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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18 18: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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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掇实 汪学起 是翰生编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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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战线

第四战线试读:

楔子

南京,这座举世闻名的中国古城,历史在这里印下了深深的足迹。多少政坛风云人物,在这里一逞胸志;多少仁人志士,在这里驰骋壮怀;多少文人墨客,留下了传诵千古的诗篇;又曾有几多腥风血雨、污泥浊水,使她蒙受惨痛的灾难和深重的屈辱。北宋废相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中道:“……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可不是,世事巨变,人间沧桑,而石头城、莫愁湖、台城柳依然故我,不!更加焕发了芳姿,染上了新时代的色彩。但偶尔几处民国遗迹,又不禁使人们遥想起已经逝去的那个动荡的时代,忆起那个在大陆上已经消失了的国民党蒋介石南京政府及其有关机构。君不见,如今位于水西门外江东门的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发射台,那罗马式建筑的机房,那两座120米直插霄汉的德国造铁塔,正是昔日之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这座政治大舞台,曾上演了多少历史活剧,牵涉到多少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国民党上层人物的政治活动。创业伊始,它就以“党国喉舌”面世;抗战的烽火,在它身上留下累累伤痕;日军进逼南京,它又随“国府”西迁重庆,在巴山蜀水之间,强大的电波穿透重重雾幛,沟通了前线和后方,联结了世界反法西斯阵线;1946年“还都”南京后,新的内战爆发,“中央广播电台”又开始了它动荡复杂的岁月……在血与火之中,天翻地覆,1949年,历史在这里揭开了新的一页。

让我们由此打开这昔日的门扉,进入历史的殿堂信步巡游吧!

“揭幕大典”前前后后

1927年4月18日,即在震惊中外的“四一二”事变发生后的第六天,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到了1928年,国民革命军完全驱逐了孙传芳势力,底定江淮,移师北指。其时,“党国”要人们深感除了政治韬略和军事斗争之外,“主义急于灌输,宣传刻不容缓”。正是在这种情势之下,积极在南京筹建“中央广播电台”,并于是年8月1日举行盛大的“揭幕典礼”,拉开了“党国喉舌”这座政治大舞台的帷幕。

(一)

这座“中央广播电台”的出现,是“党国”要人陈果夫一手倡导和筹划的。事情得从四年前说起。

1924年的上海。秋风瑟瑟,落叶萧萧。果然是十里洋场,人群摩肩接踵,熙熙攘攘,各式车辆恰似黄浦江水不息地奔涌着,呈现出半殖民地都市的畸形繁华。眼下,这里为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所盘踞,但远非他的一统天下,仅就列强各国的租界来说,就不为孙氏势力所能及。中国各派势力在这里潜藏、谋划、争斗着。有一位身着长衫的30多岁的男子,也在这里神秘地活动着。此人就是国民党要员陈果夫。

陈果夫,浙江吴兴人,出身前清豪门望族。其叔陈其美即陈英士,系民国革命的风云人物,早年留学日本,与黄郛、蒋介石“桃园三结义”,回国后,官至上海都督,他对结义小兄弟蒋介石——他辖下的一位团长,百般提携关照。1916年5月,袁世凯收买张宗昌派其营长程国瑞将陈其美刺杀于上海寓所。这曾令蒋介石痛心不已。正是这般原因,后来成为国民党首要人物的蒋介石对陈果夫、陈立夫视若至亲。于是,蒋、陈结下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牢固关系。这次,陈果夫是奉孙中山先生和蒋介石之命,来沪为黄埔军官学校代办军务和招生工作。

一次偶然的机会,陈果夫听到了无线电广播。经打听,原来是美商开洛公司在上海装设的一座100瓦广播电台,专门播送商情广告、音乐歌剧、教堂礼拜等。这引起他莫大的兴趣,并进而联想到:利用无线广播电台进行宣传教育,可以打破地域限制,四方收听,广为传递,纵然万里之遥,关山阻隔,也可转瞬即至;且说唱俱全,足以令人耳目一新,即便文盲村叟,亦可收听;比起办报纸来,其功能要强上许多。于是,1925年夏,他给远在广州的蒋介石写信谈了自己的看法,并问及是否要收集无线电人才。蒋介石立刻复电:很需要,希望罗致。陈果夫即在1926年先后到上海龙华、杭州等地积极活动,多方邀请无线电专家,但一无所获,因为当时广东政局未稳,专家们无一人愿涉足是非之地。

但陈果夫并不死心,他当即回到广州,同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商及此事。俩人一拍即合,并取得蒋介石的支持,决定在广州设立广播电台。当时找到一位后来成为三青团骨干人物的李熙谋办理此事。李称需毫洋5万元。可是掌管财政的宋子文并不积极:一来经费困难,二来怕该款被挪作他用。最后说妥由陈果夫负责保管、筹划,方领到款项,兑成大洋4万元,其中提出5000元交李带到上海办机器。不料此人到上海跑了一趟,将所带5000元用得精光,一事无成。回来报告说需17万元才能办到。这下就难住了,结果李熙谋挨了一顿骂,设台之议归于停顿。但所余3.5万元,却另交由一位名为李范一的人在上海搞起了一个无线电机制造厂。

时光荏苒,到了1928年春,陈果夫在南京接李范一报告,说上海有一部500瓦广播机,已有人要订购,尚未付定洋,如果要,可先预订。当时,蒋介石和大部分中央委员不在南京。情急之中,陈果夫同戴季陶、叶楚伧相商,鉴于广播电台“洵属于宣传利器”,决定委托军事委员会驻沪无线电机制造厂代办订货,并由该会交通处长李范一规划一切。于是,向美商开洛公司订购500瓦播音机一座,计银1.9万两。陈果夫个人出面借得7000两银子,支垫出去,作为定洋。不久,由中宣部部长叶楚伧委任后来成为“中统”局副局长的徐恩曾为电台主任,负责筹办台务。后来成为中央广播电台台长的吴道一,系徐恩曾的上海交通大学(当时称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同学,经徐介绍到中央组织部任事,他同程辟金、余井塘三人,早在1927年4月,由陈果夫提名并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95次常会决议委派为筹建广播电台的干事,这时便共同参与该项工作。

是年5月,勘定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后院西南隅旷地为台址,由上海大新营造厂装配铁塔及建造房屋,装机工作于7月着手进行,日夜兼程,至7月中旬全部完竣。同月,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155次常务会议对建台计划予以追认通过,台名定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无线广播电台”,简称“中央广播电台”,呼号暂定XKM,X系国际无线电公会当时指定为中国广播电台专用之字母,KM代表国民党。

至此,一切就绪,只待举行揭幕典礼了。

(二)

1928年8月1日。

这一天的南京,淹没在一片酷暑热浪之中。那低垂的云幕,那弥漫的阴霾,全然没有减弱如火骄阳的赫赫炎势,反而更增添了几分郁闷。更令市民不安的是,全城军警游弋巡行,戒备森严。位于城北丁家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附近,更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300米的前方,武装军警站在新置的于右任手书飞扬遒劲的“中央党部”四字牌坊下,挡住行人,不许前进。

原来,今天原定是国民党中央二届五中全会开预备会的日子,又是追悼北伐阵亡将士的第一天,再者,中央广播电台举行揭幕典礼。党国要人已云集金陵,故特别加强了治安措施。

上午的追悼会开得很顺利,气氛悲壮而昂奋。午后,中央党部大院热闹起来,换上了一番喜庆景象。

国民党首脑蒋介石,刚刚由北平风尘仆仆地赶回南京。他颇有兴致地同各地代表寒暄、接谈。代表们知道:蒋介石目前所面临的政治形势还是乐观的,经一年多的争斗、运筹,各方势力大多就范,就连奉天的张学良也正式表示将改悬青天白日旗,隶属于国民政府。这次北平之行,他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诸位总司令的会谈是成功的。对肃清关内张宗昌、褚玉璞残部等重大问题已订下计划,7月25日的西山告别宴会也是在友好气氛中进行的……但是也有不容乐观的一面:各地军事势力貌合神离,拥兵自雄,朝附夕叛之事时有发生,即如眼下平江第五师兵变事尚未收拾干净,特别是“有主义、有国际背景”的中国共产党,更是他的心腹之患。很多问题,都要在这次五中全会上作出决断。但是这个会是否开得起来,还是个问题:顾孟余、陈公博等滞留港、沪,何香凝等左派人士与其政见不同;特别是反复无常的汪精卫,还有胡汉民等抗志海外,任你中央催促、社会团体电请,他们稳坐钓鱼台,不来就范。而开会一事,早已宣示中外,倘若有变,将如何处理?这显然是与会者担忧的问题。

果然这时到会者竟连起码的法定人数也不足!无奈之下,蒋介石决定大会延期,当天改开非正式的谈话会,草草了事。这样,中央广播电台的揭幕典礼,便成为较为突出的政治活动了。

此时,中央电台大院里里外外已是沸沸扬扬的一片:两座新架设的140英尺的发射铁塔,在当时的南京,算是最高建筑了;编播中心和发射机房也集中在院内。那个年代,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刚刚诞生八个年头的无线电广播,着实是个新鲜事物,所以铁塔周围、机房内外,挤满了各界人士,就如看西洋景一般。与此同时,南京市内的“收音机户”都打开旋钮,等待着收听这一盛典实况。

5时半,典礼开始。中央大礼堂集中了七八十人。蒋介石一身便装,同陈果夫、戴季陶、叶楚伧等相继入场,行礼如仪。在奏国乐、诵读总理遗嘱之后,蒋介石操着浓重的浙江口音,首先致开幕词:今天,是中央宣传部广播无线电台成立日,又是中央五次全会第一次谈话会日,又是追悼北伐阵亡将士第一日。广播无线电台,定能为死亡将士发挥光辉,为我们宣传总理的三民主义,使之发扬光大。希望同志们随着广播电波的扩大,而努力未完成的革命工作。

老资格的戴季陶,讲话显得很随便而又带上几分理论色彩:现在我们中国“已经统一”,建设行将开始,但如何而能实行建设?第一,须实行三民主义,巩固中华民国之基础,建成世界最新之国家;第二,大家已知帝国主义压迫,如何能恢复自由,则非认识三民主义不可;第三,要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之工作,然后我们方能有自由平等之希望。

陈果夫讲话不多,大意为:中央广播无线电台费去三月功夫始能完成,建设中华民国亦要大家努力去做,所谓知难行易。

叶楚伧十分兴奋,这位名儒学者颇有太白遗风,随带的茶壶装着绍兴酒,把酒致贺。

最后由李范一报告筹建经过,即告揭幕完成。

这次开幕式,也是首播式,中央广播电台将会议实况转播了出去,经过短期技术培训的收音员,事先已携带五灯直流收音机(PCA16号)分赴江苏、安徽、湖南、河南、上海、北平、天津、武汉等省市党部,记录了播音内容,并交由各地报章发表。首都南京的情况尤为热烈,许多收音机放置于马路两侧。这个小小的黑匣子招来了许许多多好奇的市民,特别是对蒋介石等人的讲话,不少人还是第一次听到。事情广为传扬,这座中央电台一下为公众所瞩目。

中央广播电台的音浪,由此而弥漫开来了。

(三)

中央广播电台并非中国土地上第一座广播电台。

自1920年9月美国西屋公司的康拉特先生在匹茨堡工厂中建立KDKA广播电台,两年后,即1922年,美商奥斯本即在上海创建50瓦广播电台(半年后停顿),以后在中国相继出现的有:美商开洛公司在上海设立的100瓦广播电台(不久改250瓦),上海新新公司设立的50瓦广播电台,天津的500瓦广播电台,北平的100瓦广播电台,辽宁的2000瓦广播电台,哈尔滨的1000瓦广播电台。

但是,上述这些广播电台的节目内容,主要是娱乐、商情广告,有些台只夹有少量新闻。而中央广播电台一出现,就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绝非一般的娱乐工具,而是重要的宣传喉舌。从当权者作政治宣传这个意义上说,中央广播电台确是中国第一座广播电台。

创业伊始,百事艰难。当时,民间收音习惯尚未形成,收音工具稀少,所用直流收音机电池补充较难;全台正式工作人员仅七人,播出节目不易罗致,而且考虑“珍惜新颖之宣传利器,俭约使用”,所以每天暂定播出两小时左右,以后逐渐增加到五个半小时,而且采用分割播音的办法,每天陆续播出八九次。节目内容:新闻,采自中央通讯社和当日各大报社的资料、稿件;通告,系来自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宣传大纲,由中央党部交办;报告决议案,则为播送国民党中常会、中央政治会议、国务会议、立法会议、行政院会议等决议案件。作为特别节目的周一“总理纪念周”,则在中央大礼堂发音。曾一度规定,南京市区各机关纪念周,一律按时聚集各该礼堂内收听中央台广播,并同时举行仪式。广播演讲,则延请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各委员、各大学教授前来担任。第一位出席名人演讲者,为中央委员刘纪文,讲题是“总理和南京”;第一位出席科学演讲者,系恽震教授,题目为“电与人生之关系”。音乐节目主要播放唱片,周六特别音乐,则多为南京市政府管弦乐队前来中央大礼堂演奏。

因为有了收音网,所以节目中开设相当比重的“慢报新闻”“记录新闻”。这类节目,播音语调缓慢,甚至重复讲解,供各地收音员抄收,转送当地党部并出油印小报、黑板报和报纸发表。在当时邮传不便、收音工具稀少的情况下,这类节目很大程度上起了为官方传递消息、贯彻政令的作用。

在当时的南京,办广播的可谓“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了。所以,除了自身的播出工作外,中央电台还担负国民党中央的重大活动的现场扩音任务。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奉安大典”。那是建台的第二年即1929年,位于南京东郊紫金山南麓的中山陵工程完竣不久,国民党中央安排专用列车由北平接运中山先生遗体归葬南京,声势甚为浩大。除派出中央大员迎榇,并由中央广播电台装置“宣传列车”,吴道一亲自随车同行,用扩音机沿途广播,播放哀乐,宣传中山先生事迹,宣讲三民主义,由北平始发,沿途停靠重要城市,至浦口过江,沿南京市内“迎榇大道”抵中山陵。对下关码头的接灵仪式、中央大礼堂的奠祭盛会、中山陵的归葬典礼等现场,中央电台当时还不能组织实况转播,但很好地完成了扩音任务,同时也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加深了社会各界对广播的了解。

这座电台当时功率仅500瓦,呼号起初为XKM,年底即改为XGZ,波长迭次变动,后定为420米。原定负责人徐恩曾不久他调,由吴道一接任其事。总的说,只能算是初具雏形,甚至可以说处于试验阶段。但“党国喉舌”的属性,就决定了这座电台的大规模发展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四年后,一座雄踞东亚的强功率的广播电台随之就在南京出现了。

“东亚第一,世界第三”

翻开中央广播电台的大事年表,1932年是不平常的一年。

是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日,这天,中央广播电台75千瓦的强功率电台正式开播。这坐耗费巨资的电台,号称“东亚第一,世界第三”。以当时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贫困、技术落后的国家,在广播方面有这样大的突进,应该说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一)

中央电台于1928年创业伊始,功率仅500瓦,名曰“中央广播电台”,实际上电波所及,主要在东南一隅。“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可见,这在当时只是权宜之计罢了。

这年秋天,陈果夫与戴季陶、叶楚伧为此会商,“以我国幅员之辽阔,边隅首都,动辄万里,电力所及,往往不逮”,决定扩大中央广播电台功率。11月,他们提出拟议,需费40万元,电力为10千瓦。很快草成计划大纲,三人联合签署。1929年3月,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委会第198次常会对此案予以通过,并指定陈果夫与叶楚伧负责筹备。

于是,陈、叶与中央广播电台主任(当时尚未有台长制)吴道一反复作审慎考虑,认为世界广播事业发展迅速,此后国内外电台必将林立,电波纵横,弥漫太空,倘电力微弱,必为干扰或淹没,“衡以国际情势,不可不更进一步,作宏大久远之谋”,以达到“音波广被,无远弗届”的目的。故而对原计划作重要改动,决定采用50千瓦发射电力。这个修正案于1929年6月提请国民党第三届中执会第18次常会审议。由陈果夫出面,戴季陶、叶楚伧二人同时赞助,事情自然好办,于是,照案通过,并令积极筹建。

中央电台随即征集各国著名无线电公司所制播音机械说明书及价格表,以备选择。一时英、美、法、德等各国公司纷纷应征。为了集思广益,将各公司所报材料详加比较,邀请国内无线电专家朱其清等13人审查。结果,认定德国得力风根公司索价最廉,其他有关条款也比较适宜。1930年2月,中央电台决定由该公司承制该台机械,并报中央常会决议照办;一面与该公司商定合同,一面选派工程师刘振清、王劲二人赴德监造,所有机件,均经实地试验,详细研究,力求其尽善尽美。

这里曾有个小插曲。原订购置50千瓦机器,而德国公司按惯例为经办人留出回佣,其值等于该机价款的20%。但中国方面几位经办人,都是潜心无线电事业的学者,听到这种事情无不吃惊,没有一个人愿要这笔钱。德国商人被这些中国人感动了,于是主动地加了25千瓦,这样,50千瓦的机器最终变成75千瓦了。

发射台地址的勘定工作也同时抓紧进行。根据无线电专家的意见及实际经验,决定远山近水,一方面可避免山中的金属矿物对电波的吸收,另一方面又可借水流以利电波之畅行。几经考察和多方测勘,最后选定为南京西郊江东门附近(今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发射台)。此处毗邻长江白河口,地势低洼,雨季一到,渠满塘平,水深过膝;若是遇长江决堤,更是水乡泽国,一片汪洋;就是平时,也多为沼泽泥泞,是农民放养鹅鸭的去处。于是兴工填土,埋设地线,奠定基础。其后,招标承办机房、铁塔、厂房、发音室、自流井,以及装设播音机、发射机、电力厂、通话电缆等。所有工程监造,均派总工程师冯简负责,而装配播音机械及电力机械,则由德国得力风根公司派工程师开尔孟等二人来台共同工作。

这座电台建设期间,国际上风云变幻,中国国难迭起,最突出的是“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淞沪抗战。1931年9月18日,日军在沈阳突袭中国军队,迈开了“肢解”中国的第一步。四个多月后,日军又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十九路军哀军奋战,抵抗强敌。那是个人心激荡的年代,东三省流亡学生纷纷南下,全国人民抗日呼声日益高涨。但是“一·二八”事变后,停泊在下关江面的日本军舰悍然向南京开炮,毫无防范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惶惶然不知所措,急急乎将政治中枢迁往洛阳;筹建电台的总负责人、多病的陈果夫,则由蒋介石安排先到杭州暂避,不久也随国民政府去了洛阳;中央广播电台当时正在进行强力电台的建设工作,一下被笼罩在恐怖气氛之中,部分员工甚至不辞而别了。不久,电台奉命将自制的250瓦广播机迁移洛阳播音,大有离弃金陵,远徙中州之势;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外患稍有缓和,内战又在紧锣密鼓,待秋风起时,迁至洛阳的250瓦广播机便移设南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专作“剿共”宣传了。

在这种紧张复杂的形势和条件下,强力电台的建台工程不但未曾一日中辍,反而加快了进展速度;虽然金陵城里风雨飘摇、谣言迭起,而那些建台的骨干人员并不为之所动,且一鼓作气,建设不止。是一股什么力量在如此策励着他们呢?那就是“报国之心”,为抗日做些实事的爱国思想。如总工程师冯简,这位早年毕业于南洋大学的著名学者,在当时已经享誉国内。他常说:“国难愈是艰险,我辈更须努力!”这话是勉励别人,更是勉励他自己。他的思想,不是流行一时的所谓“效忠党国”,而是真正的献身中华。他进入中央电台,颇有一番曲折。来台之初,他被通知一定要加入国民党;要么立即参加,要么离台他去。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去东北大学当了教授。可见他是将建设电台当作一项抗日救亡工作来做的,作为振兴中华的工作来干的。所以,外商的重金贿赂,他不为所动;日寇的侵略炮火,更不为所惧。这正充分体现了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的铮铮傲骨和高尚气节。

正因为有这一班埋头苦干的人们在那里奋斗不止,到了1932年3月,在这一片水网洼地之上,一座雄伟的堪与当时世界先进水平媲美的强力广播电台拔地而起。其时,中日停战协定签字,凝聚的战云一时得以消弭,国民政府、中央大员络绎由洛阳返回,南京又恢复了往日的面貌。中央广播电台强力大电台于6月开始试播,调整机器,8月份开始用440米波长播音,并定呼号为XGOA。

但何日举行仪式,正式开播?陈果夫等人已有考虑:选定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日。(二)

1932年11月12日,孙中山先生诞辰66周年纪念日。

这一天,虽已初冬,却是红日朗朗,微风拂拂。江东门广播电台已经一展雄姿:发射机房那罗马式的建筑,一式的赭红色耐火砖墙壁,铜板盖顶,四周新栽的马尾松舒展着碧绿的枝叶;它的北面,是自备发电厂和自流井,冷却喷水池富有欧美园林的装饰意味;分别于机房东西两侧的两座120米钢塔直刺青天;大院内广植草坪、果木、花卉,傲霜秋菊黄灿灿一片……一切都是悉心布置,典雅而幽静,仿佛一座西式的庄园别墅。

在机房前方左首草坪旷地上,建起了一座临时礼台,彩旗飘逸,鲜花竞放,松柏簇拥,倒是很有中华民族的特色。中央广播电台强力大电台的开幕典礼就在这里举行。今天到会的有中央大员、各界人士、外国来宾,共1000多人,可谓济济一堂。

陈果夫首致开幕词,详细叙述了该大功率电台的发起和筹建经过。这位党国要人,一身长衫,瘦骨嶙峋,面色烟黄。他讲话时,常常从怀中取出一个小匣子,那是他常备的吐痰器皿。他最后说:“此后,中央广播消息,不特遍及边陲,抑且远被全球,既便发施政令,又利阐扬主义。若用以提倡识字,促进文化,亦足以收宏效。而理论之阐扬,时事之报告,使国际明了我国之真情,俾正义得伸于世界,尤非任何宣传工作所可比拟。总理云,国民革命之目的在建设,建设不成功,革命即失其意义。本台之建,殆亦建设中之尤要者欤。同时且为吾国广播事业奠一始基,以后发皇光大,使广播电台遍及全国,追踪欧美,蔚成大业,尤愿与诸同志共勉之。”

吴道一报告电台筹建经过后,吴稚晖、居正、何应钦、罗家伦、程天放等相继致辞。在热烈的气氛中,会议结束,而中央广播大电台即正式开播。

由于此前做了充分准备,精心安排,这一日电台多为“特别节目”,加之功率猛增,收听效果自非寻常可比。以南京一地为例,街面上凡有收音机的地方,围者如堵;有的公园则特地辟出小广场,将收音机置于草坪上,吸引了大批游客。可谓称盛一时。(三)

这座电台的开播,不独是中国的一大新闻,也成了世界重要新闻。以中国如此贫弱的国家,居然能建成如此强大的电台,着实是不简单的事情,这为各方人士始料不及。当时日本全国大电台有5座,均各为10千瓦,加上地方所有小电台,总计功率尚比不上中国这座新建的电台,所以日本人尤为震惊,称这座中央广播电台为“怪放送”。苏联不久也向德国定造500千瓦大电台,但比中国这座电台迟了两年才建成。

与之相适应,中央广播电台此时已大量充实人员,一些学者、名流纷纷前来工作。在电台任事的编播、技术人员,在全国所有电台中,堪称一流水平。广播节目也日趋丰富,自编节目也日趋增多,演讲节目、教育节目、文艺节目,形成了系列化、系统化。特别是文艺节目,出现了“本台同人”的演奏节目,接着便成立了音乐组;还将话剧改制,搬上广播,出现了“广播剧”。播音工作得到了加强,逐步采用多种语言(包括外语和中国方言)广播。至此这座电台已脱尽了初创的胚胎,已经枝叶繁茂,巍巍然耸立于世界东方了。

但事情还有个饶有趣味的尾声。该台创议时,经费来源:一是党员所得税、海外党员的捐款利息拨充第一次付款;二是国民党中央每月节支两万元作继续付款准备金。总计100万元的建设费,完工之后,尚欠德国人30多万元。财政部长宋子文以“经费困难,无力偿付”为由,不予拨款。这样,陈果夫不得不出面。他这时已有诸多头衔:国民党中执委员、中央常委、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中央财务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可是他几次向财政部交涉,宋子文竟置之不理,而德商时时催逼。这时有人指点门径说,这位宋财长是个“洋派”人物,如用英文写上一信,方可刮目相看,而陈果夫是个国粹派,向来反对这样做。无奈逼债甚急,这位老夫子只得屈从了,勉强用英文给宋子文去了一函,并交一纸给德商再向财政部支取。这一招果然灵验,宋子文不但回了信,还付了款,方了结此遗案。

事后,陈果夫对此深为不满,一直记恨在心。后来他兼任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设计了《文化事业计划纲要》(又称《中国国民党之文化政策》),对这个问题特别作了规定。1941年,陈果夫在中央政治学校阐述《文化事业计划纲要》时,还颇动感情地说:“中国人应当说中国话,尤其是中国人对中国人交换意见,不用中国话而用外国话,简直是忘本!中国人不信任中国自己的东西,到处用外国东西,精神上早就亡国了。其实叫密斯忒陈与叫陈先生,意思有什么两样?为什么不用中国固有的称呼而用外国话?签起字来,用ABC或直书姓名,效力有什么不同?何以不用汉字而用外国字?以致中华民国有纪元,中国人不用本国的纪元而写1941。看看都像是小问题,其实关系大得很,不可不注意。我们万不可国家未亡,精神先亡;精神上亡了,国家就非亡不可!”更有甚者,陈果夫后来到了台湾,仍耿耿于怀。1949年9月13日,即他去世前两年,于病中作《广播随笔》,还旧事重提:“我们建立大电台,尚缺少35万元,向宋财长要钱(欠党部的钱),竟置不复。后来有人说,可写英文信去。不得已写了英文信去,立得回信。后来又介绍德国人直接向其说明,才肯给钱。这是我们认为中国人与中国人通信用外国文字、外国人说的话才能相信,也是在革命过程中的一种耻辱!”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但可资说明当时建台过程中的一些具体情况。

在以后的岁月中,这座电台一直在国难频仍、烽烟迭起中惨淡经营,直至最后终结了在南京的历史。

中央电台与“中统”

1934年的某一天,中央广播电台设在江东门发射台的收音员训练班正在上课,突然来了一批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武装便衣,逮捕了授课教师、中央电台技术科技术员何治垓与陈景涵。这个动作使电台内很多人惊骇不已。原来该班训育主任段剑岷系调查科所派,专司考察、监视学员的政治思想动向。据说段等发现何、陈两人有中共地下党员嫌疑,向调查科长徐恩曾报告,徐立即采取措施,将二人拘审。此后,又以同样罪名逮捕了训练班一位姓顾的女学员,并将她迫害致死。

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系“中统”前身,它的势力何以渗入中央广播电台?这得从头说起。

中央广播电台自建立起,就一直处于后来成为“中统”头目的陈果夫、陈立夫及徐恩曾的控制之下。电台内上自台长,下至播音、事务人员,很多人与二陈及徐恩曾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老同学、老朋友、老部下……可谓千丝万缕。

就其领导层来说,这种色彩更为浓厚。陈果夫于1927年以及次年创议建立中央广播电台,并一手操办将它扩建为75千瓦功率的大电台,此后,关于电台的事业建设、宣传工作乃至对日作战的阵地扩音等事宜,屡屡过问。中央电台遇到难办之事,诸如经费问题等,亦常常搬出陈果夫这个后台,总是水到渠成。1936年2月,为加强对全国各地广播电台特别是原来仅受辖于交通部的民营广播电台的控制,国民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陈果夫即为主任委员。所以,陈果夫被尊为“中国广播事业的保姆”,中央电台内莫不恭而敬之地称他为“果公”。中央广播电台的第一任主任是徐恩曾,后来的主要负责人吴保丰、吴道一、范本中等人,可谓同出一门。他们和徐恩曾都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前后期同学,徐恩曾、吴保丰、范本中等还在美国、加拿大留学时就与陈果夫的弟弟陈立夫相识,并加入陈立夫、曾养甫等成立的留学生联谊会“健社”,关系甚为密切;回国以后,这些“健社”成员还几度聚餐联谊,旧情不断。1943年,中央台元老、中广处长吴保丰挂冠而去,脱离了广播界。吴道一升任中广处长,而副处长一职,则由中统局交通处长彭精一继任。这些人主持中央广播电台的工作,无不以二陈为靠山。

具体地插手电台工作者,以徐恩曾为最甚。此人本是一介书生,1922年毕业于上海交大,后又赴美深造。他本可以在学识上有所建树,可他偏热衷于从政。留美回来,他由于陈立夫的关系而至陈果夫麾下。1928年充任中央电台第一任主任,不久他调,但他对中央电台仍抓住不放,将电台的部分工作纳入“中统”特务工作的轨道。

1930年,中央广播电台创办一个专司收发报的短波电台,即鲜为人知的所谓“XHZ电台”。该台起初隶属于国民党中央秘书处,但台长仍由中央电台台长吴道一兼任。它除了收发广播新闻外,更主要的是为国民党中央各部、处收发同各省党部等的往来电报,致力于“中央政令政情之传播,各地党务之指挥与促进,国内反动阴谋之监视与举发,本党党权之维护”。该台还对红军苏区电台以及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在福建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讯电台实行干扰。1932年“XHZ电台”改为中央广播电台报务室。随着中央通讯社总台的建立,报务室与之形成国民党中央两大通讯系统。中央社负责全国新闻网的发展工作,而报务室则负责全国情报网的组织工作,逐渐形成单一的特务色彩。自然,由身为组织部调查科科长的徐恩曾直接插手扩建报务室,并分设三处:除了在丁家桥中央党部内即原XHZ短波电台,另外由调查科拨出经费,分别在中央路、香铺营设立收发报台。在这项工作中,这个中组部调查科与中央电台混而为一了。当时在中央电台内部,直接称报务室为“中央情报总台”或“中央情报电台”。至1938年春,国民党当局正式组成以陈立夫为首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中组部调查科亦归于其中,报务室与有关情报电台便正式扩编成交通处,直接隶属“中统”,由“中统”特务徐白光任交通处第一任处长,脱离了中央广播电台。

徐恩曾还利用中央广播电台大量培训谍报人员。本来,中央电台在正式开播前,就开始举办收音员训练班,仅是出于收音工具稀少的考虑,将收音员分派到各省市党部收听中央电台播发的新闻并记录传播。但自1932年开始举办的几期收音员训练班,性质起了根本变化,主要是训练收发无线电信号的谍报人员。实际上,是“中统”与中央电台两家携手合办的。

徐恩曾对训练班严密控制,派调查科的段剑岷、钟竟成、王述先负责训育工作,一旦发现“异己分子”,便立即剪除。上述的何治垓等三人事件,便是一例。这次事件后,中央电台的一般人员也意识到自己周围有“调查科”势力存在,唯恐戴上“红帽子”而招致不幸。到了1937年,徐恩曾强调“抗日需要”,以更快的速度培训谍报人员。当时有些东北流亡青年学生,不明真相,只是出于爱国热忱而参加了进来。在南京沦陷前不久,还招收了五六十人。待日军向南京进逼,训练班转入湖南益阳。这些训练班的学员毕业后,由徐恩曾分派工作,渗入全国各地(包括东北沦陷区),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中统”情报网。固然,对日军的谍报工作是其主要内容,但对付中国共产党,对各地进行特务控制,也是重要的内容。特别是抗战胜利后,这股力量就完全成为国民党反动政权镇压人民、反对共产党的工具了。

与培训人员相配合,徐恩曾还指令中央电台技术科负责设计、制造便于暗藏、携带的小型收发报机。这个油头粉面、衣着考究的徐恩曾,早就在金钱上打主意。他看准自己占据的有利条件,同中央电台传音科长范本中合伙,在南京新街口开了一爿“中益电气公司”,经营电讯器材;南京沦陷前,趁着中央电台西迁重庆,将他们这个公司随同转移,设在重庆劝工局街,改名“中益电工研究社”,先后为“中统”和其他机构制造不少无线电收发报机。徐恩曾当上了中统局副局长后,更肆无忌惮地假公济私,盗买盗卖,大量利用中统公款,有时假称中统报务电台器材,由中统自请外汇,自请免税;有时由中统转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代请免税。在重庆期间,国民党当局严禁私人贩卖军用物品,包括无线电通信器材,但他们凭借中统的势力从印度、仰光运进大批无线电器材,大发其财。他们的这些产品,后来都成为国民党政权进行内战的军事机器的一部分了。

救亡呼声响四方

1931年9月19日,中央广播电台一名男播音员以沉痛、愤慨的语调,播出了一条震撼人心的消息:9月18日夜,日军在东北发动突然袭击,占领沈阳等地……20日,这座电台又播发《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日军侵华对各级党部的训令》;22日,播发《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国同胞书》。

这一突发事变,引起了中国政局和亚洲形势的重大变化,全国各地抗日救亡的呼声,似汹涌澎湃的怒潮,涌进了首都南京,也涌进了这座中央广播电台。

(一)

吞并满蒙,占领东北,这是日本既定的“大陆政策”的第一步,所以东北危机已非一日。然而,南京国民党政府长期以来第一位的事情是一门心思地“剿共”,对日本,只是想方设法钝化矛盾,避免冲突。所以,“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出现了两个重要情况:在南京找不到“党国”首脑蒋介石,他正“赴赣督师”,在江西忙着“围剿”红军;而东北方面,二十几万国民党部队,面对万余名日军的挑衅,恪守蒋介石指示,抱定“不抵抗主义”,“恭恭敬敬地让出了沈阳城”,坐视大片国土沦陷敌手。

面对这一切,全国人民包括很多正直、爱国的国民党人,都义愤填膺、同仇敌忾,一致呼吁抗日救国。据“党国”要员、后来死于西安事变的邵元冲的日记记载:9月22日上午,南京市国民党员在中央大学集会,先一日晨由江西风尘仆仆赶回南京的蒋介石前往演说,会场群情激愤,难以抑制,“中有一人施讥弹,季陶即叱令缚跪,介石亦顿足怒骂。是亦不可以已乎”。可见当时国民党人情绪之一斑。全国各界人民群众的请愿、抗议活动更是此起彼落。最突出的是捣毁外交部的一次。原来当时的外交部部长王正廷,为“事变”事向国际联盟送交的抗议书,竟是非不分,说什么“据报日军侵入沈阳,与华军冲突”,这个“国联”则据此一说却要中日两国军队各退原防。对此,连一些爱国的国民党要员也斥之为“一言丧邦”。9月28日,中央大学及上海学生代表约800人,冲进外交部捣毁器具,将这位王部长揍得头破血流。自此以后,全国各地来京请愿的学生及民众团体络绎不绝,而使国民党当局每每穷于应付。那时,常常由汪精卫出来接谈。此人出语圆滑,伸缩得不可捉摸,常常激起民愤,难免出危险。为此,中央党部于11月27日晚召开临时会议,成立几个委员会专事接待。当时,南京城和全国一样,到处都在沸腾。

在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气氛中,国民党一些高层人士仿佛也受到了感染。即如蒋介石,11月19日于外交委员会发言宣称,他本人“愿不日即可北上,收复失地,以挽回国民对党国之信用云云。词甚激昂,众多感动”。第二天,国民党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决议一致拥护国民政府之外交方针,并准备作最大之牺牲奋斗,赞成介石之北上收复失地等政策”。

抗日救亡的热潮对国民党当政者的影响毕竟有限,他们总是九九归一,要同日本力求妥协,而念念不忘“剿共”;但是,抗日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救亡运动仍然日益广泛地展开了。这就是中央广播电台开展救亡宣传活动的政治背景。(二)“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淞沪抗战,这一股股强大的政治浪潮接踵而来,抗日救亡的呼声响彻四方,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地改订了播音时间。新闻节目中原来“剿共”内容占重要位置,这时则主要报道抗日政局和前方战况,并增加关于日军侵华的特种报告;还开始增设日语广播,“一面揭露日寇的阴谋,一面安定人心”,“鼓励士气,唤醒民众”。电台一度停止音乐节目,平时那种慢敲细打、喜庆升平的音乐节目,被铿锵激越的军乐所代替,充满了战斗的气氛。很快,群众性的抗日歌咏活动开展起来了,他们经常来中央广播电台演唱,艺术水平虽非上乘,但发自群众内心的呐喊,意义自然不同。其演讲节目,也多是激昂慷慨宣传民族大义,痛斥日寇侵略罪行。

但是不久,这种抗日救亡宣传的势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日本方面“取缔排日”的强大压力下,只提“救亡”,而不言“抗日”,很多文章,对日本只能提某国某方;重弹“剿共”老调,将“剿共”纳入“救亡”的范畴。那汇订成册及至压在发音室玻璃台板下的“警策语”,时时插播。例如,有两条蒋介石的警句,颇能说明这个问题:“果真我们的内政能够统一,国基能够稳定,世界上无论哪一个强大的国家,都要对我们发生敬畏,我们只要真正能统一,就没有哪个敢做我们中国的敌人”;“和平未至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这就是所谓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指导思想。

然而,随着国难日益深重,人民日益觉醒,团结抗日的呼声也在广播中日益高涨。很多广播节目则逐步侧重于激发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强自立的意识,并向民众进行军事教育,普及军事常识;很多有识之士包括一些国民党高层人士也不断发表救亡图存的演说。最为难得的是,就连那个给娃娃们听的“儿童节目”,也办得颇有声色,它用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影响着这一代人。

1934年8月20日,“儿童节目”播出了一篇题为“九一八的余痛”的讲话:“……讲到‘九一八’这个日子,诸位一定要想到民国20年的‘九一八’吧!在民国史上,这一个‘九一八’事件发生,其间所经过的事实,我国所受的损失,所蒙的耻辱,留下的创伤,增加的痛苦,想大家还能够记在心里,印在脑里……在当时固然是非常痛心,非常难受。事隔三年,想起过去的事实和三年所有的悲痛,以及现在的实情,怎能不痛定思痛……要晓得一个人身体上受了创伤,或是被旁人无故地剜掉一块肉,甚至割去一条腿或是一只膀子,他的疼痛,当然痛到不可说的地步。‘九一八’事件同这种情形正是相同……要想止掉疼痛,减少疼痛,那就要我们努力地去想,努力地去做……那么疼痛可以无形地消灭,创伤可以无形地完好,身体可以成为一个完整无缺的身体,国家可以成为一个完整无缺的国家。诸位,快点团结起来,努力去干,总有达到的一天。”

想来确也不同寻常,同孩子们竟然说出一番大人之间说的话来。但这一番宏论,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处在国难期间,孩子们也似乎早熟了。他们关心国家的兴亡,也拿起笔,放开歌喉,走上广播舞台,说出了、唱出了他们心底的积愤和向往未来、为国赴难的壮志。例如同年10月30日,南京市崇淑小学学生来到中央广播电台,播唱一组抗日歌曲,有《上战场去》《为国而死》《战歌》等,赞美华夏之魂,呼吁与敌抗争,颂扬为国捐躯。其中一首题目叫《民族精神》,其歌词如下:

塞北华南,蓦一片炮声起,惊醒了华族之魂。提枪向前,拔刀冲锋,民族魂复兴。谁是天纵的骄儿,谁敢侮华胄神明?来杀向前去,求生来啦,民族英雄!

辽沈淞沪,好一片火光起,烧沸了华族之心。提枪向前,拔刀冲锋,民族魂复兴。谁是天纵的骄儿,谁敢侮华胄神明?来杀向前去,求生来啦,民族英雄!

当时的中央电台节目中救亡调子是非常压抑的,但在这个“娃娃节目”里,孩子们倒常常发出救亡的强音。这大概是“童言无忌”吧。所以,这样激昂的调子在这个节目里一直地唱了下去。(三)

卢沟桥“七七”事变一声炮响,打破了这个密云不雨、压抑沉闷的空气,人们可以无所顾忌地大声疾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了。中央广播电台的播出节目也立刻实行了战时宣传体制,空前的“发扬蹈厉”,充满了战斗气息。除了新闻和抗日演讲外,其他专题节目全部停止;音乐节目只保留军乐,但更多的是播放抗日歌曲。因为一时创作接应不上,抗日歌曲非常缺乏。于是,播放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终日不息。当时还没有录音器材,依赖“蜡盘”片放音,易于磨损,有时放出来的声音走腔走调。尽管如此,这铿锵激越的歌声,使得无数军民热血沸腾,受到了社会的热烈欢迎。

民族大义化成音乐家们的创作热情,一批救亡歌曲应运而生,并由南下的青年学生带到了南京。于是,《大刀进行曲》《救国军歌》《热血》等歌曲,在日本飞机盘旋俯冲的呼啸声中,在敌人炸弹的爆炸声中,也通过这强力电波,化作民族抗争的有力呼喊。

1937年9月,正当上海鏖战和日机轰炸南京最紧张激烈的时候,平津流亡同学会宣传股歌咏队到了硝烟弥漫的南京。他们来自北中国,目睹国土沦丧和日寇的残暴,怀着切肤之痛和与敌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一路南下,用抗日歌声唤起民众。一到南京,他们就广为宣传,到处歌唱,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

9月11日,他们第二次来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党部大院。此时,这个大院已是一片悄悄然,一处处防空工事提醒人们,这个城市正在经受生与死的考验;中央广播电台已经实行分散播音。可是就在这大演播室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人们严肃而又忙碌,仿佛不是演播歌曲,而是举行一场悲壮的仪式;歌声饱和着泪水升起来了……听,赵启海的《松花江上》,张瑞芳的《牧童歌》,谭兴枢的《九一八小调》,雄浑的大合唱《打回老家去》《前进歌》《救国军歌》等等。这歌声,飞向千家万户,飞向喋血战场,飞向防空掩体,使多少中华儿女抛洒下激愤的热泪。特别是那曲《九一八小调》,那浓重的东北乡土的韵味,使人悲怆、愤怒而又令人深思:

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杀人放火真是凶!东北的父老有三千万,时时刻刻都在痛苦中!

这首小调,唱出了日本侵略者的罪恶,唱出了东北人民的苦难,也唱出了不抵抗政策的荒谬。

人们在深深思考,中央广播电台的一些同人也在深深思考:为了宣传抗日,曾走过了多么不平坦的路程!

“南京之莺”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广播界升起了一颗播音明星,被誉为“南京之莺”,她就是中央广播电台的女播音员刘俊英。

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草创伊始,很多工作远未筹划周全,如和听众直接发生关系的播音工作,迟迟未能步入正轨,除了一位男播音员黄天如先生外,几乎无固定的合格的国语播音人员,张三李四都可以去凑合一阵。于是,每日从那高耸云天的铁塔天线上播散四方的常常是“吴语普通话”“江淮普通话”等等。而当时记录新闻占的比例很大,各地收音员不仅要听,而且要记。由于方言的阻隔,他们常常为之困惑,叫苦不迭,每每写信呼吁。有一次,竟由总务科长陆以灏播音,他说的是一口地道的江苏太仓话,还夹带一些方言俚语。听众哗然,批评的信函纷至沓来。显然,这对作为堂堂“中华民国”喉舌的中央广播电台,可谓大煞风景。

1932年11月,中央广播电台扩建成75千瓦的大功率广播电台,声波远被,影响剧增。切实解决播音这一重要问题,已在所必然。

(一)

1933年,中央电台派总工程师冯简等赴北平主持招考播音员的工作。一者广播在当时属新文明的产物,二者有“中央”的来头,三者是明码标价的高额薪金,当然引起许多人的极大兴趣。消息一经见诸报端,平津一带青年趋之若鹜,全国各地跋山涉水前往应试者也大有人在。设在西长安街电信局的偌大考场,竟为两三千名考生挤得水泄不通。笔试除了历史、地理、国文、数学,还加了一项颇为新颖的内容:通篇用拼音字母写一行文自然流畅的文章。这成了考生们难以通过的隘口。刘俊英——来自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考生,却轻而易举地通过了,她各科成绩俱佳,尤其那篇颇具文采的文章,使人拍手称妙。口试,这是更难逾越的障碍。主考人冯简,早年南洋大学电机系毕业,美国康奈尔大学电机硕士,曾任东北大学教授,是位知识渊博之士。他在文、史、哲、地领域内广泛提问,弄得不少青年大汗淋漓。刘俊英却对答如流。这场口试,似乎变成两位朋友的促膝谈心和切磋学问了。冯总工程师很赏识面前这位青年女子的才华、气度和素养。自然,刘俊英被录取了。同时录取的两位女学生是吴祥祜、张洁莲。

刘俊英当时已25岁,河北沧县人,但久居北平。在北平,她度过了小学、中学时代,又进入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攻读教育学。她被中央电台录取后,便中辍了学业。1933年10月1日,她来南京报到,当上了播音小姐,踏上了为当时无数青年所仰慕的其实于她是坎坷不平的道路。(二)

三个姑娘都是精选而来的女强手。她们在中央电台以特有的播音韵味,使听众耳目一新。随着节目设置日趋丰富,并逐步形成系列化,这就为她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她们的共同特点是:能写稿,能播音,能歌咏,能演播话剧,所以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尤其是刘俊英,她才思敏捷,文笔流畅,嗓音圆润,多年的北平生活,为她的准确发音打下坚实的基础;良好的文化素质,使她恰到好处地把握语言的抑扬分寸,特别是儿童节目,自编自播。那些趣味横生、知识丰富的文章,通过那娓娓动听、令人陶醉的声音表现出来,不但使少儿听众为之着迷,多少成年听众也深感兴趣。这档节目大多安排在晚饭后的“黄金时间”播出,听众几乎无所不知。每逢此时,早就有不少人静候恭听,几乎成为一种时尚。很多人总想了解这位播音者是谁,甚至想见见面,信件、电话不断,访问者纷至沓来。但是主持工作的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副处长吴道一规矩很严,他反对女播音员出头露面,所以一律挡驾。

广播是没有国界的。刘俊英的播音不仅在国内影响日深,逐渐地在东南亚甚至当时的敌国日本也为很多人欢迎。当然,这中间主要是华侨、华裔,但在日本很多粗通华语的国民中也不乏其人。由于这种原因,日本政府的喉舌《朝日新闻》驻南京特派员宫崎于1935年春来中央电台专访刘俊英。吴道一不失礼节地接待了这位东洋记者,但仍委婉挡驾。长于言辞的宫崎在这位电台长官面前,最后弄得无话可说了,失望地离开了办公室。忽然间,他被一个熟悉的女声叫住了,是一位举止斯文而又落落大方的青年姑娘。她正是刘俊英。这使得宫崎喜出望外。原来刘俊英对吴道一这类做法早就不满,诸如限制女播音员的正当社交,不让女播音员播出重要稿件,等等。刘俊英偏偏是个有着追求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强烈意识的人。早在幼年时代,母亲迫令她缠足,她却是白天缠,晚上放,弄得家规很严的母亲也一筹莫展。如今,她自会自己管束自己,对吴道一所施予的这一套,她自然要挣脱开去。今天听说吴道一拒绝宫崎来访,决定冒犯一下这位上峰,以此表示自己的反抗。她就这样接受了宫崎的采访。

1935年4月15日,日本东京《朝日新闻》以显著地位和醒目标题刊出《南京的夜莺访问记》,副题为“美妙动人的声音,漂亮动人的小姐,果然是金铃般的声音”,并且配发了一幅刘俊英的半身侧面照片。图片说明文字是这样写的:“南京有一位有着优美动听声音的女播音员,她的声音美得好像金银的树叶飞舞飘落,又像春之女神摆动着金铃的声音。在听取南京广播的人们中间,常有人问起:‘这是怎样一个女人?是叫什么的女人?即使能听见声音,也看不见她的样子。’本文对南京的夜莺的真实面目做了采访。”

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听众方知刘俊英真名实姓和真实面貌,“南京之莺”的美称也就传扬开来。这件事对于吴道一来说,生米已成熟饭,只能瞠目以对了。当然,难免有些人以为刘俊英要借助报纸的吹捧而扬轻。其实刘俊英绝非这样的人。就在她名声大噪之时,南京碑亭巷有家照相馆弄到刘俊英那张相片,放大着色,悬于橱窗之内,并配以溢美文辞。刘俊英闻讯,前往交涉,将相片收回,并当场撕毁。她不需要那些浮华的捧场。

当时那种社会对人的要求往往是苛刻的:不但要有才气,而且要有俗气。这俗气,就是要寻找后台,还要有善处世事和运筹各种条件的能耐。刘俊英两“气”之中,只居其一。她性格娴静、内向、孤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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