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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18 20: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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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海龙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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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印记——西柏坡红色教育资源开发与运用

红色印记——西柏坡红色教育资源开发与运用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红色印记——西柏坡红色教育资源开发与运用作者:于海龙排版:JINAN ENPUTDATA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时间:2014-10-01ISBN:9787554513927本书由河北冠林数字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言(一)永恒的课题——继承弘扬西柏坡精神

西柏坡,一片红色的沃土,一个革命的圣地。新中国从这里走向北京,走向世界。它是多么令人向往,令人景仰啊!走进西柏坡,将会看到饱含平山泥土气息的革命旧址,将会听到红色革命精神的倾诉。于海龙同志新作《红色印记》向我们翔实细致地讲述了每一个革命旧址的轶事,讲述了深刻生动的革命精神。开卷受益,认认真真看看这本书可以增加历史知识,开阔视野,振奋革命精神。不读不看,将会留下莫大的遗憾。

党中央移居西柏坡的时间虽然不长,但那是一个伟大转折的时期,是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时期,是将要由农村包围城市转变为以城市为中心领导农村的时期,是将要从武装斗争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是旧中国即将灭亡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时期,是在已经创造了辉煌业绩又将继续谱写新篇章的时期。我们的胜利是由千百万烈士的热血换来的,我们应当牢记历史,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学习研究、继承弘扬西柏坡精神是一个永恒的课题,要持之以恒,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

一、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这是共产党人战胜艰难险阻、赖以发展壮大的基础和力量的源泉,是不可战胜的。早年敌人的疯狂镇压、血腥屠杀,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长征路上的围追堵截,没有扑灭革命的火种;而我们的党却在艰难困苦中发展壮大,走向成熟。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百炼成钢。力量之源就是理想信念的坚定,“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长征路上的红军喊出了:“我们有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一定能够打败蒋介石!”历史的车轮转到西柏坡时期,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已是今非昔比,胜券在握。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逆历史潮流而动,违背全国人民和平建国的愿望,一意孤行打内战,并且扬言要在三至五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战争开始时蒋军达500万人,而我军只有120万人。敌军不仅有数量上的优势,而且武器装备远远超过我军,不仅有海军、空军、坦克等机械化部队,还有美、英帝国主义源源不断的支持。当时的国统区土地面积占76%,人口占71%,全国的大中城市除哈尔滨外,均被其占有。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力量的对比在逐步改变,我们从自卫反击到主动进攻。1948年的大决战阶段,从战略上说,蒋介石失败已定,但在军队数量、武器装备上仍占有优势。党中央、毛主席高瞻远瞩,指挥若定,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把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看作纸老虎,同时又看作真老虎,这是巨大的精神力量,是值得我们牢牢记取的。今天,我们要全面深入改革,要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宏伟目标和伟大的中国梦,前进的道路上仍会遇到荆棘和坎坷,必须坚定理想信念,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去斗争、去工作。

二、共产党的领导、毛主席的英明指挥,是决战决胜的关键。解放战争进入1948年,党中央、毛主席全面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敌我力量对比,正确决策,要进行大决战。而蒋介石仍仗着其军队数量,装备的优势想通过决战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毛主席在西柏坡指挥了包括三大战役在内的24个战役,其中像济南战役,消灭敌军11万多人,并且捉住了第十绥靖区司令长官、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对三大战役,毛主席从战略战术和情况的变化、正确处理全面与局部的关系等方面都及时进行指导,先后发出了230封电报,其中辽沈战役77封,淮海战役64封,平津战役89封。毛主席还针对蒋介石、傅作义企图偷袭石家庄、攻击西柏坡的阴谋,编导了一个现代“空城计”。看看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指挥艺术,无不令人赞叹:真正不愧是当代最伟大的军事家!

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旧中国,建立了新中国。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是翻天覆地的大事业。毛主席在西柏坡就规划了新中国蓝图,从国家性质、制度、理论、道路、政策等方面进行了科学的描绘。新中国成立后,领导中国人民恢复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基础。毛主席是世界历史的巨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毛泽东思想包含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而且是人民性与实践性密切结合。与中国历史上众多思想家、理论家相比,其思想内容最为丰富,理论体系最科学、最完整,是我们世世代代应当高举的旗帜。现在有些人向毛主席脸上抹黑,千方百计否定毛泽东思想,真是枉费心机。在中国如果否定了毛主席、否定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国家必然会改变颜色。我们要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三个自信”,坚定我们的信念,批驳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摆事实、讲道理,理直气壮地进行斗争。

三、兵民是胜利之本,任何时候都要相信和依靠群众,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我们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少胜多、以弱胜强,首先取决于人心向背。蒋介石发动内战不得人心,我党我军领导人民所进行的反击是正义战争,是为了彻底解放人民和为人民谋利益的。刘少奇同志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当时大家就是在一个院子里,坐在小板凳上开的会,根据讨论的文件,在陕北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积极支援战争。例如,淮海战役时敌军达80万人,而我军只有60万人,但五省(鲁、冀、豫、苏、皖)支前民工却达500多万人。陈毅同志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山东临沂地区的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段话:“最后一碗米送去作军粮,最后一块布送去作军装,最后一条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儿郎送他上战场。”这完全说明了毛主席人民战争伟大理论的正确。历史证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行动这一路线,是党的生命线,是最根本的工作路线。西柏坡时期是这样,新的历史时期还是这样,更加不可缺少。

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战争年代需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革开放时期仍然必须坚持。毛主席和党中央各个部门在西柏坡时期,仍然住着简陋的房子,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就是在集体食堂,摆上桌凳召开的。指挥重大战役的作战室,就是简单的三间小平房,在世界上最小的指挥所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战争。这种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并发扬光大,尤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坚决反对腐败,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成由勤俭败由奢”,历史的经验就是如此。我们看看那些贪污受贿的不法之徒,他们之所以走上犯罪的道路,虽然有很多原因,但其中思想上的蜕变、背叛了入党誓词、背叛了理想信念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最根本的原因,任何时候都要引以为戒。我们要自觉遵守党的纪律,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做一名真正践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领导干部。

五、牢记“两个务必”,继续新的长征。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发出了“两个务必”的伟大号召。党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即将进京的时候他又说:“我们是进京赶考,大家都要考个好成绩,决不当李自成。”这些话讲于六十五年前,我们看看这一段历程,究竟走得怎么样?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科学技术的进步,工农业的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前无古人、令人振奋的。但从党内腐败现象,从道德水平的下滑等诸多社会矛盾联想毛主席的伟大告诫,他的胸襟是多么开阔,他站得多么高,看得多么远。我们应当牢记毛主席提出的“两个务必”“不当李自成”的教导,充分认识新的历史任务将比原来的胜利更加伟大。原来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今后的路程更长,任务更艰巨,绝不可有任何的松懈。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经受住金钱物欲的诱惑、灯红酒绿的考验,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有些同志理想信念滑坡了,动摇了,这是最危险的滑坡和动摇。如果完全忘记或丢掉了理想信念,就是政治生命的完结,就难免要受到党纪国法的追究。有的要受牢狱之灾,甚至是“一声枪响,人财两空”,留下臭名,污损祖宗。糖衣裹着的炮弹,吃起来甜甜的,实际上是催命的。有些人不幸被毛主席言中,我们所有同志都应引以为戒,做一个清醒的革命者。

牢记“两个务必”,就要加强学习,学习党的基本理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要求读的十二本书就是毛主席亲自审定的,“干部必读”四个字就是他加上的。要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习,学会管理城市、管理工业、农业、经营商业,等等,做到又红又专,同时,要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新的长征。

于海龙同志的《红色印记》即将出版之际,要我写一篇序言,我遵嘱写了一点感想,权且为序,更为自勉。张全景2014年8月(作者系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序言(二)

西柏坡,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向往的圣地。因为工作关系我不止一次地走进这里,渐渐地我与西柏坡产生了非常特殊的情感。特别是2003年我参与了西柏坡纪念馆改陈建设,在那段难忘的日子里,我和西柏坡的很多人都成了朋友,海龙就是其中一位。

那时海龙刚刚24岁,担任宣教部代理主任。由于改陈大纲需要查阅大量资料,我平日与海龙接触较多,每当见到他时,就感到在他身上充满着年轻人的激情与活力。在随后的接触中,我进一步认识了这位年轻人,他有思想、有思路,不仅工作非常敬业,而且勇于开拓创新。他在担任宣教部主任和讲解员艺术团团长期间,把一个平凡的宣教讲解队伍推向了全国,成为全国宣传系统和文博系统的一面旗帜,打造了西柏坡特色宣教品牌。他从2006年开始连续六年组织讲解员编写年刊《宣教风景线》。每次我都会收到他寄来的刊物,每一期刊物中都有他对宣教工作的新认识、新观点,从中我看到了他的成长和进步,看到了他的成熟与自信,感到由衷的欣慰。

尽管2005年以后,由于工作调整,我去西柏坡的机会较少,但我始终关注着海龙的成长和进步。海龙在宣教队伍建设上不断摸索、创新管理模式,在中央、省市媒体上经常有他和讲解员们的靓丽身影,同事朋友口中也常有对海龙和西柏坡讲解员们的赞扬。有一次我陪着外地客人到西柏坡参观时,客人对西柏坡的讲解水平赞不绝口,我当时情不自禁地向客人介绍站在我身旁的海龙:“这位就是宣教部主任于海龙,是非常优秀的讲解员,在全国讲解比赛当中拿过大奖,他不仅会讲解,而且很会带队伍,他们的讲解工作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表扬。”此时,海龙却谦虚地说:“这都是馆领导为宣教部配了个好班子,大家齐心协力干工作,不出成绩就太对不起领导的期望和同事们的信任了!”

2011年“全国讲解形式创新展示大赛”活动在西柏坡纪念馆举办,这是继2004年“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工作会议”在西柏坡纪念馆召开之后又一次文博界的盛会。我当时还在省委宣传部工作,这次活动得到了部领导的高度重视,我也非常关注这次活动,活动前我曾陪一批客人到西柏坡参观,海龙还向我详细汇报了准备情况。他告诉我,这次比赛不仅希望达到交流展示的目的,还要达到学习先进、改进自身工作的目的。这就是于海龙,在取得成绩时始终保持着谦虚的学习态度,这一点在很多年轻人身上都是不容易做到的。我想,这也许就是海龙不断进步和成功的基础。这次比赛活动举办得非常成功,以至于后来我到外省出差参观纪念馆时,都能听到他们对西柏坡纪念馆讲解员发自肺腑的赞扬。我深知,西柏坡的宣教工作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果,是海龙通过创新思路、创新举措,精心抓业务、带队伍、培养优秀讲解员的结果,他用实实在在的宣教接待工作,大大提升了西柏坡纪念馆在全国乃至社会各界的美誉度和知名度。

前不久,海龙把《红色印记——西柏坡红色教育资源开发与运用》文稿送给我,并请我为此书写序。我感到非常惊讶!说真的,这么多年来,我似乎很少给人写序。但当我认真读了这部书稿后,我发现文中观点深刻,论述明晰,在继承我国红色教育资源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和创新。红色资源是中国精神文明教育的重要载体,作为全国著名的红色教育阵地,西柏坡必须充分发挥红色资源的教育作用,把红色资源应用到开展各项相关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中,从而更好地服务社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作为长期从事红色教育的宣教工作者,海龙紧密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对红色资源的运用和研究现状进行了认真梳理和深入分析,并将近年来红色资源研究领域的成果加以系统化、条理化,阐述了红色资源对于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结合西柏坡红色资源的开发现状,分析了西柏坡纪念馆在红色教育资源开发和运用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有效的对策。可以说,这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的书。

该书的出版,对于西柏坡乃至全国的红色教育资源的开发与运用都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于是欣然提笔为海龙的新书题写了这篇序言,与其共勉。也希望海龙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深入挖掘西柏坡红色教育资源的内涵,把西柏坡精神继承好、发扬好,做好“两个务必”的传承人。

是为序。魏平2014年6月(作者系河北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序言(三)

于海龙同志是我的忘年之交,他在西柏坡工作,我和他相识相知,可谓三生有幸。

他在西柏坡纪念馆工作多年,工作之余编写了一部《红色印记》,我看了初稿十分高兴,书中不仅有详尽的西柏坡的革命史料,而且有许多鲜为外人所知的史实。特别是在书中一方面记载史迹,同时,还结合纪念馆展品,介绍了许多照片,可谓图文并茂,相得益彰。

我这些年一直在大学教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史,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联系到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经历。我虽然是离休干部,但参加革命毕竟时间有限,虽然在正定华北大学学习时,多少了解一些有关1947年从延安撤退,来到西柏坡一带的历史史实,但从未直接看到第一手材料,拿到书稿我愈看愈高兴,简直如获至宝。特别是海龙同志不仅介绍翔实史料,还进行了多方论述,深感这是一本诗的史,也是一本史的诗,如同司马迁写《史记》时,从书中感到史之德,史之识,史之才,史之学,虽然不可与司马迁相提并论,但海龙同志竭尽心力,在工作之余完成这部大作实在令人钦佩。

我真诚地愿为他作序,并向全国人民推介。今后,我要按照党的十八大精神,努力开发西柏坡的教育资源,让它在铸魂育才系统工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谢谢海龙同志,谢谢出版社,能为我们呈现如此宝贵、如此美好的史料。我作为教育艺术家,我将继续在演讲中介绍西柏坡,介绍“两个务必”的精神,让更多的人从中受到教育,记住:“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李燕杰2014年6月10日于首都师范大学(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演讲家、哲学家)第一章西柏坡红色教育基础资源概述一、西柏坡主题陈列展览馆序厅

西柏坡位于河北省平山县中部,是解放战争后期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的所在地。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全国土地会议,推动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组织指挥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夺取了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周恩来曾经指出:“西柏坡是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指挥三大战役在此,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此。”

西柏坡陈列展览馆始建于1976年10月,1978年5月26日为纪念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30周年时正式对外开放。如今,西柏坡已成为全国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随着西柏坡纪念馆的日益发展,先后对陈列展览进行了五次大的修改和完善,总建筑面积达到6200平方米,共分为三层院落,12个展室。序厅的正前方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77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组成的大型铜雕,它的背景是西柏坡中共中央大院和雄伟绵延的太行山脉,它象征着西柏坡时期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心、奋勇向上的精神风貌,铜雕下方“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八个大字,是1988年原文化部部长黄镇老将军为西柏坡的题词,也是整个展览的主题。

两侧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革命纪念地上海一大会址、井冈山、遵义会址和延安组成的浅浮雕群,它与中间的铜雕遥相呼应,寓意着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从西柏坡走进了北京城,建立了伟大的新中国,“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第一展室走进西柏坡

党中央为什么会选择西柏坡作为全国革命的领导中心呢?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这一带群众基础非常好。早在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聂荣臻就率领八路军115师一部2000余人开赴晋东北,开辟了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而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就位于根据地的南部,是有名的抗日模范县。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曾率医疗队先后两次来到平山县,老一辈革命家彭真、黄敬、关向应、王震、聂荣臻都曾在这里战斗和生活。

平山县建党非常早,1931年,就在霍宾台村建立了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从此党组织迅速发展,党员人数由1931年的50人发展到了1946年的近两万人。据统计,截至1937年,平山县党员已达到700人,是河北省党员人数最多的一个县,像王昭、于光汉、栗再温就是平山县党组织早期的创建人和卓越的领导人。

1937—1947年晋察冀党政军机关也曾驻扎在平山县一带,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就设在平山县的蛟潭庄村,西柏坡是北岳区四地委的所在地。

据统计,在抗日战争时期,仅有25万人口的平山县就有9万多人参军参战,在当地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好儿郎上前线,家家户户支前忙,石碾水碾磨军粮,织布纺线做军装。”平山县不仅是有名的抗日模范县,在解放战争时期又被誉为“支前模范县”,涌现了许多英雄人物和战斗集体。像大家熟悉的《南泥湾》,歌中唱道:“又纺织来又生产,359旅是模范,我们走上前,鲜花送模范……”359旅隶属120师,下设有717、718、719三个主力团,其中718团就是由1500名平山子弟一次性应征入伍组成,由于都是平山人,老百姓都亲切地称他们为“平山团”,这支队伍英勇善战,屡建奇功,被聂荣臻誉为“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子弟兵”这三个字就是由此而来,并随着聂荣臻对平山团的嘉奖而家喻户晓。

享誉全国的“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是平山县下盘松村人,她是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连续六年担任村里的妇救会主任,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八路军伤员。1944年戎冠秀还出席了晋察冀边区的群英大会,聂荣臻司令员将一面绣有“子弟兵的母亲”的大红锦旗亲自授予她。她一生送两个儿子三个孙子去参军,曾经13次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1949年还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1989年8月12日病逝于石家庄的和平医院,享年93岁。

西柏坡位于平山县的中部,东邻华北平原,西依太行山脉,正好处在大平原与太行山的交界处,打起仗来能攻能守,能进能退,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西柏坡距离石家庄只有90公里,且交通便利。这一带河流众多,其中以滹沱河最为出名,它源自山西的繁峙,贯穿全县,滹沱河北岸的西柏坡一带更是滩地肥美,稻麦两熟,曾被聂荣臻誉为“晋察冀边区的乌克兰”,为党中央来到西柏坡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条件。

良好的群众基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富足的物产为党中央选址西柏坡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中央到达西柏坡之后,中央机关就分布在了西柏坡村的周围及滹沱河沿岸。

1947年3月,蒋介石命胡宗南率领14万大军进犯延安,我军从战略上考虑决定保卫延安。1947年3月8日,我军在延安召开了一万多人参加的保卫延安动员大会,彭德怀司令员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但由于我军驻守在延安的兵力不足两万,敌我力量悬殊,为了保存实力,党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在撤离延安前夕,许多领导干部不明白:“我们在延安生活了整整十年,挖了窑洞、吃了小米、学了马列主义,为什么要离开呢?”毛主席在接见新四旅领导干部时说明了我军的作战思想,他指出:“我军打仗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要告诉同志们,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1947年3月18日,党中央主动撤离了延安。

1947年3月27日,党中央到达了陕北清涧县的枣林沟,29日在此召开紧急会议,将中央机构进行了合理分工。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前委留在陕北牵制敌人的部队,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率领中央工委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完成中央委托的工作;4月11日,又组成了以叶剑英为书记的中央后委,前往山西临县统筹后方工作。

1947年5月,刘少奇率领中央工委到达西柏坡,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工作,7月12日向全国发出通知,中央工委在西柏坡正式办公,受中央委托需在西柏坡完成三件大事。第二展室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

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封建和半封建的制度下,千百年来,中国农民最大的愿望就是拥有自己的土地。毛泽东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根本问题就是土地问题。

遵照中央指示,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胜利召开。会场设在西柏坡村恶石沟西岸的一块空地上,在沟端的一个旧房基上搭了一个布棚,放上一张桌子,几条凳子,就是主席台。参加会议的有100多位代表,他们没有座椅,都是以石头为凳,膝盖为桌,有的干脆就是席地而坐参加整个会议。

会议共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主要由各解放区的代表汇报当地土改情况,提出问题讨论解决办法。第二阶段,主要转向制定土地政策问题。整个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当时刘少奇身体非常消瘦,因为在筹备会议期间,由于工作繁忙,刘少奇经常胃病复发,主席对此十分关心,多次来信希望他能够安心休息一个月,刘少奇收到信以后非常感动,在向中央汇报的《关于土地会议准备情况》的报告中,第一句就写道:“我病已痊愈,身体恢复可以工作。”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刘少奇在会议期间,由于胃疼,在炎热的七月份就是抱着一支暖水袋坚持开会的。

会议在最后一天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的草案,并于同年10月10日由中共中央在陕北的神泉堡正式向全国公布。大纲明确提出了要“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毛主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土地改革总路线:“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生产。”大纲颁布以后,各级党委政府积极贯彻大纲精神,彭真在晋察冀的土地会议上传达会议精神。当时老百姓得到土地以后,到底是怎样的心情呢?1947年哈尔滨市靠山屯的全体翻身农民给毛主席写了这样一封信:“毛主席呀,没有您我们真得饿死啦,这回我们都翻身了,分了地,分了马,分了衣服、粮食,都有吃有穿,也都抱团了,一定打倒大地主,打倒反动派……”信非常简短,但字里行间流露出了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感激之情。《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之后,在各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使解放区一亿六千多万农民分得了土地,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平山县下盘松村的全体翻身农民,将一面绣着“土地回老家”五个大字的锦旗,敬赠给中央工委。

老百姓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这极大地激发了他们对共产党的拥护和爱戴之情。他们努力发展生产,踊跃支前,送大批的优秀青年参军参战,在人力、物力上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为解放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1950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第三展室指导晋察冀军事斗争

晋察冀是连接东北、华北两个战场的重要枢纽,它的胜败直接影响着东北、华北、晋冀鲁豫的战场形势,但是内战爆发以后,这里还没有打过大的歼灭战,取得的军事胜利很小,主席对此非常关注,多次来信希望能打几个漂亮仗。

根据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解决晋察冀的军事问题已经迫在眉睫。1947年5月中央军委恢复了晋察冀野战军的建制,由杨得志为司令员,罗瑞卿为政委,杨成武为第二政委,耿飚为参谋长,潘自立为政治部主任。晋察冀野战军成立以后,连续取得了正太、清沧、保北著名的三战三捷。

1947年10月朱德总司令亲临晋察冀前线视察指导,给全体指战员在战略战术上进行了有力的指导,并确定了打大歼灭战的指导思想。

1947年10月19日,我军发起了清风店战役,经过三昼夜激战,全歼守敌一万七千多人,活捉了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历戎。被俘以后的罗历戎自称聂荣臻的学生,要求见见老师,于是聂荣臻就在晋察冀野战军指挥部里接见了他。原来聂荣臻在黄埔军校的时候曾担任过罗历戎的政治教官,而且他们两位还是老乡,都是四川江津人。这次学生见了老师,显得十分羞愧,一副无地自容的样子,他先是忙着站起身来,又是鞠躬又是敬礼,随即说道:“败军之将,惭愧、惭愧。”聂荣臻对他们说:“这次内战是蒋介石逼我们打的,你们替蒋介石卖命是毫无意义的。你们愿意留下,可以提供学习的机会;你们愿意回家,也可以放你们回去。但是不管留下还是回去都应该认识到过去的罪恶,改恶从善,重新做人。”

后来,罗历戎被送到“解放军军官教导团”,又在战犯管理所待了十年,于1960年特赦,被安排在全国政协当文史委员。

在清风店战役胜利以后,石家庄周围的保定、正定、徐水等地已经全部解放,本来驻守在石家庄的罗历戎又全军被歼,这时石家庄就只剩下了刘英的第32师,实实在在成了一座孤城,于是我军就抓住战机准备发起石家庄战役。

石家庄又名石门,它最初本来是获鹿县的一个小村庄,历史上记载是归正定管辖。它正好处在平汉、石德、石太三条铁路的交汇处,是华北的重要枢纽,也是棉、煤的集散地,由于交通的发展,才逐步由小山村发展成繁荣的集镇,被称为“火车拉来的城市”。1925年奉系军阀向南扩张,将石家庄镇、休门镇等四个镇合并为市时,取石家庄镇、休门镇首尾二字,为石门。到解放战争前夕,石家庄人口已达28万,城市面积20万平方公里,一跃成为华北重镇。

国民党占领石家庄以后,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就利用日本占领时的旧工事,加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外市沟,全长30公里,深7米,宽6米,沟内设有电网、铁丝网和雷区;第二道,内市沟,全长18公里,深宽各5米;第三道防线,是以火车站、正太饭店为中心建起的核心工事。除此以外,还修建了6000多个碉堡,分布在石家庄的主要街道和路口上,并配有装甲车日夜巡逻。一时间,石家庄成了一座碉堡林立,具有坚固设防的大城市,被称为“中国的马其诺防线”。

驻守在石家庄的是国民党第32师师长刘英,他曾这样吹嘘:“凭我军攻势,至少可以固守三年,共军没有飞机、坦克休想拿下石家庄。”

1947年11月6日,石家庄战役正式打响,我军蹚过滹沱河,突破外市沟,10日解放了石家庄最繁华的一条街道中山路。在这次战斗中,一段意外的插曲缩短了整个战役的进程。12日,我军一个侦察连在执行侦察任务时,竟然闯进了国民党第32师师长司令部石家庄的大石桥,在桥下活捉了第32师师长刘英。俗话说“擒贼先擒王”,石家庄战役收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大石桥、火车站、正太饭店等要点不攻自破,减少了对城市的破坏,更减少了部队的伤亡。国民党自诩可固守三年的石家庄,仅经过了六天六夜就被解放。

石家庄是我军利用攻坚战术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我军在晋县的候城村举行了战后总结大会,罗瑞卿主持了会议,在会上朱总司令为石家庄的解放亲自题写了一首七律诗《攻克石门》:“石门封锁太行山,勇士掀开指顾间……”现在这首诗就刻在石家庄的解放纪念碑上。石家庄的解放开创了我军解放大城市的先例,不仅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了一片,也为党中央进驻西柏坡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按照中央要建设不要破坏的方针,我党对石家庄进行了成功的接管。11月14日,石门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首任市委书记毛铎、市长柯庆施。刚刚解放的石家庄一片废墟,工厂停工,工人失业,建设一个新的石家庄的任务摆在了新成立的市委市政府面前。市委市政府积极征求社会各界人士建设石家庄的意见和建议,关心市民的生产、生活,向贫困工人发放救济粮。在很短的时间内,工厂开工、学校开课、市场繁荣,使石家庄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12月26日石门市正式改名为石家庄市。我党在工作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全面制定正确的城市工作方针、政策提供了依据,为有效接管城市、建设城市提供了样本,石家庄由此也成为新中国城市管理的试验田。第四展室统一解放区的财经工作

在解放战争紧张进行之时,中央最关心的有两大问题:一是兵员补充,二是财政困难问题。由于战争的残酷性,军需物资的供给是必须首先要考虑解决的。于是中央决定1947年3月25日在邯郸市武安县的冶陶镇召开华北财经会议,由薄一波为大会主席。他在会议上指出:“华北财经会议的主要任务就是讨论研究如何解决好在战争中所需要的财力供给问题。”会议决定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4月16日,中央发出了关于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的通知,经选举决定由董必武任主任,南汉宸、薛暮桥、杨立三、汤平为副主任。

华北财办成立以后,先后召开了华北金融贸易会议、华北交通会议,统一了解放区的金融,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我们国家的第一版人民币;研究解决了公路、铁路、邮政、电话等问题。华北财办从1947年4月成立到1948年5月撤销,历时13个月,随后又成立了中央财政经济部,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为了做好华北战场的准备工作,为前线及时地提供足够的弹药支持,当年在中央工委的领导下,在平山县相继建立了许多的兵工厂:北冶的三三军工总厂、罗汉坪的120型炮弹厂、南冶的82型炮弹厂……这些军工厂的建立为前线提供了足够的弹药支持,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争。1949年太原解放以后,这些军工厂都陆陆续续迁到了山西太原,与阎锡山的西北制造厂合并,成为现在的国营晋西机器厂。为了供应这些军工厂的电源,在平山县的西部山区修建了一座水力发电站——沕沕水发电站,由于它是华北地区的第一座水力发电站,被誉为“边区创举”。在发电站落成以后不久,还架线27公里,把电送到了西柏坡的中央大院,所以中央到达西柏坡以后都用上了电灯,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

中央工委到达西柏坡以后所完成的三件大事,也为党中央进驻西柏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五展室决战前夕

1947年3月18日,中央主动撤离延安。为了安全,每个领导人都使用化名,毛泽东化名李德胜(革命一定成功的意思),周恩来化名胡必成(因为浙江口音“胡”和“务”的发音一样,也就是革命务必成功之意),任弼时化名史林(他当时任中央前委的司令,“史林”就是司令的谐音)。中共中央转战陕北到西柏坡路线图

中央在1947年3月18日主动撤离延安以后,3月27日到达了清涧县的枣林沟,29日在这里召开了枣林沟会议。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我军采用游击战术、蘑菇战术与敌周旋,边走边打。中央在离开枣林沟以后,又经过了邱家坪、何家集……之后来到了小河村。7月21日至23日,在这里召开了小河会议,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要用五年左右的时间打垮蒋介石的军事计划,并确立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决议。中央离开小河村以后,沿着大理河继续向东转移,经过19天的艰苦行军,到达了梁家岔,在这里迎来了沙家店大捷,这次战役使胡宗南的三分之一主力全军覆灭,结束了敌人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在沙家店战役后,毛泽东就恢复了自己的本名,说明形势已经明显好转。中央前委离开梁家岔以后,转移到朱官寨,在这里停留了将近一个月,之后又到达了神泉堡,10月10日在这里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在这个宣言中第一次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称,也第一次郑重地提出了要“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11月22日中央前委到达了米脂县的杨家沟,在这里住了4个月,也是在转战陕北期间停留时间最长的一个村庄。12月25日至28日,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十二月会议”,这次会议也是解放战争期间召开的最重要的会议之一,会上通过了毛泽东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其中就明确地说明了怎样打倒蒋介石,怎样建立一个新中国,还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

在十二月会议后,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在陕北穷追毛泽东整整一年的胡宗南部队基本上被我军全部歼灭。在完成转战陕北的战略任务后,为了更有力地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中央决定离开陕北向华北转移,与中央工委汇合。3月21日,毛泽东率中央机关离开杨家沟,经过两天的艰苦行军,穿过吉镇、刘家坪,23日中午到达了吴堡县川口镇,开始东渡黄河向华北转移。

从1947年3月18日撤离延安,到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中央纵队几百人,牵着胡宗南的十几万大军,在陕北的山沟沟里打“蘑菇仗”,历时一年零四天,途经12个县37个村,行程1000多公里,在与敌人的巧妙周旋中,牢牢吸引了敌人的部队,减轻了其他战场的很多压力,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中央前委东渡黄河以后,经过了中央后委驻地山西临县,晋绥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兴县蔡家崖,在这里停留了8天,之后又经过了岢岚、五寨、神池、代县。4月11日翻越五台山时,正好遇到大雪封山,人车受阻,主席夜宿五台山的台怀镇塔院寺,第二天到达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阜平县的城南庄。在这里休整数日后,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前委继续前进,毛泽东因准备去苏联访问暂留城南庄。4月23日,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前委到达西柏坡,叶剑英率中央后委也同期到达,分开整整一年的前委、工委、后委又汇合到了一起。

4月30日至5月7日,主席又召集各位领导人回到城南庄,在这里召开城南庄会议,这也是在撤离延安以来五位书记第一次全体参加的会议。会上采纳了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的建议,决定“陈毅、粟裕兵团暂不过江,先集中兵力在中原地区打大仗,尽可能多地把敌人歼灭在长江以北”。这次战略调整为以后我军取得济南、淮海、渡江战役的胜利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就在城南庄会议结束没几天,5月18日,国民党就派飞机轰炸了城南庄。当晚,为了安全,主席秘密迁往城南庄以西的花山村,暂时居住。毛泽东在城南庄居住的时间并不长,就遭到了敌机轰炸,而且位置如此准确,炸弹直接落到了毛主席居住的小院里,中央断定肯定是有人告密。1948年11月保定解放以后,在收缴的敌人档案里,才查清了被轰炸事件的来龙去脉。

当时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管理处下设一个大丰烟厂,名为“烟厂”,其实是晋察冀根据地从敌占区购买物资、搜集情报时打的一个招牌,烟厂经理孟宪得被国民党特务组织所收买,孟宪得又将其同乡、军区司令部小伙房的司务长刘从文也拉入了特务组织。他们除了向国民党提供情报外,还密谋在领导人的饭菜里下毒,但在毛泽东到城南庄以后,聂荣臻就指派专人给他做饭,刘从文根本就无法接近,始终都没有得手。因为保密工作做得好,他们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人来到了城南庄,但感到“一定是大人物到了”,于是便送情报给国民党特务机关,让敌人派飞机来轰炸城南庄。案件查清以后,刘从文、孟宪得被判处死刑。

毛泽东在花山居住9天以后,5月26日乘车到达西柏坡。至此,中央完成了从陕北到西柏坡的转移,历时一年零两个月,行程1500多公里。这时一年以前在枣林沟会议上成立的中央前委、工委以及后来成立的中央后委已胜利地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自行撤销。从此,西柏坡这个小山村就成为全国革命的领导中心。

中央到西柏坡以后,在西柏坡周围分布了许多领导机关:西柏坡是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的所在地,中宣部在北庄,部长陆定一;中组部在南庄,部长彭真;中央办公厅在夹峪村,负责人杨尚昆;中央社会部在东黄泥村,部长李克农(代理);中央妇委在东柏坡,邓颖超为代理妇委书记;卫生部在朱豪村,部长苏井观。西柏坡成为全国各解放区的核心,也是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方面的领导中心。

1948年,我军已由战略防御改为战略进攻。4月21日,西北野战军收复了被敌人占领一年一个月零三天的延安,也印证了主席撤离延安前说的一句话:“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这时在全国,东北、华东、中原、西北等战场先后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为战略决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人民解放军即将进行战略决战的关键时刻,为了确定新的战略任务和目标,中央决定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议的地点就设在中央大院的机关食堂里,参加会议的有31位代表,这也是自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会议。会上制定全党的战略任务: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用五年左右时间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从1946年7月算起)。

会议以“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为中心议题,为大决战从思想上、物质上、组织上做了充分的准备。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了“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的倾向,针对这种情况,会议通过了关于请示报告制度和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为了使人民军队逐步走上正规化建设的道路,在会上,周恩来提出人民解放军要“统一建制”,今后全军统一称呼,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称号,分为野战军、地方武装和游击部队。在会后全军开始统一整编,积极操练,准备发起大决战。第六展室大决战(一)

三大战役的序幕是济南战役。1948年9月16日至24日,华东野战军发起了济南战役,经过8昼夜激战,歼敌10万多人,活捉了国民党军第二司令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这次战役也是我军对敌有坚固设防及重兵把守的大城市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攻坚战,在作战中9纵25师73团英勇顽强最先突入城内,被授予“济南第一团”的光荣称号。

济南的解放使华东、华北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不仅配合了辽沈战役的进行,而且为华东野战军主力南下作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拉开了大决战的帷幕。

在西柏坡这个总指挥部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全面分析了战争形势,适时地抓住战机,部署指挥了三大战役。展柜里是在大决战期间,中央机关曾用过的电话机,当时任总参谋长的周恩来曾用过的放大镜和他的亲笔签名。

在大决战期间,还发生了一段惊险的插曲。

1948年10月,辽沈战役正在激烈进行之际,我军节节胜利,捷报频传,而国民党的部队却陷入了穷途末路。蒋介石为了扭转败局,与傅作义密谋,企图乘我军兵力在外作战之际,偷袭石家庄,一举捣毁我军总部西柏坡。为了掩人耳目,国民党将偷袭石家庄的部队对外称是支援山西的部队,不料,这份情报被我地下党员得知,上报了中央。当时,我军留守在平山的兵力只有一千人左右,而敌军却多达十万人,从北平到石家庄还不到三百公里,敌人只需两三天就可以到达石家庄,可见当时情况十分严峻。周恩来在10月27日凌晨4点半至7点的两个半小时内,一连给主席写了三封信,汇报我军的部署情况,主席得知情况以后临危不乱,除了在军事上打击敌人以外,还决定与蒋介石唱一场“空城计”,并撰写了四篇新闻稿,把蒋介石的偷袭背景、内幕、兵力以及军长、师长的姓名都说得一清二楚,把我军民的准备、组织、迎击重点也布置得有条有理。敌人听到广播以后,吓得一片惊慌,不知所措,傅作义怕被围歼,便匆匆忙忙撤回了北平。由此便留下了“毛泽东巧设空城计,吓退蒋傅十万兵”的佳话,创造了战争史上又一个不战而胜的光辉战例。

三大战役中的第一场战役就是辽沈战役,党中央为什么会把决战的首仗放在东北呢?

革命战争发展到1948年秋时,国民党的部队已经被我军分别牵制在了东北、华北、华东、中原、西北五大战场上,毛泽东把首仗放在东北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如果把首仗放在东北,有足够的把握取得胜利。到1948年8月,东北野战军总兵力已达103万,装备良好,号称“百万大军”;相反,东北战场的国民党卫立煌集团只有55万人,并分别被钳制在长春、锦州、沈阳三个孤立地区,相互不能联系,补给十分困难,军心涣散,士气低落。因此,我军已经掌握了整个战役的主动权。

第二,解放东北是全国战局发展的关键,当时国民党在战略上企图要尽量延长坚守东北的时间,来牵制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不能入关作战,如果我军能够先解放东北的话,就有了足够的部队去支援全国的各大战场。

第三,东北是我国的重要工业区,东北解放以后,就能够依靠东北的强大物质基础,支援全国的人民解放战争。

所以,中央决定把决战的首仗放在东北,首先发起的就是辽沈战役。

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南下北宁线,正式发起了辽沈战役。10月14日,我军对锦州发起了总攻。锦州位于北宁铁路的中心,是连接东北与华北的枢纽,拿下锦州就关上了东北的大门,形成关门打狗之势。经过31小时激战全歼守敌10万多人,俘虏东北“剿总”副司令范汉杰,锦州解放。被俘以后的范汉杰还受到了林彪的接见,林彪问:“你对锦州一仗有何看法?”范汉杰回答:“打锦州这一招,非雄才大略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锦州好比一条扁担,一头挑华北,一头挑东北,现在扁担已经断了。”

在锦州解放以后,处于长困久围之中的长春之敌,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在我军强大的政治军事双重压力下,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被迫投降,长春宣告和平解放。

锦州、长春都解放以后,就意味着蒋介石在东北大势已去,但他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还梦想重新夺回锦州,于是便命令廖耀湘兵团全力向锦州发起了总攻,同时还命令第52军占领营口,以保持其海上的退路。这时,我东北野战军就兵分三路,一部分在黑山、大虎山地区阻击廖耀湘兵团的前进,一部分兵力切断廖耀湘撤回沈阳的退路,另一部分向营口方向前进,切断其海上的退路。最后,经过八昼夜激战,全歼廖耀湘兵团在黑山、大虎山地区,活捉了兵团司令官廖耀湘。11月1日,我军攻入了沈阳市区;11月2日,全歼守敌,沈阳解放。

三大战役战场上我军曾经使用过的武器大多是从国民党手中缴获而来的,因此,周恩来曾风趣地说:“蒋介石做了我们很好的运输大队长。”

辽沈战役胜利以后,1948年11月14日,毛泽东撰写了《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在毛泽东发往东北局的电报中也曾写道:“在九月会议上中央作出的用五年左右时间来打倒国民党,因为九、十两月的伟大胜利,已经显得落后了,这一任务的完成大概只需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就可以达到了。”由此可以看出,辽沈战役的胜利大大加速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辽沈战役是从1948年9月12日发起,到1948年11月2日结束,历时52天,歼灭和改编国民党正规军472000余人。

在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以后,中央便决定发起淮海战役,这次战役是由华东和中原野战军以徐州为中心在中原地区与国民党展开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战役。

徐州是南京的门户,是蒋介石进行反革命内战的军事要地,在徐州进行战斗就直接关系到敌人的心脏地区南京和上海的安危。敌人的主力主要分布在以徐州为中心和沿津浦、陇海两条铁路相交的一个大“十”字上,以刘峙、杜聿明为首的徐州剿总驻守在徐州中枢,黄百韬第七兵团防守在陇海路的东段。

当时集结在这一地区的国民党部队共有80万人,而我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只有60万,解放军不仅在数量上少于敌军,在后勤供给、运输条件等方面都不如国民党的部队。因此,毛泽东对淮海战役有一句精辟的评价:一锅“夹生饭”硬是被你们一口一口吃下去了。这就是说,淮海战役取得胜利的条件并不成熟,但最后还是取得了胜利。

当年蒋介石采取的战略方针是“以徐州为中心,固守一点,四面驰援”,来保护南京和上海。如果战局不利,就将主力直接撤至长江以南,来巩固长江防线。对于敌人的部署,毛泽东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利于逐个击破的阵形,特别是陇海路东段的黄百韬兵团,兵力薄弱又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所以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就是歼灭黄百韬兵团。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正式打响。为了防止黄百韬逃进徐州,刘、邓指示我北部野战军和西部兵团对黄百韬实施合围。当时,徐州北部就是国民党的第三绥靖区,只有他们让出运河防区我军才可以顺利通过。就在这时,第三绥靖区的中将副司令张克侠和何基沣两位将军率部23000千多人在贾汪、台儿庄地区起义,于是我军迅速通过防区,切断了黄百韬的退路,取得了整个战役的主动权。国民党的将领为什么会起义呢?《佩剑将军》这部电影我们都看过,里面讲述的就是张克侠、何基沣两位将军的传奇故事,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他们两位就是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我党的地下党员,在淮海战役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陈毅、邓小平也曾说过:“张、何起义是淮海战役的第一胜利。”

11月22日,我军全歼黄百韬兵团在碾庄地区。

在我军围歼黄百韬的同时,还攻占了宿县,切断了津浦铁路,防止敌人向南逃跑,争取把敌人全部歼灭在徐州附近。

在黄百韬兵团被歼灭以后,淮海战役进入第二阶段围歼黄维兵团。黄维兵团是蒋介石嫡系中的精锐部队,总兵力12万人,全部是美式装备,各级军官也都是清一色的军校毕业生,号称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之一”。在黄百韬兵团被围困时,蒋介石就命令黄维兵团日夜兼程从河南赶来支援黄百韬,同时还命令杜聿明从徐州南下,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从蚌埠北上,吹牛要“打通徐蚌,与黄维兵团三路会师”。可在路上都遭到了我军的阻击,黄维最后被我军围困在双堆集地区,杜聿明被我军围困在了陈官庄一带。此时,在淮海战场上,我军已同时围困了蒋介石的两大主力,中央决定,先集中兵力歼灭黄维兵团。

第三阶段,我军对杜聿明集团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敦促杜聿明投降。但杜聿明等高级将领拒绝投降。我军完成了对华北之敌的战略包围以后,1月6日向杜聿明发起了总攻,至10日全歼杜聿明集团在陈官庄地区,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淮海战役的总前委由粟裕、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谭震林五人组成。在这次战役中,我军还活捉了国民党的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我们看到展柜里有一张收到条,上面写道:“收到战犯杜聿明一名。”这是当年交接战犯所办的交接手续。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起承前启后作用的第二个大战役,也是三大战役中我军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一次战役。战役中,我军经过66天紧张艰苦的战斗,歼灭国民党军队55.5万人。这一胜利,使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上获得解放,使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地带南京、上海直接暴露在人民解放军的铁拳面前,为解放军渡江作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淮海战役还在激烈进行之际,我军就已经发起了平津战役。平津战役是由我华北部队、东北野战军和一部分地方武装在张家口、北平和天津进行的一次战略性决战。当时我军不仅在装备上已经优于敌军,而且在数量上也大大超过了国民党的部队,参加平津战役的我人民解放军总兵力是100万,而国民党兵力只有60万,主要军事力量就是驻守在北平的傅作义集团。当年傅作义调出了10万部队驻守在他的老家绥远,其他50万兵力沿平绥和平汉两条铁路,分别驻守在东起滦县、西到张家口的五百多里长的狭长地带,摆成了一条“长蛇阵”。中央决定“先打两头,后取中间”,首先包围了他的西逃之路张家口。傅作义赶紧命令驻守在北平附近的第35军火速支援张家口,就在这时,我东北野战军进入了关内,给了傅作义一个措手不及。当傅作义发现形势不对时,又急令第35军回守北平,结果被我军包围在了新保安一带。

敌人的西逃之路已经被截断,就剩下了他的东逃之路天津。天津是北平的门户,傅作义派他的亲信陈长捷驻守在这一带。陈长捷在天津大肆修建工事,向傅作义吹牛说“天津至少可以守半年”,但我军只经过了29小时激战就歼敌13万人,天津宣告解放。

关于北平,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倾向于和平解放,傅作义也曾流露出要求“和”的思想,但是他有很多顾虑,他曾对亲信说:“如果我接受和平改编将冒三个‘死’:一是被蒋介石处死;二是被下属打死;三是被共产党当战犯处死。”所以傅作义不敢轻易下决断。

为了使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我军就在各方面对他施加压力。聂荣臻专门指派她的女儿傅冬菊(当时是我党的地下党员)回到傅作义的身边,做傅作义的思想工作。这时,北平市民自发组织的游行示威活动也天天不断,喊出了“要求和平,保护文物古迹,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口号。

面对重重压力,傅作义先后与我军进行了三次和谈,但都以失败而告终。最后,随着天津的解放,傅作义已经没有其他的路可以选择了,只得接受和平改编。1949年1月31日,傅作义率领北平守敌20多万人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12月24日,我军解放了张家口。张家口的标志性建筑物大境门上面“大好河山”四个大字,是由清代的察哈尔督统高维岳所书写,当年我军在这里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大境门也成为历史的见证,大好河山也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当年在攻打天津时,蒋介石为了让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坚守天津,曾派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李及兰前往天津,并写给陈长捷这样一封信:“长捷司令弟勋鉴,兹派李次长前来平津慰勉全体官兵,勿忘团结精神,共同一致……”旁边还有林彪、罗荣桓写给陈长捷的一封劝降信,两封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我军考虑到天津是华北比较大的一座工商业城市,为了减少攻城带来的损失,所以想和平解放,但是陈长捷只是利用和谈来拖延时间,于是我军对陈长捷集团发起了总攻,最后全歼陈长捷集团,天津解放。

北平解放以后的首任市长是叶剑英。

1949年2月3日上午,我军在北京的大前门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

三大战役共历时4个月零19天,歼灭和改编国民党正规军154万余人。在三大战役结束以后,蒋介石在全国范围内已无军事主力,也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电报长廊

西柏坡电报长廊长56米,展出电报37封,也是目前全国最长、面积最大的一个电报长廊。周恩来曾这样风趣地说道:“我军打仗一不发枪、二不发粮、三不发人,就是只靠往前线发电报就把国民党的几百万大军给打败了。”

电报长廊的设计就形象地概括了党中央毛主席在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半景画馆

三大战役的半景画馆一边是反映在西柏坡总指挥部里研究战局的五位书记的蜡像,一边是反映三大战役战场的巨幅油画,长50米、高10米,纵深12米,采用画面和实物虚实结合的手法,再现三大战役激烈的战斗场面。画面的右边反映辽沈战役中塔山阻击战的场景;中间反映淮海战役围歼黄维的双堆集战场的情况;左边反映平津战役攻打天津的场面。这里采用大场景、小景观,以鲜明的对比形象地展现了党中央毛主席是如何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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