煊赫旧家声:张爱玲家族(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9-18 07:1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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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祖贻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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煊赫旧家声:张爱玲家族

煊赫旧家声:张爱玲家族试读:

前言

丰润张氏算得上百年来有影响的家族,这个家族祖孙两代出现了像张佩纶、张爱玲这样的著名人物。

张佩纶是清朝名臣,光绪年间“四谏”之一。中法战争马江之役打了败仗,充军察哈尔,获释后当了相府贵婿。张佩纶与李鸿章爱女李菊耦的婚姻一时被传为佳话,《孽海花》生动地记述了这件事。

张爱玲是张佩纶、李菊耦的孙女,她出生时已进入民国,前辈的光环早已褪色。她从小便显露过人才华,又早早逃出家门,年仅二十多岁便以一系列传奇故事震动文坛,是20世纪40年代上海最红的女作家,后一度沉寂。20世纪60年代至今,在一浪一浪的张爱玲热里,她赢得了比李鸿章、张佩纶更高的声誉。

张爱玲说得好,封建时代的文人“是靠统治阶级吃饭的”,“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童言无忌》)丰润张氏、合肥李氏的先辈都是耕读人家,直到张佩纶的父亲张印塘、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才通过科举步入仕途。张印塘病逝于镇压太平军的战场上,张氏家族一度中衰;随着张佩纶少年科举,官场一路顺风,家族又兴旺起来;马江之役失败,张佩纶第一个感触便是“家声道中堕”,幸而李鸿章与张印塘的交谊帮了他,联姻又为张氏家族注入新鲜血液。可见封建世家的命运总是与时代、朝政、科举、世谊、婚姻联系在一起的。

剧烈动荡的近代社会也在考验着世家大族,一部分家族顺应潮流走上中体西用的路子,合肥李家办洋务、在通商口岸置产业、让子孙学西文即是一例,张家自然亦步亦趋。辛亥革命风暴席卷全国,许多王孙贵胄遭没顶之灾,张氏、李氏的后裔只是断了入仕之路,仍能在租界当寓公。这便是民国初年遗老遗少多集中在上海等几个城市的原因。

张佩纶与李菊耦的婚姻使相府门风影响了张氏后人,他们的爱子张志沂(号廷众)与李鸿章一样饭后“走趟子”,能将古文、时文、奏章倒背如流,但时代决定了他不能成为第二个李文忠公。而只能当一个遗少。生活在十里洋场的遗少们从不拒绝西式的物质享受,住洋房、坐汽车;也不放弃祖辈的特权,抽鸦片、娶姨太太和家长威严。两者的结合,只能使这个家族更加腐朽。

终于有人向他们挑战了,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张志沂的妻子黄素琼(又名逸梵)、妹妹张茂渊走出家门,出洋留学,成为时代新女性。她们带回了西方文明,于是围绕着张爱玲的培养和教育,出现家塾和学校、闺秀和淑女、中学和西学之争。本书以张爱玲为线索来回溯张氏家族史,很大程度上便考虑到集中在张爱玲身上的家族矛盾,实质上反映了两种文化的不同价值取向,是时代的矛盾。张爱玲后来写的小说既传统又现代,也正是这个转型期中西文化相互冲撞和相互包容的结果。

张爱玲步入文坛时,进入她眼帘的是她周围的世家大族无一例外地走向没落。旧式世家大族没落的原因,首先是他们无法适应变化了的世界,做官无门、经营乏术是普遍的苦恼,而在他们身后站着有政治后台的新豪门,他们只能从世代传承的领地退出,李鸿章嫡孙李国杰将招商局让给四大家族即是一例。其次是封建主义加资本主义的腐朽生活方式,刺激了他们的欲望,而他们只能卖土地、卖房产,从根本上动摇了世家大族的经济基础。张家是这样,李家是这样,任家(张爱玲六姑奶奶家)、黄家(张爱玲舅舅家)无不如此。第三是强烈的物质欲望造成家族成员的道德沦丧,维系世家大族的精神纽带彻底崩溃。第四是新思想的出现,家族中一代又一代人挣脱家族桎梏,走向新生。丰润张氏的几位女性——张爱玲的母亲、姑姑和张爱玲本人都先后离开家庭,成为旧家族的叛逆。

张爱玲知道,原属于她和她的家族的世界在破坏中,更大的破坏还会来,所以她义无反顾地走出了充满鸦片烟气味、没有希望的家。但她自幼年起受的教育和参差对照观察事物的方法,又使她在回首眺望时,产生了依恋和凄凉的身世之感。她写的小说,不管是上海故事或是香港传奇,都笼罩着苍凉的气氛。她同情在旧式家族中苦苦挣扎的男女,为那个时代写下了一曲曲扣人心弦的挽歌。

相府门风虽然影响了张家,但并不意味着丰润张氏没有独特的思想和性格的传承。从张佩纶到张爱玲,中国文化人的清高和孤傲都体现得十分明显,趋时和避世之间也掌握得恰到好处,这是与李鸿章一味热衷权势的最大的不同点。当然,祖孙两代人因时代不同、性别不同,表现也就有了差异。

张爱玲是张氏家族中最后的贵族。有人说,“就是最豪华的人,在张爱玲面前也会感到威胁,看出自己的寒伧”。又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和极度的孤寂”。张爱玲一生留下了许多谜,为破释这些谜,无数“张迷”们千方百计走近张爱玲。本书就是从她豪华家族对她影响的分析中,打开一条能读懂张爱玲的新路。因此本书既是丰润张氏的百年家族史,也是从另一角度写的张爱玲传。作 者2016年5月9日 一 绝代豪华

我没赶上看见他们(祖父母),所以跟他们的关系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

我爱他们。

——张爱玲

祖母为李鸿章爱女

相府千金

张爱玲的血管中流着贵族血液,她的豪华家世可从她的祖母算起。她的祖母李菊耦是李鸿章的爱女,一位相府千金。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知名度极高的人物,晚清重大历史事件几乎都与李鸿章有关。从太平天国、捻军起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侵华之役,他都有不同程度的参与,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核心人物。在他手里与外国侵略者签订的条约就有:中英《烟台条约》,中法《中法新约》,中日《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李鸿章还是晚清兴办洋务的领头人,他主持创办了机器局、煤铁矿山、轮船招商局、唐胥铁路与津沽铁路、南北洋电报、织布局;并选派了学童赴美留学;在军事上,他训练新式军队,购置铁甲兵船,编练北洋海军,建炮台、船坞等等,以上事业在中国大多都属首创,因此梁启超称他是学习西方、筚路开山的祖师。但他一度拥有“投降派”“卖国贼”“洋务派首领”等多顶帽子,直到现在,国内史学界在评价李鸿章上仍存在不小差别。但这些都不属于本书论及范围,这里仅从家族传统的角度对其作一些介绍。

李鸿章原名章铜,字渐甫,又字少荃,晚年自号仪叟,生于清道光三年正月初五(1823年2月15日),安徽合肥东乡人。合肥在清代是庐州府治。李氏前代本姓许,后过继给李氏,连续七代都以耕读为生。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曾开设家馆,当塾师,贴补家用。李文安的三个哥哥(文煜、文瑜、文球)也都当过塾师。李文煜还是弟弟们的老师。合肥李家在未发迹前,应是旧中国典型的乡村知识分子家庭。李鸿章上面有一个哥哥李瀚章(原名章锐,字筱荃),下面有四个弟弟,依次是鹤章(原名章锬,字季荃)、蕴章(原名章钧,字和甫,又字和荃)、凤章(原名章铨,字稚荃)、昭庆(原名章钊,字幼荃)和三个妹妹。

经过辛勤苦读,李文安终于在道光十四年(1834年)中了甲午江南乡榜第九十六名举人;四年后,道光十八年(1838年)又中了戊戌科进士,分发刑部以主事任用,后官至督捕司郎中、记名御史。李文安是合肥李氏由耕读走向出仕的第一人。

李鸿章兄弟中,只有李鸿章天资聪明,李文安将读书应试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李文安中进士后一年,李鸿章入了县学,时年十七岁。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李鸿章年二十,他写了一首《二十自述》,表露他急于成名的抱负与愿望:

蹉跎往事付东流,弹指光阴二十秋。青眼时邀名士赏,赤心聊为故人酬。胸中自命真千古,世外浮沉只一沤。久愧蓬莱仙岛客,簪花多在少年头。

次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得到优贡,李文安写信催他入都参加第二年的顺天乡试,他又写了《入都诗》十首,其中不乏气薄云天的豪言壮语,如:“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定须捷足随途骥,哪有闲情逐野鸥?”“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

也真如李鸿章所愿,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的甲辰顺天恩科乡试,他脱颖而出,中了第八十四名举人,他以年家子侄身份列名曾国藩门墙,从此受到曾国藩多方照顾。但接着的乙巳恩科会试,李鸿章名落孙山,算是小挫。三年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丁未会试,春闱告捷,列为二甲第十三名进士,五月改翰林院庶吉士,这年李鸿章虚岁二十五,“簪花多在少年头”的目的达到了。三年后散馆,李鸿章正式成为翰林院编修。翰林院编修职位不高,只是正七品,但在明清两代却是清贵之选,贴近中枢,入阁拜相往往是翰林出身,假如不发生变故,经过辗转周折,李鸿章包括其师曾国藩都有可能走上这条路。但太平天国运动和同时的捻军起事,使他们走上了另一条封侯拜相的捷径。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暴露了清政府整个国家机器的腐朽无能。太平军从广西出发,一路经湖南、湖北、安徽,势如破竹直下南京,并于1853年在南京定都,清朝半壁江山震动。清政府多方围堵,绿营兵非败即溃,只得起用汉族地主来组织团练对付起义军。

首先在湖南组织武装的是守籍在家的礼部侍郎曾国藩,他组织的军队后被称为湘军。同时安徽人吕贤基(时任刑部侍郎)也自告奋勇愿意回乡组织团练,清政府自然是从谏如流,任命吕为安徽团练大臣,吕同时奏请李鸿章“帮办团练事务”。吕贤基、李鸿章返回安徽后,军事上并不得手,吕贤基兵败自杀。咸丰八年(1858年)李鸿章投奔时在江西的曾国藩。李鸿章虽标榜师事曾国藩,但并非久居人下之人。1861年湘军攻下安庆,太平军在上游受挫,却在下游连连获胜,在忠王李秀成主持下,连克江浙名城,上海已如孤岛。上海士绅派人赴安庆要曾国藩分兵江苏,清政府为保全江浙饷源重地,也命曾国藩救援苏浙。但湘军兵力有限,曾国藩不得不命李鸿章招募淮勇赴苏,并保荐他担任江苏巡抚,李鸿章独领风骚的机会来了。

自此以后,一支听命于李鸿章个人的军事集团——淮系集团逐渐形成,依托江浙、上海财赋重地,淮军有比湘军更有利的发展条件。上海又是华洋荟萃之地,外交上的运用、折冲,又培养了李鸿章与洋人打交道的才干,李鸿章后来的起家实缘于此。

李鸿章依仗饷源充足的淮军和外国人组织的洋枪队,接连攻下苏州、嘉兴、常州,为曾国荃攻下南京扫清了外围。同治三年(1864年)南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清政府为表彰曾氏兄弟和李鸿章的功劳,封曾国藩一等侯、曾国荃一等伯,李鸿章与曾国荃一样,也是一等伯(伯号肃毅)。接着李鸿章率淮军奉命镇压北方捻军起义,同治七年(1868年)捻军被镇压。李鸿章早在同治六年(1867年)时便已升任湖广总督,至此又授协办大学士,赏太子太保衔。这年八月李鸿章入京朝觐,慈禧太后特赐他紫禁城骑马。从官位言,大学士即是拜相,又有宫保头衔,加上被封伯爵,李鸿章一身荣耀已达汉人极限。同治九年(1870年),他又从曾国藩手中接任直隶总督并兼北洋通商大臣,将洋务、通商、海防各事都归并管理,至此李鸿章在这个位置上一干就是二十五年。

到天津上任后,他在运河北岸圈筑新城,另建公署,他的幼弟昭庆将其眷属护送到天津定居。按规定,直隶总督衙门设在省城保定,天津只是行馆,每年海口春融开冻后才移扎天津,冬令封河再回省城,但李鸿章因应付海防和对外交涉,多半在天津办公,很少去保定。

这时李鸿章的眷属有哪些?李的原配周氏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去世,同治二年(1863年)在苏州他续娶了安徽同乡赵昀(字芸谱,号岵存,又号遂翁)的女儿莲儿。这位赵夫人出身于书香世家,祖父是嘉庆状元,父、兄、侄一家四代都是进士,是安徽的名门望族。赵莲儿比李鸿章小十五岁,据张爱玲说,长得并不漂亮,但却以贤能著称,进入李家,上要侍奉婆母(李鸿章母亲娘家也姓李,光绪八年才去世),下要综理家事,使李鸿章无后顾之忧。赵夫人至光绪十八年(1892年)去世,享年五十五岁,陪伴李鸿章近三十年。赵夫人去世时,李鸿章有一封信给赵夫人的堂弟,说:“回忆卅年奉侍慈闱,经理家政,礼法秩然,贤明之称,中外无间。兄籍无内顾之忧,何意垂暮,急遘此变,追怀往事,悲悼何穷!”这一年李鸿章已七十岁了。

在封建时代,维系夫妻关系最重要的是礼法,其次才是感情。李鸿章回忆亡妻对家庭的贡献,感情几乎不着一字,这可与张爱玲的描写互作印证。张爱玲说:“李鸿章本人似乎没有什么私生活。太太不漂亮……他唯一的一个姨太太据说也丑。二子二女也都是太太生的。”(《对照记》)张爱玲的话大约是来自她姑姑或是李氏后人,想必有相当依据。

李鸿章早年因周氏夫人没有生儿子,便过继了幼弟昭庆的儿子李经方(字伯行)为子。与赵氏夫人结婚后,第二年(1864年)便生了经述(字仲彭),再一年即同治四年(1865年)生了经(菊耦),也就是张爱玲的祖母,后又添了经远(早逝)及三子经迈(字季臬)以及小女儿经璞。幼子经进(早逝)则是侧室莫氏所生。

李菊耦既生于相门之家,父母年龄虽相差较大,因礼法所拘,彼此倒也相安无事。李鸿章感情生活中的一点缺陷,似乎在两个年轻美貌的女儿身上得到满足,以是李鸿章特别疼爱她们。在当小姐时,李菊耦的家庭生活相当温暖,兄弟们外出做官,家里剩下的只有菊耦姐妹。菊耦姐妹幼时与兄弟一起在家塾中读书,当时的馆师名叫孔昭馨,举人出身,为人谨慎,学问很好,菊耦深受其教益。菊耦姐妹又能从兄弟口中得知外间大事及种种学问(李鸿章幕中这种人最多),因此不仅知书达礼而且有一定见识,其中尤以菊耦是个尖子,当时著名文士李慈铭就知道她“敏丽能诗”。

据张佩纶《涧于日记》所记,李菊耦不仅能诗,还善弹琴、弈棋、煮茗,对书画有很高的鉴赏力,特别喜欢王羲之的《兰亭序》,曾收藏有不少兰亭帖。菊耦对历史典故也很熟悉,婚后一次张佩纶问及“烛影斧声”即宋太宗弑赵匡胤的千古疑案,菊耦不仅称实有其事,还举出了许多例证,张佩纶极为叹服,认为菊耦“竟如老吏断狱,识力甚辣”。又有一次谈到流行的一句俗话“嫁女儿要找比自己家强的,娶媳妇要找不如自己家的”,李菊耦也谈了自己的看法,赢得张佩纶的称赞。可见李菊耦是一位文化素养极高又有见识的女子。李鸿章明白女儿的能力,口风又紧,办事又细心,就常让她代看公文。大女儿结婚后,二女儿又接着姐姐的工作。

张爱玲的小说《创世纪》中,有一段匡府老太太紫微当姑娘时,陪伴父亲戚文靖公戚宝彝的光景:

紫微的母亲是续弦,死了之后他就没有再娶。亲近些的女人,美丽的,使他动感情的,就只有两个女儿罢?晚年只有紫微一个在身边,每天要她陪着吃午饭,晚上开心,教她读《诗经》,圈点《纲鉴》。他吃晚饭,总要喝酒的,女儿一边陪着,也要喝个半杯。大红细金花的“汤杯”,高高的,圆筒式,里面嵌着小酒盏。老爹爹读书,在堂屋里……坐在那里像一座山,品蓝摹本缎袍上面,反穿海虎皮马褂,阔大臃肿,肩膀都圆了。他把自己铺排在太师椅上,脚踏棉靴,八字式搁着。疏疏垂着白胡须,因为年老的缘故,脸架子显得迷糊了,反倒柔软起来,有女子的温柔。剃得光光的,没有一点毫发的红油脸上,应当可以闻得见熏熏的油气。他吐痰,咳嗽,把人呼来叱去惯了,嘴里不停地哼儿哈儿的。说话之间“什么娘的!”不离口,可是同女儿没什么可说的,和她只有讲书。

她也用心听着……他偶然也朝她看这么一眼,眼看他最小的一个女儿长大了,一枝花似的,心里很高兴。他的一生是拥挤的……可是到底有七十多岁了,太疲倦的时候,就连接受感情也是吃力的,所以他对紫微也没有期望——她是不能爱,只能够被爱的,而且只能被爱到一个程度。然而他也很满足,是应当有这样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点缀晚景,有在那里就是了。

明眼人不难看出,戚文靖公戚宝彝的原型无疑就是李文忠公李鸿章。匡府老太太紫微也即是李鸿章的小女儿经璞。张爱玲在《对照记》中说:“我祖母也是二十三岁才定亲,照当时的标准都是迟婚。”迟婚的原因,张爱玲说是“因为父亲宠爱,留在身边代看公文等等,去了一个还剩一个”。菊耦出嫁后,经璞就陪伴李鸿章,正如《创世纪》中描绘的那样。《创世纪》中紫微与戚宝彝的生活片段,自然也是她姐姐曾经历过的,不过李菊耦出嫁时,赵夫人健在,李鸿章尚没有后来那么孤独。

在父亲的特别宠爱下,李菊耦的相府千金生活直到她二十三岁。

选婿佳话

光绪十四年(1888年)李菊耦嫁给张佩纶做继室夫人。李菊耦时年二十三,父亲是权倾一时的宫爵部堂(李鸿章住在天津时常用此简化了的头衔。宫,即指他为太子太保,即宫保;爵,指他拜封肃毅伯,即爵爷;部堂,指北洋总督例兼兵部尚书),本人又知书达礼,容貌秀丽;而张佩纶已年届四十,据京中同僚说他已蓄须,是“美须髯”,即有一把大胡子,又结过两次婚,而且是一个流放归来的罪臣,怎么讲两人都不相配,然而李鸿章却偏偏挑选了他当自己的东床快婿,留下了一段为当时文人称羡的佳话。

身为相府千金,李菊耦姐妹不仅晚婚,而且对方年龄不是大就是小,除了父亲宠爱、须代父处理公文外,还有另一层原因,《创世纪》中便有主人公紫微的一段追忆:

姐妹两个容貌虽好,外面人都知道他们家出名的疙瘩,戚宝彝名高望重,做了亲戚,枉教人说高攀,子弟将来出道,反倒要避嫌疑,耽误了前程。万一说亲不成,那倒又不好了。因此上门做媒的并不甚多。姐姐出嫁已经二十几了,从前那算是非常的晚,嫁了做填房,虽然夫妻间很好,男人年纪大她许多,而且又是宦海潦倒的,所以紫微常常拿自己和她相比,觉得自己不见得不如她。

像样的人家要避嫌,差一点的又怕高攀不成反惹麻烦,相府千金的出嫁反倒比一般人家困难,这是常人设想不到的。

李菊耦姐妹的婚事自然被耽搁了下来。不过张爱玲还没有分析到更重要的一层原因,在封建时代,女儿婚配都要听命父母,这就涉及了李鸿章的选婿标准。尽管李鸿章没有留下有关择婿的文字,但从他挑选的两个女婿看,还是有他的一定之规的。首先重世谊,其次重本人才学,年龄般配不般配,都不在考虑之列。这就是张佩纶和那位十六岁的任姓少年入东床之选的原因。

张佩纶之父张印塘字雨樵,曾任安徽按察使。咸丰年间,李鸿章回乡办团练时曾得到张印塘支持,两人共同镇压太平军,可称世交。张佩纶中进士后,很快成为清流健将,敢说敢为,他那一支笔参劾过不少朝野官员,他的才干早为李鸿章熟知,李曾不惜屈尊降贵,倾心相交。光绪五年(1879年)张佩纶母亲毛太夫人去世,李鸿章就托人邀张入幕(按规定,父母故去,报了丁忧就不能出仕,但可入幕)。接着张的原配夫人朱芷芗也去世,张佩纶回乡营葬,路过天津时,面见李鸿章,虽辞谢了入幕邀请,却接受了李鸿章为营葬之需的千两白银。这使张佩纶很感激,在日记中曾记这件事:“先世交情之耐久如是,孤儿真感德衔悲也。”从此张佩纶对李鸿章产生好感。

张佩纶于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马江之战中,因战败被朝廷追究责任,发配至察哈尔军台效力。三年后放归,这年春天,李鸿章特邀张到天津小住,对张仍极欣赏,在一封给薛福成的信中提及:“幼樵来津旬日,意气不衰,患难之余,更进深稳。年满四十,来日正长,渑池之奋,会当有日。”(《李文忠公尺牍》)看样子李鸿章是将张佩纶当作今日的蔺相如了。也是在这一次会见中,李鸿章知道张佩纶的继室边粹玉已在张发配期间去世,便暗示张佩纶秋后来求亲。

可见,张佩纶是以世家子侄身份,又加上他本人才干为李鸿章所赏识。李鸿章对自己的选择是极为满意的,他曾说:“幼樵以北学大师做东方赘婿,北宋泰山孙先生故事,窃喜同符。”“今以升堂之戴崇,遂为移郡之萧仲,老年得此,深惬素怀。”又说:“幼樵天性真挚,曩微嫌其神锋太隽,近则愈进深沉,所造正未可量,得婿如此,颇惬素怀。”(《李文忠公尺牍》)左一个“深惬素怀”,右一个“颇惬素怀”,李鸿章既对张佩纶赞赏已久,今收为乘龙快婿,其兴奋之情是可想而知了。

堂堂中堂大人选婿,选择的又是名重一时的张佩纶,自然引起朝野注目。著名的文士李慈铭特地在日记中注明了一笔,并打听到婚礼极隆重,扶李菊耦入洞房的竟是周馥、胡燏棻的夫人,周与胡都是北洋衙门中的重要官员。相府千金的出阁,已是北洋大事了。(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十六)当然也有好打趣的翰林公,借此讥讽一番,如梁鼎芬为张佩纶一张画题诗竟写出“篑斋(张佩纶号)学书未学战,战败逍遥走洞房”之句,引起了同僚的一番笑声。(梁鼎芬:《苌楚斋续笔》卷一)

相府择婿既成了一则佳话,众口所传,流布必广,十几年后,著名小说家曾朴即将其情节收入《孽海花》中。《孽海花》是一部反映清末三十年间历史的政治小说,其特点是取材真实,人物历历可考。据考证,小说人物中有生活原型者达二百七十余人,其中关于李鸿章择婿的一节,威毅伯即是影射封肃毅伯的李鸿章,庄仑樵影射张佩纶。

小说第十四回中有关情节大致是这样:

庄仑樵因马江之败被革职充军,只有威毅伯常念道是个奇才,恰逢皇上大婚庆典,威毅伯便替他缴了台费,赎了回来,仑樵便住在威毅伯幕中,掌管机要文件,威毅伯极为信用。威毅伯有个女儿,“貌比威、施,才同班、左,贤如鲍、孟,巧夺灵、芸,威毅伯爱之如明珠,左右不离”。庄仑樵虽听有人讲过,但从没有见过。一日威毅伯感冒,要请仑樵去商量一件公事,踏进房门,早被威毅伯看见,便喊:“贤弟进来,不妨事,这是小女呀——你来见见庄世兄。”姑娘红了脸,道了万福,转身如飞逃进里间。庄仑樵一面与威毅伯谈话,一面看见桌子上有一本锦面的书,上写“绿窗绣草”,下面题着“祖玄女史弄笔”,一翻就翻到两首有关中法战争的诗,起首便是“鸡笼南望泪潸潸,闻道元戎匹马还!”这个“元戎”除了他还能是谁?两首诗一气读完,末一句竟是“功罪千秋付史评”,对他竟是既有责备更有谅解,庄仑樵“不觉两股热泪骨碌碌地落下来”。威毅伯看见就笑道,不过是小女涂鸦之作,又说:“小女有点子小聪明,就要高着眼孔,这结亲一事,老夫倒着实为难,托贤弟替老夫留意留意。”庄仑樵接着说:“相女配夫,真是天下第一件难事!何况女公子样的才貌!门生倒要请教老师,要如何格式,才肯给呢?”威毅伯听后哈哈一笑竟说:“只要和贤弟一样。老夫就心满意足了。”说完竟“很注意地看了他几眼”,庄仑樵心领神会,马上托人提亲,“威毅伯竟一口应承了”。

不过这个佳话也非一帆风顺。据《孽海花》所写,威毅伯虽一口答应,却通不过夫人这道关,威毅伯一向惧内,夫人知道后便指着他骂道:“你这老糊涂虫,自己如花似玉的女儿,高不成,低不就,千拣万拣,这会儿倒要给一个四十来岁的囚犯,你糊涂,我可明白,休想!”威毅伯忙赔笑解释,说你别看轻仑樵,他的才干胜我十倍,我这位子将来就是他的。我女儿不也是个伯夫人吗?但夫人就是不答应,后来还是小姐出面,用“爹爹眼力必然不差”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道理说服了母亲。

曾朴在《孽海花》中的描写,大致轮廓是可以成立的。李鸿章欣赏张佩纶才干,认为绝不亚于自己,还有机会卷土重来,诸如此类的话,李都讲过。至于是否在李鸿章房里张佩纶与李菊耦有过戏剧性的巧遇,是否有过使张佩纶产生知己之感而流下泪来的两首诗,就不得而知了。

李鸿章挑选张佩纶为婿,是断定以张佩纶的才干加上自己的推毂,张佩纶必将重新得到重用,“所造正未可量”,能做到像自己一样的大官。但他未估计到,翁婿关系的确立,反倒有了嫌疑,成为别人参劾他的口实。

张佩纶当了相府娇客后,留在李鸿章府中,甲午之战时被人参劾,只得回南方;辛丑议和,李鸿章又叫他来帮忙,最终朝廷也只给了他一个四五品京堂的名义,距离施展抱负的夙愿相去太远,张佩纶再次返回南京,终于郁郁而终。这一结局,是李鸿章始料不及的。“宰相合肥天下瘦”——李菊耦的嫁妆

张爱玲曾说过,祖父是清官,而且是个穷京官,以财产论,确实如此。那么,张家从李菊耦、张佩纶成婚起,经过张爱玲父辈,一直到张爱玲姐弟少年,奢华生活的来源在哪里?张爱玲一语中的:“就靠我祖母那一份嫁妆。”也就是说,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当然还有伯父张志潜及两个儿子张子美、张子闲,姑母张茂渊,乃至张爱玲和她的弟弟张子静这一大家族都曾受惠于李家的余荫。合肥李氏的财产有多少?得从清末流传的一句俗谚“宰相合肥天下瘦”说起。

合肥李氏从李文安出仕起,就摆脱了耕读生活,但远非富裕。待到李鸿章和他哥哥李瀚章进入清政府督抚行列,李家面貌就彻底改观了。

封建时代,权与钱是双生子,富与贵又紧密相连。李氏兄弟中,李鸿章权位最高,也最富有。从统领淮军、任江苏巡抚起,李鸿章便一改寒门书生本色。淮军军饷的充足为当时各军之冠,按惯例,各营统带都有截旷、扣建之权,除留作聘用幕僚、来往迎送之资及各营营官中饱之外,还要上缴若干。淮军最盛时达百余营,这个截留,为数就不会少。据甲午时暂时接替李鸿章任北洋大臣的王文韶说,仅留在北洋账上的淮军钱银就有八百万两,这时淮军早已裁撤。这笔巨款也是后来袁世凯小站练兵的主要经费来源。(《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留在账上的尚有如此巨大的数字,李鸿章个人分润自不在少数。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平素有一种看法,认为淮军将领多为安徽子弟,随他出征,东奔西跑,战事过后,理应享受荣华富贵,这是淮军将领贪污成风、军纪败坏的根由。李鸿章对此一味回护,以至淮军宿将如刘铭传、周盛传、张树声、卫汝贵、周馥、唐殿奎、涂宗瀛等个个都腰缠万贯。作为淮军头子,李鸿章不是富翁才是怪事。

李鸿章又是创办近代企业的代表人物。除一批军工企业外,为弥补军工企业的亏空,又创办了为数不少的民用企业,最著名的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电报局、漠河金矿及天津铁路公司等等。这些企业大多由李鸿章凭借自己的权力,腾挪各种官款,再吸收商股兴办,属于所谓官督商办性质。所有企业的总办、督办、协办、会办,都由李鸿章挑选的亲信担任,李鸿章事实上是这些企业的太上皇。每办一个企业,循例这些亲信们都要向有关官员奉送干股,李鸿章应是最大受益者。至于李鸿章收受了多少干股,亲信们要保持地位又要额外奉上多少孝敬,是查不出来的。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李鸿章死后李氏家庭仍在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的董事会上占有重要职位。他的儿子李经述做过招商局总办,经述死后,1910年6月,上海举行了招商局第二届股东会,股东们选举盛宣怀为总理(总办后改的名称,盛是李的亲信,后来聚敛的财富更超过李),另二位协理中有一位便是李鸿章的长孙李国杰,这一届选举因清政府不承认而告吹,但足以说明李氏在招商局中势力之大,影响之深远。

在外交事务中,李鸿章也得到不少实惠。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御史们相继弹劾李鸿章主和误国,便涉及了李鸿章在日本财产的问题。御史安维峻说,李鸿章把一千五百余万两交由某日商经营,盛宣怀代为经理,所以不愿与日失和。又有洪良品上疏说,李鸿章有数百万两银子交日商经营,所以主和。这些御史们的话有捕风捉影之嫌,所列数字也不一致,有还是没有,至今尚是疑问。但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鸿章绕地球一周,所访各国都隆重接待,他收过不少礼品是事实。有一记载说,俄国为要与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馈赠他达三十万卢布;连副使张荫桓也沾了光,受赠有二十五万卢布之巨。

至于办海军、修码头、购置军舰和火炮,外国厂商都会给回扣,以致能挤入采买人员之列的都要发笔横财,更何况是决定此事的李鸿章呢?

所以在清末督抚大员中,论出手之阔绰,首推李鸿章(后有盛宣怀、袁世凯更驾乎其上)。前文提到张佩纶因丧妻回乡路过天津,李鸿章送的丧葬费就是一千两,使张佩纶感激涕零,这尚是小数。一位官员记下另一件事:光绪二年,丁宝桢升任川督,入京陛见,路过天津,李鸿章知道丁宝桢比较清廉,以“到京后例有应酬”为名,特告丁,已代筹一万两,存于京城某银号,用时便取。丁宝桢抵京后,各项应酬一万两不够花,干脆一客不烦二主,再向李鸿章借银一万两,据说李鸿章给得很痛快,毫不吝啬,而这笔钱当然是不须归还的。赠银给丁宝桢的,除李鸿章外,还有他哥哥李瀚章也赠银三千两。这位官员最后感慨地说:“勤恪(李瀚章谥号)、文忠二公之重友轻财,均不可及,特述之以为后世交友者劝。”(陈夔龙:《梦蕉亭笔记》)这还仅是一例。

天津位于南北交通要冲,李鸿章迎来送往这一笔开销是巨大的。为保持自己权位,对贪婪成性的慈禧、李莲英及王公大臣的各种孝敬、贺礼、节仪,收买京中御史和百官们的种种使费,也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而这白花花的银子,都从哪里来呢?

无怪乎当时便有人说,清代中兴名臣中最富有的,以李鸿章为第一。李鸿章的财产究竟有多少?无确切数字,据容闳《西学东渐记》估计,约合白银四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国年财政收入的近二分之一。“宰相合肥天下瘦”殆非虚言呀!

李鸿章如此,他的几个兄弟自然也不弱。兄长瀚章历任湖广、漕运、两广总督;老三鹤章官居道台,后来用钱得了个二品衔;最小的六弟昭庆虽死得早,因随李鸿章在淮军中效力,早早当了知府,死后赠太常卿。只有老四蕴章、老五凤章,一个眼睛有毛病,一个不愿出仕,只愿在乡为李家掌管家产。

封建时代,土地多寡是衡量财富的主要标准。李氏六兄弟,仅在家乡合肥,“每人平均有十万亩”,合计共六十万亩土地,“其在外县更无论矣”。李鸿章本人所置田产,每年可收租五万石。直到1936年,“李文忠享堂每年收租稻仍有三万余石”,统计者不禁感慨万分:“则是一个骷髅地主仍有田地三万余亩矣!”(《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

除此之外,现银和其他不动产的数额也十分惊人。有人称,李氏兄弟六人,“一、二、四房,约皆数百万,而不得其详”,分家时“析为五,每房见银三十五万两,田产典铺在外。六房早卒,遗寡妻幼子,兄弟五人,合银二百万两与之,而五房极富,家中田园、典当、钱庄值数万元不算,就芜湖而论,为长江一大市镇,与汉口、九江、镇江相埒,其街长十里,市铺十之七八皆五房创造,贸易则十居四五。合六房之富,几可敌国”。(同上)这里记的自然是属于李家在安徽老家的公产部分,在外置的私产并不在内,而私产所置如上海、天津、青岛的洋房,各大公司的股票,外国银行的存款,更是不计其数。

李鸿章不仅官居一品,同时又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富豪,爱女出嫁,嫁妆自是少不了的。李菊耦的陪嫁有多少,已无从查起,但从她后人透露出来的只言片语仍有蛛丝马迹可寻。

房产是她后人提到次数最多的。张佩纶与李菊耦结婚后,一段时间住在天津北洋衙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才双双到南京定居。在南京他们买下了原先靖逆侯张勇的府第。这是一座豪宅,厅堂不算,被人称作绣花楼的楼房即有三幢,另有一个花园。对这个花园,张氏后人——李菊耦的女儿即张爱玲的姑姑,仍有一分依恋。她记得一听说桃花或是杏花开了,母亲李菊耦就扶着女佣的肩膀去看。这所房子后来被国民政府立法院长胡汉民看中,购作立法院办公使用,足见其宽敞的程度。购置这样的豪宅,置办费用无疑来自李菊耦的嫁妆。李鸿章还将上海、青岛,可能还有天津等地的部分房产分给了李菊耦。李菊耦去世时(张佩纶已在十三年前去世),自己亲生的一子一女张志沂、张茂渊均年少,财产只好由张佩纶前妻所生的次子张志潜(长子志沧早夭)掌管,直到张志沂二十多岁才分家。分家后,仅张志沂名下所得,据张子静回忆:“至少1935年左右,他在虹口还有八幢洋房。”此外青岛一幢洋房是属张志沂与哥哥共有的。(张子静:《我的姐姐——张爱玲》)而这只是李菊耦从娘家带来陪嫁的一小部分。因为哥哥张志潜分得的比弟弟还多。

李菊耦的陪嫁中还有土地。张爱玲写《谈吃与画饼充饥》时便提及她姑姑很爱吃一种点心叫“黏黏转”,是用青麦粒做的,青麦粒是“从前田上人带来的”;张爱玲小时候,“田上人”还带来一种用开水加糖冲调吃的点心“大麦面子”,证明张家有田产、有佃户。张爱玲还明白地讲,他们家的“田地大概都在安徽,我只知道有的在无为州(现安徽省无为县)”,她记住这地名是因为“无为富于哲学意味与诗意”。不过后来“大麦面子就没有见过了”——大概田产全变卖了。

除了房产、土地外,李菊耦的嫁妆还有各种细软、古玩。直到张爱玲离开父亲的家,她手头尚有不少这类小玩意儿,有的甚至还是舶来品,显然都是嫁妆的一部分。

今日谈“李菊耦的嫁妆”这一题目,似乎离张爱玲太远,其实不然,如没有李菊耦这份丰厚的嫁妆,张爱玲的父亲就不会一辈子过挥霍的生活,由极盛而衰败的家世给予张爱玲那种凄凉,就不会由张爱玲的笔下自然流出,而绝世凄凉正是张爱玲小说最动人之处;如没有李菊耦这份嫁妆,张爱玲童年、少年就不可能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新式花园洋房的春日迟迟,老式陈旧洋房的灰暗阴冷,墙上的洒金书画,桌上发光的细瓷碗……都一一在她的小说中复活,形成独特的意象,推动人物与故事的发展。人们常惊叹张爱玲描写细节的真实,而许多细节都来自她对自己所处环境的深入体察。

所以,老祖母李经(菊耦)的嫁妆,对张爱玲的影响无论是生活还是创作,都是极其深远的。

相府门风

张爱玲没赶上见到奶奶。她奶奶死于1916年,四年后,张爱玲才出生。

但张爱玲仍能感到奶奶的存在,作为相府千金,她不仅以丰厚的陪嫁,保证了张家三代人在充裕的物质条件下生活,而且她也把李氏门风以及李鸿章的观念、生活习性传给了后代。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曾为李家订下家规,郑重告诫子孙:

一、伦理宜笃也。父慈、子孝、兄良、弟恭、夫义、妇听、长惠、幼顺,人之大义。……唯在平时,父教其子,兄督其弟,夫正其妇,纲举目张而后家政修,而伦以笃……

二、礼节应循也。……士为四民之首,尤当恪守礼法,焉可荒经悖古?……

三、术业宜勤也。……游手赌博,败家坏俗,务宜痛惩……

四、食用宜俭也。……俭为美德,夫人知之,今愿量入为出……衣以蔽体,不必鲜丽;食以充饥,无取甘美;丧祭冠婚,各安本分;房屋器具,务取朴实……常念先辈辛勤并为后人惜福,庶不致奢荡破家,为里党笑也。勉之!勉之!(李文安:《李光禄公遗集·杂著·重订家规》)

如按李文安所订家规,展现在人们面前的确是一幅人人称羡的封建时代世情画:父子、兄弟、夫妇、长幼都在各自应在的位置上,秩序井然;都按照统一的规范即礼来行事;人人勤勤恳恳地劳作,节俭朴素地过日子。“文章经国,家道永昌”既是李家的字辈,也包含李氏先祖对子孙的希望。以上家规,除了节俭朴素这一点,因为李鸿章官运亨通、家财万贯,而没有彻底执行外,其他的家规多有沿袭,这里尤其要提的是,李鸿章在对子女的教育上,开先河,习洋务,让子孙都有机会走在时代的前列。

作为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兴办了一批军事企业和民用企业,当时李鸿章已切身体会到中国洋务人才的缺乏,因此不惜在培养近代人才上做了许多工作,如果说他派人去英国学海军,算是临时抱佛脚,那么,他接受容闳建议,选派幼童留美,让幼童住在美国人家里,一住就是十五年,算得上深谋远虑了。这件利国利民的举措,后来虽被守旧派攻击而中止,但归来的留学生中却出现了一批声名显赫的人才,众所周知的詹天佑便是当时出国的幼童之一。除派留学人员外,在他的建议下,上海、广州都效仿北京同文馆,成立广方言馆,专门培养外语人才。一些地方书院也在其影响下开设外语、格致课程。如他属下的保定莲池书院,在吴汝纶领导下,开设了东文(日文)学堂。

李鸿章既有这般见识,在自己子侄的教育上,自然也不落后。他提倡学习外文与洋务,他的家塾中,不惜重金聘请名师指导自己的子侄(包括孙辈)。如曾聘当时著名文士范当世来府教中文;在西文方面,他将传教士聘请到家,悉心指导子侄们学习外语及自然科学知识。吴汝纶就赞叹这一举动:“师相近延西教士教文孙等……大约京中止师相一家。”(《桐城吴先生汝纶尺牍》)在名师指点下,李鸿章的子侄中英文根底都很好。据李鸿章称长子经方:“幼曾兼习西国语言文字,嗣充驻英参赞,游历法德美各邦,旋充出使日本大臣,于各国风土人物,往来道里,均所熟谙。”次子经述向来学习洋务,也曾随李鸿章出访过欧美。三子经迈也任过驻外使节。对有培养前途的侄辈,李鸿章也有意识地推荐到驻外使领馆任职,如昭庆的幼子经叙,就经他推荐到驻美公使伍廷芳手下当随员。李鸿章的子侄能出国、当随员,这在几十年后被认为是美差,但在当时风气未开的情况下,正经人家子弟从不走替洋鬼子办事的路。“不能事人,焉能事鬼?”郭嵩焘当了一任驻英公使,便引起国内道学夫子们的群起攻击,便是一例。由此更说明李鸿章让子侄学外语、习洋务,确有打破传统观念的意味。李鸿章是聪明人,他意识到中国未来与外国打交道的地方会增多,懂外语、熟悉对外事务的人会更感缺乏,让子孙们学这个,不愁得不到任用,就这一点说,李鸿章也有为子孙谋的小算盘。

这样的传统是怎么传到子侄辈的呢?李菊耦又是如何课子的呢?

张爱玲从带她的老女佣——李菊耦手下最得力的一个女仆口中,了解了一些片断。

老女佣这样说:

老太太总是给三爷(张志沂行三)穿得花红柳绿的,满帮花的花鞋——那时候不兴这些了,穿不出去了。三爷走到二门上,偷偷地脱了鞋换上袖子里塞着的一双。我们在走马楼窗子里看见了,都笑,又不敢笑,怕老太太知道了问。

三爷背不出书,打呕!罚跪。(《对照记》)

根据老女佣提供的背景,张爱玲推算应是光复后搬到上海租界时的光景,因为那时流行走马楼,二层楼房中央挖出一个正方的小天井。

张爱玲对女佣提供的细节很是感慨,认为她祖母是孤儿寡妇,望子成龙,又推想祖母让父亲穿颜色娇嫩的过时衣履,“也是怕他穿着入时,会跟着亲戚的子弟学坏了,宁可他见不得人,羞缩踧踖,一副女儿家的腼腆相”。李菊耦的用意可谓良苦,没想到,她的儿子不仅一事无成,而且在他手里将家业败光!

李菊耦还将李府门风——李鸿章那套做学问的方法和生活习惯传给了爱子,于是张爱玲眼前又出现了一个再版的李文忠公!

我父亲一辈子绕室吟哦,背诵如流,滔滔不绝一气到底,末了拖长腔一唱三叹地作结。沉默着走了没一两丈远,又开始背另一篇。听不出是古文时文还是奏折,但是似乎没有重复的……

他吃完饭马上站起来踱步,老女佣称为“走趟子”,家传的助消化的好习惯,李鸿章在军中都照做不误的。他一面大踱一面朗诵,回房也仍旧继续“走趟子”,像笼中兽,永远沿着铁槛儿圈子巡行,背书背得川流不息,不舍昼夜——抽大烟的人睡得晚。(《对照记》)

李鸿章的生活较有规律。吴永曾跟随李鸿章一年,据他的观察,李鸿章一天是这样度过的:

公(指李鸿章)每日起居饮食均有常度。早间六七点钟起,稍进餐点,即检阅公事,或随意看通鉴数页,临王圣教一纸。午间饭量颇佳,饭后更进浓粥一碗、鸡汁一杯。少停,更服铁水(补血剂)一盅。即脱去长袍,短衣负手,出廊下散步,非严寒冰雪,不御长衣。予即于屋内伺之,看其沿廊下从彼端至此端,往复约数十次。一家人伺门外,大声报曰:够矣。即牵帘而入,暝坐,更进铁酒一盅。一侍者为之扑捏两腿。良久,始徐徐启目日:请君自便,予将就息矣,然且勿去。时幕中尚有于公式枚等数人,予乃就往座谈。约一二钟,侍者报中堂已起,予等乃复入堂,稍谈数语。晚餐已具,晚餐进食已少。饭罢后,予即乘间退出,公亦不复相留,稍稍看书作信,随即就寝。凡历数十百日,皆一无变更。

李鸿章的生活习性,对异姓子侄如吴永辈(曾纪泽之婿)产生了影响,对自己子侄的影响想必会更大些。

李鸿章家的相府门风不会只有上述数条,举出几则,无非是在张爱玲身上我们能发现它们的某些影子;部分对张爱玲影响不大,却在她的家族传统中出现过。

祖父为清代名臣

少年进士

张爱玲的祖父也非泛泛之辈,他是清代光绪年间赫赫有名的“四谏”之一张佩纶。光绪年间的头十年中,张佩纶一上奏章,就要参去几个红顶子,朝野官员听到他的名字都要敬畏几分。

张佩纶,字幼樵,又字绳庵,号蒉斋,直隶丰润县人,具体说是丰润县的七家岮人,按张爱玲的话说是“河北的一个荒村”“比三家村只多四家”。张佩纶祖辈也是耕读世家,但都未出仕,曾祖张栋只是个秀才,祖父张灼连这个起码的身份都没有,他们都是因张佩纶和他父亲张印塘做了官才获得封赠的。张佩纶父亲张印塘,字雨樵,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中举,道光十五年(1835年)经大挑分发浙江,因其才干受到巡抚刘韵珂赏识升任知府,历任杭州、嘉兴、温州三府。张佩纶就是在道光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九日(1848年11月24日)生于嘉兴。张印塘后升调到安徽,任宁池太广兵备道。此时,正值太平军攻打安庆,张印塘因守卫卢州要隘集贤关有功,朝廷拟将他升任云南按察使,因当时的巡抚蒋文庆奏留,遂于咸丰三年(1853年)出任安徽按察司按察使,俗称桌台。这时的李鸿章随吕贤基回乡办团练,在与太平军的对抗中,与张印塘产生同僚之谊。张印塘于咸丰四年(1854年)病逝于任所。(吴汝纶:《安徽按察使丰润张君墓表》)张印塘死时,张佩纶才七岁。其时有一个哥哥佩经,两个弟弟佩绂、佩绪,还有两个姐姐,加上嫡母田氏(未生育)、生母毛氏、庶母李氏。时值战乱,张佩纶随母兄姐弟及叔父一家辗转浙江、江苏各地,最后定居苏州。

张佩纶幼时生活很艰难,他在一首诗里写道:“我生时就百忧丛集,到处都是枪炮声,没有任何人扶持,奉母亲越过大江小河,荒年时以茅草野果充饥,在荒园中找到一些杂豆就很高兴。”(《涧于集·诗》一)

张佩纶自幼好读书,因家贫,从小流徙各处,就格外刻苦。他对下层百姓的生活也比较了解,痛恨吏治腐败,养成了疾恶如仇的性格。

张佩纶的学问是属于经世致用一派。自鸦片战争以来,经世之学经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的提倡,代有传人。这派学问一反乾隆、嘉庆以来的烦琐考据和空疏无用的学风,讲求学以致用,密切联系实际。面对晚清内忧外患的局面,张佩纶很早便“抱经世略,忧天下之将危”。“十三通文史,二十谒天子”,(《涧于集·诗》一)抱着远大的志向,张佩纶走上了科举之路。

同治九年(1870年)张佩纶赴京参加庚午顺天乡试,得中举人。次年(1871年)辛未会试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这一年他才二十三岁,比李鸿章中进士还小两岁。《孽海花》描写他这时的形象是“方面大耳,很气概的少年”,与庄寿香(影射张之洞)“三寸丁的矮子,猢狲脸儿,乌油油一嘴胡须根,满头一寸来长的短头发……怪模怪样”恰是鲜明对比。

按旧制,翰林院例有大考,成绩优秀者可晋职。光绪元年(1875年)张佩纶因之擢为侍讲,第二年又兼日讲起居注官。清代规定,侍讲有奏事权,但许久以来,翰林们不过将侍讲作为晋升阶梯,很久没人做建言之事了。张佩纶却认为既担任此职务,就要充分利用这一机会,挽救国家的危难,于是开始了他“雷霆万钧,朝阳一鸣,振聋发聩”的谏臣生涯。

清流健将

让张佩纶声震朝野的是他当翰林院侍讲后,由于频频建言成了人人注目的清流健将。

何谓清流?

顾名思义,清流的对义为浊流。清流中人往往自标清高,不同凡俗。他们评议时政,弹劾大臣,指斥宦官,“上至朝政之阙,下及官方之邪,微及闾阎之困,无不朝闻事目,夕达封章”。(震均:《天咫偶闻》卷六)他们相互砥砺,标榜风节,形成一种势力,人们称之为清流党。

张佩纶等清流党人均在同治、光绪年间,即19世纪70年代脱颖而出,这有它的特定历史背景。

清政府自将太平军和捻军镇压下去后,自诩为“同光中兴”,但实际上外有列强的包围,边疆危机连年不断;内则吏治腐败,各地农民起事不断,哪里有什么中兴景象?清流派对外反对列强蚕食,对内主张整饬纪纲,严惩腐败,他们的言论虽是为维护清王朝统治而发,但也表达了下层民众的呼声。

清流党的出现与清朝统治者各派系之间的纷争也有关系。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过程中,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汉族势力作了巨大贡献,他们控制的湘系、淮系集团得以壮大,这是慈禧等满族贵族集团所不愿看到的。她千方百计想压制这股势力,找曾国藩、李鸿章及两系将领的毛病,他们中很多人已成为地方督抚,清流党人对骄横不法的地方督抚的揭露和抨击,正投合了她打击湘系、淮系势力,扭转外重内轻的局面,提高她本人威信的目的。

此时在最高统治者慈禧与恭亲王奕之间,矛盾也在加深。这叔嫂二人于咸丰去世时,曾团结一致,发动政变,从肃顺手中夺取政权,但在权力分配上常闹意见。于是慈禧与奕都结好清流派人物,想借清流派之力抬高自己、压制对方。

清流党的形成还与明清以来科举取士制度有关。科举考试中最关键的一关是会试,分为主考及各房考官,这一科取中的进士称房考官为房师,主考官为座师,都要一辈子执弟子礼,而主考官也以网罗各方名士为荣,从而形成了牢固的师生关系。同光之际的两位清流领袖李鸿藻和翁同龢为什么能左右朝政?就因为他们曾多次任过主考,门生遍天下。李鸿藻是直隶人,翁同龢是江苏人,所以清流党又有北派与南派的区分。同光之际是以北派清流为主的时代,当时人称李鸿藻为青牛(与清流同音)头,张之洞、张佩纶为青牛角,陈宝琛为青牛尾,宝廷为青牛鞭,王懿荣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更数不胜数。究竟实指哪些人?其说不一,不管哪一说,张佩纶都居榜首。

清流党盛极一时,还有主观原因。凡被视为清流党的,都是统治集团中没有实权的中下层官吏,其共同特点是他们都是正途出身,大多在翰林院、都察院、国子监等衙门任职。他们地位不高,经济状况相对不佳,是所谓穷京官,他们所受的中国儒家传统教育中包含了许多可贵的思想,如“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讲究骨气,所谓“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等等。只要周围形成一定气候,他们就会议论风生了,并且通过清议,他们也想改善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条件。

基于以上原因,光绪元年(1875年)至光绪十年(1884年),成为张佩纶上奏言事的高峰期,其涉及面之广,立场之坚定,也为他后来的仕途不顺埋下了伏笔。

他弹劾贪官污吏,澄清吏治。弹劾的对象,上至尚书、枢臣,下至总督、巡抚,不胜枚举。

在对外交涉中,张佩纶态度强硬。任京官十年中,外国侵略者在四面八方窥伺中国:俄国对我国新疆地区怀有侵略野心;日本吞并琉球后,正在朝鲜挑起事端,企图吞我东北与台湾;法国发动侵越战争,目的是进一步侵占我西南。张佩纶再三向朝廷指出应自强,不能存苟安之心,如不自强,就像“投骨于地而待群犬之相牙,骨不尽不止”。在边疆危机严重之时,尚有人抱着“蛮夷相攻,无烦过问”或“临时施宜,彼不足忌”的态度,甚至说等法国得了越南后“力竭兵疲然后争之”,这是不懂得“弱肉强食”“唇亡齿寒”的道理。他大声疾呼:“安坐不能图存,主和不能弭兵”“深筹熟计,终非出于一战”。在中法战争中张佩纶是著名的主战派。张佩纶的主张并非孤立,清政府内不仅清流派张之洞、李鸿藻等主战,一些湘系、淮系老将如左宗棠、彭玉麟等都积极主战。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张佩纶在批评主和派时,不像其他清流党人那样,对李鸿章大加攻击。他很顾全李鸿章的面子,但在有些奏折中还是不点名地指责了李鸿章一味主和是“直苟且欺饰以误朝廷”。(《涧于集·奏议》二、三)张佩纶尽管“以直声震天下”,参奏过不少大臣,但从未直接参奏过李鸿章,《孽海花》中说张佩纶曾参奏李鸿章“骄奢罔上”,是夸大了事实。

光绪九年(1883年)在李鸿藻的支持下,张佩纶进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直接参与对外事务。在对外交涉中,他能坚持国家利益,“遇不可从者,据理而争,不稍挠屈”。他的强硬态度曾引起驻京外国人的注意。时任总税务司的赫德在张被任命的第五天,写信给在中法间联系和谈的英国人金登干说:“衙门里又有了新的麻烦……新来的张佩纶全力主战。”(《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张佩纶的主战和对外态度强硬是出了名的。

马江之败

就在中法两国大规模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清王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爆发了一场权力之争,慈禧罢黜了以恭亲王奕为首的全部军机大臣,史称“甲申之变”(光绪十年为甲申年)。“甲申之变”的原因是慈禧与奕间的矛盾,发端却是越南前线山西、北宁的败绩。

在主战派支持下,应越南方面屡次恳求,清军分两支进入越南境内,一支由广西布政使徐延旭率领进驻北宁,另一支由云南布政使唐炯率领进驻山西。北宁和山西都是越南北部战略要地,占领这两地,既可控制河内,又屏蔽了中国云桂两省边防。徐和唐的保举人都是张佩纶。由于清政府最高当局慈禧、奕在战与和上举棋不定,使这两支军队虽进入越南与法军对峙,但却受制于“不可衅自我开”,意即不许主动迎战的命令,以致刘永福的黑旗军孤军奋战时,清军却按兵不动,以避开衅罪名。唐炯甚至将山西防务交给黑旗军,自己回昆明去庆贺他升了云南巡抚,徐延旭也丢下军队回龙州避暑。法军乘此机会以绝对优势兵力与黑旗军激战五天后攻下山西,进攻北宁更轻松,徐军竟是不战而遁。山西、北宁的失守为慈禧攻击奕诉提供了借口,因为唐、徐二人系张佩纶荐之于前,李鸿藻保之于后,奕作为主持军机的五大臣之首更难辞其咎,顺藤摸瓜,最终将军机处连锅端,五位军机大臣奕、宝鋆、李鸿藻、景廉、翁同龢全部被罢黜,而代之以完全听命于慈禧的礼王世铎和醇亲王奕一批人。这个名单一公布,朝中无不愕然,李慈铭便讥评是“易中驱以驽产,代芦服以柴胡”,(《越缦堂日记》)竟一代不如一代。紧接着,慈禧又对部院大臣进行调整。“甲申之变”标志着慈禧独揽朝政的开始。“甲申之变”起初并没有触动张佩纶,仍保留了他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差使,但他的后台李鸿藻已倒,意味着他的前途已充满凶险。

新上台的军机大臣虽以世铎为首,实权则操纵在奕手中。奕是恭亲王异母弟(宫中称七爷),又是光绪生父,慈禧的妹夫。他一向惟慈禧之命是从,在未入枢机之前,也一度对法主战,但一入枢机便迅速调整自己的态度,与慈禧一起竭力主和了。李鸿章与法国人福禄诺在天津密开和议,便是在他的允许下进行的。福禄诺在谈判中首先提出罢免主战派曾纪泽驻法公使职务,作为试探,李将福的要求报北京。在廷议中,张佩纶以“法屡以和误我”为理由,主张备战,认为即使议和也必出一战,对廷议结果拒不签名。加上他对将恭亲王驱逐出军机处不满,在众目睽睽之下劝说奕,奕当面不好说什么,但左右的人如奕的亲信孙毓汶等,都认为张佩纶当面羞辱了醇亲王。张佩纶在北京已然是待不下去了。

果然,四月十四日慈禧以上谕形式命吴大澂会办北洋事宜,陈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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