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赫曦滢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历史的解构与城市的想象试读：
前言
◆城市出现是为了保护生命，它让生活变得美好。——洛杉矶市政厅外墙上的铭文
◆城市是一幅染色体图：文本连绵不绝。——罗兰·巴尔特 《符号帝国》（1982）
◆昨日美丽的乌托邦，将成为明朝振奋人心的事实。——贝尔维尔，第一次共产党大会闭幕演说 1840年7月1日
这是一本关于城市的书。我会在书中介绍有关城市发展的基本观点，看待城市的不同角度，以及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形态下的城市存在怎样的不同。尽管卡尔·马克思并没有具体分析城市的本质及其意义，但他的观点在众多理论中仍具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对于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而言，意义更加深远。我将介绍从马克思、恩格斯到亨利·列斐伏尔、曼纽尔·卡斯特、大卫·哈维等人的学术观点，对马克思主义城市学进行一定层面的理论梳理。纵观当今的城市学研究，还没有形成相对成熟、完整和认同的理论假设，而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和空间生产理论，则最有可能成为一般城市学基本假设，亨利·列斐伏尔等人对空间范畴的哲学探索、城市哲学解读，在一定程度上透视了城市的本质和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而这些理论在西方国家的实践，也印证了空间范畴的可能的解释力。本书希望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和空间生产理论进行有益的探索与分析，帮助人们深化对空间的认识和理解，进而对运用空间理论反思中国的城市化道路进行尝试。
让我现在就带您穿越时间和空间，踏上领略城市风景的旅程！一 城市失序与新型城镇化的道路选择
毫无疑问，城市化已经成为当前引领中国发展的最重要的引擎。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化正快速推进，中国会仅仅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二三百年才走完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化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促进了社会进步，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城乡的面貌。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化、空间生产已经到了不得不进行哲学反思，构建城市意义、城市秩序的关键时期，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正在加深、异化，城市充满了不可预见的风险和冲突。复杂无序、综合失序，是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重大难题，也是城市化研究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中国以往的城市化研究一般都聚焦于城市物质形态的构建，而忽视了对城市性、城市意义、城市秩序与城市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但恰恰正是将城市整合为一个意义共同体，才是实现城市可持续繁荣的根本出路，才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必由之路。
究竟怎样的城市才是符合历史潮流发展方向的？怎样的模式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我认为，所谓的新型城镇化是建立一种新的城市文明生活方式，是改变传统农民生活的一种历史性改变。新的城镇，也会体现社会组织中与现代观念有关的原则，如合理性、秩序和效率等。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城镇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一个学校。城市是多个要素整合叠加的有机体，除了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角度去探讨，还应该从城市哲学的高度去分析与研判。在城市哲学的视野中，城市问题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城市意义是城市有机体所有要素的深层连接纽带，城市意义的缺失或迷失，是导致城市问题的根本原因，一个没有意义归属与深层次秩序的城市繁荣是“虚假”的繁荣，充满着风险。城市意义与伦理的缺失，是人们将城市化简单等同于修路、建房、不断推进土地城镇化、提高城市人口数量和发展城市经济的重要原因，这导致了诸多城市社会冲突与城市心理问题，同时也导致了人们在城市发展中形成“物质幻象”与“权力幻象”。
列斐伏尔曾指出，当意义迷失时，“都市现实的危机比某种其他的危机更为重要、更为根本”。无独有偶，芒福德也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世界对人类直接指挥的反应比任何时候都少，比任何时候都缺少人类的意义。”在科特金看来，在神圣、安全、繁荣这城市三大要素中，神圣（意义）是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一切的核心。不论物质方面表现得多么有吸引力，都无法取代家庭、信念、邻里和文化等持久的纽带作用。“对全球史的研究也提示我们，一个没有道义约束或没有市民属性概念的城市即使富庶也注定会萧条和衰退。”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本书寄期望于透过五彩斑斓的城市现象，找寻城市空间与人类社会的内在关联，并透过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揭开城市隐秘的面纱，为人们展示城市最真实的一面。二 城市性：人类文明的历史积淀
城市性，是城市研究的基础性问题。在理论意义上的城市性，就是对城市本质的反思与规范性的把握；在实践意义上的城市性，则是在城市历史发展中生成和显现的城市本质。对于城市性的思考早在500年前已经就开始了。历史学家斯本格勒曾说过：“一切伟大的文化都是市镇文化，这是一件结论性事实。”可以说，人类伟大的文化总是与城市的发展如影随形，这也是城市区别于乡村的价值所在，是人们对城市向往的重要原因之一。早在中世纪，意大利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乔万尼·波特若就在《论城市伟大至尊之因由》一书中提出了“城市伟大文化”的建构与认知。“何谓城市，及城市的伟大是什么？城市被认为是人民的集合，他们团结起来在丰裕和繁荣中悠闲地共度更好的生活。城市的伟大则被认为并非其处所或围墙的宽广，而是民众和居民数量及其权力的伟大。人们现在出于各种因由和时机移向那里并聚集起来：其源，有的是权威，有的是强力，有的是快乐，有的是复兴。”我们惊叹几百年前的学者能够对城市有如此精辟的论述，虽然从中还能够看到对王权价值的认同，但通过这种独特的视角去发现城市的价值仍然十分可贵。在对于如何创造城市伟大文化的方式与途径方面他也说：“要把一城市推向伟大，单靠自身土地的丰饶是不够的。”城市的发展、建设与更新，要靠城市公平、开放和创造自由。
几百年来人类社会工业化、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历史不断印证了城市性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在芒福德看来，城市是以文化为轴心的综合容器；索亚认为，城市是不同要素的有机聚集体；列斐伏尔与哈维则看到城市是一种人造、人化的综合空间，城市也就是人对空间的具体生产；在科特金看来，城市是一种人所建构起来的新秩序，“城市也代表着人类不再依赖自然界的恩赐，而是另起炉灶，试图构建一个新的、可操控的秩序”。“人类用了5000多年的时间，才对城市的本质和演变过程获得了一个局部的认识，也许要用更长的时间才能完全弄清它那些尚未被认识的潜在特性。”由此可见，人们对城市本性的认识还处于过程中，在不同的时代城市性也有着不同的内涵与外延。城市与伦理是一个双向构建的过程，一方面城市建筑是具有伦理意识的人所构建的；另一方面，建筑又实践性地构建了人们的生活方向和伦理取向。伦理性是空间构成、生产和转换的最重要的基本属性。因此，构建合理的城市空间秩序要将伦理作为意向性的、规范性的、秩序性的因素来考虑。当前，中国的城市性就是要构建一种“空间—伦理生态”，将伦理精神贯穿于城市空间建设的各个方面，由城市意义、城市精神、城市信仰作为统领和整合力量的实体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三 中西方城市化认知的差异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政治经济体制，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对城市的发展起到了深远而普遍的影响。当我们深入了解城市时，就会发现城市在国家和文化上存在巨大的差异。事实上，文化架构上的不同日益成为当今理解现代城市的重要方式。另外，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新的动力已经开始改变我们的城市生活，如手机、网络等。信息技术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是显著的，在伦敦、东京等全球经济大城市，信息技术已经改变了城市生活方式，人们不再局限于具体地点或地域的工作，城市已经代表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意义。
与西方城市化过程相似，中国城市化的外在表现也主要是以人口聚集为主要特征。但是，从内在表现上看，中国城市化在构成和序列上与西方城市大相径庭，甚至还有着强烈的本土化“制度型动力体系”构成特点。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中，依靠“政府的制度安排和制度保障”进行着高速的城市化，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的城镇人口就超过了农村，一个传统农业大国实现了面向现代化的华丽转身。中国的“制度型城市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城市化的规划与战略都是由政府制定并带动实施的；第二，城市化与城市基本建设投资都是以各级财政为主体的；第三，城市人口的流向和规模控制是由政府掌握的；第四，城市土地是属于国有的。中国这种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具有很大的优势，中国仅仅用了几十年就完成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城市化过程，但是行政命令式发展模式也有着自身的弱点，当前中国的社会矛盾更加突出，这种现象说明中国的城市化原动力不足、动力结构不够合理，其主要症结还在于中国没有本土化的科学的城市理论来引导城市健康成长。
东西方社会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这不仅仅表现在制度架构与个体的价值观、人口数量与结构、教育水平与宗教文化等这些表面现象上，更是根植于文化的总体价值取向上。西方资本主义沿袭了欧洲古典主义思想，平等、自由、博爱等核心价值观从中世纪传承到资本主义社会。这种“自然”形成的价值观念指导着西方的城市化发展，使西方社会发展实现了历史与逻辑的内在统一。在不同时代，社会结构、产业结构与文化结构的转型基本处于同步进化的结构变迁之中，并没有出现典型的“社会堕落”、“价值迷失”、“文化倒退”等社会现象。这证明了西方城市化发展走的是一条符合市场规律的道路，即由生产力的发展支配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的发展方向，以及人的价值观的变迁。因此，中西方的城市化走的是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虽然有一点交集，但是从城市化形态的前提、进程、节点和社会结构等很多方面看，都存在着巨大的不同。
西方城市的早期历史可以用城市经济和庄园经济这两种经济模式的共同发展来描述，我们称之为“双核动力的发展模式”，城市工商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庄园经济的衰退和瓦解正好又使大量的劳动力成为拥有人身自由的手工业者，并且很快这些人就转入大工业的生产中，成为第一批职业工人。西方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基本是同步进行的，可以理解为“双核地域空间模式”。而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集权的农业社会，可以被看作“单核地域空间模式”，城市在农业社会的包围中存在。在几千年的时间中，城市化并没有太大的进展，并且和农业、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理顺城市与农村的土地关系、契约关系等核心问题，中国的城市化与乡村的“脐带”关系仍然没有完全剪断。因此，新一轮的城镇化必须要在土地所有制改革和户籍制度方面出“重拳”，彻底扫清城市发展的制度性障碍，才能使中国的城市化融入世界一体化、世界城市化的浪潮之中。四 对西方城市化理论的再思考
弗洛伊德在《论文明》中说：“当一个人已在一种独特的文明里生活了很长时间，并经常试图找到这种文明的源头及其所有发展的道路的时候，他有时也禁不住朝另一个方向瞥上一眼，询问一下该文明未来的命运以及它注定要经历什么样的变迁。”毫无疑问，城市是社会发展的中心和原动力，全球化时代的发展经验和历史变迁已经证明，凡是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也都要完成城市化进程，几乎不存在例外。同样，中国的城市化历程也印证了要想更快更好地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目标，就必须要总结发达国家城镇化发展的共同规律，同时结合自身的发展优势和独特性，选择一条符合本国实际的发展道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城市化的理论和实践形成了一系列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伟大成果，如城市空间正义理论、有机秩序理论、生态城市理论、适度缩进的城市发展理论、拼贴城市理论、花园城市理论、全球城市价值链理论、智慧城市理论、城市群理论等，这些理论经过很多发达国家的实践，已经成为推进人类城市进化的直接手段，中国也应该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不断吸收这些优秀的文化成果为己所用。
我注意到，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一批具有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城市理论著作不断涌现。马克思主义与城市对话的再次兴起主要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初期开始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马克思主义城市学迅速崛起，一批理论家提出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使命，在城市研究中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提出了一定的政治实践目标。在马克思主义城市学研究中，列斐伏尔、曼纽尔·卡斯特和大卫·哈维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特定学术领域的体现，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一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去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涵和外延，已成为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新的突破口。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学科和城市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一方面，对城市问题的分析，填补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空白，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领域；另一方面，通过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引入城市问题研究，突破了城市研究的传统视角，打破了城市学科的封闭性和局限性。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主要特点是延续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将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作为核心问题的研究方法，用实证主义方法突出强调了在城市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资本和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使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焕发了新的生机。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的城市现象相结合，更生动、更具体地揭示了城市发展的多样性，使得宏观理论得以解释更多的具体现象。这些理论对于最终构建中国的城市化理论体系与研究范式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而国内相关研究刚刚起步，基础薄弱，需要进行完善和再阐释。
我们不得不承认，虽然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但是面对着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人类可选择的手段却越来越少，甚至束手无策。即使是在早已完成城市化的发达国家，城市问题仍然层出不穷，如城市贫困、社会犯罪、社区隔离、城市住房、中心区衰落、城市蔓延等，这些问题在当今中国也更加凸显。这一方面是由城市本身运行的固有缺陷造成的，另一方面也说明当前各国对城市化理论与模式的理解与择优运用方面都存在短板。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城市问题的研究都还远未结束，想要彻底解决城市“危机”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在建构本土化城市理论的过程中，对于外来理论进行批判式吸收是一个明智之举。在西方的城市化理论中，有些成果是有实用价值的，而有一些则是“乌托邦”，是缺乏实践基础的。虽然这些理论也有其合理内核，但也有历史和现实局限性，必须认真选择，优化运用。西方城市化的过程可以用高度集中与高度分散两种规律来描述，反映了一种“双重地域结构效应”。相应的，也出现了城市化理论“集中化”与“分散化”价值取向的分野，如果我们不认真对这两种模式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仅仅是简单地吸收和运用，就会严重误导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甚至陷入中国式“拉美经济陷阱”。本书的研究范畴基本涵盖了城市领域的重要主题，以新的角度与方法开启城市研究的新视野，具有前沿性、实证性和并置性特点，希望可以带给读者更多有意义的思考和启发。参考文献
阿列克斯·英克尔斯、戴维·H.史密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顾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奥斯瓦尔德·斯本格勒：《西方的没落》，齐世荣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
乔万尼·波特若：《论城市伟大至尊之因由》，刘晨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一章城市空间的历史解构
◆这本书从一座城市象征的是一个世界开始，在世界许多实际方面已变成一座城市结束。——L.马福德《历史中的城市》（1961）
◆最初的城市（作为城市—国家）伴随着掌握符号形式的集中和用来通告、典礼、行政、文化移入、规训和控制的市政中心而出现。在已制度化了的城市中，附着着人们和他们空间性的社会关系，创造出了一个市民社会和相应的建成环境……城市持续地通过两种交互式方法——监控和依附——被组织起来，权力的全景之眼对城市从里到外进行观察。被都市化意味着依附，在一个扎根于polis（政治、政策、政体、管辖）和civitas（民间、公民、公务员、公务、文明）扩展中的集体意识形态和文化中被迫成为一个依附着或者一个信徒……对于福柯来说，空间就是关于权力和知识的话语被转换进权力的实际关系的地方。但是这些“条律”从没建立起一个与世隔绝的领域。它们只有与经济、政治或制度结合时才有意思。因而建筑和城市规划为理解权力是怎样运作的提供了很多的例子。——爱德华·索亚 《第三空间》（1996）
◆当代城市的本质是一种地方或区域性“社会经济”……一团特殊的、有差别的和地方化的社会关系……那些单元的经济运转必要的个人和组织间的具体关系。城市是这种关系承传的场所，不同城市拥有的关系是不同的。在城市里，经济活动密集攒动……它们在间接或迂回的互相依赖中各具特点，并且在这些传统和关系中逐渐成形。——斯托帕·米切尔《地区世界：全球经济中的区域发展》（1997）一城市空间的地理性历史
正如L.马福德在《历史中的城市》中所描述的那样，一座城市象征的是一个世界的开始，城市世界始终伴随着人类的产生和发展。而现在，世界在很多情况下，已经变成了一座城市，城市的生活方式正以惊人的速度延伸到地球的每个角落。在这本书的开始，笔者将描述一个“城市空间的地理性历史”，有选择性地游历千年的历史，回溯城市的开端，远到简·雅各布称为“城市之光”的古代，近到资本主义时代的城市，重绘城市的起源与发展。
本书关注的重点，并不是简单地追溯都市生活的源头，也不是为了仅仅描述都市发展的历史，而是通过这种在时空中的不断往返与思考，对城市和人类社会历史的地位、发展途径做出更深刻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本书不再是研究城市如何发展和变换这些表象的问题，而是通过对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审视，对我们的世界和生存的核心问题进行分析和解释，还原人类社会的本真。重掘都市之源
正如人类的进化一样，城市的进化也有一条既有的程序：首先是小规模的人类集中生活，通过狩猎或者采集的方式生存。在人类早期阶段，二三十人的小型社会组织是最常见的，性别角色标志明显。在这样的群体中，劳动分工按性别划分，男性基本上负责狩猎，同时保护采集场所和捕鱼；而女性基本上负责食物的采集和日常家务。在40000年前，大部分这样的小规模社群定居下来，定居点的建立是人类社会的明显进步，但是这样的定居点还是临时的，变动很大。距今大约10000年，为了应对气候的变化，人们不得不开始种植作物和饲养牲畜。世界上出现了第一批永久定居点，开始了植物种植和动物驯化的过程，将人类社会逐步带进了完全和有意识的农耕业和畜牧业社会。新石器时代到来了，城市的雏形正在形成。
与农业时代一同到来的是小村庄的兴起与发展，那时最原始的贸易方兴未艾，在不同村庄之间进行的交换和买卖变得更加频繁。这种新的定居模式带动经济社会全面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人口稠密的聚居区，以家族、姓氏和血统为基础的社会秩序逐渐产生，“宗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新的政治形式——“酋长制”或者“村庄政府制”。这种在一定区域内的新的农业社会，使人口不断集中，食物出现了实质性富余，也出现了重要的发明和创造，灌溉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部分。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还没有出现，城市—国家的机制还在摇篮时期，真正的“初始化”城市还要再等4000年才会出现。城市的起源有诸多原因，爱德华·索亚认为：“大规模灌溉控制技术的管理要求，远距离经贸导致的新经济机遇，与更可靠、持久的食品富余密切相关的创造，亲属关系及其运作机构的不断发展，宗教与仪式行为及其保持与再生，比从前有更大规模社会能力的扩张，为了抵御自然与外界侵袭日益增长的需要，由数量增长和环境恶化所带来的人口压力，等等。在这些原因里，有些人还会至少把村镇合并到更大的都市中去的意义上，加上村镇联合的冲击这一条。”这些原因在历史的某一个点上同时具备，这种“巨大的冲击”创生了实质上的都市革命，结果是真正的“城市”和“国家”诞生了，人类社会空间性的两种新的组合形式得到了发展。人们常常将城市—国家两个词结合在一起，这个词的出现并不是一种历史的巧合。查尔斯·凯斯·梅塞尔斯在其所著的《文明的出现：在近东从狩猎、采集到农业城市和国家的过程》中曾写道：“都市，我认为指人口数量的充分和集中，他们导致了生产的社会关系产生突变，体现出村镇联合自身的规律（由密集产生的相互依赖），这里面突出的表现是行政机构的产生。反过来，行政机构又通过管理来实现自己的政府职能，它以出文书、增设标志性建筑来表现意识形态、经济和武装力量的专门化。”于是，有文字记载的城市历史正式出现了。
最初的城市准确地说更倾向于关注君主国家及其帝国扩张的发展，而非注重城市和城市空间的特性，城市—国家被视为繁衍、变异的载体，城市—国家或者城市—帝国成为统治的最高形式。从历史的角度看，当时城市活动的村镇联合与空间特性并没有使城市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相反，它勾画了一种衰落，城市被衰减为建筑物或者是一种人类的建成环境，仅仅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在人们的正常认识中，城市产生的根源在于农业的发展，由于农业在农业村庄和村庄—政府的干预下不断成长，小的农业村庄慢慢变大，最终通过村镇联合，在某些特定的地方定型为真正的“城市—国家”。城市的空间特性也因此必须附着于一种能够在人类社会及其生产方式中维持创新的推动力上，附着于社会、历史和空间动态的过程之上。城市被认为是创新的开端和中心，在城市中人口的稠密和相互依赖共存是维持城市正常生活、人类发展和社会延续的重要结构性特征。城市反映着人类居所和居住的特殊形式，社会生活在城市生产性空间中进行，既被塑造，又被物质性地体现着。
随着20世纪70年代人们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考古学和地理学，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质疑农业社会和城市出现的顺序问题，很多学者认为应该首先出现城市，城市是农业剩余的必要条件，而非农业是城市起源的必要条件，是城市的集聚效应刺激了农业的发展，并为其带来持续的基本推动力，而且在城市出现之后才出现了农村、乡村生活、农民、书写、阶级以及国家的发展。这种解读是对城市历史的一种挑战，它将城市放在农业革命之前视作一种可能，或者至少把它们结合为同时发生并相互缠绕的动态。这样的解释对于城市的历史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可以让都市活动的空间特性具有非常不同的历史意义。通过对古老建筑群的考古发现，从这些建筑群的建设之初，城市空间就被规划和建造成一个地点或者区域文化的自觉表达方式。这种区域文化是一个物质化的“象征区域”，其中混杂着真实和想象，是一个理解、界定和仪式化、扩大化的社会关系和共同体，我们可以将它看成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活动的开端。城市不但勾画了一个具体的地理、经济、政治、社会范围，也描述了区域的概念。在城市里，集团接近（Collective Propinquity）和村镇联合由亲属关系和血统作为纽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社会秩序和关系基础的元—状态（Proto-state）。城市的存在，不但是地方经济和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进入了地方文化和象征的领域，标志着杂糅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第二个自然”的社会生产的开始。
作为这一理论的重要拥护者，雅各布的《城市的经济》一书有着重要的里程碑意义。这本书出版于20世纪60年代城市起义顶峰不久，这时城市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关于城市的各种理论层出不穷，而在这些理论中，雅各布对史前历史的重新修订显得格格不入又极具冲击力。她对史前社会发展的传统顺序的翻转，带来了一场关于城市起源的旷日持久的“战争”。雅各布开创了“最早农业的城市起源理论”，她认为：“如果我的理由是正确的，那么最重要的是，新石器时代突出的文明或你愿意叫它发生的事也好，不是农业，而是持续、相互依赖、有创造力的城市经济，它使它们之中许多新工作和农业成为可能。”她认为谷物生长在新黑曜石（世界上第一个公认的城市）周围，为这个城市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和其他物品以及服务贸易的小小剩余，但此时还没有乡村农业或者专门的农业村庄。在城市中，农业最初仅仅是除了采集和狩猎以外已经在商业和手工业领域专门化了的地方经济的一个小的组成部分。乡村还是围绕着捕猎和采集定居点而分布，但在不知不觉中人口和城市空间及其想象的社区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畜牧业在迁出城市后首先改变了以狩猎采集为主要特征的田园经济。畜牧业需要保存在城市区域以外的牧草场，这样就产生了有谷物耕作能力和城市生活方式的家庭，进而出现了擅长为城市人口生产肉、兽皮和毛织品的小村庄。这些分支型的村庄可以被看作团体城镇，通过合并小定居点，乡村狩猎和采集的那部分人口迅速增长。在很久以后，都市农民或者我们所谓的乡下小农阶级出现了。
雅各布的理论用形象的方式将都市革新、内源发展和既离心又向心的区域发展和传播过程描绘得惟妙惟肖。她的理论不仅包含了关于经济扩张的当代概念，而且通过把城市置于首位，构建了一个全面的、强有力的当代地缘政治经济学体系。城市，“这个由社会性空间集聚创造的刺激性相互依赖和文化习俗统一体，是主要的组织特征或实质上推进接下来每件事的发动力。这种接近和相互依赖的同时存在，使社会协作更有效率、更有效果，不仅仅有助于防御和食物与社会服务的选择性生产（和消费），还有助于社会和空间秩序的生产、远距离贸易、越来越专门化的劳动分工和位置连续性，所有部分和内在空间性活力的生产，对发展至今的人类发展地理性历史的每一个变化时刻起着重要作用。当人口密度增长，通过减少距离带给每天生活的阻碍，人类的相互作用和社会性被创新般地强化了。更多的时间和实践留给闲暇、艺术、手工艺、宗教典礼，留给超越家庭单位、部落、联盟的物品和服务交换的扩张，留给生产性工作新种类的增加，留给都市规划的新挑战，留给以后希腊人成为Phronesis的创造，经营、维持一个地方社区——一个村镇联合的大都市——的实践和政治思考”。第二次浪潮——封建主义城市
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2500年，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启了，这时制度化的宗教、市场和政府已经逐步形成，农业技术发展迅速，在这些发展的背后，城市被浓缩在特定的社会性空间话语中，城市空间组织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活动正在不断“发酵”，都市革命已经开启，新的都市化时代即将来临。如果说第一轮的城市发展仅仅是以血统关系为基础的城市，那么封建时代的城市在规模、范围和政治权威上都有飞跃性发展，生产和统治的社会性和空间关系在程度上和范围上不断扩张，作为社会再生产的社会性生产制度构造被创造并得到长足发展。“封建主义”是一个高度压缩的词，无论是在类型上还是在特征上都包含着不同的含义。封建主义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内容丰富而复杂。佩里·安德森试图将法律和政治因素整合入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中，他坚持认为要通过“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才能界定封建主义，因为这是将封建主义与其他类型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分开来的唯一可能。马克思对封建主义城市持有一种乐观的态度，认为它们是“封建大海中的非封建岛屿”、“封建社会的异己物”，城市是打碎封建生产方式的主体和一股连贯的力量，后来马克斯·韦伯、刘易斯·芒福德等人都在此基础上发展了马克思的观点。
欧洲的封建主义被认为是在一个脆弱的国家体系和基督教世界观的框架内对农业和城市的生产进行组织协调的。在国家君主政体之前，空间的组织是通过家庭来实现的；而在国家体制中，社会的运转则是在政治权力和领土控制范围内加以组织，而不是社会自身组织来实现的。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封建社会是君主统治的空间，君主不是通过亲属或血缘关系而是借助管理领土和臣民来实现对社会的控制。这种君主政体被设想为一个自然的、遗传的传统、习惯、法律和血统的统一体，它是一个先赋的集合实体，是所有的世俗共同体中最高的、最荣耀的和最完美的共同体。罗伯特·麦考米克·亚当斯在论早期国家体系的著作中，曾强调君主政体被国家体系所取代，带来了管辖地区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管理和统治的日益专业化。社会、机构和领土的相互关联对封建主义的发展必不可少。按照人类学传统的思维模式，君主政体有一种先天的分化人口统计学和政治动力的趋势，每个新单元都具有君主政体的所有特征，国家通过复杂的组织结构解决了裂变问题，国家系统的各个部分相对独立，但又很少能够自足和完整，因此每个部分都要依赖君主政体的法律、管理和规范才能更好地发展。
正是因为封建国家的这种特性，它更像是一个混合体。一方面，空间的领土组织没有反映出君主政体的特征，君主政体在空间中对社会起到组织作用；另一方面，封建社会的每个单元功能是统一的，而不是分化的。因此，封建君主政体不是一个完整和分化的系统，而是君主将他的权威向下分派的管理系统。封建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将其权力连同土地一起转让给他的诸侯，诸侯也如同国王一样拥有很大的支配权，这样的配置给国家的整合造成很大困扰，也造成了封建社会的去中心化特征。
金延斯和鲍尔斯在对欧洲封建主义进行分析时写道：封建主义代表了一种基于所有权的生产和索取形式；一种国家形式，和两者之间的特殊耦合。封建国家通过这两种形式相互竞争又相互依赖，将封建主义的框架确立为一种乡村和城市的生产体系：“国王主权，这些相互竞争的国家形式的第一种，以一种原型形式展示了统一的管理、司法和军队组织的现代体制。国家形式的第二种宗主权，其标志是君主—诸侯之间的关系，四分五裂的管辖权，权威的等级分层。封建国家的统一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动力学，这种动力学中潜含着权力集中和向官员分配特权的主权与宗主原则之间的对照。”
封建国家有一种紧张的双面性：一方面，封建帝国的联结方式很松散，因此十分脆弱；另一方面，它灵活地去中心化和组织化，通过委派系统和主从纽带，将家庭和亲属系统整合到一种紧密的权威模式中，宗主权原则通过皇家机构网络得以实施，封建诸侯中地位最高的君主及其管理机构掌握着最高统治权。封建国家的君主可以被视为社会组织形式中的一种元素或者一种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大多数社会关系被极端地方化，高度聚集于修道院、村庄、庄园、城堡、城镇、行会等共同体中。如果说基督教世界和国家提供了多样的世界观，并赋予这些单元等级制实践，同时每个单元也拥有相对较高程度的制度完整性和自主性，那么就是所有权和主权完全融合在一起了。因此，封建主义内部政治权威和所有权被分裂，国家的每一个基本的组成部分都是一个生产性单元，都是生产在权威的组织下为私人所有者的利益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封建主义在本质上就是政治权力的私人化，将私人的占有与对生产的权威组织整合在一起。因此，封建主义将生产方式和政治控制混合在一起，生产和维护秩序的活动相互依赖。
城市是封建体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也使它们进入自主的世界，城邦用特权维护，城市是集体的法人团体，享有授权权限及所有权与权力集于一身的封建主义特征，城市是中世纪生产方式的主要部分，发挥着经济单元功能的作用，并成为独立的城市社会单元。对于中世纪城市起源的解释众说纷纭，主要分为以下几种：①商业定居论，即认为远距离贸易商人主要途经的迁移路线上定居的地点就会发展为城市；②市场论，认为城市是本地商业的一个节点，由于本地经济繁荣而出现；③手工业论，提出生产而不是交换在城市起源中起决定作用，当工匠集中起来并成为一种劳动分工时，城市萌芽就出现了；④军事论，认为军队的集中和军事活动导致城市的出现；⑤教会论，将城市看作教会权力、特权和豁免权带来的结果；⑥自由村论，认为城市是原有村庄的扩大；⑦罗马论，将城市看作罗马城市的延续。这些理论从不同角度说明了城市的起源，如果将它们综合起来看会更加有说服力。但是无论从哪个理论来看，这些城市仍然是孤立的点，除非有贸易和商业的快速发展才能最终发展为城市。因此，中世纪城市要么是服务于地区经济，要么是贸易网络的重要节点，抑或二者兼具，我们称之为封建城镇的商业资本主义。
这种商业资本主义到后来的资本主义明显不是一种线性的变化过程。封建的城镇不是现代城市的直系前辈，早期的现代城市同样也不是资本主义城市的直接来源。让·德·弗里耶为了说明这一点曾经构建起了1500～1800年人口在10000人以上的西欧城市的框架，以填补中世纪城市和工业城市之间的空白，以此来说明欧洲城市的长期扩张既不是快速完成的也没有中断，而是逐渐的、良性的城市化进程。如果将城市的历史看作一个整体，中世纪城市化的模式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均匀发展的系统，这个特征在北欧更加明显。1500～1700年是中世纪城市一个有选择性的、集中增长的连贯时间段。在此期间，巨大的新巴洛克式的政治中心和商业中心得到了发展，在这些城市中集中了皇权和商业组织，在规模上已经可以与同时代的意大利城邦相比，并象征着欧洲霸权地形已经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小城镇既没有得到发展也并没有衰落。相比之下，1750～1849年的这一个世纪中，城市的增长主要集中在小规模的和古老的城市，还有新的小工业城市，而大城市的发展却出现了停滞，这样的城市增长模式被称为“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到了19世纪中叶，城市化进程又发生了变化，受英国城市扩张的影响，城市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联系了起来，而政治活动和贸易活动的影响力正逐渐减小，一些更老的商业城市迎来了新的生机。在非连续的城市化和城市化与资本主义、集权国家发展的互相影响下，所有权和政治权威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封建主义不只是一种生产关系而是国家与经济之间的耦合，那么在国家层面，主权和宗主权的紧张对立关系使得一种特殊类型的国家—民族国家从很多可选择的发展模式中脱颖而出，并成为主流。在经济方面，私人所有权和宗主权的对立同样有利于前者的发展，私人所有者战胜了传统的经济模式。国家和经济的耦合现在以集中的主权和所有权之间的决定性分离为基础。政治主权和所有权的分裂，使资本主义得以诞生。国家通过消除拥有财产权的封建主义特权，肯定了私人所有权是一种绝对权力，除了那些直接管理和统治有关的权力外，国家自我剥夺了对财产的所有权。现在的政府在使用暴力和收取保护费方面拥有了绝对的垄断权力，取代了领主的司法活动。同时，政府要为拥有财产的人提供保护，并为他们提供参与国家管理和代表制度的权力。国家现在不再干预私人的经济活动，结果是国家与商业在商业主义的原则和实践中达成了协议，国家与资本相互认可了，它们也相互独立了。
这样的功能改变与分化深刻地影响了城市的发展，国家和私人经济成为构成城市空间的主要工具。同时，城市在塑造新国家和新的资本主义过程中，也承担着重任。封建城镇起初是商业的，为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和贸易网络的扩张提供了保护和可调控的经济环境，乡村生产力的提高和封建农业的发展使城镇有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内部的重要法人，这时城市已经成为经济活动的完整单元。随着封建主义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的城市展示出了未来商业发展的新模式。国家通过立法和对公民权的控制，强化了城市经济活动法人的身份特征，市场竞争已经不仅仅是商人之间的战争，而且是城镇之间的战争，城镇都力图强化它们的垄断特权。通过这样的方式，封建主义城市在受保护的政治框架内构建了生产和交换的新模式。不单在经济方面，封建城镇也是政治的孵化器。城市自治的特点，使它们扩大了自己的政治自主权。到12世纪晚期，封建城镇已经有了很大的独立性，在公共管理和政府活动方面又有了重大进步。城镇在商业和日常生活中的公共权威在不断扩大和加深，也出现了新的管理制度和规则。
城镇赋予了所有市民自由权利，在很多大城市，出现了地方议会，一个特权阶级主宰了城镇的事务。城镇的商业改良和政治改良同步进行，预示了重商主义—绝对主义的到来，也同时加深了国家和城市之间的矛盾。在不断的斗争和妥协中，一些国家建立了中心化的国家机器，同时将主权和所有权清晰地分割开。民族国家终结了封建统治，它们收集了主权和政治能力，将它们集中于中心城市，将首都、法庭、金融中心、司法机关、军队和外交事务的机构聚集在一起。一些城市因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国家形成的步伐超过了经济整合的进程。国家的制度和规则渗透到了国家的每个角落，加强了城市秩序，并且整合资源，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贸易体系。从那时起，资本主义已经在一个民族的框架内生根发芽。城市发展的新语境，使欧洲找到了解决经济危机的新途径，像政治和主权的集中一样，资本也不断地向城市集中，在国家框架内，通过对城镇层级的调整，打破了以往对工业和贸易的单一调整模式，创造了更有弹性的经济单元；通过对空间的调整，克服了经济调节的僵化和死板。
国家和新经济相互联系，使得城市、财富和权力缠绕在一起，随之出现了一批富裕的银行业家族，控制了贸易规则和乡村的农业生产。同时，城市的发展和国家的成功建设给私营经济提供了独特的、无价的机会，城市不但充当了商业活动的地点，也成为国家活动的基本支点。城市的新发展成为国家和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直接产物，也使城市焕发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到18世纪末，无论是乡村还是小城市，都成为工业革命中新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可用场所。第三次浪潮——资本主义城市
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城市起源于封建主义无法再包容和解决城市问题，如大量的人口、贸易的衰退、血腥的战争、地主与农民间固有的矛盾，等等。于是，封建城市成为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解题的“原动力”，同时成为资本主义城市成长的“催化剂”。城市，作为商业活动比较活跃和自由的区域，代表了一种对封建乡村固定不变的主从关系的否定。这样的主从关系被商人的潜在能力超越了——他们对生产和生产关系进行了重新布局，使生产摆脱了本地市场的狭隘地域，转向了更大范围的贸易。反过来说，各种不同城市和不同分工的市场体系在不同时空范围的交织，导致了新的世界体系逐渐得到自我强化，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开始在前所未有的巨大空间中迅速发展。城市的定位在封建主义的灭亡和资本主义的兴起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并不是线性发展轨迹。中世纪晚期城市的资本和资源在塑造商业主义国家和经济特征与活动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以城市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使绝对的君权主义成为可能，此外，封建城市高度程式化和受到高度限制的经济环境，使经济改革偏向乡村，乡村拥有了稀释封建关系的效果，也为新的投资提供了投放的地点。反过来，这些重要的变化又重塑了城市体系。新的商业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很多城市中心开始高速发展，人口、权力和资本更加集中，成为君主政体和海外贸易的中心，于是后-中世纪城市出现了。城市发展的第三次浪潮让我们走到了后封建欧洲和它的殖民地大都市和商业资本主义城市的全球网络中。这时，都市生活的空间特性及其全新的叙述框架与欧洲启蒙运动和现代性的集体意识紧密联系，都市空间的社会生产也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缠绕在一起。
在第三次城市发展的浪潮中，美国城市作为现代化工业资本主义大都市的典范，成为学术界争相探讨的主题。19世纪的新城市是什么样子呢？让我们想想纽约，一瞬间改变了根深蒂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模式的城市。纽约从1800年的6万人口爆炸性地增长为美国内战前夕的110万人，并作为一个主要的商业和贸易城市一直维持到现在。除此之外，纽约还成为制造、使用新工业技术的主要场所，工作和劳动过程的性质都发生了急剧变化，手工业不断衰落，工人阶级迅速发展。外来移民持续不断地涌入，刺激了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到1860年，纽约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移民城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纽约新的职业结构折射出了一种新的阶级和文化的劳动分工。城市的这种急剧变化嵌于城市形式的一种基本重组之中，最有代表性的标志就是工薪工作基本脱离了家庭的束缚，并逐渐脱离了居住区。这种分化产生了三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重叠的历史进程，即家庭不再是生产的主要单元和地点；大城市的主要区域或用于生产，或用于居住；城市的居住变得越来越同质化。随着城市空间按照不同的功能进行分区，同时居住的同质化增强，城市逐渐被划定，居民被固化于一定的空间内。工作和住房成了按照货币和市场——土地规则买卖的独特商品。“在城市的建设—形式内部，日常生活的模式是由新的交通工具和上下班的新路线构成的；由一种中心化和跨阶级的公共空间的区划定义构成的；的确也是由阶级（在马克思和韦伯的阶级一词的意义上）在工场和住宅区的出现构成的——阶级的出现，有如城市的高楼大厦、工业和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兴起一样。”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物理意义上的城市开始界定活动的模式和地域以及自由在其中的范围。对于普通的劳动者而言，工作场所和家庭的分离，使他们在自己活动的范围内形成一种在封闭空间中独立的工人阶级文化成为可能，同时他们又使文化生产者创造出新的商业文化形式，以迎合新的社会群体和阶级。就是这样一种拼凑的文化，使城市生活更加戏剧化，并且以不同方式诉诸城市多元人群中的每一个阶层或阶级。这种新的大众文化消费模式与地域化的群体和阶级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如果劳动者摆脱了财产的束缚，离开了工作场所，他们就可以去创造一种自主文化。正如城市在空间中的重构一样，人们的生活在不断的重组中也变得趋同。人们购买和租赁不动产的能力决定了他们居住的空间位置，其重要的结果之一就是，城市成为人们的定居点，居住在同一区域的人享受着同样的商品和服务。当然，如果从城市更宏观的整体性角度来看，城市比原来的模样更加丰富多彩。
是什么力量推动了这样的城市革命？有学者认为第三次城市革命的开端起源于大规模制造工业对城市空间的“入侵”，从这时起城市化便与工业化进程共生，城市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和范围发展起来，就像农业对第一批城市的推动效果一样。这种关系十分强大，以至于工业资本主义决定了城市的规模和发展速度。在这个划时代的城市革命之前，城市被分为三种类型，每一种城市都是疆域文化和生产方式协调、控制和治理的中心，其生产方式主要是基于农业、采矿和其他主要的生产部门，城市是这些生产联合体之上的贸易和商业系统的中心。第三次都市革命涉及的地域范围的增加程度并不像整个社会城市人口和城市化的扩展速度那么快。革命最终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史无前例的社会都市化导致了两个新生阶级成千上万的人口涌入了城市。这两个新生的阶级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它们定义了城市工业资本主义，它们如同资本主义本身一样，决定着城市的属性。这种不同寻常的人口大迁徙动摇了原有的空间关系，重构了城市与乡村、城市与田园、神圣与渎神之间的关系，并铭刻下了一个新的城市秩序。新的秩序规定，社会剩余价值的生产被城市协调和控制，而且这种秩序在城市内部发生作用。因此，这种城市空间的革命性在于它不但要为新移民和新工业生产基础设施提供空间，而且还要找出新方法使新兴的城市工业化空间与经济聚合为一体，并在它已经嵌套的全球的、国家的、区域的和地方的规模上管理和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社会和空间关系。将城市的形式与社会地理学的巨变放在一起，是一个历史的巧合。通过这种结合方式，我们看到更完整的城市刺激了许多新的秩序、群体和社会控制的出现。这种探索的模式也导致世界观念的形成，这种观念不仅仅是一种新的宇宙学，而且代表着新的城市及其社会空间模式的形成。
英国的曼彻斯特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城市的代表。大工业取代工场手工业，使资本主义的触角扩展到全世界。大工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大工业城市的涌起，这些城市不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场所，同时聚集了先进的生产体系，大工业“建立了现代的大工业城市——它们的出现如雨后春笋——来代替自然形成的城市。凡是它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工场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这些大工业城市的生产效率高、分工发达、市场体系完备、交通便利，使人与自然的物质变化关系产生了微妙的变化。随着大工业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要素和资源向大城市聚集，同时大工业城市也将自己的文明辐射到其他地区，资本主义强国地位的巩固直接取决于大工业城市的发展水平。这一时期，城市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封建因素被彻底铲除，资本关系不但主宰了社会生产，还渗透到了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城市社会交往普遍物化，人们被迫参与竞争，面临着朝不保夕的生活状态。
19世纪下半叶的芝加哥是研究工业资本主义城市形成及其效应空间的另一个典型代表，芝加哥的发展模式引起了全世界研究者的兴趣，也因此产生了影响巨大的芝加哥学派。因此，本书也将芝加哥作为资本主义城市的典型案例进行论述，以期概括出资本主义城市发展的轮廓。芝加哥从一个军事堡垒起步，进而被合并成为一个城市。与费城、纽约等东部大城市不同，芝加哥没有广泛的商业性城市空间，只是由于19世纪下半叶美国都市化快速向西推进，才得以迅速发展。芝加哥并不是很经典的工业城市空间分布：工业和劳动力有选择性地分布在芝加哥的卫星城；扩展的中产阶级居住郊区化格局已经形成，下层资产阶级和富有的工人阶级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显。19世纪的空间秩序成为芝加哥大学一群社会科学家和规划师的兴趣焦点，这时的芝加哥已经变成了理解城市典型方法的主要“温床”，一些早期的城市改革和社会福利运动在芝加哥形成，刺激了所谓“帮助职业”的发展，实用主义和职业管理主义思想也正在形成。芝加哥辉煌的“白色城市”模式将工业资本主义乌托邦式的可能性具体化为一种进步力量，把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城市规划同时搬上了美国现代主义的舞台。这个“白色城市”和与之相关的所有象征，有意或无意地成了美国都市规划史中一个具有起源意义的时刻。通过规划和设计产生了城市革新的可能性，显著地塑造了新兴的芝加哥学派的都市意识。
尽管芝加哥学派同样关注都市贫困等问题，但是他们眼中的城市远不同于曼彻斯特学派所见，他们从工业资本主义的地理性历史中抽象出城市空间，并将其概念化为生物有机体，使之成为自然和社会有机体演化过程的一部分来普泛化。因此，芝加哥学派的描述焦点是城市生态。城市有机体，以“城市文化”作为它的表达语境，被从生物社会学的角度来阐述，使用内部解剖学和循环系统的术语，用病态的症状和健康的状态，它的青年、中年和老年的生命周期等术语来表达。在这个依旧在当代都市想象中强有力存在的都市生态学里，可见的表面是最重要的，并且正是在这些有规律的生态模式（列斐伏尔把其称为知觉空间）的可衡量外表上，芝加哥学派集中了它的理论注意力。正如整个20世纪所有关于城市活动的社会科学那样，都市理论逐步扎根在对“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经验所决定的社会和空间共变进行的衡量和描述中，扎根在一组表面模式（经常被认为是独立的或表示原因变量）与另一组模式（所谓的从属变量，解释的直接对象）之间的关联中。
芝加哥学派对城市的社会和空间形态进行模型化，这些模型已经成为当前人们研究都市空间最重要的理论之一。伯吉斯的同心圆理论将城市分为环形的区域，认为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生态格局，这一格局的形成遵循着城市社区生态新陈代谢的过程凝聚而成。伯吉斯把同心圆划分为5个区域：中心区，即同心圆的中心区域，是商业密集地带；过渡区，环绕着市中心，常常是由于商业中心的带动效应，吸引商业和轻工业云集，形成城市的第二个社区；产业工人居住区；高级住宅区，这一区域由高档住宅、别墅、洋房等组成，是富人聚集区；城市的郊区，一般距市中心半个小时以上车程，大都由一些卫星城镇组成。与伯吉斯不同，受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兴起的影响，H.霍伊特描述了居宅阶层地理。他将城市空间看作由一套加宽了的楔形所塑造，一个加宽了的楔形通过城市土地、住房市场的运作和交通系统的线状轴从城市中心延伸出来。这两个模型不断整合，形成了塑造城市社会和社会学生态进程的更具地方化的表达方式——城市亚文化。
美国是一个强调宗族和族群划分的地方，“移民状态”在塑造城市空间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确实，新移民聚集在城市转换的地带，被看作土地使用和家庭决策空间动态的驱动力，在一种“过滤”的进程中，一直向外延伸至城市的边界。因此，少数民族聚居区或者黑人贫民窟等问题得到了重视。这也激发了另一重要的理论，即社会分化是社会变化不可避免的产物与标志。根据查尔斯·蒂莉的概括：“社会秩序的状态依赖于分化过程和整合与控制过程之间的力量平衡；急速或过度地分化带来混乱。”从更高的层次上看，快速的社会变化及其不确定的未来可能是现代性最关键的普遍进程。这种观点随后形成了梅因（Maine）的地位与契约理论，涂尔干的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理论，滕尼斯的“共同体”（Gemeinschaft）和社会（Gesellschaft）的两分法理论。
但是不同的理论也有不同的侧重点。滕尼斯强调市场在城市分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他眼中，社会是一种：“对一个人类聚合体的人工构建，在个人一起和平生活与共处的范围内，社会表面上像共同体。然而，在共同体中，他们尽管有分离的因素，但本质上依然是团结的，而在社会中，他们尽管有团结的隐私，但本质上依然是分离的……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和孤独的，这里存在一种与其他所有人敌对的前提……没有人想向另一个人授予或生产任何东西，他们也不会倾向于慷慨地向另一人付出，假如不是在互换礼物或互换劳动中对等的话。”相比之下，涂尔干设计的新秩序，是从强制关系（机械团结）到产生合作形式关系（有机团结），这种团结不是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念，而是基于差异的凝聚。这样的立场并不是矛盾的，事实上在19世纪新城市邻里街区中，很多是不动产市场塑造出来的；与此同时，作为不动产市场运作的结果之一，这样同质化的邻里街区，成为人们共同点的家园，这些有着共性的人使社会组织的网络快速地发展起来。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芝加哥学派的模型和理论都是建立在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城市核心的假设上，这个城市核心是每个地区组成的枢纽，包括所有的工厂、政府机构和公司等。大城市的人口差异很小，是由没有具体阶级、种族或性别的个体组成。他们主要通过住地租金和每日到工作地点的行程花费权衡所塑造的生活空间。他们成功地描述了许多城市空间宏观空间结构中的特色，几乎所有城市空间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一系列同心圆、辐射区和专有化的飞地地带，虽然城市化有不同的特色和差异，但是总体看这种模式已经是城市生活空间的有规律的特征。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