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明恩溥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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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性格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中国人的性格作者:[美]明恩溥排版:红枫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时间:2018-01-01ISBN:9787539968636本书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译者序一部影响着中国命运的书陶林一本书,通常由几百页纸和一些油墨构成,小小的一个册子,不声不响,不动声色。把这些书甩出去,它发出的力道不会超过自身的重量。书有什么用?尤其是对于民族、历史这些庞大的词汇和物象来说,一本小书,如同是湍流中的飞絮那样,似乎根本不值得一提。这种境遇,有类于历史中的个人,在浩浩荡荡的潮流面前,永远有无能为力之感。
然而,决定历史的终究是人。人的行为,永远是历史的主角。决定人们行为的,又是人们的头脑。人们头脑虽说瞬息万变,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上天入地无所不包无所不想,如同一个纷繁的小宇宙。但这个小宇宙向外输出的成果,其实也仅仅是其中碎裂出来的几个片段。我们把这些片段称为观念。
不错,观念左右着人,进而左右着历史和世界。我们所津津乐道的丰功伟绩、帝国与王朝、辉煌的文明与灿烂的文化,说到底,都是人的各种观念投影。一本小小的书里所蕴藏的观念,可以很复杂,也可以很简单。但无论是复杂,还是简单,它们都如猛兽一样,潜伏在书页当中,等待着天时、地利,等待着那些合适的人。书本中所提供的观念,威猛跃出,散发无尽的力量,让世界彻底变样。所以说,懂得敬畏书本,是一个民族文明的开始。
有关于本书,一百多年前,一位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博士所著的《中国人的性格》,就是那种相当值得我们敬畏的书。从历史实际的意义来说,它通过对中国人的思考所形成的观念,曾深深地影响过中国的命运。有幸能在诸多前贤的基础上,重译这部鲜为人知却魅力无限的著作,与明恩溥博士隔着时空对话,令我获益匪浅。
恰如我们知晓的,明恩溥先生是一个美国人,是一位基督教公理会来华的传教士。这个身份在晚清来看,实在太普通不过了。清末,因为各种条约的签订,最高峰时大约有四五千人规模的西方传教者在华传教。
明恩溥1845年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渥农小镇上。1872年,这位二十七岁的美国青年获得了纽约联合神学院的学位,随即携带着新婚妻子简·迪肯森小姐来华,来到了大清王朝统治下的积贫积弱的中国。起初在天津学习中文,1877年到了山东西北部的一个小乡村——庞庄进行赈灾传教。不想,这一待就是四十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创办了几座小学、中学和医院。他还兼任一家老牌在华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的通讯员和专栏作家,孜孜不倦地完成了若干著述的写作,诸如《中国文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的研究》《中国在动乱中》《王者基督:中国研究大纲》《中国的进步》《今日的中国与美国》《汉语谚语俗语集》等。这些著作中,最富盛名、影响力最大的,当属这部《中国人的性格》。这部很长时间以来,在中国知之甚少的书,当年在西方是最为畅销的中国入门必读。
从个人意义上来讲,明恩溥是一个太过于令人吃惊的人。这位牧师之子,刚刚从美国南北战争的战场上退役下来,就疯狂地要到内乱频仍的中国来传教。这与其说是信仰召唤,不如说更像是美国年轻人固有的冒险冲动。然而,他前后待在中国,待在中国最低层的乡村和城镇,长达四十年——这个光阴要长过他待在美国的岁月。
毫无疑问,如此漫长的光阴沉淀之中,他身为中国人的资格,要大于美国人的资格。因此,他活着时,被称为“在美国的中国代言人”。各国总统和外交官争相阅读他的书籍,寻找有关中国事务的信息,把他的判断当成自己的判断。也因此,明恩溥不仅只是一位中国观察家和评论者,更是一个中国事务的参与者。这就不难想象,在那历史关键点上,他为中国做出了影响深远的抉择……
1900年前后,满清政府统治下,义和团运动演变成了一场毫无章法的社会暴乱。为了拯救暴乱中的本国侨民,也为了惩罚中国,八国组成联军攻陷了北京。如果我们以严格的因果观来看待这件事,无疑会发现这是一件维和事务与侵略实质交织的历史悲剧。
悲剧尘埃落定。列强让不负责任的满清政府签下了一笔赔款单——《辛丑条约》。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作为对满清政府的一种惩罚,当时的每个中国人人均一两。这种侮辱性的惩罚,本已贫穷不堪的中国人必须要认了,且必须要打落牙、和血吞。这一国际赔款史上最大罚单,几乎一夜之间把贫穷的中国人打入了永世不得翻身的深渊。为此,西方主要国家的有识之士对之深怀忧虑。很多深谋远虑的人担心,以普法战争的直观经验担心,中国有朝一日繁荣富强了,会怀着深深的仇恨报复西方。子子孙孙恩仇无尽,这并不是东西方文明必须要面对的结果。
成船成船的白银,从一无所有的中国运出,赔付给各国,以弥补诸国在义和团运动中遭受的损失,同时也带给了中国人民无尽的屈辱与愤恨。
1906年,受下属的推荐,仔细阅读完了《中国人的性格》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也就是人所皆知的老罗斯福,面对着成吨白银的赔款,心有所感,特意邀请明恩溥到白宫做客,倾听这位中国代言人的意见。
在《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老罗斯福总统读出了怜悯。这位非常容易被文学作品感染的总统,也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强势总统。他深受美国人崇敬,成功化解了国内的劳资危机,开凿了巴拿马运河,挑战了黑幕重重的金融体制,支持“扒粪者”揭露黑幕,调停了日俄战争,倡导环境保护,并获得了1906年度的诺贝尔奖和平奖。而明恩溥则在义和团运动中九死一生、侥幸逃脱。他曾经不断地给外界以警告,提请中国和世界都注意中国人的处境,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然而,他一直被忽略了。
1906年初,老罗斯福亲笔写信给明恩溥这位最受美国人尊敬的中国专家,谈论《中国人的性格》一书,并发出了热情的邀请:“我感到我已经超出了我所读的关于中国问题的真实信息,比任何书都多,这是我读过的有关中国问题最好的著作……我深深同情于中国人民的处境。”
1906年3月6日,明恩溥从中国乡村不远万里来到了美国白宫,会见自己的这位超级读者。那时,明恩溥已经60岁了。他须发皆白,因为在中国这片保守苦难的土地上待得太久而身形消瘦,眉宇间有一种美国人所难见到的饱经风霜的气质,同时又充满智慧与儒雅。他向后梳理着头发,胡须打理得井井有条,目光炯炯,神情坚定,气质高雅。
大权在握的罗斯福总统见多识广,与无数的国家元首、世界各界杰出人士会过面、打过交道。但一见明恩溥,他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庄严,以至于他在日记里写道,这位从中国乡村来的神父让他联想起慈祥的父亲,不得不尊重与信任,从没有一个君王、皇帝会让他产生过这种感觉。
总统开门见山地询问明恩溥,他应该如何处置同中国人的关系。明恩溥说一切都在《中国人的性格》一书写着,他说中国刚刚经历过内乱,中国人很苦,生活很艰难,一个良善的国家不应趁火打劫,而应充分巩固好和中国人民的友谊。罗斯福总统被他这个简单明了的原则给击中了,他从办公桌后面一跃而起,开始在办公室内逡巡。
罗斯福问,难不成扣除掉我们实际应该得到的赔偿之外,把多余的赔款全部退给满清政府,一退了之?
明恩溥摇了摇头,他比任何中国人更了解他们头顶上那个所谓的朝廷与政府。在《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他详细地分析过中国的贵族、士人、官僚与差役们,他知道他们的见识,他们的眼量乃至他们的腐朽。这一笔收刮自民众的赔款,简简单单地被退还到官僚们手中,无异于羊入狼口。
有关如何发展中国,明恩溥在中国乡村生活时反反复复地思考过,他有着最坚定的要求、最大的信心和最周全的思考。这次上天给予他这个机会,虽已年过六旬,他立刻被点燃了,以他固有的“灵活机动的演说”,细致地描述了他的计划:尽管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的工厂、铁路网、电报邮传网、金融,但中国人没有变,中国人的性格没有变。因此,得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让中国民众受益,为中国建大学、建医院、建立医学院,建设公益事业,为中国学子赴美留学打开长期而稳固的非官方通道,给中国人学习文明的机会,培育他们巩固自身文明的能力——这是一揽子的“振兴中华”的计划。明恩溥这个美国牧师之子,比当时任何号称爱中国的满清贵族、维新党人乃至革命党人都要仔细。他说,这代表大多数在华传教士的意见。
老罗斯福总统的热情也被明恩溥点燃了,他一边兴奋地来回走着,一边不断地嘟哝着:“我完全同意你的建议,现在告诉我,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去做!”
明恩溥从容而周详地说了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奠定了美国对华关系的基本原则,其结果,至今还发挥着重要影响。
就在明恩溥的建议之下,美国政府开始退还一半的“庚子赔款”,在当时折合一千一百万美元。这些钱被用于建立留美预备学堂,建立北京协和医学院和医院,用于资助那些有志于学习西方文化的青年学子赴美学习,等等。其中留美预备学堂就是至今赫赫有名的清华大学。几代的中国精英,都是从这所学校里走出去的,他们已然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这就是一本书和一个国家命运之间的故事。一切,都从这本小小的书——《中国人的性格》开始……原书序我所见之中国人明恩溥
在法庭上,人们总是要求见证人所说的都是真话,没有半点含糊,只是真话。许多略知中国人的见证人,虽然能说出一些真实的东西,但他们当中,大概并没有多少人能如实地叙述,更不用说让他们讲出全面的真情。任何个人,无论他的知识面多宽,都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人的全部真实情况。因而,本书必须面对来自三种不同观点的异议。
首先,或许有人会说,要把所知道的有关中国人的特性如实地转述给他人,那只是白费力气。乔治·温格罗夫·库克先生,是1857至1858年期间伦敦《泰晤士报》的一位专门采访中国的记者;他像所有到中国去的作家一样,有机会亲眼目睹在各种环境下的中国人,并可以借助于那些很具资历的人物的看法去了解中国人。然而,库克先生在他所出版的书信集的前言中却承认他对中国人特性的描述是失败的,并为此表示歉意。他说:“在这些书信里,有关中国人特性的作品,我写得并不够精彩,这是很大的疏忽。这本是一个最具诱惑力且最能施展才华的题目:机智的假定,深刻的概括,自信的断言,都可以在其中得到展示。那些吹毛求疵的批评家们肯定会由于我没有从这种机会中有所收获而鄙视我。事实上,关于中华民族,我曾写过中国人不少优秀的品质,但不幸的是,在我把眼前的那些具体的人物置于笔下时,他们曾有过的粗俗的言行却与我的初衷相违背。为了追求真实,我连续烧掉了好几封长信。此外,我还经常就这些事,与最著名的汉学家坦诚地进行交流。结果发现,他们与我一样,都认为要形成有关中国人特性的整体概念是不可能的。当然,这些困难只有那些真正了解中国人的汉学家们才会遇到。一位足够精明的作家,可以在完全撇开主题的情况下,轻易地作出两个客观真实、冠冕堂皇但相互对立的分析。有朝一日,我们或许可以获取某些必要知识,能够全面准确地分析和评价中国佬的特性中明显的自相矛盾。目前,我至少必须排除严格的界定,用中国人所具有的特殊品性去描述中国佬。”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人已经使自己成为国际事务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他们被看做是压服不了的、神秘的民族。的确,除了在中国,任何其他国家的人都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人。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中国人似乎是一个根本无法理解的矛盾体。但是,既然我们已经与中国打了几百年的交道,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对中国大地上的人民以及其他复杂的现象作同等看待。“其次,对本书更为严重的反对意见是笔者并不完全具备写此书的资格。一个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二年的人,并不能完全保证他有能力写出有关中国人特性的书,正如一个在银矿里埋头苦干了二十二年的人,并不足以证明他有资格撰写出有关冶金学或复本位制的论文。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整体;一个还未考察过它的一半以上省份且只是在其中两个省居住过的人,当然没有资格对这整个国家作出概括。本书的这些文章最初只是为上海的《北华捷报》(《字林西报》)所准备的,并没有考虑更广泛的传播。然而,其中的一些论题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都引起了极大的兴趣,笔者这才应读者的要求将文章汇编成册。”
还有一些人提出了第三种反对意见,即本书所阐发的某些看法,特别是涉及中国人道德特征的观点,对中国人产生了误解和不公正,可能误导人们的看法。
然而,大家必须要记住,印象随笔并不可能像统计数字那样丝毫不差。它们更像是照片的底片,它冲出的照片,没有哪两张是完全相同的。但每一张底片,都真实地再现其他底片所没有表现出的某些方面。拍照用的胶片不同,镜头不同,显影剂又不同,其结果,当然也就各有差异。
许多久居中国的人,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完全要比笔者多得多。然而,他们所表达的观点,与笔者是完全一致的。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在某些部位润色一下、加一些亮丽的色彩,会给这幅过于单调的画面增添真实性。这些人的看法,同样值得尊重。正是考虑到这些十分正确的意见,笔者对原文作了全面的修订。由于出版的时间十分仓促,原来所讨论的中国人特性的文字有三分之一被删减了。当然,最重要的部分仍然保留,并新增写了“知足常乐”一章。
中国人具备并且表现出来的一切美好德操,我们理所当然要大加由衷的赞美。同时,我们又不能陷于某种先定的思维束缚,过于抬高他们实际上所不具有的道德品行——这种行为的危害性,并不亚于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这使我们联想起了小说家萨克雷。曾经有人询问他,在他的小说作品中,怎么会有好人总是笨蛋,坏人却是机智过人。对此,这位伟大的讽刺作家回答说,他是无心的,并没有做出深入的思考。有一幅表现橡树姿态的木刻画,要求观察者从橡树的轮廓中分辨出拿破仑来。他正抱着臂,低下头,站在圣赫勒拿岛。起先,长时间地盯着画面看,往往一无所获。如此这般,欣赏者未免要指责作者牵强附会。可是,一旦经由他人稍稍指点,看画者在看画时就不可避免地能看到拿破仑的样子。同样的道理,在中国,许多事起初常常会看到,但却并没有被深深地注意到,而一旦被指出来引起注意,就会令人难以忘却。
正如限制性的从句不能取代概括性的主句,本书中的文章,并不是立意于对整个中华帝国的概括,也不是诸多外国人所见所闻的大杂烩。这点,必须提请读者们注意。这些文章,仅仅是一位观察者本人对自己的印象所作的描述,只是许多“中国人性格”中的一部分。它们并不构成一幅中国民众的肖像图,而更像是观察者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用炭笔对中国民众的某些特性所作的简略素描。它们仅仅只能组成一条光线,而无数条这样的光线交织在一些,才能形成一道白光光柱。它们也可能被视作归纳研究,这里所涉及的诸多细节不仅仅是笔者的体验,也是其他各种人在许多场合下的亲历。只不过,在这里,它们得到汇集。正是为了做到这一点,围绕着各个主题,我列举了大量的具体事例。
密迪乐先生是众多研究中国及中国人的作家中最富哲理性的一位。他曾经表达过这样一种观点:一个人对外国民族的性格有了许多正确的看法,并希望把这种看法转达给他人时,其最佳方式莫过于把所有相关的笔记都交给他细读。在这些笔记中,要详尽记录着大量引人注目的事件,特别是那些对外国人来说非同寻常的事件,并附有该国人士对该事件的说明。
正是通过大量的此类事件,才能推出一个一般性结论。推出的结论可以遭到质疑或者完全被否定,但所列举的那些个别事例,只要是真实的,就不能仅仅由于某种原因而被丢在一边。未来任何有关中国人性格的理论,最终都必须仰仗这些事例作出分析。
将中国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进行比较,是十分困难的。试图从事这一研究的人,最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显然,许多被视为属于中国人“性格”的东西,实际上只是东方人的特性。通过阅读本书,你将会看到这一点。至于到底准确与否,每位读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加以判断。
据说,在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现如今,有三条途径可以去了解他们的社会生活:研究他们的小说、研究他们的民谣和研读他们的戏剧。这些研究途径无疑有其自身价值的,但似乎这其中还会有第四条途径。这一途径比前三者相加起来还有价值,但是这一途径并不能向所有研究中国和中国人的作家开放。那就是研究那些居住在自己家乡的中国人,深入其家庭生活中去。正如身在农村比在城市里更能明白一个区域的地形风貌,在农村里,也更易掌握一种人的特性。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的城市里住上十年,他所能获取的有关中国人家庭生活的知识,或许并不如他在中国农村住上十二个月所获得的知识多。
除了研究中国人的家庭,我们还必须把村庄看做是构成中国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因此,本书的这些文章,正是以中国农村为立足点而写成的。这些文章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表达一个基督教传教士的观点,它们是一个没有任何主观偏见的观察者对自己所见所闻的如实报告。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本书没有太多涉及所谓用基督教改善中国人性格的问题,也不贸然作出中国人需要基督教的假定。但是,假如他们的性格中的确表现出了诸多严重的缺陷,那么,在此基础上,这些缺陷如何去纠正,才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人们所谈论的“中国问题”,如今已远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国际性的问题。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二十世纪,这一问题将是更为紧迫的问题。中国人是人类中相当大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何去改善他们,都将是每一个希望人类美好的人不能不感兴趣的一个专题。如果我们坚信自己的这些结论是正确的话,那么,即使以往它们都被忽略,这些结论依然将会得到一系列论据的支持;如果这些结论错了,无论获得怎样支持,都不攻自破。
多年以前,额尔金勋爵士与上海的商界有过一次问答。时至今日,他的话依然是非常正确的和中允的。他说:“当那些阻止人们自由进入这个国家的障碍被搬开时,西方基督教文明将发现自己所面对的不是一片荒漠,而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它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巨大的衰退与残缺,但在另一些方面,又不能不令我们抱以同情和尊敬。在行将到来的竞争中,基督教文明要想走上战胜这个猜疑重重且又足智多谋的民族的道路,必须要使人们明白,抵达天堂的信仰比不离尘世的生活原则,更能保证公众和个人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行。”本书作者明恩溥 第一章 “面子”问题
第一眼看去,把全人类都有的身体部位“脸面”,来概括中国人的性格,可能让人觉得十分荒谬。但是在中国,他们所讲的“面子”,可不仅仅指的是脑袋上朝前面的那一部分。它是一个具有特定的、多种复杂含义的名词,其内涵之丰富,比我们目前所能描述的或者所能理解的还要多。
为了大致理解“面子”的意思,哪怕是作一个不全面的理解,我们也必须指出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人是一个普遍具有爱演戏本事的民族。戏剧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唯一通行全国的娱乐活动。中国人热衷于看戏剧演出,犹如英国人爱好体育、西班牙人爱好斗牛。只要略略辨析,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会有模有样地扮演起某出戏中的某个角色。他会摆出各种戏剧化的姿势,诸如鞠躬行礼、下跪叩拜、伏地不起、以头抢地。
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这些姿态如果说看起来不是荒唐可笑的话,至少也是纯粹多余的。而中国人是用戏剧化的方式进行日常思维。当一个人要为自己辩解时,他面对两三个人的讲话,就好像是面对着千万个人。他大声地说道:“我可是当着你们的面说的,你,还有你,你们都在场。”如果他的麻烦去尽、心满意足,他会说自己是体面地“下了台”;如果没有摆平,心情糟糕,他会说自己没有脸面“下台去”。显然,所有这些状态,如果弄清楚了,你就会发现与实际毫不相干。关键不在于事实究竟如何,而完全是个形式的问题。只要把一切看做一场戏,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说了一句漂亮话,这场戏就会赢得喝彩。我们并非要偷偷进入每一个幕后查看真相,因为那将会糟蹋世界上的所有好戏。
在中国一切复杂的生活关系中,完全依据戏剧化的样式做出行动,那就会有“面子”。如果明知对方在表演,不理会他们,小看他们,阻挠对方的展示,他们就会很“丢面子”。一旦正确理解了“面子”一词中所包含的意思,人们就会发现,“面子”这个词本身正是打开中国人最重要性格密码箱的钥匙。中国人的面孔
应该一提的是,中国人如何做到向对方给足“面子”,其技巧和造诣远远超过了西方人的理解力。与中国人相处,西方人经常是忘记了其中戏剧的因素,而径直进入与之无关的事实领域。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的“面子”就像是南太平洋诸岛的图腾禁忌,是一种潜在的、不可否认的力量。只是“面子”问题更加令人捉摸不透,不可简化为具体的规则,并且只是按照大家一致的感受而废止或变更。在这一点上,中国人与西方人必须承认彼此存在着巨大差异,因为他们绝不可能用同样的眼光看待同样的事情。
在调解各个村庄之间常见的那些纷争之时,“和事佬们”必须认真斟酌、推敲各方面的“面子”的平衡,这就像过去欧洲政治家考虑权力平衡一样。这样做的目的不在于贯彻客观公正的原则,而是按照适当的比例,对所有有关人等的“面子”进行分配。绝对的客观公正,对一个东方人来说,即使他们能从道理上认同这点,但实际操作起来还是认为不可能实现。同样,即使在法律的诉讼裁决中,按比例分配“面子”的事也常有发生。这使得相当大比例的法律裁决,在所谓各打五十大板的平衡中不了了之。
送人一份丰厚的礼物,算是“给面子”。但是,如果礼物纯粹是个人所送,受礼人千万不能照单全收,统统拒绝自然是很少见或者根本不可能的。一些渴望保住“面子”的事例,很能说明问题。犯了错误被揭发出来是“大失面子”的事情,所以,无论你掌握多么确凿的证据,也要为对方保住“面子”,委婉加以处置。一个网球不见了,被一位苦力拣了去,即使明证当前,他也会不客气地断然予以否认,然后,走到丢失球的地方,宣称找到了球(而球其实是从他的长袖里掉出来的),并且还说:“这是你‘丢’的球!”一位侍女把客人的小刀藏在她主人的房里,后来,她又在台布下把刀子找了出来,并且还煞有介事地宣称是她找到的。如是这般,他们的“面子”就被保住了。
一位仆人不小心丢失了主人的一件东西,他知道必须赔偿,或者被扣掉相当数目的工钱。于是,他会向主人提出辞职,并且傲气凌人地说:“用来赔偿那支银匙子的钱,我就不要了。”这样,他占得了上风,自己的“面子”便得以保全了。一个人放了一笔债,他知道他已不可能收回了,于是他便找到欠债人,当众发狠,威胁对方,以表明他知道该怎么对付你。虽然,他最终还是没有收回债款,但他保住了“面子”,并以此来保证将来不会有人再赖他的账了。一位仆人疏忽大意,或拒绝做某些分内之事,在他得知主人打算解雇他之前,他会故意再度犯错,并自己提出辞呈,以保住他的“面子”。
就算是死,也要保住“面子”,这对我们来说,似乎并没有任何吸引力。但我们听说这样一件事情,一位中国的地方官,在犯罪被朝廷斩首之前,可以享有一种特殊的恩惠,就是准许穿戴官袍用刑。其目的,也就是为了保住他的那个“面子”! 第二章 节俭问题“节俭”这个词表示持家的原则,特别是指保持家庭的收支平衡。遵照我们的理解,“节俭”这一词,至少包括三个不同方面的含义:一是节制花销,二是制止浪费,三是尽可能用少花钱多办事的方式调节收支平衡。无论这三个方面的哪一方面,中国人都算得上是杰出的节俭高手。
很多到过中国旅行的人,最初的印象之一,是当地民众的饮食相当简单。如此之多的人口,几乎全依赖于品种很少的食物,如稻米、各种豆子、谷物、蔬菜和鱼。以上诸种,再加上一点其他的食物,就是这亿万人主要的食品。只有在逢年过节,或者遇到特别的事情,才能增加一点点肉。
如今在西方各国,政府正在想方设法为生活非常贫困的人提供廉价且富有营养的食品,那么,有人一定也很想知道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在中国最平常的年份里,每个成年人每天花不到两美分,就完全能够得到足够量的生活食品。在灾荒的年份里,成千上万的人更是靠每天不到半美分的生活费来维持生命。这意味着中国人做菜做饭的水平是很高的。虽然在外国人看来,中国人的食物很少且不精,有些还淡而无味,甚至倒胃口。但又必须承认,中国人做饭菜方面是超一流的烹饪大师。
在美食方面,温格罗夫·库克认为,中国人应该列于法国人之下,但在英国人(也许还包括美国人)之上。中国人的烹调水准是否应该排在哪一个国家之下,我们不敢说得像库克先生那样确定。但他们的水准一定在某些国家之上,这显然是无可置疑的。在以前的一些小文章里,我已经说过,即使以一个生理学家的眼光来看,中国人对主要食材的选择也算得上是很高明的。中国人的食物原料简单,烹饪出来的菜肴却是花样繁多,其烹饪技术之完美,这点,即使是对中国烹饪技术一无所知的人也会有所耳闻。
一直以来,还有一件事情没引起我们注意却是很有意思,它很容易被你去证实:中国人在做饭菜时很少浪费,所有的食材都尽可能做到物尽其用。在寻常的中国人家,每顿饭后的剩余饭菜非常少,食物的价值很少被浪费。即使有剩下的,都留待下次再用。想要佐证这一事实,只需看一看中国人养的狗和猫的身体状况。这些家养动物,靠着人们的剩菜剩饭艰难地“活命”,总是挣扎在“死亡线”上。
在新兴的列强之国中,人们习惯于铺张浪费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毫不怀疑,诸如美国这样生活优裕的国家,每天所浪费的食物,有可能足够亚洲六千万人过上相对宽松一点的生活。我们确实期待着能看到这些剩余的食物能使更多的人胖一些起来,正如许多中国人“酒足饭饱”之后仍把剩余的饭菜整理出来让仆人和孩子享用。甚至在喝完茶后,他们把杯中的剩茶也要倒回茶壶,以备下次热过后再喝!
还有一个无论在何时何处都会引起我们关注的事实是,中国人对食材并不挑剔,而且并不像西方人那样过分地讲究。天地万物什么东西都迟早能成为他们的网罗中的“鱼”,不能入口的东西寥寥无几。在中国的北方地区,人们普遍驱使马、牛、骡子和驴子干活。在很大一片地区,还使用骆驼。但我们下面所列举出的事实,抖落出来会让我们一些读者看来,中国人显然是太过于节俭了:通常,所有的这些牲口只要一死,无论它们是老死、病死,还是意外之死,都会被很快地吃掉。在中国人看来,只要牲口死了,就得把它吃掉,此举乃是天经地义,并不会引起非议。若是这些牲畜偶尔死于像胸膜炎肺炎一类恶性的传染病,大家也依然是这样做。自然,在他们看来,这类病畜肉并不如自然死亡的牲畜的肉,因此其出售的价格也较便宜。可最终,这些肉还都被卖光了,也都被人吃尽了。人们也都明白,这类病畜肉进入人的体内可能会对身体产生不好影响,但还是乐意少花钱冒险去吃这种肉。无非是贪图便宜罢了。
当然,应该说,真正吃出问题来的倒是不常见的。何止死马、死骡、死驴,连死狗、死猫也一样被吃了,并消化掉。我曾不止一次地亲身经历过,因为不堪其扰,村民们故意用毒药把狗毒杀,然后煮了吃掉。其中有几个小心谨慎的人,提议去问问洋大夫吃了这种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坏处。但狗“已经下锅了”,这几个人都曾吃过这种肉而没得病,他们这次也不可能眼睁睁放弃这顿到嘴的美餐。结果,在此次大快朵颐之后,他们居然仍是平安无恙!
另一个与做饭有关的事例,也很能证明中国人的勤俭节约,这就是,他们在烹饪时充分考虑到高效利用柴火。在中国,燃料是非常缺乏而非常宝贵的,一般而言,燃料有树叶和庄稼的根茎。这种燃料的燃烧速度飞快,一把火就烧没了。为了让食物能熟得快,所有的锅底要做得尽可能薄,使用起来更要特别小心。在此,顺便说一下收集这些燃料的过程,这从另一个侧面可以表现出中国人的节俭已经到达了极点。在中国的每个小孩,即使他无力干其他的重活,但至少还能去拾柴火。到了秋冬时节,漫山遍野是拾柴火的大军,蔚为壮观。只见他们手持竹耙扫荡田野,连一根干草也不会留下。孩子们都被派到树林里去,把枝头尚未凋零的秋叶打落下来,就仿佛他们收成熟的栗子一样。至于田野中的稻草,甚至秋风还没有将它们吹起,就早已被那些勤劳的人们“抓捕”起来了。
所有的中国家庭主妇们都擅长于最大限度地使用她手中的布料。她的衣服并不像西方国家同龄女性所穿的那样,在装饰和款式上过于浪费,而是尽可能地省时、省工和省料。在外国人看来是一片小得不能再小的布料,在中国妇女手里同样能派上用场。利用起来虽然说不上美观,但真的是实用。这是议会中所有“家政研究”的女作家们做梦也想不到的。在一处不能用的布料,在另一处肯定能用上。即使是那些零碎的布头,还可以用来纳成鞋底。一个伦敦和纽约的慈善家,会把自己不再穿的衣服送人。他内心真切地希望接受者不要因为靠救济过活,而感到耻辱,否则,他们只会受到伤害。但是,不管是谁把同样的物品送给中国人,尽管他们服饰的布料和穿着风格与我们根本不同。但我们可以充分相信,这些衣服都会得到充分的利用,一点儿也不会被浪费,甚至能与其他布料巧妙地配合在一起。
中国人经常会给朋友送一些题词的条幅。题完词的纸被简单地缝在一块绢帛上。用线缝而不用糨糊粘贴,为的是让受赠者好另有用场。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很方便地用来更换绢帛上的字。这样一来,他就会拥有一块可长期使用的绢帛!
中国人的节俭也表现在小商贩的买卖中。再小的细节,都会引起他们的注意。比如说,一个杂货铺的商人能准确地报出各种火柴盒中火柴的根数。他也精确地知道每盒火柴能赚到多少利润。
中国人的旧账簿用完后,每一张纸都能派上用场,或者是糊窗子,或者用来糊灯笼。
中国人的节俭甚至达到了这种地步,就连确实必要的食品也尽量节俭。他们会为了省钱而忍饥挨饿,而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B.亨利博士在他的《十字架和龙》一书中记录下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三个轿夫抬着他走了五个小时、二十三英里的路送他到目的地。然后,轿夫们又回广州,去吃别人施舍的免费的早餐。在吃早餐之前,他们走了四十六英里的路,其中一半还是担轿子负重而行的,只是为了节省五美分!
还有另一个例子。两个轿夫抬着轿子走了三十五英里路,然后撑着船回去。自早上六点钟起,他们什么东西也没吃过,却舍不得花上三美分买两大碗米饭吃。后来,那只船搁浅了,直到次日下午两点才到达广州。而这些人已经是二十七小时粒米未进了,还抬着一个人走了三十五英里的路。这时,他们竟然还提出抬着亨利博士前去广州,继续走十五英里,还要带上他的行李!
对西方人来说,中国人如此节俭的活法,确实很难令他们赞同。这些做法完全是出于纯朴的天性,但是我们不能完全表示赞赏。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一年的好几个月里,特别是北方地区(说起来很怪),男孩和女孩就像是穿着“伊甸园的服饰”,完全光着身子到处乱跑。或许,在他们看来,这样不穿衣服让孩子们更舒服一些,但其实,目的还是为了节俭衣服。中国人所使用的独轮车,有相当大部分推动起来,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而只要加上几滴油,车子的响声就会消失殆尽。这种响声从来不会停止,因为对那些“浑浑噩噩”的人来说,咯吱咯吱的响声要比几滴油更便宜。
如果是一位日本侨民在租屋子,他会在合同里特别要求每天必须得有几加仑的热水,以方便他按照老习惯洗澡。中国人也有澡堂,但绝大多数人根本就没去洗过。甚至,很多人连见都没见过。一位外国妇人看见一位中国母亲用扫帚拍去她孩子身上的灰尘,就好奇地问她:“你每天都给你的孩子洗澡吗?”“天天洗澡?”这位中国母亲不甚愉快地回答道,“打他生下来,就还没洗过澡。”肥皂的零售商们喜欢把“像泥土一样便宜”的字样贴在橱窗上,即使如此,也不会吸引一般中国人的兴趣。
中国人一定把外国人都看做是“浪费肥皂的人”,这正如意大利人对英国人的评价一样。在中国,人们洗衣服时所用的肥皂,当然是少得不能再少了。他们所洗过的衣服,与我们所说的清洁标准相比,显然还有一定距离。我们不能把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完全归于为了节俭。因为许多中国人与我们一样,尽管生活条件非常简陋,但依然喜爱干净,其中有些人虽身处贫寒,但还整洁得值得我们去效仿。
正是由于节俭的本性使然,在中国,要买任何现成的工具一般是不可能的。你可买到一些部分的“半成品”,然后自己动手加工组装。一般而言,自己动手总比买加工现成的便宜,正因为所有的人都是这么想的,结果完全的成品当然也就不出售了。
我们曾经谈论过许多中国人在物质上节俭的方式,比方说,在普通人家的房子里,两个房间的隔墙上会开一个洞。在洞中摆上一盏几乎是不用花钱的小油灯,用以驱散两个房间的黑暗。最具有典型性的节俭典范,可以在中国的诸如纺织、制陶、冶炼、工艺制作一类的小作坊里看到。在我们看来,这类作坊与其说表现出高明的手艺,不如说是表现中国人在节俭方面的某些才能。
就这些工作而言,中国人原本可以设计出更好的工艺方式,但是我们却看到他们没有人去改善一丁点。我们可以提供更好的方法,但却提供不了任何一种如中国人这般用料少、成效高的办法。他们似乎能够胜任任何一种工作,他们的产品,无论简单或是复杂,大多数都有这样的性质。比如,他们的炼铁炉就建在一个小院子里,总共就是那么一点点大,像是建一个大炉灶,一个小时就能用砖砌好,却能长期地用下去,很好使,成本几乎为零。
在中国,即使在完成重大事务工作上,也会以节俭优先。表现中国人节俭的最好、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对大量贡粮进京的管理。这个过程井井有条,也可以说是完全缺乏管理。在中国,每年有大量的贡粮被运到北京,这些贡品从南方运抵天津,再从天津起运至通州卸货。堆积如山的稻谷要卸货、称量和运输,需要各种器械。然而,让西方国家的那些“谷物交易商们”注定大吃一惊的是,在这里,完成这些工作的,只是靠一大帮的苦力,一些计量谷物的斗和数量不定的苇席,仅此而已。席子铺在地上,然后倒出谷物,称量,装袋,运走,最后收起席子。那壮观的谷物交易所,最终所剩下的仅仅只是光秃秃的泥岸!码头上背货的苦力
在美洲的烟草种植园里,最大的一项开支就是建一个又长又精致的棚子,用来晾烟叶。而在中国农村,种植烟草的人这桩花费根本不贵。晾烟叶的棚子是用茅草搭盖的,用过后,这些茅草与其他草一样,又是很好的燃料。烟叶被摘下时,粗硬的叶柄依然留着,再用草绳扎住叶柄,这样烟叶都连在草绳上,然后在夜里再把它们挂起来,就像衣服晾晒在绳子上一样。这样做,简直太容易而有效不过了!
每一个在中国居住过的人都能够通过细心观察,再补充一些有关中国社会生活的事例。但是,或许没有比以下这个故事更为典型的事例了:这个故事是说一位中国老妇人,人们见她步履蹒跚地挪着步子,痛苦万分状,上前一打听才知道,她是去亲戚家,为的是死的时候能离祖坟更近些,这样一来,就能节省一点抬棺材的费用了! 第三章 勤劳刻苦“勤劳”指的是努力不懈、勤勉地去做任何工作——即对事务坚持不变的关注。在当今的世界上,勤劳是最值得高度赞美的美德之一,是永远受到尊敬的美德。
一般来说,一个民族的勤劳,大致可以由三个方面来衡量:长度、广度和强度;换句话说,它可以分解为两个表示规模一个表示力度的性质。所谓长度,是指保持勤劳的时间范畴;所谓广度,是指真正可以算做勤劳者的数量;所谓强度,是指“投身于勤奋”和“专心致志”的精力。这三个因素综合作用,才会有所成就。
通常看来,偶尔到中国游玩的旅行者与长期定居此处的侨民,两者对于获得的印象是不尽相同的,但是他们都确实相信中国人的勤奋。初到中国的人,他们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是,这个民族的人正认真履行着约翰·卫斯理的格言:“全力以赴,始终如一。”在中国,懒汉是非常难得一见的,似乎每个人都在忙什么。中国社会自然也会有不少富人,尽管他们在全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非常低,他们也可以不用干事而过着富裕的生活。然而,他们的生活并不像外国人在表面上所看到的那样。中国的有钱人仍然像他在白手起家时那样,专注于他的事业,他们工作起来很努力,不会有丝毫的放弃。
中国人把自己分为:士、农、工、商。让我们分别看一看不同的阶层所体现的勤劳美德。
西方人很难认同像中国那样的教育模式。这种体制的整体的弊端是非常明显的,但仍有一点却总是引起人们的注意,那就是在这种学习体制中能很好锻炼“只为勤奋、不求回报”的精神。对于那些有钱人购买学位和官衔,这种后门永远敞开。这点,似乎会挫伤一些读书人的热情。但买卖官职的不公正行为并不影响大局。每一个省份都在抱怨,从最低级别的考场,到最高级别的考场,每一个职位上的合格考生远远多于空缺的职位。所有各级的考场都是人满为患,经常是一万多人竞考一个职位。
只要我们去估算一下中国的读书人,为了能进入这样的考场而花费的心血,就会鲜明地感受到他们的勤奋。在《三字经》中所提及的传统读书人勤奋的典型,或者如借着萤火虫的微光读书,把书本绑在耕牛角上一边犁田一边温习,时至今日依然被中国各地成千上万的读书人所效仿。在很多情况下,不少人能获得诸如“秀才”这样的初步学衔就开始放弃走读书这条路了。但是中国人根本不把此类人当做“士”。而把这一荣耀的称呼留给那些在充满荆棘的狭窄小路上不断奋斗直至学业有成的人。除了在中国,我们又能在世界其他什么地方可以看到祖孙三代为了做官参加同样的科举考试竞争,经过漫长的不屈不挠的努力,终于直到八十岁时才能获得盼望已久的荣誉?
1889年春,北京的《邸报》上刊登了一些资料,其中有关于各省科举中老年考生的事。在福建巡抚的报告中说,福州秋季乡试的考场,有九位考生超过八十岁,有两位考生超过了九十岁。他们都通过了规定的考试,他们提交的文章结构严谨,书法有力、准确。他还说,这些老年考生中秀才时已年过六十,在此期间已参加了三次乡试,如果这第四次再不通过,当被授予一个名誉学衔。河南巡抚也以同样报告说,有十三位超过八十岁的考生,一位超过九十岁的考生。他们全部“经历为期九日之科察,其文笔精练,行文甚佳,并无垂暮之气也”。这个报告已经很惊人,但更令人吃惊的是安徽省,那里有三十五位考生超过八十高龄,十九位考生超过九十岁!除了中国,还有哪一个国家能见到这样的奇观呢?
如果说,中国的读书人始终勤奋不止,那么,农民的勤奋则丝毫不亚于他们。中国农民的劳作如一位庄园大管家所操的心那样,没完没了。在北方各省里,除了冬至前后有一小段的空闲时间之外,一年到头,农民们根本没有闲的时候,总有大量的活要干。无疑,其他各国的农民也多少都是很忙碌的,但是,中国农民的勤劳是其他民族所难以比拟的。乡间的农民
农民阶级是这样,那些长期过着非常贫困的日子、在无尽的折磨中度过一生的劳工同样也是如此。一个农民要细心照料他的每一棵白菜,小心地清除掉叶子上各种害虫。同样,一名劳工也同样要照料好他的工作,这样才能填饱他自己的肚子,也填饱他一家人的肚子。那些偶尔经由乡间行走的人,往往过了半夜就要起身赶路;他们说这是一种风俗。无论你何时走在乡间的路上,都可看见手拿粪耙,肩背背篓的农民矮小的身影,在弯腰拾粪。当没有其他的活计可干的时候,这是一桩不变的、永远做不完的事。
人们还经常为了养家糊口,寻找两份不同的工作以互相衔接。这种情景在中国也是比比皆是。天津的船夫在河水封冻没事干时,就拉冰橇,搞搬运,赚点小钱。这种冰橇可以提供价格极低的运输。同样,某些地区的大多数农民会充分利用农闲时间编制帽子,编织穗带,如今这种帽子已经作为大宗出口产品外销。中国妇女总是不停歇地手纳鞋底,即使是在村口闲聊时,她们也不会停下手中的活计;除此之外,她们还在纺棉线,以备纺成纱织成布。总之,她们从来不会闲着无事。
上面所提及的那两个阶层的勤勉,在商人及其雇员身上也得以充分体现。即使是在西方,身为商店职员的生活也不是清闲的。但相比较起来,中国店员要更加忙碌,他们的工作永远没个头。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节假日,活计很是繁重,只是在相对不忙时才可稍停片刻。
中国的店铺总是开市很早,打烊很晚。那种记账制度采用传统的复式簿记法,非常复杂,使得账房先生为了获得收支和平衡的账目,常常要忙到深夜。实在无事可做,店员们就坐下来,挑拣收进来的铜钱,寻找那些能卖出大价钱的上古时代的铜板。
令人吃惊的是,在中国,劳动强度最大的阶层,乃是最让人羡慕,每一个有志的中国人都梦寐以求的官僚阶层。中国的各层各级官员,都需要亲自埋头于各种公务,且都必须对每桩事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成败负责到底。而此类公务数量之巨、事务之繁杂,同样令人吃惊。如今,正为每天八小时工作制而斗争的我们的工会组织,看到下面的这张日程安排,会做何感想呢?
这份日程表摘自北京外国使馆的一位翻译对中国一位政治要员的采访报告:“我曾经询问过一位中国内阁大臣,每天究竟有多少的要务需要处理。因为他一直抱怨日常事务太过于繁忙,使他过于疲惫和劳累。他说,他每天凌晨两点钟从家里出门,因为三点至六点他要在宫中值班。作为军机大臣,六点至九点他要在朝中内阁议事。他是兵部大臣,九点至十一点要在兵部办公。他又是刑部的要员,每天十一点至下午两点要在刑部办公室。他还是总理衙门的资深大臣之一,每天下午两点至五六点要在总理衙门办公。这些还只是他每天的例行公务。除此之外,他在工作的空隙,还要参加其他一些特别或者临时的会议,他得见缝插针地为这些临时事务和其他的部门工作。因此,他很少在傍晚七八点钟之前到家。”
据说,在与这位外国翻译官做了此次访谈的六个月之后,那位官员就因劳累过度而感到心力交瘁,不久去世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并不感到奇怪,在中国,那些仍能为政府效劳的官员身上,发生此类的事件并非不可能。显然,若他们能坚持下去,自然对政府而言是很有益的事情。
在前文,我们已经说过,所谓勤劳的外延是指勤劳者的人数以及勤劳所持续的时间长度。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中国人的勤劳在这两个方面是很广大的。中国人的一日,开始于天色未明之时,甚至常常是后半夜时分。正当欧洲各国的宫廷还沉睡在睡梦之神墨菲斯的怀抱里,中国的皇帝已经开始准备一天的早朝。这对西方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而对中国人来说则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天子的一言一行不同程度地被各地臣民效仿,如风靡草,举国上下,皆是如此。广州的铜匠、福州的锡匠、宁波的木雕匠、上海的磨坊伙计,以及北方各省的纺织匠和筛面公都是睡得晚、起得早。天亮之前很久,旅行者就会在集市上遇到卖菜的村民,他们早已从数里路以外的家里赶来,伫立在黑暗之中等待着天亮。天一亮,他们就可以出售自己的蔬菜了!
西方人吃早饭的时候,中国人的早市早已经结束。在某个夏季清晨的五点半过后,如果沿着上海的主要街道走走,就更能充分感受到东西方两种生活方式的强烈反差了。那些在黄浦江边的高楼洋房里办公、做生意的慵懒欧洲人,此刻还毫无动静,而亚洲人却挤满了街道,并且这种状况已经持续很久了。再过上几小时之后,当西方人开始挤上人行道,轻松自在地与中国人擦肩而过去上班时,当地人已经干完了他们半天的活计。外国明信片上的上海风貌
约翰·戴维斯爵士关于中国人“热爱劳动”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他认为,中国人永远愉快地进行着自己的劳动,这标志着中国政府在使人民满足于自己的现状方面是相当成功的。这种热爱劳动的素质,是中国人最显著的性格之一,但要正确地理解它,则需要得到长期的高度重视和细致的推敲。
接下来,关于中国人勤劳的内涵,值得再说上几句。中国人是典型的亚洲人。他们的工作模式也是典型的亚细亚式的。试图以我们的模式对这个生机勃勃的民族进行改造,那将只是一种徒劳。在我们看来,他们显然缺乏我们所高度尊崇的诚信。盎格鲁撒克逊人用不着《圣经》的指点,便能知道竭尽全力做好自己应当做的事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尽管有悠久的宗教和哲学交替影响,中国人却很难改变他们固有的步伐。他们受益于几千年以来所积累的经验,就像是荷马史诗里的诸神一样,他们从来都是不慌不忙。
人们不禁想到,有朝一日,当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不可避免地展开一场空前激烈的竞争,哪一方将会败下阵来?
勤劳的双手可以致富,这正是所罗门王所叙之经济格言。假如这一格言是完全正确的,那么,中国人理所应当能够成为地球上最兴旺的民族。毫无疑问,如果他们能有一种全面的美德,用以克服品德素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比如他们缺乏诸多如信仰之类“恒久美德”的基本素养。那么,这个民族的兴旺,更是毫无疑问指日可待的了。无论如何,当中国人的道德意识中求真和诚信这样的品质重新恢复其应有的地位时,那么中国人将会(在不久的将来)获得因他们的无与伦比的勤劳所带来的圆满的回报。 第四章 讲究礼节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乃至所有东方人的礼节有两个角度与我们大为不同——其一是赞赏,另一是批评。我们总喜欢提醒自己,盎格鲁撒克逊人有许多优秀的品德,而其中最主要的是坚忍不拔,温文尔雅则并不重要。因此,当我们到了东方之后,会发现有广阔的亚洲大陆上的居民在处理纠纷、调节人际关系方面,具有比我们灵活得多的技巧。我们内心不由得充满艳羡。这是疏于实干者对于能说会道者的一种羡慕。即使是对中国人最为挑剔的批评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已经把彼此间的礼节提升到一个完美的境地中。这一境地,是西方人所未知的。且只有亲身体验,必然出乎西方人的意料,并几乎是他们无可想象的。
我们知悉,中国的典籍上记载有礼仪准则三百条,行为准则更是多达三千条。一个民族背负着如此繁多的礼节还想生存下去,这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中国人已经成功地把恪守礼节熔铸成一种与生俱来的内在本能,而非外在的需要,就像他们的教育一样。这个民族的先贤们为人们的日常生活交往制定出繁文缛节,而在西方国家,这一切只使用在宫廷和外交往来的过程中。
当然,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完全是被这些繁文缛节所束缚。我们是说,这些规矩就像节日的盛装,到了特定的时候就会被穿戴起来。而中国人全凭一种准确的本能,去辨认什么时候是需要这样做的恰当时机。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说一个中国人不知道如何才能举止得体,那么,他就会像西方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偶尔忘了九九得几那样,令人感到荒唐可笑。
西方人之所以对中国人的礼节不是很欣赏,是因为我们心中怀有一种理念:“礼貌是某种善意的方式,表达出真诚的意愿。”在西方文明中,这一定义的基础是把理论上的“个人的幸福”看做是“全体人的幸福”,然而在中国,礼节的意义则是完全与之相反。礼节就像某种技艺的表演一样,这些专业的表演是全部生活技艺的一个重要部分。对人表示礼节可以不完全是整个内心或者头脑的需要,而只是整个复杂生活整体中几个组成部分的需要。
有关礼节用语的制定和使用,目的只在于维护目前既有的社会尊卑关系。这在西方人看来,即便不令人发疯,也会令他们头昏脑涨。可是,在中国人看来,这些用语的使用使得人们的社会等级有了明确的高下之分,而尊卑之分对于保障社会秩序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也是调解人际关系的润滑剂。
有前因就有后果,有后果也有前因,前因和后果共存于同一场合,那么该前的就得前,该后的就得后,各得其所,万事畅通。就像互相在博弈,下一盘棋,先走的一方必须说:“鄙人的王翼兵先向前走两格。”随后,对手则会说:“鄙人的王翼兵也走两格。”接下来,对手事先告知说:“鄙人王的马要吃阁下王翼的卒,请赶快把阁下的象向王位动三格”。如此你来我往,直到整盘棋下完。这就是在下棋,一局棋的输赢,与这些客套的形容词毫无关系。但是,正如下棋人不能事先设想好下一步的出棋,若稀里糊涂地下棋会使自己显得荒唐可笑一样,中国人对于对手的每一步棋若不能给予有理有节的回应,也会成为人们的笑柄。因为对中国人来说,客套即是下棋,说不出这些客套的形容词就等于是无知。
与此同时,中国人讲究礼貌的严格程度是有城乡差别的。在中心城市里,中国人的礼仪是最严格、最正统的。与这些中心城市的距离,会影响到人们恪守礼节的程度。如果是一个庄稼人,虽然他知道必须有礼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必须知道像城里人那样的礼貌有哪些具体要求。
不过,我们必须要承认,有极少数的中国人是不怎么懂在恰当的场合遵守礼节的。即使如此,他们也要比最有教养的外国人强得多。与他们相比,外国人就像是一个尚未离开襁褓的婴儿。一般说来,除非这个外国人曾有过长期的生活经验,又比较小心自己有所失礼而被误认为没有教养,否则,他就不可能有中国人那样的中规中矩。很显然,西方人并不懂那么多的“规矩”,连中国礼节最浅显的门道也难以摸清,即使学会了那些漂亮的礼貌用语,行为也会表现出那样的迟钝与不自然。这点,他们自己也承认不讳。也正因为由于外国人在仿效中国人的最起码的礼节方面表现出明显的无能和自愧不如,所以中国的士人们总是带着一种毫不掩饰的(并自然而然的)轻蔑目光看待这些“夷蛮之人”。作揖的官员
礼节,就像是一个气垫子。其实,它的里面可能什么东西都没有,却能够很好地起到缓冲颠簸的作用。与此同时,我还得公正地补充一句,中国人对外国人所表示的礼节(完全如同与自己的同胞相处时所表示的那样),更多的是为了急欲显示自己深谙如何待人接物之道,而不是考虑到客人本身是否感到舒服。你本不想生火烧水沏茶,他却偏偏执意如此;结果四处弥散的烟火,熏得你泪流满面。你喝下的那杯茶就好像是一杯苦药,但是,主人仍然相信自己的这些做法至少表明了他善于待客,倘若客人自己不甚乐意,那完全是客人自己的事。
与之相似的,倘若你在乡下租了一间较差的房子过宿,房子的主人会觉得他理所当然地要为你把房间打扫一下,并(象征性地)布置一下。这一举止会一直持续到你已经来到了房间,他对你制止打扫的愿望置之一旁,飞扬的灰尘弄得你睁不开眼。你恳求他别做了,但他仍然继续做。或许,这就是《礼记》上所教诲的“屋必扫”吧。主人就应该为客人打扫房间,不管客人是否乐意。
宴请时也会有同样的礼节,这将是令你从未见识过的恐怖(一种过分热情好客的恐怖)礼节。在请客吃饭时,热情的主人特意为你的盘子里盛上一大堆他以为你喜欢吃,或者他认为好吃的东西。即使事实上你根本一点不喜欢吃,或者毫无食欲。倘若,你真的一点也不想吃,主人则会说,那就是你的不是了。主人认定他自己遵守了东道主之礼,也没有人会指责他失礼。如果外国人不懂得这种游戏规则,那完全是自己的事,与主人没有任何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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