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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挺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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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话日本试读：

马挺兄是同代好友，今年有《马话日本》问世，是中日交流的好事，值得向大家推荐。

中国人似乎对日本并不陌生。中国人到日本旅游，遇到彬彬有礼的日本人，看到街头巷尾的汉字，在饭店使用筷子，特别是在京都领略到唐朝风韵，感受与在其他地方是不同的。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相互了解不算深。过去的说法，中日“一衣带水”、“同文同种”。前者形容地理位置，自是不错，后者则是误解，美丽的误解。

日本人、日本社会、日本文化，究竟是什么样的？其与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华文化有什么不同？这些都要从微观处来比较。所谓魔鬼在细节里，只有通过细节的描绘和比较，才能有所认识。这是教科书无法做到的，即使是中国青年人喜欢的日本动漫或村上春树、东野圭吾，也无法充分反映。

马挺兄滞日三十余载，久居东京，行踪遍于东瀛各地，交游各界各年龄层的日本人，又有自己的故国生活与文化领悟。他从日本人的衣食住行、课堂与办公室、礼节、用语和称谓（包括国人不能望文生义的汉字），到日本人的民族性格和大众心理，攫取一个个细节，娓娓道来，为我们展示了日本的种种细节。以小见大，可以窥见日本人、日本社会和日本文化的深层切面。

我虽然到过日本多次，但不谙日语，与日本人交往也不深入，对日本绝不敢说了解，马挺书中的一些文章，尤其是他在香港报章发表的文章，过去读过，这次拜读《马话日本》，更加获益不浅。

中日文化的不同，以茶道为例，中国人的茶道如禅，追求的是茶的韵味，而日本的茶道更接近于仪式而非茶本身，这是读马挺《“乌龙茶”是大阴谋？》而产生的联想。马挺在《日本人不喜欢〈红楼梦〉》一文中指出的这个现象，也让人看到日本人在了解中华文化方面与中国人的差异。

马挺的文章似可归类于随笔，也是广义的散文。作者观察的细腻和文笔的诙谐，都很难得。中国作者特别是旅日中国文化人所撰写的有关日本的书越来越多，这是中国人主动认识日本文化的新趋势，而马挺兄此书别开生面，对日本有兴趣的朋友，读来一定会有助益。

马挺的爱女马维，从小生活在日本，后又去美国读书。她的画风有童趣，看来拙朴却很有意味，书中的画作皆出于马维之手。父女之间，文图相映成趣，也是本书一大特色。

以我在中国和日本书店的观察，近年来中国出版的有关日本的书籍越来越多，分类也越来越细，而日本的书店里有关中国的书籍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相形见绌，这是否说明中日两国民众对于彼此的了解出现了巨大反差？ 而这种反差又说明了什么？

是为序。2017年5月于香港序二日本的日常解玺璋

大约两三年前，马挺回国，我们见过一面，谈起他在国内一些报刊发表的日本文化随笔，觉得很有结集出版的必要。不久，就看到了《马话日本》原稿。这是一本中日文化比较谈，虽说是比较，却没有非要比出个优劣高低、美丑善恶的意思，而只是就语言习惯和行为方式谈到两个民族的差异。我曾读过几本谈论中日文化的书，或捧日而贬中，或虽不贬中，却也把日本说得一无是处。这种书读过之后，总有些疑惑不能释怀。

马挺笔下所呈现出来的日本则完全不同。在这里，日本表现为日常性，无论一种行为方式，抑或一个语词、一种说法，都是活在当下或以往的一种现象。他只是描述这种现象的特征和形态，并不加以褒贬，亦不带价值判断，体现了一个学者应有的客观、诚恳的素养。有时，他也会用自己的中国经验或知识背景，衬托一下他所讲到的日本的某些现象，读者则心领神会，中日之间的差异和差别瞬间了然于胸。

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近现代以来，双方在不同的轨道上，经历了现代化的洗礼，两种文化的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有些在中国或已消失的文化元素，也许就沉淀在日本的某些语词和生活习惯之中。现在还能隐约感觉得到，虽然某个汉字还被当下日文使用，却已经不再保存这个汉字的本意。马挺在剖析这些现象时，总能将来龙去脉讲得清楚透彻。他的文章，短小精致，严谨而不失趣味，严肃而略显活泼，读来很是轻松。

马挺与我有同窗之谊，我们共同经历了大学四年的生活。当年的马挺就有一种对专业精神的强烈诉求。我们是学新闻的，有一次，北京站广场凌晨发生了爆炸案，住在附近的马挺迅速赶到现场，进行采访，据说比新华社记者到得还早。上课前，墙报栏里已经贴出了他写的配有新闻照片的现场报道。

我们读大学时，《读书》是大学生中最流行的刊物之一。其中有陈原先生谈社会语言现象的一个栏目，好像叫“在语词的密林里”，从社会学的角度，谈一些语词和语言习惯的变迁，很有意思。后来还出过一本《语言与社会生活》，也是陈原先生的作品，内容与《读书》中的文章相近。也许，我们曾一起谈论过这些文章和这本书，也许没有，记不清了。不过，读《马话日本》，我会时不时地想起陈原先生的文章，觉得马挺似乎是得了陈原先生的真传。当然，他既非陈原先生的受业弟子，亦非私淑弟子，这不过是我的联想而已。

然而，二者在处理社会文化问题上，确有一脉相承之处，即都从语词与社会的关联入手，同时兼顾人的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可谓深得文化三昧。何谓文化？有人或许以为，只有写成文字，印成书，才是文化。人们习惯把读了几本书的人称作“文化人”，就是这个意思。其实，文化有更广泛的涵义。

书中第一篇，讲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不习惯以爱来表达夫妇或男女朋友之间的感情，有需要说“爱”的时候，只说“喜欢”。“求爱”也不用在男女之间，而只用在动物之间，男女则用“交际”。如果有人要跟你“交际”，就是向你求爱了。由此，作者说到一个习俗，在日本下雨时，男士最好不要轻易邀请女士同用一把伞，而马挺作为老师，最尴尬的也是下雨时有女学生伸过伞来要与他同行。因为，在日本，自古以来就有在伞形记号下写上男女名字以示相爱的传统。

在书中，我还发现，日本人的称呼也很有意思。比如“先生”是不能随便叫的，如果不是教师、医生、律师，叫人“先生”则涉嫌骂人“肮脏政客”。这种心理倒有点像我们这里不喜欢别人叫自己“专家”。还有一篇说到日本人把学习称作“勉强”，在日本当老师，要学会“勉强”学生学习。意思是说，学生本没有学习的愿望，老师不得不强迫学生做他不喜欢做的事。其实，细想起来，以“勉强”为学习，也许正吻合了古人使用这个词语时的意思。古人认为，一个人，先是不知不能，可一旦有了知和能的愿望，就应当“勉强”。所以，董仲舒说：“勉强学问，则博闻见而知益明；勉强行道，则行日起而有功也。”

举出这几篇为例，无非是想收窥一斑而知全豹、一滴水而见太阳的功效，余既先睹为快，何不做一个“处处志之”的渔人，给后来者一些方便。

其实，再详尽的介绍，也可能挂一漏万、以偏概全，我也只能是尽一点绵薄之力，并以此为马挺新作的出版，表示一个老同学的祝贺。01日本人不说“我爱你”

最近，日本高龄名人结婚呈现高潮，又以73岁的原电视主持人山本文郎与年轻他三十多岁的对象的“年下结婚（大龄差结婚）”，最令人弹眼球。二十多年前，文郎曾担任她婚礼司仪。文郎数年前丧偶，女方去年离婚。有人问文郎，你对新夫人说“我爱你”吗？答曰：“怎么能不说？不说就要跑了！”

但日本人一般是不说“我爱你”的。日语里，或者说“大和语”中，没有“爱”这个字眼。当然，现代日本人是用“爱”的，这是从汉语引进的。比如“爱国”、“爱护”、“爱情（指广义的‘爱’）”、“爱人（注意：日语的‘爱人’是指‘第三者’意义的‘情人’）”等等。在翻译影片或小说中，也有把“I love you”译成“我爱你”的。但是，在日本传统的小说以及日常生活中，即使是夫妇、男女朋友之间，也没有“爱”，只有“喜欢”。“喜欢”是翻成汉语了。日文写作“好（第四声）”，直译就成了“好你”。如果男的对女的说“好你”，那就等于说是“我爱你”了。有时候，连“好你”都不说，只说想跟你“交往”、“交际”，就等于是求爱了（当心：日本人“求爱”一词只用在动物之间）。

再傲慢一点儿的就用命令口气说“交际吧”。女方如果回答“好（第三声）”，这一对儿就算成了。我曾在一个女校教书，手下一帮女学生，几乎个个在校外都有了男朋友。只有一个比较文静的，一直“单身”。大家都很“关心”她，弄得当老师的都知道了。一天，大家说她也有了。一听缘由，原来是她参加的校际体育俱乐部的“先辈”，突然说要和她“交际”，她答应“好”，当场就板上钉钉了。

如果被拒绝当然是很尴尬的。但是，跟其他情况相同，日本人这时往往在句尾加个“但是……”。比如：“想和你‘交际’，但是……”，而且把这个“但是”拖得很长。日本人告诉我，其实这时就是在观察对方的反应，一看对方不那么痛快，就马上跟上“不行吧”，或者“（你我）都很忙，有困难吧”，等等，遮掩过去，以保全脸面。

日本多雨。自古以来，就有在一个伞形记号下写上男女的名字，以示相爱，或爆料某两个人在偷情的习俗。直到现在，小学生起哄，还会偷偷在黑板上画上一把伞，下面写上两个人名字，给别人“拴对儿”。

所以，在日本，逢下雨天与女士同行，不要硬抢着给对方打伞。如果对方拒绝，或者已经打开了自己的伞，那意思就很明白了；不拒绝，甚至攥着自己的伞而不用，钻到你的伞底下，你倒可以有节制地“窃喜”一下。

作为老师，如果下雨没带伞，在校园里碰到教过课的女学生，伸出伞来，要与你同行，最为尴尬。2008年5月15日02日本人的“朋友”

日本人即使是“朋友”之间，也不用“我爱你”来表示爱情。但在日本的“汉语学界”，对“朋友”这个词，必须“严加注意”。

日文里极少用“朋友”，一般用“友达”这两个汉字。字典也好，教科书也好，“友达”都释为“朋友”。中国人都知道，不加修饰、限制的“朋友”，很大几率是指“男朋友”或“女朋友”。中国人的“交朋友”，就是“搞对象”嘛。

可是，日本人用“友达”所涵盖的范围，与汉语的“朋友”大有不同。比如，同班同校之间，不称同学为“友达”；可当中国人在普通意义上称“朋友”时，日本人称“友人”或“亲友”；而“男朋友”、“女朋友”则叫“彼氏”、“彼女”。

每逢碰到翻译“友达”时，我都要提醒学生注意，单纯“朋友”一词，在汉语里是有特定意思的。如果将“这是我的‘友达’”翻成汉语，一定要在“朋友”前加上限制、修饰词。比如“一个朋友”、“好朋友”，或者干脆就翻成“同学”，否则就会产生误解。

在日本的汉语教科书上，往往有这样的翻译习题，直译成中文就是“昨天我和‘友达’在新宿见面……”。如果在我课上学生将“友达”仅仅翻译成“朋友”就算错。我解释，“我和朋友在新宿见面”，中文的意思就是情人约会。

但是，老虎也有打盹儿的时候，这一不留神就闹出笑话来了：几年前，一个经济系学过汉语（不是我教的）的女学生找我：“马老师，我想暑假和 ‘朋友’一起去上海，参观浦东开发区。能帮我联系一下住宿和参观手续吗？”

我马上打电话给上海的亲戚：“我学生○○○子和她男朋友要……，给他们订个便宜的房间……”过了几天，亲戚打来了“投诉”电话：“搞萨个搞！格两个色本宁根本勿是‘旁友’关系！”（乱弹琴！那两个日本人根本不是“朋友”关系！）

枉教了十几年汉语，竟在小河沟里翻了船！

中日之间，这种“危险词”还有很多：日文的“手纸”是汉语的“信”；日本的“娘”不是妈妈，是“女儿”、“女孩子”，而“姑”则是“婆婆”——“姑娘上街”，成了“婆婆带着闺女买东西”；日本的火车叫“电车”，而你叫日本人乘“火车”，他死活不会去——“火车”在日语里是“着了火的车子”，比喻一个家庭或公司资金周转不开了。

在日本的工厂里，往往可以看到这样一条标语：“油断一瞬，怪我一生。”中国来的研修生吓了一跳：“说日本人残酷，果然不假。你看，一瞬间忘了加油，就要责怪我一辈子！”其实，“油断”是“疏忽”，“怪我”是“受伤”。这条标语的意思是：“因为一瞬间的疏忽，受了伤，可就是一辈子的事啊！”2008年5月22日03日本的“地震”与“老爸”

日本俗话说有“四大怕”——地震、打雷、火事、老爸。

地震、打雷不用解释，“火事”就是火灾。以前日本都是木造房子，一着火就烧一大片。“老爸”日文为“亲父”，是父亲的意思，我按国内的流行给改的。但“老爸”怎么会跟灾害放在一起了呢？

旧时，日本对男子有很多“限制”。比如不能多说话、不能下厨房、走路要目不斜视等，据说都是来自儒教。《孟子》里好像是有“君子远庖厨”一说，但中国古训也没不让人说话的教诲啊！可在日本，男人寡言却是美德。

当男人成了家，就更不得了了。回家跟妻子只说三句话，严格地讲是三个词：茶（渴了）！饭（饿了）！“风吕”（要洗澡）！

不但在家里，就是在办公室里，也有女职员专门管倒茶，称为“御茶汲”。日本公司各房间里往往都备有茶叶、茶具、茶桌和电暖瓶。“御茶汲”不但要记住谁用哪个杯子，还要记住谁喝烫的，谁喝温的，谁喜欢酽的，谁喜欢淡的。弄错了就免不了挨骂。

难道男人连杯茶都沏不了吗？

我曾在一家大饭店的人事部给他们培训研修生。人事部换了个新派的部长，一上任就规定，今后不许让女职员给沏茶倒水，想喝就自己倒。年轻人倒也没有怨言，但人事部屋里还有一位“取缔役”（指最高领导），官比部长大。过了两天，原来的“御茶汲”找部长汇报情况：“我昨天看见‘取缔役’拿个杯子去厕所打凉水喝。”虽然日本的自来水喝不坏肚子，但让“取缔役”喝凉水，未免……“唉，那‘取缔役’的茶，还是麻烦你关照一下吧！”

日本男人，一旦成了鳏夫，沏茶、洗衣、买菜、做饭，一切都得从头学起。

学校老师休息室的女事务员也管倒茶。不过我往往抢着自己倒。一是不好意思；二是倒给一杯浅浅的，不够喝。不过，说句真心话，一样的茶叶，沏得好的人，那茶就是好喝。

对儿女的事，日本老爸也是一推六二五，都交给妻子管。回到家里，不是歪在榻榻米上看电视，就是板着个脸，不知在想什么。一家大小也尽量不去招惹他，万一一句话没说好，脾气上来了，大骂一声“八嘎”，就回自己屋里去了，留下纸拉门震得沙沙响。

过一会儿，再拉开门觑一下，递上一杯茶，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地震、打雷、火事、老爸发脾气——日本这“四怕”——都有一个特点，一发作就完，一咬牙就过去了。习惯了，也就不当回事了。日本人对老爸，对地震，都是这个态度。

这些年来，风气渐变。青年男子不但会做饭，还会带孩子。夫妇上街，爸爸抱着孩子的还真不少，但往往是用一个兜带绑在胸前。当年，女儿小时，我曾到处寻觅兜带而不得，现在都快成一种流行了。2008年5月29日04阴盛阳衰

日本有一句话“亭主关白”，意思是丈夫（亭主）在家里专横跋扈。其实，这就是上一篇讲到的昔日日本男人的作派，在外边也是一样。

有一部讲日俄战争的电影《日本海大海战》，影片最后，击败了俄国舰队的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东乡平八郎，走在路上，板着个脸，低着个头，凡人不理。而夫人捧着小包，迈着碎步，跟在后面，替丈夫向致敬的路人点头哈腰，还礼不迭。这“跟在后面”有讲究：离开丈夫“三步”——不能太远，又不能踩着丈夫的影子。

不过，日本社会近年来是有些“阴盛阳衰”。男人如果再来这一套，就不太行得通了。

以前日本男人是不买东西的。穿的、用的都由母亲或妻子给准备好。好容易跟妻子出去一趟，还是羞羞答答，应付差事。

前几年，舆论提倡夫妇一块儿去超市买菜，就见超市里，明显是夫妇，却若即若离。老公好容易陪着来买一次菜，妻子当然兴高采烈。拿起一件商品，明知故问：“我说他老爸，这是不是比平时便宜啊？”丈夫哪有每天逛超市的妻子精明啊，背着手，头也不回: “嗯嗯，就是它吧！”赶紧左右看看，生怕让熟人撞上。老婆还没付钱呢，就赶紧出门，躲得远远的抽烟去了。

年轻人却是另一番情景。男的拿着筐，女的挑东西，两人还时不时凑在一块儿计算价钱，会意地交换一下眼神——这一定是新婚夫妇或同居的恋人。要是碰上几个男孩子，拿着个单子，一窝蜂似的照章购物，而且以熟食和炸土豆片等为主，那一定是为了开“party”，从不会做菜的女孩子那里领了任务来的。

日本崇西洋已久，但就是一样事情推行不开——“lady first”。男女上街，一定是女的拿着大包小包，有时还得背着个孩子，再牵着个孩子，狼狈地跟在空着手的男人后边小跑。

但最近年轻人之间也开始模仿“lady first”。由于未谙真谛，往往有些滑稽。闹市街上，女子短裙高跟，昂首阔步，黄发“少年”跟在后边，手里捧着个锃光瓦亮的手袋——殊不知，女人什么东西都可以帮着拿，就是这随身的挎包、手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其实，日本女性也不习惯被“first”。你给她开门，她千恩万谢；你让她先进电梯，她还要说一声“老师，真绅士啊”；一块儿走路，总是要走在你的“外手”（有车的一侧）。这一点，国内年轻女士似乎也不懂。一位女性来日本研修，带她上街，就非要走在靠马路那一边，挡都挡不住。

当然，真正的日本绅士不是没有。据说，现任首相福田康夫，至今（应该是当上首相为止吧）和夫人上街还要手拉手呢！前任首相安倍晋三，首次出访中国，牵着昭惠夫人的手下舷梯，亦是开日本“外交史”之先河。2008年6月5日05日本人的“海量”

讲起中国到日本来的“研修生”，好像就是一部苦难史。不然！一个日本人就在我面前被中国研修生追得走投无路。

日本人喜欢“学以致用”， “学了就用”。有位要去中国的日本朋友到我这里冒出一句“俺是‘海量’”。我一把揪住他问：“谁教你的？”答曰：“字典上看来的。”我“义正词严”：“如果你到中国真敢说这句话，当心被中国人灌死！”

日本人老实，能喝就说能喝，就连女生也不讳言其“能”。我每每告诫学生：中国人说“海量”是称赞别人，没有人敢说自己是海量的。万一上了中国人的宴席，先说自己不会喝，然后再察言观色，一点点加量。否则就会被灌醉！他们眨眨眼睛，似懂非懂。

中国的县级干部农业研修团访日，我帮着日方町干部们搞接待，可就忘了告诉他们，别在酒上和中国人较劲。一周下来，两边已是“酒”浓于“水”。最后一顿聚餐是饺子宴。我看气氛融洽，就躲到厨房喘口气。不想，町产业部长一头撞进来，满脸通红，一屁股坐在角落里喘气。只见一位研修生（某县长），举着半瓶酒追进来，拉起部长就要灌。我忙上去，好容易劝走了“县太爷”，回头再看那位部长，还心有余悸，不肯回餐厅。

中国人也有“丢脸”的场面。

我曾工作过的某电视台中文班，一帮中国“哥们儿”，除我之外，各个“海量”。大概是尽喝日本清酒，嘴里都要“淡出鸟来了”，就兴起了“二锅头热”，而且是要喝老牌60度的。日本没得卖，就发动探亲的往回带。连我这不喝酒的，也要带上两小扁瓶“上贡”。

叫来日本人，斟上两盅二锅头，说声“干杯”，此厢一饮而尽，亮出杯底。对方看着和清酒并无两样，也就一仰脖，只觉一股热流穿心过肚，一时竟说不出话来。趁着此时，开导一番：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白酒，60度！比你们的烧酒厉害多了，云云。

一次，受一位中国女主播的日本老公之请，到他们的海滨别墅度周末。我值班，赶到别墅，已是散席之时。但见一副惨景：资深翻译兼主播沈君，坐在桌旁，扬扬手：“你来啦”，摆了个要站起来的样子，却又坐下了；以嗓音浑厚著称的王君喊了一声：“刚到啊”，可一听就知道，舌头僵了；播音专家吴某，边走螃蟹步边跟我打招呼，可眼神根本没有聚上焦。

只有那位日本老公，还是悠然地用筷子在盘间啄来啄去，杯子与冰块的撞击声从他手中传出——正是他发明了“二锅头加冰”，放倒了中文班的精英。听夫人们讲，二锅头加上冰块，喝着可顺了，但不曾想……

日本老公举杯：“马先生，请，加点儿冰。”“我来点儿‘啤’的吧，二锅头，不管加冰不加冰，统统地不行！”2008年6月12日06醉酒与“千鸟足”

中国人形容喝醉了酒的人“脚底下绊蒜”；日本人不爱吃蒜，则喻之为“千鸟足”。千鸟是一种只有三根前脚趾没有后脚趾的海鸟。走路内八字，磕磕绊绊，很像醉鬼。

中国人以醉酒为耻，被人灌倒，就会留下笑柄。掩饰还来不及，更不会去宣扬。而日本人则比较宽容，甚至可说是“以醉为荣”。早上上班，见到同事，拍拍脑袋：“我‘二日醉’啊！（头天喝醉了，还没醒之意）”然后就一本正经地开始工作了。

我在日本企业培训要到中国去工作的日本人时，首先和他们“约法三章”：到了中国，一不许摸中国姑娘的屁股；二不许在中国部下面前喝醉了撒酒疯；三……（与本题无关，从略）。

日本人在工作时间不谈私事，要谈也要等到下班。也就是说，上班时没有个人之间的交流，要交流就等下班。三三两两，找一家小酒馆，叫上一两碟菜（不像中国人，一叫一大桌），先是啤酒，再来日本酒……喝上一两个钟头，埋单出门，再找一家，接着喝……

谈工作，谈见闻，谈私事，边喝边谈，直至东倒西歪。而喝醉的最大“好处”是可以“骂人”。可以骂同事，更可以骂上司（最好别当面骂，万一对方还没醉呢）。反之，上司在部下面前不掩饰醉态，没上没下，也是被认可的。尤其是在诸如“忘年会”、“新年会”等一个部门全体参加的场合，不知是因为酒能壮胆，还是“酒后吐真言”，甚至会有“上下对骂”的场面“助兴”。

日本人对喝醉后的言行可以不负责任（法律责任还是要负的）。第二天，顶多互相说声“二日醉”，上司照样趾高气扬，部下还是恭顺谦卑。日本人对此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千鸟足”要是回家还好，就怕在末班车上睡着了。被拉到终点站，让列车员推醒，晃到站台长椅上，敞衣露怀地接着睡。日本“小偷业”里就有专门一行是偷醉鬼钱包的。即使没被偷，深夜“打的”回家也得花不少钱。

碰上在车上发酒疯的，就更糟糕了。初到日本，一天从东京的涩谷乘车回家，见到有个空座，就坐下了。不想旁边是位喝多了的。他先是扭来扭去，浑身不舒服。接着就边拍大腿边盯着我看。我只好客气地向他咧咧嘴。他觉得找到了对话者，就和我“攀谈”起来。听出我的日语不地道（看来还没醉透），就问我是哪里人。“中国来的。”“怪不得！一看你就不是日本人，前庭饱满，眼睛这么亮……日本人？日本人就像我这样！八嘎（笨蛋）！”边说边一下一下地抽自己嘴巴，倒是弄得我 “无地自容”了。再看周围，没有一个日本人对这场闹剧显出丝毫兴趣。

我明白刚才这个位子为什么空着了，从此上车再也不往有酒味的地方凑。2008年6月19日07“马鹿”与“阿呆”

上次提到了日本人骂自己是“八嘎”，也就是“八嘎雅鲁”的简化。不过日文写作“马鹿野郎”。“马鹿”取自中国赵高“指鹿为马”的故事。也就是说，在日本“指鹿为马”的人，才是“八嘎”。当然是取其“傻瓜”、“笨蛋”，而非颐指气使、专横跋扈之意。“野郎”嘛，就只好去照字面理解了，但也并不一定是贬义。比如，对野性十足的长途货运卡车司机，就称 “拖拉克（truck）野郎”。NHK还播放过一部电视纪录片《中国，拖拉克野郎》，跟踪拍摄了一位中国货车司机，日夜兼程，从东到西，横跨半个中国的送货全程。

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一般多只用前半的“八嘎”，如果把“八嘎雅鲁”都骂全了，意思就比较重了。

时间长了，我也渐渐学会骂“八嘎”了，而且主要是骂我的日本学生们（诸君：为师在这里向各位道歉了）。因为，“八嘎”还有“小笨蛋”、“小傻瓜”、“糊涂虫”等略带亲切的语感。只要骂的是地方，学生们听了还会挺高兴的。

一次课上，一个学生上来板书，写错了偏旁，让我指出来了。他却摸摸头，要回座位去。我叫住他：“回来，改喽！八～嘎！”在同学们的哄笑中，他只好回来擦了重写一遍。

不但日本“八嘎”的语感比中国的“国骂”要轻一些，而且日本人骂人不像中国人那么花哨。我在日本除了“八嘎雅鲁”之外，还没听见过什么像样的骂人话。

倒是还有一个“阿呆（发音近似‘阿祸’）”的说法，程度和“马鹿”不相上下。不过也得注意，要是把“马鹿”和“阿呆”搅和在一起就麻烦了。

一位半拉中国人半拉日本人的汉语老师告诉我，有一次，他在课上“骂”一个女生“马鹿”。下了课，那学生找上来说：“老师，以后别骂我‘马鹿’，骂我‘阿呆’吧。”这位老师恍然大悟，原来这孩子是从大阪到东京来上学的。因为对于不同地方的日本人，“马鹿”与“阿呆”的轻重程度不同。

像东京附近关东一带出身的人，被骂“马鹿”可能会感到亲切，要是“阿呆”那就是真正的傻瓜、笨蛋了。到了以大阪为中心的关西地区，则是“阿呆”满天飞，要是随便骂“马鹿”，人家就要跟你打架了。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笑星“秋刀鱼”，就是关西人，他在电视节目里就经常是满嘴的“阿呆”。

当然，上课时不能先问清了对方是从哪里来的再骂，所以还是少骂为佳。

骂惯了，有时也骂自己是“马鹿”。在日本倒不要紧，人人都这么骂。可是回到国内，就不行了。闭目养神时，突然想起自己干过的一件傻事，一拍脑袋：“八嘎！”再一睁眼，发现被国人怒目而视，这已经有过几次了。2008年6月26日08“眼上眼下”话“君”子

上一篇中，我称我的学生“诸君”。“君”这个字，在日本大有讲究。“君”，当然来自汉语。日语称“君子”也和中国一样，有尊敬之意。我到日本不久，听到有老师叫我“马君”，心头一热，活了半辈子，总算有人把我当“君子”了。后来才明白，称某人为“君”，除了亲切（犹如国人称“小马”），更多的是居高临下。

日本人的相互称呼方式，有很严格的区分。其标准就是“眼上眼下”。日文原为“目上目下”，或“先辈后辈”。

中国人一提“先辈”就会想起“烈士”来。就算改成“前辈”，那也得差“一辈儿”才行吧。可是，日本人早一年，早一天，甚至前脚后脚，就是“先辈”，就是“目上”。“目上”就是比你地位高的，要抬起眼睛来看的人；对“目下”，当然就是“×眼看人低”了。

比如，对新生来说，二年级生就是“先辈”、“目上”，就要称呼“○○sang（没有汉字）”或“○○先辈”，而“先辈”对“后辈”、“目下”的称呼，就叫“○○君”。

日本老师上课时，点男生就叫“○○君”，如“加藤君”等，但是我坚持以汉语直呼其名，就算是有机会用日语叫“加藤君”之类，也叫不出来。回国看到有关日本的电影、电视剧里“○○君”用得比较乱，才明白自己对“君”还是保留着中国人的理解。

当然不止称呼，日常生活中，先辈也是趾高气扬，指使后辈做这做那；后辈就只得俯首帖耳，被先辈指使得晕头转向。我曾为日本一家著名连锁酒店培训去上海工作的职员。一位学员，去上海当了一年行李员领班，回到店里，“惊魂未定”似的问我，难道中国人“后辈”不需要尊重“前辈”吗？我问其详。他举例：在上海那家酒店的行李员休息室里，经常看到，刚进公司不久的“后辈”，斜躺在沙发上，同事进门，不管是“先辈后辈”，用手一指：“诶，把那瓶可乐递给我”，云云。

日本的“先辈”不只是耍威风，还要“看”后辈的“面倒”（关照后辈）。小到喝咖啡、吃饭时要连“后辈”的钱一起付，大到毕业后进了公司，后辈来求职，还要为其疏通关系，上下奔走。反正“先辈”一声不是白叫的，对“看面倒”不好的，就会失去后辈的尊重。

在“后辈”看来，要办什么事，只要有“先辈”，好像就成功一半了。那“先辈”听到“后辈”，特别是女性的“后辈”甜甜地叫一声“先辈”（用日语叫很入耳），还没说什么事，“先辈”就已经是痒酥酥的了。

日本人倒是不强要后辈“感恩”。因为先辈本身也是受了他先辈的“恩”，而有义务再把“恩”施与后辈。后辈也不必报恩，因为后辈也有更“后辈”的在等着他去“施恩”呢。2008年7月3日09令人讨嫌的“先生”

日本老师称男学生为“○○君”，对女学生则称“○○sang”。学生称老师 “先生”。

可在日本被人叫“先生”并不一定是好义。“先生”不全等于“Mr. ○○”或“sir”。除了对老师、医生、律师等是一种尊称，政治家也喜欢人家称他先生。女性议员也如是。而厌恶政治、政客的人嘴里的“先生”往往有讥讽之意。

我曾在一家公司教中文，学员都是成年人，就叫他们“○○先生”。一个学员告诉我，日本人对不是教师的“先生”，都有一种“肮脏政客”的印象。那叫什么呢？叫“sang”！

可就是这个“sang”最没感觉。因为没有汉字，摸不清怎么用。后来才明白，不便加别的称呼的都可以称“sang”，不管年纪大小。

有位媒体朋友，他当部长，我就称他“○○部长”，当上理事，就称他“○○理事”，但等他退了休，就不知称什么好了。下了狠心，称“○○sang”，倒也显得自然。而他一直是叫我“马sang”。

日本人的名字一般可以辨别男女，而且点名簿上都标有性别，所以上课点名，称“sang”称“君”，不会叫错。但有的学校讲究 “消除男女差别”，不标性别。英语老师干脆把学生名字改成“约翰”、“玛丽”之类的，而我则用汉语点名。但按中国习惯只叫“佐藤”、“高桥”，而不加后缀，在日本是犯“大忌”的。

日本人只有两种情况“直呼其名”，一是特别亲近的人，再就是犯人之类。前些日子，法务大臣鸠山宣布对三名死囚执行死刑，就是直呼其名。但对涉嫌者就得用“○○容疑者”，据说是“准敬称”。对小偷称“泥棒sang”，就有些揶揄的味道了。

作为姓名的后缀，不管是“君”、“sang”、“样”、“殿”、“氏”、 “tyan（音近‘羌’，主要用于女孩子）”、“女史（女士）”……都属“敬称”，而且有级别，要根据自己与对方的关系及亲疏程度择级使用。“总理”、“大臣”等官职也算是一种敬称。不过，新闻报道，尤其是文字稿，逢人用敬称就太啰唆了，只好不用，但在文末一定要加上“（文中敬称略）”之类的说明，以免失礼之嫌。

夫妇之间一般称“贵方（女对男）”或“oi（男对女，相当于‘嘿’或‘诶’）”。要是用敬称了，那就是夫妇不和了，用的级别越高，不和的程度就越厉害。因为敬称越是级别高，就表明相互距离越远。

所以，我在第一课教学生自己姓名的汉语读音前，一定要说明，中国的习惯，老师对学生是直呼其名的，没有失礼的语感。

学生一般叫我 “马先生”，或只称“先生”。但是过不多久，熟了，就“反‘马’道而行之”，直呼“Ma ～Ting～”，甚至就是“Ma（四声）”。大概是学英语学出毛病了吧！2008年9月10日10全校皆“君”子

在日本的大学里，学生称老师“先生”，老师叫学生“君”。但庆应义塾大学却只有一位“先生”，其余所有老师、学生，都是“君”。

提到日本的大学，庆应就没有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那么为国人所知。其实庆应和早大在日本都是一流大学，地位、名声不相上下。要说历史，庆应创立时间比早大还早了25年，被认为是日本第一所私立大学。

再说创始人。庆应是福泽谕吉；早大是大隈重信。后者是“明治维新”功臣，当过首相，但88％的日本小学生知道福泽，而知道大隈的不到30％。知道明治天皇的也不过38％。重要原因是最大面值的日元钞票——一万日元上的头像，就是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出身九州岛。他的名字来自汉学家的父亲得到的一部乾隆皇帝《上谕条例》。福泽早年苦读汉籍，1854年十九岁时，到日本当时的“对外开放特区”长崎，学习“兰学”。兰学是“荷兰学”之意，被认为是当时传入日本最先进的科学。四年后，福泽到江户（现东京）开设一家私塾，教授兰学。他到横滨逛街时发现，满街的英文招牌都看不懂，才知荷兰文已不吃香了，又赶快自学英文到了可以教授的程度。他的“兰学塾”也就改为“英学塾”。“庆应义塾”命名是在十年后的庆应四年（1868），但这一小小的义塾，却开了日本私立大学之滥觞，到今年正好150周年。而庆应的“校长”至今还称“塾长”。

福泽曾赴美国、欧洲考察。回国后，著书介绍西洋银行、邮政、征兵、选举、议会等方面的制度和文化，成为明治维新的理论先驱之一。维新后，他远离政治，专注教育，创办了《时事新报》，主张“不偏不党”，成为当时的“主流媒体”之一。庆应大学的校徽是两只交叉的笔尖，体现了福泽深知日本人尚武而呼吁“以笔胜剑”、“以文抑武”的思想。

福泽在日本被誉为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庆应大学也就成了日本启蒙思想和教育的重镇。他在庆应是“神”，没人敢说他的坏话。而在校内只要单称“先生”，就是指福泽，以下皆为“君”。

据庆应大学的解释，创塾不久，有的塾生就开始边学边教，兼有师生两种身份。而对福泽来说，却都是门下弟子——君。延至今日，先辈后辈、老师学生还一律称“君”，表现出庆应大学师生平等的特色。

日本大学老师因公事、私事、生病等，可以不讲课，称“休讲”。学生进教室前，一定会看一下告示板，上面往往写着“〇〇先生×日×节课休讲”，而庆应大学的则是“〇〇〇〇君休讲”。 和庆应无关的日本老师多有不知道这一奇闻的，我第一次看到时也吓了一跳：“难道学生请假还要贴告示？”2008年7月17日11日本大学老师的“休讲”

日本的大学里，老师可以随便“休讲”——不上课。生病、参加学会、家里有事等，都可以成为“休讲”的理由，而不必找人代课。当学生听到老师要“休讲”，就会高呼“万岁”。

初到日本，在庆应义塾大学学日语。听到有的老师“休讲”，就很不习惯。同班的欧美同学就更加愤愤然——要学校退还学费。仔细想想，有名大学，学费不菲，汗珠子摔八瓣挣来的钱，一纸“休讲”告示就泡汤了？

早早贴出告示，或者事先通知学生“休讲”，还算好的。有时候，在教室里坐了半天，左等右等老师也不来，跑到楼下一看告示——老师突然“休讲”！因为“休讲”的手续很简单：老师一个电话打到教务处，说声“身体不好”之类，职员也不问详情，道一声“多多保重”，就会给贴出“休讲”告示。上课前几分钟才通知“休讲”的也大有人在。以后就学乖了，一定要先看一下告示栏，再进教室。“休讲”原则上没有次数限制，如果被问到要不要“补讲”（日本的大学专门在期末设几天“补讲日”），只要说已经让学生多交作业代替，就可以不补了。

日本的公休日较多，当然放假，但大学还有各自的全校统一“休讲”。校庆、校际棒球赛……就连著名校长的生日（如福泽谕吉），都是笃定“休讲”一天。而“校园祭”则放假一周。

另外，“自然灾害”也“休讲”。 学校规定，如因地震、暴雨、事故，交通混乱，按NHK的报道，到几点为止某条线路列车停驶，或上午或全天“自然休讲”。去年日本流行麻疹，很多大学就干脆封校，放假一周。

假期、“休讲”多了，就惯出毛病来了。如果一个月里碰不上一次“休讲”（今年六月就有5个星期一），老师之间就会嘀咕：这个月真累啊！最怕的是忘了 “休讲”，老远跑到学校，望着空荡荡的校园，那懊恼劲就别提了。

也有“不识相”的人，“休讲”起来没个完。日本人，不说是不说，要等说出口就不客气了。东亚某国的一个老师，刚受聘第一个学期，就“休”了一半以上的课，让教务处的职员在教师休息室当众教训了一顿。现在，很多学校规定一个学期顶多“休讲”两次，超了，就必须“补讲”。

日本的大学生大多“意不在学”，在享受人生也。学费又都是来自父母，“休讲”就成了玩的好机会，当然“万岁”。但是“补讲”，尤其是没有“休讲”而要补讲，就像要他们的命。

我二年级下学期的课一定要上13次才能完成，而今年数来数去只有12节。上学期期末（日本4－7月是上学期），跟学生“提示”了一下12月底“补讲”的“可能性”，就已经有人在跟我“龇牙咧嘴”了。2008年7月24日12日本人的“勉强”

要说日本人不爱学习，国人大概会感到意外。但是，我的感觉是，没有比日本学生更讨厌学习的了。证明之一，就是日本人把学习叫“勉强”。在日本当老师，就是要“勉强”学生学习。尤其是大学生，不勉强就不学。

日本孩子直到高中，不管是不是勉强，还是得卖力气学。只要考上大学，就松了一口气，要开始享受“人生唯一的长假”了。这“长假”实际上只有两年半，因为从三年级第二学期开始，他们就要到处去找工作了。

日本企业在招人时，不注重你学什么，成绩如何，而是看你是哪个学校的。能考上好大学的，就说明是“脑子好”，会“勉强”，有能力。至于能不能学以致用，没关系。进了企业，反正得按企业的一套培训，进行全面再教育。

就业，对日本人来说，就是走进人生的地狱。低声下气地干上三四十年，就算能平平安安退休，也是人老珠黄，玩不动了。只有大学最初几年，是享受人生的最后机会。

我曾经问过一个班的学生，为什么上大学。回答各种各样：为参加课外活动；为了交友；为了玩；因为爹妈让他来上的……甚至有人是来学喝酒的（不是指酒量，而是以喝酒作为交际的手段，在日本不可或缺），就是没有说来学习的。

所以，日本大学生以凑学分、能毕业为最大目标。学生的杂志和网页，都有专门评论教师的栏目，其标准就是取得学分的难易度。

对我的评价是，对一年级是“神”——容易得到学分，而对二年级是“鬼”——不认真学就不行。好在早稻田大学学中文的多，电脑抽签，强行分班，没有学生挑老师的份儿。每年第一课，我的第一句话往往是“哈哈，恭喜你们撞在我手里了”。学生们毛骨悚然，教室里一片寂静。

各校风气不同，“勉强”学生的方式也有区别。比如，对庆应大学的学生，要他们下周交作业，不必废话。学生们虽然不高兴，却也不说什么，一个礼拜后，全体乖乖地交上来，质量还不错。

可在早稻田大学，你还没说什么作业，下边就叫起来了：忙啊；作业多啊；有课外活动啊……等说明了内容，就更不得了了：不行，不行，绝对完不成……你一瞪眼，假装要拍桌子，他们就一哄而散了。到了下个星期，倒也是乖乖地交上来，内容也过得去，可总有两三个人找出各种理由不交：印刷机坏了；U盘读不出来了；教科书找不到了等等。最后一招，干脆不来上课，拖到下周再说。

但不管什么样的班级，总有几个真正要学习的。每次上课坐在前列，一对对小眼睛盯着你听课。有时累得真想打个电话“休讲”，想想为了这些“小眼睛”，也只好咬咬牙，到学校继续逼着学生们“勉强”。2008年7月31日13我的“甲级战犯”们

上篇谈到，学生评价我“对一年级是‘神’；对二年级是‘鬼’”。从学校评价教师的网页上，引用一段做证：“（马老师的中文课）二年级，作业太多，真够呛。一年级好像还可以。不过，因为发音不好，让老师盯上的人，就被认定为‘甲级战犯’，每次课上都得被点名背课文，可怕！”这是事实。

日本学生学外语，大多有一种错觉：只要按日语的罗马字母去读（如英语），或用假名标记读音（如汉语），就可以了。但这样读出来都是日语味儿。用日文假名标中文读音，在我的中文课上是从一开始就严令禁止的。而且，针对日本人学外语，只重视语法、翻译，不顾及口语、会话的毛病，我则要求他们多说多背。

可是总有那么几个学生，就是不听你的。上课不张嘴，下课不复习，叫起来一问三不知。所以，我每次上课都要小测验。对日本学生来说，写汉字没有大问题，语法也不是太难。小测验的内容就是背上一次学过的课文。

学生们摸准了我是按名册顺序叫，估计快叫到自己了，前一天才开夜车复习。可是，老师哪能让学生给琢磨透了！突然来个无规律点名，就有人背不下来，那成绩就是不及格。得了不及格，以后每次都要被叫到——这就是我班上的“甲级战犯”——直到某一次得到满分，才能摘掉“甲级”帽子。“杀”一儆百，定下几个“甲级”，每次一上课就先叫他们背诵。每课必背也就成了全班的“共识”。“甲级战犯”不能定的太多。课文都是两人的对话，一次课顶多考上三四对。每次光叫“甲级”，就没有时间考别的学生了。有时碰到背得不顺畅的，就先警告一下：“下次再背不好，就送你去××神社！”

还有跟我讲价的：“老师，别给我定‘甲级’吧！”“那就‘乙级’！”“‘乙级’也不行，不是照样……”还用手在脖子上比划一下。别看这些学生不爱谈论过去，但很明白，历史上，“乙级”和“甲级”一样是受极刑的。

带“甲级”帽子的往往是坐在教室最后、一上课就睡觉的男孩子。但去年也有一个女“甲级战犯”。她上课倒是一直坐在前排，也没有不努力的样子，可就是背不出课文来。“缓刑”了一次，还不行，只好定为“甲级”。

女孩子脸皮薄，每次叫她，都紧张得不行，四声念不准，总是背不好。开始大家还笑，但看到我绝不退让，每课必叫，渐渐都为她捏把汗。她也下了工夫，终于在临近期末时得到了“优”。当宣布她可以离开“××神社”时，她竟兴奋地举手做了一个“pose”，引得全班为她鼓掌。而期末考试她居然得了“优＋”（早大称为“秀”）。这在我中文课“甲级战犯”史上，还是前所未有的。2008年8月7日14日本的“鬼”“神”“灵”

日本的鬼和中国的好像不太一样。比如上次谈到学生说老师是“鬼”，是取自严厉、可怕，间或敬畏之感。但是，鬼没有一定的形象。

夏天，是日本讲鬼故事的季节。和中国的孩子们一样，明知没有鬼，偏要挤到一块儿听。尤其是炎热的夏夜，挤在一间小屋里，阴森森的，就讲起来了。紧要关头，有人一咋呼，惹得女孩子们大声尖叫，吓出一身冷汗——据说这就是日本人讲鬼故事的目的——小风一吹，就凉快了。

到游艺场闯鬼屋也是异曲同工。不过，男孩子拉着女孩子去，就可能别有用心：被突然跳出来的“鬼”吓得心惊胆战的女孩子，会不由自主地抱住男孩子，暧昧的关系就可能有所突破了。

至于一般谈到“神”，那就更加虚无缥缈。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山川海陆、电闪雷鸣，“神”无所不在，大大小小的神社随处可见。日本号称有神祇八百万，除了那几家特别有名的，其余祭的是什么神，也弄不太清楚。有人说日本人是泛神论，可专家学者并不以为然。

有一种祭拜“狐狸精”的神社叫“稻荷神社”，数目多达两三万个。日本的“狐狸精”最喜欢吃油炸豆腐，人们参拜“狐狸精”时，往往带几个用油炸豆腐皮包上米饭的“稻荷寿司”去上供。不过，稻荷神社的“狐狸精”是白狐，不专司勾引男人就是了。

又据说这是误解：“稻荷神”是谷物、农耕之神，而狐狸是昔日受“大和朝廷”歧视的被欺压“种族”。后来白狐给“稻荷神”当了仆人，塑像摆到了“稻荷神社”前面。日久天长，白狐被人们误认为就是“稻荷先生”了。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改农历为西历，改得比中国彻底：把很多农历的节日都改成按阳历过了。比如大年初一、端午节、鹊桥会。中国的春节，日本叫“旧正月”；吃粽子可以不太在乎是不是五月初五；但阳历7月7日在日本是看不到牛郎织女的，因为正值梅雨季节。

也有改不了的：比如中秋，不到农历的八月十五月亮不圆。再有就是盂兰盆节，也就是中国人所谓的农历七月十五“鬼过节”。日本人相信，死去家人的“灵”，到了七月十五都要回到家里来，所以，活着的人要赶回老家与祖先的“灵”聚会。鬼魂不懂阳历，所以，现在8月中旬，日本要放暑假，称为“盆儿节”。

而无家可归的“灵”，就成了“幽灵”，到处飘荡。幽灵在日本是有公认形象的，因为江户时代的浮世绘就有“幽灵”这一题材。日本人从小学生开始，就会画幽灵，往往是没有脚的女性居多，倒是有点像中国人印象中的女鬼。

讲鬼故事时也讲幽灵。到了暑假，电视台也跟着起哄，推出“怪谈”、恐怖节目，以供乘凉。2008年8月14日15日本的“民族大移动”

日本每年有两次“民族大移动”。一次是新年，相当于中国人过春节；还有一次就是8月中旬的“盆儿节”。“盆儿节”就是佛教的“盂兰盆节”，自印度经中国传入日本。我小时候曾在北京的北海公园看到过农历七月十五放荷花灯。在中国叫“鬼过节”，也就是中元节。日本自古也有类似的习惯。但对日本人来说，“盆儿节”最重要的是赶回老家，与去世祖先的灵魂聚会。还有放焰火、跳“盆儿舞”、放灯等各种游乐、祭典活动。

日本改阳历后，政府把“盆儿节”按阳历定在7月15日，但是，日本人都不习惯。这就在民间形成了8月15日前后放几天假的“约定俗成”。现在只有冲绳还基本上按阴历过“盆儿节”。

因为新年、“盆儿节” 人们都要回老家。一放假，日本全国，南来北往，不回老家的也要外出旅游，真可谓“民族大移动”，只是把东京空得个冷冷清清。飞机、新干线爆满，尤其是高速公路。把老婆、孩子装上车，就往高速上开。殊不知各条高速公路早就成了“高速停车场”，只好跟着几十公里的长龙一步步挪。

这时最容易看出“车德”。堵得再厉害，除了警车、救险车，没有人试图使用紧急车道。一次新年，拉几个美国来的中国朋友去看富士山，也是堵在高速上。美国来的中国人再三怂恿我：“要在美国，我们早走紧急道了……”我说：“在日本没人这么干！”正说着，几辆黑色的车子从紧急车道呼啸而过，一看是暴力团的车。

中国现在并线也打灯了，但往往是先打方向盘再打灯。而日本的规定是打灯三秒后才能打方向盘。并线时，“隔一辆让一辆”是日本的“不成文法”，不会有往里挤的，也不会有顶着不让的。并线后，还要打一下双闪，向让行车致谢。一次在北京，我让司机让了一下，后边的车就按喇叭抗议了。司机告诉我，这在中国不叫“让”，叫“肉”！

国内满街的汽车喇叭声，让人心惊肉跳。日本不分“三环内”、“四环外”，除非要出危险，一律不准鸣笛。我在日本只按过一次喇叭，那是在北海道的盘山路上，有雾，能见度为零。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日本也不乏“气门芯”。一次“盆儿节”期间，带女儿去名古屋看戏，连夜赶回东京。“东名高速”上开不起速度，突然后边有辆大货车用前灯晃我，显然是要超车。我一边让一边想，前边还是照样堵啊。果不其然，他又去晃前面的车了……

过了一会儿，前边的车子跳起双闪，我赶紧按下双闪，踩下刹车。电光板显示：“前方事故车。”待车队缓缓通过事故车旁，一看，正是刚才那辆“气门芯”，斜倒在中间隔离带上，不知司机死活。2008年8月21日16风铃的凉意

日本夏天热！除了讲鬼故事以消暑，日本人还讲究听风铃声以取凉。

日本的风铃源于中国家屋、寺庙等房顶四角的风铎。据说也与中国一样，有驱魔避邪之功用。后来就有专门挂在家中窗口的风铃了。

风铃的形状原来就像铜铎，也是用铜做的。后来有了陶瓷和玻璃制的，样子也就有变化了。一到夏日，尤其是“盆儿节”的庙会上，风铃很受欢迎。尤其玻璃风铃，价廉物美，卖得很好。铜制的风铃声音高亮，玻璃的则比较清脆。据日本人说，夏天，在窗口挂上一个，从叮铃叮铃的声响中，可以感觉到丝丝凉意。

这种只能意会的事情在日本还有很多。有一种“会席料理”，也叫“怀石料理”（两者日语读音相同），菜肴样数很少，一般是一汤两菜或一汤三菜——一碗清汤，加上“刺身”、煮物（煮鱼或田螺或豆腐或萝卜等）和烤鱼。看上去很漂亮，也颇鲜美，就是量太少。但这却是日本人请客时最高级的一种料理。

中国人吃完的反应几乎都是：像没吃一样。每逢我参与此类接待，或提醒日方再准备一顿夜宵，或让中方在旅馆里准备好方便面。“怀石料理”，据说一是来自老子的“圣人被褐而怀玉”；另一是来自佛教：禅僧抱一块烤热了的石头放在怀里，以抵御饥寒。客人来了，没有东西招待，只好把怀里的石头让给客人。现在当然不能用一块石头去招待客人，但“怀石料理”应该是量少而寡淡的。这也是一种“意”——没有实际的东西，让你去体会其中的意思——意思到了就行了。

这类的“意思意思”，有时让中国人很难弄懂其中的意思。有一种日本式的庭院，一块平整的沙地上放着一些石头，称为“枯山水”。在沙地上勾勒出一些纹路（砂纹），据说象征着水流。这样，就可以不用水而感觉到有水了。

我实在是得不到这种感觉。日本不缺水，也有很多用水的日本庭院。请教日本朋友，告知：你就把“枯山水”看成是海浪静止的一刹那，那些石头就是海岛。原来如此。仔细端详，倒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枯山水”源于室町时代的禅宗寺院，亦有“唐山水”之称，据说是因为引入了中国庭院的要素。带“唐”字的日文词，往往与中国有关，比如“唐辛子”就是指中国种的辣椒。

今年日本还是热。“取凉”商品一如既往地热卖。除了风铃，有一种用陶瓷烧制的“迷你”日本庭院，可以放在屋里，感觉凉意。

我是信仰“心静自然凉”的。虽然喜欢风铃的“叮铃”，却从来没有买过。因为，日本“现代观念”横行，就连风铃也有人说是“噪音”，住公寓就更得当心，因此有了摆在桌头的风铃。没有风怎么办？打开空调或风扇就行啦。本末倒置。2008年8月28日17噪音与“五月蝇”

日本人好像厌恶噪音到了极点，所以有上篇连风铃声都犯噪音之嫌的说法。

首先是听不到汽车鸣笛。在日本，要是被人按了喇叭，那一定是你严重违规，马上要有危险了。回到国内，一听喇叭声，就不免心跳半天。而在住宅区，车辆防盗警笛彻夜不停，在日本是不可想象的。

初到日本，住木制公寓。中国朋友来访，大概是喝了点酒，谈得很兴奋。听到隔壁房东靠着墙放音乐，倒也没大注意。一会儿，房东来敲门，说我的客人声音大，非要他马上走人。原来刚才贴墙放音乐，就是一种警告。一次，房东酩酊而归，大吵大闹了一夜，此厢却只好清清楚楚地听着。

日本人喜静，可能是由于传统住房都是木制，甚至有的隔扇只有一张纸。后来我选择住房就很注意隔音功能。一处公寓，角屋有空，租金要贵一些，但三边没有邻居，剩下一面是电梯间，电视开多大声音都没关系，一住就是十几年。

现在住的是新建公寓，房间夹在左右两邻之间。虽说隔音功能完备，但还得小心翼翼，不敢造次。一个星期六晚上，左邻敲门，送上一包点心，告知明天家里有工事，噪音打扰请包涵，云云。第二天，我却什么也没听到。上一层的邻居，喜得贵子。上门来，不是报喜（这厢当然要“恭喜”），而是怕将来孩子会走路时吵了你，也是送上一包点心，事先致歉。

在地铁上，却是另一番情景。日本人乘车，都板着个脸，一言不发，静得可怕。有人高声谈笑，就特别刺耳。尤其是手机泛滥之初，女孩子上车就叽叽呱呱讲个不停。乘客怒目以对，本人却旁若无人。好在宣传了几年，再加上短信功能提高，长谈已近绝迹。倒是车上“慎用手机”的呼吁广播照旧周而复始，让人心烦。

现在手机的铃声可以自大渐小。来了电话，佯装不知，待铃声消失，再神不知鬼不觉地接听。所以，当接听者压着嗓子，就表明对方可能在车上。

可有一种噪音，长年不绝，起源于“随身听”。 那耳机溢出的声响，让周围的人心烦意乱。有人戴着防漏音耳机，可还偏要把音量放到“扰民”的程度。日本人不爱惹事，顶多瞟你一眼。而这种人往往脸皮厚，好像毫无知觉。

有人告诉我，碰到这种人，就用纸写上“五月蝇”，给对方看。“五月蝇”读作“urusai”，意为吵得让人心烦，源于五月的苍蝇最吵。可现在多用假名写，年轻人看不懂这几个汉字，不理会。我的作法是拍拍对方，指指耳机线上的音量调节，倒还有效果。

我家附近那小而破旧的车站，最近好容易建了厕所。从此一天到晚广播：“检票口左边是女厕所，女厕所右边是男厕所……”自动循环，周而复始，真是“五月蝇”。（注：后来悟到，厕所附近的广播，是为视力不便之人而设。）2008年9月4日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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