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志,赵秀丽,张丰兰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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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公有资本论(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第一辑)试读：
出版说明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理论武器，加强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深入推进，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迫切需要我们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研究新情况，分析新矛盾，解决新问题，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时代变迁呼唤理论创新，实践发展推动理论创新。当代中国的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要想适应时代要求乃至引领思想潮流，就必须始终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生机和活力，使马克思主义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为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组织策划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丛书。作为一个开放性的论库，该套丛书计划在若干年内集中推出一批国内外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高端学术著作，通过大批马克思主义研究性著作的出版，回应时代变化提出的新挑战，抓住实践发展提出的新课题，推进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我们希望“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的出版，能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为推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学做出更大贡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谨以此书
献给忠诚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
献给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建构者！
献给值得骄傲的、在科学道路上勇于冲锋陷阵的、我亲爱的战友们、同学们！
纵然说“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但“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纵然说，个人力量微不足道，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力量……
但著者作为行者，愿与长途跋涉后还在跋涉的人同行……
序言
(一)
没有科学的历史观就没有科学的发展观。迄今为止能称得上科学历史观的恐怕依然只有唯物史观。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中，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乃至整个人类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其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绝不会灭亡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之前，是绝不会出现的。从历史发展的纵向链条上看，像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孕育在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之中一样，社会主义经济结构也孕育在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之中，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从历史的横断面上看，像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可以同时出现在世界各大洲一样，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也可以同时雄踞在全球的东西南北各个区域，甚至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之中，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绝不仅仅是一种历史存在，还是一种历史创造，而无论是历史存在还是历史创造归根结底都是人的活动，都是人们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中的共同活动。
(二)
资本主义社会是以资本为资源配置、经济运行、财产分配的主体，以雇佣劳动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根基，以商品和货币为人与人之间交换和交往的媒介，以市场为资源配置、经济运行、利益分配的方式的社会形态。从起源看，“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注1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从市场特征看，“货币占有者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就必须在商品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这里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注2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从社会关系上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以私有制为基础，以自由、契约、法治、谋利为交换和交往的原则，以获取高额利润即以获取雇佣劳动者创造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剩余价值为驱动力的。该社会的基本矛盾是财产财富的私有制与市场化联合生产即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不仅表现为生产相对过剩或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危机，而且表现为社会财富和社会贫困的两极积累。
(三)
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以人为本、以公有制为基础、有计划配置劳动和资源、实行“按劳分配”、追求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社会形态。在这里，“人”不是抽象的自然人，而是具体的社会人并且是作为公有制度构成要素的人；“公有制”不仅是一种制度选择或制度安排，而且是一种制度诉求和制度结构；“有计划”不仅是对人的社会劳动和资源系统的节约和尊重，而且是对人的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的保护和回馈；“按劳分配”，不仅是对人的劳动能力及其所创造的社会财富的制度性的肯定，而且还是对劳动光荣、劳动神圣、维护劳动者尊严、做劳动者的公仆以及劳动经济学取代资本经济学的制度性保证；“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不仅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而且是向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需要。因为，在这里，“社会”不仅直接表现为“人的世界”，而且还注3直接给每一个人提供“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然而，虽然社会主义在逻辑上是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展的产物，但在现实社会，例如在当代中国社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内在逻辑却演绎了“墨菲定律”阐释的“复杂神奇”。
(四)
社会主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六十五年的历史进程中，以改革开放为总背景，先后实行了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即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由此，中国社会主义先后经历了产品经济、商品经济、货币经济(GDP经济)、混合经济的形态。如同习近平同志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的那样：“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一重大理论突破，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注4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从理论上看，这个突破首先揭示了“公有制”同“市场”之间也存在内在联系，由此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主体”找到了与之相匹配的“社会化的经济运行方式”；其次，揭示了 “私有制”同“市场”之间不相适应的一面，使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市场化经济运行方式之间的“非自洽性”显现出来；最后，把由经济主体决定的“经济制度”，同由经济运行方式决定的“经济体制”区分开来，从而在全新的理论框架中既阐释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极为复杂的矛盾二重性，又阐释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
(五)
党的十四大这一重大理论突破，在逻辑上有着巨大的拓展空间。然而，这个拓展空间是什么，其拓展方向在哪里？1995年，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同志这样指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社会主义市场注5经济的性质。”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而且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注6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又明确提出：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最重要的是使国有企业形成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积极探索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国有资本通过股份制可以吸引和组织更多的社会资本，放大国有资本的功能，提高国有经济的注7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
(六)
应该说，党的十五大十分清楚地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和方向——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独特规定及与之相匹配的公有制主体的存在形式(即公有资本，而不是实现形式，即股份资本)，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独特职能与作用及其在市场经济体制和混合经济中的基础(即国有企业)的独特地位。因为这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中“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注8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注9础性作用”、“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
注10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注11的理论前提、政策前提、政治前提，也是正确定位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混合经济中公有资本的运营主体，并以股份制为纽带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理论前提、政策前提、政治前提。然而进入21世纪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被全球化浪潮的巨大势能冲击得面目皆非了，以摆脱社会主义为目的的理论、政策、措施不仅形成了巨大的思想势能，而且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势能，因此，这种拓展被搁浅了、中断了。
(七)
中国改革开放向何处去？是转向资本主义道路，还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是改旗易帜，像苏联和东欧那样交出人民政权，还是依据宪法坚定不移地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些尖锐的道路问题、制度问题、理论问题迫切需要中国领路人来回答！在这个关键的历史转折点，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探索民族复兴道路，是极为艰巨的任务。九十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注12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 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注13的前景。”
(八)
毫无疑义，中国的领路人是自信的。党的十八大报告特别是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坚注14定不移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尤其是经济理论的自信应该表现在哪里呢？本书认为，这种自信应该表现在：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揭示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同社会化的市场经济体制结合在一起的内在根据；揭示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主体存在形式的公有资本同作为公有制主体实现形式的股份资本之间的内在关系；揭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承载的商品经济、货币经济、混合经济必然会转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经济的内在依据；揭示国有企业作为公有资本市场运营载体，同社会主义政府作为公有资本监管主体之间的必然关系；揭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每个个体公民在监管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因为这些理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进一步拓展，也是从根本上对其进行创新，还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九)
前不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拙作《论资本的二重性兼论注15公有资本的本质》。本书是该书的逻辑延伸。如果说该书应用《资本论》的方法，在劳动二重性与雇佣劳动二重性的理论基础上，揭示了资本的二重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要以公有资本为主体、必然要发挥公有资本的主导作用，从而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学最终要建立以公有资本为逻辑主体的理论体系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依据，那么本书就是沿着该书的逻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内在关系，公有制与资本私有制与资本主义混合所有制的复杂关系，各种产权性质不同的经济主体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那种既相契合又相矛盾的二重关系，各种不同国体框架中的政府的不同职能，中国社会主义公有资本的运营体制、管理制度、监督制度，都进行了别开生面的马克思主义学理性的探索和研究。如果说该书是强调公有制经济主体的制度安排具有与时俱进的特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不能以物质形态的国有资产为主体，那么本书则强调公有资本是公有制经济主体的存在形式，它在市场经济体制和混合经济形态中会有各种各样的实现形式。
(十)
毫无疑问，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资本基因重组在一起，使社会主义公有资本成为公有制经济主体的存在形式，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这不仅需要伟大的实践，而且也需要伟大的理论。本书认为：(1)只有真正搞清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逻辑关系和现实关系，才能阐明社会主义公有资本作为公有制主体存在形式的可能性和必然性；(2)只有真正搞清楚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之间的内在联系，才能搞清楚公有资本的本质、属性、具体形式和实现形式；(3)只有真正搞清楚市场经济体制(尤其是以互联网为技术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化的资源配置方式、经济运行方式、收益分配方式，才能真正搞清楚市场在本性上与公有资本更加契合，也才能从新的视角重新设计“政府和市场”的关系；(4)只有真正搞清楚“资本”在全球化浪潮中还是“主角”，才能确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必须以“资本”为纽带，同非公有资本和外国资本发生一切竞合关系；(5)只有真正搞清楚资本具有二重性，才能从公有制和资本交叉的二重视角去确认公有资本所有者、占有者、受益者之间的合法关系，也才能真正保卫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基础的安全。
导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资本理论势在必行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理论创新对实践创新具有重大先导作用，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理论创注16新为先导。——习近平
一、必须强调公有资本是公有制经济主体的存在形式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在市场经济体制中，资本是资源配置的主体、经济运行的主体、财产分配的主体；在市场经注17注18济形态中，社会财富一方面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 ，另注19一方面表现为“执行职能的资本”，这是因为“1.产品作为商品注20和2.商品作为资本产品的性质，已经包含着一切流通关系”，而注市场作为流通场所或空间“是商品占有者的全部相互关系的总和”21。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资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一样的。但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所不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中发挥作用的资本，既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中的资本，也不是当代西方经济学体系中的资本，而是一种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中都前所未有的资本形态——公有资本。
公有资本作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公有制经济主体的存在形式，表明的恰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形态的独特性质。一方面，“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社会注22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本质上不是一种具有主体性质的经济形态，而是一种具有主体运行环境特征的经济体制。因此，仅仅从市场经济体制本身无法确定市场经济形态究竟是具有什么性质的经济形态或经济制度；相反，只有从经济主体的性质或经济制度的性质出发，才能确定市场所承载的经济形态的性状或市场经济本身的性质。
从近现代经济历史过程来看，市场作为经济体制依次承载了以商品、货币、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形态。尽管在资本出现之后，商品和货币演化为隶属于资本的经济要素，商品所有权转化为资本占有权，货币权力转化为资本权力，但商品和货币毕竟作为不同于资本的主体始终独立存在。从当今世界现状看，市场经济体制之所以能够与社会主义相契合，是因为市场作为经济主体活动的框架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最具社会化的资源配置方式、经济运行方式、财产收益分配方式。不仅如此，市场的这种全球化意义的社会化性质，与社会主义宏观调控机制更为匹配，与公有制经济主体利益更为契合，这是因为“公有制与社会化”比起“私有制与社会化”来说更为接近，“公有资本”与“市场经济体制”在本性上更为一致。
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进程来看，公有制经济主体及其存在形式公有资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一直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对于这种作用，党的第十五大报告中给予了明确表述：“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注23制度。”“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注24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与此同时，“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注25中的基础性作用’”。
公有资本作为公有制主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存在体，是我国国有资本、集体资本，以及非公有制经济或混合经济中的国有控股资本和集体控股资本的一般形式，而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国有控股和集体控股等，则是公有资本的具体形式。至于混合经济或股份制经济却只是公有资本(主要是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的一种实现形式。在这里，必须把公有资本的一般形式、具体形式、实现形式严格区别开来。这是因为，经济范畴在本质上是各种不同社会性质的经济关系、交换关系、生产关系、利益分配关系的理论表现方式，而不是简单的现象描述。从这个意义上看，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相比，唯有公有资本才能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中公有制经济主体独特的存在形式。
难道不是吗？在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和市场经济中，国有资本(国有企业)、合作资本(合作企业)、股份资本(股份公司)不仅比比皆是而且源远流长。早在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就把股份公司与政府企业、私人资本与股份资本进行了对比，他说：“股份公司的成立。由此：1.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个别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注26同时，以前曾经是政府企业的那些企业，变成了社会的企业。2.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注27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注28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
二、必须强调公有资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新
如果说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主体找到一个更为有效地社会化运行的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的重大突破；那么把社会主义与资本进行基因重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主体找到一个与其经济体制相匹配的存在形式，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伟大创新。
从实践角度看，公有制虽然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是私有制产生的温注29床，但是，自20世纪初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来，公有制无论在现代经济生活中还是在理论分析框架中，都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对立物而存在。不管当代理论界如何评价，经济学说史和经济发展史的基本事实都告诉我们，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特有的制度基础，资本是资本主义独有的制度标志。从国际社会视角看，公有制表征的是曾经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抗衡了近一个世纪的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视角看，公有制代表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帜。这面旗帜代表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走过的路，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血战到底、争取独立自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路。历史已经证明，只有这条路才能救中国。这面旗帜代表支撑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经济基础，即由全中国人民辛勤劳动换来的巨大经济成就。历史同样已经证明，如果没有全中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及其所凝结的公有财富，就不会有一部分人在短短的三十多年间先富起来以及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伟大奇迹。这面旗帜还代表今后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注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30。
从理论上看，如果没有公有制，按劳分配就是一种虚幻；如果没有公有制，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不可能只靠劳动，先富起来的人也绝不可能带动其他人都富起来。因此，只有坚持公有制这个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社会主义社会才能从制度上杜绝“贫富差距的两极化”，也才能实现真正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因为分配关系决定于所有制关系或财产权关系；分配首先是生产条件(资源和生产要素)的分配，然后才是产品和收益的分配。例如，“谁投资、谁受益，同股同权、同股同利”就是资本主义财产关系体系中关于收益分配的“一般原则”或“普适真理”。这是因为，在以资本为主体、为主导，以资本占有剩余价值(利润)为主题的经济关系和利益体系中，资本天经地义地“就意识到自己是一种社会权力，每个资本家都按照他在社会总资注31本中占有的份额而分享这种权力”。这种社会权力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就是以“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平均利润率规律。又如，即便在以“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为特征的市场经济体制中，财产收益的分配也同样是决定于所有制和财产所有权，这就是无论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很熟悉的：资本所有权获取资本收益，土地所有权获取土地收益，劳动力所有权获取劳动收益。然而，资产收益和土地收益是真正的财产收益或财富收益；劳动收益不过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即工资而已。
上述分析表明，公有制和资本作为经济范畴表征的是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性质的制度体系：前者表征的是“以人为本”，即以构成社会的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本的社会主义制度；后者表征的是“以资为本”，即以无偿占有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利益为本的资本主义制度。
在这里，我们强调这一点正是强调公有资本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创新的关键所在。
所谓“创新”，在笔者看来，它的基本含义是前所未有的创造。它通常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介于秩序与混沌的边缘，或在已知与未知的交界处进行的创造——这种创造的意义是在“此”和“彼”之间建立起一个既“非此非彼”却又“亦此亦彼”的桥梁，将此岸世界引向更深远的彼岸；第二种是开天辟地的创造、横空出世的创造——这种创造的意义在于开出一个新世界。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是第一种类型的伟大创新，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资本理论与实践就是第二种类型的伟大创新。因为前者作为“重大理论突破”，其意义正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找到一个与全球化世界相互连接的路径；而后者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中的存在形式，恰恰表现出异峰突起的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在笔者看来，原本无须强调，因为“中国”本身就是特色。难道不是吗？试问在当今世界，还有哪个国家具有5 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经过几千年的沧桑岁月，把56个民族、13亿多人紧紧凝聚在一起？ 没有！没有！除了中国一个也没有！在20世纪最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看来，在他用来进行“诸种文明”比较的21个社会样本中， “中国社会”是他“持续探究注32的对象”，“是唯一延续至今的社会”。
为了更清楚地认识公有资本的伟大意义，我们需要指出：资本，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不仅具有各种不同的经济性质，例如有的“姓私”、有的“姓股”、有的“姓国”，而且还具有各种不同的社会性质或制度区别，例如，它们分别姓美、姓欧、姓日、姓其他，但就是没有“姓公”和“姓社”的。这就是说，公有资本、社会主义资本是中国特有的，它在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它所承载的第一重含义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全体公民与国家财产之间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它承载的第二重含义则是由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决定的、由我国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运营的那部分具有增值功能的价值实体，这个价值实体内包含着公有制经济主体和经济关系，以及非公经济和外国经济的关系。由此，公有资本承载的第三层含义，是它所承载的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变化、不断由利润转化为资本、具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的资本量和经济关系。从它涉及的产业形态上看，它时而采取货币资本形态，时而采取生产资本(生产要素形态和劳动力形态)或商品资本的形态；从更广泛的国民经济形态上看，它除了具有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业资本的形态之外，还具有制度资本、产权资本(即所有权资本)、职能资本(经营资本)、银行资本、金融资本、虚拟资本、信用资本、土地资本以及自然资本(包括资源资本和环境资本)等具体形式。公有资本作为我国公有制经济主体，如何计量它的资产含量和价值含量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三、必须认清公有资本内含的公有制与资本之间的矛盾
揭示公有资本内含的矛盾，既要正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达到的理论高度，又要正视活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公有资本所内含的基本矛盾。
众所周知，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公有制不是建立在资本私有制基础上的，甚至也不是建立在具有社会化性质的资本所有制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33的。如果没有公有制，按劳分配就是一种虚幻；如果没有公有制，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不可能只是靠劳动，先富起来的人也绝不会带动其他人都富起来。这是因为，分配关系决定于所有制关系或财产关系——分配首先是生产条件(资源和生产要素)的分配，然后才是产品和收益的分配；现实生活中的所谓“谁投资、谁受益”就是生产当事人对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的最真实概括。这就是说，公有制作为一种高于或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利益关系，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孕育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社会结构之中的，或者更直白地说，它是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形态。因此，要想深刻地认识公有资本所内含的内在矛盾，就必须首先认识什么是资本。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资本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注34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并在劳动二重性特别是雇注35佣劳动二重性的基础上，揭示了资本的二重性。在他看来，资本作为生产方式，既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又是孕育未来社会主义制度的母胎；这种生产方式是以资本为生产、流通和分配过程的主体，以不断追求和获取剩余价值为生产和运营的目的，以完备的市场体系为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运行方式，以科学技术为生产和经营的技术基础，以法律体系和信用体系为制度保障的社会化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表明：“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注36起来。”与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以劳动力商品的社会规模存在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关系、商品买卖关系、货币价值(价格)关系、市场供求关系、产权(权能)收益关系，以及与所有这些关系同时发生的竞争关系和约束关系。这种关系的总和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利益关系的现实形态。人，在这种现实的经济形态中，“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
注37者”。资本的二重性还表现在，它既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济注38制度的主宰，又是以“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为特征的市场运行机制的灵魂；既拥有占有剩余价值的法定权利，又有拥有再分配高额收益的权力。同时，资本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还一方面表现为注39注40一个能够“自行增殖的价值” ，“它是一种运动”，即一种以注41资本家作为“社会机构”的“主动轮”的运动，另一方面表现为一种公正、公开、公平占有剩余价值的权利。《资本论》在对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分析中，揭示了资本生产、实现、分配、占有剩余价值的秘密。这不仅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秘密，而且由此使空想社会主义走向科学社会主义。剩余价值是《资本论》中与资本相对应的另一个重要范畴，是马克思对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本质关系的理论抽象。从生产过程来看，剩余价值是隶属于资本的雇佣劳动者在工作日的剩余劳动时间中创造的、归资本家阶级无偿占有的价值；从流通过程来看，它是G—W— G’( ΔG)中的增殖额ΔG；从分配过程来看，它既是资本的各种收益，如利润、利息等的一般形式，又是资本主义各种社会权益，例如土地所有权收益(地租)等的价值源泉。然而，从唯物史观这一宽广的视角来看，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的价值形式，剩余价值规律是价值规律、商品所有权规律转化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的理论表达形式。对此，马克思曾经这样说：“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才有历史的价值……他狂热地追求价值的增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注42形式创造现实基础。”
当今世界依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资本在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的当代，不仅没有消亡，反而依然活跃着。它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相对立，又与它相联系。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现状看，中国不仅苦于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注43式的发展，而且还苦于自身资本生产方式的不发展。这是因为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旧中国，是一个社会化生产极其落后的、以自然经济小生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因此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的。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中国……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注44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计划。”小平同志还说：“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我们国家来讲，首先是要摆脱贫穷。要摆脱贫穷，就要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注45义。”
综上所述，如果说资本二重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表现为社会财富的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矛盾的二重性，或者社会财富的少数人占有与大多数人的相对贫困之间的矛盾，那么资本二重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就表现为社会财富公有制与相对不发达的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或者说社会财富的共同占有与社会化生产相对不发达的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物质经济财富相对贫乏的二重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内部的矛盾二重性，实质上是在社会生产力相对不发达的基础上，公有制本质与实现这种本质所需要的生产方式的现实状况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个矛盾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必须不断进行变革和创新：一方面，公有制的本质决定着中国社会生产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绝大多数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另一方面，中国目前相对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上升空间极其广阔。在这里，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目标，不仅是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灯塔，而且是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市场经济在不断创新中高歌猛进的旗帜。
四、必须明确公有资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对于公有资本矛盾二重性来说，需要坚持的是公有制的目标，需要变革的是实现目标的手段，而不能相反。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反复强调公有资本是公有制经济主体的存在形式，其本质是公有制经济主体本身；公有资本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既表征宪法框架中的全体公民和国家财产之间的关系，也表征它在市场经济中以“资本”为纽带，同非公资本、境外资本建立的生产关系、交往关系、经济关系和利益关系。由于市场运行机制或市场经济体制具有“中性”特征，即它不相信资本主义，也不相信社会主义，只相信以价值规律为基础的竞争规律；由于市场既不相信“旗帜”，也不相信 “为人民服务”，只相信优胜劣汰、只相信实力，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资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耦合在一起之后，只有一条血路，那就是到市场上与非公资本、境外资本拼杀。当然，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实践其实已经充分证明了，如果使公有制度的优势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互补，那么我们的制度优势和体制优势是非常有战斗力的。
然而，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程，我们会发现，由于受新自由主义影响，我国理论界有意无意地“去掉”了两个重要范畴：其一，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去掉，用世界范围的市场一体化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二，用市场取代资本，硬是用市场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取代市场配置主体——资本。很显然，这两个“去掉”的关键是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替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科学认识公有资本的二重性，必须借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是《资本论》的矛盾二重研究方法。在这里，所谓二重性是介于事物现象与本质之间的那种表现为相互对立实际却相互联系的征兆与特质，例如，作为资本构成要素的二重性——货币权利和劳动力商品及它们各自的二重性，又如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构成系统的二重性——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及它们的互动。所谓二重方法，如同恩格斯所说：“我们采用这种方法，是从历史上和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关系出发，因而在这里是从我们所遇到的最初的经济关系出发。我们来分析这种关系。既然这是一种关系，这就表示其中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我们分别考察注每一个方面；由此得出它们相互关联的性质，它们的相互作用。”46
在公有资本这个概念中，公有制和资本就是一对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具有二重性的范畴。对这对范畴进行分析的科学方法首先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如前所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一生两大科学发现。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史的过程；无论哪一个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其所容纳的生产力全部释放出来之前，是不会灭亡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在其能够生成的条件没有具备之前也是不可能诞生的；从历史发展的纵向链条上看，像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孕育在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之中一样，社会主义经济结构也孕育在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之中，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从历史的横断面上看，像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可以同时出现在世界五大洲一样，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也可以同时雄踞在全球的东西南北各个区域，甚至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绝不仅仅是一种历史存在，而且还是一种历史创造，而无论历史存在还是历史创造，都是人的活动，即是在既定的国家框架或地区制度框架中的众人的活动的产物。毫无疑问，在信息化和网络化的背景下，无论哪个国家的思想理论活动、政治活动、经济活动、文化活动、社会活动、自然活动都是各个国家和各个地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产物。毫无疑问，在这种全球化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中，中国如何选择、如何设计、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问题。
如果离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那么我们对资本的认识，包括对公有资本的认识就会出差错，甚至丧失理论自信。例如，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我们正确地提出了“公有资本”这个概念，但是不知为什么以后就不再使用了。相反，却用并不能反映公有制经济主体本质的国有资本、集体资本、股份资本来替代公有资本。在这里，我想要强调，离开公有制就离开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离开了公有制，去发展资本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在这里，我们必须从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的角度来看资本，作为一种剥夺社会劳动和社会财富的大私有制，它“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注47；从市场关系与资本关系结合的实际情况来看，以贯彻“自由、注48平等、所有权和边沁”原则为特征的商品经济活动，一旦与资本发生联系，其内在因素的辩证发展，就会不可避免地使商品所有权规律转化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于是，“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他人无酬劳动或它的产品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成了似乎是一个以它们注49的同一性为出发点的规律的必然结果”；从资本发育过程来看，资本的成长取决于资本的积累，而不管是资本的原始积累还是现代积累，都是以资本积聚或集中的形式占有社会财富，已经积累起来的资注50本越多就越能更多地积累；从历史形态来看，资本积累的前提，是在社会范围上的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相分离；而资本积累的实质，则是把对过去无酬劳动的所有权作为现今以日益扩大的规模占有活的无注51酬劳动的唯一条件；资本积累的社会后果，必定是一边是财富一注52边是贫困的两极积累；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则是资本集中的内注53在规律必定导致资本外壳的自我爆炸或资本关系的自我扬弃。
总之，《资本论》不是从市场当事人的主观立场出发而是从科学研究的客观立场出发，即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实际状况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制度基础、运行机制、分配形式赖以形成的必然性；它不是用静止不变的观点而是用运动变化的观点，即与时俱进的观点，去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经济形态的暂时性和过渡性；《资本论》通过对自然、社会、人类、劳动、商品、货币、市场、特别是资本运动的演化规律的研究，具体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发展观，即“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注54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注55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应当说，《资本论》所表达的马克思的这些基本观点，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公有资本的本质、属性和具体形态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上篇公有资本的本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再认识第一章公有制使“空想” 变为“科学”: 经典社会主义理论再思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56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习近平
从16世纪初(1516年)托马斯·莫尔的著作《乌托邦》出版算起，“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在人类思想史中一直备受关注。由于那些思想家(包括许多很伟大的思想家)对社会主义的“设想”没有和人类大众的生活特别是经济生活联系在一起，所以那些设想和设计被后人定位为“空想”。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思想史上一切优秀成果，也汲取了19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养分，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刻分析以及对工人运动的科学总结，发现了剩余价值学说，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从实践角度看，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以及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从思想运动转变为社会发展道路、构建社会制度的起点和标志，即社会主义从一个城市实践到一个国家实践再到多国实践的标志。站在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门槛，回首历史，总结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内核”，我们会发现，空想社会主义留给科学社会主义和实践社会主义最宝贵的财富是“公有制”。这个合理内核，不仅对我们正确理解科学社会主义大有裨益，而且对我们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意义重大。第一节 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内核”是什么？
空想社会主义产生于16世纪初，结束于19世纪30—40年代，其影响几乎遍及欧洲，甚至远至美洲。托马斯·莫尔、托马斯·闵采尔、托马斯·康帕内拉等人，是空想社会主义的早期开创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是空想社会主义的集大成者。空想社会主义是人们对未来社会的美好向往与憧憬，说它空想是因为它是一种缺乏现实力量和正确实现途径的理论设想。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将其定位为“幼稚无产阶级专政的幼稚空想”，但在这些设想中包含的极其宝贵的合理内核，也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思想来源。在科学社会主义创立后，空想社会主义逐渐失去了影响。
一、空想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在恩格斯看来，“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注57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也就是说，任何理论和学说，都是要回答某个历史环境下提出的问题的。从来没有一种可以解决任何时代下一切国家的所有问题的万灵药方。马克思主义也认为，任何一种思想的产生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同样，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发展而来的。
人类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和构想自古有之。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之前，古人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并不是我们所说的空想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是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批判者出现的。正如恩格斯所说，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矛盾及伴生于其上的阶级矛盾已有所暴露却又发展得不是很充分的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它是反对资本主义的众多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内涵丰富，具有比较深刻的历史意义。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是空想社会主义产生的现实前提。16世纪的欧洲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社会分工的深化和细化，促进了商品生产；新航路的开辟、新大陆的发现，世界贸易中心的转移，拓宽了世界市场。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方式开始瓦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形成；农民和手工业者加速两极分化，资产者和无产者两种新生的阶级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无论是新生的资产阶级还是新生的无产阶级，他们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过程中，在工作和生活过程中，都表现出与过去曾经出现的阶级的极大不同。广大劳动群众从人身依附的封建关系中挣脱出来，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他们随即又陷入资本主义这种新的剥削方式中，为资本主义所奴役，实际上更加不自由，社会也并不和谐。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注58‘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作为当时资本主义发展领先的国家，英国从15世纪开始资本的原始积累，一直延续了300多年。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描述的“羊吃人”，就是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中圈地运动的真实写照。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最先是从毛纺织业发展起来的。毛纺织业的迅速发展，使得对羊毛的需求激增，羊毛价格上涨，牧羊业成为当时最有利可图的行业。于是新兴的资产阶级竞相经营和扩大牧羊业，发动了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他们用暴力把农民从世代耕种的土地上赶走，把土地围圈起来养羊，抵抗的农民遭到毒打甚至杀害，房子被烧毁或者拆掉。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无以为生，被迫背井离乡、四处流浪，有的成了乞丐，有的被迫偷窃。国家对流浪者不仅不予帮助，反而颁布了各种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英国亨利七世时期的法律规定，可以用鞭打、监禁、烙印、绞刑等办法惩治流浪者。亨利八世时期在原来法律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更为野蛮的条款：身强力壮的流浪者第一次被抓到，就要受到鞭打和监禁；第二次被捕要割去半只耳朵；第三次被捕要处以死刑。仅在亨利八世统治时期，就有7.28万名“盗窃犯”被处决。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如果谁被告发为游惰者，就要被判为告发者的奴隶，主人有权用鞭打和镣铐强迫其劳动，奴隶可以被主人出租、出卖或馈赠，如果反抗就要被处死。圈地运动最初是为了圈占土地来养羊，后来则是圈占土地来建立大农场进行谷物生产。资本的原始积累延续了300余年，可谓是一段漫长、血腥的历史。马克思指出：“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它的实际作用，是用暴力手段迫使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被迫沦为无产者，被赶入资本主义工场，被迫接受资本家的廉价雇佣剥削。
之后法国、德国等国的资本主义也逐渐发展起来。从简单协作手工业到工场手工业，再到大机器工业阶段，期间还经历了地理大发现、德国宗教改革、法国启蒙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些事件有力地催生和促进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并使其绵延经历了不同阶段。特别是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它摧毁了法国的封建关系，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然而，在新的社会制度下，广大劳动群众处于新的枷锁之中，仍然是政治上无权，经济上更加贫困。资本主义社会活生生的现实，打破了启蒙学者对这个新社会的华美预言，无异于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改变社会现状的愿望和要求日益强烈。
空想社会主义是与资本主义不发达阶段相适应的学说体系。根据其产生时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以及这种状况所决定的空想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特点，我们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6—17世纪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16—17世纪正是西欧封建主义制度瓦解和资本主义形成的初期。从14世纪开始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直到16世纪仍在加紧进行，出现了采取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农场、牧场和手工作坊，同时产生了早期的资产者和早期的无产者。新生的资产者扮演着恶霸和海盗的角色，激起了早期无产者的反抗。所以，在资产阶级领导下开展起来的人文主义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中，爆发了城乡无产者试图直接实现本阶级愿望的斗争。与这种斗争相适应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潮产生了，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的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德国的托马斯·闵采尔(约1490—1525年)、意大利的托马斯·康帕内拉(1568—1639年)。这一阶段空想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以人文主义和早期基督教的平等思想为依据，采取文学游记或者传教布道的公告、书简等形式，对腐朽的封建制度加以批判，对刚刚出现的资本主义剥削和掠夺现象进行披露，对未来的理想社会做出令人神往的描绘。在这些描绘中，他们表述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观点，闪烁着“共产主义思想的微
注59光”，为空想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首次把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载入人类史册。在这个阶段，由于封建制度和封建神学在西欧仍然占据统治地位，资本主义正处于形成期，其矛盾和弊端才初露端倪，刚诞生不久的无产阶级极其幼稚，所以，这一阶段的空想社会主义还不能区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无力从理论上对社会主义加以论证，除了闵采尔为实现“千载天国”而不懈战斗之外，其他大多数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只是存有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憧憬，而且普遍带着剥削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杂质，披着宗教的外衣，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
17世纪中期，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挣脱封建束缚的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城乡劳动大众的苦难也在加深。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贫苦大众掀起了掘地派运动，为争取自己的利益而斗争。法国直接受到英国的影响，资本主义也逐步发展起来，农民和平民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风起云涌。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以英国的杰拉德·温斯坦莱(约1609—1652年)和法国的德尼·维拉斯(约1630—约1700年)为代表人物的空想社会主义。他们的思想体系带有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印记，也具备了下一阶段的一些特征，成为向下一阶段过渡的重要中间环节。
第二阶段是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法国还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并不充分，社会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但是这时的法国工场手工业大量涌现，占绝对优势，资本主义性质的大农场也开始建立。随着资产阶级经济实力的增长，为资产阶级革命做准备的启蒙运动开始兴起。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封建势力进行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资产阶级在革命的初期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其虚伪性也日益暴露，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在普遍注60的幸福中得到解决”。所谓的“自由”，是资产阶级剥削的自由，小生产者失去财产的自由，无产阶级更加贫困的自由；所谓“平等”，是纯粹在法律面前的形式上的虚伪的平等；所谓“博爱”，只是对人注61剥削人、人压迫人的讽刺性代名词。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无产者所受的剥削和压迫也在加剧，资产者与无产者的矛盾也在加深。于是，在法国启蒙运动中出现了抗议资本剥削、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在法国大革命中又出现了平等派运动。这一阶段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第一次以一种完整的理论形态出现在欧洲思想史上，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让·梅叶(1664—1729年)、摩莱里(生卒年不详)、加布里埃尔·马布利(1709—1785年)和弗朗索瓦·巴贝夫(1760—1797年)。这一阶段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特征是：以16世纪以来流行的自然法学说为依据，从理性出发来考察和解释社会现象，着重从理论上探讨社会主义的一些重大原则，论证社会主义代替现存制度的合理性，在公开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天主教会的同时，把矛头直指法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并与法国重农学派和启蒙思想家们展开激烈的论战；大多数人还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对未来理想社会做出了具体规定，对实现的途径和依靠的力量做了探索。这一阶段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基本上脱去了宗教的外衣，“已经有了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但是普遍具有绝对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的倾向，只能作为一种粗鄙的共产主义存在。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在社会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因为它确立了“平等”在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核心地位，并将这种“平等”由政治平等发展到经济和社会平等。
第三阶段是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称之为“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体系”。在19世纪的英国和法国，资本主义逐步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物质技术基础——大机器工业，并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最终确立起来，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产生了。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但是还不尖锐，无产阶级还没有自己的政治运动。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诞生了，其主要代表为法国的克劳德·昂利·圣西门(1760—1825年)、沙利·傅立叶(1772—1837年)和英国的罗伯特·欧文(1771—1858年)。这一阶段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特征为：以18世纪启蒙学者的思想和古典经济学为理论依据，用历史的观点和经济学理论论证未来理想社会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性；全面深刻地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详尽地制定社会改造方案，提出了许多天才的猜测；探索并论证了实现这些理想社会的途径、具体方法和步骤以及依靠的力量问题。总之，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建立了完整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为后来的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材料。但是，由于当时工业革命的发展不平衡，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还未充分显现，阶级斗争还不发展，同时也由于这三位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生活状况和唯心史观的限制，他们迷信理性的威力，否定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幻想依靠统治阶级，采取和平途径，通过宣传、教育和试验的方式，来实现他们的社会理想。这一缺陷使得他们的理想只能是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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