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俏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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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热爱的金融——重塑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金融试读：
人类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金融危机反复提醒我们，我们需要的并不是规模更大的金融，而是更好的金融。而判别一个金融是好是坏的标准在于它能否有效降低资金两端建立信任的成本，进而降低融资成本，提升金融中介效率。本书以金融发展的制度背景及历史沿革为基础，透过金融演进的视角，分析全球金融体系尤其是中国金融体系过去70年不断变迁背后的深层逻辑；并通过大量数据分析和实证证据，揭示出“没有形成给信贷、股票、政府信用、房地产及基础设施投融资等市场定价的锚”是中国金融体系最大的结构性问题。修复我们这个时代金融体系的断裂点，塑造高质量发展的新一代金融体系，要求我们转换金融发展思维，回归到金融演进的基本法则——建设能够有效降低金融中介成本的好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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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热爱的金融———重塑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金融/刘俏著.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11
ISBN 978-7-111-64351-7
Ⅰ．①我… Ⅱ．①刘… Ⅲ. ①金融体系—研究—中国 Ⅳ．①F83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70032号机械工业出版社（北京市百万庄大街22号 邮政编码100037）策划编辑：朱鹤楼 赵 屹 责任编辑：朱鹤楼 蔡欣欣 李新妞 刘洁责任校对：李 伟 版式设计：张文贵责任印制：孙 炜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2020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169mm×239mm·22 印张·3 插页·334 千字标准书号：ISBN 978-7-111-64351-7定价：88.00 元电话服务客服电话：010-88361066010-88379833010-68326294网络服务机 工 官 网：www.cmpbook.com机 工 官 博：weibo.com/cmp1952金 书 网：www.golden-book.com机工教育服务网：www.cmpedu.com封底无防伪标均为盗版
一棵树曾长在我的前额，
它向里生长，
根是静脉，
枝是神经，
而思想是它纠结的树叶。
——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序
明日永远新鲜如初，纤尘不染。（Tomorrow is always fresh，with no mistakes in it yet）。——L.M.蒙哥马利，《绿山墙上的安妮》
这本书的主题是中国金融的演进、演进背后的逻辑以及如何才能实现“中国好金融”。
经常在世界各地奔波的商务人士或是游客往往觉得各地新机场在建筑风格上很相似。从屋顶结构形式、内部功能区的设置到自然光的利用，整整一代新机场的设计都受到建筑大师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和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及他们的模仿者或追随者的[1]影响。诺曼·福斯特认为这种相似性带来的熟悉感让经常旅行的人们感到轻松舒适。机场设计风格的相似性显然与金融中介模式的多元性形成反差极大的对比。金融演进的终极目标是降低金融中介的成本，帮助实现一个美好的社会——旅客出入机场时需要的那种熟悉感恰是金融演进的大忌。万物生长，各自高贵。各个国家金融演进的底层逻辑并非一致，决定了全世界不会有一个统一的金融中介模型。制度基础设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模式、科学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等因素决定着一个国家金融中介模式演进的方向和路径。
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金融一直在演化变迁。计划经济时代，中国逐渐建立了高度集中的单一人民银行体系。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金融高速发展，市场经济下的现代金融体系逐渐建立并成型。虽然，中国金融体系一直存在金融中介效率低、金融服务惠及性不足、金融体系结构不合理等痼疾；但是短短40年间，中国金融广泛动员社会资本，为中国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提供了大量资金，基本实现了“将储蓄转为投资，实现资金跨时间和空间交换”的金融本质。
金融高速发展过程中，我们却逐渐形成了一个认知上的误区，总以为金融行业占GDP的比重越高越好、金融资产规模越大越好、金融机构数量越多越好，甚至金融中介的交易结构越复杂越好。在这种认知的引导下，中国金融业蓬勃发展，几乎各地政府都在建设金融中心，把提升金融业增加值的GDP占比作为重要的施政目标。刚刚出台的2019年上半年数据显示，上海和北京的金融业增加值的GDP占比都突破了19%。然而，金融业高歌猛进的同时，实体经济得到的金融支持并没有相应增加，金融中介的成本一直居高不下。
这其实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数千年的金融演进中，金融中介方式越来越多元、金融产品和服务种类越来越丰富、金融创新的“科学技术含量”越来越充沛。然而，这一切并没有转化为更低的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金融中介的成本并没有随着金融大发展相应降下来，我把这一现象叫作“金融发展之谜”（The Puzzle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金融发展之谜”的长期存在严重挑战着现有金融演进的底层逻辑，也挑战着现有的金融理论体系。
金融无疑将继续演进。走向未来的中国金融如何在波诡云谲的大时代安置自己，回归到“坚定不移地降低金融中介成本”这个穿越岁月山河、旧时烟雨的朴素法则？哈耶克曾说：“在社会演化中，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中国金融在继续演进的过程中需要新的金融发展思想，中国金融必须跳出“金融发展之谜”这样的陷阱——这是我们思考和建设金融的未来时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如果数千年的金融发展史能够给我们任何启示的话，那就是：当金融创新是由远远大于社会收益（Social Return）的私人收益（Private Return）驱动时，它们往往不带来社会价值。降低金融中介成本的关键不是技术，而是技术背后能够定义美好和实现美好的人。技术从来不是答案，更可能是新的问题。
我们这个时代正经历着一场大众对金融的信任危机。虽然大众对现有金融体系的指责甚至诋毁并非毫无依据，但缺乏对我们这个时代金融体系演进的底层逻辑的完整理解，无法在重要的实证事实面前形成共识，经常使本属理性的挑战变成情绪性的宣泄。承担起为金融辩护以及重新赢回公众信任的责任，要求我们改变过往的傲慢和冥顽不化，展现出强大的自我修正能力。而重新定义并塑造我们这个时代的金融的第一步，是打破原本封闭的金融思想和金融实践，回归到金融发展需要降低中介成本这个基本准则。当千千万万的个体在尝试建设我们热爱的金融时，中国金融的未来发展一定会留下不一样的轨迹。
科学研究的价值在于让人们意识到潜藏在复杂性后面的秩序和简单。一个狼奔豕突、碎片来不及整理的时代要在思想上留下印记，需要人们去研究并回答形成这个时代的第一性问题（first-order issues）。中国金融在演进过程中泛起的涟漪或是掀起的惊涛骇浪，需要一个严肃的科学研究者花费足够长的时间才能勉强消化其中十之二三。我一直希望学界、业界和政策界能对影响中国金融发展的第一性问题有更多的思考和辩论；我也想花些时间，把研究者们多年研究形成的重要问题和实证证据方面的共识整理出来，结合自己的思考提炼成便于理解和进一步研究的框架。作家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曾说过，“如果你想读一本还没被写出来的书，那么你一定是应该把这本书写出来的人。”这本书反映了这样的思考。
是为序！刘俏2019年8月31日于颐和园路5号[1] 诺曼·福斯特设计了香港赤腊角机场和北京首都机场第三航站楼；伦佐·皮亚诺设计了日本大阪关西国际机场。这些获奖建筑对机场航站楼的设计产生了深远影响。导言 好金融和坏金融
这层出不穷的多样生活，与我若即若离，让我沉迷又厌恶。——F.S.菲兹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
我一直对金融有特殊的情结。从1991年本科毕业考入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现在叫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算起，兜兜转转28年，一直没有离开金融领域，金融是我得以安身立命的专业。我这个年龄段的人运气确实不坏，有幸见证、经历了中国金融发展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个时代。28年间，中国按GDP衡量的经济总量从1991年的2.2万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90万亿元；按M2衡量的广义货币供给从1.9万亿元激增到2018年底的182.7万亿元；A股上市公司的数量从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日开业的30家上升到今天的[1]3600多家；金融行业的增加值从1991年的区区1188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6.9万亿元；此外，中国金融业增加值的GDP占比在2014年就已经超过20世纪掌握全球金融霸权的美国，在严防系统性金融风险和金融机构去杠杆的大背景下，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虽然在2018年下降到7.7%，仍然超过同期美国的7.5%，更是远远超过英国的6.2%和德国的3.3%；2019年《银行家》杂志（The Banker）发布的全球前1000家银行排行榜中，136家来自中国的银行赫然在列，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雄踞排行榜前四名……
不论是在人流如织的北京金融街和国贸CBD、熙熙攘攘的上海陆家嘴、空间压迫但高效有序的香港中环和金钟，还是传统的全球金融中心纽约和伦敦，形形色色的金融机构是这个时代最优秀的年轻人们心仪的工作场所。一代又一代的精英们，在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瑞·达利欧（Ray Dalio）、詹姆斯·西蒙斯（James Simons）等投资界传奇或是亨利·保尔森（Hank Paulson）、吉米·戴蒙（Jamie Dimon）、劳尔德·贝兰克梵（Lloyd Blankfein）等展现杰出领导才华的银行家的感召下，成群结队进入金融世界。2008年，哈佛大学28%的本科毕业生选择进入金融行业，而这个数字在1969—1973年间只是6%（Goldin和Katz，2008）。斯坦福的MBA毕业生如果在20世纪90年代选择进入金融行业，那么截至2008年他们会比在其他行业任职的同学多挣三倍多的钱（Oyer，2008）。中国的情况更[2]是不遑多让。粗略估计中国有800万金融从业人员，创造了8%左右的GDP；剩下的大约8亿的各行各业从业人员贡献了剩余92%的GDP。金融行业的人均产出大约是其他行业人均产生的9倍——这也轻易解释了金融行业的高工资和高福利。金融制造梦想，也让梦想得以实现。
几乎在任何文化中，金融其实都有两张脸——在被公众追捧的同时，却拥有并不那么光鲜亮丽的社会形象。金融的公众形象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降到了历史低点。一个汇聚了全世界最聪明头脑的行业，居然受困于行业“内生出来”的各类高深莫测的产品、服务、交易结构、创新金融思维等所带来的满地鸡毛，几乎拖垮了全球金融体系乃至全球经济。全球经济仍在艰难地从2008—2009年金融危机的泥沼中走出来，关于金融的叙事也在发生变化。类似“占领华尔街”这样的运动在纽约、伦敦等地风起云涌，金融似乎失去了往日的荣光，不再光鲜亮丽。“真相像诗一样，但大部分人[3]都很讨厌诗！”
关于中国的金融叙事却大不相同。中国于2008年开启了金融飞速发展的阶段：11年间，金融行业的增加值从2008年的1.83万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6.90万亿元，年均增速达到12.8%；中国非金融部门的债务占GDP的比例（即宏观杠杆率）从2008年的142%增长到254%，增加了相当于1.12倍GDP的各类债务；中国的影子银行业务更是蓬勃发展，其规模从2008年的3.6万亿元上升到2018年的61.3万亿元；在2017年，中国内地的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只有湖南和吉林两个省金融行业增加值不到GDP的5%，这意味着至2017年，金融业已经成为中国29个省、自治区或是直辖市的支柱行业；2019年上半年，金融行业GDP占比在上海和北京都超过了19%，五块钱的GDP里面有近一块钱是由金融行业贡献的……
中国金融大发展的同时，实体经济似乎并未明显受益其中。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依然存在，甚至有加剧之势；贡献了中国60%的GDP和80%就业机会的民营经济到2018年年底的银行信贷余额只占到银行信贷余额总数的25%；伴随着金融大发展，中国金融中介的成本却一直居高不下，而且系统性金融风险在不断积聚。进入2018年后，上市公司质押股票爆仓、P2 P暴雷带来的更是满地狼藉。
1949年后，中国金融经历了几轮巨大的变革，这些金融变革背后的逻辑是什么？金融演进的方向和“最优路径”在哪里？什么样的金融算是好金融？判别金融好或坏的标准是什么？中国金融体系最大的结构性问题是什么？如何修补我们这个时代中国金融体系的断裂点，从而更好地建设“好”的中国金融？什么样的金融能够促成中国的高质量发展？2035年，初步实现了经济社会现代化的中国将拥有什么样的金融？……
我将在本书回答这些问题。中国金融演进的逻辑
金融的本质是中介（intermediation），是以简单、直接、有效的[4]方式将储蓄转为投资，实现资金跨时间和跨空间的交换。我在本书第一章中指出，人类社会有记载的金融历史可以追溯到7000多年前。人类文明上下七千年，金融中介的形式变化万千，无论是商品货币时代还是信用货币时代，也无论是采用传统商业银行的“发起并持有模式”（originate and hold）还是证券化时代投资银行的“发起并销售模式”（originate and distribute），金融把处于不同空间和时间维度上的资金多余方和资金需求方连接起来这个本质从来没有改变过。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实证证据，表明金融发展是有助于经济增长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也用大量完美的模型证明，只要金融中介能够实现资金合理、有效的配置，更多的金融有利于更快的经济增长。然而，现实世界远非完美。金融中介过程需要降低资金供需两端因为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或是其他原因所带来的“建立信任的成本”。人类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金融危机反复提醒我们，我们需要的并不是规模更大的金融，而是更好的金融，而判别金融是好是坏的标准在于它能否有效降低金融中介的成本。
金融是不断演进的。我在本书第二章的图2-1提出了一个描绘金融演进的分析框架。图2-1是本书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我是用进化的角度分析金融尤其是中国金融的演进的。漫长的金融演进史，一个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模式、宗教、文化社会习俗、法制传统、科学技术水平及支撑创造经济社会活动的知识和思想体系等金融基础设施，决定金融中介提供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采取什么样的中介流程和操作以及通过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来进行资金的融通；金融中介模式最终决定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能否降低融资的成本，成为我所强调的好金融。金融演进过程当然不是单向和被动的，这里面包括了一个积极的反馈机制（Proactive Feedback Mechanism）：金融中介过程中产生的任何关于中介结果、中介模式或是金融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反馈，都将以程度不一的方式返回去影响金融基础设施或是金融中介模式的变化，最终导致一个新的、不同的结果的出现。当这个结果对应着更低的金融中介成本时，金融的演进就朝“好金融”的方向迈出了坚实一步。
本书第三章中运用图2-1提出的框架分析1949年开始的中国金融的演进。以1953年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为标志，志在完成工业化进程的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在资本极度匮乏且与国际金融体系完全隔绝的情况下，中国需要一个能够广泛动员社会资金，集中金融资源聚焦基础设施、重工业和大项目的金融体系。于是，高度集中的单一人民银行体系逐渐演进成型。在这个体系里，中国人民银行既是集中统一经营全国金融业务的经济组织，又是国家金融管理和货币发行的机构。虽然中间经历过多轮起伏，这种集中、垂直管理的架构一直延续到1978年中国开启改革开放。大一统的人民银行体系，体现了国家对金融的绝对控制，有利于国家集中相对稀缺的资金全力支持国家发展战略确定的重大发展领域，利用信贷杠杆推进工业化进程。但是这种体系下，国家意志主导经济发展和金融的演进，个人信用和商业信用基本被国家信用所取代，金融实质上是变相的财政。采用更为严格的表述，中国在这个阶段其实没有真正的金融。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在现代经济体系下以中国人民银行为核心的现代金融体制的建立过程。这个阶段，影响和形成中国金融中介模式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强调国家战略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中国发展模式。中国发展模式有几个突出的特点：①通过政府对改革与开放的顶层设计，同时激发自下向上的个体或是机构活力，中国庞大的人口和全球化市场使得制造业能快速崛起并扩张，涵盖诸多领域的制造业集群不断涌现——这一切使得大规模生产和产业的崛起成为可能；②积极参加全球产业链的分工布局，在这个过程中顽强地从价值链的低端向中、高端挺进；③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中国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中心逐渐转向城市和国有企业，城镇化进程开始提速，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投资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能，以土地、房地产和基础设施为抵押的信用扩张带动了相关领域及其上下游投资的大幅上升，极大地推进了金融的发展，反映为金融资产规模和金融业GDP的迅速增长；④持续的制度创新和相对稳定的宏观经济社会环境有助于经济发展。
中国发展模式本身的特点和中国经济的阶段性特征，再加上中国改革开放期间特有的制度环境，大体上决定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金融所采用的中介模式。1978年至今，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体系的建设为中国金融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的银行体系和非银行体系、金融市场、金融管理体制、宏观经济调控工具、与国际金融市场的交互关系等经历了巨大的变革，林林总总的金融创新不断涌现，快速发展，逐渐成型。经过40年的变迁，具有清晰特色和阶段性特点的中国金融体系1.0版基本建立成型（见第三章）。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金融展现出强大的聚集社会资金投向经济建设的能力，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中国金融也呈现出中介效率不高（如融资难、融资贵）、金融服务覆盖面不足（如大量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人家庭的金融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和金融结构不合理（如直接融资不足、过分倚重银行体系提供的信贷）等问题。
客观评价改革开放起中国金融40余年的变迁，我们必须透过更长的时间维度，必须回归到金融演进的基本逻辑。需要指出，我们这个时代的金融在经过了40年的高速发展之后，还没有形成给信贷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基础设施投融资等市场定价的“锚”，这是中国金融体系1.0版最大的问题。没有市场化的“定价机制”，金融体系无法顺利履行“价格发现”的功能，并以此为基础引导资源有效配置。在这种背景下，金融的快速发展不仅没有形成对实体经济更有效的支持，反而带来宏观杠杆率不断攀升、杠杆结构不合理、金融中介链条过长、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以及系统性金融风险汇聚等危及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断裂点。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过程中，中国金融必须对上述金融中介过程中已经出现、正在固化的断裂点做出积极的回应。
必须指出，进化并不一定意味着升级，如果不能有效降低金融中介的成本，任何形式的金融演进都毫无意义。解析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金融
我们这个时代的金融为什么没有带来我们期待的理想结果？
第二章图2-2提出了一个描述金融中介过程的基准模型，它是本书另外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图2-2指出了影响金融中介能否最终降低中介成本的五个重要维度：实体经济、金融系统、宏观政策、国际资金流动和资产定价。任何形式的金融中介活动都是通过这五个维度内部、彼此之间错综复杂的交互关系来完成的。实体经济的表现会影响到金融体系的健康；金融体系向实体经济注入的信用量、金融市场流动性和金融资产价格等变化深刻地影响实体经济活动；政府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会影响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运行；金融市场上资金的流动在一定条件下会加剧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波动性和脆弱性；资产价格的大幅变动，如Kiyotaki和Moore（1997）的模型所示，会通过实体经济的放大作用反过来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当上述五个维度有任何一个或是若干个遽然出现不利的变化时，正常经济活动和金融中介过程就可能受阻，严重时会触发金融危机或是经济危机。
金融的演进没有现成的地图可以依赖。我们这个时代的金融经过了一轮又一轮的创新、发展、恐慌、崩溃才成为今天的模样。对图2-2提出的五个维度的深度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金融，包括它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以及本身的局限性。
本书第四章提供了大量的实证证据显示金融演进并没有带来更低的金融中介成本。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金融体系，近些年尤甚。过去70年，人们对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关系、金融资产价格的形成机制及背后的底层逻辑、最优杠杆率水平及其决定因素、金融机构普遍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周期性金融危机爆发原因等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与此同时，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推进带来了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和金融业大发展的机会。然而，这一切并没有转化成更低的金融中介成本，尤其是在中国。我把这一个有关金融发展的谜团称为“金融发展之谜”。“金融发展之谜”的长期存在严重挑战着现有金融体系演进的底层逻辑，也挑战着我们现有的金融理论体系。
通过图2-2提供的理论框架，我分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金融迷失方向、逐渐失去活力的根本原因所在。这里面有我们在金融发展上的思维误区，受“金融深化理论”的影响，一直以来，政策界和学术界形成一个认知，认为金融资产的规模越大越好，金融机构的数量越多越好，金融机构越大越好。然而，正如我在第四章中所分析的，如果金融资产主要由大量投向投资资本收益率（ROIC）很低的部门的债务构成，这样的金融发展反而会遏制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我在第四章尝试着把金融资产分解为地方政府驱动的部分和市场驱动的部分。我提供大量的实证证据显示，在中国现阶段，地方政府所驱动的金融资产（主要反映为地方政府和地方国企的债务）的增长不但不能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反而恶化了地方资源配置失效的程度、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市场驱动的金融资产增长促进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中国经济面临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市场驱动的金融更能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凡是钱扎堆的地方，必然会有泡沫。本书第五章用大量的数据和实证分析显示，实体经济的低投资资本收益率和金融体系的低效资源配置合力推动了“泡沫金融”（bubblish finance）在中国的出现。泡沫金融在中国主要反映为居高不下的宏观杠杆率和极不合理的杠杆结构。前者反映为非金融部门债务的大幅上升，尤其是在2008—2009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后者反映为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太高以及地方政府和家庭的杠杆率上升太快。实体经济的低投资资本收益率导致了高杠杆的出现，杠杆居高不下加重实体经济的负担，进一步恶化实体经济的投资资本收益率，这种负向反馈机制导致中国金融中介效率进一步恶化。
股票市场是中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图2-2所示，股市价格大幅波动不仅危及金融体系的稳定，也给实体经济带来巨大的伤害。第六章聚焦中国股票市场的两大功能：融资和价格发现，并提供大量的实证证据显示A股市场和好的股票市场距离甚远，其主要原因在于A股市场缺乏好的上市公司。没有一大批具有高投资资本收益率的上市公司作为市场的压舱石，股市就像经济学家凯恩斯在《通论》中所说的，“只是实体部分的穿插表演（sideshow）”，难以成为中国经济大舞台的一出大戏。我在第六章分析了A股市场缺乏好上市公司的底层原因——脆弱的资本市场制度基础设施。建设好的股票市场，要求中国加快推行股票发行制度和退市制度的改革，加强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公司治理改革，大力提高机构投资者的能力和对市场定价的影响力。
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地方政府积极参与经济生活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突出特点。从金融中介的角度分析，中国的地方政府对资金的供需两端都有重大影响。就资金的供给端而言，地方政府出售土地使用权，促进了房地产市场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大幅上升，围绕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的信贷为实体经济注入大量的信用量，拉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土地、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的货币化、资本化，也推动了中国金融资产规模的迅速提升；在资金的需求端，地方政府通过直接举债获取资金。最近10年，地方政府债务快速上升已经成为中国金融最大的风险点之一。本书第七章用大量数据和实证分析显示：（1）中国地方政府对中国金融体系的演进有非常大的影响；（2）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不是规模问题，而是效率问题。为此，本书第七章建议围绕“给地方政府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政收入支出表”来重新构建中国的地方政府金融体系。我在第七章详细讨论如何建设好的中国地方政府金融，并介绍了我们在中国南方某市试点调研的情况。我们的试点经验显示，建立中国地方政府金融体系的根本出发点和基本原则，并不是一味用“堵”的方法去限制规模，而是通过形成与地方风险相匹配的地方债定价机制，借助市场力量确定合理的地方债务水平，进而提高地方债务的使用效率和地方经济发展的质量。
中国金融演进近10年出现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影子银行的快速崛起。2016年高峰时期，中国影子银行的资金规模达到GDP的86.7%。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的监管套利、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对周期性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的“理性”回应以及金融体系本身存在的融资难、融资贵和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access to finance）不足等原因合在一起，推动了影子银行业务在中国的蓬勃发展。影子银行业务本身固有的信用、流动性和期限错配等特性增加了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给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和执行带来大量困扰；此外，虽然有存在的合理性，但是中国的影子银行业务存在资金层层嵌套、中介链条任意拉长、底层资产不透明等严重问题，背离了“明月直入，无心可猜”的好金融本质，大大提高了金融中介的成本（详见第八章）。
中国经济增长由高速转向中高速，结构优化重点转到高质量发展方向。这个过程中，中国金融体系改革滞后于经济发展提出的要求。具体体现为：信贷投放的标准、流程、定价与风险防范等没有及时调整更新到位；不同种类银行机构的功能定位与普惠金融作用发挥还不够协调以及金融服务能力总体不足等方面。但是金融体系的问题并不仅仅局限在金融体系。回到图2-2提供的分析框架，中国金融中介在实体经济、金融体系、宏观政策、跨境资金流动和资产价格这五个维度存在一系列断裂点。这些断裂点的存在和不断发酵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金融的演进并没有导致一个好金融的出现。因此建设中国好金融必须从修补断裂点、夯实这五个维度内部及彼此之间的连接链条开始。第九章在大量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影响中国金融成为好金融的十大断裂点，具体是：低投资资本收益率、收入分配不平等、人口老龄化、城市人口布局不合理、高杠杆及隐身其后的“金融过度发展”、衰退的企业资产负债表、金融资源的低效配置、金融抑制背景下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缺乏给资产定价的“锚”以及宏观政策边际效应的不断弱化。“没有比正确地回答了错误的问题更危险的事情。”（德鲁克）。定义并建设中国好金融的出发点，就在于甄别这些影响中国金融成为“好金融”的第一性问题，并通过供给侧改革解决问题。我在第九章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中国金融的未来
中国金融的未来会更好吗？金融无疑将继续演进。但是，除了形式上的精彩纷呈、概念上的推陈出新、思想上的天马行空和实践上的大开大阖，走向未来的金融能否破解“金融发展之谜”？怎样才能让未来的金融演进不再是一个“熵增”的过程？金融世界里汇聚了这个世界最聪明的头脑，金融领域的各类创新更是层出不穷，为什么作为衡量好金融的最重要指标——金融中介成本——却固执地保持在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上呢？金融发展除了给金融行业带来远超出市场竞争所能容忍的高利润之外，它的社会价值和更大的意义在哪里？
带着这些问题回到图2-1提出的关于金融演进的分析框架。以2035年为时间节点倒推，未来16年，中国的金融基础设施，包括物理意义上和制度层面的基础设施，必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在第十章中指出了未来将出现的五个“必然”（inevitables）。这五大趋势在图2-1所描述的积极反馈机制（proactive feedback mechanism）的作用下，将帮助形成2035年的中国金融；对这五个“必然”积极和正面的回应，很大程度上将决定2035年的中国金融是否能成为我们热爱的金融。
第一，中国的经济总量和金融资产规模还将迎来爆发式的增长。我估测至2035年，中国的GDP总量按2018年不变价计算将达到210万亿元，在2018年90万亿元的基础上增加133%。而中国金融资产的规模，即使保守估算，也将从2018年的351万亿元增加到2035年的840[5]万亿元（按2018年价格）。中国金融的发展还有非常开阔的空间。但是，这一轮的中国金融演进能够破解困扰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金融发展之谜”吗？
第二，中国也将迎来产业结构的巨大变迁。中国未来增长的引擎将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驱动，增长动能也将从要素投入转向全要素生产率。宏观经济趋势正在重新塑造中国的产业结构。服务业的GDP占比在2035年将可能超过65%，远远超过第二产业；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变迁，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也将出现结构性的变化，例如，现在农业就业人口占中国总劳动力人口的27%，未来16年，至少有20%的就业人口将从农业转向第二产业和服务业，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内部也将发生大量的劳动力重新配置。这一切对2035年的中国金融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第三，中国金融服务的需求端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口结构和人口质量将与现在大不相同；另一方面，消费和消费结构的变迁将改变中国经济的需求端，进而深刻改变金融服务的需求端。关于前者，2035年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将急剧恶化，65岁以上人口将占到中国总人口的23.29%以上，达到3.35亿人；但是另一方面，2035年中国在1990年后出生的人大约为4.7亿～5.0亿，其中有一半的人受过高等教育，而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总人数将达到3.2亿，其中约有2.5亿～2.7亿人仍为就业人口，中国劳动力质量将发生巨大改变。就后者而言，2035年，中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将从目前的38%增加到58%；其中，服务消费占比将由目前的44.2%上升至60%。这意味着中国居民消费在2035年将达到122[6]万亿元之巨，其中服务消费总额也将达到73万亿元。人口和消费的变化将极大地改变金融服务的需求端。
第四，信息技术和AI带来金融底层技术和中介模式的巨大变化。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包括电子商务、云计算、移动支付、区块链等在内的数字化工具的不断崛起，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物联网的出现和发展，数字科技将全面参与金融中介活动。信息革命在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或是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方式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也将带来新的风险，挑战现有基于传统金融中介模式构建的金融理论。
第五，金融新思想的涌现。金融的演进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莫迪里安尼-米勒定理（MM定理）如何指导企业甚至政府的融资决策，尤金·法玛（Eugene Fama）的“市场有效性假说”怎样催生出规模巨大的指数基金市场，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Black-Scholes Model）对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的重大影响……迎面而来的鲜活的金融实践将为新的金融思想和理论的涌现提供土壤；而新的金融思想一旦形成，将以极大的力量引领现实世界中的金融实践和创新。未来的金融新思想可能源自数字货币的实践。脸书拟发行的加密货币Libra严重挑战现有的信用货币创造理论，甚至可能改变货币的定义；央行直接发行数字货币则可能彻底改变商业银行在货币创造中的作用，甚至威胁到商业银行存在的合理性。类似的理论创新的可能性将随着实践接踵而来，冲击我们对金融的认知，改变未来金融中介的方式。
中国未来的金融演进能够跳出“金融发展之谜”这个陷阱吗？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我一直受到哈罗德·德姆塞茨以及和他同时代的那些杰出的市场研究者和捍卫者学术思想的影响。市场竞争或许是提高效率最有效的途径（approach）。我们这个时代的金融体系太大、太臃肿、太不透明。我们需要更多的“行业闯入者”——他们更可能对现实生活中各式各样的金融服务需求做出回应。我们需要更多的“进入新市场的竞争”（competition for the market），而不仅仅是“市场内竞争”（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如果未来的金融演进能够破解“金融发展之谜”，我更愿意把希望放在那些“幼稚甚至笨拙，但是本意真诚”的成长中的新进入者（new entrants）身上。
当然，笃信科技革命的技术主义者相信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甚至数字货币等的力量。但是，我们有足够的信心相信历史不会重演。这一轮的金融演进仅仅只是反映了那些由私人回报来驱动的（过度）金融创新吗？这一轮的金融演进会不会带来金融系统的“熵值”的增加？未来的科技巨头在全面进入金融领域后，我们靠什么确保它们不会成为阻碍市场竞争的新金融寡头？技术是答案，还是新的问题？
在电影《大空头》（The Big Short）中，布拉德·皮特饰演的数据分析极客本·瑞科特（Ben Rickert）对他的合伙人说，“如果我们这次对于次级债的判断是正确的，那意味着很多人将失去住房，失去工作，失去为退休准备的储蓄，失去养老金。你知道我为什么如此憎恨投行吗？——他们将活生生的人抽象并矮化为数据！让我告诉你一个数据——美国的失业率上升一个百分点，就会有40000个人死去，你知道吗？”
类似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这样的科学技术突破可以极大地消除信息不对称，但是降低金融中介成本的关键在于降低资金两端建立信任的成本。技术能够解决信任问题吗？未来的金融创新能否回归到“降低建立信任的成本”这一基本法则？怎样才能有效促进信任的建立呢？
除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之外，我们还有别的途径解决面临的问题吗？我们如何恢复这个时代正在迅速流失的对市场、政府、全球化、技术进步等曾经有过的“信任感”？前国际货币基金首席经济学家和印度中央银行行长，芝加哥大学金融学教授拉古拉迈·拉詹（Raghuram G.Rajan）在2019年2月出版了他的新书《第三支柱》（The Third Pillar：how markets and the state leave the community behind），对以上问题做出了深刻的思考。一个人出生、成长、生活和工作的社区赋予他或她对身份的清晰认知、自尊、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以及对生活意义的珍视。除国家和市场之外，社区是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石。拉詹认为，一个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成长的社会，需要在充满活力的市场竞争、诚实有效的政府以及健康的社区之间找到一个有效的平衡。然而，经济高速增长、全国性市场甚至全球市场的崛起、收入分配不平等、政府强力进入经济活动等严重削弱了社区的重要性。最近20多年，信息科学革命、高歌猛进的全球化、人和资本的自由流动等更是使得传统社区在经济社会生活中曾经扮演的积极作用日益式微。社区的衰落带来价值观的迷失、怨憎之气的弥漫、民粹情绪的复燃，当然还包括“信任”的丧失。怎样恢复“社区”这个重要的“第三支柱”曾经有过的活力是每一个政策制定者需要去严肃思考和面对的重要问题。
因而恢复“社区”曾经有过的活力、建立更有效的归属感，是“降低建立信任的成本”的有效路径之一。我和邓家品、汪小圈今年联合完成的一项研究显示，在中国现阶段，文化割裂程度更高的地方其金融中介的成本也更高。我们用一个地区方言的数量来衡量当地的文化割裂程度——不同的亚文化导致了“信任”的缺乏，进而增加[7]金融中介的成本。如果文化、宗教信仰、社会习俗等能够在经济活动之上进一步增强社区的凝聚力，那么恢复了活力的社区是能够降低“建立信任的成本”的。这对我们这个时代的金融意味着什么？金融未来的演进怎样与“重振社区”这样一个挑战结合起来？更进一步，在全球化和移动互联网的时代，我们是否需要重新定义“社区”？我们又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增强人们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建设未来的好金融，我们最大的困惑不是不知道要去哪，而是不知道怎样才能到达那里。十分遗憾，在讨论金融的未来时，我甚至没有可以叫作答案的东西，我只是小心翼翼地指出我们需要认真回答的那些第一性的问题。白蚁社会与建设好金融
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系统（包括金融体系）的演进时往往从生物界找到灵感。南非学者尤金·马拉斯（Eugene Marais）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出版了《白蚁的灵魂》（The Soul of the White Ant）一书，对非洲白蚁的群居生活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述。该书于2009年由纽约大学出版社再版后，再度引起了学界关注，给社会科学研究者包括金融经济学家以极大的启示。（Roll，2012）
马拉斯注意到非洲白蚁总是把蚁窝打扫得干干净净，特别是当蚁巢洞口有草叶或是泥土时，大批白蚁会立刻出现，努力把它们移走，以保持洞口的清洁。马拉斯一直好奇白蚁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移走草叶的？有一次，他故意放置了一些草叶在蚁巢洞口，果不其然，大批白蚁出现在洞口，每只白蚁都抓住草叶往外拖。令人惊讶的是，这种努力往往杂乱无章，草叶的每一边都有大量白蚁努力地把草叶往后拖，处于不同位置的白蚁似乎陷入了混乱的拉锯战——看不到任何组织和协调，也观察不到什么策略与逻辑；一片草叶可能被拉到蚁巢的一端，接着又被拉回到另外一端，甚至循环反复。经过长时间观察后，马拉斯发现每只白蚁拖草叶的方向都是绝对随机的。当马拉斯用镊子把白蚁拔拉到一边，白蚁会立即返回，换个角度继续拖草叶。既然毫无协调且杂乱无章，那么草叶究竟是怎样被拖开的呢？长时间观察后，马拉斯给出了他的解释，白蚁们遵循一个非常简单的行为准则：只要蚁巢里有草叶，就抓住草叶开始往外拖。当所有的白蚁都遵循这一行动原则时，草叶迟早会被拖走。
人们常常感叹白蚁部落复杂的社会分工与协作带来的清洁和有序，把白蚁部落理解成具有高度智力的社会组织。事实上，白蚁部落的每一个成员只是在遵循一个非常简单甚至不那么理性的行为模式。然而，只要它们的行为中包含有一丝理性，当有大量的白蚁在工作时，它们略显偏执、毫无效率的努力最终将促成一个美好结果的出现——清洁的蚁窝。马拉斯对非洲白蚁的研究给研究者们一个启示：要得到好的结果，其实并不需要复杂高深的逻辑和理论，只需要参与者们遵循一个简单、但带有一点理性的行为准则。对于白蚁，这或许来自基因；对于人类，简单的行事准则来自文化信仰、社会习俗、教育或许还包括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
这个例子基本反映了我对金融演进的看法。我们无法用仔细的规划、精心设计的激励机制来确保未来金融的进化能够带来我们期待的结果。我们能做到的是将历来封闭的金融体系打开，鼓励新的进入者，鼓励市场竞争，鼓励新的尝试，只要金融中介服务的提供者们、金融监管者们和金融思想的创造者们能像非洲白蚁一样遵循简单的行事准则——把建立信任的成本降下来——那么，在千千万万带有一线理性的尝试中，我们或许能迎来一个不一样的金融。[1] 金融行业增加值即金融行业创造的GDP。[2] 当然，这800万人包括大量的保险经纪、银行柜员、金融机构客服、理财产品销售等。真正从事“发起并销售”的投行业务的从业人员不超过50万人。[3] 电影《大空头》中一句台词。[4] 在本书中金融和金融中介是一个意思。[5] 具体分析参见本书第十章。[6] 预测数字来自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2035远景目标和长期展望报告》。[7] Deng，Liu和Wang（2019）。我在本书第十章将详细讨论这篇文章及其政策含义。第一章 我们面对的风险与收益的世界
人类其实就只有那么两三个故事，但它们每次都以不同的面目在重复着，好像之前从未发生过似的。这好比乡间的云雀，千百年来反复吟唱的都是那五个音调。——薇拉·凯瑟，《哦，拓荒者》（Willa Cather，O Pioneers）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金融故事应该就属于人类的那两三个故事中的一个吧。金融出现在人类最早的文明之中，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七千多年前的古西亚时期，当时人们使用的楔形文字后来被普遍认为是用来记账的。金融在中国的历史同样由来已久。考古学者们在殷墟考古挖掘中发现了用来陪葬的贝壳，这将金融在中国的历史确立在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期。
在人类文明漫长的演进过程中，金融在不断发展变化着。金融不仅一直在以各种直接或是间接的方式参与着人类文明的塑造，自身也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浩如烟海的创新推动着金融数千年的演进，其间有无数值得纪念、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例如，公元1024年中国北宋时期出现的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1494年复式记账法的发明；1602年世界第一家股份制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荷兰开始运营；1807年著名的《拿破仑法典》在欧洲强化了有限合伙人制度的实施；1964年威廉·夏普（William Sharpe）在《金融期刊》（Journal of Finance）发表了后来为他带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简称CAPM），为金融市场找到了简单、有效的描述风险和收益关系的量化模型；尤金·法玛（Eugene Fama）在1965年提出有效市场假说，使得人们对金融市场行为的理解更为深刻，让投资变得更为透明化和系统化，直接带来指数投资基金（Index Funds）的出现和繁荣；1973年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成立，同年，费希尔·布莱克（Fischer Black）和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choles）发表了基于“无套利原则”构建的给金融期权定价的数学模型，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找到了完美的数学表达，这两个事件合力催生了一个规模庞大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在全球的出现……
人类历史上下数千年，金融产品和服务乃至金融业态在不断丰富着，与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相互影响在不断深入着。金融在不断改变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和风貌。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威廉 · 戈兹曼（William N.Goetzmann）在2016年出版了风靡全球的世界金融史巨著《金钱改变一切》，他采用的副标题即是“金融如何塑造文明”。在导论中，威廉·戈兹曼写道：“金融对城市文明的诞生、古典帝国的兴起[1]以及对世界的探索都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被神圣化与被妖魔化的金融
在推进经济社会演进、成就了数不胜数的财富传奇的同时，金融也带来了诸如高杠杆、市场泡沫、金融危机等问题。在人类社会的经典叙事里，金融经常和贪婪、欺骗、骄奢、邪恶等联系在一起。虽然千百年来，金融的本质没有改变过，但人们对金融的认知乃至对金融的态度，却一直在周期性地摇摆着。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社会最优秀的年轻人，被金融机构的高薪和成就感所吸引，成群结队地涌向华尔街、伦敦城、中环、金融街或是陆家嘴——2016年，美国哈佛大学18%的本科毕业生和28%的MBA毕业生选择在金融行业工作。（Mihir Desai，2017）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断听到类似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在1984年发出的告诫，“我们正把越来越多的资源，包括年轻人中的精英，投入到远离商品和服务生产的金融行业中。（金融活动）只为社会生产力带来了和个人回报不成比例的贡献。”甚至，人们很轻率地就能把金融活动划归为“寻租活动”（rent-seeking activities）。
金融能创造价值吗？在最近一轮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在接受《华尔街日报》记者采访时，将矛头直接指向金融体系本身：“我希望有人能够给我哪怕只是一点点不带主观色彩和中立的证据，证明最近发生的这一系列金融创新是有利于经[2]济增长的。”他对金融创新还有另外一个著名批评——他认为，最近几十年种类庞杂的各类金融创新中唯一有价值的是自动提款机（ATM）。同样，英格兰银行前行长墨尔文·金（Melvyn King）在2016年出版的《金融炼金术》一书中，强烈批评危机爆发前金融机构通过低息借款增加杠杆，去追逐价格持续上涨的金融资产，以谋求更高的“投资”回报。这些通过疯狂地扩张资产负债表来获取货币收入的“金融炼金术”增加了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暴露，非但并没有给实体经济带来资金上的支持，所形成的金融风险甚至还加剧了实体经济的大幅下行。
对金融认知方面的种种矛盾和纠结，同样也频频出现在现代中国人的话语体系中。中国在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之后，正式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金融体系的建设。金融逐渐摆脱了计划经济下财政的简单附庸形象，不断发展起来。中国金融体系为推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实现年均近40%的固定资产投资率提供了大量资金。这段时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的GDP占比——一个国际上常用的用来衡量金融规模和重要性的指标——从1978年的2.1%增加到2018年的7.7%。中国这个指标的取值水平在2016年第一季度末达到峰值9.5%。中国目前金融业的GDP占比已经超过美国1870至2010这140年平均水平的6%，甚至高于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6年的7.6%的水平。根据2017年省际层面的数据，上海和北京金融业增加值的GDP占比都超过16.5%（上海是17.4%，北京为16.6%），高于公认的国际金融中心伦敦、纽约和香港的水平——这三个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业增加值的GDP占比都在14%左右。中国A股市场上3500多家上市公司中金融机构并不多，而且利润构成主要以上市的30多家商业银行为主。2018年A股所有上市公司的税后利润总额为36774亿元，为数不多的上市金融企业贡献了其中的17719亿元，占到整个A股上市公司利润的48.2%。
金融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却不断观察到金融让人不堪的另一面：林林总总的金融创新给金融行业带来高利润，但金融中介的成本却始终降不下来，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乏力这一痼疾一直被诟病着。“融资难”“融资贵”“为富不仁”“钱空转”等是人们轻易就能给现代中国金融贴上的标签；在获取公众极大关注度的同时，关于金融机构或是金融市场的种种调侃之词屡屡出现在现代中国人的话语体系中。当我们这个时代大量优秀的年轻人选择学习经济和金融以便于未来投身于金融业时，社会开始表达各种各样的担忧。事实上，人们倾向于形成一种认知：当一个社会最稀缺的资源和最优秀的人力资本被花费在“不创造价值”的活动上，是对社会资源极大的浪费。
这种对金融的矛盾态度是否与我们对金融认知存在的一系列误区有关？作为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无疑在经济社会生活和推动人类社会进化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但我们真的了解金融吗？金融流光溢彩的表象下面隐藏着什么样的本质？如果把景象万千的金融世界理解成一幅大的拼图，我们是否找到了构成这个拼图的所有模块？我们是否理解把这些模块拼在一起的合理的内在逻辑？
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两位金融学教授拉古拉迈·拉詹（Raghuram G.Rajan）和路易吉·津加莱斯（Luigi Zingales）在2003年合著的《从资本家手里拯救资本主义》一书中说，“金融市场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人们批评最多，但了解最少的一个部分。”12年后，在经历了2008—2009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时任美国金融学会会长的路易吉·津加莱斯在2015年的美国金融学会年会的主旨演讲中引经据典，进一步表达了对当今金融体系的担忧（Zingales，2015）：“《经济学人》杂志57%的读者都不认同如下叙述：金融创新有助于经济增长！……在一项抽样调查中，美国48%的成年人认为金融创新事实上伤害了美国经济……对于金融的作用，金融专业人士和圈外人士在认知上存在巨大的落差，这个落差足以摧毁构建一个良好运行的金融体系所需要的政治合理性。”
对金融的质疑不仅存在于以知识精英和专业人士为主的《经济学人》杂志的读者群，也广泛存在于社会大众中，而且由来已久。理查德·基尔和朱丽叶·罗伯茨主演的《漂亮女人》（Pretty Woman，又译为《麻雀变凤凰》）1990年上映之后，大受欢迎，是近30年最成功也最受欢迎的浪漫电影之一。影片中，理查德·基尔扮演事业有成、专职企业收购与兼并的投资银行家爱德华，外表光鲜亮丽内心却始终不快乐。爱德华在洛杉矶出差期间邂逅了站街女薇薇安（朱丽叶·罗伯茨饰演），展开一段浪漫爱情。当然，影片最终没有脱离好莱坞电影大团圆的结局（这不是我在这里讨论的重点），最终麻雀变凤凰，两人修成正果。有趣的一点是，在两人交往过程中，薇薇安的单纯和善良不断地唤起爱德华对自身价值的审视（对金融价值的审视），“薇薇安，我买企业，然后把它分成若干部分，再卖出去；我不生产机器，不生产食品，我不创造任何东西！”“呃，也不完全对，你创造钱！”至此，影片给大众留下了一个问题——究竟是谁在救赎谁？
金融真的不创造价值吗？不是所有的金融学者都秉持如此负面的立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在其著作《金融与好的社会》（Finance and Good Society）中说过：“我必须郑重指出，金融绝对不是我们社会的蛀虫，恰恰相反，金融是我们社会能够用来解决社会问题、提高福利水平最有力的工具。”“我们需要更多的金融创新，绝不是更少的金融创新；金融应该更活跃地帮助我们的社会实现其应该实现的目标。”
不论秉持什么样的立场，我们不能否认一个基本事实——一个活跃、有效、充满流动性的金融体系确实能让经济高速发展，让创新不断涌现，通过创造财富提升人们的整体生活水准。就此而论，金融是创造价值的！我们批评金融或金融市场，主要原因在于某些金融工具、金融创新或金融发展其实并没有给社会经济带来福祉，相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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