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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18 23:2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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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闫霞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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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石美刻

美石美刻试读:

序言

闫霞的《美石美刻——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导赏》即将付梓。我由衷地为她和读者感到高兴。

对读者而言,这是一本内容翔实、通俗易懂的博物馆导览工具书,值得拥有。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如果说馆藏文物作为人类文明源远流长和生生不息的实物见证,堪称博物馆的心脏,那么教育就是博物馆的灵魂。每一座博物馆都是一所大学校。我们希望观众走进博物馆后,能够通过展出的一件件文物,见证历史,以史鉴今,获得智慧和启迪,并将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下去、弘扬开来。然而,因为文物离我们的时代比较久远,观众的认知也千差万别,所以尽管展览中的每一件上展文物都经过了博物馆工作者的精挑细选,但是“看不懂”仍然是很多观众在博物馆里参观时的感受。而讲解,架起了观众与文物之间的桥梁,承担着传播知识的重要作用。讲解的质量和水平,直接关系到博物馆的形象和作用的发挥。

高水平的讲解词是高质量讲解的基础。《美石美刻——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导赏》这本书,对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基本陈列《贞石永固》展出的文物进行了全面梳理和介绍。书中将上展文物悉数列表并绘制平面图标注其位置,游客尽可以按图索骥,一一对照寻访、了解。对真觉寺金刚宝座及近百件精品文物,更是浓墨重彩加以解读。该书既对文物本身进行详细解说,又旁征博引介绍背景知识或同类文物。书中所配照片也十分清晰、精美,与文字相得益彰。带着这本书,就可以知道每一件石刻的来历,了解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欣赏到石刻艺术之美。一块块冷冰冰的石头,有了历史,有了故事,有了情感,文物由此而“活”起来。

对闫霞而言,这是倾注了她心血和汗水的又一本著作。

虽然不是文博科班出身,但是闫霞对文物工作十分热爱。因为热爱,所以她在十余年的时间里,对石刻馆内的明代真觉寺金刚宝座进行了多角度、多季节的拍摄,朝霞暮云、冬雪夏雨,积累了上万张照片,并于2017年出版了精美的图录《真觉寺金刚宝座塔五绝》。该书于2017年出版后荣获“第17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凤凰卫视优秀摄影画册奖”。也因为热爱,所以闫霞全力投入到石刻馆的社会教育工作中,在志愿者队伍建设、讲解服务接待及“金石大讲堂”专家系列讲座等具体工作中取得了出色的成绩。

要做好博物馆社教工作、服务好观众,仅有热爱、仅靠热情是远远不够的。志愿者队伍建设、每月一次的“金石大讲堂”,无不需要付出大量的辛勤劳动,其中满含酸甜苦辣。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美石美刻——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导赏》,同样是闫霞全面梳理上展文物、广泛搜集资料、反复推敲文字,倾力为观众奉献的呕心沥血之作。她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果,是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乃至首都文博工作者的一个缩影,体现了一种不忘初心、热爱本职岗位、讲好中国故事,为构筑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而努力工作的精神风貌和责任担当。

我期待读者能够读到更多如《美石美刻——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导赏》这样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图书;也祝愿闫霞同志能够继续努力,取得更大的成绩!

是为序。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馆长 郭豹2018年5月18日

自序

石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石刻艺术是人类在认识石头特有的自然属性之后,把自己对自然的观察、生活的记录、艺术的想象以石头为载体进行创作而形成的独特艺术成果。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也是一个石刻大国,在五千年悠久历史长河中,先民们以刀作笔、以石为材,开石窟、雕石像、作图画、书文字,形成了蔚为壮观、独具特色的石刻艺术文化。

北京,历史上辽、金、元、明、清等封建王朝曾经长期在此建都立政,地上地下文物众多。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是保存和展示北京地区石刻石雕精品的一座专题博物馆,占地近2万平方米,收藏北京地区的石刻藏品2686件(套),有北朝造像、唐代墓志、金元石雕、清代石碑以及名家书法刻石等珍贵石刻文物,藏品种类齐全,数量众多,涵盖了从汉代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时代、各种类型的地上地下文物,其中不乏石刻艺术珍品、精品、孤品和国家一级文物。

2015年12月31日,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闭馆修缮三年后重新开放,我也调到了开放部工作。每天同志愿者老师们穿行在石刻文物之中,从耄耋老人到少年孩童,我接触到了不同年龄段和来自各行各业的观众朋友。“金石大讲堂”经常是高朋满座,听讲者从专家大咖到莘莘学子,而讲堂堪称石刻艺术界的高峰论坛。与志愿者和游客每天交流接触,向专家学者近距离请教学习,长期沉浸在各类精品文物营造的浓郁艺术氛围中,我感觉自己也变得更加清爽、沉静、安详、淡然……

文物是特定历史背景之下的产物,它的造型展现着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它的诞生离不开古人的辛勤劳作与智慧创造。看似冰冷的石头之所以能温暖人心,在于它背后悲欢离合的故事,在于它绵长不绝的历史。如何让文物(或历史)变得立体鲜活,让原本枯燥乏味的知识变得趣味横生,是摆在文博工作者面前沉甸甸的重大课题,是我们必须肩负的职责使命。

博物馆里的每一件文物,都蕴藏着丰富的故事,盛纳着文化的血脉。博物馆存在的真正意义和独特价值,不在于拥有多少馆藏文物,而在于如何用这些馆藏文物传播文化,以史鉴今,启迪后人。本书以文物讲历史,以历史喻世人,详细梳理介绍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现有上展的馆藏石刻文物,通过挖掘藏品的时代背景、特殊寓意以及隐藏其背后的故事,向观众展现石刻艺术的精深、精妙与精美,展现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影响力和感染力。

希望读者能够喜欢《美石美刻——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导赏》这本书,并通过本书对石刻文物有更多的了解,对我们这座博物馆更加喜爱,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更加热爱。

是为序。闫 霞2018年1月22日

佛光塔影

中轴线展区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以真觉寺金刚宝座塔为中心,在其周围设八个石刻陈列区:中轴线展区、陵墓石刻展区、寺观碑刻展区、石雕展厅、石刻展厅、祠墓碑刻展区、传教士碑展区、综合碑刻展区。中轴线展区贯穿南北,共展出塔、华表、狮子、鱼洗等43件(套)石刻作品,其中真觉寺金刚宝座塔是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主体核心建筑,篇幅所限“佛光塔影”部分仅对此塔展开解读,华表、滚墩石、晏公祠石殿、天王殿铜塔须弥座等归入陵墓石刻展区介绍。

公元前三世纪,古印度的阿育王为纪念释迦牟尼,在其成佛的比哈尔南部的佛陀伽耶城菩提树下建立一座精舍。此后这座精舍历经改建,在公元六世纪的笈多时代形成了一座五塔耸立的佛陀伽耶大塔,后来宗教界、建筑界习惯上把佛陀伽耶精舍作为金刚宝座塔的源头。

东汉初年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金刚宝座塔作为密宗的崇拜物,在北朝和隋唐时期伴随着密宗在丝绸之路上广为传播。山西朔州崇福寺内珍藏保存的北魏兴安元年(452年)刻制的小石塔,五塔形制已略显雏形。北周(557—581年)时期的敦煌莫高窟428窟西壁清楚地表现了金刚宝座塔的形象,只是五塔不在同一基座上。唐《续高僧传》:“仁寿建塔,下敕送舍利于韩州修寂寺……寺有砖塔四枚,形状高伟,各有四塔镇以隅。”从“四塔镇以隅”分析应是金刚宝座塔,仁寿是隋文帝的年号,年号使用时间为公元601—604年。五台山南禅寺大殿内的唐代石刻小型楼阁式塔,高仅61厘米,也具有金刚宝座塔的形态。新疆克孜尔、库木吐拉、高昌故国、交河故城等地均发现了金刚宝座塔遗址。交河故城金刚宝座塔建于唐中期,中心土塔残高10米,四角小塔高约其半,宝座塔四周在四角方位分布着以25座小塔为单位的四块塔阵,形成了共101座的金刚界大曼荼罗坛场,规模宏大,气势不凡。

金刚宝座塔在中国虽然已经存在了上千年时间,但目前国内完整保存下来的屈指可数,它们分别是:真觉寺金刚宝座塔、碧云寺金刚宝座塔、西黄寺清净化城塔、玉泉山妙高塔、五台山圆照寺宝利沙者塔、张掖弥陀千佛塔、民乐县圆通寺塔、呼和浩特慈灯寺金刚宝座塔、襄阳广德寺多宝德塔、昆明官渡妙湛寺妙应兰若塔、彭州金刚宝座塔、正定广惠寺华塔等共12座。

北京房山云居寺诸塔呈金刚宝座塔式布局,但没有基座,时间上也并非同一时代产物,四角密檐小方塔分别建于唐景云二年(711年)、太极元年(712年)、开元十年(722年)、开元十五年(727年),中央罗汉塔(北塔)于辽重熙年间建成,可以肯定的是最终完成这种布局的人多少受到了曼荼罗思想的影响。峨眉山万年寺砖殿、碧云寺罗汉堂、雍和宫法轮殿殿顶形似五塔的五个暗楼,也都明显带有曼荼罗的构图特征,但它们毕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金刚宝座塔,所以不把它们归入其中。

真觉寺历史

明清皇室重视与西藏、蒙古的关系,“因其教不易其俗”,“兴黄教,之所以安众蒙古”,对佛教非常尊崇。明太祖朱元璋起自寒微,发迹之前曾经在龙兴寺出家为僧,这段经历对他影响甚大。登基后,他以佛教有“阴翊皇度”之功和社会教化之用,在思想文化层面上大力推崇和扶持,同时,在社会组织的层面上又对其进行强有力的整肃,特别是教寺的设立对明代及其后佛教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明成祖朱棣上台后,崇好佛教,意图通过佛教的宣传为其篡夺皇位正名,给自己树立忠孝仁义的“明君”形象。成祖极力加强同藏传佛教的关系,藏传佛教在明宫廷的影响由此大幅增长。自明中期开始,皇室奉佛,以祈福为主要诉求,佛教不仅为社会教化之具,更被视为护持宗社国脉的护国之器,诸帝奉佛亦多有耽溺之态,对藏密等尤其热衷。

真觉寺,始建于明永乐年间。永乐二年(1404年),明成祖遣太监侯显迎印度高僧来京(今南京,当时朱棣还未迁都北京)。永乐十二年,成祖在南京见到来华印度僧人、中天竺大菩提寺末代主持者室利沙。室利沙向成祖呈献了五尊金佛和印度“佛陀伽耶塔”图样。成祖与他谈经论法十分投机,封他为国师,并下旨以室利沙进献的古印度大菩提寺模型、金刚宝座塔及五佛像为样式。“西番班迪达来贡金佛五躯,金刚宝座规式,诏封大国师,赐金印,建寺居之。寺赐名真觉”(《日下旧闻考》)。寺院前有大殿五楹,后为金刚宝座塔,塔后殿五楹,塔院之东为行殿。这种以塔为中心的寺院建筑格局,继承了印度佛教早期寺院的传统,寺院全盛时期,寺内建筑百余间,香火兴旺。

清代皇室对佛教的信仰与尊崇较朱明皇室更甚,特别是满蒙联姻和清朝对西藏地区统治的加强,受蒙古贵族信奉藏传佛教的影响,从顺治开始,之后的清朝帝后们,对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虔诚信仰,大力推广。比如,雍正帝除了是一位虔诚的禅宗居士,对于藏传佛教也多有涉猎。在《雍正行乐图》中,雍正帝不仅曾以儒者、道士以及西洋猎人的形象出现,也身着藏传佛教格鲁派僧衣,以喇嘛的姿态现身。《明宪宗御制

真觉寺金刚宝座塔

记》

对于高梁河北岸的大护国仁王寺位置有以下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在白石桥北面西侧的国家图书馆址;二是以现真觉寺为中心的白石桥东侧高梁河北岸。1999年疏浚长河,对水道进行整治时,在五塔寺路的首都体育馆滑冰馆门前稍西发现残石桥基,刘之光先生据此在《大护国仁王寺觅址》和《元代大护国仁王寺与西镇国寺位置的商榷》二文中,指出了白石闸不但建有水闸,还在闸稍东有一座汉白玉石桥,并提出了大护国仁王寺的位置应该就在以首都体育馆滑冰馆为中心的方圆近67万平方米的范围之内,位于白石桥东500米处的真觉寺,就囊括在元大护国仁王寺的寺院遗址之中的观点。明永乐大典本《顺天府志》卷七记载:“大护国仁王寺,按《大都图册》都城之外西建此寺及昭应宫。”永乐时所记寺院情况已经是参考元时旧时文献,可推测当时大护国仁王寺已经不复存在了。把这样一座位于北京城近郊,毗邻城门,规模又如此宏大的著名皇家寺庙夷为平地,一定是一件有计划、有组织的事情,此事应该与明初名将徐达在明朝洪武元年至洪武十二年为防御需要增筑北平城墙和修建燕王府有关。真觉寺遗址 (曹立君/摄)

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和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乾隆皇帝母亲六十、七十万寿,正觉寺被选为祝寿之地,使其有幸被修缮,再次进入皇家寺院的序列。乾隆因避其父“胤禛”讳,敕更名为“正觉”。乾隆十六年第一次修缮,寺内主要殿宇更换黄琉璃瓦顶,升格为皇家寺院。乾隆二十六年,乾隆为皇母崇庆太后七十万寿,改建天王殿五间、东西配殿十间、顺山房六间、金刚宝座塔台一座、宝塔五座、重檐亭一座、毗卢殿五间等,寺内屋顶全部换上黄色琉璃瓦,大殿后添砌大墙一道,高二丈五尺,厚五尺。改建后,乾隆为此亲笔撰写了《御制重修正觉寺碑》碑文。期间,并请千名喇嘛于寺内诵经。乾隆三十六年,乾隆为崇庆太后八十万寿,赏正觉寺接驾喇嘛银一千两、饽饽桌六十张。光绪九年(1883年)时据故宫藏《正觉寺陈设册》记,南起牌楼、天王殿、前大殿、塔、中大殿、后罩殿、东西配殿、转角房、僧房、行宫等,计176间,各殿堂的陈列物品,计225件。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万寿庆典,赏正觉寺饽饽桌六十张。清乾隆《崇庆皇太后万寿庆典图》 (图片来源: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馆藏资料)

民国初年金刚宝座前仍存大殿一座,塔室壁画残缺。民国十六年(1927年),蒙藏院以二千五百元的售价将正觉寺卖与商人黄垿东。此后寺内除金刚宝座塔外,房屋建筑俱已无存。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金刚宝座塔被散兵强登塔顶,毁掉中塔塔顶上半部。事后将塔下洞门用碑石堵塞,自此无人再能登塔。此后,“正觉寺”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世人多称此处为“五塔寺”,而“真觉寺”“大正觉寺”的称呼逐渐为人们所淡忘。

1934年北平市公安局制定保护方案,对金刚宝座塔进行保护。1937年5月12日,由国民政府出资,对五塔寺进行全面修缮。修塔座,添塔座木门四扇,配齐铁铃,配中塔铜顶,罩亭上下檐添新琉璃瓦,楼梯口外添石柱两根,竖起石碑,添新院墙,高三公尺,建硬山门楼一座,新添瓦房八间,宅地八亩九分。门楼内右侧镶石碑一方,有“二十七年十一月七日完工”字样。重修后的五塔寺归坛庙事务所管辖,寺院整体仍为凸字形,增修了院墙。门楼及楼两侧共六间南房,院内占地三十亩。 1938年12月1日,北京特别市公署发布接收、保管五塔寺的训令和指令,坛庙事务所也报送了接收、保管的办法、清册和略图。训令发布后,五塔寺的管理状况得到了改善。

1980年3月,北京市成立五塔寺文物保管所。1987年10月,将北京地区发现和汇集的各类石刻和出土墓志等共1200余件在此展出,并成立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以收藏、研究、展示北京地区的石刻文物精品。

真觉寺现存大殿基址为1979—1980年归整后的形状,占地面积640平方米。台基上残存一座中央佛台(须弥座)和两处顺墙转角小型佛台。据记载,寺院正殿原有匾额为“心珠朗莹”,有楹联曰“般若演慈源,妙通筏喻;菩提宏觉路,长炳灯传”,皆为乾隆御书,今均无存。根据史籍记载绘制的明真觉寺复原平面图,我们可以一览当年真觉寺的盛况——最南面有一座牌楼,两侧为朝房,中轴线自南而北依次建有为山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金刚宝座塔、毗卢殿、藏经楼。天王殿前左右有钟楼、鼓楼,大雄宝殿有东西配殿,西路建筑为僧房,东路建筑为行院。真觉寺金刚宝座塔

密宗亦称密教、秘密教、瑜伽密教、金刚乘、真言乘等。三国时代,印度密宗的思想和实践便传入中国,唐玄宗时期正式形成了中国的密宗宗派。但北宋之后,密宗在汉地影响不大,获得较大发展的是“藏密”,即在西藏地区传播的密宗,现在藏地盛行的达赖、班禅两大系,就是属于密宗的格鲁派。藏密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与其地毗邻印度,从而受到印度佛教的较多影响有关。金刚宝座塔强烈的异域风貌,也是由此而来。

崇祯年间成书的刘侗《帝京景物略》记载:“成祖文皇帝时,西番板的达来贡金佛五躯,金刚宝座规式,诏封大国师,赐金印,建寺居之。寺赐名真觉。成化九年,诏寺准中印度式建宝塔,累石五丈,藏级于壁,左右蜗旋而上,顶平为台,列塔五,各二丈。”《日下旧闻考》引《析津日记》云“真觉寺塔……寺有姚夔碑记称‘永乐中,国师五明板的达召见于武英殿,帝与语,悦之,为造寺’”。后经仁宗、宣宗、英宗、代宗至宪宗,历经六朝,最后竣工于成化九年。

真觉寺金刚宝座塔的建筑样式为方形坚固高大的塔基(金刚宝座)加上部的五座塔构成,主体建筑分为宝座与五塔两部分。整体用砖和汉白玉石砌筑而成,内部砖砌,外表甃(zhòu)石。南北长18.33米,东西宽15.73米,通高21.66米,土衬石至上层平台高为8.83米,宝座内设过室、塔室、塔内中心柱,高穹顶回形塔室将登上宝座的石阶通道巧妙地隐藏在东西两面的墙体之内。金刚宝座上矗立五座四角密檐小塔,中塔高12.83米,十三层;四角对称四座,高10.18米,十一层。宝座上出口处,盖圆顶方室绿琉璃罩亭,高7.44米 ,总高度19.03米。与中轴线有4°31′35″的角度差,偏移特征为中偏西,高度上总体呈现北高南低、东西高度相近,宽度上北宽南窄,东西宽度大致相同。

真觉寺金刚宝座塔是明代砖石结构、无梁殿的典范之作。塔为大底盘、多塔楼,建筑上采用了用于宫殿、寺庙的砖石拱券结构的建筑技术,未用中国传统的大木结构作法,这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塔身外部遍饰佛教题材,采用对称的雕刻布局,线条精细流畅,主题鲜明突出。雕刻手法完全依照中国传统石作雕刻制式,塔身装饰中大量运用中式建筑的檐椽、瓦当、勾头、滴水和一斗三升的斗拱,作成仿木石雕形式,加强了建筑的中式传统意味。

真觉寺金刚宝座塔形制奇特,设计巧妙,虽是仿古印度佛陀伽耶大菩提大塔的式样所建,但整体规模缩小了,宝座部分加高了,五塔的比例也协调了。融合了中外建筑的形式和特点,“具体地表现出我国劳动人民灵活运用外来影响的能力”和“有大胆的变化,不限制于模仿的创造精神”,是明代高超的建筑工艺和石刻艺术的代表之作,也是明真觉寺现存唯一完整的建筑遗存。拱券技术、仿木建筑石雕刻、中西汉藏多种文化符号,以及藏梵经典文字的使用等,无处不蕴含设计者之匠心独具,是我国古塔中的珍品。因建造年代在我国同类的十余座金刚宝座塔中较早,雕刻精美,被誉为中外文化结合的典范。1961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18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有16座古塔,真觉寺金刚宝座塔名列其中。真觉寺金刚宝座塔南俯瞰图玉泉山妙高塔碧云寺金刚宝座塔西黄寺清净化城塔印度菩提伽耶大塔 (曹立君/摄)真觉寺金刚宝座塔旧影 Firmin Théophile LARIBE/摄

“敕建金刚宝座”石额

真觉寺金刚宝座塔的塔额,为明宪宗朱见深御制,嵌砌在宝座正面券门上方。石额横式,仿木华带匾,四框起凸雕云龙纹,匾芯双钩刻“敕建金刚宝座”榜书大字,落款小字“大明成化九年十一月初二日造”。该石额的落款准确记录了真觉寺金刚宝座创建时间。

明宪宗朱见深(1464—1487年),明朝第八位皇帝,英宗朱祁镇长子。他本为太子,土木之变后其父朱祁镇被瓦剌掳去,叔父朱祁钰即帝位。景泰三年(1452年),朱祁钰将朱见深废为沂王,改立亲生儿子朱见济为太子,景泰八年(1457年),英宗因夺门之变而复辟,朱见深再次被立为太子。朱见深英明宽仁,在位初年即恢复了朱祁钰的皇帝尊号,平反于谦的冤案,任用贤明的大臣商辂等治国理政,宪宗朝前期人才济济,政治也比较清明。但是成化十三年(1477年),朱见深设立了著名的特务机构“西厂”,任用奸邪,明朝政治陷入混乱,出现了“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的局面。宪宗崇信藏传佛教,对真觉寺营建久拖未决非常不满,《明宪宗御制真觉寺金刚宝座塔记》记载:“永乐初年……建立真觉寺,弗克易就,于兹有年。”在他的督促和大力推动下,真觉寺营建得以顺利竣工。

永乐时期国力强盛,建塔为何会如此艰难,多年未成?2016年6月29日,张少先生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金石大讲堂”《寻觅湮没六百余年的元代大护国仁王寺》讲座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论证。永乐十二年,室利沙在南京明大内奉天殿见到明成祖,并献上印度菩提伽耶大菩提寺模型及五金佛,成祖得知古印度阿育王所建的大菩提寺已毁坏无存,决定依照此模型在北京大护国仁王寺遗址上重建佛寺,并在新建寺院中心以金属建筑表现金刚宝座五大塔。寺院建成,名为真觉寺,但金刚宝座因系金属建筑,实难达到如此高大,因此多年未能建成。

宿白先生《西藏日喀则那塘寺调查记》记录,那塘寺措钦大殿三层度母堂曾收藏一组木石混合材质的印度菩提伽耶寺院建筑模型,寺门上有“大明永乐年施”细线刻六字。这套木石混合建筑模型,据民国时期印度人罗睺罗《再到西藏寻访梵文贝叶经》一文描述,1934年时保存完整,为石制、木制各一套。50年代宿白先生在那塘寺调查时只有一套,为木、石混合,石制多于木制,宿白先生认为此组石质建筑模型来自天竺,并深入梳理文献记载,推测模型可能在永乐六年、十年、十三年、十八年这段时期发生的明与印度榜葛剌地区外交活动中流入中土,并于永乐十七年、二十一年时期派遣太监来那塘寺褒奖僧人时将模型带来那塘。这套石质模型很有可能就是室利沙在永乐十二年献给皇帝的那一套“金刚宝座之式”模型原物。

石券门

金刚宝座塔南北各开一石券门,南面券门两侧对称雕刻的依次为狮子、法轮、大象,其间由交杵金刚分隔。石券门门碹石上雕刻精湛的“六拏(ná)具”,以券顶正中的大鹏金翅鸟为轴心,左右依次向下排列华龙云子、巨鲸、飞羊、坐狮、巨象。大鹏金翅鸟常出现在佛像的背光当中,特点是喜食龙,常用来比喻佛具有慧眼,能观十方世界,五道众生,佛法可以破除一切障碍,所向无敌。这六种动物是藏密中的法相装饰,象征“施、戒、忍、进、定、智”六度。六拏具远观是券门的装饰,走到近前就会突然发现,它完全笼罩在塔中心方柱南侧释迦牟尼佛龛上,变成了佛的背光。北侧券门局部雕刻

北面券门须弥座雕刻形式和内容与南面基本相同,只是把孔雀替换成了大象。真觉寺金刚宝座塔南侧石券门右侧雕刻云龙纹,显示了真觉寺的等级很高。龙是中国古代传说中一种有鳞有须能兴云作雨的神异动物,善变化能兴云雨利万物,也是皇室的标志。北侧石券门左侧凤基本完好。凤,神鸟也,雄为凤,雌为凰,是中国传说中的百鸟之王,象征祥瑞,龙对应帝王,而凤是皇帝后妃的象征。

北面券门损毁比较严重,仔细看还能发现多处弹孔的痕迹。1948年12月,东北野战军入关,与华北野战军形成了对驻守平津地区的国民党傅作义部的合围。五塔寺是通向西直门的前哨战略要地,当时驻守在西直门一带的是傅作义的国民党62军,固守五塔寺的守军为一个加强连和一个重机枪排。他们利用五塔寺修筑了工事,建立了重机枪阵地,还修建了坚固的钢筋水泥地堡,试图阻止我军的进攻。南侧券门局部雕刻

1948年12月15日,解放军11纵114师430团某营的搜索队,在张营长的带领下由驻地六郎庄向西直门方向搜索前进,执行清除西部郊区敌据点的任务。战士们在西直门附近遭遇敌62军的坦克和装甲车组成的巡逻部队,双方随即展开激烈的战斗,后国民党部队退守五塔寺等据点。晚上,430团的战士们继续向五塔寺、动物园等据点展开猛烈的攻击。固守五塔寺据点的敌人依托坚固工事负隅顽抗,给解放军造成不小的伤亡。随军的担架队人手不足,这时驻地六郎庄的村民们赶来增援。战斗结束后,村民们痛心地把牺牲的张营长及40多名战士葬在六郎庄村后山附近。真觉寺金刚宝座塔南侧券门居庸关云台券门碧云寺金刚宝座塔券门

1966年1月,六郎庄烈士墓修建后,烈士遗骸得以重新安葬。刘得福等人把从村中真武庙运来的旧碑,改成烈士纪念碑立在陵园,还题写“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大字。六郎庄烈士陵园在1990年11月重修再建。真觉寺金刚宝座塔迦陵频伽

居庸关云台坐落在昌平居庸关关城中心,建于元至正五年(1345年),呈东西略长的方形。原为元代一座过街塔基座,台上曾建有三座藏式佛塔,已于元末明初先后被毁。明正统年间在此台上修建泰安寺,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也遭焚毁,仅在台顶之上残留下寺庙柱础遗迹。现存云台为白色大理石砌成。券门雕刻内容与真觉寺金刚宝座塔券门大体相同,带有明显的程式化的内容,只是真觉寺金刚宝座塔的建筑石料与雕刻风格明显比云台粗放。

真觉寺始建于明永乐初年,而这时距离元朝结束还不过五十年。无论是工艺特征还是建筑特点门券装饰,以及作为一种顶部布局有塔存在的形制,元、明石作工艺体现出延续性,元、明两朝的宗教建筑是延续发展的,可见两者建设上的相似性不是偶然的。

塔室

砖石拱券是古代砖石建筑技术发展的产物,除具有良好的垂直承重功能外,还具有明显的扩大空间和装饰美化作用。砖石拱券的特点是不需要用大型构件(柱、梁、枋等),整座建筑不用一根木梁,完全用砖为基本材料,以拱券技术砌筑券洞及穹窿顶,只用小块的建筑材料(砖块、石块)就能做出大跨度的空间,因此,人们俗称这类建筑叫“无梁殿”。始建于明初的南京灵谷寺无梁殿是我国现存最早也是规模最大的无梁殿,其寺内木构建筑后来均毁于战火,只有砖砌的无梁殿至今巍然屹立。

我国古代的佛塔经过了一个由木架结构到砖石结构的发展过程,佛塔拱券技术用于地上建筑始于魏晋时期的砖砌佛塔,而砖石佛塔对于拱券技术的使用更为广泛,如建于五代时期的苏州虎丘云岩寺塔,不但塔门为砖拱券,塔的内部各层走道也使用了砖拱券。真觉寺金刚宝座塔券门内是一间方形的过室,上覆穹窿顶,顶上装饰有盘龙藻井。藻井在大木结构建筑中是比较尊贵的殿宇顶棚装饰,用于寺庙主尊或宫殿中帝王宝座之上。塔室过室顶部明代原建的盘龙藻井一处,塔顶部平台上清代添建罩亭的盘龙藻井一处,以及宝座内登塔楼梯转角处所装饰的藻井四处,共六处。真觉寺金刚宝座塔塔室

过室东西辟有圆形筒拱通道,内部结构呈圆圆相交状,内砌3阶44石级,盘旋而上,抵达塔顶。塔的正门有门洞,门内有阶梯藏在台身里,可以盘旋登上。塔的内部有塔心柱,在塔心柱周围有回廊,回廊上用拱券顶,其上砌作平台分建小塔。北京碧云寺金刚宝座塔、内蒙古慈灯寺金刚宝座塔,都是这种做法。还有从宝座外面登顶的,如北京西黄寺清净化城塔、五台山圆照寺金刚宝座塔等。

过室后为四方形环廊式中心方柱塔室,四面开龛,内设圆雕佛像四躯,均为趺坐姿势,亲切而庄严。南为释迦牟尼佛,北为燃灯佛,东为药师佛,西为阿弥陀佛,中央方柱代表中央佛大日如来。原燃灯佛早已散失,现存为十世班禅所奉。

释迦牟尼佛是佛教的创立者,本名乔达摩·悉达多。释迦牟尼佛是后人对他的尊称,意义是“释迦族圣者”。“释迦”是他所属部落的名字,“牟尼”是当时对出家修行成就者的称谓,是圣者之德。“释迦牟尼”一般也称为“世尊”或“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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