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唐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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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生长(2017)试读：
写给二十年之后的我（代总序）
六十六岁的我：你好啊。
我有个大我九岁的哥哥，昨天开车离开北京，去海边了。他恨北京，但是又怕冷，所以冬天像熊一样宅在北京的暖气里，暖气一停，海棠花一开，他就逃离北京，去山东的海边杀掉一年里的其他时间。
就像他习惯性地恨北京一样，他也习惯性地打压我，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总强调我不如这个人、不如那个人。当我在世俗的标准里似乎比这些人牛逼了之后，他又会强调一切到最后都是无意义的，无论从宇宙还是佛法的角度看，我们都如恒河沙一样平淡无奇。昨天，我给他饯行，他没喝酒，平生第一次没打压我，说了如下的话：“老弟啊，我不是打击你啊，其实人和人都差不多，谁能比谁强多少啊？但是，极其个别的人，后天遭遇了绝大多数人没遭遇的事儿，还万幸地活了下来，就成了所谓的天才。所以，天才不是天生的，天才是后天的偶然。比如我一个同学，失手把三岁的儿子从三楼摔了出去，儿子竟然没死没伤，之后看什么事物都是0和1的组合。后来他儿子就成了顶尖的电脑黑客。我回想你的成长，你五岁那年生了场大病，甲肝、高烧、胆道蛔虫剧痛，差点儿没死掉，活过来之后，你脑子坏掉了。还有啊，十岁那年夏天，下雨，你不赶着回家，在槐树下坐着，看中学的女生放学往家赶。雷劈下来，槐树死了，你没死，你脑子进一步坏掉了。所以，从今天起，我承认你与众不同，是个后天形成的天才。”
今年的生日很快就要到了，我很快就要四十六岁了。被我哥哥的话提醒，回看我被雷劈的前半生，我如果在二十六岁时遥想四十六岁，会如何勾勒这二十年的日子？
我很有可能会留在协和医院妇产科，每天六点起床，七点查房，九点上手术或者出门诊，中午或许能睡一下下，下午再上手术或者泡图书馆，晚饭或许能喝一点儿酒，酒后想想某个美丽的护士或者某个美丽的病人，某些局部的细节或者整体的感觉，多数时候也就是想想，少数时候想得难受了，就写写。我手臂小肌肉群能力出众，这二十年里应该做了不少台很好的手术，让不少妇女延长了生命，但是这些人中的小一半会在手术后的五年内死去，战胜不了卵巢癌的大数规律。我比较鸡贼，这二十年里应该能选好合适的科研角度，在《中华医学》《中华妇产科学》等“中华”系列杂志发表二十篇以上的文章，如果运气好，或许还能有一两篇发在Nature或者Science上。在二十六岁之后的二十年里，我应该可以升教授，但是协和医院妇产科有六十个比我更资深的教授，所以我没有一丝可能做妇科主任或者副主任。
实际发生的是，我二十七岁从协和医科大学毕业，马上就去美国念商学院了。毕业进了麦肯锡，靠着说清楚商业上的复杂问题挣钱吃饭，一干小十年；后来去了一家央企，先负责战略，做了六家上市公司的董事；再后来创建了亚洲最大的医疗集团。四十三岁后辞职，全职做医疗投资，至今。
这二十年里，每周八十小时的工作并没有成功抑制住我的表达欲，我压榨睡眠和假期，周末写杂文，春节年假写小说，大酒吐完写诗歌，大概两年成一本书。至今为止，出了六本长篇小说、一本短篇小说集、三本杂文集、一本创作诗集、一本翻译诗集。
我哥哥有一次喝多了说：“其实啊，你在文学上的运气超级好。你看啊，你写十五岁到三十岁的半自传‘北京三部曲’，拍成了电影电视剧，很多青春期的学生会读、很多想了解北京的人会读。你酒后乱写的‘怪力乱神三部曲’，其中《不二》成了卖得最好的繁体中文小说，你还没被佛教徒打死，你真鸡贼。过去十年，你的短篇小说也卖了好几个电影改编权，杂文集就在你一直瞧不起的机场书店里卖着。你还创立了超简诗派，每到三月，有自来水的地方就有人提到‘春风十里不如你’，多少诗人写了一辈子一个字儿也留不下来啊。你还重译《飞鸟集》，创造了在21世纪诗集被下架的历史。其实，你想想，你还想干吗？多寿招辱，你现在死掉，相当完美。”我想了一下，我哥哥说得对，我心目中的文字英雄，多数没活到我现在这个岁数。卡夫卡，四十一岁死了；劳伦斯，四十四岁；王小波，四十五岁；凯鲁亚克，四十七岁；卡佛，五十岁。
一个日本朋友送了我一张巨大的纸，纸的大标题是“二十一世纪”，下面密密麻麻地列出从2001年到2100年的每一天。他想用这张纸劝我，珍惜光阴，努力奋进。我在这张纸的面前站了一会儿，清清楚楚地看到一个事实，在这密密麻麻的日期里面，必然有一天是我在人世的最后一天。我想到的是：
第一，绝不在无聊的人和事儿上浪费时间，哪怕一天。
第二，继续用各种可能的方式推进医疗的进步，缓解人类肉身的苦。
第三，呼吸不止，写作不止，老老实实地放开写，能写多少算多少，看看还能写出多少人性的黑暗与光明，缓解自己和他人内心的苦。
第四，少见些人，多读些书。见人太耗神，做幕前工作，我蠢笨如猪，在书里和写作里，我游得像一条鱼。
活着活着就老了，活着活着就挂了。
天亮了，睁开眼，又赚了，希望二十年后能看到你。不一。冯唐2017年4月 于北京 不二堂
01.洗车
我在“洗车”酒吧遇见秋水，第一印象是他的眼睛亮得不寻常。“洗车”是我常去的酒吧之一。“洗车”在工人体育场东门靠南一点儿，原来真的是一个洗车的地方。等着洗车的人想坐坐，喝点儿什么，聊聊天，后来便有了“洗车”酒吧。如果从工体东路过去，要上一座桥，过一条水渠，穿一片柏树林子，挺深的。酒吧用红砖和原木搭在原来洗车房的旁边——洗车房现在还接洗车的活。酒吧里是原木钉成的桌椅，砖墙上铆满世界各地的汽车车牌，给人仿佛是国际偷车贼俱乐部的感觉。来过酒吧的人再到旁边的洗车房洗车后，常会下意识地摸摸车的后屁股，确保车牌还在——至少我是。酒吧不大，稍稍上点儿人，就满了。天气不冻脸的时候，就把桌子支到外边去，屋外可以听见流水的声音，闻到柏树的味道。
现在，三里屯、工体附近，酒吧很多，三五成群，占了几条街，一家没位子可以溜达到另一家。入夜，在东大桥斜街左右，杨柳依依，烟花飘摇，各色妇女倚街而站，多数不像本地人氏。或薄有姿色，或敢于暴露，也分不清是卖盗版VCD的还是卖鸡蛋的，或者索性就是“鸡”。其实，酒吧区变红灯区，就像警察变成地痞一样容易，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或外人看他们的角度问题。我过去在这一带上的小学和中学，那时候没有这些酒吧，只有卖汽车配件的。匪类聚集中纺路，把偷来的车拆开在各家出售。要是那时候有现在这么些东西，我肯定会变成一个坏孩子，我是有潜质的。我妈妈回忆说，我三岁时就知道亲比我小一岁的妹妹，还是那种带口水的涉及舌头的湿湿的亲，从小就是个淫坯。我从小学读到博士，兼修了个工商管理硕士，一身经世济民的本事，现在争名逐利，津津有味。但是那个淫坯没有发育成淫贼，留在脑子里像一个畸胎瘤，有牙齿有头发有阳具，难以消化。
我曾经盘算把我老婆教化成个荡妇，这样就能合法地摆平脑子里的那个淫坯。我搜罗了《肉蒲团》、《如意君传》、《灯草和尚》、印度的《爱经》、亨利·米勒的两个“回归线”、英文原文的《我的隐秘生活》、《芬妮希尔》、《尤利西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以及新近几期的《阁楼》。我老婆英语语言文学科班出身，英文、古文的功底都不错。几次逛红桥旧货市场，我敛了些秘戏图和瓷质的秘戏玩偶，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各种姿势都有，旧货贩子讲这是古时候当生理卫生教材、教具用的，姑娘出嫁之前，妈妈从箱子底翻出来给女儿看，免得什么都分不清，让亲家笑了去，说没有大户人家的风范。但是想想只是想想，我把所有搜罗的材料都锁进公司的保险柜里，同我的假账和黑钱放在一起，体现相似的性质。
我老婆五短身材，孔武有力，浓眉大眼，齐耳短发一丝不乱，一副坚贞不屈的表情。结婚已经五年了，我进入她身体的时候，她脸上依旧呈现一种极为痛苦的表情，仿佛铡刀的一半已经压进她的脖颈。我的秘书有一天新剪了长穗的头发，新换了一双印花丝袜，她云飞雪落地说，她最近读了本书，书上说伟大的生意人从来不把公文包和性爱带回家，生意就是生意公事公办。而我是个变数，公文包即使是空的，也要往家带，在办公室，连手淫的迹象都没有发现。我的秘书还问我，和老婆那么熟了，小便都不回避，属于近亲，行房的时候，有没有负罪感？我真不知道现在书摊上都卖些什么书，不理解小姑娘们都是怎么想的。尽管我的秘书有明显的性骚扰嫌疑，我明白我没办法告她，因为性骚扰成立的必要因素之一是上级使用权力占便宜。这里我是上级，我的秘书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我老婆从来不用香水，她对香水过敏。我以前并不知道，只是简单地认为，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腺体分泌旺盛，没必要用香水。我的一个老情人替一个矮黑胖子生了一个儿子，两年后她才来见我，让我知道。我说：“我初中时就知道你有宜男相，一定能当英雄母亲。”随之兴奋地抱了她一下，她香气扑鼻。回家后老婆说我身上有一股邪恶之气，她仔细嗅我的皮鞋、西装、衬衣、内裤和袜子。十分钟后她全身起了大块的风疹，像小时候蒸漏了糖的糖三角。她告诉我她香水过敏，她说我不如杀了她，她拨电话给她爸爸喊“救命！”她爸爸是公安局局长，常年扎巴掌宽的板带。之后她后悔地说应该先闻皮鞋和西装，停二十分钟，然后再闻衬衣和内裤。如果她是在闻内裤之后起的风疹，她会让我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太监。
好在还有酒吧可以喝酒。我喜欢坐在“洗车”里一个固定的黑暗角落，要一瓶燕京啤酒和一个方口杯子，从角落里看得见酒吧里的各路人物。我觉得酒吧像个胃囊，大家就着酒消化在别处消化不了的念头，然后小便出去，忘记不该记得的东西。浸了啤酒，我脑子里的畸胎思绪飞扬。泡酒吧的日子长了，它渐渐变得很有经验。它的天眼分辨得出哪些是鸡，哪些是鸭，哪些是鹅，哪些是同性恋，哪些是吸毒者，哪些只是北京八大艺术院校来结交匪类的学生。吸毒的比较好认，他们的脸上泛出隐隐的金属光泽，有些涂眼影、唇膏的想模拟那种效果，但是不可能学得像。化妆品的光泽只有一层皮的深度，吸毒者的颜色从肉里来，从血里来，从骨头里来。同性恋不好认，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常常会闹误会。戴一只耳环可以只是因为自己高兴，涂唇膏可能是任性的女友即兴而为，关键还是要看眼睛，眼睛里的媚态和体贴，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言。我静静坐在木椅子里，音乐和人声像潮水般在我脚下起伏，松柏、流水、香水、薯条和人气在我周围凝固，黏稠而透明。我像是被困在琥珀中的蜘蛛，感觉不到人世间的一切强有力的东西悄然而至。其实这个世界也是个胃囊，我们在里面折腾，慢慢地消磨，最后归于共同的虚无——这个世界什么也不记得了。
偶尔有鸡来和我搭讪，我穿意大利名牌的衬衫，那种牌子在永安里的秀水服装市场还没有盗版。这块的鸡大多见过洋枪洋炮，品位不俗。有的鸡很直率，食指和中指夹着香烟走过来，随手拽一把凳子在离我很近的地方，一屁股坐下。奇怪的是我看不清她的脸，但是在桌子底下，渗过轻薄的丝袜，我感觉到她身体的热度，她的头发蹭着我的脸，可是我已经过了会脸红的年纪。她的粉涂得不好，暗淡的灯光下颈部和胸口不是一个颜色，想起上大学时用绘图软件玩的闹剧，把男教授的脑袋扫描后安到不知名的女裸体上，除了颈部和胸口隐隐一条界线，其他浑然天成。有趣的是，那个无聊至极的脑袋配上优美的身体后，平添一种诡异的生动，怒态变得有如娇嗔，呆板变得迷离。她吸一口烟，从鼻孔里喷出，然后透过烟雾冲我一笑，说道：“你要是阳痿，我可以陪你聊天，我参加过成人高考，学过心理学。”我跷起兰花指，很妩媚地一笑，说道：“我们是同行，你丫滚蛋。”
在一个地方待久了，难免会有几个脸熟的男人，都是苦命人。偶尔打打招呼，一起喝一杯，各付各的账。这样的聊天很少涉及彼此的具体情况，不谈公司的进存销。
我习惯坐在这个角落，我有很多习惯。公司的洗手间，我习惯用最靠东边的那个坑位，我固执地认为那个坑位风水最好，拉出的大便带热气。但是连续几天我在“洗车”的角落都被一个少年占了，他又高又瘦，也用一个方口杯子喝燕京啤酒。如果我在公司的坑位总被别人占据，我会便秘的。我被他迷惑。他的眼睛很亮，在黑暗的角落里闪光，像四足着地的野兽。我老婆告诉我，我刚出道做生意时，眼睛里也放绿光，只是现在黯淡到几乎没有了。我在这个少年身上隐晦地察觉到我少年时的存在状态，或许这个少年的头脑里也有一个怪胎，这个发现让我心惊肉跳。
我走到他对面坐下，我告诉他我常常坐这儿，他说“是吧”。我问他眼睛为什么会这么亮，他告诉我他小时候总吃鱼肝油胶囊，他说他是学医的，他还告诉我他正在从事使某种情况下死亡的人起死回生的研究，涉及多种空间、时间等等曾经困惑过我的概念。他姓秋，叫秋水，与庄周《南华经》的一章相同。
以前我也在“洗车”里和陌生人聊过天，听过不少人的故事。有些人像报纸，他们的故事全写在脸上；有些人像收音机，关着的时候是个死物，可是如果找对了开关，选对了台，他们会喋喋不休，直到你把他们关上，或是电池耗光。秋水不是收音机，他是一堆半导体元件。我费了很多时间设计好线路，把他组装起来，安上开关。他的眼睛那么亮，我想音色应该不俗。
秋水给我讲了一个关于生长的故事，让我那天晚上心情异常的烦躁，甚至至今都分不清故事的真假。他说他不清楚这个故事的主题，也无法理解所有重要细节的意义。我告诉秋水，世界上有两种长大的方式：一种是明白了；一种是忘记了明白不了的，心中了无牵挂。所有人都用后一种方式长大。
我付了酒账，一个电线杆子一个电线杆子地向前走，很晚才回到家。我打了个电话给我的老情人，问她孩子最近怎么样了。她问我知不知道现在几点了。我的老情人告诉我，孩子正睡着，挺香。
02.人体
我是学医的，我认识柳青是在人体解剖课考试之前。我不知道现在几点了，感觉烦闷，我没有理由还在这个地方待着，我想离开。
考试前的宿舍没法待，我决定离开。
在我们这所著名的医学院里，人体解剖课是用英文讲的。“要知道，百分之五十与医学有关的专业词汇都是解剖词汇。如果你们用英文学好这门课，以后就能很轻松地和国际接轨，阅读专业文献、和国际友人交流就不会有太多语言障碍了。”白先生用英文说道。白先生说英文像金鱼吐水泡一样，是一种生理需要。白先生是这门科的主讲，他一手拿烟，一手拿粉笔。他十四岁开始抽纸烟，二十四岁开始教解剖，今年他六十二岁。一手黄，一手白，无论黄白，都不是肥皂洗得掉的颜色。“那我们就可以当假洋鬼子了。”我们齐声用中文兴奋地说。“不知道中文名词，那以后怎么给中国人看病呀？校长说我们学校是医学界中的黄埔，要把我们培养成医、教、研三位一体的全才，二十一世纪中国医学的领军人物。我们将来要给中国的老爷爷、老奶奶、大闺女、小媳妇看病，不能光想着出国开会、收外国药厂红包、和外国教授吃宴会呀。到时候我们怎么办呀？”厚朴是个胖子，他举手提问，胖脑门上渗出细细的汗珠。“这叫什么？”白先生指着厚朴的胖脑门，用中文问。“屁股。”我们齐声回答。“还有别的关于中文名词的问题吗？”“没了。”
血管、神经、肌肉、骨骼。血管有分支，神经有变异，肌肉有附着点，骨骼有隆起。我们暗恨爹妈为什么把自己生成这个样子。学了这门课之后，我才开始坚信外星人的存在，人类绝对只是生命进化中的一个环节，远远没有到达终点。
生命的进化应该是螺旋状上升的，在某一点上会具有比过去的某一点更高层次上的相似。一百万年后，人类没准又像低级动物一样，只由不分化的内、中、外三个胚层组成，像蒋某人教训的一样：生活简单，思想复杂。到了那时候，没有人再学人体解剖了，白先生这种人被称为古人类学家，一个国家只许养俩，放在国家自然博物馆里，帮助小学生们感受人世沧桑，讲解人的由来。
其实，我们不怕考试。六岁上学，至今几乎已经念了二十年的书，有过三四十个老师，大小百来次考试，变换花样骂过各种老师几千次祖宗。我们对考试是如此熟悉，以至于考试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考试会呈周期性地到来，仿佛榆叶梅开花，元旦、春节、每月的补贴。已经习惯，没有任何新鲜，可以麻木地对待，仿佛榆叶梅花开去照相、月经前买卫生巾和春梦后洗内裤。再说，我真是无所谓。
几乎从十岁以后，我就已经没有了任何竞争心。我没有学过，所以一直也不懂如何和别人争，最主要的是我找不出和别人争的理由。我老妈说，我因此注定不能成为富甲一方的人物。我认为，没有什么是不可替代的，一些仿佛不可或缺的东西其实并不是真的那么重要。孔丘没有笔记本电脑、手提电话，却照样伟大；李渔没有盗版的淫秽视盘、番石榴味的避孕套，却照样淫荡。没有熊掌，可以吃鱼。没有鱼，可以去天坛采荠菜。饭后没有保龄球、KTV等等娱乐，我们可以散步，体会食物在身体里被消化、吸收的感觉，然后我们大便。大便不仅仅是一种娱乐，简直是一种重要的修行方式。还有很多人在大便中升天，更多的人死去。当然，这一切需要智慧。抬头望望天上数不清的星星，想想生命从草履虫进化到狗尾巴草再进化到人，再琢磨一下心中患得患失的事情，你也会有一点儿智慧。争斗的人、追逐的人、输的人、赢的人，都是苦命的人、薄福的人。事物的本身有足够的乐趣。C语言有趣味，《小逻辑》有趣味，文字有趣味，领会这些趣味，花会自然开，雨会自然来。如果你含情脉脉地注视一个姑娘三年，三年后的某一天，她会走到你身边问你有没有空一起聊聊天。
上高中的时候，我就曾经含情脉脉地看了我的初恋情人三年。初中的时候，我们不在一个学校，我已经听说过她的名声。关于她如何美丽的传闻和《少女的心》《曼娜回忆录》等手抄本一起，在我周围流传，和做不完的习题、不断翻修的东三环路共同构成我少年生活的背景。高中的时候，她坐在我眼角能扫到的位置。如果她是一种植物，我的眼光就是水，这样浇灌了三年，她或许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如此湿润的原因。
三年不是一段很短的时间，简直有三辈子那么长，现在回想起来，搞不清是今世还是前生。
我很难形容这三年中的心情，有时候想轻轻抱一下，有时候想随便靠一靠，最终都一一忍了，心似乎一直被一簇不旺却不灭的小火仔仔细细地煎着。听说有一道味道鲜美无比的猪头大菜，做法早已经失传，行家讲关键是火候，那种猪头是用两寸长的柴火煨三天三夜才做成的。每隔半小时添一次柴，一次只添一根柴火，三天三夜之后才熟。三年高中，一天一点儿的小邪念就算是两寸长的柴火，三年过后，我似乎也应该成熟了，像猪头一样。
后来她去了另外一个城市上大学，于是通信，因为同学过三年，有一起回忆的理由。记得忽然有一封信，她对我的称呼少了姓氏，只是简简单单一个名字。她原来浅浅深深、云飞雪落的基调变得严肃起来，开始谈起国内形势、艺术表现和学业就业等等重大问题。我回信说，国内形势好啊，有空来玩儿吧，洋鬼子建的旧燕京大学味道很好。那是一个夏天，在北大的静园，我们坐在一条长凳的两端，四下无人，周围尽是低矮的桃树和苹果树，花已落尽，果实青小，远未成气候的样子。我们的眼睛落在对方身体以外的所有地方。她长发长裙，静静地坐着，头发分在左右两边，中间一帘刘海低低地垂着，让我心惊肉跳。我说我索性讲个故事吧，话说一个男孩如何听说过一个女孩，如何看了她三年，如何在这种思路中长大。她说我也讲个故事吧，话说一个女孩如何听说过一个男孩，如何想了他三年，如何在这种思路中不知所措。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在狂喜中一动不敢动。我想，这时候，如果我伸出食指去接触她的指尖，就会看见闪电；如果吐一口唾沫，地上就会长出七色花；如果横刀立马，就地野合，她会怀上孔子。
两年后，我上了生物统计之后才明白，这种超过二十七个标准差的异类巧合，用教授的话说就是：扯淡。
我虽然不喜欢争夺考试的名次，但是我喜欢看热闹，看别人争，从中体会色空。从小就喜欢。
我家对面，隔一条马路，是一所中学，“文革”的时候以凶狠好斗而闻名。喊杀声起，我马上会把正在看的课本扔到一边，一步窜到阳台上，马路上旌旗飘扬，顽劣少年们穿着深浅不一的绿军装。斗殴有文斗和武斗。文斗使拳脚，关键是不能倒地，倒在地上就会被别人乱踢裆部和脸，以后明里暗里都没办法和姑娘交往了。武斗用家伙，军挎里揣着菜刀、管叉和铁头木把的手榴弹，家伙使得越朴素的人越是凶残，我见过一个蓄一撇小黑胡子的人用一个手榴弹把别人的脑浆子敲出来，白白的流了一地。文斗常转化成武斗，被拳脚打得鼻青脸肿的人从地上爬起来，用军装的下摆堵着流血的鼻子，冲着打他的人喊：“你丫有种别走，在这儿等着。”打他的人多半会一边轻蔑地笑着，一边等着，武斗往往就在之后进行，仿佛幕间休息一阵，下一幕接着开始。斗殴的缘起有时候会非常简单——一个新款的军挎，相争的两人一手扯住军挎带子，另一手抡着板砖砸对方的头。谁也懒得躲，谁的头抗不住板砖先倒下去，军挎就归另一个人。有时候涉及女人，两路人马在马路中间厮杀，充当祸水的女人在一边无能为力地哭，眼泪落到土地上，溅起尘土，没人理她，更没人听得见她的哭声。她长得可真美，两把刷子垂在高高的胸前，又黑又亮又顺，随着哭泣的动作一跳一跳的。要是我有一身绿军装和菜刀，我也会忍不住冲到楼下为她拼命的，可是我家的菜刀被妈妈锁起来了。斗殴比现在的进口大片好看多了。我的多种低级趣味都是“四人帮”害的，但是相隔时间有些远，不能像哥哥、姐姐那辈一样，把自己不上进的原因都推给那四个家伙，然后自己心安理得。
我的同学们应付着人体解剖考试，这也有热闹看，他们用尽杀招，彼此歃血为盟，考试时不许装聋作哑，答案不许写小，否则私刑伺候——你的被子里会发现死老鼠，你的女友不会再相信你遇见她之前是处男。各自出动，向高年级的学长咨询：“你们解剖课都考了些什么？”老师们其实是很懒的，每次考试试卷之间的差别不大。学长的记忆因为年代的久远而模糊不清，但是不同的人模糊的地方也不同。咨询来的信息汇总，就是一张很完整的藏宝图。
当然，还有美人计，央求些环肥燕瘦或是声音婉转莺啼如寻呼台小姐的女生去迷惑白先生，把重点套出来。“以后考妇产科、儿科的时候，我们再替你们献身，尽遣酷哥猛男将老太太们迷倒。”男生保证。
我们教学医院的妇产科、儿科有一批极难缠的女教授，医技高超，富有献身精神。她们念医科大学的时候，拒绝一切男士的追求，认为求学期间，应该心如古井水。后来毕业了，当住院医生，二十四小时值班制，无暇顾及儿女私情。转成主治医生，管病房，起白骨，决死生，性命相托，责任太大，不能不尽心，婚嫁先免谈。升了副教授，正是业务精进、一日千里的时候，昔日的同学们都在出成果，自己也不能落后，个人的事情暂缓。多年以后，终于升成教授，可以趾高气扬了，忽然发现自己的脾气越来越大，人已在更年期，再过两年，绝经了。当水想翻腾的时候，身子已经成古井了。
这些女教授看惯了生离死别、人世沉浮、改朝换代、阳痿早泄，就是看不惯别人幸福，尤其是小女生们幸福的样子。她们编了一本《新婚必读》，严格规定每周房事不得超过一次，过后不补，床上不许哼哼，事后不许讨论。要是欲火中烧，背诵三遍《纪念白求恩》就能软下去，不许背诵的时候想着自己老师的女儿、上海滩小影星或是红卫兵女将，不许背诵《论持久战》。我们的女生预见到将来的江湖险恶，很爽快地答应这次帮男生的忙，毒施美人计。
说实话，计是妙计，就是不好实施。我们的女生有胖的，有瘦的，有长雀斑的，有臀下垂的，有心事重重的，有阴狠刻薄的，有月经不调的，有未婚先孕的，就是没有美人。我们有机会就怂恿教务处主管招生的小邵老师，本来学校地处闹市，鲜花不开，嫩草不长，要是再没有一些赏心悦目的小女生，生活质量就太低了。培养出来的毕业生，见了稍稍有姿色的女病人就想入非非，脸红脖子粗，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难成医学大师。录取分数上可以降一些嘛，如同对待体育特长生、数学奥林匹克奖牌得主一样。小邵老师长得小巧精致，白白的，乖乖的，鼻子周围一圈细细的雀斑。我和睡在我下铺的辛夷同她的关系可好了。我们每年都陪她去办高考招生咨询，有时候在龙潭湖，有时候在地坛。我和辛夷每次都怀着同一个心愿，诱骗一些美人回来，每次都穿自己最挺的西裤、最有品位的衬衫，猴子似的爬上古树，挂上印着我们学校校名的红布条幅，然后摆出一脸灿烂健康的笑容坐在咨询台的后面，一边四处贼瞧，一边大喝教务处买来的橘子水、大吃“雪人”。可是我们学校学制漫长，以艰苦卓绝、万难考入著称，没一点儿自大狂或钟情妄想的女生不敢靠近我们的台子，偶尔路过的漂亮女生看见我和辛夷眼巴巴地望着，看看我们，再抬头看看我们学校的牌子，吐吐舌头，扭身走了，头也不回。也有不知死活的女生一脸自信地走过来，上嘴唇的胡须比我的还浓，脸上的青春痘比辛夷的还灿烂，鼻子上一副大眼镜，看上去层层叠叠，仿佛水中的涟漪。眼镜后面一双大眼睛，眼大漏光。“你们都是医大的学生吗？”她问。“是。”我们反倒不好意思了，摩挲着手，一脸皮笑肉不笑的样子。“你们学习都不错吧？你们学校是不是特别难考？能考上是不是就能证明自身的价值？”“我们学校不是特别难考，而是特别特别难考。他，”我指指辛夷，辛夷吃了九个不要钱的“雪人”，嘴唇都紫了，我心里暗骂他没出息，公家的“雪人”也不能往死里吃呀，“他考完得了先天性心脏病，不信，你看看他的嘴唇，明显的缺氧表现。我得了神经衰弱、胃溃疡，花开伤心，花落溅泪。还有一点儿特别需要考生注意，就是近视眼不招。做手术眼睛一定要好，否则你一不小心就把阴道和直肠接到一起去了，影响人家夫妻和谐、家庭幸福。”“可是你们也戴眼镜呀？”“我们戴眼镜是为了显示我们有学问，并不表示是近视眼，否则病人不信任我们。我们的眼镜是平光镜。不信？辛夷，把眼镜摘下来。”辛夷摘下眼镜，眯着半瞎的九百度近视眼说道：“你穿了一件粉红的衬衫，衬衫上有一只凤凰，凤凰嘴里叼了一朵牡丹花，对不对？”那个女生黯然地走了，后来还是考入了我们学校，成了我们的师妹，现在见了我们老远就绕着走，如避瘟疫。
为了施展美人计，我们可爱的女生集体去学校的公共浴室洗了澡，薄施粉黛，小衣襟短打扮，腋窝喷了香水，头发松松的，眼睛亮晶晶的，出发前遇见我们，嫣然一笑：“怎么样？”“像女特务。”我们赞道。
03.处男
如今，离考试还有三天，套来的重点基本背熟了，女生们还在楼上的自习室发呆，一手翻书，一手清理嘴唇上的死皮，小块的扔掉，大块的放在嘴里嚼。男生啸聚宿舍，开始胡言乱语。“听说实物考试最难。过去考骨头是用一个黑布袋，白先生伸进一只手，让你也伸进一只手，白先生的手牵着你的手摸到一个凸起，问你，这是什么骨头的什么部位。”厚朴说。
厚朴刚洗完澡，窝在床铺里搓泥、铰脚趾甲。“嘿，你们发现没有，洗澡之前，身上搓出来的泥是黑的；洗澡之后，搓出来的泥是灰的；如果使劲儿洗，多使几遍肥皂，搓出来的泥可以是白的。宝泉堂男浴室看门的兼职搓澡，十块钱一位，搓出的泥一寸长，两头尖中间胖鼓鼓。奇怪，你们发现没有，脚趾甲长得比手指甲慢。考你们一个人体解剖的题目，谁知道人身上味道最大的泥在哪吗？”
厚朴对人体充满好奇，将来会是个好医生。他能在解剖室一待就是一晚上，用啃猪肘子的姿势抱着被解剖得七零八落的胳膊看个不停，一边念叨：“原来是这个样子，原来是这个样子。”“热情一点儿，好好想想，白先生会考的。不会？告诉你们吧，土鳖。大脚趾甲缝里藏的泥最臭了。”厚朴把刚刚搓过脚的大拇指放在鼻子下闻了闻，觉得没人理他，怪没面子的。“无聊啊。”黄芪长叹一声，他女朋友娟儿为了不打扰他温习功课，已经十天没来看他了。
黄芪可爱他女朋友了，他女朋友让他把爱收集起来，考完试一起给她。他想尽办法也没能让他女朋友明白，有些东西是不能储藏的，仿佛从四岁到三十九岁一次射精也没有，四十岁时失身，也只能射出三到五毫升，而不是像高压水龙头一样一下子喷出五升，把他的少妻从床上顶到胡同口。
黄芪的女朋友娟儿是广播学院的。半年前我们五个人在第二外国语大学的食堂吃完晚饭，到隔壁的广播学院闲逛。广播学院是北京“四大染缸”大学之一（另外三个分别是二外、工大和语言学院），女生很出名。我们五个挤在林荫道旁的一张长椅上，一边喝一种叫“雪龙”的红色草莓香精汽水，一边看过往的女生，仗着人多势众，我们的眼神肆无忌惮。
我们合计，应该培养一下勇气，像过去一样，辛夷拿出随身携带的骰子，我们掷，谁的点数最小，谁就去和过来的第一个姑娘搭讪。黄芪的点数最小。春节去白云观庙会，黄芪求的签讲他今年运交桃花，真灵，今年这类掷点都是黄芪点数最小。春天去灵峰春游，别人爬山，我们在宿营地门口打牌，“三扣一”，又是黄芪输了，被我们逼着到街上劫人。过来一个四十岁左右的黑脸大妈，黄芪低头走过去，蚊子一般咕哝一声：“我爱你。”大妈耳朵真灵，回口就骂：“小流氓，回家爱你妈去吧。你别跑，俺回家叫俺家的大黑狗好好爱爱你。”
黄芪戴黑边大眼镜，比我还瘦，班上好在还有他，我才不至于瘦得太出众而受尽女生奚落。其实，他常穿宽大的衣服，举手投足间有儒雅之风，如果不笑，真的不像坏人。他在广播学院的林荫道边的长椅上掷出三点后，迎面走来了他现在的女友。黄芪走过去，当时夕阳西下，天空半彩半灰，风大到刚好吹起他宽大的衣服，看起来很潇洒。他拦住那个女生：“同学，不好意思，现在六点半是几点了？”
当时，我们都忍不住笑了。他现在的女友没笑：“现在真的到六点半了。”
娟儿绝对属于胸大无脑那种，怀里真的仿佛揣了两只小白兔般，它们跳，别人的心也跳，她却不知道别人的心是不是跳以及为什么跳。黄芪可爱她了，十天不见，烦躁非常，可又和她讲不清道理。我建议他不如激她，说如果和她结交半年，黄芪的考试成绩一点儿不降反而上升，对她来说是很没面子的事儿。黄芪说没用，她听不懂的。辛夷让黄芪直接对她说，考试期间最是苦闷，没有女朋友，就要找替代了。“昨天我做了一个春梦。我女朋友用她的小手轻轻抚摸我的脸。正在幸福中，忽然发现一个问题，那只摸我的手有六个指头！我回手往脸上一拍，醒来发现我把一只蟑螂拍死在脸上了。”厚朴说。他剪完脚趾甲，从抽屉里拿出一面小镜子，撕了一截手纸，铺在桌子上，开始挤他脸上的包。每挤一个，就把挤出来的油脂整齐地涂抹在手纸上。厚朴的脸是个油田。他说挤包也是技术，要判断哪些包成熟了，哪些没有，成熟的到了什么程度，没熟的几天后熟。挤的手法要讲究：掐得太多了，挤不出来；掐得太少了，反而挤到皮里面去了。镜子照不到的地方，就得全凭手上的感觉了。心里有把握了，下手要明快决断，不能怕痛。当油脂从包里喷涌而出的时候，厚朴说每每能体会到大庆工人打出石油的快感。我说要是他对他的包及其分泌物那么感兴趣，可以找个瓶子收集起来，要是怕见光分解，我可以给他一个棕瓶或是包上黑纸。攒够一定数目，可以再搽脸、炒菜，或是做印度神油。厚朴说我恶心。“厚朴，两只蟑螂从你饭盆里爬出来了。你又几天没洗饭盆了？”
厚朴瞧了一眼自己的饭盆，大喊：“谁把这个死脑袋又放我饭盆里了？你们没脸没皮，冷酷无情，不觉得恶心，我可要骂娘了！”他的饭盆里一个完整的头骨，顶骨涂红，颞骨着蓝，枕骨上黄，五色绚烂。白老师规定不许把骨头之类的带回宿舍，但是头骨太复杂了，厚朴觉得光在解剖室看不能完全理解，就从解剖室带回来课下把玩，不少人觉得恶心。
辛夷有副好嗓子，他能唱出像美声又像民族唱法的声音来。他喜欢在楼道里歌唱，他被自己的回声打动。辛夷在楼道里唱的时间长一些，别的宿舍就会往楼道里扔破漱口缸子之类的东西，“叮叮当当”响，他从来不认为和自己有任何关系。他认定，如果他不是在胡同里长大，从小住楼房，特别是那种有大楼道的筒子楼，他一定会是个歌唱家。“我将来有了钱，一定要买个楼道，即使不买楼。”辛夷说。
辛夷的老爸在一家日本人的工厂里当科长。辛夷爱上了他老爸车间一名叫秀芬的女工。他讲这件事儿的时候，表情凝重，感觉自己就像娶了一个纺织女工的恩格斯一样伟大。他老爸规劝过很多次，最后威胁说他要将秀芬调走，辛夷急了，冲他爸喊：“秀芬又不是我妈，又不是你相好，我也不是乱伦，又不是夺爱，你累不累呀？”他老爸恼羞成怒，操起长长的切西瓜刀追出辛夷两里地，辛夷回想起来，总说他爸那天像极了龟田小队长。
辛夷有幼功，踢腿能踹到自己的后脖颈子，过去唱京剧，现在他只唱情歌。他求我帮他从《诗经》里抄几首情歌给他。“现在的歌太浅薄了。”
我告诉他《诗经》里多是四字一句，不好唱。他说音不够的地方用助词补，用架子花脸能唱。
他从宿舍逃出来，清清嗓子，唱他最爱唱的一段：“有女怀——呀春——嗯——嗯——嗯，吉士——呀——诱——之——”楼道里回声隆隆。
我看了眼十几平方米的宿舍，一屋子半个月没洗的衣服，六七个一星期没刷的饭盆，五六个胡说八道的同屋。厚朴新取了一张手纸，在桌子上铺着，他要掏耳朵了，这是他洗澡后的最后一个项目。他的耳朵是糖耳朵，耳屎橙黄晶亮，与众不同。厚朴说总有一天他要知道它是甜还是咸。
这个地方没法待，我决定离开。
04.哥伦布
春雨，轻细如愁。
大家都认为我是个粗人，脑袋里有方圆百里最为粗糙的思想。但是他们不能体会我精细的内心深处，不承认我是个骚人，他们只能感到我粗糙思想的伟大力量并且对我的能力充满信心。我把我的文字给他们看，他们说禀赋奇特，幼功深厚，比他们念过的绝大多数文字优秀。但是他们总认为我将来会用更简单直接的方式行走江湖，聚积不义之财，在声色犬马中忘记文字之美，像其他人一样猪狗般死去，不复被人记起。现在已经不是千年前那个时代，文章写得好，就可以骚扰皇上，赢得生前身后名，一阕《青玉案》就能当银票使，能付异性按摩的账单。现在要靠文章吃饭，日子过得会比风尘女子更凄惨。性欲旺盛，不会让你名垂野史，只会使你打鸡的预算吓人。你写一篇《我的隐秘生活》冲账，姐妹们会像那个笑齐白石用画的白菜换真白菜的农民兄弟一样，说：“你想拿假的换我真格的，你以为我傻呀，你脑子里有屎呀？”
我在难得无人的宿舍里听老柴的《悲怆》。我对音乐一窍不通，所有不带歌词的民间乐曲都会被我听成《五更转》《十八摸》，就像我能从所有的现代画里看出春宫图，看见所有宝塔、导弹之类挺起来的东西就想起生殖器官。老柴的《悲怆》是我初恋情人送的，由定情物变为信物再变为遗物，历尽沧桑。我只会把它当文章听，听其中的起承转合，觉得是篇不错的东西。
我在宿舍里，并没有想起这些，而是想起和我初恋的种种古怪。北大静园，我和她讲完故事之后，我马上意识到我犯了一个错误。一个人一生，能在脑子里长期存在的美感不会多于两个，我挑破了其中一个。我剁了玫瑰包了馅饼，我扯了彩虹系了裤头。辛夷和厚朴都见过我的初恋，他们从各自的角度阐明了同一个原则。辛夷说我的初恋是带着仙气儿的人物，人间少有，应该尽量回避，防止怀璧其罪。如果好奇心实在太重，就要使劲儿相处，柴米油盐，出恭上床，带着仙气儿的人物被睡多了，仙气就会渐渐消散，人就会归于平凡。厚朴说，仿佛脸上长了个包，晶亮熟糯，肿胀难忍，最明智的办法是不理它，水流云在，灰飞烟灭，包会干瘪枯黄脱落，不再肿胀，不复被记得，不会破相。如果手实在痒痒，一定要挤，就挤干净了它，把脓都挤出来，挤到出血。
之后的一个暑假，她的父母早上八点上班，我骑车穿过半个北京城，把车胡乱停在她家楼下，八点十五分出现在她面前。然后我们在老柴的《悲怆》声中执手相看一整天。她的父母下午五点下班，我在四点五十分离开，她陪我下楼，替我掸掸自行车座子上的尘土，雨天的时候替我罩上一个聚丙烯的塑料袋保证我的屁股不被积在车座里的雨水浸湿，然后目送我消失在灰蒙蒙的城市里，如此一个假期。那个假期很热，好多老头老太太都热死了。她习惯性穿得不多，透过白色的短衬衫，可以清楚地看见她内衣上的纹理。距离我们执手相看的沙发两尺远就是一张巨大的苏式木床，床框上漆着十四个红漆黑体大字“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成半弧形排列，因为年代久远，字迹已有些斑驳。大床上面铺了湖蓝色的床单，上面印了鸳鸯，我站在床头，感觉水波荡漾，望不到湖的对岸。我的初恋告诉我，那张大床是她父母单位同这套房子一块儿发给她家的，傻大黑粗，有年头了。可是一个夏天，我没有动一点儿邪念。她的身体在我的手掌下起伏动荡，曲折延展，仿佛一张欲望的网。我的心，月明星稀，水波不兴。我们拥抱着，时间像果冻一样在我们周围凝固，黏稠、透明而富有弹性，我们是如此遥远，彼此抱着的仿佛是一个幻象。在幻象之前，男人永远不能脱下裤子，永远不能。
我至今不能相信，我曾经那么纯洁。
我想，之后的一段日子里，我们一定都怀疑过彼此是否存在生理缺陷或是心理障碍。但是，事过多年我隐约感到，那时我们执手相看的其实是我们自己，我们这种对自己的眷恋、溺爱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给自己以及专好我们这口的善良的人们造成无尽的麻烦。世界的构成也应该像物质的构成一样，可以进行逐级的解析。我感觉，我和我的初恋像是隔着厚重玻璃屏障的两个世界，可以互相眺望，但是无法进入。再如果换一种姿势或许更适合我们的交流，不是执手相看，而是脚板对脚板，或者口唇对口唇。各种禀赋异常的人物和各种宗教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曾经秘而不宣地进行过各种严格的试验，研究天、地、人、神、空间、时间之间交流的终极形式，结论是没有通用的规则。
我待在无人的宿舍，在老柴的《悲怆》声中点燃第三支希尔顿香烟，她送我的这盘磁带是进口货，尽管是金属带，我已经快把它听烂了，我决定我将来的婚礼和葬礼都用《悲怆》作为背景音乐。父母如果不干，我就说不用《悲怆》我就不行房，即使行房也会不举；不用《悲怆》就不瞑目，哪个子孙违背我的遗愿，我就在地下咒他们爱上一个像我或是我的初恋一样的人，一辈子怕上西楼、怕听鹃啼。“又对月伤心呢？”辛夷进来，一手一把烤羊肉串，一手一瓶燕京啤酒，一身羊屁股味。“想你哪。”“教你一个不烦的办法吧？”
我没理他，我知道他会自问自答，直到他吃完手里那把羊肉串。“多喝水，多多喝水。”辛夷开了一瓶啤酒，一嘴把一整串的羊肉扫进嘴里。“多喝水，饮食有节，起居有度，百分之九十的生理疾病都会好的；一周保证性交三次，百分之九十的心理疾病都会好的。不新鲜，我懂。”“下边你就没听过了。多喝水，三天不许撒尿，什么烦恼都忘了；三天后，上一趟厕所，抖一抖，好愉快呀。幸福是多么容易获得呀。”“以后我每回小便都先看你一眼，让你知道什么是满怀尿意。”
春雨不断，缠绵如愁。
我坐在人体解剖室外的汉白玉台阶上，院子里连翘嫩黄，玉兰润白。
这所医学院年代久远，声名显赫。一部校史便是大半部中国的现代医学史。我坐的台阶下，一块石牌，铭文清晰：民国七年建。
它的原址是个王府。院子四合中矩，三面房，一面门，中间是内圆外方的青砖院子。三面的房子青琉璃铺顶，飞檐翘角，飞檐上小兽狰狞，仙人清秀。
我从怀里掏出一小瓶GIN酒，呷一口，松枝的清香。我想，李商隐的“留得残荷听雨声”和戴望舒的《雨巷》就产生在这种天气、这种地方。这种时候，容易产生性幻觉，想象一个长发长裙的姑娘就坐在距离自己半尺远的台阶上，一句话也不说，眼睛雾蒙蒙地看着远处，远处什么也没有。她就这样陪着你，帮你化解那些表达不出来的思想，偶尔叹一口气，这样就好。
喝的酒是洋货，标签上全是外文。酒是哥哥给的。哥哥是干旅游的，专门从事坑害外国友人和港澳台胞的勾当。他常住酒店，我用的香波、浴液、牙膏、牙刷、浴巾、鞋刷分别来自不同的星级酒店。幸好我不是女生，否则一定会被同屋认为勤工俭学，常常被恩客包房，而且那个大款多半是个黑道人物，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雁不留痕。
哥哥在酒店结账，服务员只查看房间里的彩电和大件家具是否还在，对他非常客气。饭店经理嘱咐过他们，酒店不景气，就哥哥这样的人手里有客源，尤其不要和哥哥计较，他是农民。
哥哥本来学的是英文，第一次接团是两个美国人，一对老夫妇，都是教师。哥哥带团前可兴奋了，说这回终于有机会可以练英文了，将来一定要把英文练得好好的，说出英文来像放屁一样声音响亮、心情舒畅，说他练出来之后再教我，我将来就能泡洋姑娘了。
事情的结果是，那一对老夫妇投诉了哥哥，说他的英文实在听不懂。哥哥没练成英文，那两个美国人却被迫学会了好些中文，其中一个词是“我操”，哥哥告诉他们，那个词的意思和发音同“what's up”基本一样。
自那之后，哥哥再也没带过英文团，遇上英文团，能推就推，实在推不过，就对领导说，带砸了别怪他，然后就逼我逃课替他带团，说我也不小了，说穷人的孩子应该早当家，给我一个挣酒钱的绝好机会。哥哥还会把他那个随身听大小的呼机给我，说联系方便。九十年代初，呼机绝对是个新鲜东西，我挎在腰里，盒子枪似的，又怕别人看见更怕别人看不见，别别扭扭的，却很神气。
哥哥们有过辉煌的时期。那是在八十年代中后期，那时候仿佛只有搞旅游的才见得着洋钱，能去酒店站前台的小姐仿佛亚洲小姐大选入围的佳丽，只要再推开一扇门，一条钻石铺的路就在眼前。哥哥们倒卖外汇、电器指标，“踩刹车”，吃回扣，拉皮条，除了杀人越货之外，无恶不作。我那时候跟着他们过过一段挥金如土的日子，在饭店听歌星唱歌，吃两千元一桌的馆子。后来群众觉醒过来，都开始想办法挣钱，哥哥们的优越感就像被扎了个小眼的气球，很快瘪了下来。
雨还在下，我又喝了一口酒，把瓶子干了。我一伸手，把空瓶子放到雨里，看有几丝雨飘进去。我身旁那个并不存在的长发姑娘不解地看了我一眼。“看你有几滴泪是为我落的。”我解释。
春雨不断，轻细缠绵。
我刚刚在解剖室里最后复习了一下尸体，过了一遍最主要的结构。满屋子的防腐剂气味让我恶心。我知道在这种苦雨不断的天气里，鬼与鬼习惯在这样的环境里交流情感。白先生说解剖室走廊两边的标本柜里盛放的各种器官属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名人、名伶、巨贾、大盗、佞臣。抗日战争中的某一天，著名的北京人头盖骨听说也是从这里神秘地消失。那些器官浸泡在福尔马林液里，面无表情，透过玻璃瓶，显得苍白而且苍老，似乎全然不记得它们的来生今世。人嘛，一样的开始与结束。
我需要暂时离开这里。我的姐姐想让我去见一个人。
我在家里的地位举足轻重。我从小过着幸福的日子，有哥哥替我打架，给我零花钱；姐姐替我洗衣服，告诉我哪个女孩值得一追。虽然我好吃懒做，不能谈笑生死，但是我生下来就皱着眉头，半岁会说话，一岁跟老大爷学骂街，两岁跟电台学说书“陆文龙骑一匹蓝色战马”，哥哥姐姐认为我集中了全家的智慧。姐姐大学毕业后找了个工作，上班要坐一个半小时的公共汽车，因为不能忍受公共汽车的拥挤和售票员的凌辱，骑自行车又险些出了车祸，一气之下在四年前去美国寻找真理。曾经获得过北京市少年铅球冠军的姐姐在外国人眼里是东方美女，异域的爱情像路边的野草一样生生不息。但是，姐姐相信我的智慧，每在发展一段关系之前，总要让我把关，运用我的智慧，掂掂洋兄弟们的斤两。
这些人大多傻得可爱。五百年前哥伦布傻呵呵地把美洲认成印度，还竟然把当地的土人骗得兴高采烈。那时候的土人是多么土呀！郑和公公要是到了那里，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是不是仿佛开一辆三十吨的坦克穿过时空通道，面对王翦的六十万秦兵？“他不一样。”姐姐每回都会这么说，尽管每回不一样的地方都不一样，“人很聪明，会打桥牌，会作现代诗，是个才子。”“去见他有什么借口？”我问。“我托他给你带了点儿东西，一件斯坦福大学的短袖衫，一本Philip Roth的小说。你去饭店找他，也给他带点儿东西。”姐姐在电话那头说。“什么小说？”
我对小说比对那个不知名的美国土鳖感兴趣得多。“我也记不住，你看见就知道了，反正是你书单上列的。”姐姐很疼我，我考上那所著名的医学院，姐姐提议资助我在上学期间周游中国。我说还是替我付书账吧，就列了一份四页的书单，让她买我想看的英文小说。“好吧，我给他去王府井东华门的浦五房买点儿早点吧，草莓饼好不好？死沉死沉的，肯定经饱。”“行。但是你去前要先打电话，定时间，问清路怎么走，提前点儿出来，算上堵车时间。”“行了，省点儿长途电话钱吧。我又不是第一次了。之后我写鉴定报告寄给你。”
05.女友
我有一个女朋友，她端庄而美丽。我来到自习室，坐到她身边的位子上。我平时就坐在这个位子上和她一起上自习。“晚上我出去一下。”我对她说。“出去干什么？要考试了。”“有点儿事。”“什么事儿？”“去见一个人。”“什么人？”“一个男人。”“还有别的人同去吗？比如你过去的女同学？那个男人有没有仰慕你多年的女友？”“只是一个男人。一个生理和心理上应该都比较正常的男人。他不应该有四条眉毛，因为他不是陆小凤。他也不应该是李连英，因为他是姐姐的一个朋友，从美国来。姐姐托他给我带了些东西，她也希望我能有机会和国际友人多接触接触，练练口语。练英文总不是坏事儿吧？”“不用我陪你去吧？”“不用。”“你总是不用。”“今晚不用。后天就考试了，你多背背书吧。不是刚开始背第三遍吗？你背熟了，我才能抄你的呀。”“好。”
我的女朋友是我见过最健康的人。她饭前便后洗手，饭后便前刷牙。她每天早起，小便后喝一杯白开水。她天天从东单三条开始，绕金鱼胡同跑一圈。她为了增加修养阅读名著，以一天十页的速度研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此我常常感觉阴风阵阵，不寒而栗，甚至担心她念完最后一页的时候天地间会有异象出现，仿佛数千年前干将莫邪雌雄双剑被炼成之时。
对于我和她的恋爱经过，我只有模糊的记忆。她说她记得很清楚，我们第一次约会我穿了一双拖鞋，那种大脚趾和其他四趾分开，中间夹住一个塑料小柱子的拖鞋，从一开始就对她缺乏起码的尊重。我说我一开始就没有把她当外人，我说我在夏天总穿拖鞋上街，凉快，而且上床方便，天热我爱犯困。但是那天，我特地换上了我新买的水洗布裤子，未经哥哥允许，借了他的鳄鱼短衫，我们俩身材差不多，临出门我还找了一支日本进口的水笔插在鳄鱼短衫的口袋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在公园门口等她的时候，尽管一边暗骂自己土鳖，我的心跳仍然很剧烈。而且我当时还是童男子。我的女友有保留地接受了我的解释，尽量掩饰欣喜，幽幽地对我说，我是另类天才，心随时都准备着跳得很强烈，而且永远是童男子。如果我三十五岁上阳痿了，叫我不要怨天怨地，满大街找电线杆子，那只能说明天理昭昭。
我是异族，我身上有纯正的匈奴血统，所以我有一双姣好的脚，两个小脚趾趾甲盖都是完整的。这在现在很少见，我很想显摆一下。
其实我喜欢那种笑傲街头、无所顾忌的感觉，穿了拖鞋在街上走，懒洋洋地看街上的姑娘，仿佛整个北京都是咱家似的，没什么外人。我曾经穿着裤头，趿拉着拖鞋进过明珠海鲜。明珠海鲜门口的小姐长腿大奶，一身水葱绿的旗袍，衩开到了腋窝，她对我说，这儿可贵呢。我一笑说，咱刚刚捡了一个大钱包。点菜的时候，我说要吃拍黄瓜，多加大蒜。服务小姐也是一身水葱绿的旗袍，衩也开到了腋窝，她斜眼瞥见我脚上的拖鞋，一脸不屑，告诉我，他们从来不做拍黄瓜。我从钱包里点了几张票子，平静地告诉她，让她到门口喊“我五百块钱买一盘拍黄瓜”，拍黄瓜马上会从大街上长出来。
我是过了很久才意识到穿拖鞋上街是不合适的，北京其实也不是咱家，穿拖鞋可以，但是要分场合，就像小时候穿开裆裤，是可爱，大了再穿，就是露阴癖，姑娘们看见了是要喊抓流氓的。多年以后我到了纽约，看见哈林区的黑人兄弟露了胸脯、腆着肚皮在街上或坐或卧，其他人众，车不敢减速、人不敢探头，贼似的鼠窜而过。我当时忽然想起了自己在北京穿拖鞋逛街的日子，对哈林区的黑人兄弟由衷地羡慕起来，真想下车跟他们一起抽支烟，告诉他们，我也曾如他们一般逍遥过。
在我年轻的时候，对于异性充满美好幻想而不具有任何抵抗能力。我的女友和我每次见面之后都留给我一个必须再次见到她的理由，我们的关系发展得自然顺畅。我曾经尝试回忆那些理由，觉得下次追别的姑娘没准会用上，或者至少可以保留下来，将来也可以教育自己的女儿，但是发现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仿佛对于初中平面几何题中那些辅助线的添法。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就像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阵阵的阴风中被一页页读完。她合上书，嫣然一笑，我一丝不挂，傻子似的站在那里，已经被结束。
之后的日子，我的女友对我的过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她以女生的细心和近乎专业的心理分析技巧帮助我完成了从第一次勃起、遗精到初吻、初夜等等全部生理、心理过程的编年。我隐约记得有个女科学家在西非研究大猩猩，很出名，不知道她的试验记录里有没有大猩猩的第一次勃起、遗精到初吻、初夜等等生理、心理过程，她有没有比较过，和她老公的一样不一样，大猩猩遗精的时候梦见的是那只后部最圆满的雌猩猩还是她。
我的女友替我记忆我所有老情人的姓名、生日、喜好和联系电话。在每天晚间漫长的自习过程中，当每一个小时，需要休息一下眼睛、保护视力的时候，她常常挽着我的胳膊漫步于昔日王府的花园中，随机选择一个老情人的名字，让我再讲述一遍和她的悲欢离合。然后启发我运用我特有的阴损刻薄将那个女孩形容成貌如东施、心如吕后。
我总是记不清楚我是如何同我的初恋分手的。“你是不愿回忆。”“我真记不起来了。”“你还爱她。”“我还爱她，我当时就会死缠烂打的。”“死缠烂打不是你的性格。什么藕断丝连、死灰复燃才是你的路数。”
我的初恋大学毕业后被分配了个好差事，站在改革开放的风口浪尖上，她也常常襟怀广阔，渴望知道天高地厚的样子。我还要念我没完没了的学，吃食堂的肉片大椒土豆。可能是有气质吧，她刚到单位就被分配去主要负责请客喝酒了。两个月后公司慈善捐款，她就成了扛着巨大伪造支票（上面画着一个“1”和数不清的“0”）在电视台的摄像机前走来走去表现公司形象的两个姑娘之一。似乎记得她下班后，我去找她，推了自行车和她在便道上走，旁边有一辆大奔跟着我们。里面一个四四方方、意气风发的男人放下车窗，吊着眼不怀好意地看着我们。“你认识他？”我问。“我们最年轻的处长。我替他挡过酒，救过他几回。”“挺气派的，这么大一辆车。”“人也不错。上次喝多了，他说之所以买这辆车，是觉得它的后面特别性感。”“一眼看上去，就有想强暴它的感觉？”“他没太多文化。”“他插在什么地方呢？排气孔？拿什么插呢？大奔会有感觉吗？”“你是书读太多了。”“黄书刘备。”
总之，她后来坐进了那辆大奔，我也不必推自行车陪她走了。最后一回，她显得伤感、冷静而又兴奋，好像我姐姐上飞机去美国之前面对家人一样。我问处长有没有狐臭，她说不知道，但是她只会坐在车子的后座，她喜欢坐后座。我心里知道，她坐习惯大奔后，会想起我的自行车后座，会想起如何搂住我的腰，把手放在我的第十二、十一肋骨上。哥哥讲过，多数人在夜晚只看见了车灯，不记得脑后还有月亮。不少人都说哥哥有时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其实禅意盎然。有些人生而知之，不念书却充满世俗智慧，哥哥就是其中之一。这些人在文献中间或有记载，比如《五灯会元》中的庞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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