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范明才
出版社：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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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功立信立人——立家规·正家风丛书试读：
前言
人们每天都在经营自己的人生，应当说，珍惜有限的生命，把最珍贵的时光花在寻求做人的准则上，努力锻造自己高尚的人格，而不去随波逐流，追逐享乐，虚度年华，这才是作为一个人追求的最大的成功。所以说，寻找心灵家园，培养伟大的人格，“立功、立信、立人”，是每个人需要终生研究的课题。
人应该经常在奔忙的现实中反思一下自己：“什么样的品德才是我应该毕生追求的？我到底要过诚实的人生还是虚伪的人生？我应该做一个怎样的人？”
一个人如果能够言而有信、仁德宽厚，为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文明做出贡献，不论成绩大小，那么这个人的人生就堪称是完美的。当然，要达到这样完美的人生境界需要自始至终、持之以恒地努力，保持正直、高尚的节操。这是一种自我修炼的过程，是一种自我使命意识的发现或回归，而“立人”则是一种责任感和大爱，是为人更高的思想境界。
本书是一本能唤醒人生命中高尚的精神元素的轻松读物，从如何立功、立信、立人三个方面分别讲述了人为人处世、工作生活、交友应酬中所应遵循的准则；让人明白立功对人的生命价值的重要意义，让人明白没有诚实的品格就不会成功，让人明白做人的道德底线；告诉人们只有舍利取义，克制欲望，方能修身养性；告诉人们以德报怨，让人一步天地宽，真诚地去帮助别人是值得的；告诉人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了国家的尊严和荣誉要奋发图强，做正直高尚的人。
希望读者能从本书中得到启发，从中吸取有益的教益，为自己的人生之船朝着正确的航向行驶提供助力，帮助自己成为一个节操高尚、事业有成的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的名言，意思是天下大事的兴盛、灭亡，每一个人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个概念最早是由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中提出的，那时清军入关，明朝岌岌可危。而八字成文的语型则出自梁启超，那时中华民族正在遭受外敌入侵的内忧外患，梁启超慷慨激昂地写下了鼓励国人的《少年中国说》，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号召国人，指明天下大事的兴盛、灭亡，每一个百姓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古往今来，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为国家、民族兴亡不惜牺牲自己的英烈们不胜枚举。“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是戚继光的名言，他也是历代被人们歌颂的名将。
明朝的时候，从日本过来的海盗不断从海上入侵我国的东南海疆，杀人放火，抢夺财物，甚至把大批男女抓走当奴隶。人们痛恨这些日本海盗，称他们是“倭寇”。明政府派了许多优秀将领到沿海平倭，戚继光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
戚继光年幼时好读书，通经史大义，并受其父戚景通严格教育。嘉靖十七年，戚继光十岁继承父爵，官居四品，成为一个能文能武的青年将领，立志为保卫祖国献身。嘉靖十八年，戚继光参加武举，在考试时庚戌之变爆发，于是他被分配到蓟门。嘉靖二十三年，他依例袭父职为登州卫指挥佥事。嘉靖二十七年，兵部主事计士元鼓励戚继光“留心韬略，奋迹武闱。管屯而俗弊悉除，奉职而操持不苟”，后戚继光获张居正信任。嘉靖三十四年，调任浙江都司佥事。旋进参将，分守宁波、绍兴、台州（今浙江临海）三府。
戚继光鉴于当时的明军纪律松弛，素质不良，战斗力低下，至义乌后招募农民和矿工3000余名，编组训练，后称为“戚家军”，成为抗倭主力。嘉靖三十六年，戚继光以劾免官，改守台州、金华、严州（今浙江建德东北）三府。嘉靖三十九年，戚继光创立“鸳鸯阵”，以一队十二人为基本单位，最前排是队长和两个刀牌手，第三和第四排各两名长枪手各护住一牌一筅，攻防兼宜，适合于山林、道路、田埂等狭窄地形的战斗，因敌因地变换队形，灵活作战。
嘉靖四十年，倭寇大举侵犯台州，戚家军大破倭寇于浙江临海，九战九捷。嘉靖四十一年，戚继光奉调援闽，连破倭寇巢穴横屿、牛田、兴化，闽境倭寇主力被消灭殆尽，因功升署都督佥事。嘉靖四十二年，戚继光与福建总兵俞大猷、广东总兵刘显等创平海卫大捷。从此倭患终被荡平。
隆庆二年，明廷特召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总兵官以下悉受节制。后来，戚继光又率军到了福建。他决定先拔除倭寇在海上的最大据点横屿岛。为了靠近横屿岛，戚家军将士冒着巨大危险，赤膊在海滩上匍匐前进，戚继光亲自擂响战鼓。经过一场激烈的厮杀，盘踞在岛上的大批倭寇被歼灭。
16年间，戚继光整饬防务，加强战备，修筑御敌台，设立武学，训练将士，编成一支车、骑、步三者皆备的精锐部队，率军之日于浙、闽、粤沿海诸地抗击来犯倭寇，历十余年，大小八十余战，终于扫除倭寇之患。
与戚继光一样，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位只要一息尚存，就全身心地报效祖国、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与侵略者殊死血战的爱国英雄，他就是郑成功。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了自古以来就属于我们祖国一部分的宝岛台湾，至今他的故事仍在民间广为传扬。
宝岛台湾在17世纪的时候，遭到了欧洲荷兰人的侵略。当时的明政府腐败无能，统治不稳，所以给了侵略者可乘之机。公元1645年，清军已占领明朝大半江山，南明隆武帝退守福建，在总兵郑芝龙的庇荫下苦苦支撑。隆武帝对明朝的前途十分担忧，因为北有清军，台湾又被荷兰人所占。此时郑芝龙之子郑森求学归来回到福建，隆武帝见郑森英姿勃发，感其报国之志，遂赐其国姓，并名“成功”，希望他振兴大明，收复台湾。在清军收买下，郑芝龙决定降清，郑成功在悲愤中与父亲决裂。尽管郑成功奋力抵抗，无奈势单力薄，清军攻下福州城，隆武帝败亡。郑成功退守厦门，以图后计。一晃十几年过去，收复台湾的理想时时困扰着郑成功，此时的厦门每日都有大量的台湾百姓因不堪忍受荷兰殖民者的压迫奔逃而至。荷兰军舰屡屡轰击厦门，封锁海上商道，有恃无恐。遥望着近在咫尺的宝岛，目睹荷兰殖民者的暴行，郑成功下定决心收复台湾。郑成功的红颜知己薛良冒死赴台寻找一位名叫何斌的人，此人知晓荷军在岛上的部署。薛良到台湾后，找到何斌，自己却被扣为人质。何斌带回海图，郑成功找到了攻打台湾的最佳路径和时机。
1661年4月，郑成功率兵2.5万人、战舰200多艘进发台湾，清康熙帝下令清军不得趁机进攻，让郑成功放心大胆地收复台湾。郑成功率领官兵凭借着海上大潮“天降神兵”于赤嵌城下，荷军仓皇应战，眼看抵挡不住，将薛良等人押在城头作为人质。薛良遥望郑成功，微笑着毅然跳下城楼。郑成功率众将士杀出一条血路，攻下赤嵌城。8个月后，荷军总督签下投降书，交出台湾岛，台湾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从戚继光、郑成功这两位爱国英雄的事例中，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中华儿女们在遭受外敌的入侵时，为捍卫祖国领土的完整和主权独立，从未间断过与外来入侵者殊死斗争的英雄气概。从岳飞精忠报国、文天祥气盖长虹到戚继光抗击倭寇、郑成功收复台湾，从林则徐虎门销烟、三元里人民抗英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直至新中国的成立，一批又一批的爱国志士在外敌入侵、民族危亡的重要关头，担负起抗击侵略的历史重任。他们有骨气、重气节、正气浩然，舍生忘死地捍卫中国的领土完整，为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使我们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些人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的精神铸造起坚不可摧的中国国魂，唯有发扬他们这种最可贵的国魂，中国才能真正地强大、进步。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祖国光荣而强大，是我们每个中华儿女的责任。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为祖国的建设事业添砖加瓦，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四化建设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乃至生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林则徐抗英有功，却遭投降派诬陷，在被道光帝革职赴戍途中，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毅然决然地继续以微薄之躯想方设法为国效力，抵御外敌侵略。他的功绩永远不会被磨灭，他的精神永存史册。
说起虎门销烟，几乎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林则徐虎门销烟、震撼人心的壮举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这在当时清政府腐朽无能、中华民族备受欺凌的时代可以说是给了气焰嚣张的帝国主义列强当头一棒，大大振奋了国人的士气。
当时，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西方英、法、美等国的殖民主义者和投机商人在靠自由贸易无法打开中国国门的情况下，纷纷向我国走私毒品鸦片，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他们的目的，一是掠夺中国的财富；二是用毒品残害中国人的身体，使中国人成为“东亚病夫”，便于他们侵略。当时，很多正直的官员看透了他们的险恶目的，坚决主张查禁鸦片。林则徐的态度最坚决，他说：“再不禁烟，我国就不会有白银当军饷，就不会有强壮的士兵抵抗侵略了。”为了国家的尊严，禁烟势在必行。
1839年3月10日，奉命为钦差大臣的林则徐到达广州查禁鸦片。在广州查禁鸦片的过程中，林则徐意识到英国殖民者不肯放弃罪恶的鸦片贸易，而且蓄谋要用武力侵略中国。林则徐到了广州后，命令外国商人把全部鸦片上缴并保证不再私运鸦片到中国，否则给予严惩。有些外国商人照办了，可英国商人不肯上缴，英国政府的代表义律还策划阴谋，企图顽抗。林则徐当机立断，坚决行使主权，中断与英方的贸易，并不再向其供应食物和水。英国人没办法，只好缴出了鸦片。1839年6月3日，林则徐亲自到虎门海滩，主持销毁害人的毒品鸦片。
为抗击鸦片侵略，战胜敌人，林则徐进行了大量“师敌之长技以制夷”的军事变革实践。他亲自主持并组织翻译班子，翻译外国书刊；把外国人讲述中国的言论翻译成《华事夷言》，作为当时中国官吏的“参考消息”；为了解外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将英商主办的《广州周报》译成《澳门新闻报》；为了解西方的地理、历史、政治，较为系统地介绍世界各国的情况，又组织翻译了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编为《四洲志》；还组织翻译了瑞士法学家瓦特尔的《国际法》等一系列著作。通过分析外国的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林则徐认识到，只有向西方国家学习，才能抵御外国的侵略。他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提出为了改变军事技术的落后状态应该制炮造船的意见。林则徐在了解世界、研究西方方面起到了带头作用，成为中国近代传播西方文化、促进西学东渐的先驱。
在军事方面，林则徐着手加强和改善沿海一带的防御力量。他专门派人从外国秘密购买200多门新式大炮配置在海口炮台上；为了改进军事技术，又搜集并组织了大炮瞄准法、战船图书等资料。虽然林则徐对西方认识比较浅，接触西学的目的是出于外交、军事的需要，但他开创了中国近代学习和研究西方的风气，对中国近代维新思想起到启蒙作用。
林则徐将西方国家的战船制造、火器制造和养兵练兵作为探求军事变革的重要内容。他组织官兵在东校场（今广东省人民体育场一带）学习演练西洋武器，学习西法练兵，并经常亲往阅操，抓紧训练官兵。他还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广东巡抚怡良等在东校场检阅军队，准备迎击英国侵略军。当时，数百名精选出来的官兵演习了排枪、火炮等，林则徐看后大为赞赏。为激励官兵的爱国心和责任感，林则徐当即挥毫赋写新联一副，悬挂于东校场的演武厅内。
林则徐在广东一边禁烟，一边积极备战。他修建炮台，拉拦江木排铁链，并相信“民心可用”，招募5000多渔民编成水勇，屡败英军的挑衅。1839年下半年，取得九龙之役、川鼻官涌之役等反击战的胜利。林则徐虽然抗英有功，却遭投降派诬陷，被道光帝革职，他忍辱负重，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7月14日）踏上戍途。在赴戍途中，他仍忧国忧民，并不为个人的坎坷而唏嘘，当与妻子在古城西安告别时，在满腔愤怒下写下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激励诗句。这是他爱国情感的抒发，也是他为了国家利益忍辱负重的性情写照。
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林则徐到了新疆，他不顾年高体衰，从伊犁到新疆各地“西域遍行三万里”，实地勘察了南疆八个城，发现沙俄对中国早已虎视眈眈。他主张抗英防俄，明确向伊犁将军布彦泰提出“屯田耕战”，有备无患，成为近代“防塞论”的先驱。临终时他还告诫国人：“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果不其然，此后中国这片沃土上数百万领土被沙俄蚕食鲸吞，历史证明了林则徐是正确的！
虽然林则徐生活在那个国弱民疾、生灵涂炭的时代，但他以自己的一己之躯、一腔热血忧国忧民，哪怕忍辱负重，内心仍是无怨无悔。虽然当时的政府腐朽无能，但他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依然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和繁荣昌盛，哪怕自己只能发出微弱的的光芒，也尽最大的力量为国家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
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值得我们每个人钦佩和学习！以身殉国，大义凛然英雄情
曹植在《白马篇》中说：“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回首浩瀚的历史长河，那些“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英雄们为了国家和民族大义慷慨激昂、大义凛然地为国捐躯、血洒疆场，哪怕赴汤蹈火、劫难重重，仍痴心不改。这是何等壮丽的歌！他们的功绩与日月同辉，光耀乾坤，被后世传颂，也激励着一代代的炎黄子孙自强不息，为国奉献，至死不渝！
南宋名将岳飞可谓是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他的功绩，不只是抗金有功，更为人们看重的是他碧血丹心的爱国主义精神。岳飞生活在中原大地饱受少数民族骚扰的宋朝，自幼受母亲教育，立志长大之后报效国家。在投身军旅之前，他的母亲在他背上刺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岳飞不忘母训，以“精忠报国”为信条，在抵御金兵的战斗中英勇善战，立功无数，名闻大江南北，并建立起一支纪律严明、作战英勇的抗金军队“岳家军”。岳家军军纪严明，宁可忍饥耐饿，也不骚扰百姓，留下“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美名，让金军闻风丧胆，金兵统帅甚至长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可是，当时宋朝的皇帝赵构听信谗言，怕岳飞打败金兵后，接回原先的皇帝，自己皇位不保；又怕岳家军强大起来后，成为自己政权的威胁，当岳飞追到距金兵大本营只有45里，眼看大功告成、收复江山时，连发12道金牌，命令岳飞退兵。岳飞挥泪退兵时，中原百姓拦住军马，哭声充斥了整个原野。
后来，岳飞惨遭迫害。百姓们为了感谢岳飞的功德，建了岳飞祠，在祠内放上岳飞的塑像，早晚礼拜。这个传统至今在民间仍然保持，可见岳飞的声望之高。人民纪念的是他的那种大义凛然、宁可赴死也不改丹心的爱国情怀。
同样，在晚清时代，还有一位明知是以卵击石，却仍然誓死为国抵御强敌的名将，他就是关天培。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视死如归，镇定自若地指挥北洋水师战斗，直至以身殉国。
关天培，鸦片战争中抗英名将。字仲因，号滋圃。江苏山阳（今淮安）人。1803年（清嘉庆八年）中武秀才，授把总。后累升至参将。1826年（清道光六年），清政府初办漕粮海运，关天培押粮船千余艘平安至天津，旋升副将。次年，擢总兵。1832年春，署理江南提督。1834年调任广东水师提督。赴任后，踏勘地理形势，将虎门口的沙角、大角炮台改为信炮台；在上横档岛一线，重建南山炮台（改名威远），改建横档、镇远炮台，增建永安、巩固炮台，控制东西水道；在虎门底，改建大虎山炮台。
1841年2月，英国侵略军的18艘兵舰进攻虎门。守卫在这里的关天培向琦善报告，请他增派援兵，补充弹药。琦善不但不理，还责怪关天培，说：“你这么干，惹恼了洋人，你敢负责吗？”关天培听完，气愤极了。他下决心要和侵略者血战到底。
一天早晨，英军向几个炮台发起攻击。关天培命令士兵还击。但是由于敌人炮火猛烈，数百名士兵相继阵亡。上横档炮台阵地上，只剩下十几名士兵，他们的弹药已经打光，但是没有一个人惊慌。当敌人冲上来的时候，这十几名士兵视死如归，手拉手地跳进了大海，以身殉国。
前边的炮台相继失陷，英军继续猖狂北窜，要夺取后面的靖远、镇远和威远三座炮台。这三座炮台是虎门的最后一道屏障。就在这时，在炮台阵地上，关天培和部将麦廷章带领士兵们宣誓：人在阵地在，誓与阵地共存亡！
敌人开始进攻了。关天培一边指挥士兵反击，一边自己点火发炮。士兵们打红了眼，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仇恨的炮弹一发接一发，连连射向敌人。不久炮身热了，炮筒红了。突然“嘣！嘣！”几声，八门大炮全崩裂了。战斗进行了七八个小时，我军伤亡过半，火药也不多了。英军乘势扑上了炮台。突然，关天培猛挥钢刀，冲上前去，砍死了前面的几个敌人，后面又拥上来一群敌人。关天培把钢刀高高举起，用力向敌人的头上砍去。就在这时，一颗子弹击中了关天培的胸膛。他挣扎着，怒目圆睁，在阵地上巍然挺立，把冲到他身边的敌人惊呆了。
老将关天培倒下了。虽然此次战斗他的麾下全军覆没，但他们的精神却激励了无数爱国的中国人。为纪念这位爱国将领，广东人民为他修庙立祠。林则徐特意写了挽联，挂在祠堂门口：功高靖海长城倚，傲霜花艳岭南枝。
时至今日，在和平年代，以身殉国的机会虽然不多，但热爱祖国、抛却个人私利为国倾力的精神依然需要。那些民族英雄连自己的生死安危都可以置之度外，相比之下，我们的个人得失在为国做贡献的四化建设中又算得了什么呢？深明大义，为国尽忠
什么是深明大义，为国尽忠？吉鸿昌烈士向我们做出了最好的诠释。他的功绩和精神深刻在历史的光荣榜上。
1895年，吉鸿昌出生于河南省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受父亲影响，自幼爱国。1913年秋天，不满18岁的吉鸿昌弃学从戎，投入冯玉祥部当兵。他因吃苦耐劳、智勇正直被冯赏识，被提升为手枪连连长，不久又被提升为营长。1925年10月，吉鸿昌升任绥远省督统署直辖骑兵团团长兼警务处处长。不久又被任命为第36旅旅长。十几年里，吉鸿昌虽不断升官，却丝毫没有改变“当兵救国，为民造福”的初衷，他时刻铭记着父亲“做官即不许发财”的教诲，平时省吃俭用，兴办公益事业，并严于律己，约束部队不许扰民。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响应北伐。吉鸿昌率部参加了西安之战。1927年4月，吉鸿昌所部扩编为第19师，吉鸿昌升任师长。国民革命军沿陇海路东征，吉鸿昌率部攻克洛阳、巩县，又强渡黄河，占领豫北重镇新乡，奉军被打得抱头鼠窜。吉鸿昌所部被誉为“铁军”。
1930年4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吉鸿昌奉命率部从宁夏出潼关，参加讨蒋大战。9月，冯玉祥的西北军战败。吉鸿昌为了保存实力，接受蒋介石改编，就任第22路军总指挥兼第30师师长，不久被蒋派往光山、商城一带进攻鄂豫皖苏区。后来，吉鸿昌结识共产党员宣侠父等人，开始接触革命思想，对进攻苏区十分反感。他“托病”到上海与中共党组织取得了联系，随后又化装到鄂豫皖苏区进行考察，思想上受到很大触动。随后曾在潢川组织所部起义参加工农红军，未果。蒋介石发现吉鸿昌有“谋反”之意，便解除了他的军职，逼迫他出国“考察”。
1931年9月21日，矢志抗日的吉鸿昌将军被蒋介石逼迫“下野”，到国外“考察实业”。船到美国，吉鸿昌接二连三地遭到意想不到的刺激，如那里的头等旅馆不接待中国人，却对日本人奉若神明。有一次，吉鸿昌要往国内邮寄衣物，邮局职员竟说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中国了。吉鸿昌异常愤怒，刚要发作，陪同的使馆参赞劝道：“你为什么不说自己是日本人呢？只要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受到礼遇。”吉鸿昌当即怒斥：“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吗？可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维护民族尊严，他找来一块木牌，用英文仔细地在上面写了一句话：“我是中国人！”
在国外，吉鸿昌利用记者的采访，以事实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并斥责英国纵容日本侵略中国和蒋介石对日妥协的丑恶行径。在德国时，吉鸿昌曾多次要求到苏联进行访问，遭到蒋介石反动政府使馆的百般刁难，不予签证。悲愤之下，吉鸿昌挥笔疾书：“渴饮美龄血，饥餐介石头。归来报命日，恢复我神州。”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吉鸿昌闻讯立即回国，寓居天津，秘密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联系。不久，他整理出版了《环球视察记》，借以抒发他的忧国报国之情。同年4月，吉鸿昌在北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爱国的旧军人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从此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他按照党的指示，到湖北黄陂、宋埠一带召集旧部策划起义。起义失败后，他赴泰山动员冯玉祥“出山”组织武装抗日。吉鸿昌毁家纾难，变卖家产6万元购买武器，积极联络各地抗日零散武装，为起兵抗日做准备。
1933年5月26日，吉鸿昌同冯玉祥、方振武等抗日将领依靠苏联的武器支援并集合东北义勇军在张家口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兼第2军军长。旋任北路前敌总指挥，率部向察北伪军进击，在收复康保、宝昌、沽源等城池后，吉鸿昌又指挥部队向多伦进攻。经过五昼夜血战，7月12日终于收复多伦。察北四城的收复，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然而，蒋介石反诬同盟军破坏“国策”，令何应钦指挥16个师与日军夹击同盟军。
1933年8月26日，吉鸿昌率领3000多人试图去商都同抗日同盟军高树勋会合，建立苏区，但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苏区因而无法建立。吉鸿昌无奈之下找到了方振武，准备一同进攻由国民革命军驻守的北平城。9月21日，他们行进到日军和国军交界的非武装区。日军飞机投放传单，要求吉鸿昌部队三日内离开，不然派兵剿灭，吉鸿昌迫于无奈，只好在三日内离开了。10月10日，吉鸿昌部队在进攻到北平附近的昌平时被中央军伙同晋军、西北军包围，军队大部崩溃。随后，日军主力在察边境集结，并驱使败退伪军准备重新进攻。苏联在国民政府的压力之下也停止了对同盟军的支援。国民政府中央派出要员去说服同盟军领袖冯玉祥放弃独立割据的念头，将部队交给中央指挥；中共则在同盟军内部开始宣传策反，准备将抗日同盟军发展成红军，在河北、山西建立苏区。内忧外患之时，同盟军内部的东北义勇军部首先表示归附中央。冯玉祥也发表声明取消了同盟军司令的头衔。8月15日，伪军重新进攻多伦。分崩离析的同盟军不敢正面对抗。在15日夜连夜停战，放弃多伦，全军转移。转移之后，剩下的五万抗日同盟军彻底瓦解。
吉鸿昌战至10月，因弹尽粮绝而失败。为了保存抗日实力，吉鸿昌与方振武到国民党第32军驻地同商震谈判。不料，蒋介石却电令商震把吉鸿昌和方振武押送北平审问。途中，吉鸿昌用计使方振武脱身。车行至北平城外，押送人员在吉鸿昌的感化下，冒着生命危险放走了吉鸿昌。
1934年5月，吉鸿昌回到天津，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他被推为主任委员，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他家三楼一角，设有一个秘密印刷所，出版机关刊物《民族战旗》报。他的住宅也成了中共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站，被党内同志称为“红楼”。6月，吉鸿昌、南汉宸秘密与西安杨虎城将军取得联系，并得到杨虎城将军的援助。吉鸿昌积极筹资购买武器，进行武装抗日反蒋的准备工作。吉鸿昌还亲自约集原西北军中具有反蒋思想的苏雨生、刑肇棠、雷中田等人来天津，由天津地下党组织集中开展秘密武装斗争的训练，然后派往西北、豫南、豫西、安徽等地，组织人民抗日武装自卫军，作为红色火种。
1934年11月9日晚，吉鸿昌在法租界秘密开会时遭军统特务暗杀受伤，被法国工部局逮捕。宋美龄和亲戚孔祥熙拿公款向租界行贿，吉鸿昌被引渡到国民党“北平军分会”。11月23日，北平军分会举行了一场所谓的“军法会审”。吉鸿昌在法庭上义正词严地说：“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由于党的教育，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而转到为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来，为我们党的主义，为全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这正是我的光荣……”
1934年11月24日是吉鸿昌殉难的日子。面对“立时枪决”的命令，吉鸿昌镇定地向敌人要来纸和笔，挥笔疾书，写下了自己坎坷曲折而终于走向革命道路的一生，历数蒋介石祸国殃民的种种丑行。他在给夫人胡红霞的遗嘱中写道：“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吉鸿昌披上斗篷，从容不迫地走向刑场。他用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浩然正气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特务喝令他跪下受刑，吉鸿昌声色俱厉地对特务喝道：“我为抗日而死，为革命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死后也不能倒下，给我拿把椅子来！”吉鸿昌又命令道：“到前面开枪！共产党员要死得光明正大，决不能在背后挨枪，我要亲眼看着蒋介石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当特务在吉鸿昌面前颤抖着举起枪时，吉鸿昌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革命万岁！”在这震山撼岳的呼喊声中，英勇的吉鸿昌壮烈地牺牲了，年仅39岁。
吉鸿昌的壮烈之举，集中体现了他深明大义，为了正义的事业顽强斗争、誓死维护真理的英雄气概和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他的功绩和精神感动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虽然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只要坚持正义、不畏强权，这种力量就依然可以气壮山河。为国尽忠有很多方式，在我们的祖国迫切需要人才的时代，很多深明大义的人为了国家利益摒弃了个人私利，公而忘私，舍小家为大家。他们的品格是高尚的，他们的行动也感召着身边的人，赢得了人们的尊敬。让我们都以国为重，忠心耿耿地为国奉献，争取早日圆我们的中国梦。信仰坚定，以血肉之躯献身祖国
在抗美援朝战役中，出现过两位以血肉之躯筑起信仰的钢铁长城的英雄，他们就是黄继光和邱少云。
黄继光出身于农民家庭，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毛主席提出了“保家卫国，抗美援朝”的伟大号召，黄继光听到这个消息后，毅然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中，黄继光所在营与美军和南朝鲜军激战四昼夜后，于19日夜奉命夺取上甘岭西侧。部队受阻于零号阵地，时近拂晓，如不能迅速消灭敌人，夺取零号阵地，将贻误整个战机。关键时刻，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5师135团九连通信员的黄继光挺身而出，请求担负爆破任务。他带领两名战士勇敢机智地连续摧毁敌人几个火力点，一名战友不幸牺牲，另一名战友身负重伤，他的左臂也被打穿。面对敌人的猛烈扫射，他忍着伤痛，顽强向前，迅速抵近敌人火力点，连投几枚手榴弹，敌人停止了射击。当部队趁势发起冲击时，残存于地堡内的机枪突然疯狂扫射，攻击部队再次受阻。这时黄继光多处负伤，为了战斗的胜利，他顽强地向火力点爬去，靠近地堡射孔时，迅速扑上去，用自己的胸膛，死死地堵住了敌人正在喷射火舌的枪眼，壮烈捐躯。在黄继光英雄壮举的激励下，部队迅速攻占零号阵地，全歼守敌两个营。
黄继光舍身堵枪眼的故事从此在战场上流传开来，战友们为黄继光这位可敬的战友流下眼泪的同时，心中更是激起了向他学习的豪情，战斗激情空前高涨，大大振奋了士气。
与此同时，在另一场战斗中，还涌现出一位以坚不可摧的意志，为了顾全赢得战斗胜利的大局，宁愿忍受被烧死的痛苦也一声不吭的英雄人物——邱少云，他的事迹令战友们痛断肝肠的同时，更立下了奋勇杀敌、为他报仇的决心。
1951年春，邱少云怀着保卫祖国、保卫家乡、保卫和平的迫切心情从祖国奔赴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在朝鲜，他目睹了美国侵略者用飞机、大炮把大片的工厂、楼房炸成残垣断壁，使无辜的朝鲜人民遭受灾难，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事实使他明白了一个道理：美国侵略者发动这场战争的目的就是卷土重来，使中朝两国人民再次受其剥削和压迫。他下定决心，决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在平时的训练中，邱少云克服了重重困难，苦练军事本领、军事技术，决心把自己锻炼成最坚强的革命战士。
1952年秋，上级命令邱少云所在的部队开赴平康前线，进入阵地。这是一项非常艰巨而光荣的任务。这个阵地上驻有李承晚军的一个加强连，共170多人。周围布满了严密的火力网和密密麻麻的铁网，星罗棋布的地堡散布在周围，情况相当复杂。邱少云随战斗小组来到阵地的右侧隐蔽下来后，他忽然觉得嗓子痒得厉害，就像有小老鼠抓挠一样，痛痒难忍。他使劲地咽唾液，没有效果；又用手巾紧紧捂住嘴，憋住气，直憋得两眼发黑，泪水都流出来了，仍不见效果。此时如果能发声咳嗽是能够减轻痒的痛苦的，但他深知自己是在执行侦察任务，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不能因为自己而暴露目标，破坏整个侦察计划。他只好抓起带苦味的野草在嘴里咀嚼，强忍下来。几个小时过去了，仍不见敌人出现，连长命令继续往敌人阵地的前沿运动。这时，敌人的几颗照明弹蹿上天空，轻重机枪一起扫来，此时担任战斗小组组长的邱少云以火力掩护大家撤出。他带领战士李川虎用手榴弹、冲锋枪一起向敌人阵地猛打，虚张声势地高声喊：“冲啊！”这下敌人以为找到了目标，不仅轻机枪像暴风雨一般地扫射，火炮也出来“凑热闹”。这样折腾了半个小时后，敌人才发现上了当，射击声停止。
1952年10月，抢攻391高地的战斗就要打响了。11日夜，担负潜伏任务的500余名战士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一片有3000米开阔地的潜伏区。邱少云带领的爆破组潜伏在距敌人前沿60米处一个小土坎旁边的蒿草丛中。他们透过草丛紧紧盯住敌人的阵地，聚精会神地观察将要爆破的目标，并暗下决心，坚决完成潜伏任务，彻底消灭敌人。空旷的山野里听不到枪声，也听不到人声。500多名全副武装的志愿军战士在半人高的野草当中已度过了近10个小时。整个潜伏区显得非常宁静。没想到，意外的情况发生了，一个班的敌人从地堡里钻出来，朝山下走来。这突如其来的情况，使潜伏区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邱少云和同志们屏住呼吸，天地间的一切像凝固了一样。这时，战友们用眼神互相鼓励着要沉住气。走在最前面的敌人突然发现山下埋伏着一片志愿军，砰砰砰地扫射了一通，然后向山顶跑去。不久，山上的敌人为了试探山下我军埋伏的方位，向蒿草中发射了一颗燃烧弹。燃烧弹不幸在邱少云身边爆炸，燃烧液溅到了他的身上，首先烧着了他腿部的伪装，顿时火势蔓延，火团把他紧紧包围起来。一股强烈的灼热使邱少云本能地抽动了一下。在他的身后就是一条流水的小沟，他只要后退几步，在泥水中打个滚，就可以把火扑灭，保全自己，但他深知这样就会被山顶上的敌人发现，整个作战方案、身边的这些战友都有可能有危险。为了500多个战友的安全，为了整个战斗的胜利，他坚定地趴在地上，咬紧牙关，岿然不动。眼看着邱少云被大火吞噬，战友们的心也像在滚烫的油锅里煎熬。但此时，理智告诉大家谁也不能动，他们在为邱少云担心、难过的同时，咬紧牙关等待着发起总攻。
邱少云以顽强的意志忍受着烈火烧身的剧痛，最终为整个战斗的胜利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邱少云的事迹在全军中传颂，战友们泣不成声地悼念他，并以他的精神为榜样，坚定地以铁的信念与敌人斗争。抗美援朝结束后，人们把邱少云的故事传遍了大江南北，闻者无不为之动容。邱少云就是一座精神丰碑，让人们知道了钢铁般的意志的真实含义。
虽然战争的时代已经过去，生活在和平时代的我们不会再去经历硝烟弥漫的战场，不再需要像黄继光一样去阻挡敌人的枪口，像邱少云一样烈火焚身地选择牺牲，但是英雄们的坚定信仰却能永远激励我们。让我们把这种精神落实到我们的工作中去，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努力为国奉献，报效祖国。为了祖国的荣誉拼尽全力
今天我国的铁路建设及科技水平可谓居于世界领先水平，我们在享受着铁路交通运输的便利的同时，可曾想到，有一位为中国近代铁路事业的开创和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詹天佑，是他远渡重洋学成归来，为了祖国的荣誉拼尽全力，把自己的毕生献给了祖国的铁路事业。
詹天佑曾说过：“生命有长短，命运有沉升，初建路网的梦想破灭令我抱恨终身，所幸我的生命能化成匍匐在华夏大地上的一根铁轨……”这话今日听来，仍然能让我们感受到他那颗为祖国的富强而跳动的心灵。
詹天佑是中国近代铁路工程专家，有“中国铁路之父”“中国近代工程之父”之称。
詹天佑12岁时由清政府派驻留学美国，1878年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专习铁路工程，立志为国效力。他曾说：“各出所学，各尽所知，使国家富强不受外侮，足以自立于地球之上。”
在美国，出洋预习班的同学们目睹北美西欧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对机器、火车、轮船及电讯制造业的迅速发展赞叹不已。有的同学由此对中国的前途产生悲观情绪，詹天佑却怀着坚定的信念说：“今后，中国也要有火车、轮船。”
1881年，詹天佑以优异成绩毕业，撰写题为《码头起重机的研究》的毕业论文，获学士学位，并于同年回国。回国后詹天佑入马尾船政学堂学习，学成后被派往福建水师旗舰“扬武”号任炮手，参加了马尾海战。
战后詹天佑被调入黄埔水师学堂任教习，当时的中国由于封建顽固派极力反对修造铁路，以致英雄无用武之地，他被迫改学驾驶海船。
1887年，“中国铁路公司”在天津成立。第二年，经留美同学邝孙谋推荐，詹天佑才得以干他精通的铁路工程工作，成为中国第一位铁路工程师。他开始负责修筑塘沽到天津的铁路，仅用70多天就完成铺轨工程。后又参加修筑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需要在滦河修一座铁桥。面对英、日、德工程人员建造这座铁桥的相继失败，他毅然挺身而出，承担造桥任务，最后出色地完成了全部工程。
詹天佑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成功地修筑了京张铁路。1905年，他担任京张（北京至张家口）铁路总工程师。这条铁路穿过八达岭，全长360华里，工程之艰巨前所未有。
当修建北京到张家口铁路的消息传出后，英国和俄国都争着要修，因为他们知道这条铁路在中国的战略要地，掌握了它就能控制中国。双方争执不下，最后达成“协议”，扬言中国如果不让他们修，他们就什么也不提供。他们以为中国人离开他们肯定修不成这条铁路，但清政府最终让詹天佑担任总工程师。有人对他不放心，说他自不量力，说他胆大包天，劝他不要承担这项难度极高的工程。外国人也认为这是个笑话。有一家外国报纸轻蔑地说：“能在南口以北修筑铁路的中国工程师还没有出世呢。”原来从南口往北过居庸关到八达岭，一路都是高山深涧、悬崖峭壁。他们认为，这样艰巨的工程，外国著名的工程师都不敢尝试，中国人是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的。
詹天佑不怕困难，也不怕嘲笑，毅然接受了任务，马上开始勘测线路。哪里要开山，哪里要架桥，哪里要把陡坡铲平，哪里要把弯度改小，都要经过勘测，进行周密计算。詹天佑经常勉励工作人员说我们的工作首先要精密，不能有一点儿马虎，“大概”、“差不多”这类说法不应该出自工程人员之口。他亲自带着工人，扛着标杆，背着经纬仪，在峭壁上定点、测绘。塞外常常狂风怒号，黄沙满天，一不小心还有坠入深谷的危险。但不管条件怎样恶劣，詹天佑始终坚持在野外工作。白天，他攀山越岭，勘测线路；晚上，他就在油灯下绘图、计算。为了寻找一条合适的线路，他常常请教当地的农民。遇到困难，他总是想：“这是中国人自己修筑的第一条铁路，一定要把它修好；否则，不但惹那些外国人讥笑，还会使中国的工程师失掉信心。”
铁路要经过很多高山，不得不开凿隧道，其中居庸关和八达岭两个隧道的工程最为艰巨。居庸关山势高，岩层厚，詹天佑决定采用从两端同时向中间凿进的办法。山顶的泉水往下渗，隧道里满是泥浆，工地上没有抽水机，詹天佑就带头挑着水桶去排水。他常常跟工人们同吃同住，不离开工地。八达岭隧道长1100多米，有居庸关隧道的三倍长。他跟老工人一起商量，决定采用中部凿井法，先从山顶往下打一口竖井，再分别向两头开凿，外面两端也同时施工，把工期缩短了一半。铁路经过青龙桥附近，坡度特别大。火车怎样才能爬上这样的陡坡呢？为了克服陡坡行车的困难，保证火车安全爬上八达岭，詹天佑独具匠心，创造性地运用“折返线”原理，在山多坡陡的青龙桥地段设计了一段“人”字形线路，从而减少了隧道的开挖，降低了坡度。列车开到这里，配合两台大马力机车，一拉一推，保证列车安全上坡。
詹天佑总是对工人们说：“京张铁路如果失败，不但是我的不幸，也会给中国带来很大损失。外国人说中国工程师不行，我则坚持由自己来办！”
詹天佑还鼓舞大家说：“京张铁路是我们用自己的人、自己的钱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全世界的眼睛都在看着我们，必须成功！”“无论成功或失败，都绝不是我们自己的成功和失败，而是我们国家的成功和失败！”
这是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的第一条铁路，詹天佑创造的“竖井施工法”和“人”字形线路，震惊了中外。
詹天佑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原来那些瞧不起中国工程师的英国人也表示对他由衷地敬佩。京张铁路不满四年就全线竣工，比计划提早两年，这给了藐视中国的帝国主义者一个有力的回击。今天，我们乘火车去八达岭，过青龙桥车站，可以看到一座铜像，那就是詹天佑的塑像。祖国和人民永远铭记詹天佑这样的为了国家的尊严和富强倾尽毕生精力的英雄。为了国家尊严奋发图强
我国国画大师徐悲鸿大家应该说是都耳熟能详，他兼采东西画技之长，自成一家，是我国不可多得的画家，他的画在国际上知名度很高，为中国的国画赢得了不少声誉。
徐悲鸿是兼采中西艺术之长的现代绘画大师、美术教育家，也是一个立志苦练画技扬国魂的艺术家。
徐悲鸿出身农村，家境清贫。父亲徐达章是个村塾教师，擅长花鸟、人物画。徐悲鸿4岁开始在家塾中读书，耳濡目染，自幼对绘画产生兴趣，9岁随父学画，10岁已能做父亲的助手。农忙时，兼做耕作，贫苦的劳动生活使他从小养成了勤劳、简朴的作风和诚实正直的性格。13岁时，遇上大荒之年，随父走江湖，靠鬻字卖画为生。17岁时，父亲染上重病，家境每况愈下。八口之家的生活重担，从此落到徐悲鸿的肩上。他在小学、中学任图画教师，也到上海等地靠卖画为生。19岁时，父亲去世，家境愈加贫困。
1915年，徐悲鸿再次赴沪，在友人的帮助下，在“暇余总会”（当时的赌场）一隅借住，刻苦创作，同时到夜校学习法文。他画了一匹马，寄给审美书馆馆长高剑父。其弟高奇峰十分赞赏他的画艺。这时，徐悲鸿虽考取了震旦大学，但无钱进学，幸好得到高奇峰的资助。后又结识了康有为，得以有机会观摩康所收藏的碑帖。他在艺术观上也受到康有为的影响。1917年，徐悲鸿赴日本东京研究美术，秋返北京，应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并结识陈师曾。1919年，赴法留学，在著名画家达仰的画室学习素描。1921年，去德国，就学于画家康普的画室，次年归巴黎。1925年，经新加坡回国。1926春，他再去巴黎，又赴比利时布鲁塞尔临画，游历瑞士、意大利。1927年回国后，历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上海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等职。1933年携中国近代绘画作品赴法、德、比利时、意大利及苏联展览。抗战时期，他将自己的作品带到南洋、印度等地区展览，并将全部收入捐给祖国难民。
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政府派飞机接徐悲鸿和一批著名教授去南京，遭到徐悲鸿拒绝。新中国成立后，徐悲鸿被邀请为中国出席世界和平大会的代表，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并当选为全国文联常务委员、全国政协代表和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1952年在病中，他将自己一生的创作和全部珍藏作品捐给国家。1953年病逝，享年59岁。国家为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在北京建立了徐悲鸿纪念馆，保存了他的一千余件作品。他一生创作的作品达数千件，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美术人才。
徐悲鸿擅长中国画、油画，尤精素描。他的画作满含激情，技巧极高。著名油画有《溪我后》《田横五百士》，国画有《九方皋》《愚公移山》《会师东京》等。最能反映徐悲鸿个性、表达他的思想感情的莫过于他画马的画卷。他对马的肌肉、骨骼以及神情动态，做过长期的观察研究，画了数以千计的速写。所以他画的马笔墨酣畅，奔放处不狂狷，精微处不琐屑，筋强骨壮，气势磅礴，形神俱足。另有一些人物、狮、猫等题材作品，也是质优量大。他的绘画创作坚持“师法造化，寻求真理”的原则。
在像徐悲鸿这样忍受千难万苦，在异国他乡奋发图强地学习，终于学成归来报效祖国的英才心中，国家最重，这是他们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同时，为国争光、学成归来报效祖国的爱国主义情怀也是他们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这种力量支撑着他们战胜生活上、学习上、人生中的重重困难。今天，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我们祖国开始了新世纪腾飞的征程，让我们每个有志气的人把对祖国诚挚的热爱倾注到励精图治、奋发图强的实际行动中去吧，以自己在祖国建设中取得的实际成绩来为国家多做贡献，报效祖国给予我们的一切！为祖国建设抛洒青春与热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杰出人物的史册中，很多人对“铁人”王进喜的名字并不陌生。王进喜是建国初期艰苦创业的大庆人中的杰出代表，是中国石油工人的光辉典范，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楷模，更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中值得纪念的一位人物。他为我们祖国建国初期石油工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初级阶段基础的奠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还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多少年来，铁人精神激励着一代代劳动者们为祖国奉献青春和热血，抛洒热忱和激情。
时至今日，很多老一辈的人说起王进喜依然忍不住潸然泪下。
王进喜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9月，他带领的钻井队创造了当时月钻井进尺的全国最高纪录，荣获“钢铁钻井队”称号。1959年9月，王进喜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光荣出席了全国工交群英会，之后被称作“铁人”。铁人精神是对王进喜崇高精神、优秀品德的高度概括，体现了我国工人阶级精神风貌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完美结合。建国40周年之际，王进喜与雷锋、焦裕禄、史来贺、钱学森一起，被中共中央组织部评为“建国以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优秀代表”。世纪之交，王进喜同孙中山、鲁迅、雷锋、焦裕禄、李四光、毛泽东、邓稼先、邓小平、袁隆平一起被评为“百年中国十大人物”，写入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
王进喜一辈子甘当党和人民的“老黄牛”。他说：“我小时候放过牛，知道牛的脾气，牛出力最大，享受最少，我要老老实实地为党和人民当一辈子老黄牛。”
1960年2月，东北松辽石油大会战打响。“玉门闯将”王进喜带领1205钻井队于3月25日到达萨尔图车站。下了火车，他一不问吃，二不问住，先问钻机到了没有、井位在哪里、这里的钻井纪录是多少，恨不得一拳头砸出一口油井来，把“贫油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面对极端困难和恶劣环境，会战领导小组做出了学习毛主席《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决定。王进喜组织1205队职工认真学习“两论”。通过学习，王进喜认识到：“这困难，那困难，国家缺油是最大困难；这矛盾，那矛盾，国家建设等油用是最主要矛盾。”1205队的钻机到了，没有吊车和拖拉机，汽车也不足。王进喜带领全队工人用撬杠撬、滚杠滚、大绳拉的办法，“人拉肩扛”，把钻机卸下来，运到萨55井井场，仅用四天时间，就把40米高的井架竖立在茫茫荒原上。井架立起来后，没有打井用的水，王进喜组织工人到附近的水泡子里破冰取水，带领大家用脸盆端、用水桶挑，硬是靠人力端水50多吨，保证了按时开钻。萨55井于4月19日胜利完钻，进尺1200米，首创五天零四小时打一口深井的纪录。
1205钻井队准备往第二口井搬家时，王进喜右腿被砸伤，但他仍在井场坚持工作。由于地层压力太大，第二口井打到700米时发生了井喷。危急关头，王进喜不顾腿伤，扔掉拐杖，带头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最终制服了井喷。房东赵大娘看到王进喜整天领着工人没有白天黑夜地干，饭做好了也不回来吃，感慨地说：“你们的王队长可真是个铁人哪！”余秋里得知后，连声称赞大娘叫得好。在第一次油田技术座谈会上，余秋里号召四万会战工人“学铁人、做铁人，为会战立功，高速度、高水平拿下大油田”！“五一”万人誓师大会上，王进喜成为大会战树立的第一个典型，成为大会战的一面旗帜。号召一出，群情振奋，战区迅速掀起了“学铁人、做铁人，为会战立功”的热潮。
1960年，会战指挥部召开庆祝建党39周年和大会战第一战役总结大会，突出表彰了王进喜、马德仁、段兴枝、薛国邦、朱洪昌，他们被树为大会战的“五面红旗”。“一个铁人前面走，千百个铁人跟上来。”大会战出现了“前浪滚滚后浪涌，一旗高举万旗红”的喜人局面！1960年，王进喜带领1205钻井队连续创出了月“四开四完”、“五开五完”的好成绩，到年底，共打井19口，完成进尺21258米，接连创造了六项高纪录。轰轰烈烈的石油大会战很快取得了显著成果，大庆油田首车原油外运。1960年底，大庆油田生产原油97万吨。
王进喜是吃苦耐劳的实干家，也是科学求实的典范。在科技领域，他以“识字搬山”的意志克服意想不到的困难，刻苦学习，带领工人们以创造性的劳动，取得一个又一个优异的成绩。1961年，王进喜被任命为钻井指挥部生产二大队大队长，负责管理分布在大荒原上的12个钻井队。他经常身背干粮袋，骑着摩托车或步行，深入到各井场，调查研究，检查工作，帮助基层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当了大队长后，他深感没文化开展工作很困难，于是拜机关干部为师，抓紧一切机会学文化。他说：“我认识一个字，就像搬掉一座山。我要翻山越岭去见毛主席。”经过两年多的时间，他已经可以独立地看报、读文件、学“毛选”，甚至可以列出简单的发言提纲了。王进喜学习技术知识始终坚持学以致用。他说：“干，才是马列主义。不干，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他带领工人们不断地从实际需要出发，搞技术革新。为提高钻井速度，他和工人改革游动滑车；为打好高压易喷井，他带领工人研究改进泥浆泵；为提高钻井质量，他和科技人员一起研制成功控制井斜的“填满式钻井法”；他还在多年的钻井工作中摸索出一套高超的“钻井绝技”，能根据井下声音判断钻头磨损情况。他对待工作严格认真，一丝不苟，经常向工人强调：“干工作要为油田负责一辈子，要经得起子孙万代的检查。”1961年春，部分井队为了追求速度，产生了忽视质量的苗头，连王进喜带过的1205队也打斜了一口井。为了扭转这种局面，4月19日，油田召开千人大会，对钻井质量问题提出严肃批评，这个日子被人们称为“难忘的四一九”。事后，已担任大队长的王进喜带头背水泥，把超过规定斜度的井填掉了。他说：“我们要让后人知道，我们填掉的不光是一口井，还填掉了低水平、老毛病和坏作风。”
1964年底，王进喜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出席大会并代表工人作了《用革命精神建好油田》的发言，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从北京回来后，他功高不自傲，依然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他说：“我是个普通工人，没啥本事，就是为国家打了几口井，一切成绩和荣誉，都是党和人民的，我自己的小本本上只能记差距。”他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听取群众意见，解决工人的实际问题，成为大家的知心朋友。
王进喜对工人和家属关怀备至，对自己和家人却严格要求。他看到天冷时工服不保暖，工人挨冻，就到缝补厂建议把棉工裤后腰加高加厚，给工人做皮背心和皮护膝。钻井生产、生活特别是住房、吃粮面临困难时，他利用工余时间带领职工和家属开荒种地、烧砖、割苇，盖“干打垒”住房，让工人和家属“吃饱肚子去会战”，“回来有个窝”。大队驻地离市镇比较远，工人和家属买粮、邮信、看病都不方便，他又带领工人家属想方设法办起了商店、粮店、邮局、豆腐坊、卫生所等，建起了设施比较齐全的生活基地。钻工子女没处上学，整天在荒原上玩耍，他带领人们在大队机关附近支起一顶帐篷，建起了大队级第一所小学——帐篷小学。后来，人们为了纪念王进喜，把这所小学命名为“铁人小学”。王进喜家是个大家庭，为了维持全家生计，王进喜让老母亲管账，精打细算过日子。会战工委和各级党组织都想尽办法对困难职工给予补助，像王进喜这样的情况可以享受每月30元的“长期补助”，但王进喜自己从来不花，他把这些钱都补助给了困难职工。大队派人给他家送去猪肉和面粉，他都一律拒收。工人们想把他家铺炕用的苇草换成席子，他老母亲也不让。他患有严重的关节炎，上级为照顾他，给他配了一台威力斯吉普车。王进喜自己很少坐，而是用它来给井队送料、送粮、送菜，拉职工看病，完全成了公用车。他的老母亲病了，是他的大儿子用自行车推着去的卫生所。与他的爱人同期来油田的家属多数已转成正式职工，他的爱人却一直是家属，在队里烧锅炉、喂猪。他甘当党和人民的“老黄牛”，为人们树立了廉洁奉公、无私奉献的公仆形象。
因为常年劳累、饮食不规律，王进喜得了严重的胃病，经常疼得不能入睡。可他说：“为了拿下大油田，我宁可少活20年！”正是这种铁人精神，正是这种为国忘我的劳动，使得大庆油田很快建成，使我国摘掉了石油工业落后的帽子。
1970年，王进喜因医治无效不幸病逝，享年47岁。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等以及中组部、石油工业部、黑龙江省的领导，大庆油田、玉门油田的干部、群众来向“铁人”告别。王进喜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了“铁人”王进喜逝世的消息和他的英雄事迹。1972年，《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发了长篇通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铁人王进喜》，高度评价了王进喜伟大而光荣的一生。大庆油田做出了“向铁人王进喜同志学习的决定”。
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和优越工作条件可以说比建国初期强百倍，我们更应该学习“铁人”精神，继承“铁人”遗志，把他未竟的事业进行到底！
那么，什么是“铁人”精神呢？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为国分忧、艰苦创业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忘我拼搏精神；是“干工作要经得起子孙万代检查”“为革命练一身硬功夫、真本事”的科学求实精神；是“甘愿为党和人民当一辈子老黄牛”，埋头苦干的奉献精神。“铁人”精神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有着不朽的价值和永恒的生命力。“铁人”王进喜尽管只是一个先进人物的代表，但他体现出的这种“铁人”精神是一面旗帜，一种力量，凸显了坚韧不拔地创业的勇气，体现出我们中华儿女不畏困难、为国家抛洒青春与热血的民族气概。献身科研，报效祖国
钱学森是为新中国的成长做出无可估量的贡献的老一辈科学家之中，影响最大、功勋最为卓著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是新中国留学归国人员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建设者之一，也是新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人民科学家之一。他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王”、“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荣获中国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自1958年4月起，钱学森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为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在思维科学领域，钱学森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创建思维科学技术部门，认为思维科学是处理意识与大脑、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的科学，推动思维科学研究是计算机技术革命的需要。他主张发展思维科学要同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的工作结合起来，并将系统科学方法应用到思维科学的研究中，提出思维的系统观；此外，在人体科学、科学技术体系等方面，钱学森也做出了重要贡献。钱学森是人体生命科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
在钱学森心里，始终是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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