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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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号战犯宋子文试读：
内容简介
在大陆，被打上“贪污腐化”和“卖国求荣”标签的宋子文，基本上是一个被完全否定的罪人。但随着史料的逐步披露，使我们可以用另一种视角来审视这个致力于经济改革逾二十年的“国民党第十号战犯”：作为“皇亲国戚”，兼又受过西方经济学博士教育的宋子文，一直试图为中国打造一套统一的现代经济制度；但蒋介石不是华盛顿，自然也不需要大舅子成为中国的汉密尔顿，他更需要自动取款机式的连襟孔祥熙。诚然，历史可以从不同侧面给予一个人不同的评价。但即使这样，宋子文也不会从代表着腐朽堕落的“四大家族”成员，蜕变为出淤泥而不染的模范公务员。借用当前流行的词汇，宋子文一直游走在一个“灰色”地带：他并非破家为国的仁人志士，但为了国家也可以少赚一点点；他不能像姐夫孔祥熙一样无限顺从于蒋介石，但也不敢像姐姐宋庆龄一样永远坚持自己的改革理想。他纠结和矛盾的命运，正是大多数人的影子——在不违背原则时选择妥协，在违背原则时选择坚持。
第一章 我是改革家
一、宋子文与蒋介石：他不属于“蒋家王朝”
1943年3月1日的《时代》用一个页码的篇幅发表了题为《蒋身边的人》的文章，并配发一组人物照片。文章首先写道：
蒋介石委员长身边的人是一个“帮派”（gang），如罗斯福新政时期的政府班底，或者俄亥俄共和党的组织以及相同情况形成的帮派。这些人个性强，锋芒毕露，但又颇能忍辱负重。这些人是委员长诸多面貌的不同反映。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一批吃苦耐劳的人。（《时代》，1943年3月1日）
文章以下面的顺序介绍了“蒋身边的人”：陈布雷、何应钦、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张群、陈诚、戴季陶、王宠惠、王世杰、董显光。“四大家族”中的蒋、孔、陈三家均在其列，唯独宋子文除外。我感到好奇，后来，又阅读一些相关著作后，才发现，其实不仅仅限于《时代》的记者，当年的不少西方人士通常都习惯于把宋子文与蒋介石看作不同的人。或者说，在宋、蒋与共产党相对立的共性之外，海外人士更乐于看到他们的差异与矛盾。
1944年6月来到重庆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在与蒋介石、宋子文会谈之后，对宋子文也颇有好感。认为“与蒋相比，外交部长是一位血缘上具有中国人的气质而又‘亲美的’、‘效率高的’、而首先是有‘西方头脑’的人。”华莱士甚至说蒋是“东方头脑”的人，宋是“现代派”，他应该被选择为美国的工具，指导中国走出战争和进入战后世界。然而，身为美国传教士的后代，在中国出生、长大并就读于燕京大学的戴维斯，对中国的国情有深入了解。他坦率指出华莱士的想法“是一种空想，因为宋没有那种中坚力量”。在他看来，宋子文根本没有社会基础，也没有与蒋介石抗衡的实力。
宋子文不属于“蒋身边的人”
在过去阅读过的现代史著作中，宋子文的名字总是与“四大家族”紧密联系在一起。一定意义上，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就是“蒋家王朝”的代名词，他们的兴衰即是一个时代的兴衰。
几年前，当我阅读1943年3月1日的《时代》时，却又注意到，至少在当时的外国媒体眼里，宋子文并不属于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的人。这期《时代》的封面人物是宋美龄，除了封面人物的报道之外，《时代》还用一个页码的篇幅发表题为《蒋身边的人》的文章，并配发一组人物照片。文章首先写道：
蒋介石委员长身边的人是一个“帮派”（gang），如罗斯福新政时期的政府班底，或者俄亥俄共和党的组织以及相同情况形成的帮派。这些人个性强，锋芒毕露，但又颇能忍辱负重。这些人是委员长诸多面貌的不同反映。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一批吃苦耐劳的人。（《时代》，1943年3月1日）
文章以下面的顺序介绍了“蒋身边的人”：陈布雷、何应钦、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张群、陈诚、戴季陶、王宠惠、王世杰、董显光。“四大家族”中的蒋、孔、陈三家均在其列，唯独宋子文除外。我感到好奇，后来，又阅读一些相关著作后，才发现，其实不仅仅限于《时代》的记者，当年的不少西方人士通常都习惯于把宋子文与蒋介石看作不同的人。或者说，在宋、蒋与共产党相对立的共性之外，海外人士更乐于看到他们的差异与矛盾。
1944年12月18日，宋子文成了这一天出版的《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两个星期前，他刚刚在重庆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代院长。
封面选用一幅宋子文的彩色标准肖像画。他身着灰色西装，白色衬衫系着一条蓝色方格图案的领带。方方正正的脸庞，戴一副眼镜，眼神不活泼但也说不上是沉稳，似乎更近于平静。“通往胜利的路在峭壁之上”——在“中国的宋子文”的称谓下面，《时代》用了这样一句说明。“峭壁之上”，简单的几个字勾勒出1944年中国的严峻局势：史迪威将军与蒋介石的冲突白热化，最终关头罗斯福总统不得不将他召回；盟军在这一年6月成功登陆法国诺曼底，与东线的苏联战场相互呼应，欧洲战场接连告捷，与此同时，日本军队却在中国战场上大举进攻，使中国面临着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最严峻的危机；美国特使赫尔利的延安之行以失败告终，国、共两党继续对峙，抗日战争尚未结束，内战的阴影却越来越浓重……在这样一连串令人目不暇接而又忐忑不安的场景中，中国走到了1944年的尾声。
正是在此情形下，自1939年以来一直兼任行政院院长的蒋介石，终于在1944年12月4日让出这一职位，改由时任外交部长的宋子文任代院长。
毫不奇怪，宋子文这样一位出身于牧师家庭，和宋氏三姐妹一起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人，他身上那些与蒋介石有所不同的精神气质、文化素养、行事风格等，更让美国人有着浓厚兴趣和偏爱。在《时代》的报道中，宋子文精明能干，其性格与作风也与其他政府官员颇有不同：
在以后的几年里，宋子文为中国的财政辛勤工作。他进行了扎实的、亟需的改革：建立标准化的货币、改进关税和税收征集、集中经营银行系统，（在1932年）甚至实现了预算平衡。亚洲人纷纷谈论起宋子文，说他是亚洲的最有前途的和最能干的，也是脾气最暴躁的政治家……他具有美国人讲究效率的理念。他下决心要使他华夏古老的车轮能像汽车轮子一样快。他的惯用方法之一是，命令他的部属“应急待命”，这意味着他们不能离开办公桌去按照中国传统慢条斯理地吃午饭或扎堆闲聊，或者搞各种各样的中国式磨洋工。（《时代》，1944年12月18日）
宋子文与姐姐宋庆龄也一直保持着联系，政治上的分道扬镳，没有完全淡化彼此的亲情。抗战爆发后，一位在香港结识宋庆龄的德国姑娘的说法可作佐证。这位德国姑娘的中文名字叫王安娜，她是中共地下党员王炳南的妻子。王炳南的父亲与杨虎城为至交，因而他一直得到杨虎城的照顾和重用，在西安事变的全过程中，王炳南便在杨虎城身边，发挥过重要作用。王安娜这样说到她印象中的宋子文：
1938年6月，我和孙夫人在香港相见时，我觉得，就对问题的看法而言，在家人中和孙夫人最接近的是她的弟弟宋子文。他当时是中国银行的董事长。在政治上他和这个姐姐的思想很接近，只是缺乏姐姐那样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意志。就如美国作家文森特·希恩曾恰当地称他为“性格永不固定的自由主义者”一样，他每每为内部的纠纷而烦恼。对受美国教育的宋子文来说，与外国人相处比与中国人在一起要愉快。在中国人看来，他是个忙忙乱乱、充满热情、忽三忽四、充满矛盾的人。
于是，绑在蒋介石战车上的、具有不同政治色彩和性格特点的宋子文，成了西方人士眼中“蒋身边的人”之外的人。政治局势瞬息万变，中美关系冷热起伏，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因宋、蒋之间的恩恩怨怨和权力消长，也就多了一些耐人寻味的故事和历史场景。“临危受命”解救蒋介石
尽管搭上了蒋介石的战车，但被视为“欧美派”代表人物的宋子文，其实在不少问题上与蒋介石经常存在着矛盾和分歧。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宋子文主张立即抗日，遂与蒋介石发生了自1927年以来最大的冲突：
宋子文对日本侵略满洲和热河，发表了最直言不讳的讲话。委员长认为中国还没有做好全面抵抗的准备。宋则主张立即对日作战。从此这对兄弟反目。1933年，宋子文被解除了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的职务。接替他的是蒋的连襟——温文尔雅的山西银行家孔祥熙。（《时代》，1944年12月18日）
被解除职务的宋子文一度赋闲在家，然而西安事变为他提供了重新走上政治舞台的机会。西安事变爆发后，经过各方斡旋，张学良同意南京政府方面派代表来西安举行谈判。据美国记者斯诺在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中所说，最初张学良提议是要孔祥熙作为代表：
孔博士表示犹豫推辞，因为“医生劝孔博士不要飞赴西安”，蒋夫人这么说。不过南京其他的人也劝他不要去。因为他一去就肯定地会被大家认为是开始正式谈判，何应钦将军坚持，为了政府的威信，这是必须避免的。（《斯诺文集》）
在这种情况下，宋子文被推到了处理政治危机的前台。他的对日强硬态度，他的特殊地位与身份，张学良也能接受。就这样，与蒋介石有过冲突的人，此刻成了救助蒋介石的人选。
宋子文“临危受命”，与宋美龄、端纳一起前往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谈判，从而促成了西安事变的解决。《时代》报道说：
在惶惶不可终日的南京，蒋夫人召来了宋子文。在朋友们喊着“他再也不会活着出来！”的哭喊声中，宋子文匆匆登上去西安的飞机。
宋子文曾两次飞赴西安——第一次是与蒋的著名的澳大利亚顾问端纳同行；第二次是与蒋夫人同行。在生死攸关的紧张气氛中，蒋夫人朗读《圣经》诗篇来安慰委员长。宋子文则来回奔走忙于同各方谈判；他努力平息人们烦躁的情绪；减少恐惧感；据理力争；提出建议和做出承诺。随后，“少帅”突然停止哗变。委员长在他夫人的搀扶下走出被囚禁的房子。跟在他身后的是表示悔过的“少帅”和喜形于色的宋子文……随后，不到七个月，日本入侵华北，蒋不再拖延，他领导全国进行了全面抵抗。（《时代》，1944年12月18日）
不过，抗战爆发后，宋子文并没有出任政府要职。一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发生，蒋介石才任命尚在美国的宋子文出任外交部长。在中、美业已成为盟友，共同对日作战的新局势下，无疑，蒋介石需要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宋子文再度出山。
宋子文要取代蒋吗？
宋子文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重新出山，但蒋介石与他的矛盾却依然存在着，他对宋子文在美国的工作进展也颇不满意。《时代》报道说，1944年10月宋子文回到中国，他与蒋介石发生了直接冲突。《时代》提到了这样一个细节：
在重庆官邸的茶几旁，气急败坏的蒋介石因外援太少而训斥了他的大舅子。于是两人争吵了起来。有消息说，争论到最后，委员长怒气冲冲地把茶几上的所有茶杯都摔到地上。（《时代》，1944年12月18日）
刚开始读到这一细节时，我还觉得，即使《时代》讲述的这一细节是真实的，那也可能是蒋介石一时的情绪失控所致。可以推测的是，他们私下应该有交易。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当史迪威被召回之后，宋的权力忽然得到了加强。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在焦头烂额之时，在仍然需要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需要走出经济困境之时，不管情愿与否，蒋介石仍不能不指望宋子文的帮助。这就不难理解，蒋介石在“怒气冲冲”地对宋子文发火之后仅仅一个多月，就把重要的行政院院长一职，交给了这个他并不十分喜欢的大舅子。他内心里是否情愿，就不得而知了。
开罗会议是蒋介石一度冷落宋子文的一个例证。1943年底，蒋介石前往埃及参加开罗会议，与美国罗斯福总统和英国丘吉尔首相会谈，这是他在抗战期间最重要的外交活动。令人生疑的是，他竟然没有让外交部长宋子文随同参加。相反，他带去的是前面提到的“蒋身边的人”中的王宠惠和董显光两人。前者曾担任过外交部长和立法院院长，如今是蒋的顾问，后者是抗战期间国民党的中宣部副部长，长期负责对外宣传。由此可见，蒋本人也没有把宋子文看作是“身边的人”。
当年美国驻华使馆武官、担任过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的约翰·戴维斯，在回忆录《抓住龙尾》中讲述的故事，让我有了另一个意外发现，对民国史的权力角斗也多了一个视角。从下面摘录的文字可以看到，在1942～1944年期间，宋子文与蒋介石暗地里曾有过一次较量，以美国势力为背景的宋子文，甚至曾有过试图架空甚至取代蒋介石的计划。戴维斯写道：
1944年下半年，宋子文被疑心重重的委员长任命为与居心叵测的美国人打交道的代表。虽然蒋的内兄有外交部长的头衔，委员长对宋的权力却严加限制。蒋有充分的理由不信任他的这位才华出众的半个美国人的亲戚。他知道宋觊觎他的权力，曾经策划踢开他。（《抓住龙尾》）
据《宋子文传》所叙，此时人在华盛顿的宋子文，已经改变了最初力挺史迪威的态度，转而要挤走史迪威。史迪威在1943年10月18日的日记中写得很明确：
有一种预感。是宋子文？他是制造麻烦者？如果罗斯福得到情况说我破坏关系，他从哪里获得的呢？答案——只有从宋子文那里。因此，宋子文想免我的职，为什么？因为我和蒋夫人合作，而她是为了大元帅，这不利于宋子文的野心。（转引自《宋子文传》）
野心对于宋子文也许是美妙的，但在现实中却只能被戴维斯及许多西方人士看作是一种空想。与掌握实权、拥有军队、具有政治计谋的蒋介石相比，宋子文在中国显然没有实力，没有受到广泛支持和拥戴的基础。戴维斯指出：
宋既不是委员长的一位言之成理的接班人，也不是在蒋和共产党人之间可以行得通的一个中间选择。他敏锐而不明智，耍花招而不圆熟，骄傲自大而不果断，排斥不同意见而不是去说服不同意见。他不可能取得成功。1944年末，中国在蒋和毛之间是如此的两极分化，以致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不是走这条路，就是走那条路。
根据戴维斯的回忆，1944年6月来到重庆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在与蒋介石、宋子文会谈之后，对宋子文颇有好感。认为“与蒋相比，外交部长是一位血缘上具有中国人的气质而又‘亲美的’、‘效率高的’、而首先是有‘西方头脑’的人。”华莱士甚至说蒋是“东方头脑”的人，宋是“现代派”，他应该被选择为美国的工具，指导中国走出战争和进入战后世界。然而，身为美国传教士的后代，在中国出生、长大并就读于燕京大学的戴维斯，对中国的国情有深入了解。他坦率指出华莱士的想法“是一种空想，因为宋没有那种中坚力量”。在他看来，宋子文根本没有社会基础，也没有与蒋介石抗衡的实力。他这样说：
如果说他有什么追随者的话，那就是一小撮胆小怕事的西化的银行家和技术人员。在数以千计的受过美欧教育可以称为现代派的中国人中他们只是很小一部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是不关心政治的。宋的美国捧场者中突出的是华莱士。他夸大了这位外长的微不足道的同人俱乐部，把陈诚和薛岳两位相对杰出的将军和其他几个人都包括进去。这些人虽有一些势力，但不是宋的追随者。实际上，像所有他们的同僚们一样，他们都是些投机分子，只会接受那些看来会使他们有利可图的政治建议。（《抓住龙尾》）
1949年后，宋子文还是与蒋介石分道扬镳了。他没有去台湾，而是旅居美国，直至去世。
二、蒋介石评宋子文：“我这辈子跟你做的都是赔本生意！”
蒋宋的合作极不愉快，两人争执不断，宋对蒋屡有抱怨，而蒋对宋更不满意，蒋日记中多次批评宋“飞扬跋扈”“目中无人”，甚至是“祸国殃民”。
1948年2月，蒋在内战失利，日记中曾表示误用宋子文“追悔莫及”。甚至到了1963年，蒋、宋分别离开大陆已经14年了，宋子文第一次访问台湾，郎舅二人私下叙谈时，蒋还对宋说：“我这一辈子跟你做的生意，都是赔本生意！”
六十多年来，大部分中外出版物对宋子文的评价是负面的，大多把他描述为国民党的特权分子、贪污、腐败。宋氏家族也因为与蒋介石的密切关系，受到各界责难，认为他们应对国民党1949年的失败负责。尤其以陈伯达的《四大家族》以及席格列夫（SterlingSeagrave）的《宋氏王朝》，都对宋氏家族批评甚烈，影响颇大。
自2005年4月开始，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陆续开放了许多重要的国民政府有关档案，包括宋子文档案、蒋介石日记、国民党档案等，这些珍贵的第一手文件问世，大家才开始重新认识宋子文，学者才逐渐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宋子文。
宋子文毕业于哈佛大学经济系，1917年返回中国，在汉冶萍煤铁公司担任秘书。1923年，转任孙中山的私人秘书，从此展开他的政治生涯。他首先筹办广州革命政府的中央银行，担任央行第一任行长以及广州军政府的财政部长，为广州军政府以及后来的南京政府奠定财政基础。他并筹措军费，协助蒋介石北伐。
1928年蒋介石完成北伐，宋子文先后出任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并两次代理行政院长。
宋子文虽然官运亨通，但与蒋介石的相处却是争执不断，有苦难言。自1928年宋初任财政部长到1934年离开国民政府这六年中，蒋宋经常争执，宋曾四次辞职，而辞职的原因，大都是因为与蒋介石财政态度不和。最后一次，宋子文与蒋介石大吵一架后，辞去所有的政府职务，蒋介石也冷冻他六年之久。其间发生西安事变，宋子文兼程赶到西安，援救蒋介石，但蒋对宋成见甚深，并没有重用宋，直到1940年蒋才派宋到华府担任他的私人代表，两人关系才真正解冻。
宋子文的四次辞职
宋子文第一次辞职是1929年8月6日。当时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二次编遣会议，目的是减少军队，节省军费，但是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这几个拥有军队的主要派系，谁也不肯削减自己的军队，会议开来开去，最后不但没有军费减少，反而增加。宋子文对这样的结果很不满意，认为财政上无法配合，提出辞职后，立即离开南京到上海。蒋介石对此极为痛苦，认为宋“于此外交困难、编遣将始之时辞职离京，有责规避。一家如此，一国亦如此，国之不亡，其有日乎？”（蒋介石日记，1929年8月4日）此时蒋需要宋的财务协助，强力慰留，宋子文不久返回南京复职。
第二次辞职是1931年12月20日。这次是因为蒋介石下野，宋子文为了表示与蒋共进退，也辞掉行政院副院长及财政部长。没想到继任的行政院长孙科及财政部长黄海梁无法解决财政的问题，不到一个月，就双双辞职了。南京政府又命宋子文为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不久，蒋介石也重新上台，两人重新携手合作。
第三次辞职是1932年6月4日。这次是因为宋子文反对蒋介石的“剿共”军费。“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认为应先剿灭共产党，才能打退日本侵略者，因此要求更多的军事预算。宋子文不同意，他认为“抗日”比“剿共”更重要，应立即停止剿共，全力准备抗日。蒋宋两人为此屡次争吵，最后，宋子文愤而辞职，并且公开批评蒋介石的剿共政策。
宋子文对媒体说，共产党不仅仅是军事问题，岂能劳民伤财用军事征伐来解决？就是因为政治、军事和经济失调，共产党才壮大起来，假如国民政府在政、军、经几方面给予共产党合理的对待，或许共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对于宋子文公开的批评，蒋介石自是怒不可竭，他认为宋子文不可理喻，辞职是“故意装腔”。可是蒋和国民党政府都少不了宋子文，骂归骂，还是必须妥协。蒋一方面劝勉宋以大局为重，同时在军费上让步，宋子文才勉强复职。
宋子文第四次辞职是1933年10月。那年夏天，宋子文到欧美访问，孰料蒋介石趁他出国期间，挪用预算，花在最新一次“剿共”军事行动上。宋子文对此非常生气，与蒋介石发生严重的冲突，请辞财政部长及行政院副院长之职。这次蒋介石没有挽留他。
这次辞职闹得很大，惊动各界。据当时报纸报道，宋是以健康问题请辞，但是宋子文却刻意在记者会严辞否认，说任何有关他健康不佳的报道都是错误的，他也不准备用“东亚病夫”作为辞职的托辞。据胡汉民透露，宋子文曾私下说过：“当财政部长无异做蒋介石的走狗，从现在起我要做人，而不是做一条狗！”
汪精卫曾为缓颊。他对新闻界称：宋辞职是巧妇难为无米炊，因为“自国难以来，收入骤减，军政各费，约每月短少一千万元之巨，（子文）因无法筹措，致欲求去。”
不过蒋自己在日记中承认争执确实是因为国防经费而起。蒋自9月23日开始，一连十几天都在日记中大骂宋子文“祸国殃民”、“顽劣”、“作梗不化”。
最新的档案资料显示，宋子文第四次辞职的原因并不单纯。军费毫无疑问是宋蒋争执的导火线，但对待共产党以及日本的策略分歧，也是宋子文求去的原因。
宋子文不赞成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做法，同时，也反对当时国民党对待日本侵略的态度。他在1930年代初，就指出日本侵华野心绝不仅止于东北；企望苏联牵制日本，无异缘木求鱼。所以他大力鼓吹中国应当与美英等西方国家合作，以遏制日本的军事扩张。然而蒋介石及许多国民党高官，仍相信日本的目标只是东北，顶多包括华北，而苏联是最有力量牵制日本扩展的国家，所以他们期待“联苏制日”。宋的看法与他们不同，因此在国民党政治圈里逐渐被孤立，最后不得不选择离开。
这回宋子文几乎是以“裸退”的方式退出国民党的权利中心。直到1940年，日本早已全面侵略中国，国民政府连连败北，迁都重庆，而苏联却仍然没有动静。蒋介石的“连苏制日”行不通，这才回过头来寻求欧美的援助。这时蒋介石想到英语流利、与欧美上层社会素有往来的宋子文，指派宋子文担任他的私人特使，派驻华府，负责与美国政府高层及工商界联系，寻求奥援。
宋子文在美屡建奇功
宋子文在美国凭着他的政治手腕和蒋的信任，把他的才华发挥到极致。他在美国四处演说，为报纸写文章，极力结交朋友，寻求盟友，六个月之内，就打入了白宫、财政部、国防部和其他美国政府机构。他首先取得2500万美元的对华贷款，不久又拿到一亿美元的贷款，同时还得到1000万英镑的贷款。这几笔款项，及时挽救了中国恶化的财政状况，也促进了中美关系。
宋子文在美国左右逢源。1941年，他在华盛顿成立国防供应公司，目的是在罗斯福身边安插一些助手，以确保美国援助政策能满足中国的需求。国防供应公司由中美合资，负责军事物资和中美两国间的租赁事务。公司的核心成员包括了一些极具影响力的美国人，如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艾索普（Joseph Alsop），杨曼（William Youngman）、寇克文（Thomas Corcoran）以及其他美国政府和商界领袖。宋更请到罗斯福的叔叔德拉诺（Frederic Delano）担任该公司的主席。通过国防供应公司，宋把他的关系网牢牢扩展到白宫、财政部、国防部和其他美国政府部门。在宋子文的领导下，这个关系网，运作快速而有力，为战时中美之间的军援、经援以及各种合作，立下辉煌的功劳。
史迪威搅乱蒋宋的合作
蒋介石对宋子文的表现很满意，甚至允许宋子文越过当时国府驻美大使胡适，直接与蒋联络。可是蒋宋难得的合作，却因为史迪威而搅乱了。胡佛研究院的宋子文档案显示，早在1943年之前，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的矛盾就已经相当严重，蒋介石给宋子文的电报中，处处显示出蒋对史迪威的不满。
蒋认为史迪威傲慢无礼，特别是在对待延安的共产党以及如何收复缅甸这两个议题上，蒋、史两人有强烈的争执。蒋1942年中秋就要求宋子文想办法换掉史迪威，但宋力劝蒋以大局为重，继续忍耐，可是随着蒋对史迪的恼怒加重，宋只好游说罗斯福及美国政府，撤换史迪威。宋的努力在1943年9月终于有了结果。他在发给蒋的密电中，说他已经和美国政府达成了重要的协议，“不惜以一切代价”撤换史迪威。
没想到，当宋于1943年10月回到重庆时，蒋却改变主意了。蒋考虑到中美关系、新任东南亚战区最高统帅蒙巴顿将军的感受、以及中缅印度的战局，决定留下史迪威。此时，宋感到莫大的羞辱和背叛。10月17日，蒋宋两人早餐时大吵了一架，蒋要宋服从命令，但宋指出，撤换一位将军，谈何容易，他好不容易跟罗斯福说妥了，现在却要反悔，要他颜面何存？宋指责蒋：“你又不是野蛮人，怎可言而无信！”蒋大怒，用力拍桌，把饭碗都摔在地上。同样愤怒的宋，则重重地摔门，扬长而去。
宋子文跟蒋大吵一架的结果是被蒋软禁了三个月，宋在其重庆的住所里，不准参加官方活动，也不准回到美国，甚至于宋一手安排的开罗会议，蒋介石也不让他参加。（正是因为宋在美国的努力，蒋和宋美龄才得以参加此一峰会。）
软禁在家的宋子文，一筹莫展，万般无奈，只好低头认错。1943年12月23日，宋以一种谦逊、委婉的方式写了一封类似“悔过书”的信给蒋。开头就点明：“两月以来，文独居深念，咎戾诚多，痛悔何及。窃文之于钧座，在义虽为僚属，而恩实逾骨肉……”
这样委婉动人的句子，终于打动了蒋介石，于是允许他参加1944年的新年团拜，宋子文这才得以露面，回复公务活动。
宋子文助蒋掌握财政权
虽然蒋宋这种既争执又合作的关系，并不愉快，但正显示了当时中国权力的现实：任何企图踏上权力顶端的人物或派系，必须同时掌握财政与军事力量，缺一不可。
蒋介石个人在国民党崛起的历程，充分说明此一现实。无论是东征、北伐及中原大战，他靠的是黄埔子弟兵。可是军事并不是蒋胜出的唯一条件，中国当时好几位军阀都拥有相当的军事力量，例如冯玉祥、阎锡山、许崇智、陈炯明等，他们的军事力量都比蒋强，但蒋却后来居上，成为中国的领导人，这是因为他掌握了财政的权力，而宋子文正是关键人物。
例如，国民党在广州初期财务极为困难，直到宋子文任财政部长，局面才逐渐打开。宋子文大刀阔斧地改革各项税捐弊病、整顿财政机构，提高效率、调整税率、开辟新税源等，国民党政权的财政收入立刻显著增加，1925年政府收入是2518万元，一年后就上升到10013万元，可见宋子文才智非同凡响。
后来宋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长达七年，他凭着个人的专业及影响力，为蒋解决财源。他在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整理财源，获得税收；又直接向上海一带的金融界借款，成功取得借贷，并发行了15000万元的内债。他还与美国及其它国家签订关税协议，提高进口税；他还又推行盐务改革，同时在上海设立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银行——中央银行，加强对个商业银行及钱庄的管理。
因为有宋子文在财务上的整理与支持，蒋介石与桂系和冯玉祥的战争以及其后的中原大战，才能取得胜利。
另一方面，挑战蒋介石的对手，因为没有财政支援，最后都不能成事。例如1931年底孙科在广东与南京政府对峙，蒋介石只好下野，宋子文随着辞职，可是孙科主持行政院，财政困难，他任命的财政部长黄海梁令之不行，收不到税，也卖不出债券，财政问题一直无法解决，最后无计可施，孙科只好再把蒋介石、宋子文请回南京。
蒋介石得到宋子文的襄助，从广州到南京，一路建立起国民党的财政机制，稳定税收，筹措军费。同时掌握了军事及财经的力量，使得蒋不但取得他个人统治的合法性，也巩固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
不过蒋宋的合作却不愉快，两人争执不断，宋对蒋屡有抱怨，而蒋对宋更不满意，蒋日记中多次批评宋“飞扬跋扈”“目中无人”，甚至是“祸国殃民”。
1948年2月，蒋在内战失利，日记中曾表示误用宋子文“追悔莫及”。甚至到了1963年，蒋、宋分别离开大陆已经14年了，宋子文第一次访问台湾，郎舅二人私下叙谈时，蒋还对宋说：“我这一辈子跟你做的生意，都是赔本生意！”
可见蒋介石一生都没有对他与宋子文的争执释怀。最深层的原因，还是蒋宋对财政的态度差异。受过西方财经训练的宋子文致力建立国民政府的财政制度，希望一切照规矩来。可是作为军事领导人的蒋介石，认为国家统一与安全最重要，其它可以暂缓。两人的教育背景不同，专业立场有别，自然嫌隙日深。蒋掌握了军事权力，但他还需要宋子文财务上的协助，可是，他可能终其一生都没有理解宋子文的立场与坚持。
三、宋美龄评宋子文：哥哥大权独揽极难共事
但宋美龄没想到，事情并非如她所愿，她与哥哥在某些事上存在分歧，宋子文的某些做法她也看不惯。1943年5月7日，宋美龄给蒋介石去电，报告与罗斯福总统洽谈关于空军总攻计划及反攻缅甸问题等经过情形，提到宋子文计划要求由美国空运总处拨给运输机数架，以供中国国内使用，她认为这一要求和罗斯福以前的命令矛盾：“盖罗以前有令，所有运输机全部集中美国空运总处，现如请其划拨，岂非使其前后自相矛盾？”她提出，国内所需运输机，可另由美国供给5架，并称罗斯福已经同意照办。宋美龄并借机批评宋子文以前的计划“略嫌太过散漫”。在同一天给蒋的另一封电报中，宋美龄又说：“在美洽商各项，将来总需人继续办理，文兄不敢说话，而所用人员亦未尽妥善。”她询问蒋介石作何打算并盼回复。5月19日，宋美龄又给大姐宋霭龄发电报大吐苦水。她列举了几个方面的事实，指责宋子文不肯合作，诉说自己在美国为国家已竭尽精力，却总感到与宋子文极难共事，字里行间充满怨气。
日前，复旦大学主办的“宋子文与战时中国”国际研讨会，使学界特别是民国史研究者对宋子文投以了更多的关注——
近来，我在台湾“国史馆”蒋介石档案中看到了几封电报。这些电报显示了宋美龄在抗战使美期间对自己的亲哥哥宋子文的极端不满。仔细解读这些电报资料，可以从某种细微的角度透视国民党政权内部的复杂关系。
1942年宋美龄使美初期，为了加强中国与美国交涉的力量，曾经想与宋子文联手
1942年11月，宋美龄以治病为名出访美国。从1943年2月起，她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在美国国会及各地发表演说，会见各界人士，宣传中国抗日，争取美国同情和援助，产生了巨大反响。那时，她的兄长宋子文自1940年6月起作为蒋介石的驻美代表，在美国已经进行了2年多的外交活动。
宋美龄在美国初步医治疾病后，即住进白宫，与美国总统罗斯福、总统特别助理霍普金斯等展开外交对话。在谈话后，她感叹“我国家民族徒赤手空拳”，“恐战后英、美、俄又将忙于己身利益，将置我国于不顾”，只有“善为准备”，“应付得当”，才有可能“在和议席上争得重要地位也”。她发现“罗总统周围多智囊，显有准备”，而自己却“单枪匹马，毫无后援”，因此她于1942年12月24日给蒋介石发电报，请求务必让其大姊宋霭龄前来协助，而在宋霭龄未能成行之后，又想让宋子文加入与罗斯福总统的谈话。她在1943年3月5日由宋霭龄转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妹此次与罗斯福接洽各问题，拟交文兄负责，但其中一部分，罗斯福仍欲经妹直接与兄商量也……为使子文作事容易起见，俟妹西部返来时，应罗斯福之招再赴华盛顿，邀子文加入妹与罗斯福谈话，兄意如何？”可见，宋美龄为了加强中国与美国交涉的力量，曾经想与宋子文联手。
宋美龄没想到，她与宋子文在某些做法和事情上竟存在严重分歧
但宋美龄没想到，事情并非如她所愿，她与哥哥在某些事上存在分歧，宋子文的某些做法她也看不惯。1943年5月7日，宋美龄给蒋介石去电，报告与罗斯福总统洽谈关于空军总攻计划及反攻缅甸问题等经过情形，提到宋子文计划要求由美国空运总处拨给运输机数架，以供中国国内使用，她认为这一要求和罗斯福以前的命令矛盾：“盖罗以前有令，所有运输机全部集中美国空运总处，现如请其划拨，岂非使其前后自相矛盾？”她提出，国内所需运输机，可另由美国供给5架，并称罗斯福已经同意照办。宋美龄并借机批评宋子文以前的计划“略嫌太过散漫”。在同一天给蒋的另一封电报中，宋美龄又说：“在美洽商各项，将来总需人继续办理，文兄不敢说话，而所用人员亦未尽妥善。”她询问蒋介石作何打算并盼回复。5月19日，宋美龄又给大姐宋霭龄发电报大吐苦水。她列举了几个方面的事实，指责宋子文不肯合作，诉说自己在美国为国家已竭尽精力，却总感到与宋子文极难共事，字里行间充满怨气。
其一，1943年2月18日，宋美龄在美国国会进行演讲，引起强烈反响，许多国会议员和朝野人士都呼吁美国加强援华抗日，美国政府也扩充了中国在租借法案中的份额。宋美龄认为应该利用这个有利时机，一次性向美国争取更多的租借物资，但是宋子文却没有这样做。当宋美龄询问他为何不如此办理时，宋子文答，中国所获租借物资的数量并不少，只是交通工具不足，不能满足运输物资的需要。宋美龄认为既然如此，那么作为运输工具的飞机也属于租借物，当然应该要求增加，而宋子文不以为然。宋美龄为此十分不满，认为“子文之不愿一劳永逸者，或因自己零碎交涉，藉以显其成绩之故也。”
其二，宋子文与空军副司令毛邦初之间发生直接冲突。毛邦初本是蒋介石派到美国，协助宋子文办理租借物资中有关空军事务的，但在实际接洽、交涉过程中，宋子文却完全瞒着毛邦初，独揽全权。毛邦初认为蒋介石既然派他来，“则接洽情形当使其明了，以免目的参差，此乃极近情理者。”毛对自己的遭遇颇感恼火，便向宋美龄诉苦，还说宋子文不准他向宋美龄报告任何事。宋美龄听了自然很不高兴，她觉得中国办理外交理应重用中国人，可是“子文各事均交外国人办理”，处理中国租借物资事宜的国防供应公司的负责人员，皆是巨薪聘请的外国人，因而常被美国陆军部及其他各方面暗中嘲笑，宋美龄对此也有意见。
其三，美国援华空军第14航空队（前身为“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提出空军总攻计划，请求美国援助4个中队的飞机。宋美龄在白宫与罗斯福总统会晤时，要求增加飞机数量至2个大队，得到罗的允诺，又和美国空军司令安诺德接洽商妥，请宋子文亲自转告陈纳德，怎知宋子文却让中国国防供应公司总经理扬曼转告。宋美龄觉得此等机密大事让外人知晓不妥，她担心中国“一旦不用外国人，或外国人将运用洩漏，于我有害。”宋美龄“以满腔诚心”与宋子文谈论此事，请他注意，没想到“反使其满面怒气。”
其四，宋美龄对大哥宋子文的评价很低，说他“处处不做实际，而做表面，尤其见外国人即畏缩翼翼，应攻改守，犹豫不定。”
宋家两兄妹的分歧，与宋子文不愿别人介入他主持多年的对美外交有一定关系
据称，宋子文认为宋美龄访美没有必要，曾大力反对。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在一份报告中就说，宋子文曾“建议蒋夫人不要访美，而在访美成行之后，又不予协助，并一再告诉蒋夫人，她停留太久会不受欢迎，应该回去。”一些人士私下表示，宋子文对宋美龄的美国之行独持异议，其真正原因在于宋不愿他的妹妹插手外交，视对美外交为其“禁脔”，“一山难容二虎”。谢伟思指出，“作为一位外交部长，宋独立性太强，不讨蒋氏夫妇喜欢”，“不但如此，作为外交部长，特别是在对美关系方面，宋采取占着茅坑不拉屎的态度，这给他造成了一些有力的敌人”，也影响了其家族关系。
尽管宋子文不赞成宋美龄访美，可还是不得不服从上意，公事公办。于是，除安排宋美龄的行程等具体事宜外，一切关键的外交交涉，仍然由宋子文和自己的亲信把持，把宋美龄晾在一边。
对于宋家两兄妹之间的矛盾，蒋介石让宋美龄协助宋子文，与他保持一致
对于夫人和大舅哥之间的矛盾，蒋介石从对英美外交的大局出发，请宋美龄协助宋子文，与他保持一致。当时，英国首相丘吉尔正在华盛顿出席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和罗斯福及英美两国高级军事人员商讨盟军在太平洋和远东的作战计划，中国力争参加。大局当前，蒋介石希望宋美龄和宋子文都能出席，为中国发言，申明中国立场。5月15日，蒋召见美国代办转告罗、邱：“凡于中国有关事项，或与太平洋有关问题，如有会议，请约蒋夫人与宋部长出席参加”。16日，蒋致电宋美龄，要她准备一切以参加会议，但强调：“如与文兄出席会议时，请预商文兄，应请其代表发言，而吾爱竭力协助之，如其言有遗漏之处，则再由吾爱代其补充说明之可也”。17日和18日，他又分别给宋氏兄妹二人去电，嘱咐蒋夫人“务与子文态度一致”，并安抚宋部长，保证三妹“必与兄一致，并请兄代表发言，彼乃从旁协助，请勿念。”
除了以上因素，更深层的原因大概还在于，在蒋介石看来，对美外交举足轻重，而宋子文作为外交部长常驻美国，与美国决策层及各界已经建立了广泛而深入的联系，在交涉谈判、争取美援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无人能替代，就像谢伟思报告的那样，“宋获得他现在外交部长职务，是由于他被认为态度强硬，足以从美国获得承认、金钱和物资供应”。因此，尽管宋美龄和宋子文之间存在芥蒂，蒋介石也需要倚重宋子文吧。
第二章 西化的宋子文
一、孔祥熙评宋子文：说我败家败国国家全叫他弄光了
1947年孔祥熙借口去美国探望宋霭龄，准备离开中国到美国定居。临行前一些旧友到家中送行，孔祥熙但见家中冷清，院内枯叶满地，不禁怨恨陡出。当时他对旧友说：“都说我败家败国，我在抗战时期做了7年的财政部长，给宋子文留下了9亿美金和6000万两黄金，现在全叫宋子文弄光了。”
孔祥熙被称为“哈哈孔”，他自己也多次声称信奉中庸，为人宽容，从不做强人所难之事。其实孔祥熙为人处事自有一套准则，那就是对蒋介石惟命是从，惟命是听，除此之外他判断事物只看轻重，没有是非。只要不损害蒋介石，并且为了自己的根本利益，他便该捧的捧，该治的治，从不手软。为此，孔祥熙几乎和国民党上层所有派系都发生过冲突。
美国总统林肯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你可能在某些时候蒙骗所有的人，你也可能在所有的时候蒙骗有些人，但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时候蒙骗所有的人。”正是当初，当有人对宋子文说，孔祥熙如何仁义如何好时，宋子文就用这句话回答。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认识到孔祥熙的为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宋子文一生中都在和孔祥熙明争暗斗，尽管在表面上，他们是亲戚，是朋友。照理说，孔祥熙和宋子文是嫡亲郎舅关系，这两大家族，又是蒋介石在财政金融上的两大支柱，本应和睦相处亲如一家。但是由于孔祥熙和宋子文个性不同，利益矛盾，争官争宠，因此二人一直面和心不和，明争暗斗此起彼伏。
孔祥熙和宋霭龄结婚时，宋子文就有些瞧不起这位相貌平平、敦实木讷的姐夫。在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问题上，二人的立场又尖锐对立。但二人还是客客气气的，表面上都相安无事。
孔祥熙和宋子文公开闹翻是在1933年，那一年孔祥熙被任命为南京政府的中央银行总裁。蒋介石对日本的侵略一再退让，东北沦陷后税收减少，可蒋介石又积极“剿共”，使军费开支剧增。当时南京政府每月国库收入为1500余万元，而支出则达2200万元，其中仅军费一项就达1800万元，每月不足的700万元，只能靠发行公债和向江浙财团借贷维持。
面对如此巨额的赤字，当时身为财政部长的宋子文极为不满，并发现自己一再受到蒋介石的欺骗。他为支付抗日军费而发行的公债，受到蒋介石的压制。他出席华盛顿和伦敦举行的国际经济会议回国后，发现因“剿共”使国库的赤字又增加了6000万元，财政危机十分严重。当即宋子文急匆匆找蒋介石劝谏，不但没有奏效，反而挨了蒋介石的一记耳光。宋子文一气之下辞去财政部长及行政院副院长之职，蒋介石随即任命孔祥熙接替，无形中就把蒋宋矛盾转移到了孔宋身上。
而且孔祥熙一上台，就立即对上海和江浙金融界下手，切断了宋子文通过他们发挥其政治影响的渠道，使宋子文通过控制金融界来影响政府的计划破产。而在表面上，孔祥熙却在充当蒋宋矛盾的调解人。也就是从那时起宋子文就领教了这个他原来瞧不起的山西佬姐夫的厉害，但佩服归佩服，怨恨的根却从此结下了。
宋子文下野以后，担任了中国银行的董事长。在官场上，他败给了孔祥熙。在金融业务上，他决心打一个翻身仗，叫孔祥熙看看，在中国谁是真正的财神爷。他买通交通银行，也与孔祥熙领导的中央银行对着干。凡是孔祥熙想到的，中国银行都想到了，而且先行一步，弄得中央银行处处被动。从1933～1935年中国银行迅速发展，现金储备比孔祥熙领导的中央银行多50%，存款多1.5倍，有价证券多150倍，资产多近三倍。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长后，不仅在人事上和孔祥熙捣乱，而且对原财政部的一些直属事业单位，仍抓住不放。比如关务署署长关吉玉，总税务司的英国人梅乐和、张福运，盐务总局局长缨秋杰等。这说起来有点叫人难以置信，但事实却是如此。这些人都是宋子文的亲信，宋辞职后仍听宋子文而不是孔祥熙的。这是因为，宋子文任财政部长时，亲自提拔了他们，对他们有知遇之恩；再者宋子文给他们制订了一套严格的英美传统的人事和工作制度，说话全部用英文，起草任何书信文件也全是英文，上下级之间的批件批文也全是英文，除非对这些部门的人员大换班，否则外人根本无法涉足其内。另外孔祥熙任用的人虽也有留洋的，但和宋子文手下的人很少有私交。因此孔祥熙的命令在这些部门无人听从。
对孔祥熙和宋子文的矛盾，蒋介石心里明镜一般，但他却有点幸灾乐祸。作为一个玩弄权柄的高手，蒋介石深深懂得如何控制他的这些大臣。给孔祥熙一个肥缺，但又给宋子文一些政策，让其也能发展，客观上对孔祥熙是一个刺激，使你孔祥熙别认为老子天下第一。有竞争，你就得想办法改进工作，你就有危机感，你就得求我来平衡你们的关系。蒋介石就是这样，对于派系之间，他从来都是今天支持一下这一派，明天支持一下那一派，使下边的人们谁也成不了大气候。但是宋子文虽下野，却并没有失势。在金融界，特别是在民间金融界和买办金融界，宋子文还是执牛耳者，而且不买孔祥熙的账。
抗战爆发时，孔祥熙正在英国。为了集中财力抗战，宋子文在上海成立了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行联合办事处，简称“四联总处”，由宋子文主持。孔祥熙得知后，立即命孔令侃出面，在上海组建财政部驻沪办事处和宋子文唱对台戏。孔祥熙回国后即要夺“四联办事处”的权，后因战事愈紧，国民党政府迁都武汉，夺权一事暂搁。“迁都”武汉后，孔祥熙就在武汉把“四联总处”恢复起来，并由自己担任主任。宋子文却待在香港，不到武汉来参加四联总处的一切活动，也不派人到武汉和孔祥熙接洽。他说你孔祥熙自封为“四联总处”主任，事前并没和我商量，我为什么要派人去捧你的场，拍你的马屁？孔祥熙当了“四联总处”主任不久，就发现这“四联”实际上就是“一联”，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中国银行都和他貌合神离，特别是宋子文直接控制的中国银行，从来不把他这个主任放在眼里。孔祥熙还算明智，看到不行就激流勇退，建议蒋介石出面兼任“四联”主任，这才结束了这种尴尬局面。
对于宋子文的种种“挑衅”，孔祥熙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一有机会便奋力反击。但孔祥熙无论怎样攻击宋子文也无济于事。一方面，他们在很多问题上认识一致；另一方面，他们在很多利益问题上相互矛盾。孔祥熙主要依靠的是蒋介石，而蒋介石还得利用甚至依靠宋氏家族。所以孔祥熙明白，他对宋子文的反击是有限度的，仅仅在于警告宋子文包括宋氏家族，什么事做得不要太过分，中国现在不姓宋。一些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也这样看。他们认为，宋氏家族在中国最有影响，甚至实际上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除了宋庆龄外，宋氏家族的每一个成员都在想尽办法捞钱。美国一位记者说，宋氏家族捞钱的主要手段是通过玩弄阴谋骗取中国人通过租借法得到的物资，并把这笔钱中的很大一部分装进自己的腰包。
孔祥熙和宋子文的关系确实给后人留下了不尽的话题。靠蒋介石撑腰，孔祥熙取得了官方的财经和金融大权，也正是由于担心或畏惧宋子文过于膨胀的势力，蒋介石才让孔祥熙取宋子文而代之，这一方面体现了蒋介石的精明狡诈，一方面又体现了宋子文和由他代表的宋氏家族的力量。在以后的十多年里，蒋介石的基本原则是，在财经上依靠孔祥熙，其次才是宋子文，但又让他们两位相互牵制。为了防止他们的权力过于集中，一贯崇拜威胁和讹诈的蒋介石还培养了自己的两支秘密警察队伍，戴笠的军统和陈氏兄弟的中统，以致形成国民党政权内四大家族的“鼎立之势”。但在这四大家族中，宋氏家族无疑是最强大、最长久的一支。
在孔宋矛盾中，孔祥熙和宋霭龄的关系也极微妙，宋霭龄是孔祥熙的妻子，理应站在孔家一边。但同时宋霭龄又是宋氏家族的核心成员，在很多问题上又站在了宋家一边。美国有专家称：宋家真正的智囊人物是宋霭龄。她是真正的幕后操纵者，而宋子文或者孔祥熙只是一个执行者，在中国发生的几乎每一件大事，都必须至少通过宋家的一名成员。孔祥熙在蒋氏王朝内失势，其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宋霭龄的原因。
抗战后期，美国国内掀起了一股批评孔祥熙的浪潮。说他的子女在美国吃喝玩乐，挥霍无度；说他贪污腐败，任人惟亲。在这些方面，宋子文透露的情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41年，孔祥熙赴美参加“国际货币基金会议”和“橡树园会议”，由于向美方提出拨还战时欠款的问题而得罪了美方。不久，美国总统罗斯福通过宋子文向蒋介石提出建议，要求中国政府更换财政部长。当宋子文又一次坐在客厅里向蒋介石谈起罗斯福总统的建议时，他似乎找到了感觉，蒋介石不动声色地听他把话说完，而后一言未发。但宋子文感到他已胜券在握，因为失道寡助的孔祥熙下台后的惟一接替人是他宋子文。1944年12月，宋子文终于如愿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他曾大度地打电话给孔祥熙，对其“不幸”下野表示安慰。1945年抗战胜利前，宋子文又担任了行政院院长。
孔祥熙对自己的失宠当然是悲痛的。他知道有人在背后搞他的鬼，但并不十分清楚是宋子文。他觉得那个书呆子在政治角斗场上表演还嫩了一点，况且他也不相信宋子文比他强。但后来他发现，宋子文上台后在公开的场合不断发表诋毁原财政部工作的讲话，有时甚至不点名地提到他本人，他才慢慢发现宋子文也是一个十足的小人。
抗战胜利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到重庆找到蒋介石，说抗战胜利了，燕京大学将重新选举一个校长，这个校长最好由中国人来当。孔祥熙得到消息后很感兴趣，就打电话给司徒雷登，说他有意得到这个位置。可能是下野之后空虚无聊，想到年轻时办贤铭学校的情景，有点怀旧吧。司徒雷登亦有意让孔祥熙得此职位，故立即打电话给在北平的美国燕京大学托事部，但却如石沉大海没有了回音。后来孔祥熙才知道美方不同意他担任燕京大学校长，原因是他政治色彩太强，而且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声誉不好。孔祥熙十分气恼，就怀疑是宋子文在搞他的鬼，因为宋子文一向和他作对，和美国人关系又好，便对宋霭龄说起了此事。但孔祥熙这次却是冤枉宋子文了，因为宋子文当时正忙得焦头烂额，根本无暇顾及这些事，但孔祥熙却耿耿于怀。
1947年孔祥熙借口去美国探望宋霭龄，准备离开中国到美国定居。临行前一些旧友到家中送行，孔祥熙但见家中冷清，院内枯叶满地，不禁怨恨陡出。当时他对旧友说：“都说我败家败国，我在抗战时期做了7年的财政部长，给宋子文留下了9亿美金和6000万两黄金，现在全叫宋子文弄光了。”
后来国民党监察院通过调查发现，孔祥熙所说得不错。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政府所发的国难财共有外汇9亿美元，黄金6000万两，日伪工厂及固定资产10亿法币，联合国救济总署救济物资数亿美元，而这笔庞大的财富竟不翼而飞。到了孔祥熙走时的1947年底，国民党国库空虚，负债累累。宋子文也因“不善理财”被免去了财政部长职务。但此时的蒋介石已无暇顾及这些“琐事”了，在军事上的连连失利使他夜不能寐。
孔宋两家的角逐，随着蒋介石在大陆的失败而结束了。但这段历史却为后人留了下来，他们相互利用又相互争斗，喂肥了自己，坑害了国家和人民，终于都落得个客死异乡的下场。
二、陈立夫评宋子文：写的说的都是英语绝不能治理中国
陈立夫青年时代曾留学美国，但基本上是遵循“三纲五常”的中国士大夫，他很自然地看不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出身、有点儿东洋作派的何应钦，更不喜欢在哈佛大学受教育、整个西洋范儿的宋子文。如果说他与前者是谋略不同，与后者则是“文明的冲突”。尽管陈伯达代表毛泽东把陈立夫兄弟与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一道“封”为“中国的四大家族”，但陈立夫在国民党内最不满意的人却是宋子文。他在回忆录中写了国民党失败的两大原因后，还多说了几句——“任用人才要特别谨慎，治大国必须有大量，见识小、度量小的人，绝不能治大国的。又如果他中国书很少读过，他写的说的都是英语，他自然不能治理中国了。”稍有历史常识的人一眼就知道这话说的是宋子文。
对当年国共两党在中国大陆成败得失的原因，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有多种分析和总结。最早的有艾奇逊主持美国国务院时期推出的“白皮书”，分析美国在二战后为什么“失去中国”。其后，国共双方的许多领导人及各国专家、学者在著述中表达了不同观点：有人说国民党因政权腐败而丧失民心；有人说共产党土地改革的成功直接促成了战争的胜利；有人说蒋介石用人不当，国军将领无能，而毛泽东运筹帷幄，林彪、粟裕等将帅智谋过人；有人说国民党经济政治政策失误，破坏了国民经济；还有国民党人埋怨美国人援助不利，而苏联人暗中助共产党一臂之力……这些都是原因，至于孰重孰轻则见仁见智。
国民党“大佬”陈立夫对“大陆沦陷”原因之见解可谓独树一帜。陈立夫身在国民党最高层，直接参与领导了与共产党的斗争。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陈立夫作为失败的主要责任人，或说是替罪羊被蒋介石贬出主流，远走海外，在美国养鸡（经营饲养场）多年。因此他有条件冷眼旁观，有时间“闭门思过”。1994年，年过九旬的陈立夫在台湾正中书局出版了回忆录，书名是《成败之鉴》，顾名思义，就是总结国民党及自己一生的功过成败。
从抗日战争结束到退守台湾，不过短短三四年，陈立夫认为是国民党政府军事和财政的失误导致了失败。
军事上的错误他是这样说的：“日本人投降时，总裁派何应钦将军去受降，我特地去看何将军，我建议他要求日本人的军队，帮我们防守两条路，由南京、浦口到天津，与由汉口至北平之津浦与平汉两条铁路，使日本军队帮我们防守这两条铁路沿线地区，我们的军队就可开往北方去，因为我们的军队都在西南、西北一带。但何将军忽略了我的建议，致使我们的军队须经上海，由海道运往天津、北京，白白浪费许多时间和人力、物力，予中共以调度的机会，这是很可惜的事。”他还写道：国民党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日本投降后，没有收容敌后打游击的队伍，“当时这些在北方、在东北打游击的部队，都是本党同志，后来军政当局或许受了国防部次长共奸刘斐之影响，不要这些游击队的兵，引起了他们的怨恨，这些人心里想：中央军队和日本人作战时，我们在日本人后面打游击牵制他们，不无有功，到现在天亮了，我们也应该有个归宿呀！现在中央却不要我们，那我们跑到共产党那里去算了……这种损失，是无法补偿的了，为渊驱鱼，是等于壮大了共产党，使他们平白增加了好多万人。”
陈立夫认为第二项败因是“我们的财政金融没有搞好”。他说，日本人每占一个地区，就用一块日本军用券兑换一块中国政府的法币，让人们不觉吃亏，日本人用这种办法逐渐收去了中国的法币，让日本军用券在沦陷区流通。后来汪精卫组织伪政权以后，发行一种伪币，一万军用券可兑换五千伪币，等于贬值了一半。“日本投降以后，收复地区人民自然欢迎使用法币，但财政当局宋部长竟规定两百元伪币换取一元法币，这一错觉，以为这样一来，就可用少数法币把伪币都收了回来，其实害了老百姓。有五千元伪币的人只能换到二十五元法币了，而这个时候的法币早已贬值了，所以原有一万元法币的人民，只剩贬值的二十五元法币了。”陈立夫批评宋子文说：“一个富有的人经过这场战争，他的财产由一万块钱变成二十五块贬值的钱了，这不是替共产党铺路吗？还算什么财政专家呢……我们已先替共产党把人民都变成了无产阶级，这是我们财政上犯的大错误，当时政府不应该去占这种便宜。”
陈立夫概括说：“这两大失败，是我们为什么要到台湾来的最大原因。”
陈立夫总结的两条确实是国民党的败因，但不是他所说的“最大原因”。他身在其中很难客观，又因国民党派系林立，也难免有门户之见。
陈立夫青年时代曾留学美国，但基本上是遵循“三纲五常”的中国士大夫，他很自然地看不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出身、有点儿东洋作派的何应钦，更不喜欢在哈佛大学受教育、整个西洋范儿的宋子文。如果说他与前者是谋略不同，与后者则是“文明的冲突”。尽管陈伯达代表毛泽东把陈立夫兄弟与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一道“封”为“中国的四大家族”，但陈立夫在国民党内最不满意的人却是宋子文。他在回忆录中写了国民党失败的两大原因后，还多说了几句——“任用人才要特别谨慎，治大国必须有大量，见识小、度量小的人，绝不能治大国的。又如果他中国书很少读过，他写的说的都是英语，他自然不能治理中国了。”稍有历史常识的人一眼就知道这话说的是宋子文。
与同代人更不同的是，1900年出生的陈立夫有幸活到了21世纪，同代名人大概只有蒋夫人宋美龄可比。陈立夫比同时代的毛泽东、蒋介石等人在人世多待了二十余年，而这期间世界巨变，陈立夫目睹了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亲历了民进党在台湾执政，同时还看到了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的世界大变局。这本回忆录浓缩了他一生的经历以及他对中国和世界的观察与看法，时空的广阔使他有不少有历史纵深感和放眼全球的真知灼见，但他在谈论国民党败于共产党并检讨责任时却不够豁达。
人大概总是有局限性，陈立夫对百年世事沧桑大多能从容面对，而对自己一生中最惨痛的失败却难以释怀。
三、宋美龄评宋子文：哥哥大权独揽极难共事
但宋美龄没想到，事情并非如她所愿，她与哥哥在某些事上存在分歧，宋子文的某些做法她也看不惯。1943年5月7日，宋美龄给蒋介石去电，报告与罗斯福总统洽谈关于空军总攻计划及反攻缅甸问题等经过情形，提到宋子文计划要求由美国空运总处拨给运输机数架，以供中国国内使用，她认为这一要求和罗斯福以前的命令矛盾：“盖罗以前有令，所有运输机全部集中美国空运总处，现如请其划拨，岂非使其前后自相矛盾？”她提出，国内所需运输机，可另由美国供给5架，并称罗斯福已经同意照办。宋美龄并借机批评宋子文以前的计划“略嫌太过散漫”。在同一天给蒋的另一封电报中，宋美龄又说：“在美洽商各项，将来总需人继续办理，文兄不敢说话，而所用人员亦未尽妥善。”她询问蒋介石作何打算并盼回复。5月19日，宋美龄又给大姐宋霭龄发电报大吐苦水。她列举了几个方面的事实，指责宋子文不肯合作，诉说自己在美国为国家已竭尽精力，却总感到与宋子文极难共事，字里行间充满怨气。
日前，复旦大学主办的“宋子文与战时中国”国际研讨会，使学界特别是民国史研究者对宋子文投以了更多的关注——
近来，我在台湾“国史馆”蒋介石档案中看到了几封电报。这些电报显示了宋美龄在抗战使美期间对自己的亲哥哥宋子文的极端不满。仔细解读这些电报资料，可以从某种细微的角度透视国民党政权内部的复杂关系。
1942年宋美龄使美初期，为了加强中国与美国交涉的力量，曾经想与宋子文联手
1942年11月，宋美龄以治病为名出访美国。从1943年2月起，她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在美国国会及各地发表演说，会见各界人士，宣传中国抗日，争取美国同情和援助，产生了巨大反响。那时，她的兄长宋子文自1940年6月起作为蒋介石的驻美代表，在美国已经进行了2年多的外交活动。
宋美龄在美国初步医治疾病后，即住进白宫，与美国总统罗斯福、总统特别助理霍普金斯等展开外交对话。在谈话后，她感叹“我国家民族徒赤手空拳”，“恐战后英、美、俄又将忙于己身利益，将置我国于不顾”，只有“善为准备”，“应付得当”，才有可能“在和议席上争得重要地位也”。她发现“罗总统周围多智囊，显有准备”，而自己却“单枪匹马，毫无后援”，因此她于1942年12月24日给蒋介石发电报，请求务必让其大姊宋霭龄前来协助，而在宋霭龄未能成行之后，又想让宋子文加入与罗斯福总统的谈话。她在1943年3月5日由宋霭龄转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妹此次与罗斯福接洽各问题，拟交文兄负责，但其中一部分，罗斯福仍欲经妹直接与兄商量也……为使子文作事容易起见，俟妹西部返来时，应罗斯福之招再赴华盛顿，邀子文加入妹与罗斯福谈话，兄意如何？”可见，宋美龄为了加强中国与美国交涉的力量，曾经想与宋子文联手。
宋美龄没想到，她与宋子文在某些做法和事情上竟存在严重分歧
但宋美龄没想到，事情并非如她所愿，她与哥哥在某些事上存在分歧，宋子文的某些做法她也看不惯。1943年5月7日，宋美龄给蒋介石去电，报告与罗斯福总统洽谈关于空军总攻计划及反攻缅甸问题等经过情形，提到宋子文计划要求由美国空运总处拨给运输机数架，以供中国国内使用，她认为这一要求和罗斯福以前的命令矛盾：“盖罗以前有令，所有运输机全部集中美国空运总处，现如请其划拨，岂非使其前后自相矛盾？”她提出，国内所需运输机，可另由美国供给5架，并称罗斯福已经同意照办。宋美龄并借机批评宋子文以前的计划“略嫌太过散漫”。在同一天给蒋的另一封电报中，宋美龄又说：“在美洽商各项，将来总需人继续办理，文兄不敢说话，而所用人员亦未尽妥善。”她询问蒋介石作何打算并盼回复。5月19日，宋美龄又给大姐宋霭龄发电报大吐苦水。她列举了几个方面的事实，指责宋子文不肯合作，诉说自己在美国为国家已竭尽精力，却总感到与宋子文极难共事，字里行间充满怨气。
其一，1943年2月18日，宋美龄在美国国会进行演讲，引起强烈反响，许多国会议员和朝野人士都呼吁美国加强援华抗日，美国政府也扩充了中国在租借法案中的份额。宋美龄认为应该利用这个有利时机，一次性向美国争取更多的租借物资，但是宋子文却没有这样做。当宋美龄询问他为何不如此办理时，宋子文答，中国所获租借物资的数量并不少，只是交通工具不足，不能满足运输物资的需要。宋美龄认为既然如此，那么作为运输工具的飞机也属于租借物，当然应该要求增加，而宋子文不以为然。宋美龄为此十分不满，认为“子文之不愿一劳永逸者，或因自己零碎交涉，藉以显其成绩之故也。”
其二，宋子文与空军副司令毛邦初之间发生直接冲突。毛邦初本是蒋介石派到美国，协助宋子文办理租借物资中有关空军事务的，但在实际接洽、交涉过程中，宋子文却完全瞒着毛邦初，独揽全权。毛邦初认为蒋介石既然派他来，“则接洽情形当使其明了，以免目的参差，此乃极近情理者。”毛对自己的遭遇颇感恼火，便向宋美龄诉苦，还说宋子文不准他向宋美龄报告任何事。宋美龄听了自然很不高兴，她觉得中国办理外交理应重用中国人，可是“子文各事均交外国人办理”，处理中国租借物资事宜的国防供应公司的负责人员，皆是巨薪聘请的外国人，因而常被美国陆军部及其他各方面暗中嘲笑，宋美龄对此也有意见。
其三，美国援华空军第14航空队（前身为“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提出空军总攻计划，请求美国援助4个中队的飞机。宋美龄在白宫与罗斯福总统会晤时，要求增加飞机数量至2个大队，得到罗的允诺，又和美国空军司令安诺德接洽商妥，请宋子文亲自转告陈纳德，怎知宋子文却让中国国防供应公司总经理扬曼转告。宋美龄觉得此等机密大事让外人知晓不妥，她担心中国“一旦不用外国人，或外国人将运用洩漏，于我有害。”宋美龄“以满腔诚心”与宋子文谈论此事，请他注意，没想到“反使其满面怒气。”
其四，宋美龄对大哥宋子文的评价很低，说他“处处不做实际，而做表面，尤其见外国人即畏缩翼翼，应攻改守，犹豫不定。”
宋家两兄妹的分歧，与宋子文不愿别人介入他主持多年的对美外交有一定关系
据称，宋子文认为宋美龄访美没有必要，曾大力反对。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在一份报告中就说，宋子文曾“建议蒋夫人不要访美，而在访美成行之后，又不予协助，并一再告诉蒋夫人，她停留太久会不受欢迎，应该回去。”一些人士私下表示，宋子文对宋美龄的美国之行独持异议，其真正原因在于宋不愿他的妹妹插手外交，视对美外交为其“禁脔”，“一山难容二虎”。谢伟思指出，“作为一位外交部长，宋独立性太强，不讨蒋氏夫妇喜欢”，“不但如此，作为外交部长，特别是在对美关系方面，宋采取占着茅坑不拉屎的态度，这给他造成了一些有力的敌人”，也影响了其家族关系。
尽管宋子文不赞成宋美龄访美，可还是不得不服从上意，公事公办。于是，除安排宋美龄的行程等具体事宜外，一切关键的外交交涉，仍然由宋子文和自己的亲信把持，把宋美龄晾在一边。
对于宋家两兄妹之间的矛盾，蒋介石让宋美龄协助宋子文，与他保持一致
对于夫人和大舅哥之间的矛盾，蒋介石从对英美外交的大局出发，请宋美龄协助宋子文，与他保持一致。当时，英国首相丘吉尔正在华盛顿出席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和罗斯福及英美两国高级军事人员商讨盟军在太平洋和远东的作战计划，中国力争参加。大局当前，蒋介石希望宋美龄和宋子文都能出席，为中国发言，申明中国立场。5月15日，蒋召见美国代办转告罗、邱：“凡于中国有关事项，或与太平洋有关问题，如有会议，请约蒋夫人与宋部长出席参加”。16日，蒋致电宋美龄，要她准备一切以参加会议，但强调：“如与文兄出席会议时，请预商文兄，应请其代表发言，而吾爱竭力协助之，如其言有遗漏之处，则再由吾爱代其补充说明之可也”。17日和18日，他又分别给宋氏兄妹二人去电，嘱咐蒋夫人“务与子文态度一致”，并安抚宋部长，保证三妹“必与兄一致，并请兄代表发言，彼乃从旁协助，请勿念。”
除了以上因素，更深层的原因大概还在于，在蒋介石看来，对美外交举足轻重，而宋子文作为外交部长常驻美国，与美国决策层及各界已经建立了广泛而深入的联系，在交涉谈判、争取美援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无人能替代，就像谢伟思报告的那样，“宋获得他现在外交部长职务，是由于他被认为态度强硬，足以从美国获得承认、金钱和物资供应”。因此，尽管宋美龄和宋子文之间存在芥蒂，蒋介石也需要倚重宋子文吧。
第三章 妹夫最讨厌
一、宋子文蒋介石恩怨二十年：“你打了我几次，我记得”
在蒋介石统治中国20多年中，宋子文是蒋家重臣。然而，由于蒋宋两人出身、经历和性格爱好上的差异，还有一些政治观点的差异，以及经济利益关系，两人经常因意见相左而争吵不断，甚至施以拳脚。
当蒋介石大势已去，将去台湾时，这对争吵了20多年的亲家与冤家，有一句非常精彩的对话：蒋说：“你为党国做了许多事，我都记得。”宋则说：“你打了我几次，我也记得。”
利益所趋蒋宋联姻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时出任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宋子文积极筹措经费，保证战争进行。北伐军占领武汉后，蒋介石催促将国民政府北迁武汉。但当宋庆龄、孙科、宋子文等一行人由广州动身北上，准备去武汉时，蒋介石突然变卦要国民政府同他的总司令部都设在南昌，蒋的用意很明显，他要把中央政府置于他的军事管理范围内。
由此蒋介石与宋庆龄发生了他们交往以来的最激烈的争论，宋庆龄坚决不同意将中央政府设在南昌。在这关头，宋子文出了大力，掐断了蒋介石的经济来源。在此情况下，蒋只得同意把国民政府迁往武汉。从此，蒋介石与宋子文之间埋下了第一颗“炸弹”。
其实，宋子文这样做不是出于政治原因，而是对蒋介石有点反感。原来，从1924年开始，蒋介石就开始追求宋美龄。在与蒋几次的接触中，宋子文认为蒋身上有几点不能接受：一是蒋读书太少；二是蒋身上有很浓的草头王加军阀的霸气；三是他有一种预感，蒋的介入会引起宋家的裂变……作为宋家长子宋子文力劝母亲，阻止宋美龄与蒋的婚姻。但母亲告诉他，尽管蒋的风度她也不喜欢。但美龄对蒋印象颇好，另外宋家的财力需要蒋介石共同维护。
武汉国民政府成立后，宋子文任国民党常务委员兼财政部长，成为决策人物之一。1927年3月宋子文奉命去上海，劝蒋介石不要搞分裂，但到上海后宋被蒋软禁。面对蒋的武力，宋子文心情十分紧张，同时他又了解到武汉的大革命形势，吓得他靠到蒋介石一边。当宋子文的政治态度在个人安危、利益的作用下发生了质的变化，宋美龄与蒋介石的婚姻障碍也就化为乌有。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礼在上海举行了。
两次耳光妻舅受辱
当宋子文完全投到蒋介石一边之初，倒是实实在在为蒋介石办了些事，包括两人假意下野，真心排除异己孙科等。然而，由于宋与蒋原有积怨，为此，在1934年的一场起因于抗战观点不同时，他们发生了一次大争吵。吵到激烈处，宋子文这位大舅竟吃了蒋介石的两记耳光。
两天后宋子文写了辞职报告。蒋介石批准了宋子文的辞职报告，由孔祥熙接替他。宋子文的辞职在宋家引起轩然大波，宋母对蒋十分不满，骂他没心没肺。宋美龄也认为蒋太过火，威胁他不给子文恢复职务和名誉，她就回到母亲那里去！日子久了，火气平了，蒋介石也发觉自己有些过分。于是，又任命宋为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至此，这场蒋宋之争才暂告平息。
宋美龄成功访美
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嚣张气焰的加剧，蒋介石已感到不依靠美、英抵抗日本，自己的利益必将受到严重冲击。为此，他一边向美国人表现诚意，一边派宋子文作为自己私人代表出使美国。
宋子文于1940年6月出使美国。此次美国之行，宋的收获很大，美国政府表示将向南京政府提供援助总额达数亿美元（包括物资），除2000万美元需要偿还外，其余一概作为无偿赠送。毫无疑问，宋子文为南京政府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在美国同时也为自己捞一把的行为，不但引起了南京政府内部、朝野上下异议，也引起了宋氏家族的嫉妒。
对此事，蒋介石心里也明白，他也非常不满；但另一方面他认为，至目前为止，能与美国人打交道的只有宋子文。所以，当宋家人不断地向他鼓吹宋子文的“经济问题”时，他说：“你们都说他有问题。可你们谁人能代替他和美国人打交道，谁能把美元搞到手。我就相信谁！”
一听蒋介石这样说，宋美龄立即回答：“我可以去！”面对蒋介石有些疑问的目光，宋霭龄和孔祥熙等人极力推荐，说宋美龄无论从智力到外交手段，包括外语都不在宋子文之下。老蒋略一思考，便同意了。于是，1942年11月，宋美龄以蒋介石夫人的身份去美国访问。她此行责任重大，按照蒋介石的指示，一是通过她自己的管道亲近美国政府，寻求美元支持，在可能的前提下逐渐替代宋子文；二是要查清宋子文在美国与哪些人联络，他争取美元的管道有哪些。他要宋美龄通过努力，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变以宋子文为惟一中心与美国交往的局面。同时，宋美龄去美国也为自己治病。
宋美龄通过在美国7个多月的频繁活动，不论是在美元争取的数量上，还是与美国高层的沟通上，其成绩远在宋子文之上。
家庭会议再次开打
当蒋介石因夫人宋美龄的成功而明白宋子文并非他在美国的惟一依靠时，便决心踢开宋子文。他下令召宋子文回国。蒋介石亲自主持了一次蒋宋家族会议。宋美龄尽管对宋子文不满，但她还是向蒋介石提出了两点要求：一、家丑不可外传；二、为了国家大业，不要太计较几个美元的小事。为此，蒋介石回答：只想证实一下判断，绝不会伤及亲情，更不会危害国家。
在1944年元月5日的蒋宋家族会上，宋美龄、宋霭龄、孔祥熙和宋子文出席。首先由蒋介石婉转地提出，希望宋子文把在美国租借物资的管理权交出来，以避免丑闻的流传。宋子文自然不愿交出管理权力，他大声发问：“丑闻，什么丑闻？”蒋介石回答：“你出去打听一下。对你在美国的行为议论太多了，我也是出于维护你的威信着想，子文兄，并不是我信不过你，完全是为了证明你的清白，这样做大家都好。”宋子文问：“交给谁？”蒋介石停了一下，说：“从关系上讲，是不是由财政部管理更顺一些。”宋子文立即拿出预先准备好的一大堆材料，证明由财政部管理的美国对华救济联合会的捐款，同样存在着大量的问题。
蒋介石问他：“子文兄，你讲讲，财政经济问题究竟怎样处理才行？根本原因是什么？”宋回答：“造成经济混乱的根本原因是机构太多，而又没有一个机构具备解决所有经济问题的权力。政出多门，必然不能进行有效的管理。我可以辞去外交部长之职，请求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来监督其它机构。”
宋子文的目的很明显：宁可不当外交部长，也不能丢掉财政大权。但这正好与蒋介石的想法相悖，蒋的目的是要宋子文交出财权。所以蒋回答：“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势必打乱现行的政府机构，从根本上讲，它不符合宪法。”
一听此言，宋子文放肆大笑起来：“宪法？宪法是什么？是一个橡皮制成的图章，是一个任人奸淫的下等妓女。在我们整个南京政府，包括宪法在内的一切还不是你随意几个想法，随便几句话吗？你蒋委员长大权在手，我在美国为你出了多少力？可你怀疑我、派你的夫人去调查我，哼，我和你那些部下是不一样的！”宋子文的狂妄终于激怒了蒋介石。他早已忘掉夫人美龄的告诫，马上立起，随手抓起一只茶杯扔向宋子文，宋子文的额头顿时鲜血直流。这便是蒋宋家族中有名的“茶杯风波”。
一对冤家随风逝去
到了1949年，蒋介石政权已面临彻底崩溃。这年1月21日，蒋介石再次宣告下野。而6月9日，宋子文也偕夫人一同飞往美国纽约。至此，他晚年一直生活在美国。1971年4月21日，宋子文因进餐时被一块牛排卡住气管，导致心脏病发作而亡。77岁的宋子文死了。他与蒋介石的恩怨也结束了。
二、宋子文为何四次辞职：我要做人不要做蒋介石的一条狗
据胡汉民私下说，宋子文曾说过“当财政部长无异做蒋介石的走狗，从现在起我要做人而不是做一条狗”。官方关于宋辞职的解释也是由于难以解决的财政状况。1933年10月29日，汪精卫在南京对记者谈宋辞职原因时称：“自国难以来，收入骤减，军政费用，约每月短少1000余万元之巨，因无法筹措，故欲求去。”
宋子文自1928年初出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至1933年10月最终辞去这一职务，为期近7年。在南京政府中，除孔祥熙外，宋子文是任期最长的财政部长。
但在这7年时间里，宋子文的财政部长不是一贯制的，或长或短，中间有过多次辞职，或真或假，原因不尽相同。
宋子文第一次提出辞职是1929年8月6日。
1929年8月1日，国民党军政要员在南京召开第二次编遣会议。会前曾计划将军队减至60万人，但会上又增至80万人，实际上蒋、冯、阎各派系谁也不肯削减自己的军队。在此情况下，宋子文以编遣会议后军费仍不能减缩，预算不能实行，财政困难无法应付为由，自上海电南京政府辞职。
宋子文自1928年以来，通过各种手段，为南京政府筹措了不少经费，所以他的辞职政府不予同意。8月7日，蒋介石抵上海挽留宋子文。9日，南京政府下令挽留宋。宋子文本来不是真心辞职，只是为军费问题给各派系施加压力。经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的挽留，宋子文允许复职。8月13日，宋子文在上海宴请银行界，商讨再发编遣公债5000万元，由海外华侨认购1000万，其余的由上海银行家负责筹募。当天晚上，宋子文返回南京复职。
宋子文第二次辞职是1931年12月20日。
这次辞职，是配合蒋介石下野的一个行动。此前，1931年5月，国民党已经分裂，出现了南京与广州两个政府。“九·一八”事变后，1931年10月27日至1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和平统一会议”上，宁粤双方达成一项妥协性协议：宁粤双方分别召开国民党“四大”，而后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改组南京政府，实现宁粤统一。但粤方坚持蒋介石下野，才去南京。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于12月15日通电下野，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同日，国民党中常会议推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为了表示同蒋介石共进退，宋子文于12月20日向国民政府呈请辞行政院副院长及财政部长本兼各职。
12月28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决议：孙科为行政院院长，陈铭枢为副院长。1月30日，改组行政院各部，财政部长由黄海梁署理。
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及黄海梁署理财长后，最感棘手的就是财政。当时的财政，孙科说过这样一段话：“以言财政，几年来债台高筑，罗掘已空，中央收入每年本有4万万，但除还债外，能用之款不及1万万。欲再发债则抵押已尽，且市面债券价格，不过二三成，即强发行，于事何补？最近财政、税收，每月不过600万，而支出方面，只军费一项，照前月财委会核减之数，每月须1800万。”自宋子文下台时，黄海梁派员接收国库，未得分文现金，而宋子文还拖欠银行界1000万。黄本人在财政界既无资历，又无特定银行做背景，处于孤军无援的境地。他曾到上海想筹款1000万，经多方设法，才搞到300万，照当时军政费每月2200万元计算，仅够4天开销。
由于财政无法解决，黄海梁只署理了20多天的财政部长，于1932年1月26日辞职。孙科的行政院长也担任了不到1个月时间，1月28日改由汪精卫担任。孙科下台后，对蒋、汪十分痛恨。1932年2月，孙科在上海出资办了一个《民众周刊》，由王昆仑主编，写文章把蒋、汪骂得一塌糊涂。
孙科和黄海梁下台后，1932年1月30日，南京政府又命宋子文为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
不久，蒋介石也重新上台，两人重新合作。
宋子文第三次辞职是1932年6月4日。
这次辞职是因“剿共”军费问题引起的。“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认为共产党是比日军更危险的敌人。1932年夏，当中国同日本战争的危险一平息，蒋介石就准备浩大的军费，并发动大规模的战役进行“剿共”。
宋子文对此不同意，他认为抗日比“剿共”更为重要，政府应力图收复满洲，保卫华北。于是，宋子文和蒋介石为筹措对共产党战争的军费发生龃龉。1932年6月初蒋介石往汉口“剿共”总司令部，要求每月军费由1300万元增加到1800万元。这一做法，使宋子文的节缩计划流产。
6月3日，宋和蒋的争论达到顶点。
这时，蒋介石将驻在上海的19路军调赴福建。原来，他担心这支已成为抗日象征的军队会威胁他的权力，所以希望它在福建同共产党的作战中毁灭掉。宋子文反对调动19路军。1932年6月4日，宋子文和19路军指挥陈铭枢相继辞职，隐居上海。
在此期间，宋子文对蒋介石的政策进行了攻击。他在对记者谈话中说，他的辞职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财政部不能提供“剿共”所需的军费。增加各项税款也不可能，因为日本袭击时期，上海商业几乎停顿。
宋子文还对蒋介石反共政策的合理性提出了异议。他说：“难道匪患和共祸仅仅是军事问题，我们能希望用陈旧和劳民伤财的军事征伐获得成功吗？匪共之患不就是因政治、军事和经济失调而滋长起来的？倘若他们在政、军、经几方面得到合理的对待，那末即使并非洋洋大观，他们岂不将报之以较好的反响吗……对于这些问题显然不该由一个财政部长来解答。”
宋子文的这些诘难有些哗众取宠，但可看出他对蒋介石的政策不是完全赞同的。
宋子文辞职后第三天，蒋介石、汪精卫及其他国民党要员在南京会商，决计复电慰留，劝其“以国家大局为重，继续负责维持”。宋子文虽一再辞职，但仍愿意妥协。6月7日，汪精卫等赴沪挽留宋子文，宋子文同意打消辞意，但是必须请假略事休养。
6月14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又到上海挽留宋子文与陈铭枢。7月7日，双方在上海协商达成了妥协方案，军费从每月1300万元增加到1500万元，比蒋原来要求的1800万元少300万元，宋子文才同意复职。
7月12日，宋子文表示不再为“剿共”军费发行新公债，而用增加的盐税和其他财源以增加收入。这只是换了一个办法，实际上，宋子文仍在为蒋介石提供“剿共”军费。
宋子文第四次辞职是1933年10月。
1933年夏，宋出访欧美回国后不久，请辞财政部长及行政院副院长之职。10月29日，国民党中政会决议，准宋子文辞财政部长职，由孔祥熙接任。同日，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准宋子文辞行政院副院长职，亦由孔祥熙接任，但保留宋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职，并选宋为国府委员。
宋子文此次辞职的原因，说法不一。半官方的《时事月报》说，宋辞职的原因很简单，“7年来工作过度，他感到精神上、体力上疲劳不堪”。但宋子文否定这种说法。10月30日，他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愤怒地说，任何健康状况不佳的报道都是错误的，他不准备用“东亚病夫”作为辞职的托辞。但是宋子文拒绝公开说明他辞职的原因。据胡汉民私下说，宋子文曾说过“当财政部长无异做蒋介石的走狗，从现在起我要做人而不是做一条狗”。
另一种说法是宋子文出国期间，蒋介石突破了他的预算，而且把这笔钱都花在最新一次“剿共”军事行动上。宋子文回国后对此非常恼火，急急忙忙去见蒋介石。这次会见终于引起了轰动一时的争吵，最后蒋介石打了宋子文一记耳光。宋子文为此辞去职务，由孔祥熙接替他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
官方关于宋辞职的解释是由于难以解决的财政状况。10月29日，汪精卫在南京对记者谈宋辞职原因时称：“自国难以来，收入骤减，军政费用，约每月短少1000余万元之巨，因无法筹措，故欲求去。”
事实上，宋子文辞职是由于同蒋介石对政策的分歧引起的。蒋介石在同汪精卫等商量后，决定进一步寻求向日本妥协，而宋子文“在公开场合屡次表示他反对向日本屈膝投降的任何措施”。“所以，宋子文的辞职可以充分解释为那些早已致力于消除中日分歧的官员们的极大胜利。”
另外，在“剿共”与抗日什么为最重要的问题上，蒋、宋也意见不一。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宋主张坚决抵抗日本，同时用经济和政治的办法扑灭共产党。
三、蒋介石为何痛恨妻舅宋子文却重用贪腐的连襟孔祥熙？
杨天石先生对蒋介石日记的研究后发现，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以后，孔祥熙也去了台湾，蒋介石非常欢迎，经常到医院去看他，跟孔家的关系很好。宋子文到台湾，蒋介石在中秋晚上，只跟他谈了半个小时，话不投机，就各自分别了。蒋介石一辈子不能原谅宋子文，也不想再用宋子文，原因在这个地方……但是，孔祥熙善于理财，而且只要蒋介石要钱，他一定是有求必应，而且不问用处。八年抗战之后，国库里面居然有十亿外汇和黄金。相对于宋子文后来造成的财政灾难，蒋介石一直后悔没有继续让孔祥熙管理财政。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名近代史研究专家杨天石的《找寻真实的蒋介石Ⅱ》由华文出版社出版。在本书中，写到了蒋介石与各种政治人物的关系。其中有一部分，就是他与宋子文、孔祥熙等有着亲戚关系的裙带，以及他与宋美龄的夫妻关系。那么，他与这些裙带的关系如何，蒋介石是否任人唯亲和一味袒护？杨天石先生的研究，揭开了这个谜底。本报记者根据杨天石的著作与采访，将这些议题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夫妻关系，过去总是用政治婚姻来概括，但实情并非如此。宋美龄漂亮，文化高，修养好，两人实际上是一种感情上的结合。
夫人宋美龄政治联姻，但感情深厚
对于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夫妻关系，过去总是用政治婚姻来概括。杨天石不赞成这种说法，“宋美龄漂亮、文化高、修养好，我认为蒋介石跟宋美龄应该是一种感情上的结合，当然这个跟宋家的地位、身份也有关系。”“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认为蒋介石跟宋结婚，一个是政治婚姻，另外，跟宋家联姻，可以有利于和江浙财团的联系，这个说法也没有根据，宋家有钱，但是宋家不是很有钱，而且和江浙财团，和那些大银行更没有什么关系。”
蒋介石对宋美龄产生爱慕之情是在第二次广州见面时。1926年6月30日，蒋介石日记出现“往访大、三姊妹”的记载，“大”，指大姐宋蔼龄；“三”指的就是宋美龄。7月2日，宋美龄回上海，日记云：“美龄将回沪，心甚依依。”虽短短几字，但说明了蒋介石的爱慕之心。在当年日记《姓名录》一栏，他特别写上：“宋美龄：西摩路一三九”等字。
进入1927年，蒋介石日记中关于宋美龄的记载逐渐增多。如：3月21日日记：“今日思念美妹不已。”5月4日日记：“致梅林电。”5月11日日记：“赠梅弟相。”“晚，致梅弟信。”
这里的“美妹”、“梅林”、“梅弟”，指的都是宋美龄。又是思念，又是致电、致函，又是寄赠相片，说明蒋介石开始了对宋美龄的“苦苦追求”。5月18日，蒋介石自南京到上海参加陈其美殉国纪念会。上午7时，车到上海，蒋介石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去看望宋美龄。这一天，蒋介石虽然照例在日记开端写了一行字：“叛逆未除，列强未平，何以家为？”意指在陈炯明和“列强”尚未平定之前，不该考虑个人“成家”一类问题。
1927年，蒋介石用不同办法处理完了与前三位夫人的关系，于当年12月1日与宋美龄结婚。当日，蒋介石感到幸福之至，他在日记中写道：“见余爱姗姗而出，如云霞飘落。平生未有之爱情，于此一时间并现，不知余身置何处矣！”婚礼完成后，二人共同乘坐新买的汽车兜风，当晚，至宋宅宴会。9时，回新宅，入新房。次日，在家“与爱妻拥谈”，他在日记中写道：“乃知新婚之蜜，非任何事所可比拟。”
宋子文花光了孔祥熙在国库积累的财富，在解放战争期间造成了财政灾难，蒋介石多次在日记中詈骂，认为宋子文是他失败的部分原因。
郎舅宋子文挥霍国库，导致失败
杨天石先生对蒋介石日记研究发现，“蒋介石与宋子文在大部分时间关系极坏。”
20年代，宋子文是国民党左派。1926年底，发生迁都之争，到底国民党的中国政府是设在武昌还是南昌，蒋介石主张南昌，汪精卫、宋子文主张在武昌。蒋介石派他的军需官向宋子文要钱，宋子文以军费威胁，最后，蒋介石只好同意武昌建都。
宋子文当了财政部长、行政院长后，为了平息物价，稳定货币，大量地抛售黄金外汇，短短的几个月，把国库的黄金外汇用得差不多了。蒋介石发现以后，紧急刹车，说再这么花下去，我的家底就被人花光了，所以又把宋子文给撤了。这件事，蒋介石永远不原谅宋，他觉得孔祥熙虽然贪污，但是毕竟国库里攒了很多钱，但是宋子文把自己那点家底全部花光了，以后打仗买军火从哪儿来钱？后来，蒋介石一直把宋子文看成他失败的罪魁祸首之一，就是因为宋子文把国库的外汇黄金全部花光了。
所以，后来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1942年底到1943年初的开罗会议，照道理，外交部长是要出席的。蒋介石去了，宋美龄、王宠惠去了，但是没有让宋子文出席。就因为当时蒋介石很生宋子文的气，蒋介石认为宋子文嚣张跋扈，认为此人不可用。
杨天石先生对蒋介石日记的研究后发现，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以后，孔祥熙也去了台湾，蒋介石非常欢迎，经常到医院去看他，跟孔家的关系很好。宋子文到台湾，蒋介石在中秋晚上，只跟他谈了半个小时，话不投机，就各自分别了。蒋介石一辈子不能原谅宋子文，也不想再用宋子文，原因在这个地方。
孔祥熙虽然贪污，但善于理财，只要蒋介石要钱，他一定是有求必应，而且不问用处。蒋介石后来对于撤换他非常后悔。
虽然贪污，但善于理财
抗战期间，孔祥熙劣迹斑斑，受到各界人士的广泛反对。连军统骨干唐纵都认为“孔之为人，莫不痛恨”。学潮反映出当时社会公众对孔祥熙和国民党官僚阶层的普遍不满。这一点，蒋介石有认识。他在日记和《反省录》中写道：
骄矜自满而不自知者是为政治者之大忌。不能齐家，何能治国，人皆由于自侮也，可不戒乎？（《蒋介石日记》，1942年1月10日）
戚属恃势凌人，骄矜自大，不知公私，不明地位，亦时令人愤懑。（《上星期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月17日）
滇黔各校反对庸之夫妇之运动已酝酿普遍之风潮，此乃政客、官僚争夺政权之阴谋，可谓丧心极矣。然而平时之不加自检，骄矜无忌，亦为之主因也。1942年1月21日。
这些地方，说明蒋介石不是没有看到孔祥熙家族，特别是孔祥熙本人的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对孔祥熙和行政院采取任何措施，仍然怪罪于“国人”，特别是学生。他在1942年1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国人与青年皆无辨别之智能，故任人煽惑，以致是非不彰，黑白颠倒，自古皆然。”
1945年春，国库局的几个知情的年轻人，开始向重庆国民政府秘密检举身为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有贪污“美金公债券”的行为。3月19日，蒋介石日记云：“研究中央银行舞弊案。”此后，蒋介石日记中连续出现相关记载。
1945年5月22日，蒋介石因中央银行业务局的黄金舞弊案发现重大嫌疑，电召孔祥熙速回。同年5月5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日，选举国民党新一届中央委员。长期以来，孔祥熙的贪渎名声早已流传在外，口碑甚坏，但是，孔是蒋的姻亲，宋蔼龄、宋美龄都“护孔”，蒋在财政上也要依赖孔，因此，外间虽反孔，而蒋介石却常加维护。选举中，孔祥熙和粮食部长徐堪的票数都很低。后来选举常委时，孔祥熙竟至于落选。蒋介石感叹地在日记中写道：“其信望坠落至此，犹不知余往日维持之艰难也。可叹。”
同月28日，六届一中全会开幕，任务之一是解决行政院的改组问题。1938年1月，孔祥熙任行政院长，至1939年11月，蒋介石自兼行政院长，孔祥熙改任副院长。此后，社会“反孔”情绪更趋强烈，蒋介石不能不考虑“换马”。六届一中全会期间，蒋介石日记云：“为庸兄副院长职务亦甚烦恼，但为党国计，不能不以公忘私也，苦痛极矣。”从这一页日记不难看出，蒋介石既想甩开孔祥熙而又难于决断的矛盾心理。次日，蒋介石宣布，他本人和孔祥熙分别辞去行政院正副院长职务，改以宋子文、翁文灏充任。6月1日，蒋介石考察干部状况，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对孔祥熙的考语：“（庸之）不能为党国与革命前途着想，而徒为本身毁誉与名位是图。”至此，孔祥熙不仅在政治上失势，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也很不堪了。
但是，孔祥熙善于理财，而且只要蒋介石要钱，他一定是有求必应，而且不问用处。八年抗战之后，国库里面居然有十亿外汇和黄金。相对于宋子文后来造成的财政灾难，蒋介石一直后悔没有继续让孔祥熙管理财政。
四、蒋介石侍卫长：宋美龄曾离间蒋介石蒋经国关系
1937年4月，蒋经国自苏联回国后，曾在上海、杭州等地等候多时，却无缘即刻得见父亲。其实，蒋介石并非不爱经国，而是唯恐表现得过于急切，反令经国遭宋美龄的忌恨。于是蒋介石交代经国回乡读书。这些情景，王世和都看在眼里，心知肚明。王世和对身边的人说，夫人（宋美龄）对经国、纬国初期皆心存芥蒂，但这本不足为怪，毕竟她当初曾希望育有一男半女。宋美龄担心经国、纬国独占了蒋介石子嗣之爱，所以竭尽可能离间蒋氏父子，这是年轻时的宋美龄“多一个心眼”的算计。
王世和，蒋介石第一任侍卫长，曾与蒋出生入死20年之久。他毕生低调谦冲，从不对外炫示功绩，外人鲜有知晓者。而若蒋介石身边没有王世和，不仅蒋介石个人历史有可能改写，连国民党党史也可能大异其趣。
家乡子弟兵随身护卫
王世和是蒋介石的表侄，其祖父与蒋介石母亲王采玉系堂姐弟关系。浙江奉化溪口镇葛竹村地处偏远，人口寡少，营生条件艰困。王采玉嫁到蒋家后，她的堂弟曾在蒋家“玉泰盐铺”当店员。若干年后，堂弟之孙王世和年方弱冠，一直待业在家。王采玉受堂弟请托，代觅营生职业。世和虽仅私塾文化水平，但秉性忠厚纯朴，反应机灵，手脚勤快，遂被安排在“玉泰盐铺”当学徒，顺便在蒋家听候差遣。蒋介石元配毛福梅既要侍候婆婆，又要帮忙照管盐铺生意，忙进忙出，遇有杂务，即吩咐王世和代为操办。王世和年纪虽轻，但总能把事办得妥贴，甚得蒋家上下欢心。
1921年6月14日，蒋母王采玉病逝，蒋介石返家奔丧守制期间，玉泰盐铺暂时歇业，王世和遂无业在家。守制期满，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命，“墨绖从公，来粤助战”。此前，蒋介石与粤军将领矛盾甚深，深恐此行粤军对他采取不利行动，因而打算挑选忠贞可靠的家乡壮丁，组织一支小规模近身侍卫队。他见堂侄王世和长得精干结实，反应灵活，便命其广招体格健壮、吃苦耐劳的家乡青年，又挑选蒋恒祥、蒋瑞昌、蒋甫元三名蒋姓宗亲侄辈，担任近身侍卫，组成四名成员的侍卫小组。王世和是年22岁，较其他蒋姓侄辈年长，蒋介石遂命王世和为首。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全面叛变，孙中山急电蒋介石返回岗位救援。当时，孙中山已率众退出广州城，广州城区及近郊均为陈炯明部队占领。抵达广州城郊后，知悉孙中山已登上永丰舰，蒋介石即派王世和化装成商旅，到黄埔岛一带了解情况。王世和以重金租了一条民船，偷偷越过陈炯明部队哨兵，让蒋介石与随员成功登上永丰舰。
上舰之后，蒋介石得知船上食物果菜几近耗尽，连孙中山的日常饮食都成问题，即命王世和利用舰上小舟摸黑到对岸，向民家采购日常食品。小船行至半途，被陈炯明岸上部队发觉，立即以探照灯照射，一路炮击。永丰舰官兵见状马上以炮火掩护。枪林弹雨中，胆大心细的王世和最终圆满完成任务，成功购得粮食与蔬菜。
其间，陈炯明的岸炮不断朝永丰舰等舰只轰击，孙中山率众发炮反击，舰上官兵在战斗中颇有死伤，甲板上血渍处处。完成任务后的王世和又扶助伤员到舱下裹伤，并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毅然加入战斗。有了几次共同作战默契之后，王世和与蒋介石的关系更为紧密。他烧得一手好宁波菜，经常在随侍转战期间照顾蒋的饮食。在广东、福建期间，蒋介石与陈洁如夫妻尚属新婚燕尔，情感甚笃。陈洁如时常教王世和学文化，对王世和的忠厚笃实甚为信赖。1923年底，孙中山有意委派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
陈洁如向蒋介石建议：侍卫随从年纪尚轻，为日后前途着想，应鼓励他们学习文化。今总理既有意兴办军校，何不令世和堂侄进入军校第一期就读，毕业之后仍能为你服务，有了军校学历，你才方便为他谋一官职。蒋介石听从了陈的建议。1924年5月3日，王世和被录取为黄埔一期生。与之同属一期第四队、日后平步青云的国民党军政要员有胡宗南等人。
王世和进入黄埔军校后，将军校学来的基础军事训练（移植自苏联红军）知识，用于侍卫工作中。例如，他规定侍卫人员着军服及硬式打钉皮鞋，并规定夜间卫兵换班交接时，一律以正步行换班礼。这样，侍卫行走及行礼时，会发出“咔、咔、咔”的声响。据闻蒋介石夜里喜听侍卫换班的脚步声，并积沿成习，数十载不变。
1942年，俞济时（亦为黄埔一期生，就职前任七十四军军长）接任侍卫长，恐怕侍卫脚步响声扰人清梦，命令值夜一律穿着布鞋。接任第二天，蒋介石就把俞济时叫到跟前斥问：“为何卧房门口昨夜没有侍卫值班？”俞济时未明所以，一脸骇然，立刻下去查问，方知蒋靠听鞋声辨识是否有卫兵值班。1926年7月1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正式发动北伐。北伐部队编制上有8个军，还编组了一个警卫团，王世和任营长。1929年8月12日晚间，于蒋介石上海爱多尼亚路十二号寓所担任“外卫”的警卫排某员，受人鼓动贿赂，入蒋寓所准备行刺，被王世和领导的“内卫”拦下盘问并当场识破，随之发生扭打，后刺客被制服，凶器当场缴获。蒋介石认为行刺事件事出有因，若非王世和领导的侍卫人员机警，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下令改组警卫，在总司令部成立侍卫班，任命王世和为上校侍卫长。
卷入蒋家内部恩怨
王世和与蒋介石荣辱相依、生死与共，自不可避免地进入蒋的核心世界，卷进蒋氏家族恩怨的漩涡中去。其中，尤以蒋介石几房妻妾彼此间的较劲纠葛，最令王世和左右为难。王世和是出身农村的旧派人物，受人点滴，涌泉相报。在玉泰盐铺当学徒期间，王太夫人（王采玉）待这位堂侄甚为宽厚，王世和对王采玉的媳妇毛福梅自然是忠心耿耿，有事必办。
毛福梅成为蒋介石的下堂妻以后，王世和不免有同情弱者心态，对毛氏格外带着几分怜悯与报恩之念。这个悲悯之念日积月累，成为宋美龄长期误解王世和的原因之一。后来，在黄埔军校颇得人缘、被军校学生称为校长夫人的陈洁如，也成了下堂妻。王世和曾私下里对人说，陈洁如个性笃厚，没有心机，不搞权谋，事事为蒋介石设想，照料蒋无微不至。对待下人，陈洁如也和善慈悲，从不疾言厉色。相较之下，宋美龄则巧于智谋，工于算计，且处处流露出“千金”的骄矜，对下人的脾气很大，公馆服务人员都畏惧她的威严。
1937年4月，蒋经国自苏联回国后，曾在上海、杭州等地等候多时，却无缘即刻得见父亲。其实，蒋介石并非不爱经国，而是唯恐表现得过于急切，反令经国遭宋美龄的忌恨。于是蒋介石交代经国回乡读书。这些情景，王世和都看在眼里，心知肚明。王世和对身边的人说，夫人（宋美龄）对经国、纬国初期皆心存芥蒂，但这本不足为怪，毕竟她当初曾希望育有一男半女。宋美龄担心经国、纬国独占了蒋介石子嗣之爱，所以竭尽可能离间蒋氏父子，这是年轻时的宋美龄“多一个心眼”的算计。
1937年五六月间，蒋经国返回奉化后，蒋介石命毛福梅在丰镐房为蒋经国、蒋方良补办中国式婚礼。蒋介石心细如发，唯恐经国婚礼太过张扬引起宋美龄不悦，故私下命王世和回乡操办杂务，并要毛福梅单独主婚，自己则隐身幕后。尽管婚礼十分低调，依然被远在南京的宋美龄察觉。这场在奉化举行的婚礼像一根针似的，不断扎着宋美龄的心房。1939年，蒋纬国自德国辗转经美国回国。
当时，纬国的身世问题成为报章花边新闻渲染的焦点，传到宋美龄耳中，自然引发她的极度不悦。她质问蒋介石纬国究竟是不是他的亲生儿子，如果不是，为什么要代为照管；如是亲生儿子，生母是不是负责带大纬国的姚冶诚；如果生母不是姚氏，那蒋介石是不是还有别的女人。宋美龄质疑蒋介石违反基督教“十诫”中不说谎的戒律。对于纬国的身世，蒋介石实有难言之隐，但越是神秘，越是引人揭发底细的兴趣。
王世和尝与人云，纬国尚在少儿时期，就常由姚冶诚带来广州到黄埔军校探望蒋介石。党内大员夫人均甚喜爱蒋校长这位眉清目秀的二公子，茶余饭后，不免八卦闲语。某日，吴忠信夫人王唯仁、居正夫人钟明志等姐妹一起打麻将，4个女人便聊起纬国的母亲是不是姚冶诚。钟明志说，纬国的生父不是蒋介石，而是戴季陶，生母自然更不可能是姚冶诚。众女追问她是听谁说的，她说，这事是姚夫人亲口告诉她的。钟明志所言不虚。纬国的日籍生母，当年千里迢迢抱着纬国来到中国，将孩子交给蒋介石。但蒋一个大男人，忙于“奔走革命”，哪能照顾纬国，故托付姚冶诚照管。
蒋常令王世和往返苏州，为姚冶诚及纬国送钱送信，采办生活用品，代为照料生活杂务。宋美龄明知王世和乃系奉蒋命办事，但仍把忌恨之气出在王的身上，视他为眼中钉。1939年12月12日，日军轰炸奉化，投弹击中丰镐房附近，毛福梅当场被炸死。当时王世和原本奉蒋介石之命，正准备兼程赶返故里接出表婶毛福梅，讵料不及赶回，已发生意外。
1943年间，宋美龄又为家中小事发脾气，一气之下跑到美国。后宋美龄怒气渐消，通知蒋介石她将于某日返回重庆。王世和身为侍卫长，有职责向蒋汇报行程安排。在宋美龄返国前数日，王世和特意提醒蒋介石，某日某时夫人搭机返国，请委员长排出时间前往接机。蒋介石闻言不置可否，王世和猜蒋可能还在生宋美龄的闷气。到了夫人回国当天，蒋介石依旧纹风不动，王世和深知蒋的脾性，亦不敢主动提起。蒋介石派座车前往机场，本人则执意不去接机。宋美龄从机场返回官邸，怒问蒋介石为何不去迎接。蒋介石不消分说竟抡起拐杖朝王世和打去，并责问：“为何不告诉我夫人今天要回来！”王世和被打得晕头转向，却是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只有吞下这口窝囊气。宋美龄与王世和之间的误解，不免再度加深。
护卫二十载避争退乡里
为大局计，王世和依旧忍辱负重，坚持做好分内的事。他最后两次重大任务，一是在1942年2月陪同蒋介石夫妇出访印度，二是1942年4月5日随侍蒋介石夫妇访问缅甸。这趟缅甸之行，蒋介石一行人差点命丧九霄云外。4月5日当天，蒋介石乘车前往缅甸夏都梅苗开会，行程情报可能被日军侦悉。蒋抵达不久，20架日本轰炸机即飞临上空投弹，王世和等侍卫员马上护卫蒋宋二人，找掩体避难。迅雷不及掩耳，一枚炸弹就落在蒋介石夫妇近身50码处，所幸炸弹并未爆炸，否则蒋宋二人即便不粉身碎骨，也要身受重伤。
从缅甸回国途中，蒋介石座机刚从缅甸机场起飞10分钟，即接获地面警告，日本驱逐机18架，分为3小队袭来，但因未辨方位，正在云层中找寻蒋座机位置。机上每位乘客与机组人员均配发有降落伞，一旦座机被日机炮火击中，只有跳伞逃命。幸运的是，那天云层很厚，座机躲进云层中逃过一劫。几分钟后，座机飞临我国领空，中国空军机群随即起飞掩护，日机才掉头逃走。蒋介石对王世和的忠诚深信不疑。然而，王世和在安全保卫工作上的主张和安保措施的安排，还是经常遭受各方或明或暗的挑战。蒋介石近身的内卫人员，起初清一色是他在奉化的邻里戚党，统归王世和差遣调度，对蒋死心蹋地，唯命是从。
王世和全盛时期的职务是侍卫长兼侍卫总队总队长，虽仅为上校衔，却握有过滤会见蒋介石名单的大权，连军统局戴笠要见蒋介石，也要对王弯腰哈背，礼数备至。戴笠第一次到黄埔路官邸求见蒋介石，王世和见戴其貌不扬，行动鬼祟猥琐，以为又是刺客，还闹出把戴笠撵出官邸的笑话。戴笠尽管怀恨在心，但王世和是“天子人马”，他也拿王莫可奈何。戴笠派了一个军统特务混进侍卫总队，想在蒋介石身边安个眼线，好随时向他通报老头子的言行举止。没想到王世和粗中带细，特务才安插进官邸没两三天，就被王识破，当众揪了出来，二话不说，当下就叫他滚出官邸。此事不仅让戴笠颜面尽失，也让他在蒋介石面前栽了个大跟头。
从1921年蒋介石召集溪口乡亲当近身侍卫到1942年惊险的缅甸之行，20年来，王世和跟随蒋介石片刻不离，历经无数艰险，虽称不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是克尽职守，无怨无悔了。厌倦了尔虞我诈的宫廷内斗，王世和想暂时回乡，不再过问蒋家的是是非非。虽然蒋介石陆续发布他任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国民政府参军处中将参军等职，他依旧避居奉化老家，过着不问俗务的乡居生活。回看王世和追随蒋介石的20年岁月，其最大贡献是秉持愚忠，不避危险，竭尽全力护卫主人的生命安全。此外，蒋介石乃至早期国民党高官的安全护卫体系，也是在王世和手里建立并完善起来的。蒋介石的侍卫最后甚至发展成为一支代号“精忠部队”的庞大卫队，最膨胀时期号称拥有一个军。
一言得罪蒋经国从此难见旧主人
时光推移，江山易手。1949年4月25日，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薄暮夕照之下，挥别老家，挥别祖先庐墓、亲族乡党，挥别奉化溪口故里。临行前，蒋介石密令夏功权（曾任蒋介石专机座机驾驶、空军武官）前往访谒王世和，劝他跟随蒋去台湾。王世和告诉夏功权：我已年过半百，无心仕途，再跟先生已无意义。夏功权说，请你撤退是先生亲自下的命令，你追随先生多年，假如不走，先生担忧你性命不保。勉为其难，王世和答应离乡。4月底的一天，一艘国民党海军登陆艇停泊在奉化外海，王世和一家人收拾起简单行囊，扶老携幼，航向台湾。
暂居台北之初，许多国府高官流落孤岛，无所事事。那时流传的笑话是，巷子口卖烧饼油条的，过去在大陆说不定还是个统帅千军万马的将军。王世和毕竟沾上点“皇亲国戚”的边，蒋介石还是派给“国防部高参”官位，待遇比照中将衔，是个按月发饷不用上班的闲差。但是，在异乡人海茫茫，举目无亲，单靠一份薪饷，怎么养得活一家十几口人？百无聊赖之下，王世和想再找一份差事贴补家用。1951年9月，王世和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四队的同学、蒋介石的头号爱将胡宗南，被蒋任命为“江浙人民反共游击总指挥”，还兼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驻守大陈岛，指挥国民党军残部，在浙江、福建与广东沿海从事骚扰破坏活动。
王世和被任命为胡宗南的副手，担任“副总指挥”。只是王世和对打游击完全缺乏兴趣，久经阵仗的他心知肚明，国民党“反攻大陆”是完全没有希望的。因此，他根本没有到任，也从不曾执行“副总指挥”的职务。一年多后，1953年6月24日，解放军进占大陈岛，所谓“江浙人民反共游击总指挥部”自此撤销。在为胡宗南重新安排职务的同时，蒋介石也为王世和安排了新职，蒋经国代表父亲征询王有没有意愿接任台湾省警务处处长。当时，假如蒋介石走出官邸，沿路经过的军警宪特全要听从侍卫长统一指挥。
到台湾初期，蒋介石的侍卫长是俞济时，俞是王世和的后辈。想到这里，王世和毫不迟疑地推辞：“我最看不起警察、律师，我还是干我的‘国防部高参’吧！”蒋经国起初有些大惑不解：“阿哥，你不是嫌没事干，闲得发慌吗？这会儿怎么又推辞了呢？这是阿爸的一番好意啊！”事后，蒋经国想通了王世和的顾忌，特意给王世和在“国防会议”安插了“设计委员”的闲差。当时，蒋经国是“国防会议”副秘书长，“国防会议”等于是国民党军队和情报单位的太上机关。蒋经国名义上是副职，实际上是总绾兵符的人，所有军方事务、情报业务均得经过“国防会议”核准才算数。王世和对军事参谋、情报工作向来缺乏兴趣，毕竟“设计委员”只是一份酬庸性质的职务，根本无需“设计”。但是，在担任这个位高无权的“设计委员”期间，王世和有更多机会了解蒋经国不为人知的一面。他逐渐从不同渠道听闻有关蒋经国的风花雪月、蜚短流长，类似的流言也正在军政要员之间传播。
王世和暗忖：自己身为兄长，有义务规劝蒋经国，制止传言进一步扩散。某日，趁蒋经国到家里来串门，王世和正襟危坐告诉他：“经国啊！你要注意一下自己的生活，不要给‘总统’和你自己惹来麻烦……”话还没说完，蒋经国脸色就阴沉了下来。蒋经国趁当天去士林官邸，把侍卫长俞济时拉到一旁，表情严肃地说：“从今天起，王世和如果要来见‘总统’，一律不准他见！”俞济时不知道王世和什么事得罪了蒋经国，也不好多问。蒋经国不让王世和见蒋介石，是担忧万一王世和见父亲漏了口风，捅出大麻烦。
为解决生计问题，王世和急欲上士林官邸见蒋介石，求情帮忙。他追随蒋介石二十几年，对蒋的生活作息了如指掌，可说也奇怪，每次抓准了蒋介石一定在官邸的时间求见，都给侍卫长挡了下来，理由不是“总统不在”就是“正在处理要公”。去士林官邸不下10次，回回都吃闭门羹。1960年7月，王世和卧病在床，宋美龄得知他恐怕不久人世，特地派秘书游建文到王家探视。游建文告诉王世和及王太太：“夫人要我转告世和侍卫长，请您放心，夫人完全不计较过去的恩恩怨怨了，她已经完全释怀，谅解您的一切了，请您安心养病。”
听到这些话，卧床的王世和流下两行热泪。他难以言说的是，来台10年，始终无缘单独见蒋介石一面，这才是他心头的最痛。蒋介石曾是他拿性命保护过的主人呐！两天后，王世和阖上双眼，走完了他61年的人生道路。
五、蒋介石日记披追求宋美龄心情：终日想念美妹不已
“终日想念美妹不已”、“终日想念美妹不至”，这一句句相思是出自于“蒋中正日记”。“蒋中正日记”除记录国家大事外，字里行间却也有风花雪月，描述自己热情追求宋美龄。中新网2月16日电“终日想念美妹不已”、“终日想念美妹不至”，这一句句相思是出自于“蒋中正日记”。蒋介石当年将追求宋美龄的心情点滴写在日记里，全都保存在台湾的国民党党史馆日记抄本。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党史馆主任邵铭煌接受访问指出，在蒋家决定下，“蒋中正日记”的正本现在存放在美国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中心，国民党则保存手抄本。“蒋中正日记”除记录国家大事外，字里行间却也有风花雪月，描述自己热情追求宋美龄。
邵铭煌说，蒋中正与宋美龄的第1次邂逅，是在孙中山的上海故居。两人一见钟情，蒋中正认定宋美龄是自己所爱慕的女性；宋美龄也对蒋中正印象极好，默许非君莫嫁的心愿。
邵铭煌说，根据蒋中正日记等史料，蒋中正真正展开追求攻势，是在北伐前后，也就是1926年7月前后。
北伐后，从广州出发，一路打到湖南、湖北、江西。到了湖北时，蒋中正写信给宋美龄大姐宋蔼龄，希望她能够带三妹宋美龄到江西南昌会面，并相约陪同游览山水。
邵铭煌指出，蒋中正在日记里，对宋美龄的爱慕表露无遗。1927年3月日记写到，“终日想念美妹不已”；5月写到，“终日想念美妹不至”。
蒋介石除了日记抒发相思苦外，也写了好几封情书，攻势不断。
后来，2人终于约会了。邵铭煌说，他们在上海一家小餐馆谈心，蒋中正事后在日记留下了“约会别有一番风味”的脚注。
根据史料记载，1927年9月，宋美龄已私下答应了婚事，认为“人生以定婚为一大乐事”。不过，这只是两人私订终身，宋家还没有答应。
蒋中正为了求宋家答应婚事，11月份特别远赴日本见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一天连见3次。后来在日记中写道，宋母“心情甚为愉快，欣然同意”。
经过了1年多的追求，蒋、宋终于迈向红毯。原本蒋中正想仿效孙中山在日本结婚，但蒋中正的母亲反对，希望他们在国内结婚。1927年12月1日，两人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世纪婚礼，宾客多达1000多人。
对于这场世纪婚礼，邵铭煌说，蒋中正结婚当天，在日报上发表“我们的今日”专文，认为宋美龄是他唯一终身伴侣。
六、蒋介石哥哥鱼肉乡里：麻将打输了不给钱还骂人
蒋介石是在12月30日得知“胞兄英德任内，亏欠公帑陆千元。其会计竺某，为新任扣留。”对于此事，蒋介石在日记中说，他“不胜惭愧，吾惟有公事公办而已。”蒋介卿回家乡后，无所事事，终日招一些亲朋好友，搓麻将取乐。他脾气暴躁，有时输了钱就与人争吵，甚至动手打人，别人慑于蒋介石的权势，只好让他三分，因而他仗势欺人之名盛传闾里。
据谱牒稽考，蒋介石可确认的远祖是五代后梁时人摩诃居士。曾居江苏宜兴。蒋姓是溪口大族，《武岭蒋氏宗谱》循旧例每隔30年纂修一次。自清代以来，1691年、1716年、1737年、1768年、1799年、1827年、1858年、1888年、1918年都修过谱。最后一次大修是在1948年，由蒋介石主持，聘请吴稚晖为总裁，陈布雷为总编纂，实际负责修谱者是沙孟海。事毕，由蒋经国在溪口主持了“进谱”大典。
大凡修谱，列举世系，总要找一个有来头的祖先，以示荣耀。蒋家祖宗，以蒋浚明的“金紫光禄大夫”最为显赫，故蒋家祠堂的祖宗牌位即从蒋浚明供起。
蒋家排行，自25世起为五言四句，即：“祁斯肇周国、孝友得成章、秀明启贤达、奕世庆吉昌。”蒋介石的曾祖祁增，字怀盛；祖父斯千，字玉表；父名肇聪，字肃庵。蒋介石为溪口蒋氏世系28世周字辈，故其谱名为周泰（初为周健）。在蒋介石的曾祖蒋祁增时，蒋家五房中的第三房分为新三房和老三房。蒋祁增是新三房的祖宗，其下依次为蒋斯千、蒋肇聪。
蒋介石的祖父蒋斯千，生于1814年，卒于1894年。自蒋介石的16代太公蒋仕杰从三岭迁至武岭，世代以务农为业，至蒋斯千开始弃农经商。他在溪口镇上开设一家以经营盐、酒、石灰为主的商店，店名为玉泰盐铺。
蒋斯千的盐铺是溪口镇上唯一经营官盐专卖的店铺，内挂着官盐的招牌。盐是从宁波批发来的，石灰是由富阳运来的。后来，还经销大米，从安徽芜湖贩来。同时酿酒兼营糟坊，经营范围并不小。主要销售对象是溪口以西的雪窦山民，也做本街生意。大约在1862年前后，太平军一度克复宁波府属各县。由于战争的影响，溪口商业一蹶不振，玉泰盐铺也停了业。以后，随着局势的安定，蒋斯千又多方筹资恢复了玉泰盐铺。其时，蒋斯千已届知天命之年，疏于店务，于是就把玉泰盐铺交给精明能干的儿子肇聪经营，自己坐享清福，安度晚年。
蒋斯千是个虔诚的佛教徒，而且也略懂医道，常入山采药，为乡人治病，口碑甚佳。蒋介石的幼年时代，都是在祖父身边度过的。蒋斯千对这个孙子颇为疼爱，为之起乳名瑞元，关怀备至。蒋斯千的乐善好施，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这位祖父十分尊敬。
蒋介石8岁那年，祖父蒋斯千过世，葬于溪口镇北石鳝岙幡竿丘，享年81岁。
蒋介石的祖父蒋斯千生有二子，长子肇海嗣于无后的斯水，次子肇聪，承顶三房。蒋肇聪即蒋介石的父亲，字肃庵，小名明火。
蒋肇聪精明能干，20刚出头就从蒋斯千手中接办玉泰盐铺店务，治理得井井有条，生意兴隆，家业由此而为小康，在溪口镇上成为十甲户之一。除盐铺外，尚有薄田30余亩。蒋肇聪在溪口有个不雅的诨号，叫埠头黄鳝，意极油滑，别人占不到他的便宜。
蒋肇聪从小能说会道，且识文断字，又是溪口望族之后，故常为邻里调解讼事纠纷，并仿其父，时有施惠于桑梓的善举。
蒋肇聪的发妻是白岩村人徐氏，生子介卿、女瑞春，于1882年病故。之后续娶萧王庙镇人孙氏，不到两年，孙氏死于时疫，未留子女。1886年，蒋肇聪聘迎了寡居的葛竹村人王氏为继室，生子瑞元、瑞青，生女瑞莲、瑞菊。
蒋肇聪卒于1895年，享年54岁。蒋肇聪过世那年，蒋介石年仅8岁。蒋肇聪对子女要求一向严厉，蒋介石对此印[JP2]象非常深刻。1918年，蒋介石在追述乃父事略时曾颇具感触地说：吾九岁而丧父，今几二十年，未尝须臾忘吾父未殁时之言也。吾父之殁也，吾母王太君在侧，吾父顾吾及幼妹，指谓吾兄曰：“尔弟妹幼，吾死后，尔后必哀痛不自胜，尔年长，其能尽孝致友以慰吾心耶！”吾兄承涕自任，乃瞑。呜呼，痛哉！吾父性刚直，处事公，接物以诚，容貌毅重，自持勤俭，其所以训亦若是。方吾始就傅时，吾父引而训之曰：“吾少承先人业，不克服劳于国，然犹冀于乡党施教育，矫去敝俗，今者吾当尽力，使亲族敦睦，闾无惊，而尔辈得一意读书，异日倘有所成，亦可稍补吾憾也已。”暨晚岁，则爱吾兄递逾切，而督责亦愈严。
蒋肇聪去世时，其继室王氏以一寡妇之身，抚养一群稚龄的儿女，无力大办丈夫的丧事，一直拖延到1913年，才由蒋介卿、蒋介石兄弟两人将其亡父与原配徐氏、继配孙氏合葬于锦溪村北桃坑山右蟹钳。
蒋瑞春，是蒋家的长女，蒋介石的同父异母的姐姐，生于1874年，年长蒋介石12岁。1889年即蒋介石3岁时嫁于离溪口镇1.5公里的任宋村农民宋周运为妻。宋粗识文字，爱钱如命，生活俭朴，有一段时间是丰镐房的管家之一。他从宁波到溪口，不坐汽车，宁愿跑路，问他原因，说买一双布鞋只要大洋4角，汽车来回需一元六角，可买4双布鞋，可穿两年，乘汽车太不划算。30年代末期，宋被蒋经国接到江西，死于赣南，一生没做过什么大事。
蒋介石对大姐蒋瑞春一向比较敬重。据瑞春大儿媳张小翠说：“舅父（指蒋介石）和婆婆感情很好，每次回乡，总要来我家看望婆婆。一次两人在溪口到任宋村的路上相遇，舅公赶忙下轿，请婆婆上轿，自己步行随轿到我家，路上的人看到都很惊奇。”1946年，蒋瑞春在任宋村逝世，蒋介石特派蒋经国赶来奔丧。
蒋介卿，是蒋家的长子，蒋介石同父异母的哥哥，年长蒋介石10岁。因蒋肇聪的哥哥肇海无嗣，蒋介卿很小即被过继在肇海名下，以承门户。1895年，蒋父肇聪身染时疫病故，蒋介卿19岁。蒋肇聪死前曾反复叮嘱蒋介卿要善待母、弟，蒋介卿也痛哭流涕地答应了这一要求。但蒋肇聪殁后第二年，蒋介卿即与继母分家另过。
蒋介卿曾考中秀才，后毕业于四明专科学校法政科，做过台州地方法院推事、广州地方审判厅推事。20年代初，因蒋介石在粤军中任职，蒋介卿被广东省公署政务公厅长古应芬推荐出任琼州（今海南）文昌县知事。但是，蒋介卿未及赴琼上任，于4月25日又调任广东英德县知事。他电告蒋介石后，蒋在日记中记载道：“得兄电，已由文昌调署英德县知事，心虽愉慰，而不知其能尽职与否，则又转喜为忧矣。”果不出蒋介石所料，蒋介卿在英德没干上半年，就被解职，只好返回奉化。
蒋介石是在12月30日得知“胞兄英德任内，亏欠公帑陆千元。其会计竺某，为新任扣留。”对于此事，蒋介石在日记中说，他“不胜惭愧，吾惟有公事公办而已。”蒋介卿回家乡后，无所事事，终日招一些亲朋好友，搓麻将取乐。他脾气暴躁，有时输了钱就与人争吵，甚至动手打人，别人慑于蒋介石的权势，只好让他三分，因而他仗势欺人之名盛传闾里。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事前，蒋介卿多次劝说蒋介石原配夫人毛福梅与蒋介石离婚，并代蒋答应了毛氏离婚不离家，仍作丰镐房女主人的要求。蒋、宋在上海举行婚礼时，因蒋母已去世，便请蒋介卿担任了男方主婚人，颇得宋美龄好感。1928年5月，宋美龄极力推荐他担任了浙江海关监督。这是头等肥缺，每月官俸360元，管辖镇海、象山、慈溪、海门等13个常关（后减缩为11个），每个常关照例要向监督“孝敬”，每月100元至300元不等，视关卡大小而定。蒋介石还委任他兼任了浙江省政府委员。1933年后，浙江海关将11个常关划归通税局管理，机构也大为缩减，成了一清闲衙门。
蒋介卿一生好嫖妓、骂人、赌博。1930年前后，他用营私中饱的收入在宁波城里九曲巷购买精美住宅一处，先纳妓女程爱卿为妾，同居一年多后离去，后又纳一柯姓妓女。他买屋纳妓，声名很坏，使蒋介石的“政誉”也受到了影响，因而引起蒋介石的不满。1935年7月，有一个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的刘灏，系浙江镇海驷桥人，因患神经衰弱症，不堪军旅重任，要求改任文职，蒋介石就叫他接替了蒋介卿。
刘灏来接任时，蒋介卿只叫秘书忻段昌将公事账册略加整理，草草移交了事。他下任后回到奉化，仍担任着省府委员的职位。后来宋美龄想叫他出任上海江海关监督，而蒋介石怕乃兄在官场出丑，对蒋介卿说“此事暂缓进行”，以后就没有了下文。蒋介石在经济上尽量供他挥霍享用，却不愿放他去做大官。蒋介卿在溪口开设了一家公余钱庄，一直在家乡作威作福，成为当地的土皇帝。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扣留了蒋介石。消息传到溪口时，蒋介卿正在武山庙吃酒看戏，他本来患有高血压，闻讯后惊骇过度，中风跌倒，不省人事，抬回家后一病不起。蒋介石返回南京时，他已病危，其女华秀打电报向蒋介石陈述病况，蒋复电说：“昨日接到华秀电，长兄有病，在家静养，派人送参。”次日，果然送来人参10枝，可是蒋介卿已病入膏肓，无法挽救，12月27日不治身亡。
蒋介卿死后，当时并没有安葬，只是草草作了处置。因蒋介石在西安事变时腰部受伤，需要休养，直到1937年4月22日，才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国民党中央的一些显要人物如林森、冯玉祥、居正、何应钦、朱家骅、阎锡山等，还有杜月笙、金廷荪、王晓籁等都赶来参加，蒋介石亲自接待。祭奠灵堂设在蒋家祠堂，客人多住武岭学校，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主祭。为办丧事，丰镐房还备了斋饭，附近村镇，闻讯赶来吃斋饭的人在1000桌以上，送殡队伍长达2.5公里。丧葬费用都是丰镐房支出。蒋介卿之妻单氏认为机会难得，私下对总管蒋孝祥说：“阿叔（指蒋介石）花钱是不在乎的，他帮我家的忙也只有这一次了，你在账目上可以多报一些。”所以报了棺木费3000元，出殡费9000元，共12000元，实际只用了8000元左右，单氏趁机捞了一笔钱。
蒋瑞莲，是蒋介石的同母妹妹，生于1890年，死于1937年。1906年，蒋瑞莲嫁与萧王庙后竺村竺芝珊为妻。当时，蒋介石正在日本，接到母亲的家书后，匆匆结束首次留学生涯，返国回乡为其妹主持嫁事。竺芝姗原来是玉泰盐铺学徒，与瑞莲青梅竹马，结成夫妻。他虽然文化不高，但后来亦因蒋介石的关系而发迹，曾担任过佛山筹饷委员、苏州税务局长、中国农民银行常务董事、津浦铁路车务总段长等重要职务。1949年全国解放前外逃到台湾，1971年病逝。其子竺培风，宁波商校毕业，与蒋介卿之子蒋国柄同年留学，国柄学陆军，他学空军。竺培风在英国皇家空军学校毕业，回国后在民航局任第一大队长。蒋介石对他期望甚深，钟爱如亲子。培风娶杨森女儿为妻，生有一女。竺培风在解放战争初期，因飞机失事殒命。死讯传至时，蒋介石正在批阅公文，闻报大恸，把手中握着的一支毛笔猛地一掷，停止办公。蒋瑞莲与竺芝珊尚有一女名培英，全国解放后留居上海。
蒋瑞菊生于1892年，蒋瑞青生于1894年，均在幼年夭亡。蒋瑞青幼时聪明伶俐，深得蒋母王氏疼爱。王采玉在他死后给他找了一个王姓夭折的幼女合葬，作为冥配，以后并以蒋经国为嗣子。蒋介石也曾亲自撰写祭文，辞颇哀切。
七、蒋介石一生清廉自律为何却纵容党内腐败
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其他军人政治家一样，蒋介石是个无所畏惧的人，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是这样。然而，他只是一个战术大师而非战略家。他的真正天才是善于搞政治阴谋。
蒋介石对希特勒纳粹及法西斯主义产生了极大兴趣，于是派次子蒋纬国赴德国深造，受到希特勒两次召见，并组建一个法西斯机构“蓝衣社”……
蒋介石两眼长得炯炯有神，经常留着光头，蓄着短须，带有一股军人的风度。
但是，他的神情却不可思议——这并非因为他不擅言辞，而是因为他总是挂着一脸中国人特有的谦恭的微笑。
他演讲时带有浓重的浙江口音，声音高亢，语调急促。这使得他有别于来自外省的大多数僚属和追随者。
蒋介石从不费心思去学习北京话——标准的汉语，更不用说外语了。他掌权之后每月要向规模宏大的孙中山纪念会致辞。虽然他的方言刺耳难懂，但与会者却不得不洗耳恭听。此时的蒋，不仅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而且是一个典型的浙江人。
蒋介石不接受外国的影响，但却娶了一位中国基督教牧师的女儿，她受过美国教育，后来一直担任蒋的随身翻译。蒋介石不懂外文，他的官方传记作家董显光，20世纪20年代后期曾给他做过数月英文教师。
董后来披露说：“蒋公因政务繁忙，很快放弃了英语。”蒋介石后来教育其子蒋经国吸取他的教训，要学好外语。
蒋经国在《我的父亲》一书中引用了1922年和1923年他父亲的几封信。这些信要求他必须掌握英语。1943年，当蒋经国三十五六岁时，他父亲还致信要求他每周花6小时学习英语，尤其是英语语法与阅读。
老蒋乐观地说：“吾儿俄文基础良好，学习英文必易。”
蒋夫人宋美龄是举世闻名的美人，根据台湾的官方传记，她是蒋的第二个妻子，事实上如果把1912年蒋的一位侧室算上，她则可说是蒋的第三甚至第四个妻子。
蒋委员长及其夫人的确在民众中树立了无懈可击的美满姻缘形象。1927年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时，他的青春之火正熊熊燃烧。
然而，青年时代的蒋介石，是个有名的风流人物，对上海的青楼了如指掌。他一方面放荡不羁，另一方面又遵循孔道，坚持克己自律。
他的确是一个意坚志强的孔道徒子。由于与基督徒结婚，他又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在他那个时代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中，此种怪诞的姻缘屡见不鲜。此外，其他许多事情同样是人们了解蒋的生平与性格的关键。他参加了推翻清王朝的1911年革命，是“革命之父”孙中山的信徒。他也因此自诩为一个革命家。
蒋介石以为，革命就是民族主义，对内推翻封建皇帝，对外结束民族屈辱。但是，在其他方面，在关于国家组织学说、社会行为方式以及中国传统社会和森严的等级制度等方面，蒋介石却是一个顽固的保守主义者。有人甚至认为他是一个反动分子。
尽管蒋介石参加过推翻清朝的革命，但他无法理解革命的勇往直前与锐不可挡之势。
他徒劳地阻止革命潮流的进一步发展，企图在军阀混战中夺取政权而黄袍加身。
蒋介石最后失败了，他被迫下野，并失去了在中国大陆的统治而被迫逃至台湾，建立起他的避难所。
早期的葡萄牙探险家曾称台湾为“美丽的岛屿”。蒋介石晚年统治着一个微型的“大国”。他身后留下了一个富饶繁荣的工业化台湾。
每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总统”都要主持双十节纪念民族主义革命。接之而来的是蒋家及其追随者于10月31日为蒋介石祝寿。
每年元旦，他总要向全民发布文告，宣扬“反攻大陆”。在他漫长生涯的最后两年里，他两腿瘫痪，从而不再会客。他的文告只好停而不发或由人代发。
1975年4月5日，星期六，87岁的蒋介石逝于心脏病，而大陆则依旧没有“光复”。
不仅如此，他拒不承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却进入了联合国，而他自己的“中华民国”则被赶了出去，屈辱与失败纷至沓来。
与一些军人政治家如戴高乐、佛朗哥及其他独裁者一样，蒋介石与他的国家紧密相连。
他的观点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的，但他确实为实现他的野心奋斗了终生。1925年孙中山逝世时，蒋的名字并未被列入继承者的名单。然而，他已建立了自己的权力基础。他是黄埔军校校长，黄埔毕业生被他塑造成自己的古罗马式禁卫军。他统率的国民军从广东出发进行北伐，不到两年便终于在名义上征服并统一了中国。那些分省割据的军阀有的战败投降，有的改旗易帜，表示归附。
但是，胜利是暂时的，在后来的十年里，蒋一直只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领袖，但绝不是中国无人挑战的统治者。
在蒋的早期生活中有两件事是不可忽视的，一是1923年底，蒋率领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回国之后他对俄国人很不信任，从而对共产主义仇恨万分。
但是革命之父孙中山的意见则不同，他摒弃了蒋的建议，从而求助于布尔什维克的使者鲍罗廷，让鲍罗廷当顾问，仿效苏联共产党改组国民党。
另一件事至今仍没有完全披露，即1912～1922年的十年，蒋介石在上海做股票生意经纪人的经历。那时候，蒋介石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卒。但在20年代初，上海的股票生意控制在上海黑社会青帮的手里，蒋与那些银行家和商人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虽然他没有正式加入青帮），于是上海成了蒋介石的第二个权力基地。
蒋介石与他那些富有的保护者进行交易：他们资助他的革命，而他则防止左派分子进政府。蒋与宋美龄的婚姻也是这种交易的产物。
1927年，蒋先后在上海与广东摧毁了共产党的地方政权。七年之后，在国民党的强大压力下，毛泽东被迫率领农民军队进行传奇式的长征，抵至荒僻的延安窑洞。
毛在延安窑洞里向蒋发动挑战，并最终打败了这位国民党领袖。
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1937年又开始征服中国。在日本的挑战面前，蒋介石并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或爱国者；在他的军事战略中，摆在首位的敌人总是共产党，其次才是日本人。
他认为共产党是叛逆者，必须先征服他们；只有先安内，统一中国，才能抵御日本人。
结果这个做法导致了1936年的西安事变。少帅张学良绑架了蒋，要求他停止“剿共”，开始抗日，西安的一些激进分子要求杀蒋谢罪。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九年前国民党在上海追捕的周恩来担保了蒋的获释，同时蒋也答应抗日。然而，在蒋的心里，首位的敌人仍是共产党。
日本侵略中国之时，蒋介石的权力与地位正处于顶峰，他领导国民党已达十年之久。尽管他还没有完全统治全中国，但他的权力是其他对手无与伦比的。
1938年，董显光著的官方性的蒋介石传记出版时，把蒋吹捧为我们时代“亚洲大陆最伟大的军人政治家”。
然而，世界上的政治家没有一个像蒋介石那样，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威风扫地，名落千丈。
在董的蒋介石传记出版十一年之后，蒋家王朝被毛泽东的人民解放军彻底粉碎。国民党及其军队不得不逃至台湾避难。
上面所讲的两件事情是给蒋介石带来灭顶之灾的根本原因，但并非全部原因。蒋介石的秘史具有双重性。他是如何登上权力之峰的？又是如何从顶峰跌落下来的？最后又是如何在弹丸之地台湾岛上恢复统治并保持终生的？
要回答上述问题，必须从蒋介石复杂的个性和非凡的特点入手。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其他军人政治家一样，蒋介石是个无所畏惧的人，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精神上都是这样。
在决策时他虽然有时会瞻前顾后，但一旦作出决策，他就会毫无顾忌地以惊人的速度加以实施。那些向他挑战的人都一个个先后被处死或投入牢狱。
在军事谋略方面，蒋介石受过良好的训练，久经沙场，但他只是一个战术家而非战略家。他的真正天才是善于搞政治阴谋。观其一生，他总是使各个派系互相敌视，对自己的追随者也是疑心重重。按照儒家的传统，他是个脱离人民的人。
但有两个人对他来讲是例外——他的第三个妻子宋美龄和儿子蒋经国，蒋介石只信任他们二人。于是他的僚属及其助手们总是人心惶惶，不敢对他讲真话。
尽管他笑脸常开，但他的性情变化无常，令人难以捉摸。因此，他周围的人在他面前都畏惧三分，总是唯唯诺诺，点头称“好”。
据说，他年轻时经常欺凌原配妻子，后来也是喜怒无常。
有一次他在家看的一部电影冒犯了他，他马上呵斥放映师立即关掉放映机，而每当这时他都会暴跳如雷，掀翻茶几，摔烂茶杯。
蒋介石古板、暴戾、神秘的性格并非人们虚构。从1936年起，他与烟酒绝缘，外国来访者发现蒋已不饮中国烈酒，而换了白开水。战时，他的早点是牛奶和清茶。他不爱赌博，仅有的娱乐就是散步。平常他爱穿高领咔叽内衣，也不佩军衔和徽章，显得整洁。年轻的时候，这样的装束在老人看来是不体面的。那时他穿的是长袍马褂，戴的是室内便帽，像一个老书生。
蒋介石自己谦虚谨慎，两袖清风，但对周围的腐化现象他却采取宽容态度。他对其夫人家族（指宋子文家族）及其亲属便是如此。对于下层军官的腐化，蒋的态度则完全不同，有时会大发雷霆，下令将有关人员处死。1934年，七名军官贪污国家财产，蒋立即命令把他们全部枪毙。在另一个案子中，几位师长向蒋求情，要求他赦免一名犯罪的军官，但这几位师长一走，他便下令枪毙了这个军官。
有人认为，1927～1937年的十年是国民党统治相对稳定的十年，是国民党蒋介石建立自己专政的十年。在这期间，虽然工作中的贪污与低效现象不断出现，但多数官员都在努力工作。电报与长途电话已推广到各个地区，包括1937年才纳入全国统一范围的四川在内。中国与美国、德国的航线开通了。中国境内一些省份的航线也得以开通，国家修筑了75000英里的公路，1934年发行的以白银为储备的纸币得到稳定。三年后美国财政部通过《彼得曼法案》同意以白银交换黄金，从而帮助中国国民党政府进口武器。1932年，蒋夫人的哥哥、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平衡预算，转换内债，废除厘金——这是太平天国以来被人痛恨的捐税。
学术研究得到复兴。中国过去没有的标点符号也被引入到现代文学中。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胡适提倡的白话文得到普遍的推广。
1912年，即孙中山革命的第二年，全国只有2793633名儿童上小学，而到1935年入学人数已达11667888人。高中入学人数也由52100上升到500000。1912年，全国只有4所学院，1933年全国有40所大学、40所学院和29所专科学校。这一年，全国图书馆藏书达4500000册。
但是，按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原则所应该实行的民主却没有得到实行。1928年10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的《中华民国组织法》规定，在人民懂得民主之前，党对人民实行“监护”。事实上，“监护”就是专制，就是警察国家。
1925年至1929年，蒋介石的秘密警察头子陈立夫建立了中央调查与统计局（中统）。占领上海后，一直到30年代中期，保安组织也在全国建立起来。
中央军事委员会下属的军事调查与统计局（军统）组织更严密，权力更大。军统头子戴笠被人称为中国的“希姆莱”。他以国家名义处理特务案件，实行恐怖政策。他的“耳目”遍布社会各个阶层，可以执行秘密逮捕与暗杀。
在国民党的警察国家里，出版要经审查，期刊要经许可。因此，有许多出版物都夭折了。有的刚出版几周或几个月就被查禁了，但同时又有许多新出版物取而代之。
出于早期对共产主义的警惕和与上海黑社会的暧昧关系，蒋介石学习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希特勒上台后，蒋介石派遣两名军官赴德国考察纳粹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蒋介石又派他的次子蒋纬国赴德国军事学院深造。蒋纬国受到希特勒的两次召见。据说他曾与德军一起开赴到奥地利。
蒋介石对纳粹发生兴趣的结果便是组建了一个法西斯式的机构——由10000名成员组织的“蓝衣社”，于是全国像一座兵营，连幼儿园与墓地也被军事化了。
蓝衣社的教育方针是“国家化、军事化与生产化”。
蓝衣社使用暴力打击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人，并清洗那些腐败的官员。他们从不关心孙中山的民主主义原则。蓝衣社的宗旨是集中控制。虽然蒋介石一直口说献身民主，但他无疑是一名蓝衣社分子。蓝衣社的许多成员都是蒋介石的黄埔骨干。
蓝衣社虽在国内外声名昭著，但他们只是从事秘密活动。在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中，蓝衣社起了重要作用。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的目的，是试图仿效法西斯主义，重振儒教，并以此作为团结全国的基础。此外，他和宋美龄还把基督教纳入到“新生活运动”之中。儒家的四大原则，“忠、诚、礼、信”构成了“新生活运动”的精神基础。基督教的清教主义也被推崇。基督教青年会积极地投入运动之中。
在“新生活运动”中，蓝衣社发挥了它的作用。无论人们是否喜欢，它总是强迫人们成为清教徒与孔教徒。酒馆半夜被迫关门，跳舞也受到查禁，活跃分子被赶出舞厅与电影院；穿西服的人们身上被洒上硫酸。蒋介石夫妇通过树立模范人物，试图恢复古代中国那种毫无生机的精神传统，但运动的结果却令人沮丧：他的失败远不止于此。
蒋介石从不担心权力无法推行，但他的许多倡议都在官僚系统中被拖延耽误了。在国民党首都南京，有的文件要通过36道手续才能有最后结果，常常一拖再拖，一项备忘录的答复有时拖延长达六个月之久。
这种官僚系统有两种官员，一种是负责具体事务的，一种是负责全面工作的。蒋介石是属于第二种，一般不做具体事务。在“二战”期间，据说他担任了不下82个职务。下面仅列出一部分：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主席、全国军事委员会主席、海陆空三军总司令、中国战区最高长官、行政院院长、最高国防委员会主席、中央计划局总主任、国民党政治工作审查委员会主席、新生活运动协会主任、宪政起草委员会主席、全国滑翔者协会会长等。
1937年，由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蒋介石的新制度无论成败与否，均被迫停顿下来。蒋介石在日本留过学，知道自己的军队虽然兵额百万，但装备极差，与现代化的日本军队无法相比。蒋介石打算抗日，但采取了大撤退战略。
放弃首都南京后，他在西部的长江三峡入口处的重庆建立了战时首都。此地在军事上具有战略地位，但在社会与政治方面这里却是蒋介石末日的开始。广大的地区、众多的人口落入了日本人之手。
沦陷区的人民期待着共产党游击队，而不是逃命的国民党来抗击侵略者，保家卫国。
在江西建立苏维埃根据地以后的十年里，毛泽东学到了很多东西。毛泽东善于动员农民，发挥农民的无穷力量，而蒋介石却视农民为群氓，威胁他们驯服于自己。
毛泽东善于诱导农民认清农村现状的实质。毛的人民军队不抓壮丁，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并帮助农民收获庄稼。毛泽东还没收土豪的田地，重新分给农民。而国民党正好相反，他们违反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推行可怕的国有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促成了蒋介石与美国的联盟，但也带来了新课题。罗斯福总统认为领导中国军队及中国战场的美军总司令，应该是热爱中国人民、性格内向、中文地道而沉默寡言的人。“醋鬼”约瑟夫·史迪威，1942年抵达重庆担任蒋委员长的参谋长，两人从一开始就发生了矛盾。史迪威是位战将，希望他的中国同盟军赴前线作战，并主张整治军官腐败现象，直接从战时首都挑选人才。史迪威认为中国政府的全部机构像一个臭气熏大的“大粪池”，他还蔑称蒋介石为“花生米”。由于双方互相反感，1944年，美国总统解除了史迪威的职务。
此前一年，当蒋介石与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以四巨头的身份出席开罗首脑会议时，他享有了世界性的威望，美国人的援助滚滚而来，资金、武器、医药等各种战备物资运到了蒋介石的后方。但是，大多数物资又流入了黑市，物价开始飞涨，其惊人程度在近代史上只有德国的魏玛共和国可与之相比。
战争结束时，“蒋委员长”的统治已面临严重危机。内蒙古大部分与东北处于共产党控制之下。战争最后几天，苏联红军出兵中国，将缴获日本人的大量武器与军火移交给毛泽东。
1945年底，杜鲁门总统派遣马歇尔将军出使中国，调解国共两党的关系，以实现和平。双方政治上毫不妥协，注定了调解必然失败。内战的乌云笼罩全国。事实上，1946年内战就爆发了。
起初，国民党很快赢得了表面上的胜利，但1948年春天人民解放军发动了全面攻势。蒋介石方面士气一片沮丧，华盛顿最终对蒋介石政府感到厌烦，不愿再将美元供给这个没有希望的政府。国民党全军崩溃。
蒋介石作出可怜的姿态，于1949年1月21日正式辞去总统一职，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蒋重返浙江老家。蒋介石自年轻时起就表现过一系列的“辞职意向”，然而只是到最后时刻才暂时辞职让位。而每次辞职后，他总使继位者表现得无能为力，好让他东山再起，重掌政权。
共产党占领南京、广东、重庆之后，蒋介石带领几十个师的精锐部队逃离大陆，来到台湾。
他失去了中国。虽然他后来在台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无法弥补他在大陆失败的灾难性屈辱。
成年后的蒋介石爱写日记。这个在公开场合自负而顽固的人，在他的日记中常常深刻地批评自己。每天，他与夫人一起双膝长跪，祈祷上帝保佑。
1975年3月29日，他的遗愿表达了他至死不泯的梦想：“吾之同人及同乡正值国家渐渐强大之际，汝勿因本人之故去而忘却国家之悲哀与希望。吾之天灵将永远与吾之同人及同乡一起实现三民主义、光复大陆、恢复吾之民族文化。”
他还以谦虚和自傲相混杂的口吻说道：“余自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及总理信徒自居。”
蒋介石死了，他那不可思议的梦想也被带进了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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