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马里乌斯·詹森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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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世界观试读：
前言
“布朗与哈利讲座”（Brown and Haley lectures）设立的二十五年间，我一直认为讲座委员会会邀请我的朋友马里乌斯·詹森（Marius Jansen）来发表演讲。马里乌斯也是普吉特海湾大学（University of Puget Sound）已故历史教授莱尔·谢尔迈廷（Lyle S.Shelmidine）的好友。谢尔迈廷教授与我父亲和我一起，为设立这个讲座竭尽全力。他还担任讲座委员会主席，直到1966年逝世为止。
因此，当见到这些演讲都以大家小书的形式出版，我感到非常自豪。此外，我还需说明，这些演讲实在完美地体现了讲座成立之初我们定下的几项标准：（1）应“由一位从事社会研究或人文科学工作的杰出学者”来演讲；（2）演讲应“以明快的态度针对目前社会的要紧问题”；由于出版也是计划的一部分，所以（3）演讲要包含未发表过的新资料，以期达成增进知识的实效。弗雷德·哈利（Fred T. Haley）布朗与哈利讲座委员会主席1976年6月10日
英文初版序
值此美国庆祝立国两百周年之际，我们正好乘此良机回顾日本两百年来的变迁。两百年前，日本是一个不发达的、与外部世界隔绝的小国。一百年后，它决定根据西方模式改革制度，派大批统治精英广游西方，考察使列国富强的各种因素。为了表示近代化和国际化的意向，日本参加了1876年费城世界博览会（The Philadelphia Centennial Exposition），带去的展品令人印象深刻，规模位居前列，吸引力方面更是无出其右。展览品非常优越，使一位作家承认道：“我们惯于认为日本是没有文明的国家，或充其量只是半文明的国家。但我们却在这里发现了充分的证据，证明日本闪耀的艺术光辉使欧洲最开化的国家也黯然失色。那些国家以艺术为骄傲和荣耀，将其[1]看作是自己高度文明的一个最值得骄傲的象征。”现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惨败三十年后，日本成为世界上的大国以及少数工业化的民主国家之一。
在这两百年间，日本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发生急剧转变不足为奇。本书将集中讨论这些看法。日本从封闭孤立中崛起，成为国际上举足轻重的国家，这对世界历史，尤其是美国历史影响至大。在20世纪，这一转变因日美双方的误解和各自的错误而被玷污，也被暴力战争打断。美国也跟日本一样，在这一时期成为了世界上的重要国家，对国际社会的看法转变之巨，不亚于日本。
在这些看法的转变中，美国对日本的看法最不规律。在我们图书馆的书架上，描述日本友好迷人且富有异国风情的图书，和那些提醒日本侵略成性、粗暴易怒和不可信任的图书并排摆在一起。大战以后，日本发动军事攻击的危险性已经被淡忘，不时出现的警告都不过在说日本是个勤奋、没有幽默感和技艺惊人的经济对手。预言家也逐渐改变腔调，从强调日本丧失了对大陆和殖民地的控制之后就注定穷困，到强调日本靠勤俭也能生存；之后，再强调日本依靠经济不断繁荣，总有一天能雄霸天下。对这个新超级大国的战后评价，混杂着乐观和沮丧的情绪，人们用隐喻，比如blossom（繁荣、花朵盛开）暗示它的脆弱性。所以日本人从心情愉快一变而为意志消沉，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不过，并非如新闻记者和空谈家所想，日本人的世界观在思想和心理两方面其实有着更深远的历史根源，这些历史上的思想和心理因素成为我多年来的研究核心。在我看来，这些因素对了解近代日本和东亚愈来愈重要。直到近代，日本人眼中的世界仍然是分等级的。他们倾向于把世界各国按各自的地位和重要性排列，而这无疑源于自身的社会结构和经验。我在以下几个演讲中利用一些特别令人感兴趣的人物的事业和观点，去探讨这个等级排列的变迁。近年来，大量书刊和论著问世，尤其使我想要用这种方法来集中讨论这些问题。不过，这个领域在我们的日本研究中尚属初创，我希望我的论述能引起人们注意这种研究方法的价值及可行性。
本书是一部讲稿，但增补了一些事实、统计数字和篇目，以适应新近的发展和出版要求。
除了个别例外，引用都在后文的参考文献处有注明。马里乌斯·詹森1979年于普林斯顿[1]引文见尼尔·哈里斯（Neil Harris），《世界是个大熔炉吗？日本在美国的博览会上，1876—1904》（All The World a Melting Pot? Japan at American Fair, 1876-1904），收录于入江昭（Akiru Iriye）编的《共同的形象：日美关系论文选》（Mutual Images: Essays in American-Japanese Relations），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30页。
中文初版序
本书的内容由三篇演讲组成。它们是在十年前美国两百周年国庆时发表的。那时我正想借国庆的良机回顾一下两百年间事物变迁的情况，适值普吉特海湾大学的朋友请我以日本作为“布朗与哈利讲座”的讲题，于是就决定以两百周年国庆的精神来探讨日本的世界观在过去两个世纪的变化。就我看来，日本在18世纪从中国的巨大影响下脱颖而出，进入19世纪后则实施一系列全面改革，力求在国力和经济上与欧美各国并驾齐驱，而到目前，日本强大的经济力量和生产率已取代了过去的政治和军事势力。
为突出重点，我尽可能在以下三个时期——18世纪70年代、19[1]世纪70年代和现代——各选出一位中心人物，他们的功业和生涯足以作为各自时代意识的缩影。这几位当选的人物当然不是“代表性的”，因为他们在当时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临近的变化。然而，他们都察觉到自己所参与的变革，也曾予以推动和加速；他们在年老的时候，能够检讨有生之年所目击的变革。我选择的18世纪70年代的人物，是日本学习西方医学的先驱杉田玄白医生。他在五十年后撰写的回忆录，把他那个时代日本翻译西方著作日益增长的趋势，和一千多年前日本汉学勃兴的情况加以比较。19世纪70年代我选中了久米邦武，他是出使西方国家的岩仓使团的书记官。因为政府领导人想探求西方国家国力和组织上的秘密，为日本未来选择合适的制度做准备，该使团便引人注目地长期游历西方。久米也很长寿，在半世纪后口述回忆录时，他目睹了大英帝国的没落。讽刺的是，他本人却成为被日本社会视为正统的“新神道民族主义”猜忌下的牺牲者。替20世纪70年代选择象征性人物更加困难，因为日本由军国主义走向商业和平主义的不规则进程尚在进行中。我选择的人物是松本重治，他曾从事新闻、评论工作，后来是国际机构的负责人，他的回忆录《上海时代》和新近问世的《近卫时代》详细刊出了从未披露的史实。
在美国立国的两百年间，世界各国都经历了惊人的变化，日本当然不是唯一直面世界巨变的国家。但我以为，这三个演讲可以说明日本人不论个人还是集体，对这些重要变化的认识及做出反应的速度皆非比寻常。之所以选择杉田玄白和久米邦武作为中心人物，就是要把这点阐释明白。我想，有一天对中国提出同样的问题，接着使用同样的方法，才令人感兴趣。例如可以把18世纪时马戛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觐见乾隆皇帝、郭嵩焘出使西方或者王韬留学外国作为对照。乾隆给英国的著名答复——中国并不需要任何英国产品和根本不用的“奇巧之物”——当然是带点夸张的官腔。不难想象，当德川将军同样遇上一个新来的外国商人要求正式通商时，也会同样轻易地做出傲慢的答复。但两者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清朝皇帝虽然未曾正式与西方“隔绝”，但无所作为。中国并不像日本那样，利用长崎的荷兰人居住区有系统地吸取西方知识，也没有人像日本个别知识分子那样着迷于西方知识及其运用。在19世纪，当日本人到西方详细考察时，中国人也去到西方。但可以想象，此中的巨大区别莫过于：明治时代的政府高层领导人几乎半数都曾亲身周游世界，以了解日本进行制度现代化时会遇到的大小问题，而相形之下，中国人离开国内的权位，则有招惹猜疑或不务正业的风险。直到20世纪，这种区别仍然存在。诚然，日本在战争与战败的十多年间与世界大势脱节，但一旦游历和观察的机会重现时，明治时代的范例就再次出现，随之则是大量引进知识与技术，使偏处一方的日本转变为一个世界性的经济大国。相反，中国却退出国际市场，放弃西方技术，寻求自给自足并实行本土主义。而当美国在1976年庆祝建国两百周年时，中国逐渐放弃了这种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这两个重要的东亚国家首次在平等与合作的基础上进行商谈和贸易，一个真正放眼于国际的世界观也许终会形成。
上述情况只不过预示将来可能有更全面的变化。如果这几个讲演能够对将来可能出现的事情和挑战提供参考资料，我的所得就极其丰硕了。我对柳立言君承担本书的中文翻译深表谢意。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研究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以来，中日关系一直是我的学术研究主题，我盼望看到中国读者对这本小书的反应。马里乌斯·詹森1986年5月于普林斯顿大学[1]即本书成书的20世纪70年代。——编注。[1]
1995年英文平装版序
时光飞逝，我在华盛顿州塔科马（Tacoma）普吉特海湾大学的演讲已是二十年前的事。演讲之际正值美国建国两百周年，这亦早成过去。日本在1995年迎接迥然不同的周年纪念。首先，纪念日本帝国首次参与现代战争，并战胜大清帝国。1895年的《马关条约》成为日本致力跻身西方列强的第一步。对日本人而言，意义更重大的纪念是1945年的战败。经历半世纪的军国主义、战争及以天皇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后，战后日本在强调主权在民、天皇是国家“象征”的新宪法下获得长治久安。在位六十二年的昭和天皇裕仁于1989年驾崩，日本人一边回首往事，一边迈步向前。
适逢时代交错，战后日本人身处的世界亦在迅速转变。苏联的突然解体令1945年以来的国际二元权力架构随之结束。美国对日政策亦出现变化，从昔日地域安全主导变成经济主导。日本的经济增长不再是亚洲的个别“奇迹”。亚洲沿海的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及新加坡的经济均呈现高增长的态势，而且开始影响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国家。亚洲的经济增长在本世纪末冠绝全球。中国大陆也放宽经济控制以吸收外国资金，预计将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其沿海省份的贸易和工业发展一日千里，但工厂烟囱排放的废气却将酸雨带到日本的森林。
美国亦不再一样了。它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其国际影响力在战后数十年间不断下降。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惊人的预算赤字令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负债国，而日本则跃升为最大的债权国。日元对美元持续升值，令日本在海外的投资火热，特别是在亚洲，以及美国。随着国内工资成本上涨，日本企业在它们不可或缺的海外寻找廉价劳动力及市场保障。不过，在美国房地产市场购入土地却招来美国人反感，对此，不少日本人感到惊讶。
1991年，波斯湾战争显示邪恶独裁者无法继续在与强国对立中获利。美国先进的军事科技在这场战争中派上了大用场，备受国内媒体追捧，但日本投入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130亿美元资助却被冷待。东京政府在处理捐献上手法笨拙，被新闻界批评为“支票簿外交”。
冷战结束对日本国内政治有同等分量的冲击。自1956年成立后开始执政的自民党受到一连串丑闻打击，合法性受到威胁，求变之声随之四起。离党的成员纷纷成立小政党，与反对派日本社会党结盟，组成好几个短命且不稳定的联合政府。首个联合内阁由一位广受欢迎的前熊本县知事领导。他成功改革选举制度，务求把政府和人民拉近。虽然没有人对这些变革的成果抱有信心，但是停滞不前的政治秩序终于有了改变迹象。意识形态随政治环境及世界事务而变迁。日本的社会党派人士在1994年摒弃大部分已坚持数十年的立场，与昔日对手自民党联合执政。各派政治人物皆希望政府能够回应诉求，但是与此同时，政治不稳反而让官僚制度获得强化。官僚最喜欢诸多管制，无意下放权力。虽然有人认为日本已经到达了一个转折点，然而它并不会迅速转变。鉴于商界、官僚及政府根深蒂固的利益纠葛与态度，改变肯定只能是按部就班地进行。
日本在国际事务上的态度亦是如此。它凭借经济力量在所有国际组织中扮演主要角色，但是这些组织并未对此做结构上的改革。联合国在化解柬埔寨政治困局及处理非洲和东南亚前所未有的难民潮问题上，皆受组织里的日本官员的指挥。面对要求广泛参与国际事务的呼声，日本国会小心翼翼且不情不愿地派遣了一支小规模的维和部队。这是日本战后首次派员参与海外事务。国会的激烈辩论使它成为非武装部队，以免参与武装冲突。观察家终于明白，大部分日本人对恢复日本“大国”身份感到厌恶。不过，少数政治领袖却认为日本恢复“正常国家”的时机已经来临。他们倡议更改宪法对军事的禁制，以迎合21世纪的现实。被压制半世纪的禁忌议题再次成为可能之事。
在新的形势下，日本人开始表现出全新且更强烈的亚洲意识，甚至有些人将此称作日本的“亚洲化”。这个说法很难被取代。1985年，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额比对亚洲的高出三分之一，到了1993年情况却刚好相反。日本在亚洲的投资如雨后春笋，与东盟（ASEAN）及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合作亦对亚洲融合有所贡献。日本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中国则是日本的第二大伙伴。在1981年到1991年之间，全球贸易的实质增长率为48%，但是日本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增长却翻了一倍。在日本的院校，来自亚洲的留学生数目亦远远超越西方学生。
简言之，自我做这些演讲以来，日本人的世界观已彻底改变。我在1975年的演说中曾对三百万日本人的海外经验表示惊讶，然而在1994年此数字已经上升至一千三百五十万，其中五分之四是游客。二十年前我以杉田玄白、久米邦武、松本重治（卒于1989年）为例，现在要为这三人选择继承者言之尚早，但他们肯定会比前人更具备世界公民的特质。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副社长暨编辑米里亚姆·布罗考女士（R. Miriam Brokaw）最初催促我把这些讲稿交予出版，我在此衷心感激她及其接任人把它们再度出版。马里乌斯·詹森1995年于普林斯顿[1]本书1995年英文平装本增补了本篇序言，由作者马里乌斯·詹森教授的关门弟子、香港中文大学比较日本学研究中心主任吴伟明教授翻译。——编注。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