走去。
下面的故事就是鸡仔贝奈特那天早上告诉我的——谈话后来持续了远远不止一个早上——我在故事里还摘录了一些他收藏的母亲留下的便条，那是我后来从他的记事本里找出来的。我整理出下面的故事，用他的口吻来讲述。因为我不肯定如果不是用他的口吻，你们是不是还会相信这个故事。
也许，不管我用什么方式来讲这个故事，你们都不会相信。
但是，扪心自问：你有没有失去过亲人，那个你想能够再说上一次话的亲人，能再多一次机会，弥补上那些你原以为永远不会消逝的相聚时光？如果真有这样一天，那么，我们在生命中经历的其他时光，都会在这一天面前黯然失色。
如果，你真的得到了这样一天呢？006年5月
[1] 主人公的本名为Charles，通常的昵称应该是Chuck，但这个Chuck和Chick正好发音相近，再加上根据后文，主人公小时候喜欢跑来跑去，像个“鸡仔”的样子，所以得此外号。
[2] 棒球世界系列赛：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Major League Baseball）有球队30支，分为国家联盟和美国联盟。世界系列赛（World Series）指的是美国联盟和国家联盟的联盟冠军之间进行七场四胜的总决战，冠军便加冕为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最终冠军。 1 午夜鸡仔的故事
让我猜猜。你想知道我为啥要自杀。
你想知道我怎么没死成。为什么我失踪了。这些年我去了哪里。但首先我为什么要自杀，对吧？
没问题。人人都这样问。他们都在拿我和自己做比较。大家都觉得人生可能存在某种底线，如果没有越过那条底线，人是不会去考虑跳楼啊，吞安眠药啊——但如果你超越了底线，就有可能那样做。大家觉得我肯定是过了底线。大家还会想：“我会走到他那一步吗？”
但事实是，没有什么底线。人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如果你把生活搞砸了，搞砸了之后，有没有人来拯救你。
或者，那个可以拯救你的人，是不是在那里等着你。
追忆往事，我试图弄清楚，我妈过世的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那差不多是十年前的事了。她过世的时候，我不在她身旁。我应该在的。所以，我撒了谎。这是个馊主意。这样的秘密在葬礼上是瞒不住的。我站在她的墓碑旁，努力让自己相信，我没有在最后时刻陪在她身旁不是我的错。就在那时，我十四岁的女儿拉起我的手，轻声说：“爸爸，我很抱歉你连说一声‘再见’的机会都没有。”她的话，让我崩溃。我跪了下来，泣不成声。湿漉漉的草地弄脏了我的裤子。
葬礼后，我烂醉如泥，昏睡在沙发上。生活起了变化。一天可以改变一生。对我而言，那一天彻底压垮了我。我的生活，曾经被笼罩在母亲的影响下——她的意见，她的批评，她那让人窒息的母爱。我还曾一度暗自希望她不要再来管我了。
但她真的去了。她死了。没有了探望，没有了电话。不知不觉中，我开始放任自己，好像被连根拔起的草，让生活的波浪把我推向边缘。妈妈的存在给孩子们某种有关自我的幻觉。我的一个幻觉就是：我对自己的状态挺满意的，因为她挺满意的。而她一过世，那个幻觉就随之消失了。
实际上，我对自己一点也不满意。我本来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有前途的年轻运动员，但那时候我已经不年轻了，也不再是运动员了。我成了个中年推销员，早就没有什么前途可言了。
母亲去世差不多一年后，我做了这辈子最糟糕的一个投资决定。我听信了一个女人的花言巧语。她年轻、漂亮、自信、态度可人，衣服总是敞着两粒扣子。上了年纪的男人从她身边走过，难免恨由心生，懊恼自己生不逢时——除非她主动和他搭话。然后，那男人就昏了头。我们见了三次面，讨论投资的事情：两次在她的办公室，一次在一家希腊餐厅。没有任何越轨的行为，但我的脑子显然被她的香水熏懵了，我把几乎所有的存款都投到了那个现在已经一钱不值的股票基金里。她很快被“调任”到西海岸，留下我面对我老婆凯瑟琳，向她解释我们的钱都到哪里去了。
那以后，我喝酒更凶了——我们那个时代的球员都爱喝上几口——但那成了一个问题，以至于让我两次遭人解雇。而解雇又加重了我的酗酒。我睡不好，吃不好，迅速衰老。有工作的时候，在见客户前，我都得迅速冲到卫生间里，用随身带着的漱口水和眼药水，掩饰一下自己的酒气。钱成了一个问题；凯瑟琳和我总是为此争吵。一段时间以后，我的婚姻完蛋了。她厌倦了我的萎靡，而我有什么理由去责备她呢。一天晚上，她在地下室找到了躺在地板上神志不清的我。我的嘴唇摔破了，怀里抱着棒球手套。
不久以后，我离开了家——或者说，家离开了我。
我对自己的痛恶无法用言语表达。
我搬进了一间公寓。我变得顽固、自我封闭。除了酒友，我不再和任何其他人往来。如果母亲还在世，她说不定有办法帮我，因为那是她擅长的事情，她或许会拉着我的胳膊说，“好了，查理，说说看你到底怎么了？”但她不在了。事情就是这样的，如果没有了父母，无论去做什么事情都好像在孤军作战，没有了那个永远在那里守候你的后援。
后来，一个晚上，一个十月初的晚上，我决定要去自杀。
或许你会觉得惊讶。或许你会想，像我这样一个曾经参加过棒球世界系列赛的人，怎么着也不至于沦落到要自杀的地步啊，因为至少有过了梦想成真的辉煌。但你错了，那种梦想成真的喜悦，不过是一个缓慢的、渐渐融化的过程，让你发觉，这跟你想象的是两回事。
那个东西救不了你。*
这听起来可能有些奇怪：真正把我推下悬崖、让我彻底完蛋的，是我女儿的婚礼。那时她二十二岁，有一头直直的褐色长发和性感丰满的嘴唇，和她妈一个模样。婚礼是在某个下午举行的，她嫁了一个“非常棒的男人”。
我知道的，就那么多，因为她就写了那么多。我是在婚礼举行过几个星期之后，才从她寄给我的短信里知道这件事情的。
显然，因为我的酗酒、抑郁，以及其他种种糟糕的行为，对于任何家庭活动来说，我都成了一个巨大的、令人尴尬的包袱。所以，我只配收到一封信和两张照片。一张照片上我女儿和她的新婚丈夫手拉手，站在一棵树下；另一张照片上这对快乐的小夫妻正举杯庆贺。
把我打倒的是第二张照片。那是一张极其生动的抓拍照，那个精彩的瞬间永远无法再现：他们看起来像是话讲到一半，笑了起来，手里的杯子有点倾斜。他们看起来是那么纯真，那么年轻，那么……而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永远过去了。照片像是在嘲笑我的缺席。你不在那里。这个现在和我女儿生活在一起的男人，我认都不认识。而我的前妻认识他。我们的老朋友们认识他。你不在那里。再一次，我在重大的家庭事件上缺席了。这一次，我的小姑娘不会再拉起我的手，安慰我；她已经属于另外一个人了。他们连问都没有问我。他们只是通知了我。
我看看信封上，落款用了夫家的姓氏（玛丽亚·朗，而不是玛丽亚·贝奈特）。信封上没留他们的地址（为什么？难道害怕我去看望他们吗？）。我沮丧到了极点，万念俱灰。我唯一的孩子拒绝我介入她的生活，好像锁上一扇铁门不让我进去。你去敲门，他们听不到。如果活在这个世界上，却无人理睬，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如果活着没有什么意思，那为什么不自我了断呢？
所以，我决定自杀。
那样做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那样做更多的是因为：做了又怎么样呢？◆◆◆◆ ◆◆◆◆跌跌撞撞回到上帝怀抱，歌谱了一半，曲唱了半首，有谁知道，他肿胀的双脚跋涉了怎样的路途，征服过哪些平静的，或是痛苦的山峰？我希望上帝给他微笑，拉起他的手，说：“你这个逃学的可怜虫，多情的傻瓜啊！生命之书难以破解；你如何能够不留在学校里呢？”（诗歌，作者查尔斯·汉森·唐维，被抄录于鸡仔贝奈特的记事本）鸡仔想一了百了
收到我女儿的来信是在周五，接下来的那个周末，我是在昏醉中度过的，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也记不清了。星期一早上，尽管洗了个长长的冷水澡，我上班还是迟到了两个小时。在办公室待了不到四十五分钟，我就支撑不下去了。我的脑子要爆炸了。那地方像个坟墓。我先溜到复印间，然后躲到卫生间，再窜到电梯间，我没有穿外套，也没有拎公文包，这样，就算有人注意到我的走动，也不会想到我是要从公司开溜。
那样做蛮愚蠢的。根本没有人注意我。那是一家大公司。我的存在与否，丝毫不会影响到公司。现在看来，在电梯到停车场的那段路上，我走完了作为那家公司雇员的最后一段旅程。*
接下来，我用公用电话给我的前妻拨了个电话。她在上班。“为什么？”她一拎起话筒我就问。“鸡仔？”“为什么？”我重复了一遍。积蓄了三天的焦躁、愤怒，爆发出来的就只有那么三个字。“为什么？”“鸡仔。”她的语气弱了下来。“连个邀请都没有？”“那是他们的想法。他们觉得……”“觉得什么？安全？怕我来搞破坏？”“我不知道……”“我成了瘟神了？是不是？”“你在哪里？”“我是瘟神？”“别说了。”“我看我还是走了算了。”“听着，鸡仔，她也不是小孩子了，而且如果……”“那你就不能为我说两句？”
我听到她吸了一口气。“你要去哪里？”“你就不能为我说两句？”“我很抱歉。事情挺复杂的。还有他的家庭。而且他们……”“有人陪你去参加婚礼吗？”“噢，鸡仔……我在上班，知道吗？”
那一瞬，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单，那孤单好像压住了我的肺，让我根本无法呼吸。没有什么好再说的了，不论是这事，还是其他任何事。“好吧。”我无力地说，“打扰了。”
话筒那端又传来片刻的寂静。“你要去哪里？”她问。
我挂上电话。*
接着，我又喝醉了，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了。我先去了泰德酒吧。那里的酒保是一个身材瘦削、长圆脸的小伙，可能和我女儿嫁的人差不多大。回家后，我又往肚子里灌了一点酒。我撞在了家具上，还在墙上乱涂乱画。我好像还把那两张结婚照扔进了垃圾桶。大约是在午夜时分，我决定要回家，我的意思是回椒谷海滩镇的老家，那是我长大的地方。那地方开车过去要两个小时，但我已经有好多年没回去了。我在屋子里转着圈，像是要为回家做准备。但终结之旅并不需要准备什么东西。我到卧室里，从抽屉里拿了把枪。
我摇摇晃晃走到车库，找到我的车，把枪放在方向盘旁的储物箱里，把夹克衫扔到后座，或者是前座，也有可能那件夹克衫早就在车上了，我不清楚。车发出刺耳的声音开上了街道。城市很安静，街灯闪着微黄色的光，我准备回到人生开始的地方，结束我的生命。
跌跌撞撞回到上帝那里。就这么简单。我们骄傲地宣布：查尔斯·亚历山大·贝奈特出生了8磅11盎司重诞生于11月21日，1949年雷奥纳多和宝琳·贝奈特（来自鸡仔贝奈特的文件，1949年）◆◆◆◆ ◆◆◆◆
天很冷，且飘着小雨，幸运的是高速公路上几乎没有其他车辆。我的车在四条车道上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你可能会想，会希望醉成像我这样的司机，应该会被警察拦下，可奇怪的是，居然没有。途中，我还把车开进一个二十四小时便利店，从一个留小胡子的亚裔店员手中买了六罐啤酒。“来张福利彩票？”他问。
多年来，我已经练就了在烂醉如泥时保持正常嘴脸的本事——能让“酒鬼”变成“行人”——于是我假装把这个问题琢磨了一下。“这次就算了，”我说。
他把啤酒装在一个袋子里。看到他的注视，我注意到他眼睛里的那两个黑眼珠，心想：这该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最后一张脸了。他把找零的钱，推到我面前。*
路牌上写着：“椒谷海滩，出口，1英里”。在公路上看到这块牌子的时候，两罐啤酒已经下肚了，还有一罐倒在了前面的座椅上，洒得到处都是。刮雨器左右摇摆，我努力让自己的眼睛不闭上。我恍恍惚惚想着：“出口，1英里”，想着，想着，就看到了另一块路牌，写着另外一个小镇的名字，这才意识到已经错过了出口。我狠狠地敲着汽车的仪表板，然后在公路中间就地来了个急转弯，逆向行驶起来。路上没有其他车辆，就算有，我也顾不上了。看到那个出口近了，我猛踩油门。突然，一个坡道就出现了——可居然是一条进入式的，而不是出口坡道——车轮擦着地面，发出尖厉的啸叫声冲入坡道。那条坡道绕了好几个圈，我打足了方向盘，车子转着圈，急速下行。
突然，两股巨大的光束冲我直射过来，像两个大太阳，然后传来了卡车喇叭的轰鸣，接着是猛烈的撞击，我的车飞出护栏，重重落在地上，然后往下冲。到处是碎玻璃，啤酒罐飞来撞去，我紧紧抓住方向盘，车突然向后仰，让我的肚子压住了方向盘。不知怎么我拉开了车门把手。我记得眼前闪过黑色的天空，绿色的野草，耳边传来雷鸣般的巨响，有样东西从高处结结实实地砸下来。*
睁开眼，我发现自己躺在一片湿漉漉的草地上。车被半埋在一块被撞倒的大广告牌下。显然是我的车把这块雪佛兰经销商的广告牌给撞翻，并碾了过去。在古怪的物理力学的作用下，我肯定是在汽车翻转之前，被甩了出去。你刻意去寻死，死却放你一马。谁能对此做出解释呢？
我慢慢地，痛苦地站起来。后背全湿透了，浑身疼痛。天依旧在下雨，周围很安静，只有几只蟋蟀的鸣叫。通常，到了这种地步，你肯定会想，我一定庆幸自己还活着。但其实我没有那样想。我抬头去看高速公路。雨雾中，我看到了那辆迎面撞上来的卡车。它躺在那里，像一艘巨大的沉船。卡车的前车厢被狠狠砸过，好像被人拗断了脖子一般。有一个车头灯还亮着，射出的光柱照着泥泞的坡道，玻璃碎片发出钻石般的光芒。
那个驾驶员去哪里了？他还活着吗？受伤了吗？他还活着吗？在流血吗？在呼吸吗？那一刻，如果是个真汉子，应该爬上去查看一下情况。但在那一刻，勇气却不是我的强项。
所以，我没有那样做。
我垂着双手，掉头向南走，那是家的方向。我是个懦夫。我已经失去了理智思考的能力。我像一具僵尸，一个机器人，意识中没有了任何人，包括我自己——其实那个时候，我早把自己给忘了。我忘了我的车，撞上的卡车，车厢里的手枪，我都扔在了脑后。碎石在我的脚下发出沙沙的声音，还有蟋蟀在鸣叫，像是嘲笑我的存在。*
走了有多久，我说不清。反正走着走着，雨停了，天边传来第一缕曙光。我已经到了椒谷镇边上，那里有座大水塔。水塔的外壳已经有些生锈，它就矗立在棒球场的后面。在这样一个小镇，爬水塔是每个人的童年的组成部分。我和棒球伙伴们常常在周末，腰里插着喷漆罐，爬上这座水塔。
现在，我又站在了这座水塔前。湿漉漉的我，一把年纪，失魂落魄，浑身酒气，恐怕还害别人丧了命，因为在事故现场，我压根没有看到卡车司机。不过，那也没有什么关系了。反正，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已经完全无须考虑了，我坚定地认为，这会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夜。
我在水塔下找到了往上爬的梯子。
我开始往上爬。
梯子绕着水塔转来转去。我爬了很长时间。终于爬到了塔顶，我喘着粗气，一下子瘫倒在那里。虽然糊里糊涂的，但记得我脑海里还有个声音在责备自己：怎么临了还把自己搞得如此狼狈不堪呢！
站在塔上往下看是一片树林。树后面是那个棒球场。我爸爸就是在这个棒球场上教我如何打棒球的。眼前的景象还是勾起了一些让人悲伤的回忆。为什么童年总是缠着人不放，就算你潦倒至此，就算你自己也难以相信自己以前也是个孩子。
天慢慢亮了起来。蟋蟀的叫声更响亮了。我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回忆：小玛丽亚躺在我的胸脯上，她的皮肤散发着痱子粉的香味；然后，我好像看到自己闯进她的婚礼，湿漉漉的，脏兮兮的，就像我当时那样。音乐停住了，每个人都惊恐地看着我——玛丽亚是最为惊恐的那一个。
我低下头。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留恋我。
我跑了两步，抓住扶手栏杆，翻越而过，人飞了出去。*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无法解释。我撞在什么地方，我怎么会还活着，我没法告诉你。我所能想起来的就是旋转和噼里啪啦的声音，擦着，碰着，最后是“嘭”的一声。我脸上的这些疤痕？我估摸着就是那时候留下的。我应该下落了很长一段时间。
再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周围全是掉落的树枝、树杈、树叶。石头压着我的胸口和肚子。抬起下巴，我看到了：年少时的棒球场，沐浴在晨光中，还有球场边的两个球员候场区，以及投手站立的地方那撮隆起的尘土。
还有，我妈妈，我去世多年的妈妈。 2 早晨鸡仔的妈妈
爸爸曾对我说：“你要么是妈妈的好宝贝，要么是爸爸的乖儿子，但不可能把两者都给占全了。”
就这样，我选择了做爸爸的乖儿子。我学他走路的样子。我模仿他深沉的，有些沙哑的笑声。因为他喜欢棒球，所以我总是戴着我的棒球手套，他扔出来的球，我竭力去接，虽然有时候球很重，打在手上，疼得让我几乎忍不住哼哼。
学校放了学，我就奔到爸爸在卡夫街上经营的卖烟酒的店，一直呆到晚饭时间。我的玩具就是店里的空纸箱。等到下班，爸爸就开着一辆天蓝色的别克轿车，我们一起回家，有时候，爸爸会把车停在车道上歇一会儿，点上一支切斯特菲尔德牌香烟，听听广播新闻。
我有个妹妹，叫吕贝塔。那时候，她最中意一双粉红色的小芭蕾舞鞋，无论去哪里都穿着。记得我们一家人去镇上餐厅吃饭的时候，妈妈会抱着她去女厕所——她粉红色的小鞋子滑过瓷砖地板——而我则跟着爸爸去男厕所。所以，在我小小的脑海里，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安排的：我和他，她和她。女士。男士。妈妈的。爸爸的。
爸爸的乖儿子。
我是爸爸的乖儿子，直到一个炎热而无云的春天的早晨。那是一个星期六，我上五年级。那天我要参加两场棒球比赛，对手是由康纳管道工程公司赞助的红雀队，他们总是穿着鲜红色的羊毛球衣。
我穿着运动长袜、戴着棒球手套走进厨房的时候，太阳已经把厨房照得暖暖的。我看到妈妈坐在餐桌旁抽烟。妈妈是个漂亮的女人，但那个早晨，她看起来一点也不漂亮。她咬着嘴唇，没有抬眼看我。我依然记得，我闻到烤糊了的面包片的味道，我以为她是因为早餐没有做好而不开心。“我就吃点麦片好了，”我说。
我从碗橱里拿出一个碗。
她清了清嗓子。“你的比赛什么时候开始，宝贝？”“你感冒了吗？”我问。
她摇了摇头，用一只手贴住脸颊。“比赛是什么时候?”“我不晓得，”我回答。那时候我还没有开始戴手表。
我拿出牛奶瓶和一大盒玉米片。倒玉米片的时候，我动作太快，好些玉米片从碗里撒了出来，落在桌子上。妈妈一片一片地把它们捡起来，捏在掌心里。“我送你去，”她小声说，“不管什么时候。”“爸爸不能送我去吗？”“爸爸不在这里了。”“爸爸去哪里了？”
她没有回答。“他什么时候回来？”
妈妈捏紧了玉米片。玉米片被她碾成了粉末。
那天起，我成了妈妈的儿子。◆◆◆◆ ◆◆◆◆
我刚才说，我看到了死去的妈妈，我一点不开玩笑。我真的看到了她。她站在球员候场区边上，穿着一件粉紫色的外套，捏着个小包。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看着我。
我想要站起来，朝她那个方向走。但我起不来，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是疼的。意识里，我想要叫她，喊她的名字，但我的喉咙发不出声。
我垂下脑袋，合拢手掌。我努力撑住自己，把身体抬起来一点。我再抬头。
她不见了。
我不指望你相信我。我知道，听起来我像是疯了。我们看不到死人，死人也不会来看我们。一个人从水塔上跳下来，一心要把自己给摔死，结果非但没有死，还奇迹般地看到了他死去的妈妈，拿着包，在棒球场三分线的地方站着。
你脑子里可能正在怀疑的事情，其实我都已经怀疑过了：那是幻觉，是想象，是酒鬼的神志不清，是稀里糊涂的脑瓜在犯稀里糊涂的傻。我已经说过了，我根本不指望你相信我。
但是，这事确实发生了。她站在那里。我看到了她。我不知道自己在那里躺了有多长时间，反正，我勉强让自己站了起来，往前走。我拍掉了膝盖和手臂上的沙土和瓦砾。我身上有十来处伤口，大多是些小擦伤，也有几个比较厉害。我尝到了鲜血的味道。
我穿过一片熟悉的草地。晨风吹过，树木摇动，带起黄色的落叶飞舞，宛若细密的、飞旋的雨幕。我已经两次自杀而未遂了。还有比这更惨的吗？
我朝着自家的老屋走去，决意要在那里结束一切。亲爱的查理：祝你今天在学校里过得愉快！午饭时间我会来看你的，我们可以一起喝奶昔。爱你每一天妈妈（引自鸡仔贝奈特的记事本，1954年）妈妈是如何遇见爸爸的
妈妈喜欢给我留便条。不管送我去什么地方，分手的时候，她总喜欢塞张纸条给我。我一直不明白她为什么要那样做，为什么不直接把纸条上的话说出来呢，她真是不嫌麻烦，既要浪费纸，又要用难闻的胶水粘信封。
我收到的妈妈的第一张纸条是在一九五四年，我上幼儿园的第一天。那时候我有多大？应该五岁吧。学校的操场上都是边跑边叫的孩子。我紧紧拽着妈妈的手，走近学校。有个戴着黑色贝雷帽的老师站在校门口。我看到别人的妈妈亲亲她们的孩子，挥挥手就离开了。我肯定是在这个时候哭了起来。“怎么了？”妈妈问。“不要走。”“放学的时候我会在门口等你的。”“不。”“没关系的。我会等着你的。”“那我找不到你怎么办？”“不会找不到的。”“那我把你给丢了怎么办？”“妈妈是不会丢的，查理。”
她笑了，手伸到衣服口袋里，递给我一只小小的蓝色信封。“拿着，”她说，“如果你真的很想我，那就打开信封看看。”
她从包里拿出一片纸巾，擦了擦我的眼泪，然后用力抱了抱我，和我说再见。我依旧能够记得她那时候的模样：她穿着印花布的裙子，嘴唇上涂着露华浓的红色唇膏，长发在耳边飘拂。我举起她留给我的信，向她道别。现在想起来，她可能都没有仔细考虑过，我刚上幼儿园，字都不识呢。但那就是我的母亲。关键是那份心思。*
爸妈相遇的故事是这样的：1944年春天，在椒谷湖的下游，她遇见了爸爸。那时她在游泳，他在打棒球。他投了一个球，伙伴把球打飞了，落到河里。妈妈看到了，朝球游过去。而爸爸也跳到水中去捡球。他从水底下浮出来的时候，两个脑袋撞在了一起。“后来，我们就这样撞来撞去的，”妈妈过去常说。
他们俩闪电般陷入热恋。我爸的脾气就是这样，做任何事情的目的就是快快把事情做完。那时候，他是个高大健硕的小伙，刚刚高中毕业，梳着奶油大包头，开着他爸的蓝白色凯迪拉克车。二战一爆发，他就积极报名，参军入伍，告诉妈妈他要杀敌立功，“要成为镇上消灭敌人最多的人”。战舰把他运到了意大利，亚平宁山脉北部，靠近博洛尼亚一个叫坡奥山谷的地方服役。一九四五年，他给妈妈写了封信，向妈妈求婚——“做我的妻子吧，”他在信中写道。我觉得那更像是个命令。妈妈答应了他。妈妈的回信写在一种很特别的亚麻纸上，纸很贵，根本超出了她的消费能力，但她不管三七二十一，坚持买了这种纸写回信。我妈妈认为写什么字和用什么纸是同样重要的。
爸爸收到妈妈回信后两星期，德军签署了投降协议。爸爸回家了。
我的理论是：爸爸打仗没打过瘾。所以后来，他向我们开战。*
我爸叫雷奥纳多，但人人都叫他雷奥；我妈叫宝琳，但人人都叫她宝儿。妈妈有一双大大的杏眼，飘逸的黑发，奶油色的皮肤，和好莱坞明星奥黛丽·赫本颇有几分相似。在我们那个小镇上，长得像妈妈这样漂亮的可不多。她喜欢化妆——睫毛膏，眼线，腮红，样样齐全——大家都觉得她“有趣”，“有个性”，或者是“怪怪的”，有点“犟头倔脑”。而小时候的我，一直觉得她是个麻烦。
我穿没穿套鞋？带没带外套？学校的作业完成了吗？为什么我的裤子拉破了？
她还总是纠正我的语法。[1]“我和罗伯特要去……”我说。“罗伯特和我，”妈妈打断我的话。“我和杰米想要……”“杰米和我，”她总是纠正我。
在孩子的心目中，父母有特定的形象。妈妈在我脑海中的形象是涂着口红，向我弯下身体，竖起一根手指，教育我要好好努力。而爸爸的形象则是一个身体后仰，肩膀靠在墙壁上休息的男人。他手指间夹着一支香烟，看着我，任我起起伏伏。
现在回想起来，我应该看得出，妈妈要靠近我，爸爸则要远离我。但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小孩能懂啥呢？*
我妈是法国移民的后裔，信仰新教，我爸是意大利移民的后裔，信仰天主教，他们俩的结合，等于把上帝、罪孽和人生百味搅和在一起，弄得火候过了头。他们总是在争吵。孩子、食品、宗教，都是吵架的诱因。爸爸曾在浴室门口挂了一张耶稣像，一等他上班，妈妈就把画像挪到一个不太显眼的角落。爸爸回到家就大声嚷嚷起来,“上帝啊，你怎么能够动耶稣像呢！”妈妈反驳道，“那不过是个画像罢了，雷奥，你以为上帝愿意把自己的画像挂在浴室门口吗？”
爸爸不睬她，把画像挂回去。
第二天，妈妈又把画像挪走。
如此这般，折腾不休。
他们来自不同的家庭和文化背景，如果说我们家有民主的话，那么爸爸的一票相当于两票。他决定我们晚饭吃什么，房子刷什么颜色，家里的钱存什么银行，客厅那台赞尼诗牌黑白电视机应该调什么频道。我出生的那一天，他通知妈妈：“这孩子要去天主教堂受洗，”毫无商量余地。
滑稽的地方在于，他自己对宗教其实没有什么兴趣。战争结束后，爸爸在镇上开了家卖烟酒的小店，和宗教比起来，他更关心的是利润。他对我的要求，就是要我信仰棒球。我还不能走路的时候，他就扔球给我。在妈妈还没有让我用剪刀之前，他已经给了我一个木质的球棒。他说只要我有“计划”，并且“坚持执行计划”，那么总有一天，我可以加入甲级棒球队。
当然了，在你如此年幼的时候，你会把父母给你设定的志向当成栖身之所，而不是你自己的。
所以，我七岁的时候，学会了看报纸上的棒球比赛积分表，那上面所列出的棒球队的名字，就是我奋斗的目标。我在爸爸的店里放了一副棒球手套，如果他有几分钟的空余时间，那么他就可以在停车场里掷球给我，帮我练习。我甚至会穿着钉鞋去教堂参加星期日弥撒，因为赞美诗的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我就要赶去参加美国循环赛。人们说教堂是“上帝的家”，我很担心上帝会不满意我穿着钉鞋踏在他家地板上，所以我曾试着踮起脚尖走路，可是爸爸却小声说，“见鬼了，你干吗呢？”我赶紧放下脚跟。*
而妈妈呢，并不喜欢棒球。她出身贫寒，是家里唯一的孩子，战争期间，不得不辍学打工维持生计。她的高中文凭是上夜校得来的，后来她又用同样的办法修完了护士学校。在她看来，只有书本、大学以及它们替我打开的一扇扇门才是正途。对于棒球，她觉得唯一的用处就是让我“呼吸点新鲜空气”。
但我打棒球的时候，她总会来看。她坐在观众席上，戴着大大的太阳眼镜，头发总是吹得整整齐齐，那是当地美容院的杰作。有时候，我会从球员候场区偷偷看她，发现她总是望着遥远的地平线。但轮到我出场击球的时候，她会拍着手叫：“耶，查理！”我想，对我而言，那就是参加比赛的全部意义所在了。在爸爸离开我们之前，他是我参加的每一个业余棒球队的业余教练。有一次，他看到我朝着观众席方向张望，便朝我嚷道：“眼睛看着球，鸡仔！那里可没有能帮你打好球的东西！”我赶快回过头。
我猜，妈妈，她不是爸爸所说的“计划”的一部分。*
不过，我可以肯定地说，我崇拜妈妈，就像小男孩崇拜他们的妈妈那样理所当然。而且，她本来就是一个容易让人崇拜的妈妈。首先，她很幽默。她不介意把冰激凌抹在自己的脸上，就为了让我们笑一笑。[2]她还会发出怪怪的声音，模仿大力水手说话，或者路易斯·阿姆斯[3]特朗唱歌时的沙哑嗓音：“如果你的心里没有他，你如何去摆脱他……”她挠我的痒痒，也让我挠她的痒痒，然后夹紧了手臂笑个不停。每天晚上，她都到我床前来给我盖被子，摩挲着我的头发说，“给妈妈一个吻。”她告诉我，我很聪明，而聪明很划算，所以我应该每星期看一本书。为了确保完成这个指标，她总带我去图书馆。有时候她穿的太过耀眼，还有时候她会和着我们小孩子的音乐唱歌，这让我有些难为情。但我信任她，从来没有，没有一刻对此有所怀疑。
妈妈说的话，我都相信。
别搞错了，她并不溺爱我。她打我。她责备我。她惩罚我。但她爱我。她真的爱我。我不小心从秋千上摔下来，她爱我。我穿着满是泥浆的鞋子踩在自家地板上，她爱我。面对我的呕吐，鼻涕，流着血的膝盖，她还是爱我。不管来来去去，顺境逆境，她都爱我。对于我，她盛满了爱的井深不见底。
她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让我去追逐她的爱。
明白了吧，我有一个理论：孩子们喜欢追逐他们得不到的爱。对我来说，那就是爸爸的爱。他把他的爱藏着，像文件箱里的文件。而我，想方设法要得到它。
妈妈过世多年后，我给自己列了两个清单，一张单子上列着妈妈为我挺身而出的事情；另一张单子上列着我没有为妈妈挺身而出的事情。很悲哀，两个单子长短差距很大。为什么对于爸爸妈妈，孩子会向其中的一个，索取很多很多，而对另一个，标准却会放得又低又松呢？
或许，我老爸说得有道理。你可以是爸爸的乖儿子，或者是妈妈的好宝贝，但你不可能把两者都占全。所以，你就紧紧抓住你以为可能会失去的那一个。
[1] 英语语法中，人称代词有主格和宾格之分。此处对话中，鸡仔把主格和宾格的使用方法给混淆了。
[2] 大力水手：美国著名卡通人物。
[3] 路易斯·阿姆斯特朗：著名爵士歌手。妈妈为我挺身而出的事情
那年我五岁。妈妈带我去范尼利市场。有个邻居，穿着浴袍，头上顶着粉红色的卷发筒，推开纱门，招呼妈妈。乘着她们讲话，我松开妈妈的手，走到隔壁人家的后院玩耍。
突然，有只德国牧羊犬，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冲着我大声吼叫，还好它被拴在了一根晾衣竿上。“汪，汪，汪！”它竖直了后腿，绳子都要被它拉断了。“汪，汪，汪！”
我调转屁股,一路狂奔。我失声尖叫。妈妈冲了过来。“怎么了？”她拽住我的手肘大声问，“那是什么？”“一条狗！”
她舒了口气。“一条狗？哪里？在那里吗？”
我点点头，哭了出来。
她陪我绕过屋子，回到后院。狗就在那里。它又冲着我们叫了起来——汪，汪，汪！——我吓得往后缩。但妈妈拽着我，向前走了两步。然后，她学狗叫。她学狗叫。她发出的狗叫声，是我所听过的人类发出的最好听的狗叫声。
狗呜咽了一声，蜷起身子。妈妈转过身。“查理，你得让它们知道谁是主人，”她说。（来自在鸡仔贝奈特的物品中发现的记事本）鸡仔回到老宅
此时，太阳刚刚从地平线上升起。晨曦斜照过来，像是从我家和邻居家中间的空地掷过来的球。我眯缝起眼睛。那是十月初，马路上街沿两旁已积起厚厚一层落叶——落叶比记忆中的厚——天上的云很密。我想，那些离家多年的人重返故乡，首先会注意到记忆中的那些树，它们看起来好像长得更高大了。
椒谷海滩。你知道这个镇的名字的由来吗？这事说起来还真让人有些尴尬。许多年前，有个商人运来了几卡车沙子，他觉得如果这个镇子拥有一片沙滩，那是件很光彩的事。可问题是，这个镇子并不靠海。但他是当地商会会员，挺有办法的，还说服镇政府把名字给改了——从“椒谷湖”改成了“椒谷海滩”——尽管我们的“海滩”也就够放一副秋千、一个滑梯，如果有超过十二家人在沙滩上晒太阳，那么一准会坐到别人的浴巾上。这差不多成了我们成长岁月中的一个笑话——“嗨，去海滩吗？”或者“嗨，我觉得今天是去海滩的好日子。”——但我们都知道，我们只不过是开开玩笑罢了。
反正我们家离湖——以及那个“沙滩”——很近。妈妈死了以后，我和妹妹没有立马把房子卖掉，我猜，可能是我们指望它总有一天会值几个钱吧。但老实说，我根本没有勇气把房子处理掉。
现在，我弯着腰，像个逃犯一样朝老家走去。我逃离了事故现场，现在这个时候，他们早该发现了我的车，那辆撞上来的大卡车，被撞坏的广告牌和手枪。我的身体又重，又疼，还流着血，人处于半麻木，半惶惑状态。我估计随时都会听到警笛响起——这就更坚定了我自杀的决心。
我跌跌撞撞，走上台阶，在一个花盆里找到了压在一块假石下的房门钥匙。（那是妹妹的主意。）我回头看看，什么都没有，没有警察，没有路人，也没有一辆来往的汽车。推开房门，我走了进去。*
屋子里有一点发霉的味道，隐约还有一点甜甜的地毯清洗剂的味道，好像有人（难道是殡仪馆的殡葬师？）刚刚洗过地毯似的。我从门厅的衣柜和小时候常常被我们当作滑梯用的楼梯间穿过，走进厨房。厨房里的瓷砖地已经上了年头了，墙上挂着樱桃木的橱柜。我拉开冰箱的门想去找酒喝，时至今日这已经成了我的下意识动作。
我后退了一步。
冰箱里居然放了不少吃的。
有食品盒。有吃剩的意大利面条、脱脂牛奶、苹果汁、浆果酸奶。一刹那，我觉得该不是有人搬进来住了，现在这里已经是他的家了。这就是我们长期以来把房子弃之不管所付出的代价。
我打开一扇橱门，里面有立顿茶，一瓶杉卡牌速溶咖啡。打开另一扇门，里面有糖、莫顿盐、胡椒粉和色拉酱。我看到水槽里洗洁精的泡沫中浸着一个盘子。我很慢很慢拿起盘子，又放下，好像努力要让它回到原来的地方。
就在这时候，我听到了什么。
声音是从楼上传来的。“查理？”
然后又重复了一次。“查理？”
那是我妈妈的声音。
我跑出了厨房，手指上还沾着洗洁精的泡沫。我没有为妈妈挺身而出的事情
那年我六岁。那是一个万圣节，学校组织一年一度的万圣节游行。所有的孩子都参加，沿着附近的街道行进一圈。“给他买套衣服吧，”爸爸说，“店里有的是，五美元零一毛。”
但我妈妈说：“不。”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万圣节活动，所以她决定要亲手为我做一套特别的衣服：木乃伊外套。因为木乃伊是那时候的我最喜欢的恐怖形象。
她弄了些白色的旧纱布、旧毛巾，把它们扯成布条，把我包裹起来，然后再用安全别针把布条固定住。她又用了许多卫生纸和透明胶带缠绕在我身上。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弄完。出发前，我透过布条的缝隙，看了一眼镜子里的我。我成了个不折不扣的木乃伊。我耸起肩膀，前后摇摆。“欧，你看起来可真吓人啊，”妈妈说。
她开车带我到学校。我们开始游行。越走，裹在身上的布条就越松。走过两条街道后，天开始下雨。卫生纸融化了，布条往下滴水。很快，布条就滑到了我的脚踝、手腕和肩膀上，露出了我的内衣和内裤。那时候的我，总穿着宽松式的花短裤，那是妈妈的意思，因为她觉得那样的短裤更舒服。“看查理啊！”我边上的孩子们叫嚷着。他们都在嘲笑我。我的脸涨得通红。我希望自己能够立即消失，但是，走在游行队伍中的我，怎么可能消失呢？
走回学校操场的时候，家长们都已经拿着相机在那里等着了。我湿漉漉的，披着一堆烂布条和碎纸片出现了。我先看到了妈妈。然后她看到了我。她抬起手，遮住嘴。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你把我的一生都给毁了！”我冲她嚷道。◆◆◆◆ ◆◆◆◆“查理？”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躲在后门廊下，心跳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几秒钟前，我还缓缓拖着自己的身体，力不从心地站在冰箱前；几秒钟后，我的心却狂跳不已，觉得氧气不够。我的身体在颤抖。厨房的窗就在我背后，我却不敢回头看。我已经看到过我死去的妈妈了，现在我又听到了她的声音。我身体以前也受过伤，但这一次，我想我不仅身体伤了，脑子大概也坏掉了。
我呆在那里，胸部一起一伏，眼睛不敢离开眼前的草坪。小时候，我们把那叫做后院，现在看来不过就是一小片草地罢了。我想过要穿过后院，翻到邻家的院子里去。
然后门开了。
然后妈妈走了出来。
我妈妈。
就在那里。就在门廊下。
然后她转向我。
然后她对我说，“站在那里干吗呀？外面挺冷的。”*
现在，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解释清楚，我是怎么迈出那一步的。那一步像是让我从地球上跌了出去。如果你看到的事情和理智告诉你的不相符，那么你就得决定相信什么。我看到了我妈妈，活生生的，站在我面前。我听到她叫我的名字。“查理？”她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这样叫我的人。
是我的幻觉吗？我应该朝着她走过去吗？她会不会像一个肥皂泡那样消失呢？说实话，那一刻，我的四肢完全不听我的使唤，好像是别人似的。“查理？发生什么了？你怎么浑身都是伤？”
她穿着蓝色的宽松长裤和白色的外套——她总是穿戴得整整齐齐，清清爽爽，就算是清晨刚刚起床——她看起来和我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模样差不多。那次看她是为了她七十九岁的生日，她戴着一副红边眼镜，那是一件生日礼物。她慢慢抬起手，用眼神招呼我走近她。我没有意识到，吸引着我的还有她的眼镜、皮肤、头发、开门的动作。那是个熟悉的动作，以前我不小心把网球扔到屋顶上去，她常常这样开门去捡球。有什么东西在我心里融化了，好像她的脸庞所散发出的光芒，温暖到了我的心底。那股热量，顺着我的脊背流下去，一直流到脚底心。那时候，有样东西轰然倒塌了，我几乎能够听到倒塌的声音。倒塌的是那堵竖在相信和不信之间的高墙。
我屈服了。
飞出地球。“查理？”她又开口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做了一件你也会做的事情。
我抱住妈妈，仿佛永远都不会松手了。妈妈为我挺身而出的事情
那年我八岁。老师给我布置了一个家庭作业，要我准备在全班面前解释：“回声是怎么发生的？”
放学后在爸爸的烟酒店，我问爸爸：回声是怎么回事？他正在货架间，拿着一本货品登记本和一支铅笔，弯腰清点货品。“我不知道，鸡仔。大概和打弹子差不多吧。”“回声不是发生在山里面的吗？”“唔？”他一边点着瓶子，一边心不在焉地说。“你打仗的时候不是在山里吗？”
他看了我一眼。“问那个干什么？”
他又回头查看他的本子。
那个晚上，我转而向妈妈求助。她找出一本字典，我们一起坐在客厅里。“让他自己去解决，”爸爸在一旁说。“雷，”妈妈说，“我有权利帮助他吧？”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她帮我理解并背出了那段解释。然后我站在她面前排练。“回声是怎么发生的？”她问。“声源在停止发出声波后，声波继续传播，”我回答。“发生回声必须有什么样的条件？”“声音必须碰到障碍物反弹回来。”“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听到回声？”“安静，其他声音被吸收掉的情况下。”
她笑了，“很好。”然后她喊了一声“回声”，接着，用手遮住嘴，学着样子发出一声声“回声，回声，回声”。
一直站在边上看我们排练的妹妹，指着妈妈嚷道，“那是妈咪！我看到妈咪的嘴巴在动！”
爸爸打开了电视机。“真是浪费时间，”他嘟囔道。走调的旋律
你还记得那首歌吗？《是不是什么重要的事要发生了？》那是一首轻松的快歌，歌手通常穿着燕尾服，在大爵士乐队的伴奏下演唱。歌词这样唱道：独自一人，走在街头；独自一人，参加派对无论何地，你独自一人，突然意识到，你在看着他的眼睛，突然意识到是不是什么重要的事要发生了？
妈妈很喜欢那首歌。不要问我为什么。五十年代，电视台在史蒂夫·阿伦主持的娱乐节目开始前总播这首歌。在我的记忆中，那还是黑白片。不过，回想起那时候，好像什么东西都是黑白的。反正，妈妈认为那首歌很“摇摆”，那是她的说法——“噢，听啊，这歌很摇摆！”——每当电台里放这首歌的时候，她就会打起响指，好像指挥着一个乐队。家里有一台音响，有一年生日她得到了一张鲍比·达林的唱片，里面有这首歌。每次吃完晚饭，洗碗碟的时候，她就放上这张唱片。那时候爸爸还在。他通常坐在一边读报纸，她会走到他的身后，轻轻敲打他的肩膀，嘴里唱着：“是不是什么重要的事要发生了？”通常，他是不会抬头的。然后，她会走到我这里，一边唱，一边假装把我的胸脯当成鼓来敲。你在“二十一”餐厅吃饭，想着不能点太多，拒绝了巧克力慕司蛋糕，要了一颗无花果，突然蓝色的天边，走来少女或少男，那么，是不是什么重要的事要发生了？
我想笑——特别是她唱到“无花果”的时候——但因为爸爸连头都没有抬，如果我笑出声来，感觉像是对爸爸的背叛。但妈妈开始挠我痒痒，我就忍不住了。“重要的事要发生了，”她接着唱，“大男孩，大男孩，大大大男孩。”
有一阵子，她天天晚上放这首歌。但爸爸离开我们以后，她就再也没有放过。鲍比·达林的唱片就此搁在了架子上。唱机上积起了灰尘。起初，我还以为是因为她对音乐的口味变了，因为我们孩子通常就是这样，这一阵觉得约翰尼·雷是个很棒的歌手，过一阵觉得还是吉尼·文森特更棒一些……后来，我才意识到，她是不想让那首歌触动到那个“重要”的伤心往事。屋子里的人
老屋的厨房里有一张橡木圆餐桌。有天下午，还在上小学的妹妹和我突发奇想，试图用餐刀在桌上刻下我们的名字。刻到一半，听到开门的声音，妈妈下班回来了。我们赶紧把刀扔回到抽屉里去。妹妹随手抓起一个她能够得着的大家伙，也就是一个半加仑容量的苹果汁盒，放在桌上，企图遮住我们的作品。妈妈进门的时候，还穿着护士制服，胳膊里还抱着一摞杂志。“妈妈”，我们的招呼打得又急又快，让她立即意识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因为，她的脸上立马有了“你们两个小孩子又干了什么调皮事”的表情。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当时的情景一看就很不对头，才下午五点半，我和妹妹就坐在平常本应该空空如也的餐桌旁，桌子中间放着半加仑苹果汁。
反正，她抱着杂志，用胳膊肘把那盒苹果汁推开了一点，看到桌上刻着“查”和“吕贝”几个字——我们还没来得及全部刻完——她的喉咙里先发出响亮的、像是非常生气的喘气声，然后大声嚷道：“好么，非常好么！”我的小脑袋瓜想：或许我们干得还真不赖。好就是夸赞的意思，对不对？
事情发生的时候，爸爸不在家，外出旅行了，妈妈威胁我们说，爸爸回家来肯定会发脾气的。那天晚上，妈妈做了肉饼塞蛋——这道菜是妈妈照着菜谱学着做的，菜谱说不定就是她从那些杂志里看来的——我和妹妹坐在餐桌旁，忍不住瞟我们的作品。“你们把这张桌子彻底给毁了，”妈妈说。“对不起，”我们嘀咕道。“说不定，你们的手指还会被刀切到。”
我们坐在那儿听妈妈的教训，头低低的，好像很忏悔的样子，但其实我们心里都在想着同一件事情，只不过妹妹说了出来。“那，是不是让我们把名字刻完呢，至少那样就完整了？”
听她这样说，我差不多屏住了呼吸。妹妹太勇敢了。妈妈狠狠瞪了她一眼，但旋即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妹妹也笑了出来。我呢，笑得把满嘴的肉饼沫子都喷了出来。
我们再也没把那名字刻完过。桌上永远留下了“查”和“吕贝”的字样。爸爸回家发现这件事情后，自然免不了吹胡子瞪眼。但后来的那些岁月里，在我们离开椒谷海滩镇很多年以后，我觉得，其实妈妈还挺喜欢我们在家里留下了一些印记，尽管那些印记不完整，还缺了几个字母。*
现在，我又坐在了这张餐桌旁，我看到了那些刀痕，还在那里。我还看到了我的妈妈——或者是她的鬼魂，管她是什么呢——她从另一个房间里拿来了一瓶消毒药水和一块毛巾。我看着她把消毒药水倒在毛巾上，然后抓住我的胳膊，把我的衬衫袖子撸上去，好像我是一个从秋千上摔下来的小孩。或许你会想：在这样荒谬的情景下，为什么不大声地把疑问说出来呢。这一切，显然都是不可能的，首先要问的就是：“妈妈，你不是死了吗？”
我只能说，事后想来，这样问，就好比我现在跟你能解释清楚一样，是有道理的。但在当时，看到死去的妈妈再生，我的震惊程度让我无力去求证其真实性。那像是一个梦，或许我身体的一部分在做梦，我不知道。假设你已经失去了妈妈，你能想象看到她又站在了你面前，近到伸手可以触摸，可以闻到她的气息吗？我知道我们已经埋葬了她。我还记得葬礼的情景。我还记得自己象征性地往她的棺木上掀了一锹土。
但是，她现在就在我面前坐了下来，用毛巾擦我的脸和手臂，看到那些伤口，她皱起眉，小声嘟囔道：“看看你！”——我不知道该如何描述我内心的感受。那一刻，温情冲塌了我心里的防线。已经很久没有人愿意和我靠得这般近了，愿意这样温柔地帮我卷起衬衫的袖子。她关心我。她为我而紧张。我已经失去了让自己活下去的自尊，而她却在这里帮我擦伤口，我又感觉到了自己是个儿子；我倒在她的怀抱，就像晚上睡觉倒在枕头上那样自然。而且，我不希望这一刻结束。这就是我所能提供的最好的解释了。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但我就是不希望它结束。“妈妈，”我喊，声音微弱。
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说过这两个字了。死亡夺走了妈妈，好像也把那个词儿给永远地偷走了。“妈妈？”
那其实只是一声哼哼，一声因嘴唇的颤动而发出的断断续续的哼哼声。可是，这个世界上纵有千言万语，还有哪两个字，你从嘴里喊出来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妈妈？”
她用毛巾轻轻柔柔地擦擦我的手臂。“查理，”她叹了口气，“看看你闯的祸。”妈妈为我挺身而出的事情
那一年我九岁。我在镇上的图书馆。图书登记柜台后的那个阿姨喜欢从眼镜上方看人。那天我选了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我喜欢封面上的插画，觉得住在海里一定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没有仔细看书里面的生字是不是太多，太难。那个图书管理员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我衬衫的一个下摆露在了裤子外面，一只鞋的鞋带没有系上。“这书对你来说太难了，”她说。
我看着她把书放回到她身后的书架上。这书说不定会被锁到柜子里。我走回到儿童图书区域，选了一本关于猴子的图画书，回到登记柜台。她什么话也没有说就在书上敲了个出借章。
妈妈开车来接我，我开了车门坐在她旁边的座位上。她看了看我借的书。“这本不是已经读过了吗？”她问。“那个阿姨不让我借我想看的那本。”“哪个阿姨？”“就是管图书的那个阿姨。”
她熄了车子的引擎。“她为什么不让你借？”“她说太难了。”“什么太难了？”“书。”
妈妈把我从车子里揪出来，拖着我昂首阔步走回图书馆，直奔出借柜台而去。“我是贝奈特太太。这是我的儿子，查理。是你告诉他，那本书对他来说太难了吗？”
那个图书管理员绷直了身体。她比妈妈年长许多，但妈妈说话的语气与平时她和长辈们讲话完全不一样。我很吃惊。“他想要借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她摸了摸眼镜，说。“他太小了，你看看他。”
我低下头。我看着我自己。“书在哪里？”“你说什么？”“书在哪里？”
那个阿姨转身拿出那本书，“扑通”一声扔在柜台上，好像要用书的重量来证明她的观点。
妈妈抓起书，塞进我怀里。“请您永远也不要告诉小孩子，某件事情对他来说太难，”妈妈冲她嚷道，“特别是永远——永远不要——对这个孩子这么讲。”
还没回过神来，怀里紧紧抱着《海底两万里》的我已经被妈妈拽出了门。我感觉我们刚刚抢劫了一家银行似的，妈妈和我，我很害怕我们是不是闯了大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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