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拉法尔加战役(甲骨文系列)(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英）朱利安·斯特福德·科贝特（Julian Stafford Corbett）（著）,陈骆（译）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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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法尔加战役(甲骨文系列)试读：

文前辅文

本书根据Longmans，Green and Co. 1910年版本译出。根据后人对特拉法尔加战役的研究以及相关的解密档案，本书对原书进行了部分修订，并添加了注释，以便理解。书中航迹图以及有关插图已据原书内容进行了重绘。

文前彩插

/ / 皇家海军将领罗伯特·考尔德/ / / （作者：Lemuel Francis Abbott）

/ / 皇家海军将领霍雷肖·纳尔逊/ / / （作者：Lemuel Francis Abbott）/ / 皇家海军将领卡斯伯特·科林伍德/ / / （作者：Henry Howard）/ / 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 / / （作者：Andrea Appiani）/ / 法国海军将领皮埃尔-夏尔·维尔纳夫/ / / （佚名，巴黎海军博物馆藏品）/ / 西班牙海军将领格拉维纳/ / / （佚名，马德里海军博物馆藏品）/ / 1805年6月2日，法国舰队夺取钻石礁。/ / / （作者：Auguste Etienne Francois Mayer）/ / 横跨大西洋追击法军的“胜利”号。/ / / （作者：Geoff Hunt）/ / 特拉法尔加海战。/ / / （作者：George Chambers）/ / 特拉法尔加海战后在风暴中散落的战舰。/ / / （作者：Thomas Buttersworth）/ / 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的法国战舰“敬畏”号。/ / / （作者：Louis-Philippe Crépin）/ / 特拉法尔加之战。/ / / （作者：John Christian Schetky）/ / 特拉法尔加海战。/ / / （作者：Thomas Luny，皇家海军国家博物馆藏品）/ / 特拉法尔加之战。/ / / （作者：William Clarkson Stanfield）/ / 纳尔逊之死。/ / / （作者：Daniel Maclise）/ / 从特拉法尔加角返航的英国战舰。/ / / （作者：Thomas Buttersworth）/ / “胜利”号被拖回直布罗陀。/ / / （作者：Clarkson Stanfield）导言朱利安·科贝特与特拉法尔加战役

The flag which braved the battle and the breeze，

No longer owns her.朱利安·科贝特的海军史研究

1854年11月12日，朱利安·斯特福德·科贝特（Julian Stafford Corbett）出生于伦敦城肯宁顿街的沃尔科特宅邸。他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建筑商，在政治理念上奉行自由主义。科贝特自幼生活在富裕的上流社会中，深受家庭氛围的影响。他就读于剑桥大学的马尔伯罗学院与三一学院，于1875年取得法学一级荣誉学位，两年后取得律师执业资格。但是，他毕业后却从未从事法律工作，反而像小说中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花花公子，开始了漫长的浪荡生涯。他曾在斯莱德艺术学院学习绘画，1877年起便前往印度、北美、北非、意大利等地长期游历。在美国期间，科贝特与著名文学家马克·吐温结交，向他学习写作小说的技艺。回国之后，科贝特在家中致力于小说创作和传记写作，尽管入不敷出，却仍保持着花花公子的秉性。他时不时地放下手边的文稿，在垂钓季前往苏格兰或挪威度假，或是到英国南部的萨塞克斯打猎旅行。他还曾担任特约记者，前往非洲报道英军占领苏丹的消息。我们或许很难想象，这样一位游手好闲的贵公子竟会在中年之后一头扎进海军史的专门研究，成为英国最为杰出的海军史学者，甚至对一战前的英国海军战略产生巨大的影响。

1890年代中期，支持科贝特文学事业的母亲病逝，而他的创作仍未赢得预想的声誉。他已完成了两部与海洋有关的小说，并撰写了德雷克与蒙克的传记，却被讥讽为写小人书的外行。受此刺激，科贝特毅然用数年时间对德雷克时期的英国海军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深入研究，却由此因缘发掘出自己最强大的潜力。1898年，他出版了《德雷克与都铎海军》一书，以翔实的文献运用、对国家政策与海军战略的精彩阐释而声名鹊起。在撰写该书的过程中，英国海军史权威约翰·劳顿（John Laughton）发现了他的天赋，邀请他加入新近组建的海军档案协会（Navy Records Society），对无敌舰队之役的相关史料进行整理。1899年，在新婚妻子的劝说下，45岁的科贝特终于决定割舍他热爱的文学，全心投入严肃的历史撰述中去。

尽管科贝特具备一流的思维与文学训练，并且通晓多国语言，但以现代人对历史研究的普遍认知，我们或许很难相信这样一位中年转行的花花公子能够在十年之间成为当世最卓越的海军史学者。但若放眼于19世纪以降“海军史”的发展历程与时代背景，我们或许便能理解他的经历。作为专门学科的海军史事实上由两个部分构成，其一可称之为“以海军为题材的历史”（history of navy），其二可称之为“服务于海军的历史”（history for navy）。19世纪前期的海军史以前者为主，处于广义的历史研究的边缘境地。在1840年代之前，各国海军仍以16世纪登场的风帆木制炮舰作为主要武器，其作战模式与17～18世纪并无本质区别。此时主掌海军的军官正是从拿破仑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对这套作战模式有着丰富的经验，并没有从历史中汲取教益的需要和动力。英国律师威廉·詹姆斯撰写的《大不列颠海军史，1793～1827》（1822～1824年）与法国小说家欧仁·苏（Eugène Sue）撰写的《路易十四时代法国海军史》（1835年）堪称彼时最优秀的著作，但两书的作者都不是专业历史学者；而从其立意与体例上看，这更多是由民族主义情绪推动的普通叙事史，且因缺乏对海军专门性的把握而存在不少问题。然而，19世纪中叶发生的蒸汽舰与铁甲舰革命改变了这一切。从1860年代起，海军军事技术的变革日新月异，基于风帆时代技术条件的经验知识已无法指导新时代的海军作战。与此同时，进入工业时代的各国对海洋的竞逐也愈发激烈，但“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却使各主要强国毫无获取实战经验的时机。如此一来，时代的需求便为海军史研究赋予了新的使命。

1876年，英国海军教官约翰·劳顿与菲利普·H.科隆布将军（Admiral Philip H.Colomb）在格林尼治海军学院开设了一门海军史课程。尽管课程的内容仅限于通过对风帆时代的战术研究得出适用于蒸汽舰的教益，教学对象也仅仅是较低级的尉官学员，它却标志着现代的海军史学科伴随着现代海军的发展登上了历史舞台。此后，立足现实的海军史研究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展开，其研究范围也在西方海军历史的丰富积淀中极大拓展。历史叙事的非凡魅力更使海军史研究的作用范围远远超出了军界，广泛地影响着学界、政界与市民社会。1890年，劳顿的追随者之一、美国海军上校阿尔弗雷德·T.马汉出版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这部名著将风帆时代海军史的研究对象拓展到了宏观的海军战略与国家盛衰，使海军史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迈向顶峰。海军史陡然成为军事学、国际政治学、社会学与国际法学等诸多研究领域中的热点。在“海权至上”信条的指引下，美国、德国、日本等新兴国家以愈发激进的姿态投入对世界海权的角逐，马汉也因此成为名留青史的显赫人物。

然而，在劳顿的主持之下，英国的海军史研究却呈现出与此不同的面貌。相较于用二手文献构建宏大理论的马汉，劳顿在一生中始终恪守实证主义的史学精神，多次批评马汉的疏阔史论。1893年，劳顿在花甲之年主持成立海军档案协会，统合海军内外的人才，专门负责整理出版新近开放的英国海军历史文献——在他看来，这才是科学的海军史研究与现代海军教育的必要起点。半路出家的科贝特虽然同样具有研究宏大主题的野心，但在劳顿的指导下，他先后在海军档案协会整理出版了《英西战争期间海军相关文件，1585～1587》（1898年）、《海军作战指令，1530～1816》（1905年）、《舰队信号与指令，1776～1794》（1908年）等大部头档案集。海军档案协会对科贝特的学术成长极有助益。他不仅得到了扎实的文献训练，更在协会中接触到当时最杰出的海军史学者与当世一流的研究作品。他的知识背景、文献训练与学术环境使他找到了一种独创的研究模式：在《德雷克与都铎海军》一书中，他首次将扎实的历史考据与宏大主题相结合，以专题研究的方式，在具体、复杂的历史情境中探讨当代人关注的战术、战略与政策问题。用唐纳德·舒曼（Donald Schurman）的话说：“他开创了一条前人未及的、用细致手法研究英国海洋战略[1]的精巧路径。”科贝特的著述远不如马汉那般简单明了、具有煽动力，但他细致却又视野开阔的研究更加贴近在具体情境中展开的政治军事实践，这使他很快得到军界与政界的认可，并成为海军改革派领袖约翰·费舍尔将军（Admiral John Fisher）的重要伙伴。

在完成《德雷克的继承者》（1900年）一书后，科贝特于1902年成为格林尼治海军学院的讲师。在世纪更迭之际，海军学院的战史课程已在海军改革派的影响下成为颇具威望、以战略问题为重心的高级讲席；而在1905年费舍尔出任第一海务大臣后，海军学院迅速担负起按照改革派的主张培养新型军官与参谋人员的重要使命。同年，科贝特出任英国海军部首席非军职战略顾问。1906年，科贝特还加入了由丘吉尔担任主席的帝国国防委员会，该部门负责整合外交、军事等各方面人员，为战争与国防提出参谋建议。这是科贝特一生中最为繁忙的时期。他在学术研究之外承担了如此重要的工作，却同时编撰了两部风帆时代的海军战术档案，撰写了《英国在地中海》（1904年）、《七年战争中的英国》（1907年）与《特拉法尔加战役》（1910年）这三部杰出的历史专著，随后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著名的《海军战略的若干原则》（1911年）——这本纯粹的海军理论著作至今仍是英美海军军官的必读教义。当费舍尔于1910年去职之时，他曾对科贝特做出这样的评价：“没有多少人能当得起‘他开创了他的时代’这句话。你已经向人们展示他们要追求的方向和那样做的方法。战争的[2]伟大技艺正在大步向前迈进，再也不会折返。”

一战爆发后，科贝特深入参与了英国大舰队对德战略的制定，为大舰队司令杰里科将军贡献了重要的建议。而在科贝特的战略思想发挥出越来越大的影响之时，他仍在海军史研究的本职工作上努力耕耘。1913～1914年，他主编了18世纪末的海军大臣斯宾塞勋爵（Lord Spencer）的书信集，又于1914～1915年撰写了《日俄战争中的海上行动，1904～1905》。1915年，他被帝国国防委员会与海军部选定为英国海军一战官方战史的作者，这充分说明了他的研究在实践领域得到的认可。科贝特试图将巨量的档案文献组织撰写成一部能体现出海军战略理念的全景式作品，这个困难重重的庞大工程消耗了他此后的大部分精力。就在他撰写这部巨著第三卷的过程中，1922年9月21日，一次心脏病突发夺走了这位仍处学术盛年期的学者的生命。

科贝特的葬礼映衬着海军史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凋零。一战后的厌战思潮使市民与政客对旧日的海上争霸失去了热情，而当现代海军军事学科与现代军官培养制度建成之后，立足于服务海军的海军史研究也完成了它的主要使命。随着航空时代与核子时代的相继到来，从高峰跌下的传统海军史日渐萎缩，仅仅在大学历史系与海军参谋学院占据狭窄一隅。1988年，格林尼治的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甚至取消了“1805年前的海军史”展馆。但几乎在同一时间，历史研究向海军相关主题的拓展开始为尘封的海军史赋予新的含义。与马汉和科贝特的时代相比，始自1980年代、以尼古拉斯·罗杰（Nicholas Rodger）、扬·格雷特（Jan Glete）、罗杰·奈特（Roger Knight）等学者为代表的“新海军史”不再以战术、战略与军事决策作为研究中心，他们更加侧重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的视角，试图将17～19世纪的海军与海洋纳入全球化、现代国家构建、社会变迁等主题中去。而与此同时，C.S.弗雷斯特（C.S.Forester）与帕特里克·奥布莱恩（Patrick O’Brian）等杰出的历史小说家也在现代社会中培养了为数众多的海军史爱好者，传统的海军史以这种方式间接地恢复了生机。

无须讳言的是，“新海军史”的研究成果已经修正了大量的传统认知，但同样值得说明的是，不同的学术思潮与研究视角只是基于不同问题、探求历史不同面相的不同工具。潮流的变换并不意味着知识价值的优劣高低，若非当日海军史对战术、战略的极端重视，或许没有人会用如此多的精力，调用如此多的文献，对一场风帆时代的复杂战役做出如此周密细致的解析。科贝特开创的时代早已远离我们而去，但他建立在翔实文献基础上的实证研究仍是我们从军事、政治层面了解旧日海战史实的重要指引。出版于1910年的《特拉法尔加战役》是科贝特最后一部以风帆时代海军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他的史笔与海军思想在撰写此书时已经成熟，他所描绘出的特拉法尔加战役令人既熟悉又陌生，即便从今日看来仍极具颠覆性。在接受新近研究成果的同时，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这个英国海军史上最负盛名的巅峰篇章领略科氏海军史研究的独特魅力。通往特拉法尔加：1793～1804年的英法海上博弈

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的海军史研究里，1793～1815年的英国海军史以其开创时代的历史意义与相对丰富的档案文献而成为一大中心。作为一部成书于20世纪初的海军史专著，《特拉法尔加战役》的受众对这一时期的史实大多有基本的了解。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本书的内容，我们有必要对特拉法尔加战役的“前史”加以简略说明。

自1689年大同盟战争始，英法两国围绕着世界霸权展开了被称为“第二次百年战争”的漫长角逐。英国在18世纪前期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逐渐确立起海军优势，并在七年战争中沉重地打击了法国的海外领地，奠定了大英帝国的根基。不甘落败的法国联合西班牙整军备战，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还以颜色，但由于英国海军在战争后期恢复元气，法国并未从胜利中得到实质性的战利品。1783年《巴黎和约》签订后，法国耗费巨资为未来的角逐继续扩充舰队，并试图在英吉利海峡南岸的瑟堡开辟海军基地。然而，战争债务与财政赤字最终压垮了法国的国家财政，法王路易十六被迫召开三级会议增收税款，由此点燃了席卷欧陆的法国大革命。

在1780年代，英国背负了远比法国更重的战争债务，但首相小皮特成功地用缩减公共开支、发行国债等方式度过了危机。英国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初一直保持中立姿态，他们乐见于革命对其宿敌的削弱，英国社会也对革命者抱有同情。小皮特在1792年年初提出的财政预算中甚至打算降低税额、削减军费，期望保持长期的和平。然而在当年秋天，法国共和军在瓦尔密会战与热马普会战中击败普奥联军，随即占领奥属尼德兰，直抵荷兰边境。自16世纪以来，平坦而多良港的尼德兰海岸都被英国视为国土安全的禁区。12月31日，英国外交大臣格伦维尔向法国大使表示，英国绝不会坐视法国直接或间接地主宰尼德兰，但法国毫无退缩之意。与此同时，法国大革命的激进思想也开始在英国社会发酵，甚至在爱尔兰激起了反英叛乱，威胁到了英国的国体。1793年1月，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英国随即与法兰西共和国断绝外交关系。随后，法国宣布吞并奥属尼德兰，并向英国宣战。“第二次百年战争”由此迎来了长达二十二年的大决战。

对英国的战争必须用海军来进行，但让共和国的缔造者们未能料到的是，民族主义与革命狂热并不适用于专业性极强的海军。自路易十四时代以来，法兰西王国海军的军官团全部由贵族组成，这种安排本是为了将封建贵族纳入君主专制之下，却让海军在大革命爆发后遭遇灭顶之灾。自1789年起，布雷斯特与土伦相继发生暴乱，反抗管理秩序的船坞工人与水兵很快就对海军军官造成了生命威胁。几位将军险遭刺杀，多位舰长不幸遇难，而革命政府却对这些暴行持放任态度，使旧军官的大规模逃亡在所难免。截至1791年5月，法国原有的42位海军将领仅剩5人在职，原有的170位舰长仅剩42人。而到路易十六被杀、恐怖统治降临之后，绝大部分高级军官都离开了海军。革命政府只得突击大量提拔低级军官与商船船长——在光荣的六月一日海战中指挥法国布雷斯特舰队的维拉莱-乔伊斯（Villaret-Joyeuse）仅用两年多时间就从一位普通尉官跃升为舰队司令。意识形态的破坏还不止如此。1792年6月，基于人人平等的革命观念，共和国发布法令，解散了享有特殊待遇的王家水手炮兵部队（Corps-royal de canonniers-matelots）。这支部队的成员本是专门操纵舰炮的精英，法军引以为豪的远程炮术于是再也未能恢复到革命之前的水平。更糟糕的是，革命后混乱的局势使得海军无法得到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和有效管理。法国海军的主要基地恰好位于叛党盘踞的地区，布雷斯特与罗什福尔受到旺代叛乱和朱安党叛乱的直接波及，土伦甚至一度被保王党占领。信息传达与粮饷调运因此变得相当困难，进而严重削弱了舰队官兵的士气与活力。在拿破仑最终恢复法国的内部秩序之前，这始终是缠绕着法国海军的难题。

1793年2月，法国海军的纸面兵力共有72艘战列舰，其中有8艘即将被改造为巡航舰；由于财政困难和物资短缺，只有约40艘能投入作战。他们的敌人是久经战阵、装备精良并由强大国家机器所支持的英国皇家海军，后者拥有145艘战列舰与17艘50炮舰，而在当年年底已有88艘投入现役。更重要的是，英国的财政能力冠绝全欧，远非其他国家可及。然而，英国的战争决策者却犯下了轻视敌人、目标分散的大忌。英国一方面与奥地利、普鲁士、西班牙等国在奥属尼德兰组成反法联军，以求直捣巴黎，另一方面又向法国的西印度殖民地派出远征军。貌合神离的联军很快在革命军的顽强抵抗下止步不前；针对西印度群岛的远征虽取得了早期的成功，但随后便因法国援军的抵达及其发动黑奴的策略陷入胶着。当王党叛军邀请英国地中海舰队控制土伦港时，英国因陆军已尽数派出而无法提供增援兵力。

让英国聊以自慰的只有皇家海军取得的战果。在土伦陷落后，地中海舰队成功攻取科西嘉岛，海峡舰队（亦称西方舰队）则在名将理查德·豪的指挥下赢得了光荣的六月一日海战，以一场大捷首开胜绩。由此开始，英法两国的海军战略开始逐步成型。英国海军的战略目标是防止法国舰队扰乱其海上贸易与其他地区，并护送陆军通过大海，向各战场投送兵力。此时的法国海军受困于物资匮乏，每次出击都必须兴师动众地筹集物资，英国的侦查舰与间谍往往能提前掌握其动向，并向本土复命。1793～1800年，先后出任海峡舰队司令的豪勋爵与亚历山大·胡德都选择了“远程封锁”（open blockade）策略，即让主力舰队在远方的安全锚地待命，接到敌军情报后再行出击。相形之下，法国海军的战略决策则是狂热的革命精神与急迫的内外交困的杂糅品。在1794年以及1795年的春季，法国布雷斯特舰队与土伦舰队两次同时出航，却相继被英军击败。为了避免与英军相遇，法军决定不顾舰队糟糕的航行能力，选择在气候恶劣的冬季冒险出击。这一策略的确能躲开在母港内避风的英军，但巨浪与礁石对他们来说同样致命。1794年年末的冬季大巡航与1796年年末的爱尔兰远征都以遭受灾难性的损失而收尾。

但是，在陆地战争的过程中，法国逐渐寻找到了另一种反制策略。1794年冬，法国共和军跨过结冰的河流攻入荷兰。荷兰随即爆发革命，新成立的巴达维亚共和国及原先的荷兰舰队成为法国的盟友。1795年，法国赢得了尼德兰战场的胜利，并在南线攻入西班牙本土。普鲁士与西班牙随后退出对法战争，西班牙甚至认为与法国结盟更为有利。1796年春，拿破仑率领法军在北意大利接连取胜，并迫使南意大利的那不勒斯王国接受了法国的和平条件。英国在地中海内的盟国海港几乎丧失殆尽，而西班牙在当年10月向英国宣战，更使仅有不足20艘战列舰的英国地中海舰队要面对法西两国40余艘战列舰的强大兵力。英国舰队被迫撤离科西嘉，进而撤往直布罗陀，让拿破仑顺利地夺取了科西嘉、科孚等关键岛屿。与此同时，荷兰与西班牙为法军阵营带来了70余艘战列舰，三国联盟使得法方拥有了抗衡英军的纸面实力。

在此背景之下，英国在1797年迎来了海上局势最为险恶的时期。1796年年末试图远征爱尔兰的法国舰队并未遭到英军阻截，而在1797年2月，一支伪装成英军的法军小部队甚至在威尔士成功登陆。更严重的是，4～6月，海峡舰队与北海舰队因水手待遇问题发生大规模哗变，使英国本土门户洞开。与此同时，让市场吸纳国债以化解赤字压力的政策也达到了其能力的极限，导致了一场全面的财政危机。所幸的是，约翰·杰维斯（John Jervis）率领地中海舰队在2月14日的圣文森特海战中击败西班牙主力舰队；法国布雷斯特舰队则因爱尔兰远征而元气大伤、无所作为；当年10月，亚当·邓肯（Adam Duncan）又率领刚刚平息哗变的北海舰队在坎伯当海战中大胜荷兰舰队。英军的辉煌胜利重振了皇家海军的赫赫声威，也充分暴露了法军盟友的种种问题：西班牙受制于财政困难，无法招募到足够的海员，战舰上充斥着不习海战的陆军士兵；荷兰海军尽管战技娴熟，但战舰的体型与火力远逊于英军。1797年的财政危机促使小皮特开始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财政改革，他大幅度增加直接税，使税收成为英国在拿破仑战争（Napoleonic War）中的主要财源，确保了英国的最终胜利。

然而，法军却在1797年10月逼迫奥地利签署和约，宣告了第一次反法同盟的瓦解。英国成了法国及其盟友面前唯一的敌人，入侵英国的行动很快提上日程。拿破仑受命为侵英军团司令，但在考察了北方海岸之后，他认为这种行动无法在短时间内进行，转而提议入侵埃及。法国计划在布洛涅港建造渡海船队以营造侵英假象，同时让土伦舰队护送拿破仑的军团杀向埃及，随后攻向印度——法国眼中英国最富饶的殖民地。拿破仑天真地相信，英国会在布雷斯特港外集结60艘战舰，在布洛涅港外与荷兰沿海各集结12艘战舰，再在直布罗陀海峡外集结22～25艘战舰，从而使他可以自由地发动跨海攻击。但英国早已得知土伦港的异动，杰维斯已派纳尔逊分舰队进入地中海，本土也及时派出了增援兵力。1798年7月1日，法军护航船队抵达亚历山大港。他们的行动犹如天佑：纳尔逊缺乏侦察巡航舰的舰队恰好在一天前离开，否则一场灾难必将降临。然而，拿破仑的好运只救下了运输船上的陆军。一个月后，回过身来的纳尔逊在尼罗河口与法国舰队相遇，法国土伦舰队几乎被纳尔逊尽数歼灭。

尼罗河口海战的惨败不仅让法国远征军陷入困境，其也是俄国、奥地利、土耳其与那不勒斯组建第二次反法同盟的一大动因。1799年夏，奥军与俄军在英俄海军的掩护下杀回意大利，英俄陆军则向巴达维亚发起海上入侵。在危急关头，拿破仑于当年10月潜回法国，通过“雾月政变”执掌军政大权。与此同时，法国海军则力图解救埃及、马耳他与科孚岛的被困陆军。1799年4月底，法国海军部长布吕克斯将军（Admiral Bruix）率领25艘战列舰从布雷斯特出航。英军事先接到了情报，亚历山大·胡德率领英国海峡舰队及时赶到港外，但因巡航舰布局的疏失与法军擦肩而过，随后其因怀疑法军要入侵爱尔兰而向北驶去。加迪斯港外的英国地中海舰队也未能截住法军，基斯勋爵（Lord Keith）的追击反而使被封锁的西班牙舰队获得自由。布吕克斯顺利地驶入土伦，但法军的糟糕状态使他无法完成任何战略任务。在短暂休整后，法军踏上归程，并在卡塔赫纳与18艘来自加迪斯的西班牙战舰相遇。他们在8月8日一齐驶回布雷斯特，使法军在此集结起43艘战列舰的庞大舰队。不过，紧追不舍的基斯勋爵也在第二周抵达港外，平衡了双方的实力对比。此次行动虽未取得任何实质性战果，却让法军意识到大范围兵力调动的可能性——拿破仑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的集结计划便是以此役作为原型。

反法同盟在欧陆战场的优势并未持续多久。入侵荷兰的英俄联军不久便战败撤退，俄国宣布退出战争，奥地利随后在马伦哥会战与霍恩林登会战中失败。1801年2月，法国与奥地利签署了《吕内维尔和约》，确认法国拥有莱茵河左岸，双方尊重北意大利诸邦与巴达维亚共和国的独立。英国再次失去了大陆盟友，但在海外仍掌握着主导权。1800年4月，因圣文森特海战而得到圣文森特勋爵封号的约翰·杰维斯出任海峡舰队司令，英国海军战略出现重大的转变。圣文森特勋爵延续了他之前对加迪斯采用的策略，即用主力舰队在敌军港外进行“近距离封锁”（close blockade），使法军无法在适航季节造成任何威胁。法军只得在冬季冒险出击。1800年冬天，冈托姆少将率7艘战列舰驶向土伦，于次年策动了对埃及远征军的不成功的救援。这支舰队随后试图与西班牙联合作战，却一同被英军封锁在加迪斯。1801年年底，埃及法军在英国与土耳其的海陆夹攻下最终投降。两国就在这种情形下走向了短暂的和平。

1801年2月，小皮特因统合爱尔兰导致的宗教争端宣布辞职。继任首相亨利·阿丁顿随后开始与法国接触，并于1802年3月签署了《亚眠和约》。英国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地位与巴达维亚共和国的独立，承诺撤出马耳他，并归还从法国、巴达维亚与西班牙手中夺得的大部分殖民地；法国则承诺从那不勒斯与教皇国撤军。在短暂的和平时期，法国力图恢复其海外贸易，以求增强财政能力。拿破仑决定在西印度群岛重新恢复奴隶制种植园，并派舰队前去镇压黑奴起义。然而，英法间的脆弱和平却日渐动摇。在英国返还大部分领土后，拿破仑仍在欧陆的政治与经济事务上排斥英国，并拒绝按英国的要求从巴达维亚撤出法军。法国在欧洲与西印度群岛的行动更让英国怀疑拿破仑的和平信念，又使英国坚决拒绝撤出马耳他。双方的外交冲突迅速激化，最终让战争在1803年5月重启。

拿破仑清楚地知道战争无可避免，但英国的宣战时间还是出乎他的意料。法国商船正在公海上航行，海军仓库并未储备足够的木料，被派往西印度群岛的舰队只得仓皇返航，被困在西班牙的港口里——而昔日的盟友西班牙则一意保持中立。拿破仑迅速重启了1797年被放弃的侵英计划，从洛里昂到荷兰的所有港湾都热火朝天地建造起平底运兵炮艇，他计划在法国北部与尼德兰海岸集结一支由15万人、1万匹战马与400门火炮组成的侵英大军。法国海军的战术素质尽管仍旧糟糕，但国内交通与财政基础的改善使之能随时保持待命状态，因而具备了更大的战略威胁性。1803年秋，拿破仑准备让布雷斯特与罗什福尔的主力舰队搭载数万名士兵，在冬季或来年春天与平底船队一齐发动侵英战役。

拿破仑曾放出豪言：“只要我能主宰海峡六个小时，我就能主宰世界。”然而，英军的迅速动员与灵活反应很快打破了他的幻想。面对法军舰队的威胁，战略意识极为敏锐的海峡舰队司令威廉·康沃利斯对布雷斯特、罗什福尔与费罗尔展开了堪称完美的近距离封锁，甚至将封锁维持到危险的冬季；基斯勋爵则率北海舰队封锁了法国北部与荷兰的海岸，密切监视着布洛涅大营。拿破仑的第一个计划已经失败，他转而将希望寄托于地中海内的土伦舰队——土伦港外风向复杂，纳尔逊的地中海舰队不可能维持近距离封锁，使法军可以寻隙出击。他计划由布雷斯特舰队牵制康沃利斯的主力舰队，同时让能干的海军中将拉图什-特雷维尔（Latouche-Treville）在1804年夏秋时节率土伦舰队出航，在绕过纳尔逊所部与费罗尔之后和罗什福尔舰队会合，再绕过布雷斯特港外的康沃利斯，用16艘战列舰与11艘巡航舰掩护布洛涅大军渡海入侵。但拉图什-特雷维尔在此前的西印度群岛远征中身染热病，最终于1804年8月去世，这个计划又化为泡影。

1804年年末，拿破仑正全神贯注于登基称帝。侵英计划已被暂时搁置，他只想用海军发动一场对英国殖民地的袭击；但西班牙在1804年12月加入对英战争，这又让他看到了用联合舰队击败皇家海军的可能前景。而在海峡对面，重登相位的小皮特正在入侵威胁下酝酿着英国的进攻计划，他正试图向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宿敌发动反击。双方的努力最终造就了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战役。决战神话的破灭

自特拉法尔加海战的第一份消息抵达伦敦之时起，这场海战与这场战役的意义就双双坠入了历史评价的迷局。对这场海战与这场战役的历史形塑从一开始就充斥着基于种种目的的外部因素，它们在19世纪到20世纪曾成功地维系着一个与真实情况大相径庭的历史图景，同时也在军界、学界与舆论界引起了广泛的误解与争议。基于这种图景的结论至今仍拥有相当广泛的受众，我们可以简要地用“决战神话”将其命名——这种观点认为，特拉法尔加海战是纳尔逊深思熟虑的战术全胜，同时也是打破拿破仑侵英计划、确定英国海权决定性优势的战略胜利。极力鼓吹海权优先与舰队决战的马汉学派正是这种观点的典型。马汉在《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1793～1812年》（1892年）一书中引用查尔斯·艾伦·菲弗（Charles Alan Fyffe）在《欧洲近代史》（1880年）里面的评论，极力颂扬这场决战的历史意义：

特拉法尔加不仅是最伟大的海战胜利，它也是整场法国革命战争——包括海洋战场与陆地战场——中最伟大也是最重要的胜利。拿破仑的任何一场或任何一系列胜利都无法对欧洲造成与之相当的影响。……特拉法尔加结束了法国再次从海上对英国造成严重威胁的时代。自英国组建海军以来，法国一直抱有的击败英国海军的希望彻底破灭。此后，拿破仑只能将他的希望转移到用迫使所有欧陆国家排斥对英贸易的办法来耗尽英国的资源。特拉法尔加迫使他将枷锁强加给整个欧洲，迫使他放弃了征服大不列颠。……纳尔逊最后的捷报使得英国拥有了这样一种位置：除了那些终将导致欧陆解放的方法，没有[3]什么还能给它造成伤害。

基于对口耳相传的旧日辉煌的沉迷，基于对陈陈相因的教条化的“海军传统”的自豪，19世纪后期的英国海军轻而易举地接受了这种对舰队决战与海上目标优先的迷信。1902年，英国海军部在殖民地防卫会议上威严地宣称：

制海权取决于海上决战的结果，取决于诸如萨拉米斯、亚克兴、勒班陀、无敌舰队之役与17世纪英荷战争中的那些双方集中所有可用兵力以求决定性结果的海战。任何海上强国的目标都必须始终是摧毁敌舰队。尽管大海战在它发生的地方不会留下痕迹，但不论它发生在哪，它的影响都会遍及整个世界。……我们之前的话中始终没出现过“防御”这个字眼。这是有意的忽略，因为英国海军的首要目标并不是防御任何东西，而是攻击敌人的舰队，并通过击败它们来保护英[4]国的领土、物资和贸易。

然而，这种简单粗暴而又得意扬扬的想法恰恰是科贝特希望打破的幻觉。自《德雷克与都铎海军》开始，科贝特就力求去除传统海军史中的浪漫色彩，希望用历史科学的精神探求真正的海军传统与历史教训。而在费舍尔的改革步入正轨后，他的主要职责正是向未来一代的军官传授现代的、科学的海军军事理念。基于坚实的文献基础，科贝特决定用冷静而理智的史学手法将在以往海军观念中如神圣图腾般存在的特拉法尔加拉下神坛，以此来清除那些附着在盲信、讹传与谎言上的错误观念。在《特拉法尔加战役》这部专著中，科贝特首次在英文世界内完整地构建了特拉法尔加战役的历史图景，首次对流传甚广的“决战神话”提出了全面而有力的反驳。尽管他用意激进的著作最终也未能阻止“决战神话”的继续流传，但书中的主要观点却在后来的学术发展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海军实践中得到了应验。

科贝特首先认为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战役并不是单纯的海上战役，而是一场海陆联合战役。在1804～1805年的具体政治局势中，英国的战争决策者们绝不是在构思什么海权决战，小皮特试图在欧洲大陆组建的陆军同盟才是贯穿整场特拉法尔加战役的战略关键。1804年年末，英国开始与俄国展开同盟谈判，并在同盟缔结之前约定在南意大利组织一支陆上联军。由于英俄同盟是日后第三次反法同盟的必要前提，直接关乎英俄同盟缔结的这支小规模的远征军便由此成为反法同盟政策的基石，具备了特殊的政治含义。英国人对本土防御极为自信，他们在1805年的战略目标并不是打破拿破仑的侵英计划，而是在欧洲大陆上向拿破仑发起全面攻击。着眼于此，我们才能认识到特拉法尔加战役的真实目的。这场战役中的英国海军不仅是要保卫英伦本土的安全，不仅是要保卫庞大的大英帝国，更是要保卫英国向海外投送陆军和资源的交通线，这是组建欧陆同盟的必要前提。换言之，特拉法尔加战役中的海军与海权只是实现国家政策的手段，而非目的；而评价这场战役成败的标准只能是决策者们设定的政策目标，而不能是后来者基于后见之明而建立的简单抽象的因果联系。

在此基础上，科贝特做出了更为激进的推理。科贝特认为，英国海军在这场战役中的战略使命在法西联合舰队被迫退回加迪斯之后就已完全实现：拿破仑的侵英计划已经破产；英国派往那不勒斯与好望角的两支重要远征军已经安全；欧洲大陆上的反法同盟也已成型。法国海军本来就并不具备挑战英国的实力，因此，随后发生的、被视作英国海权与舰队决战之顶峰的特拉法尔加海战并不具备决定性的战略意义。科贝特还指出，让拿破仑逼迫维尔纳夫驶出加迪斯、继而导致这场海上决战的直接动因恰恰是英俄联军在南意大利的陆上威胁；这也就是说，这场最经典的舰队决战恰恰是基于陆军而非海权的逻辑。法西联合舰队的毁灭只是阻止了其对西西里的海上入侵，并使这些兵力无法在将来损害英国的贸易；但拿破仑赢得的乌尔姆战役与奥斯特利茨战役却决定性地挫败了第三次反法同盟，粉碎了小皮特的战略目标，使法兰西帝国对欧洲大陆的统治格局得以长期存续。换言之，英国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取得的成功远远无法抵消它在反法同盟上遭遇的战略性失败。海军行动只是这场战役的组成部分之一，其中最为关键的人物是首相小皮特、海军大臣巴勒姆、海峡舰队司令康沃利斯，然后才是我们的传奇英雄纳尔逊。

另外，科贝特对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采用的海军战术也得出了颇具颠覆性的结论。长期以来，纳尔逊都被视为一位鲁莽好战的战略家与天才般的战术家，但在科贝特的笔下，这一形象却遭到了逆转。科贝特认为，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的几乎所有战略决策都秉持着谨慎而理智的理念，他绝不像时人所想象的那样鲁莽好战。相反，他却在此生最后也是最精彩的大海战中做出了严重误判，背离了战前设定的合理的作战计划，转而展开了一场并不必要的致命冒险。在科贝特之前，许多海军史研究者已意识到纳尔逊在战前制订的作战计划与他实际采用的战术大相径庭，他在海战中采用的纵队舰首对敌的阵型也完全与合理的海军战术背道而驰；可他们却被纳尔逊传奇的光芒与精心构造的掩饰所诱惑，反而试图弥合而非澄清这三者之间的差别。然而，基于对现代海军史学科与费舍尔改革的理解，科贝特却认为现代海军必须摒弃非理性的纳尔逊传奇，讴歌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的战术错误无异于传播鲁莽不智的作战观念。科贝特在书中坦诚地表示，纳尔逊未按照预先计划重整阵型就匆忙发起进攻，这使得他事先设计的精妙战术无法施展，进而以反面教材般的糟糕姿态投入了战斗，“他所承担的这种风险几乎超过了理智指挥的极限”。

然而，特拉法尔加海战并不仅仅是一段逝去的历史。长期以来，它已成为英国海军与海上霸权的象征，在社会文化中具有特殊意义。正因如此，向这些象征符号猛烈开火的《特拉法尔加战役》甫一问世就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一位牛津大学的近代史教师在书评中认为，科贝特拔高了陆军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的地位，贬低了海军粉碎侵英计[5]划的意义；而更大的反对声浪则指向他对纳尔逊的战术的批评——他们担心这将会动摇海军信奉的“纳尔逊精神”，甚至有损公众的爱国热情。由于争议激烈、事关重大，议会指派海军部在1912年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用以全面核验和考察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所用战术的全部相关证据”。委员会用15个月的时间查验了英、法、西三方文献，随后向议会递交了报告。尽管没有明确承认，他们的报告却在事实上确证了科贝特的结论。但即便如此，特拉法尔加神话仍是英国不愿割舍的精神图腾，科贝特的神话解构仍然遭到了社会各界的冷处理。普通的公众读物仍然充斥着已被他驳倒的旧说，甚至一些学术性较强的著述也倾向于维系这种有利于海军形象的错误图景。在世界大战后的海军史低潮中，曾担任英国战列舰舰长的阿尔弗雷德·H.泰勒（Alfred H.Taylor）少将所撰写的《特拉法尔加海战》因其翔实的文献基础与战场描述而成为20世纪后期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而这篇论文仍在小心地弥合作战计划、实际战术与合理战术原则之间[6]的裂缝，使已经被推翻的神话得以延续。

在随后的冷战期间，目睹苏联陆权威胁的英国历史学家逐步接受了科贝特提出的海权有限观念。G.S.格雷厄姆（G.S.Graham）的《海军霸权的政治：英国海上优势研究》（1965年）与保罗·肯尼迪（Paul M.Kennedy）《英国海上主导权的兴衰》（1976年）都对特拉法尔加海战的战略意义做出了极为保守的评价，他们认可海上优势的必要性，但在与陆权国家的战争中，海战胜利并不是赢得战争的充分条件。专注于海军战术史的布莱恩·滕斯托尔（Brian Tunstall）在其《风帆时代的海战：1650～1815年的战术演进》（1990年）中对科贝特的战术研究多有商榷，但他充分肯定了科贝特在书中对特拉法尔加海战的分析，只是利用新出史料修订了一处细节。

1990年代以降，冷战的终结、英国海军的衰落与“新海军史”的兴起彻底改变了特拉法尔加海战的研究格局。在纯学术领域内对特拉法尔加的重新评价终于成为可能，于是，在2005年特拉法尔加海战两百周年前后，这个旧日海军史的巅峰篇章再次成为新一代海军史学者的关注热点。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他们的治学取径与科贝特时代大相径庭，但他们却在不同方向上追认了科贝特在近一个世纪前做出的史实判断，并在其基础之上继续向前推进。当代著名的英国海军史学家尼古拉斯·罗杰在2005年的《海事研究杂志》（Journal for Maritime Research）发表了《海战胜利的本质》（The Nature of Victory at Sea）一文。他首先驳斥了认为特拉法尔加海战挫败了拿破仑侵英计划、确定了英国海上霸权的陈说，承认特拉法尔加并未在欧洲造成直接的战略影响。但他也认为科贝特、格雷厄姆与肯尼迪忽视了海战在经济、外交方面的独特性质，过度限缩了海军在最终胜利中[7]的间接贡献。与此同时，埃克塞特大学海军史教授迈克尔·达菲（Michael Duffy）也在2005年的《水手之镜》（The Mariner’s Mirror）中发表文章《“一切都已被掩盖”：被隐藏的特拉法尔加》（‘...All was Hushed Up’：The Hidden Trafalgar），这篇精彩的论文雄辩地揭示出英军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的重大失误以及传统叙事的根源。达菲指出，由于纳尔逊鲁莽的接敌阵型与英舰的迟缓行动，仅有半数的英舰在战斗打响的一个小时内投入了战斗，本可以在半个小时内全部投入战斗的科林伍德分队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全部参战；而在整场战斗中，仅有13艘战舰执行了纳尔逊的近战命令。但为了保全老友纳尔逊的身后荣誉，为了防止这场大胜演变为军事法庭上的相互攻讦，继任司令科林伍德与那些未尽职责的军官一起向政府和公众隐瞒了这一

[8]切。

时至今日，对特拉法尔加海战的探讨仍远未终结。尽管作为海权象征与教义来源的特拉法尔加战役已经远逝，尽管曾笼罩这场旧日海战的神话已被打破，但历史本身的魅力并不会因后人赋予的意义而有所增减，为它着迷的人们仍会为这卷泛黄的宏伟史诗描摹出新的细节、新的图景、新的侧面。2010年11月，在当年第4期《水手之镜》中，本业为软件工程师的海军史研究者托尼·比尔斯（Tony Beales）通过对部分战舰的航迹整理，在《“远大前程”：英国战舰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的接敌》（‘Great Expectations’：The Approach of British Ships at the Battle of Trafalgar）一文中对英军的失误提出了新解。比尔斯认为，纳尔逊在战斗前夜的机动导致英国舰队在战斗当日极为分散，当日的海风既微弱又多变，这迫使英国舰队要在结阵上花费超出预期的大量时间，部分航行条件和初始位置不佳的战舰因此无法及时[9]驶入阵位。这无疑为纳尔逊的临阵决策补充了一个关键侧面，而从另一方面着眼，这也说明人们仍能用海军史的传统视角与传统的思辨能力在这场经典海战中寻得新的发现。对这段历史而言，科贝特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的出色研究无疑为后人提供了相当高的起点。我们可以反对他那19世纪的“历史科学”观，可以拒斥那种服务现实的研究目的，可以不接受他的海军战略学说，却难以否定他对恢复具体历史情境的追求与摒弃浪漫传奇的冷静思辨。正是这两种简单而基本的思维素质使得《特拉法尔加战役》成为相关海军史研究中无法忽略的杰作。即便在今日，这种简单而基本的历史思维仍然不可或缺。陈骆2015年7月致爱妻在她的生日这天1910年10月21日

[1] Donald M.Schurman，“Julian Corbett’s Influence on the Royal Navy’s Perception of Its Maritime Function，” Mahan Is Not Enough：The Proceedings of a Conference on the Works of Sir Julian Corbett and Admiral Sir Herbert Richmond（Newport，RI：Naval War College Press，1993），p.52.

[2] Liam J.Cleaver，“The Pen behind the Fleet：The Influence of Sir Julian Stafford Corbett on British Naval Development，1898-1918，” Comparative Strategy，Vol.14，No.1，1995，p.52.

[3] Alfred Thayer Mahan，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Empire，1793-1812，Vol.2（Little，Brown，and Company，1905），p.196.

[4] “Appendix IV：Memorandum on Sea-Power and the Principles Involved，” The Collective Naval Defence of the Empire，1900-1940，Vol.136（Navy Records Society，1997），p.7.

[5] C.T.Atkinson，“Reviewed Work：The Campaign of Trafalgar by Julian S.Corbett，” The Scottish Historical Review，Vol.8，No.29，1910，pp.76-80.

[6] Alfred Hugh Taylor，“The Battle of Trafalgar，” The Mariner’s Mirror，Vol.36，Issue 4，1950，pp.281-321.

[7] N.A.M.Rodger，“The Nature of Victory at Sea，” Journal for Maritime Research，Vol.7，No.1，2005，pp.110-122.

[8] Michael Duffy，“‘...All was Hushed Up’：The Hidden Trafalgar，” The Mariner’s Mirror，Vol.91，Issue 2，2005，pp.216-240.

[9] Tony Beales，“‘Great Expectations：’The Approach of British Ships at the Battle of Trafalgar，” The Mariner’s Mirror，Vol.96，Issue 4，2010，pp.455-467.自序

在奥曼教授（Professor Oman）最近为《剑桥近代史》（Cambridge Modern History）列出的滑铁卢战役研究文献中，完全致力于阐明史实的作品已有近二十种。但对于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战役，我们英文世界却几乎一无所成。对那场战斗（battle）本身已经有了无数的研究，或严肃，或幻想，或热衷于趣闻轶事，但如下的事实仍然没有改变：在一个世纪之后，仍然没有一位英文作者能够利用现存的大量史料，为这个海军史的巅峰篇章撰写一部类似于参谋报告的翔实作品。是的，我们已经欣喜地拥有了纽波特先生（Mr.Newbolt）的《特拉法尔加之年》（The Year of Trafalgar）。然而，尽管其中已经包含了目前对这场战斗的最佳研究，它却完全没有涉及导致这场海战的政策与行动。事实上，近年来围绕这场海战的所有艰苦努力——包括约翰·K.劳顿爵士（Sir John K.Laughton）、利兰先生（Mr.Leyland）和其他人的作品——都遗漏了这个海军与公众都十分关切的环节，都存在着与我们大部分的海军史研究同样的盲点。只有纳尔逊参与的部分得到了充分合理的对待，也的确只有他的视角曾让我们接近这场战役。不过，他的分量直到战役临近末尾时都还相当有限。直到他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再次统领地中海战区之前，他麾下仅[1]有12艘战列舰与20余艘各类巡洋舰。而在那一年中，现役与后备役中的战列舰远远超过100艘，还有超过400艘的各型巡洋舰。

在此之外，远比海军方面遗漏得更加彻底的是这场战役的陆军方面。在那一年中，除去在东印度与西印度的部队，英国还有约5万名士兵在本土之外积极作战。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与纳尔逊有所关联，而他们对他的决策造成的巨大影响几乎被完全忽略。事实上，可以毫不过分地说，1805年战役并非一场海军战役，而是一场海陆联合战役，并且我们从未赋予它与之相应的重要性。同时，仍然极少有人能认识到它并不仅仅是为了防御入侵，它还是一场进攻性的战役。对这些关键事实的误判让人们错误地理解了纳尔逊的行动，让他遭受那些并不应得到的批评，更不用说在其他的各个方面所造成的阴影了。

详尽的研究并不会有损纳尔逊的伟大。这种研究会提高他的同僚们的声誉，但纳尔逊仍是最伟大的海军将领之一。他炫目的个人魅力目前仍主导着相关判断，因此只有长期而严肃地与之保持距离，我们才可能看清事件的主次关联和真实含义。要想能够正确地吸取这些教训，我们不仅要将纳尔逊放到一个与之相适应的从属位置，同时还要坚决放弃只顾海战前线的冲动，从而将自己置身于小皮特（Pitt）、梅尔维尔（Melville）、巴勒姆（Barham）与卡斯尔雷（Castlereagh）所在的密室里。在他们身边，我们才能看到他们用以指挥海上舰队的内在动力，并从间谍、巡洋舰与外交官们发来的源源不断的情报之间找出令他们行动起来或停歇下去的关键信息。

由于所需档案的大量公布，将这种业已广泛运用于陆军战役的细致研究推广到海军中的时机已经成熟。在战役的外交影响方面，我们已经有了霍兰德·罗斯先生（Mr.Holland Rose）为皇家历史协会整理的《第三次反法同盟相关密件，1804～1805年》（Select Despatches Relating to the Third Coalition Against France，1804-5）。不幸的是，编者并未标上密件的收信时间，如果不核对原件，我们很难追索它们与海陆军具体指令之间的关联。除了这本必不可少的资料之外，还有著名的拿破仑与塔列朗（Talleyrand）之间的书信集，而P.库科尔先生（Mons.P.Coquelle）的《拿破仑与英格兰（1803～1813年）》［Napoleon et Angleterre（1803-13）］以及夏尔·奥瑞尔先生（Mons.Charles Auriol）的《法国、英国与那不勒斯（1803～1806年）》［La France，l’Angleterre et Naples（1803-6）］也都是价值极高的作品。

在海军方面，我们已经有了利兰先生为海军档案协会整理的《封锁布雷斯特相关信件，1803～1805年》（Despatches and Letters relating to the Blockade of Brest，1803-5），以及最近由康沃利斯·维肯姆-马丁先生（Mr.Cornwallis Wykeham-Martin）的藏稿（Various Collections，vol.vi，1909）整理而来、由历史文献委员会（Historical MSS.Commission）出版的《康沃利斯文集》（Cornwallis Papers）。然而，最具价值的作品却是来自法国陆军部；如果不说是羞愧，我们也必须虚心地看到自己的问题。爱德华·德斯奇霍上校（Colonel Edouard Desbriére）里程碑式的著作在法国陆军总参谋部[2]历史局（Section Historique de l’État-major de l’Armée）的指导下出版，名为《入侵不列颠群岛的计划与尝试（1793～18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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