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人的性情剖析(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秦榆编著

出版社：中国电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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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人的性情剖析试读：

前言

提起湖北人，人们会想到什么？遍及全国的“九头鸟”酒家、一个普通的图书品牌，可能还有黄鹤楼、屈原……无论是什么，都是比较正面的形象，而且博得了良好的信誉。

同时，根据湖北人的特点，人们还会联想到诸如精明、斤斤计较、窝里斗、蛮气与匪气等等。但是，世间对湖北人那充满不屑与恶意的谣言与中伤也都不少。“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一个“佬”字，你就可以了解到人们的两种意识。

一是“佬”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贬义词，诸如什么美国佬，江西佬，都带有蔑视的含义。

二是认为湖北人只适合小打小闹，是上不了桌面的。

近几年，地域文化越来越被关注，有时，就会听到说湖北人的坏话。说是坏话，其实是一些怨言，因为他们过于的精明，就让人联想到算计。要说算计，上海人、温州人又何尝不是呢？为何偏偏论到湖北人，就成了不受欢迎的主？

其实，湖北人也是很好相处的。比如他们的直率、耿直、够义气等。当河南人受到人们的非议的时候，引发了讨论热潮。现在湖北人也受到了相同的不平等待遇，却没有人认认真真的站出来说句话。“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我们知道，特定的历史文化和地理环境对国民性格的塑造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也许就是因为湖北人藏得太深了，所以那么不被人所了解。我们编著这本书，就是针对现在社会上对湖北人的一些误读做一些辩解。编者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有一说一，旨在还原一个真实的湖北人。因此，我们将着重描写湖北的地理特点、文化和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在本书中，我们突出表现湖北人在经济、教育、社会、性格、人文况味、语言等领域所呈现出的性情特征。其中，尤其对“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这句俗谚，作了细致的解释，相信对人们全面的了解湖北人会有所帮助。

我们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参看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尤其是一些湖北本地作者的著作，比如湖北籍的作家池莉的小说，武汉作家方方的言论等，在这里向他们表示感谢。

若文中有不尽完美之处，还望广大的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第一章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1.地理区域属中国的正中

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组成了一个形似公鸡的不规则图形，不规则就意味着很难说清中国的正中心在哪个位置。但要问哪一个省到全国各地最近，连小孩也会说是湖北。从地图上看，湖北是北上北京，南下广州，东去上海，西到西藏，而且也都不远不近。

那么，湖北究竟是南方还是北方？北京的人说湖北是南方,广州的人说湖北是北方。如果以淮河为界，湖北应当算是南方，而湖北以南的人则认为湖北人又是北方人。

湖北既没有东部地区率先发达的优势，又不属于国家重点开发的西部地区。因此，一段时间以来，在这个经济至上、谈论“前途就是钱途”的时代语境里，湖北沉默得简直失语，平凡得几近被人轻视。

实际上湖北真正处于中国的正中，南有广东、广西，北有河南、河北，东有安徽，西有四川，所以这个地方兼具了东西南北的特性，冷起来冻死人，热起来热死人，也可说是南方,也可说是北方。但习俗更接近南方。

就习俗和性格来看，河南的信阳人似乎更像湖北人一点，而湖北的襄樊人则同河南人要相似一些。因此，河南人把湖北人叫蛮子，湖北人则把河南人叫侉子。

作为湖北省会城市的武汉则把这种地域的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夏天热起来的时候，恨不得把人给烤干。而到了冬天，因为南方没有暖气，所以感觉室内外温度差不多。北方虽说冷，但别人有火炕和暖气啊，北方外面虽然冰天雪地，一进室内却是温暖如春，热气扑面；南方的其他地方虽说不暖和，但也不至于像武汉那么冷到透彻心骨。

因此，湖北人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中部人，不南不北，不东不西。湖北人既有北方人的豪爽，也有南方人的聪慧。湖北人兼具南方人和北方人许多优点和缺点。湖北人具有全国大部分地方人的特点。然而，在近一段时间的地域文化热里，湖北人似乎成了不受欢迎的群体。

最近出现不少对“湖北人”的评论性文章，大都是对湖北人的批评、指责。一个姑娘去一家公司面试，对方一见简历的籍贯栏写着湖北，就赶忙说：“我们已经招完了。”这不仅是个例，更是上升为普遍现象，湖北人究竟怎么了？

有人说是湖北人太奸猾了，有的人认为湖北人太野蛮了……其实湖北人的这些特性在其他地方的人身上都有，只是湖北人兼具了南北的性格，而更显眼罢了。

众所周知，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塑造特定的国民性，换句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湖北的区域很大，不同的区域里生活的湖北人有很大的个性上的差别，因此，湖北的地域性格很难一言蔽之。比如地道的武汉人与地道的荆州人、宜昌人、仙桃人、孝感人、天门人、恩施人、黄石人等等不同地方人对比，他们的个性差别真是太大了。

但要明确的是，湖北省的文明程度、湖北的文化、湖北的整体风貌肯定不是全部由地道的湖北人创造的。一直觉得，对一个国家也好，对一个区域也好，精英创造文化，平民创造习俗。因为有了屈原，湖北人可以骄傲地谈楚文化；因为黄牛峡人对牛的依恋和对丰收的渴盼，所以有了祭牛习俗。

仅仅抓住“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这句俗语来谈“湖北人”，每每很难深入，谈来谈去就肤浅了。如果去考证一下，你会发现，这句古语里的“湖北”的区域和人群，与现在的“湖北”行政区划的区域和人群早已有天壤之别。战争、迁徒、交融、碰撞，使得生活在湖北省这个行政区域里的人，被称为“湖北人”的人，有了新的特质。

大多数人所谈的湖北人，其实就是在谈武汉本地人，他们对湖北的了解很苍白。总体来说，由于地域居中，湖北人是比较宽容的，能接受新生事物，也不排外。用作家方方的话来说，叫做“既有北人之蛮，亦有南人之狡”。

的确，湖北文化东西结合、南北杂糅的特征十分明显。即以饮食为例，湖北人嗜辣似川湘，嗜甜似江浙，清淡似闽粤，厚重似徽鲁，其代表作“豆皮”即有“包容”、“兼济”的文化特点。湖北人在体格、性格上也兼东西南北之长。他们比南方人高大，比北方人小巧，比成都人彪悍，比上海人朴直，比广东人会做官，比山东人会经商，比河北人会作文，比江浙人会打架。总之是能文能武，能官能商。           

2.九省通衢的显赫地位

打开中国地图不难发现，湖北恰好在其他中部五省的半包围之中，坐拥神州中央。“湖北通，则中部通；中部通，则全国通。”湖北是连接东西、纵贯南北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枢纽。

从地理位置看，湖北处于横贯东西的长江中游，纵穿南北的京广铁路，京珠、沪蓉高速公路交汇点，“九省通衢”的交通便利使湖北“通江达海贯南北”，具有其他省份不可替代的先天地理优势。省会武汉位置居中，与北京、天津、上海、香港、重庆、西安等大城市的距离都在1200公里左右，“得中独厚”，辐射四周，可谓中国经济地理的中心，其区位之显要一览无余。

丰富的矿产资源与水电能源为湖北提供了充足的工业原材料和能源动力。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的中国处于重点建设中，武汉受到重点“优待”，成为这一时期国家重点建设的工业城市。

湖北处于长江经济带、京广沿线经济带的中接点上，中部崛起带的核心，可对周边经济区形成强大的辐射与吸纳，极易产生扩散与积聚的经济传导效应。这决定了湖北在全国经济发展格局中具有承东启西、接南转北的战略大支点作用和较强的节点传导效应。

湖北不仅自古就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也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武汉是全国性的粮食、棉花、油脂大型中心批发市场。作为湖北的“二老”之一，“湖北是典型的老农业基地”。美中不足的是，近几年，在这个地处鱼米之乡，水资源最为发达的城市，竟出现了老百姓“喝珠江水，吃广州粮”的现象。

工业是湖北的优势产业，湖北是中国近代制造业的重要发祥地，当年“汉阳造”声名甚至远播海外。直到1980年代中期，以重工业为主的较完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工业基础在国内仍属领先。但近几年来有一种现象让湖北人反思：包括世界知名企业在内的投资者来到武汉，对武汉的区位优势很满意，却不愿意在武汉办企业。经过多年探求，湖北人现在终于看到了问题的实质，那就是武汉工业配套环境欠差所致。

湖北省是科教大省，有明显的人才智力优势。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其综合科研与教育实力在全国仅次于北京、上海，武汉是全国高校第三大聚集区，科研院所比肩而立。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是全国第二大智力密集区，是国家科技部批复建立列入国家火炬计划的光电子信息产业基地，许多高新技术如光纤通讯、激光、生物工程、计算机软件等居国内领先水平。

但是，所有原有和本有的优势背后都包含着相应的隐忧：“九省通衢”的地理位置，本是吸纳外地资源要素的通道，现在却成了流失资源要素的坦途；旧时辉煌一时的工业重镇，现在却面临着产业升级和职工下岗再就业的双重压力；科研结构条件居全国第6位，高新技术产业化水平却排在全国第11位；虽一直强调“开放市场”，地方保护受害程度却居全国第4位；曾几何时，湖北也有过风光的“名牌岁月”，可如今，除了武钢、东风汽车等特大型国有企业品牌外，“活力28”、“美尔雅”、“长江音响”等当年耀眼的名花，都已经黯然凋零，或者走向式微……

事实上，“九省通衢”严格来说，的确已是一个历史概念，历史上的武汉确实交通便利，但就今天而言，这一概念已失去了其往日的重要意义，它已不能成为武汉经济发展的唯一条件和区位优势的体现。“南楚好辞，巧说少信”，这种古已有之的地域文化陋习，体现为市场经济中的信用缺乏，这些表现不仅让湖北人自己难以有大的作为，而且不利于改善湖北的投资环境，直接影响湖北人的形象和湖北的城市竞争力的提升。“楚越之地，地熟饶食，无饥馑之患”；“江滩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则体现为相对优越的地理条件，养成人们懒散的惰性，不尚财，不重财富积累，习惯于粗放经营，不求精细，不注重管理，小富即安。

湖北自然资源的丰富，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节约资源和环保意识的相对薄弱：不如北方人节水，不如东部珍惜土地，不如沿海珍惜矿产资源；湖北农业经济占的比重较大，随之而来的是时间观念不强，节奏不快，效率不高；湖北经济结构相对比较封闭，造成人们的开放意识不够；而且湖北的经济专业化程度不高，产品生产的精细精神不够，等等。此外，湖北整体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市场经济文化发育不足，所以开拓精神、进取精神、创新精神、守信精神、精细精神相对也较为滞后。

事实上，湖北人原本应该是很“出色”而且也不难“出色”的。别的不多说，光是这九省通衢的地理位置，它的北边是作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南边，是经济活力最强的广州和珠江三角洲；东边，则是标志中国近代文化历程的上海；西边，又有得天独厚、深藏不露的成都。只要吸取一点东南西北的“城市季风”，也能“水过而地皮湿”，如鲲鹏般“直上九万里”。

然而湖北人在当今社会经济大潮中却受到不公平待遇，这是难以让人置信，成为一个谜。当然这个谜得有待湖北人自己去破解。       

3.兵家必争的武汉三镇

湖北省位于长江中游，北接河南，西连四川，南邻湖南，是中国的心脏地带。省会武汉历史悠久，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根据《现代汉语辞典》的解释：“镇，镇守的地方。”也就重兵驻守且兵家必争之天险也。武汉所以叫镇，就因为由它位于长江、汉水交汇处，控长江中游咽喉，又是京汉、粤汉铁路连接点，扼南北交通之要冲，因此，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战争的阴云总是笼罩在武汉人的头顶上。所以武汉人“战备意识”特别强。他们好像总有一种好战心理，又同时有一种戒备心理。在与他人（尤其是生人和外地人）交往时，总是担心对方占了上风而自己吃了亏。公共汽车上磕磕绊绊，买东西出了点小问题，双方往往都立即会拉开架式，准备吵架，而且往往是理亏的一方以攻为守先发制人，摆出一副好斗姿势。结果往往还是自己吃亏，或两败俱伤。不信你去武汉坐公共汽车看，挤撞了别人或踩了别人的脚，武汉人很少有主动道歉的。不但不道歉，还要反过来攻击别人：“你么样不站好唦！”或：“怕挤就莫来搭公共汽车！”这种蛮不讲理的态度当然很难为对方所接受，而对方如果也是“九头鸟”，一场好戏当然也就开锣了。在武汉街头，吵架的事特别多，商店里服务态度生硬，原因大约就在这里。外地人视武汉人为“九头鸟”，认为他们“厉害”、“惹不起”，原因多半也就在这里。

抗战时期，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昌，指挥江北的第五战区和江南的第九战区共100个师和海、空军各一部，约100万人，准备利用大别山、长江两岸地区和鄱阳湖的有利地形，组织防御，保卫武汉，以便赢得时间，部署西南及其他地区，巩固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事实上，那时如果守住了武汉，战争的形势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的。不过，当时的国民政府连自己的首都南京都保不住，又哪里守得住武汉？

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武汉都是一个矛盾体。它甚至无法说是“一个”城市或“一座”城市，因为它实际上是由武昌、汉口、汉阳三座城市合而为一。这在世界范围内，恐怕也是实属罕见。就是特快列车在一个城市也要停两次，恐怕也就只有武汉一例。武汉人还一度为此而感到自豪。

武汉三镇的城市格局也是迥然不同。翻开武汉的城市发展史,武昌、汉阳早在东汉年间就开始筑城,至今有近两千年历史,而汉口在明朝时已成为繁华的商业城市。

三镇中市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汉口，是长江流域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之一，而且也和上海一样，曾经有过租界。汉口之繁荣,与河南朱仙镇、广东佛山镇、江西景德镇并列为全国四大名镇。汉口的港口贸易运输业颇为发达，成为我国内河最大的港口，有“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夜明”之说,“居民填溢商贾辐楼，为楚中第一繁盛处”。清乾隆年间，汉口更盛于世，仅“盐务一事，亦足甲天下”。到了二十世纪初，汉口已成为全国第二大金融中心,被誉为“东方芝加哥”。它是我国中部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接受外来文化的主要门户。作为一度独立的城市，它也是以上海为代表的一类新型城市中重要的一员，在中国城市的近代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得风气之先。

至于“文昌武不昌”的武昌，历来就是湖北甚至中南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武昌之名始于东汉末三国初，孙权为了与刘备夺荆州，于公元221年把都城从建业（今南京）迁至鄂县，并更名“武昌”，取“以武治国而昌”之意，武昌之名是与今鄂州市互换的。从考古发掘来看，武昌在新石器时代的水果湖放鹰台和南湖老人桥、洪山区花山乡的许家墩和棋子墩等处，就是古人栖居之地。

旧时的武昌手工业发达，以造船、冶金、铸造钱币为主，武昌的陶瓷名叫影青瓷。另外，在武昌最值得一提的事情就是黄鹤楼的屡次兴废，从三国时代至今已历十余次，每次重建都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反映出各个不同时代的建筑风格和特点。

武昌曾是湖广总督府所在地,是典型的“省会”城市。在武昌，还集中了众多的高等学府，无论数量还是水平都居于全国前列，而且名牌大学就有好几所。珞珈山上的武汉大学，是中国最早的几所国立大学之一，其朴素学风，素为学术界所看重。其他几所理工科大学，在各自的领域内，也都卓有盛名。

三镇中，汉阳实力稍弱,城区面积也小，相当于一个普通地级市的规模。“汉阳”一名的来历与汉水密切相关，古语“水北为阳，山南为阳”，古时汉阳在汉水之北，龟山之南，又因得日照多的地方也称阳，故名汉阳。

公元606年，即隋朝大业二年，改汉津县为汉阳县，汉阳名称自此开始。唐代将县治移至汉阳市区后，才迅速发展起来。汉阳，特别是鹦鹉洲一带，历来是长江中游商船集散的地方。唐宋元明各朝代，商业手工业很是繁华。同时，汉阳还是游览胜地，位于汉阳的归元寺是武汉市佛教丛林保护得最好的一处，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说到汉阳,不得不提到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汉阳造”步枪。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使“汉阳造”在那个年代闻名海内外。汉阳也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

建国后,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武汉三镇合并。国家在武汉设立了一大批工业项目,奠定了武汉作为老工业基地的基础。并修建了武汉长江大桥。使武汉三镇连为一体，似乎成了一个特大城市了。武昌汉口(汉阳比较小,暂且不说)本来就是风格迥异的两个城市。一个是政治文化中心(武昌),一个是金融商业中心(汉口)。武汉的学术事业，尤其是人文学科，曾号称与北京、上海成“鼎足之势”。一个老资格的开放口岸，一个高水平的文化重镇，再加上一个前途无量的后起之秀汉阳，武汉三镇难道不是一种最佳的城市组合？这样美妙的组合，国内又有几个？

更何况，武汉不但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商家必经之水陆码头。各路货物固然要从这里出进，各种文化也会在这里驻足，从而使武汉人的文化性格变得复杂起来。                                                               

第二章“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

1.湖北人的“神鸟”崇拜

湖北与“鸟”颇有渊源，而且这里的人还特别崇尚“神鸟”。从楚人崇拜凤，从黄鹤楼得名的传说故事，到“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的说法，一个地区较为集中地把自己与“黄鹤”、“凤凰”、“九头鸟”这些实际不存在的鸟联系在一起，这在其他地区是比较少见的。

有人说，九头鸟源于楚人的“凤”崇拜，鹿、虎、龙这些在一般人看来高贵的形象，都成了凤的陪衬。先人凭借高伟雄奇的想象力，塑造出这种身披五彩、鸣若箫笙、非梧桐不栖、非醴泉不饮、非琅玕不食的神鸟，以寄托高洁的抱负。在楚人眼里，凤是通天的神鸟，只有得到它的引导，人的灵魂才能飞登九天，周游八极。屈原《离骚》中写到神游天国部分时，第一句就咏道：“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最初的“凤”似乎只有一个头；《山海经》中称：“有神九首，人面鸟身，名曰九凤”，这时“凤”就又多长了八个头。遗憾的是，迄今发现的楚文化中，还没有出现“九头凤”的形象，反是凤的形象十分之多。

又有人说，九头鸟是史载的一种怪鸟，它原有十个头，被狗咬掉一个，断首滴血，沾者遭殃。旧籍载，孔子和学生子夏见过它，“九首”、“九尾”、浑身“逆毛”云云。

有一位原籍武汉的台湾民俗学家朱介凡先生认为，九头鸟的传说，实际上源自于《楚辞》和《山海经》中的一些古老的神话。

凤凰、鹤和九头鸟，都是传说中的神鸟，尤其是凤凰，一直被视为是鸟中之王、吉祥的象征，其色彩斑斓的外形和空灵的气质，较为典型地体现出南方文化的空灵、浪漫、阴柔和轻巧等特点。从文化的角度来解读这些神鸟，正好能够比较形象客观地反映出湖北人的某些性格特点来。

九头鸟的出现，最早也是源于楚人的九凤神鸟。出自战国至汉初时楚人之手的《山海经》，是记载九头鸟形象的最早文献。《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说：“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天柜。海水北注焉。有神九首，人面鸟身，名曰九凤。”这“九头凤”就是九头鸟的最早说法。也可以说九头鸟就起源于《山海经》中的九凤。凤本是中国神话中的神鸟，九头凤就更加神奇了。《山海经》中不仅有九首之凤，还有九首或九尾之狐、羊、虎等等，而且在讲究阴阳和合的古代中国，九是阳数，寓吉祥神圣意味，所以九头鸟最初并不含妖气。

从魏晋南北朝到明代，从九凤神鸟到九头怪鸟，历史上的记载则或神或怪，或褒或贬，其中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太平御览》卷九二七引《三国典略》：“齐后园有九头鸟见，色赤，似鸭，而九头皆鸣。”后演化为迷信故事。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九“鬼车鸟”：“鬼车，俗称九头鸟……世传此鸟，昔有九首，为犬噬其一，至今血滴人家，能为灾咎。故闻之者必叱犬灭灯，以速其过。”《清诗别裁》六吴嘉纪《我昔三首效袁景文》之三有语意双关的诗句：“夜寒鬼语聚稍稍，细雨久闻九头鸟。”后人说到“九头鸟”，常用的是它的比喻义。《辞源》注：“传说中有九个头的不吉祥的怪鸟。比喻奸佞狡猾的人。”可见，“九头鸟”是传说中的一种不吉祥的妖鸟，常用来比喻奸诈狡猾的人。

而九头鸟与湖北人联系在一起，则跟明朝宰相张居正有关。以九头鸟象征人事，台湾学者朱介凡先生从历史上举出两例。一是同明代湖北人张居正官居相位有关。这里又有两种说法，其一是说张居正为相时，大权在握，整顿吏治，声誉日增。因此引来了贪官污吏的愤恨，其中就被九大御史前后参奏，但张居正的地位并未动摇，九大御史反为张居正一一整肃，因此当日民间便生出“九个御史斗不过张居正这个湖北佬”，而九个御史又被认为是九头鸟，因此，九头鸟最初乃指九御史，并非湖北人。其二是说张居正在整顿朝政时，保荐了九位御史，这九人都是他的湖北老乡，对贪官污吏严厉制裁，革新政风大有成效，那些受到整顿的贪官污吏，心怀不满，因而咒骂“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由此可以看出，这九头鸟的谣传，原是当日政敌散布出来以攻击张居正的。

这一抨击本身对张居正的历史形象不要紧，居然让湖北人永远打上了“九头鸟”的烙印。

另一说是这句谚语出于清初满人对湖北人的诅恨。据有关史料记载，鄂之圻黄地区，曾据山岩拼死抗清。大局既定后，那些难忘故国的遗民，又拒绝同清廷合作，如有受清廷笼络所利用的，众所共弃；乃使满人为官湖北者，莫不恼恨交加。在无可奈何之下，因荆楚向有九头鸟传说，于是编造了这句谚语。后来武昌辛亥首义的成功，再次证实了这句谚语的活力。因而在台湾出版的《湖北文献》上刊出的诗作，高唱：“武昌一夕鸟飞鸣，满族政权难自保，九头徽号称鄂鸟，鄂人听了不烦恼。”至于在民间，这句九头鸟的俗谚还有另一层意味。介凡先生认为这同武汉作为一个南北水陆交通中心，所形成的外乡人同武汉本地人之间的隔阂有关。凡是交通便利的地方，民众的知识开发较早，在社会生活中竞争较多，在彼此交往中因经验丰富，而多圆滑世故。武汉三镇以外的各省人往往讨厌他们，见而生畏。本来是“天上九头鸟，地上武汉佬”，因武汉二字早期比较生疏，后来就变成湖北佬了。

从这位深谙湖北风土人情的台湾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出，九头鸟本是从楚人所崇拜的凤凰形象脱胎而来的，在中古时期才染上妖邪色彩进入民俗生活。明代以后，才把它和湖北人联系起来。但它并没有明确而稳定的含义，有时用以象征湖北人的丰富智慧和对邪恶强暴势力的强有力抗争，有时则用以嘲讽在人际交往中的狡诈。这些含义和用法都是历史形成的。既然如此，我们在今天也就没有必要就九头鸟本身确定一个或正或反的固定解释。随着湖北人地方性格及其历史地位的丰富发展，九头鸟这句俗谚自然也会具有新的含义。

2.被世人误读的“九头鸟”

除了“九头鸟”的名声欠佳外，加上顺口溜：“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三个汉川佬，比不上一个沔阳佬。”意思是说黄陂人奸猾，孝感人狡诈，汉川人既奸猾又狡诈，沔阳（现为仙桃市）人比汉川人还要奸猾狡诈。这当然是其他省份的人对上述几个地方的人的蔑视。但说这话时，不管是黄陂人还是孝感人，也不管是汉川人还是仙桃人，都绝不会把这段顺口溜挂在嘴边并引以为荣的。可是，湖北人自己却似乎不那么介意别人说自己是“九头鸟”、称自己为“湖北佬”。有人会想这不是自己往自己头上扣屎盆、自己作践自己吗？在大力倡导诚信精神的文明社会里，你说你是“九头鸟”，人家还敢跟你这个“奸诈狡猾的人”打交道吗？你把你的企业冠名为“九头鸟”，人家还敢跟你这个“奸诈狡猾”的企业做生意吗？凤凰台上的“九头鸟”雕塑，你是要告诉世人——湖北人是“奸诈狡猾的人”吗？

其实不然。湖北人之所以能坦然地接受“九头鸟”这个称谓，无非是把它看作是一个“绰号”而已。就像东北人过去一向被国人称为“东北虎”，这绰号过于刚猛，多少影响了外商投资的果敢度，后来一首“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的顺口溜，唱遍了全国，大概再过上一百年，东北人的绰号就要改为“活雷锋”了。

一个人有绰号，说明这个人有特点。一代名相刘墉人称“刘罗锅”，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号称“铁娘子”；法国是“高卢雄鸡”，英国自称“约翰牛”；什么北京“京油子”，天津“卫嘴子”，湖南“骡子”，江西“老表”，上海“阿拉”，四川“川耗子”……更是数不胜数。有绰号还可能是件好事———英国小说家狄更斯说过：“凡名人都有绰号。”最近，某绰号学专家甚至提出怪论，说绰号与某人、某地、某国受关注的程度成正比。有人看总比没人看好，用流行话来说，这叫比“回头率”，酷！更何况，天上飞的，大概总比地上爬的、水里钻的，泥里拱的要强吧。

前面已说到，“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是其它省份的人蔑视湖北人的一种说法，他们把湖北人比作是古代传说中的妖鸟“九头鸟”，也就是说湖北人是奸诈狡猾的人。

如果说其义是贬，为什么外地人却总想跟这绰号搭点边，脑壳挤破了也不怕呢？过去有过“九个湖北佬，抵不住一个安江佬”的说法，世人都当作笑谈；不久前网上又冒出来“九个湖北佬，比不上一个桐城佬”的说法，当即有桐城人站出来谦虚地表示“不敢比”。真所谓，“偷来的锣鼓打不得。”如果说“九头鸟”是褒，为什么有些湖北佬不能坦坦荡荡承受呢？

看来，“九头鸟”这个绰号不管是好是坏，总是摆不脱、赖不掉的。既然如此，还不如坦然正视，考究一下这绰号究竟有什么含义。“九头鸟”一般是用来比喻湖北人的聪明、心计多，但这或许只是一个侧面，若再用“猴相”来说湖北人，可能会更完整一些。说也奇怪，湖北人的某些性格特征竟和东北人非常相像，比如豪爽大方、带点粗野、乐善好助。这好比孙猴子，状似处处不饶人，但同时也性直心善。跟湖北人打交道，一如跟东北人，必须有着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直爽。湖北人——尤其是武汉人，脾气也大，容易毛躁。要是湖北佬突然变成“泼猴”一只时，你只要顺着他的毛摸，就什么事也没了。这不南不北不东不西的湖北人也像北方人那样，非常讲究面子和关系。只要你给足湖北人面子，他便对你好得不得了，甚至不惜为了你的事丧失原则。如果你不尊重他，他便处处跟你过不去，没事找碴。但一如猴子的品性，你只要再跟他喝上一杯，马上就尽释前嫌，所有的不愉快抛之九霄云外。

湖北人是非常看重“关系”的，常言道：“在北京谁的官大就听谁的，在广东是谁有钱就听谁的，在湖北常常是谁的关系好就听谁的。”所以说，和湖北人打交道、做生意，不只是一般人常说的提防九头鸟的权谋心机，还应顺着猴毛的方向捋。跟湖北人成为“梗朋友”（铁杆哥们儿），顺着湖北人的脾气，给足面子，表现出大方、豪爽、仗义的性情。只要给湖北佬这样的印象，建立友谊关系后，就容易得到有力地帮助了。

武汉人通常也都是能说的主，与北京人的“侃”有得一比。武汉方言说起来生动诙谐，富幽默感，但这种方言趣味，外地人较难体会。有句顺口溜说：“北京人什么话都敢说，上海人什么国都敢出，广东人什么钱都敢赚，东北人什么架都敢打，武汉人什么娘都敢骂。”武汉人骂人可是出了名的，最常用的一句是“婊子养的”。湖北人脾气坏，好骂人，形象差。但深究起来，湖北人是刀子嘴豆腐心，往往是不打不成交、不打不相识，这其实也是“猴相”的一个特征。对武汉人来说，拐弯抹角地损人，还不如痛痛快快地骂声“婊子养的”。或许是“九头鸟”的声名在外，许多人一开始就对湖北人怀有戒心，总觉得迟早会被他们骗了。当然，做生意谨慎为上，和湖北人打交道，还是需要提防他们“狡黠的机智”，但其实也不用望而却步，因为别忘了，湖北佬还是属猴的！                                           

3.“九头鸟”的精神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写这样道：“中国向有‘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之说，盖湖北人精明强悍，颇有胡椒之辣，犹不够刺激，尚须爆之以油，然后煞瘾之概，故譬之于神秘之九头鸟。”这段话概括了湖北人的性格，可谓十分形象。

头其实是生命与意志力的象征，鸟有九个头，意味着生命力的顽强和意志的坚韧。随着历史的发展，“九头鸟”逐渐演化成头脑灵活、聪明多智、敢于拼搏的代名词。

湖北人的祖先是楚人，楚人最初被中原地带的人视作“蛮夷之人”。然而，“蛮夷”并未使楚人茹毛饮血，反倒是激发了其强烈的独立意识和图强精神。荆楚先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不断开拓进取；楚庄王“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充满了求变创新的精神；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则显示了楚人充满韧性的力量。湖北人作为楚人的后裔，继承了先祖的优良品性，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性格。

湖北人既豪爽又谨慎，既热情又小心，既善于经营世俗人生，又崇尚精神生活。他们可以披肝沥胆，无私助人，也可以小处计较，谨慎处世；他们可以争强好胜，兼济天下，也可以超然物外，独善其身。这大概是码头文化、商业文化和江湖文化相结合的产物。长江沿线码头众多，在码头上求生活，要求人热情慷慨，不拘小节；汉口自古是商业重镇，在商场搏杀，却又必须小心谨慎，提防陷阱；湖北江湖广布，在水上耕耘，则得山水自然熏陶，性灵真挚。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形成了湖北人极特殊又极富魅力的独特性格。

不知何故，湖北人特别喜欢拿“九头鸟”做文章：“九头鸟”几乎成了江城媒体的一个高频词；武汉的一家服装企业竟以“九头鸟”冠名；武汉市江夏区庙山开发区的凤凰台上，一座“九头鸟”雕塑昂然立于其间。“九头鸟”成了湖北人的一张名片。提起“九头鸟”，人们可能记起一个图书品牌，这就是长江文艺出版社的“九头鸟”丛书。作为社长的周百义说，我们用“九头鸟”这个形象，不仅因为它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而且具有特别强烈的现代感。正像我们现在欣赏荆楚一带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漆器、南阳汉画石刻一样，从那飘逸、夸张的表现技巧中，仿佛能找到现代艺术的源泉。

九头鸟的形象的确比较集中地代表湖北人，一只鸟有九个头，正好反映出湖北文化的多元性和湖北人性格的多面化。湖北本是一个“五方杂处”的省份，东西南北的货物和人物都在这里中转和集散。因此，这里素有广泛吸收、兼容并蓄的特点。

外地人都说湖北人精明，这里的“精明”其实是一种人生智慧，是历练人生后的自保哲学，所以，湖北人不太容易吃亏。他们善于经营自己的小日子，历来过得比较滋润。可是真要遇到什么变故，湖北人也并不胆小怯弱。楚人自古就有“尚武”的传统，虽然后来没有形成如燕赵慷慨悲壮之士般的豪放性格，但湖北人在骨子里还是深深浸染上了强悍与勇毅的性格特征。湖北人英勇善战，敢于抛头颅、洒热血，在当代，仅红安一个县就出了一百多位将军。1936年9月，当中国工农红军在陕北会师时，毛泽东曾对从湖北大地走出的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及红二十五军说：“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敌人四次围剿砍了你们四个脑壳，还有五个脑壳，九头鸟要翻天呢！”在平常生活中，哪怕是与人斗嘴，那嗓门高八度的必是湖北人，他也一定不会轻易服输的。但是，这种强悍有时也会过头，就变成了霸道，难免为人所诟病。

湖北人精明，自然也就多思，精神生活丰富，崇尚真性情。楚地艺术发达，其色调瑰丽，形象奇诡，想象丰富，手法明快，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无不得缘于楚人的才思横溢。那精湛的编钟，精美的帛画，无不显示着楚人对美的孜孜追求；早在两千多年前，恢恢楚辞华章，开启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及至唐代著名田园诗人孟浩然、明代的“公安三袁”，皆是将世俗生活艺术化，崇尚心灵自由，追求洒脱处世。所以，湖北人于世俗的精明背后亦有脱俗的一面。

湖北人虽然精明，却并不圆滑，尤其在大是大非上有着坚定的信念。从以下这个流传甚广的故事中便可窥知一二。传说当年钟仪为楚共王时期（公元前601～前560年）郧邑的行政长官。他随军出征郑国，战败沦为俘虏。郑国把他转送给晋国当囚徒。两年后，晋景公见到钟仪，向随从问道：“兵器库里那个头戴楚国帽子的人是谁？”随从回答说：“那人是郑国转送来的楚囚”。景公对这个被关押了两年，还仍然带着自己国家帽子的人十分感佩。他下令把钟仪释放出来，并立即召见，以示抚慰。晋景公问起他的家世，钟仪回答：“我的先祖是职业乐师。”景公当即要他奏乐，钟仪拿起琴，演奏起楚国的乐曲。景公感到有些不高兴，于是问道：“你觉得楚共王这人怎样？”钟仪回答说：“这不是小人所能知道的。”晋国大夫文子知道后说：“这个楚囚，真是既有学问，又有修养，弹的是家乡调，爱的是楚君王，有诚有信，不忘根本。这样的人，应该放他回去，让他为晋楚两国修好起一些作用。”景公采纳了文子的意见，释放了钟仪。钟仪回到楚国后，如实向楚共王转达了晋国愿意与楚国交好的意愿，并建议两国罢战休兵。楚共王采纳了钟仪的意见，与晋国重归于好。钟仪那种大义凛然，不顾个人安危，深切怀念故国的爱国情操成为楚人的楷模，也深深地影响着湖北人，使他们充满了强烈的家国情怀。

湖北人素来还有着“后发优势”。有着两江三镇百城千湖的自然条件，有着“惟楚有才”的人才资源，有着“九省通衢”的开阔胸怀，再能有几个真正体面的、灵醒的、务实的当家人，湖北人还缺什么？湖北人还怕什么？

君不见，楚望台上一声枪响，给中国送来了民主主义革命；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拼着命托起了新中国的太阳；拥有照亮全国的电厂，自己却拉闸限电；拥有滋润中国的水库，有些地方却只能用矿泉水煮饭。他们是九头鸟，断首沥血以饲神州，虽九死而犹未悔。

从历史上九头鸟产生的渊源和其发展来看，似乎还找不到比“九头鸟”更能代表湖北人性格特征的代名词了。从本质上看，这个词应该是褒义的。解放前，蒋介石有次视察湖北，埋怨湖北地方实力派中的一些人不听他的话，就以“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来发泄对他们的不满。当时有一位饱学之士立马站起来，引经据典，说这句话本是赞扬湖北人能干的，弄得老蒋很尴尬。这当然是趣闻，但可以看出湖北人的自信。历史把“九头鸟”的标签牢牢地贴在湖北人的脸上。湖北人实在是该为“九头鸟”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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