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宜音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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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8辑)试读：
主编简介
杨宜音 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心理学，包括人际关系、群己关系与群际关系、社会心态、价值观及其变迁等。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六十余篇。代表作有：《自己人：一项有关中国人关系分类的个案研究》〔（台北）《本土心理学研究》2001年总第13期〕、《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联系：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关系化与类别化：中国人我们概念形成的社会心理机制》（《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本辑特约主编简介
韦庆旺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讲师。2008年于浙江大学心理学系获得博士学位，2008～2010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主要研究领域：本土与文化心理、权力与社会等级心理、存在幸福感。曾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北京高校青年英才计划项目、博士后基金项目等多项课题。在《公共人事管理》（Public Personnel Management）、《亚洲社会心理学报》（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以及《心理学报》、《心理科学》等学术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发表文章曾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杨中芳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1966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心理学系，1972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心理学系社会心理学专业哲学博士学位，其后分别在耶鲁大学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杨中芳教授先后任教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洛杉矶南加州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中正大学和阳明大学以及香港大学，2002～2006年，任广州中山大学心理学系系主任。杨中芳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社会心理学研究工作，尤其致力于研究中国人的自我及人际关系。已出版的代表性著作有《如何研究中国人》、《如何理解中国人》以及《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情感及信任》等，发表论文数十篇。近年来，她潜心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即“中庸”的思想）对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影响。
中庸思维的基础心理历程
中庸思维的社会认知结构
张仁和台湾大学心理学系黄金兰台湾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学科林以正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摘要：本文尝试探讨中庸的潜在社会认知结构，系从社会知觉向度中的温暖和能力，以及情绪知觉向度中的低或高激发正向情绪着手。研究一首先探讨中庸对象和对照情况的社会变迁对象的内容一致性，因素分析和内部一致性信度均在可接受范围。然后，针对中庸对象和社会变迁对象进行心理知觉评估，结果发现，一般研究参与者知觉到中庸对象同时兼具温暖和能力，社会变迁对象仅被知觉到能力而没有温暖。在情绪知觉上，研究参与者知觉到中庸对象有较高的低激发正向情绪和较低的高激发正向情绪；社会变迁对象则相反，被知觉到有较高的高激发正向情绪和较低的低激发正向情绪。研究二进一步考察不同中庸程度的个体，在中庸对象和社会变迁对象上的心理知觉差异，结果发现高中庸的个体比低中庸的个体，更能知觉到中庸对象的温暖和能力，以及低激发正向情绪。最后，我们针对相关应用以及研究限制进行讨论。
关键词：中庸 社会知觉 情绪知觉 温暖 能力 低激发正向情绪一 文献综述
杨中芳（2010）所创建的中庸实践思维体系让华人传统思维得以在心理学上构念化，进而能具体地进行相关研究。不仅如此，实证研究稳定地显示中庸思维能增进心理健康（吴佳辉、林以正，2005；黄金兰、林以正、杨中芳，2012），凸显中庸思维的积极意义。然而，普罗大众在理解或是定义中庸时，是否亦能如此正面地知觉中庸呢？杨中芳便担忧：“……‘中庸’常被中国人认为是‘罪魁祸首’，把中国人的‘劣根性’——例如，妥协、折中、平均、不彻底、庸碌、庸俗、无原则、和稀泥等等，都一股脑儿跟‘中庸’画上等号。从而对‘中庸’一词有很大的反感，对于针对这个概念所进行的研究，可以说是从心理上就感到厌恶，不能也不想接受……”（杨中芳，2010：5）。如果普罗大众对中庸是反感甚至厌恶的，中庸又如何能增进心理健康？据此，本文尝试探讨一般个体对中庸的心理知觉，进而分析个体对中庸对象（包含图片和词语）是否如杨中芳（2010）所担忧的那样消极而负面，抑或只是我们中庸研究者对普罗大众的误会？
以下，我们会先介绍既有研究对人、事、物理解的常用测量典范，从Fiske与其研究同事建立的“社会知觉模型”（social perception model；Cuddy，Fiske，& Glick，2008；Fiske，Cuddy，& Glick，2007）、Rusell与其研究同事建立的“环状情绪模型”（circumplex model of affect；Russell，1980，2003；Yik，Russell，& Steiger，2011）着手；然后，用这两个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来探讨个体对中庸对象的心理知觉。研究一会先探讨一般研究参与者对中庸对象的心理知觉；研究二则延伸探讨不同中庸程度的个体对中庸对象的心理知觉之差异性。（一）社会知觉模型
个体知觉外在环境的讯息内容，究竟会以什么样的向度予以捕捉，进而形成好或坏的社会态度呢？基于这样的好奇，Fiske、Cuddy及Glick（2007）整理了相关理论，并且搜集了大量实证资料，分析得出两大重要向度：温暖（warm）与能力（competence）。其中，温暖表征该对象具有的亲近和信任感，通常是较快速形成的第一印象，以作为个体对该对象产生趋近或回避行为的原因。能力则表征该对象具有的支配性，相比于温暖是较慢形成的印象，通常是个体对该对象有强化/弱化趋近或回避行为的效果，而非初始的成因。换句话说，温暖知觉能影响个体产生行为的意图，而能力知觉则是让该意图能否最终实现的执行力。
当个体对对象产生不同程度的温暖与能力知觉后，又会以此形成2（温暖：高vs.低）×2（能力：高vs.低）的区块。这四大区块又能表征不同的互动感受，Cuddy、Fiske和Glick（2007）在实证研究中发现，高温暖和高能力会组合出敬畏感（admiration），高温暖和低能力则组合出怜悯感（pity），低温暖和高能力组合出忌妒感（envy），低温暖和低能力组合出鄙视感（contempt）。有趣的是，一般人知觉不同对象的程度亦有其一致性，对美国的研究参与者而言，老人会被归类在高温暖、低能力的怜悯区，有钱人则被归类在低温暖、高能力的忌妒区，流浪者则被归类在低温暖、低能力的鄙视区，基督徒则被归类在高温暖、高能力的敬畏区（Fiske，Cuddy，Glick，& Xu，2002；Cuddy，Fiske，& Glick，2008）。
此外，该模型不仅可以人群作为对象进行社会知觉的测量，也可以被应用到更抽象的层次。例如，Cuddy等（2009）便搜集七个欧盟国家的研究参与者，对他们进行针对15个欧盟国家的国家心理知觉调查，结果发现，英国与德国被归类在低温暖、高能力的忌妒区，而西班牙和意大利则被归类在高温暖、低能力的怜悯区。Oosterhof与Todorov（2008）也用该模型探讨人脸的心理知觉特性，结果也发现了雷同的向度：信任感和支配感分别对应温暖与能力。有趣的是，这些向度也符合既有性别刻板印象，像温暖越高的脸被评为越女性化，而能力越高的脸则被评为越男性化。不仅如此，Todorov、Said、Engell和Oosterhof（2008）更尝试将此与神经心理学联结，主要是认为杏仁核（amygdala）系作为知觉温暖感的神经区位。
究竟如何将社会知觉模型与中庸进行链接？研究者认为，倘若华人对于中庸的理解，如同杨中芳（2010）担忧的那样，是妥协而和稀泥的，那他们对相关的中庸对象，例如，与中庸相关的成语“以退为进”、“以和为贵”以及中庸相关图像如阴阳、五行等，都可能会被知觉为高温暖、低能力的软弱，甚至是低温暖、低能力的鄙视。然而，这也有可能是我们的误解，也许华人并不认为中庸是懦弱无能的，而是认同中庸作为古老传统的智慧核心，兼具温暖和能力的刚柔并济。据此，本文的两个研究以Fiske、Cuddy和Glick（2007）的两大社会知觉向度——温暖和能力，作为探索华人一般研究参与者知觉中庸对象的测量题目。（二）环状情绪模型
除了社会知觉外，另一方面的心理知觉则以情绪感受为主。关于情绪知觉的研究，主要是从情绪价（emotional valence）的角度切入，进而分出正向和负向情绪（Diener & Emmons，1984；Watson，Clark，&Tellegen，1988）。然而，针对此分类方式，Russell（1980）采用因素分析的统计方法，重新针对情绪形容词进行大样本多次的分析，结果发现，在情绪价之外，还有另一个情绪激发（emotional arousal）的向度，系指个体在当下体验该情绪的生理感受强度，因而形成2（情绪价：正向vs.负向）×2（激发程度：高vs.低）的环状情绪模型。其中，高激发正向情绪包括狂喜和兴奋，低激发正向情绪则包括安适与平静；高激发负向情绪包括焦虑和生气，低激发负向情绪则包括忧郁与低潮。
情绪激发在统计分析上独立于情绪价，而且两者各有其独特的神经机制（Russell，2003）。在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上，情绪激发有别于情绪价。例如，Kuppens、Oraveca和Tuerlinckx（2010）采用经验取样法（experience sampling）搜集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情绪激发程度，考察其与人格特质和心理健康的关联。结果发现，情绪激发程度与神经质（neuroticism）、情绪压抑（emotion suppression）呈正相关，与自尊（self esteem）呈负相关。由于神经质与情绪压抑对心理健康具有稳定的负向预测力（John & Gross，2004；Steel，Schmidt，& Shultz，2008），自尊则能正向预测心理健康（Diener & Diener，1995），该结果凸显了高激发情绪状态的潜在风险。
将环状情绪模型与中庸进行链接，会有什么样的可能呢？这部分可先从华人情绪研究切入。Tasi（2007）认为，在情绪价上各文化虽均重视正向情绪，但华人由于受到传统的儒释道文化影响，在情绪激发上则偏好低激发正向情绪，例如，佛家强调心如止水般的安适，儒家强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般的平静。然而，欧美文化则受到个人主义跟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偏好高激发正向情绪，比如兴奋跟喜乐。她进行的系列研究发现，相较于美国人，华人对理想情绪（ideal affect）的评估着实偏好低激发正向情绪；反之，美国人则比华人更偏好高激发正向情绪（Tsai，Knutson，& Fung，2006）。此外，Tsai、Miao和Seppala（2007）调查了居住在美国的基督徒与佛教徒对情绪的偏好，结果显示，佛教徒较基督徒偏好低激发正向情绪（例如平静），而基督徒则比佛教徒偏好高激发正向情绪（例如兴奋），显示出文化传统与宗教信仰对情绪激发偏好的影响。Lee、Lin、Huang和Fredrickson（2013）更进一步将之与中庸联结，认为中庸强调“致中和”，即在情绪知觉上呼应低激发正向情绪的状态，由此编制了“安适幸福感”量表，稳定地发现华人的安适幸福感之得分显著高于美国人。据此，我们预测一般人对中庸的情绪知觉，会秉持低激发正向情绪的心理知觉，即回归安适平静的情绪感受。（三）小结
整体而言，本文将以两个研究探讨一般个体对中庸对象（包含词语和图像）的心理知觉，系以社会知觉中的温暖和能力，还有情绪价与情绪激发程度作为测量向度。研究一先了解一般研究参与者对中庸对象的知觉，并且会针对中庸对象进行内容一致性的分析；研究二再延伸至不同中庸程度的个体，其对中庸对象的心理知觉是否又有所差异。二 研究一（一）研究参与者
177位研究参与者系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22个大学的学生，在性别与年龄构成上并没有显著差异。参与者系以课程加分方式参与实验，平均年龄为21.10岁（SD=1.28），53%的人为女性。（二）研究材料与程序
研究参与者需对12个中庸对象进行评估。关于中庸对象，系以中庸相关的心理学理论和《中庸》一书中的内容为主，且参考相关中庸量表所用的题目内容（赵志裕，2000；黄金兰、林以正、杨中芳，2012）。中庸对象中图片共3张，分别为太极、五行和中庸山水[1]；词语则有9个，分别是天人合一、内外和谐、顾全大局、以和为贵、公私兼顾、和而不同、适可而止、以退为进、推己及人。此外，加入7个强调当代社会变迁的词语进行对照评估，分别是科技发展、现代化、城市化、全球一体化、经济发展、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未来。研究参与者需对全部19个对象进行社会与情绪知觉的评估。社会知觉的评估包含温暖、冷漠、坚强与软弱，情绪知觉包括兴奋和平静。[2]若研究参与者知觉到对象符合形容词的描述，则勾“是”，若不符合则不需勾选。在计分上，社会知觉的温暖向度是该对象被勾选“温暖”的频率减去被勾选“冷漠”的频率，能力向度则是该对象被勾选“坚强”的频率减去被勾选“软弱”的频率。情绪知觉的计分则是直接以“兴奋”的频率表示高激发正向情绪以“平静”的频率表示低激发正向情绪。计算完各对象的不同心理知觉向度的频率后，研究者再对12个中庸对象和7个社会变迁对象，分别平均计算社会知觉和情绪知觉之整体频率，作为研究参与者对中庸和社会变迁整体的心理知觉。（三）结果
首先，我们先针对12个中庸对象和7个社会变迁对象是否有其内容一致性进行分析。对温暖、能力、低激发正向情绪、高激发正向情绪四个向度依序进行KMO值和巴氏球型检定（Bartlett test of sphericity），了解是否适宜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然后透过特征值、陡坡图等多重方法决定因素数目；再以迭代主因子法（iterative principle factor）萃取因素负荷量；最后检验其内部一致性信度。
在社会知觉的向度上，结果发现，温暖知觉的KMO值为0.71，巴2氏球型检定的卡方值达显著（χ=527.49，p＜0.001），说明此数据适合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由特征值及陡坡图显示为二因素解，并进行最大变异转轴，第一个因素为中庸因素，特征值为3.10，可解释16.32%的变异量，且12个中庸对象在中庸因素上的负荷量介于0.35～0.57，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68；第二个因素为社会变迁因素，特征值为2.52，可解释13.51%的变异量，7个社会变迁对象在社会变迁因素上的负荷量介于0.31～0.66，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70。能力知觉的2KMO值为0.72，巴氏球型检定的卡方值达显著（χ=551.95，p＜0.001），说明此数据适合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由特征值及陡坡图显示为二因素解，并进行最大变异转轴，第一个因素为中庸因素，特征值为3.51，可解释18.19%的变异量，且12个中庸对象在中庸因素上的负荷量介于0.33～0.62，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73；第二个因素为社会变迁因素，特征值为1.85，可解释10.01%的变异量，7个社会变迁对象在社会变迁因素上的负荷量介于0.32～0.66，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65。
在情绪知觉的向度上，低激发正向情绪的KMO值为0.77，巴氏球2型检定卡方值达显著（χ=688.33，p＜0.001），说明此数据适合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由特征值及陡坡图显示为二因素解，并进行最大变异转轴，第一个因素为中庸因素，特征值为4.12，可解释21.75%的变异量，且12个中庸对象在中庸因素上的负荷量介于0.35～0.63，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77；第二个因素为社会变迁因素，特征值为1.95，可解释10.02%的变异量，7个社会变迁对象在社会变迁因素上的负荷量介于0.31～0.66，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64。高激发正向情绪的KMO2值为0.70，巴氏球型检定的卡方值达显著（χ=500.71，p＜0.001），说明此数据适合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由特征值及陡坡图显示为二因素解，并进行最大变异转轴，第一个因素为中庸因素，特征值为3.50，可解释18.42%的变异量，且12个中庸对象在中庸因素上的负荷量介于0.38～0.62，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72；第二个因素为社会变迁因素，特征值为1.91，可解释10.01%的变异量，7个社会变迁对象在社会变迁因素上的负荷量介于0.30～0.58，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60。整体而言，中庸对象和社会变迁对象在因素分析和信度指标方面均在可接受范围。
之后，我们针对社会知觉进行2（社会知觉：温暖vs.能力）×2（对象类别：中庸vs.社会变迁）被试内变异数分析，描述统计如图1所示。结果显示，社会知觉有主效应，F（1，176）=33.29，p＜2p0.001，η=0.16；对象类别有主效应，F（1，176）=24.69，p＜2p0.001，η=0.12；社会知觉×对象类别有交互作用，F（1，176）2p=47.92，p＜0.001，η=0.21。针对社会知觉×对象类别的交互作用进行事后比较，结果发现，对社会变迁对象，研究参与者知觉到能力（M=0.23，SD=0.31）显著高于温暖（M=-0.03，SD=0.38），F（1，2p176）=54.96，p＜0.001，η=0.31。然而，对中庸对象，研究参与者则同时知觉到温暖（M=0.21，SD=0.27）与能力（M=0.20，SD=0.25），两者无显著差异，F（1，176）=0.02，p=0.65。图1 中庸对象与社会变迁对象在社会知觉向度上的程度
此外，为了避免此结果是因研究参与者对这些对象都没有感觉造成的，我们针对两个对象类别的两种社会知觉共进行四次单一样本t检定，且设定检定数值为0。结果发现，除了社会变迁对象在温暖向度上不显著外，t（176）=-1.19，p=0.23；其余皆显著大于0，ts（176）＞9.97，ps＜0.001。由此结果可知，研究参与者知觉到中庸对象兼具温暖和能力，且两种知觉强度相同，并没有强化哪一种社会知觉；然而，对照社会变迁对象，研究参与者仅知觉到能力，而没有温暖的社会知觉。
之后，我们针对情绪知觉进行2（情绪知觉：高激发正向情绪vs.低激发正向情绪）×2（对象类别：中庸vs.社会变迁）被试内变异数分析，描述统计如图2所示。结果显示，情绪知觉有主效应，F（1，2p176）=33.29，p=0.004，η=0.05；对象类别有主效应，F（1，176）2p=10.09，p=0.002，η=0.05；情绪知觉×对象类别有交互作用，F（1，2p176）=177.23，p＜0.001，η=0.50。针对情绪知觉×对象类别的交互作用进行事后比较，结果发现，对社会变迁对象，研究参与者知觉到高激发正向情绪（M=0.48，SD=0.30）显著高于低激发正向情绪2p（M=0.28，SD=0.27），F（1，176）=88.87，p＜0.001，η=0.50。然而，对中庸对象，研究参与者则知觉到低激发正向情绪（M=0.52，SD=0.24）显著高于高激发正向情绪（M=0.17，2pSD=0.22），F（1，176）=161.04，p＜0.001，η=0.90。图2 中庸对象与社会变迁对象在情绪知觉向度上的程度
同理，为避免因研究参与者对这些对象都没有感觉而造成这种统计结果，我们针对两个对象类别的两种情绪知觉共进行四次单一样本t检定，且设定检定数值为0。结果发现，所有分析皆显著大于0，ts（176）＞10.75，ps＜0.001。由此结果可知，研究参与者知觉到中庸对象虽然会同时有高激发正向情绪与低激发正向情绪，但知觉到的低激发正向情绪更为明显；相对地，对社会变迁对象，研究参与者虽然也同时知觉到高激发正向情绪与低激发正向情绪，但知觉到的高激发正向情绪更为明显。
整体而言，研究一的结果在社会知觉的分析上，不同于杨中芳（2010）想象的普罗大众对中庸的知觉可能是乡愿而软弱的，反而是兼具温暖与能力。而在情绪知觉上，则呼应Lee等（2013）和Tsai（2007）针对华人文化传统的分析，即中庸是带有低激发正向情绪的平和安适，而不是高激发正向情绪的兴奋喜乐。据此，研究二再加以延伸，系以另一样本来尝试复制研究一的结果，并探讨不同中庸程度的个体对中庸对象和社会变迁对象是否有不同的情绪和社会知觉。三 研究二（一）研究参与者
179位研究参与者系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共22个大学的学生，是以课程加分方式参与实验，平均年龄为21.20岁（SD=1.15），51%的人为女性。（二）研究材料与程序
在中庸和社会变迁对象类别的评估上，其内容和步骤同研究一。研究二加入中庸量表的测量，以了解个体的中庸程度。该量表以赵志裕（2000）中庸量表为基础，再增加2道中庸题，总共16题。每题包括两种陈述，分别为符合中庸（与人相处，吃点眼前亏，将来对自己可能有好处）与违反中庸（与人相处，不能吃亏，否则别人会得寸进尺）的陈述。施测方式系由研究参与者在两种陈述中选择一种其较为同意的说法，然后将选择中庸陈述的频率减去选择违反中庸陈述的频率，得到中庸总分。在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67。（三）结果
首先，如同研究一，针对社会知觉进行2（社会知觉：温暖vs.能力）×2（对象类别：中庸vs.社会变迁）被试内变异数分析，描述统计如图3所示。结果显示，社会知觉有主效应，F（1，178）2p=10.05，p=0.002，η=0.05；对象类别有主效应，F（1，178）2p=29.09，p＜0.001，η=0.14；社会知觉×对象类别有交互作用，2pF（1，178）=38.08，p＜0.001，η=0.17。针对社会知觉×对象类别的交互作用进行事后比较，结果发现，对社会变迁对象，研究参与者知觉到能力（M=0.13，SD=0.26）显著高于温暖（M=-0.04，2pSD=0.43），F（1，178）=27.50，p＜.001，η=0.15。然而，对中庸对象，研究参与者同时知觉到温暖（M=0.20，SD=0.25）与能力（M=0.16，SD=0.25），两者并无显著差异，F（1，178）=1.72，p=0.20。图3 中庸对象与社会变迁对象在社会知觉向度上的程度
此外，为避免因研究参与者对这些对象都没有感觉而造成这种统计结果，我们针对两个对象类别的两种社会知觉共进行四次单一样本t检定，且设定检定数值为0。结果发现，除了社会变迁对象在温暖向度上不显著外，t（178）=-1.18，p=0.24；其余皆显著大于0，ts（176）＞6.80，ps＜0.001。如同研究一的结果，研究参与者知觉到中庸对象兼具温暖和能力，且两种知觉强度相同，并没有强化哪一种社会知觉；然而，对照社会变迁对象，研究参与者仅知觉到能力，而没有温暖的社会知觉。
之后，我们针对情绪知觉进行2（情绪知觉：高激发正向情绪vs.低激发正向情绪）×2（对象类别：中庸vs.社会变迁）被试内变异数分析，描述统计如图4所示。结果显示，情绪知觉有主效应，F（1，2p178）=11.76，p=0.001，η=0.06；对象类别有主效应，F（1，178）2p=38.22，p＜0.001，η=0.18；情绪知觉×对象类别有交互作用，2pF（1，178）=167.39，p＜0.001，η=0.49。针对情绪知觉×对象类别的交互作用进行事后比较，结果发现，对社会变迁对象，研究参与者知觉到高激发正向情绪（M=0.41，SD=0.27）显著高于低激发正向情绪（M=0.33，SD=0.25），F（1，178）=60.01，p＜0.001，2pη=0.34。然而，对中庸对象，研究参与者则知觉到低激发正向情绪（M=0.51，SD=0.24）显著高于高激发正向情绪（M=0.15，2pSD=0.18），F（1，178）=177.32，p＜0.001，η=0.96。
同理，为避免因研究参与者对这些对象都没有感觉而造成这种统计结果，我们针对两个对象类别的两种情绪知觉共进行四次单一样本t检定，且设定检定数值为0。结果发现，所有分析皆显著大于0，ts（178）＞10.80，ps＜0.001。此结果亦复制研究一的发现，即研究参与者知觉到中庸对象虽然会同时有高激发正向情绪与低激发正向情绪，但知觉到的低激发正向情绪更为明显；相对地，对社会变迁对象，研究参与者虽然也同时知觉到高激发正向情绪与低激发正向情绪，但知觉到的高激发正向情绪更为明显。图4 中庸对象与社会变迁对象在情绪知觉向度上的程度
整体而言，研究二的结果在社会知觉和情绪知觉的结果上均复制了研究一的发现。在社会知觉上，中庸兼具温暖和能力；在情绪知觉上，中庸是带有低激发正向情绪的平和安适。据此，我们再加以延伸，分析不同中庸程度的个体。以中庸量表得分的前后各一标准差进行分组，得到高中庸个体27人（平均年龄为21.33，SD=1.04；女性有13人），和低中庸个体36人（平均年龄为21.11岁，SD=1.13；女性有16人），两群人在性别和年龄构成上均无显著差异，ps＞0.40。
首先，我们针对社会知觉进行2（中庸程度：高vs.低）×2（社会知觉：温暖vs.能力）×2（对象类别：中庸vs.社会变迁）混合设计变异数分析，描述统计如图5所示。结果显示，中庸程度有主效应，2pF（1，61）=4.27，p=0.04，η=0.06；对象类别有主效应，F（1，2p61）=19.01，p＜0.001，η=0.24；中庸程度×对象类别有交互作2p用，F（1，61）=7.61，p=0.008，η=0.11；社会知觉×对象类别有2p交互作用，F（1，61）=12.08，p=0.001，η=0.16；中庸程度×社会2p知觉×对象类别有交互作用，F（1，61）= 4.77，p=0.033，η=0.07。针对中庸程度×社会知觉×对象类别的交互作用进行事后比较，先就中庸对象的温暖向度来看，高中庸个体（M=0.34，SD=0.26）相较于低中庸个体（M=0.08，SD=0.28）知觉到中庸对象更为温暖，2pF（1，61）=14.01，p＜0.033，η=0.22。就中庸对象的能力向度来看，高中庸个体（M=0.22，SD=0.23）相较于低中庸个体（M=0.10，SD=0.22）知觉到中庸对象更有能力，F（1，61）2p=4.02，p=.04，η=0.07。而对社会变迁对象，低中庸个体与高中庸个体在温暖和能力两个向度上知觉无显著差异，ps＞0.20，凸显出高中庸个体只知觉到中庸对象更为温暖和有能力。图5 高中庸个体与低中庸个体在对象类别上的社会知觉程度
之后，针对情绪知觉进行2（中庸程度：高vs.低）×2（情绪知觉：高激发正向情绪vs.低激发正向情绪）×2（对象类别：中庸vs.社会变迁）混合设计变异数分析，描述统计如图6所示。结果显示，情绪知2p觉有主效应，F（1，61）=8.69，p=0.005，η=0.13；对象类别有主2p效应，F（1，61）=6.65，p=0.01，η=0.10；情绪知觉×对象类别有2p交互作用，F（1，61）=73.03，p＜0.001，η=0.54；中庸程度×情绪知觉×对象类别有交互作用，F（1，61）=14.98，p＜0.001，2pη=0.19。针对中庸程度×情绪知觉×对象类别的交互作用进行事后比较，就中庸对象的低激发正向情绪来看，高中庸个体（M=0.58，SD=0.27）相较于低中庸个体（M=0.41，SD=0.26）知觉到中庸对象2p有更多的低激发正向情绪，F（1，61）=6.40，p=0.014，η=0.11；在其他对象类别和情绪向度的组合上，高中庸个体与低中庸个体则无显著差异，ps＞0.10，凸显高中庸个体知觉到中庸对象有更多的低激发正向情绪。图6 高中庸个体与低中庸个体在对象类别上的情绪知觉程度
整体而言，研究二复制了研究一的结果，即个体知觉到中庸对象兼具温暖与能力，且有更多的低激发正向情绪。不仅如此，研究二比较了高中庸个体与低中庸个体在中庸对象上的心理知觉差异，显示高中庸个体相较于低中庸个体更能知觉到中庸对象的温暖、能力以及低激发正向情绪。四 讨论
普罗大众看中庸是否如杨中芳（2010）所担忧的是“中国人的劣根性”呢？就本研究的结果来，似乎没有这么消极，甚至我们得到了较为积极的结果。在社会知觉的向度上，中庸并非只硬不软的固执，或是只软不硬的懦弱，而是软硬兼具的刚柔并济，进而形成Fiske、Cuddy及Glick（2007）强调的高温暖和高能力的敬畏感。在情绪知觉的向度上，中庸并非消极而负面的感受，也不是过激而高涨的兴奋，而是带有安适平静的低激发正向情绪。不仅如此，不同中庸程度的个体对中庸对象的知觉有所差异，高中庸个体知觉到中庸对象更为温暖、有能力以及有更多的低激发正向情绪。然而，这并不代表低中庸个体不会有这些知觉，只是程度较低而已。针对中庸对象能让个体有温暖、能力和低激发正向情绪的知觉，这为未来中庸心理学研究打开了另一扇窗，即中庸思维之所以能带来身心健康和良好的人际互动，可能是因为这些基本社会认知元素在起作用。换言之，温暖、能力及低激发正向情绪，也许是中庸促进身心健康和人际关系的中介变量，这有待未来相关研究进一步探讨。
另一方面，本研究所选的中庸对象虽在因素分析和内部一致性信度方面处于可接受范围，但仍有进步的空间，因为本研究在测量上是以“有”和“无”的二分变量计分，再将同一类别内的对象进行加总平均，以形成连续变量。为了增强其测量稳定性，在未来可以使用连续向度计分（如李克特量表），且如Weng（2004）所建议之7～9点的量尺间距以达致较高之信效度。此外，针对本文所用的中庸对象，也许它们能作为促发中庸的途径之一。由于目前中庸研究还是以中庸量表的测量为主，而促发中庸的实验研究相对较少（杨中芳，2010），而本研究使用的12个对象，可作为促发中庸的材料用于未来研究，让研究参与者观看本研究所用的图片材料，或对本研究所用的中庸语词进行填充或组合。倘若本研究所用的材料能稳定地促发中庸，即能让中庸研究跳脱相关分析的限制，就能进一步了解确切的因果机制。
此外，本文存在些许不足需未来研究补足。首先，在研究参与者的特性上，虽然是采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华人样本，但主要以大学生为主，他们无法完好地表征所谓的“普罗大众”，未来可以针对较年长的成人样本或非学生背景的参与者进行测量，以了解中庸对象是否仍然能让个体有温暖、能力、低激发正向情绪的知觉。然而，虽然研究样本的背景较为同质，但这也反映了时下年轻人对中庸对象的知觉仍是偏向正面而积极的，而非认为中庸是八股而古板的。由于年轻人相较年长者较少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对中庸可能产生八股无趣的看法。但在本文的两个研究里参与者都一致知觉到中庸对象的温暖、能力与低激发正向情绪，显示中庸表征的华人传统智慧并不是过时而无用的，这一点是让研究者所惊喜的，且更进一步肯定了中庸研究的价值。
除了样本的背景特性外，为了确保中庸对象的结果稳定性，未来研究则可以加入社会赞许测量（Crowne & Marlowe，1960；Paulhus，1984），以控制社会赞许偏好所带来的影响。此外，在对照组方面，未来也可以在社会变迁类别之外，采用其他的类别进行对照，以更精确地了解中庸对象的心理知觉属性。最后，研究二所用的中庸量表，其信度虽可接受但仍有进步空间。一方面可能是计分上以勾选中庸陈述二分变量“是”和“否”进行加总；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因为该量表初始设计上的信效度检验较不稳定（赵志裕，2000）。面对这样的情形，未来亦可以使用不同的中庸测量工具，像吴佳辉与林以正（2005）的“中庸思维量表”，或近期由黄金兰、林以正和杨中芳（2012）所修订的“中庸信念/价值量表”，以更精确的方式区分高中庸个体与低中庸个体，来分析他们对中庸对象的心理知觉。
致谢：在本文研究一与研究二的资料搜集上，我们由衷地感谢诸位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暑期工作坊的成员的协助；而在数据分析上，我们由衷地感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赵志裕与康萤仪教授提供的建议和协助。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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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中芳，2010，《中庸实践思维体系探研的初步进展》，（台北）《本土心理学研究》第34期，第3～96页。
赵志裕，2000，《中庸思维的测量：一个跨地区研究的初步结果》，《香港社会科学学报》第18期，第33～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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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rticl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underline social cognitive structure of zhongyong via social perception model and emotional perception model of affect. Study 1 revealed that zhongyong and social change objects had acceptable internal consistency via factor analysis and reliability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participants perceived zhongyong objects having more warmth and more competence，whereas perceived social change objects only having competence but no warmth. In addition，participants perceived zhongyong objects had higher low arousal positive emotion than high arousal positive emotion，whereas perceived social change objects had higher high arousal positive emotion than low arousal positive emotion. Study 2 revealed that high zhongyong participants perceived zhongyong objects having more warmth，competence，and low arousal positive emotion than low zhongyong participants. Implication and limitation of zhongyong perception are discussed.
Keywords：Zhongyong，Social Perception，Emotional Perception，Warmth，Competence，Low Arousal Positive Emotion
[1] 由于中庸山水图片包含“中庸”一词，可能会影响参与者的评估，因此在统计分析时比较了加入和删除此对象的结果，发现两者没有差别。本文报告的是加入该对象的结果。
[2] 这部分仅保留正向情绪是因为以往研究显示，跨文化差异主要显示在正向情绪上，而在负向情绪上则没有明显差别（Tsai，Knutson，& Fung，2006），因此，为了降低参与者的填答负荷，我们仅保留高和低激发的正向情绪形容词，而删除负向情绪形容词。喜怒哀乐之未发：情绪性刺激注意力与记忆的中[1]庸思维体现汪曼颖东吴大学心理学系林淑菁淘宝网用户体验叶怡玉台湾大学心理学系
摘要：中庸思维的一个重要核心是对情绪的调控与追求情感的理想境界，强调在处理具体生活事件时，要先静观其变，做全局思考与后果推衍后，再找出优化的方案，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和谐安宁的状态（杨中芳，2010）。但中庸思维是如何透过时时刻刻运作的注意力、记忆与情绪的机制来体现呢？这是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本研究假设刺激的情绪性促发中庸思维，进而促发维持“中”的情绪调节目标与“正向/低激发”的情绪目标。实验采用空间线索提示作业，对不同年龄的参与者操控线索的情绪效价与激发，并在空间线索提示作业之后进行情绪性图片的再认记忆测验。预期中庸思维促发的维持“中”的情绪调节目标与正向/低激发的情绪目标，使高中庸思维者的注意力表现不受刺激的情绪性影响，但他们的记忆表现却在低激发刺激上出现正向情绪偏误。结果支持对高中庸思维者的预期，而低中庸思维者在注意力表现上出现对低激发负向（相对正向）刺激的注意力脱离困难。就正向情绪效应（Carstensen，Isaacowitz，& Charles，1999）而言，低激发刺激的注意力脱离产生正向情绪效应，记忆表现不但没有正向情绪效应，反而在低激发刺激下出现相反的“负向”情绪效应，注意力与记忆的这些效应都来自低中庸思维者。另外，老年参与者的情绪偏误表现形态近似低中庸思维者，年轻参与者的表现形态则近似高中庸思维者。这些结果显示，高中庸思维者可能透过避免对负向情绪刺激的注意力选择来达到“中”的情绪调节状态，也借以获得对低激发正向情绪刺激的较佳记忆，达到中庸思维的情绪目标。
关键词：中庸思维 情绪效价 情绪激发 正向情绪效应 选择性注意力 再认记忆一 绪论
中庸是华人代代相传的行为准则，古籍中的儒释道思想都以“中”为至道，“中庸之道”至今仍具体地影响华人的日常思维与行为（杨中芳、林升栋，2014），这是因为中庸的心理效应落实在一个处理日常生活事件的监控系统之中（杨中芳、赵志裕，1997），影响个体的心理思维及心理健康（杨中芳，2010）。我们也因此可以看到，现代华人社会仍然有高度认同温和、亲切、不轻易论定人与事、设法在解决问题时求同存异等合乎中庸思维价值的人际表现。本研究关切的重点是如何由认知与情绪的机制，来说明中庸思维体现的途径。
过去对中庸的研究，较少触及它在机制上如何影响以及如何受到认知与情绪的影响的问题。根据情境认知（situated cognition）的观点，文化透过一系列历程去影响认知、情绪与动机：任何情境都有一些伴随特征（incidental feature），它们可能促发文化的征兆（syndromes），后者又促发与当下任务相关的知识表征及历程（Oyserman & Lee，2008）。在这个看法之下，重要而有趣的问题是探讨哪些情境特征会促发哪些文化征兆，而文化征兆又会促发什么样的认知历程。
中庸的子构念包括重视静观其变、以和为贵、两极思维、大局为重、合情合理、以退为进、着重后果、不走极端（杨中芳、赵志裕，1997）。在生活哲学层面追求“中”的生活目标，在内心及人际均保持相对和谐、安宁的状态；在具体事件处理上采取关照全局的行为策略，包括静观其变、审时度势、多方权衡、换位思考、后果推衍等；事后反思则注重提升自我修养并重新认识中庸之道（杨中芳，2010）。这些子构念与行为策略的一个主轴其实是以合宜的情绪反应支持具有弹性的认知思考。所以可以合理地假设，凡是能引发情绪性反应的刺激似乎就足以构成Oyserman和Lee（2008）所称的伴随特征，会促发中庸思维的子构念，后者再进而促发相关的认知历程。以下就从这个观点出发回顾相关的文献，并分析可能的认知与情绪的机制。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