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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19 03: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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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卞龙 常浩如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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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军文华-新四军中的文化名人

铁军文华-新四军中的文化名人试读:

前言

毛泽东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形势下,由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从1937年10月起陆续改编而成的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坚强的高素质的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中,新四军抗击和牵制了16万日军,23万伪军,作战2.2万余次,其中对日伪军作战1.9万余次,歼日伪军31万余人。新四军从最初的1万余人,发展到拥有主力21.5万余人,地方武装9.7万余人,共计31万余人;另有民兵自卫队96万余人。建立了地跨七省的八块抗日根据地,面积达25.3万平方公里,人口3420余万,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赢得了华中抗战的胜利。

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新四军以政治建设为灵魂,以军事建设为中心,以文化建设为前导。注重文化建设是新四军发展壮大的重大特点和重要举措。文化是一种精神,文化是一种境界,文化是一种力量。文化建设造就文明之师、威武之师。新四军既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部队,也是一支特别有文化的部队。新四军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四军注重吸纳文化人才并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建军伊始,就广泛吸收和接纳上海、武汉和江浙地区大中城市的知识青年和海内外各界知识分子,这是新四军建军的一大特点。开辟和建立根据地后,军部和各级首长更是积极动员知识青年和各界文化人士、专家学者参加新四军。在新四军的光辉旗帜下,云集起来的名流、大家、各类文化人才数不胜数。大批知识青年和优秀人才的到来,为新四军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新四军文化层次和专业水平都得到了提高,更为新四军的文化建军之路奠定了良好基础。在全军官兵的一起努力下,新四军成了最有效、最文明的一支军队。

在大量吸纳知识分子和优秀人才的同时,新四军重视学习,以不断地学习逐步提升自身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养,而对学习的强调,首先表现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为提升部队的军政素质,新四军特别注重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成立了教导队,采用与陕北抗大基本相同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内容,对部队指战员进行军政素质教育。同时,新四军也高度重视对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

在军部领导的身体力行和大力倡导下,新四军全军上下形成了学习政治理论、学习文化知识、学习专业技术的良好风气。在这种氛围中,经过数年努力,结合战地实践、革命实践,新四军培养出了一大批素质过硬的军政人才和医疗、教育、军工、文艺、新闻等专业技术人员。

新四军特别重视和尊重知识分子和优秀人才,千方百计为知识分子和优秀人才提供当时条件下较好的待遇。注重以事业留住人才,将知识分子尽量安排到适合他们能力、适合他们文化水平、适合他们专业特长的岗位上,使其能够发挥才智、迸发热忱,从而成就一番事业,实现人生价值,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为抗战大业发挥更大的作用。

新四军在文化建设中,特别注重传统文化与时代内容的结合,从传统文化中挖掘爱国主义题材,弘扬民族精神,用民间流传的花鼓、莲湘、小放牛、大补缸、扬州小开口等艺术形式宣传革命道理。这些做法,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成为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新四军在文化建设中,特别注重文化形式的创新。办识字班、办学校、办报纸、办刊物、办剧团等;从作曲、填词、画画到照相、木刻、拍电影,等等,多姿多彩。部队走到哪里,歌声就传到哪里。老百姓一听到歌声,就知道是共产党、是新四军的部队。新四军创作了大量的优秀文艺作品,并注意向人民群众学习,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据不完全统计,仅创作的歌曲就有500多首。丰富多彩的文艺样式,有效地增强了文化工作的震撼力和感染力,教育和鼓舞了部队和人民,促进了军民团结,有力地配合了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各项中心工作。

位于江苏省盱眙县(抗战时期属安徽省盱眙县)的黄花塘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在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的基础上兴建了新四军文化艺术馆,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宣传和弘扬铁军文化,陈列展览新四军文化人大量珍贵图片、文物,系统展示新四军在文化建设方面的突出成就。我们相信,编辑出版一本以介绍新四军文化人和文化成果为主题的书籍,在抗战已经胜利70周年、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今天,让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年更好、更多地了解那些已经逝去的历史往事和杰出的铁军文化人物,对我们正在进行的各项事业很有助益。

由于工作中难免存在疏漏,书中不足亦为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我们正在编著《铁军文华》(二),计划收录100位新四军文化人,恳请新四军后代及党史军史工作者给予支持。

1. 叶挺

叶挺(1896—1946),广东惠阳人,原名为询,字希夷。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之一。毛泽东曾当面称他是“共产党第一任总司令,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他开创人民军队之路的功绩以及崇高的气节,将永世流芳。

1911年,15岁的叶挺考入惠州蚕业学校读书,受辛亥革命和革命党人的宣传影响,他毅然带头剪掉辫子,被惠州当局拘捕,此后他感到救国应从军,1912年考入广州黄埔长洲的陆军小学第七期学习。1914年到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学习,1916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在校期间,喜欢读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1917年《新青年》第2卷第6号发表了叶挺写给《新青年》编辑部的一封长信并加了“编者按”,信中叶挺表达了自己忧国忧民的思想和追求真理的志向。1917年叶挺回到广东,不久到福建漳州参加援闽粤军,在第一支队任参谋。1920年奉命回粤讨伐桂系。1922年任孙中山的警卫团二营营长,翌年在陈炯明炮轰总统府时率部苦战,保护孙中山和宋庆龄脱险。1924年,孙中山为了培养国民党的军事人才,决定让叶挺赴苏联东方劳动大学与军事学校学习,翌年叶挺又入军事学院,学习期间,叶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 年秋,中共广东区委得到国民党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同意,决定成立共产党领导的独立团,叶挺回国担任团长。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叶挺率独立团作为先锋首出湘南,连战连胜,一路攻下武昌,被国民政府破格提为少将。随后该团扩编为两个师,他任第二十四师师长。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同汪精卫勾结,强令第二方面军高级军官中的共产党员退出军队或脱离共产党,并欲借去庐山开会为由,趁机解除叶挺、贺龙的兵权。时任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获悉后,当即与叶挺、贺龙等紧急磋商。7月27日,叶挺、贺龙先后率部奔赴南昌,和周恩来、朱德、刘伯承、聂荣臻一起,立即投身到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中。7月31日,起义军前敌总指挥兼第11军军长奉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指示,拟定起义作战命令:“我军为达到解决南昌敌军的目的,决定于明日(8月1日)4时开始向城内外所在敌军进攻,一举而歼灭之。” 8月1日凌晨,南昌城头的枪声划破了漫漫长夜,起义部队仅用5小时就占领了全城,全歼南昌城内守敌,奏响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序曲。

起义胜利的当天,起义军以叶挺的名义公开发表了《告第二方面军同志书》,号召革命军人团结起来,共同为打倒反革命分子和帝国主义列强及新旧军阀等一切恶势力而努力奋斗。起义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由贺龙兼代总指挥,叶挺兼代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为革命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起义胜利的第三天,起义部队奉中共中央命令,按原计划相继撤离南昌,踏上艰难曲折的南下广东征途。叶挺率领第二十四师历时近两个月,突破敌人重重围追堵截,经临川、广昌、瑞金转战福建,最后同贺龙率领主力部队到达潮州、汕头、揭阳、海陆丰一带,坚持开展革命斗争。

1927年12月,叶挺在广州起义,首次打出“红军”旗帜,并亲自担任红军第一任总司令。起义失败后,由于受到李立三、王明无端指责,叶挺出走西欧。叶挺到德国学习军事,因生活困难曾开过饭馆,旅欧5年后他回到澳门。国民党要人得知后纷纷送礼拉拢,叶挺一概拒绝。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周恩来在上海见到了从澳门回来参加抗战的叶挺,请叶挺出面同国民党方面交涉,以求打破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谈判僵局。叶挺出于对北伐战争时期第四军的深厚感情,建议将这支由红军游击队改编组成的部队命名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四军。1937 年11 月3日,毛泽东邀请叶挺到延安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后明确表示,欢迎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叶挺在武汉首次以新四军军长名义对记者发表谈话,呼吁团结抗日。

1941年1月,国民党背信弃义发动了皖南事变,在危急关头,毛泽东致电决定全军由叶挺指挥。叶挺对中央的信任非常感激,率军血战,最后奉命去谈判时被国民党扣押,之后入狱5年。在关押期间,叶挺对国民党的威逼利诱全然不理,于渣滓洞集中营二号牢房墙壁上,大书《囚歌》一首:“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尔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的洞子爬出!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在此之前,叶挺还写过一篇《囚语》。《囚语》是用毛笔写在10行笺上的,共18页,16段,3200余字。全文没有标点符号,没分句逗,每段一气从头写到底。叶挺在《囚语》中回顾了早年思想性格的形成和参加革命以来经历的危难,特别是表达了对皖南事变中死难者的悲痛之情和自己被囚禁后宁死不屈的决心。

1946年3月4日,在多方面的努力下,叶挺获释。出狱第二天,叶挺便致电中央请求再次入党,两天后得到批准。获释后,叶挺参加了国共谈判三人军事会议。4月8日,叶挺与王若飞、秦邦宪等人乘美军的飞机由重庆去延安,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叶挺遇难身亡。毛泽东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四八”烈士悼词说道:“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朱德题词:“为全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而牺牲。”周恩来写了《“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的悼念文章。

叶挺在摄影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在戎马倥偬的岁月中,他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这些照片主要是1938—1940年叶挺任新四军军长期间在皖南拍摄的。他曾说过,日本帝国主义屠杀我们的人民,我要把这些活生生的历史记载下来,编辑出版,以扩大抗日战争的影响。这些作品共1600余幅,后由其子叶正明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珍藏了37年,并代表全家献给国家。

1988年4月8日,叶挺遇难42周年纪念日,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了“叶挺将军摄影作品展览”,使这批极其珍贵的历史记录得以同社会各界人士见面。展出的400余幅照片,其内容的广泛,历史意义的深远和数量之多,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摄影展中不多见的。后来在摄影展的基础上精选了近200幅照片汇集而成的《叶挺将军摄影集》公开出版。

2. 陈毅

陈毅(1901—1972),四川乐至人,原名世俊,字仲弘。新四军重要领导人之一,曾任第一支队司令员、代军长、军长。他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诗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中共第七、八、九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陈毅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曾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回国后开展社会政治活动,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任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党代表),与朱德一起领导湘南起义,后率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之一。

陈毅的文学生涯与他的革命生涯同步开启。他在战争年代的作品是他本人革命生涯的真实记录,也是一部反映中国革命胜利进程的光辉史诗。

红军时期历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党代表,工农红军第四军军委书记、政治部主任、前委书记,第六军政治委员,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员会书记,第二十二军军长,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红四军突围赴东固》《反攻下汀州龙岩》等诗篇描绘了红军初创时期的战斗情景,是红军战斗史上最早的胜利记录。

红军主力长征后,陈毅留在中央苏区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1935年春,在敌人重兵围攻下,陈毅率部突围至赣南,开展游击战争。《赣南游击词》(12首),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生动地描述了游击队的艰苦生活,写出了红军与人民的鱼水情深,增强了抗日高潮必然到来的信念。陈毅诗词古为今用,不拘一格,推陈出新,风格清新自然,这也是陈毅诗词的一大特色。

1936年9月,国民党军对赣粤边游击区进行残酷“清剿”,陈毅和战友们身陷绝境,一连20多天不敢动烟火,也无粮食可吃,只能靠采摘野果野菜充饥。陈毅伤病复发,不知道能否突出重围,在面临最后考验的关头写下著名的《梅岭三章》诗:(一)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二)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三)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梅岭三章》是陈毅革命诗词的代表作,感情真挚,形象鲜明,声韵铿锵,一唱三叹,荡气回肠。

1937年,全国范围的抗日战争爆发,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陈毅出山,率领新四军部队挺进华中抗日的战场。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江南指挥部指挥、苏北指挥部指挥、华中总指挥部代理总指挥、新四军代军长。《闻八路军平型关大捷》《卫岗初战》《皖南事变书愤》《湖海诗社开征引》等诗篇反映了抗战开始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为新四军,挺进敌后与日寇作战,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等重要史实。他参与了《新四军军歌》的创作,为新四军的革命英雄主义写下不朽的壮歌。

1943年1月,新四军军部转移到淮南盱眙县的黄花塘。根据党中央的统一安排,军部进行了整风运动。当年,陈毅赴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七大会议。这一时期写有《大柳巷春游》绝句3首,《淮河晚眺》七言绝句是其中的作品。

柳岸沙明对夕晖,长天淮水鹜争飞。

云山入眼碧空尽,我欲骑鲸跋浪归。《哭彭雪枫同志》《哭叶军长希夷同志》《悼罗炳辉将军》等诗篇是为革命战争而牺牲战友写的悼诗,表现了他对同志真挚深厚的革命感情。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新四军军长,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东军区司令员,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淮北初战获捷》《让两淮》《孟良崮战役》《吟反攻形势》《记淮海前线见闻》等诗篇,记述了解放战争时期华东、中原战场战局的演变过程。

陈毅兼资文武,博学多才。有多种军事、政治论著和诗词著作,编为《陈毅军事文选》《陈毅诗词选集》和《陈毅诗稿》等。陈毅同志有一首著名的诗:“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这正是陈毅同志革命精神、崇高风范的自我写照。

1972年1月6日,陈毅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

陈毅元帅夫人张茜同志在《关于陈毅同志的诗词》中写道:“四十多年间,他写出了几百篇诗词作品,表现了他的同时代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变革社会所走过的历史道路,我以为这是陈毅同志诗词的一个最鲜明的特色。”

陈毅元帅长子陈昊苏同志在谈到正式出版《陈毅诗词选集》的思想意义时说:“我认为,当我们从整体的角度来观察这本《陈毅诗词选集》的时候,不妨说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兼诗人的人生三部曲,也是一本用诗歌写成的中国革命的历史。”

1977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陈毅诗词选集》,1978年夏,人民日报社内部印行了一本《陈毅诗稿》,1992年出版《陈毅诗词全集》。《陈毅诗词全集》共收录陈毅诗词350篇,战争时期的作品约有130篇,新中国成立后的作品约有220篇,诗词编排分三个部分:第一部,春之年华;第二部,戎马生涯;第三部,建设国家。陈毅作为元帅诗人,他伟大的革命功绩和豪放奔腾的战斗诗篇将永载中华民族的史册。

3. 张爱萍

张爱萍(1910—2003),四川达县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现代国防科技建设的领导人之一。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建国后张爱萍曾任华东军区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等要职,同时还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委员等职务。

1925年,张爱萍入达县中学,参加革命活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9年6月赴上海参加党的地下工作,1929年1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30年底,张爱萍到中央苏区工作,参与创建少共国际师和红军后备兵源的组织动员工作,创作了《少共国际师师歌》歌词,参与编辑团中央机关报《青年实话》,主编少先队中央总队机关刊物《少年先锋》。先后参加了第三、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

1934年春入红军大学学习,同年9月任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二团政委。长征中,历任红三军团第四师政治部主任,第十一团、第十三团政委。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央军委骑兵团政委兼代团长。1936年6月,进入红军大学学习。1937年上半年,任抗日军政大学教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爱萍受毛泽东委派赴上海任中共江浙省委军委书记,组织沪杭宁地区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春,任八路军总指挥部参谋,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做统战工作。1939年1月,任中共豫皖苏省委书记。同年6月,赴津浦路东开辟敌后根据地,仅用三个月就建立了包括5县16区的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同年12月,任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总队长兼政委,开辟苏皖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后任八路军苏皖纵队政委。1940年8月,任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三支队司令员。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三师第九旅旅长,第三师副师长兼苏北军区副司令员。1942年12月,任第三师副师长兼第八旅旅长、政委,兼盐阜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及盐阜地委书记,统一指挥盐阜地区的反“扫荡”斗争。1944年9月,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率部转战在徐州以南、津浦路东西的广大战场,连续作战,收复失地,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

解放战争初期,张爱萍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渡江战役伊始,受命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任华东海军司令员兼政委。

1951年初,张爱萍任解放军第七兵团暨浙江军区司令员。1952年任华东军区参谋长。1954年8月,任浙东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负责组织指挥大陈列岛战役。同年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并于1955年1月组织指挥了我军历史上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渡海登陆作战,一举攻占一江山岛。

张爱萍长期从事国防科学技术和国防工业战线的领导工作,1960年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文化大革命”中,张爱萍惨遭迫害,被批斗、囚禁达6年之久,造成左腿致残。

1975年3月,张爱萍任国防科委主任,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积极开展工作。1977年3月后,历任中央军委委员、国防科委主任等职。“挥剑决浮云,铸剑安天下”这两句诗是对张爱萍戎马一生的概括。1988年三四月,张爱萍辞去职务,离开了近70年的军旅生涯。不久,张爱萍收到了美籍华人伍承祖教授贺诗,很为高兴,当即便步其韵奉和:“少壮出征未忘忧,沙场百战度春秋,国强民富烈士血,有幸暮阳泛轻舟。”

张爱萍创作了大量的旧体诗词,《神剑之歌》选入诗词260余首。他的诗词始终循着历史的踪迹,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每一进程。其特点是语言自然平淡,通脱明净;风格刚健壮美或清新优美;形式不拘一格,常自创新调。张爱萍巨大的人格魅力和对诗艺的独到追求,决定了他诗品的崇高,并具有为他人所不能替代的风范和个性。

张爱萍多才多艺,在书法艺术上也有较高的造诣。自他离职后,要求“请赐墨宝”者络绎不绝,索要贺词题诗、书刊报名、版匾名号者络绎不绝,对此他基本上是来者不拒。1992年夏,北京市米粮库小学请求他题写校训。张爱萍写好后同夫人一起冒着蒙蒙细雨把题词送到了学校。学校教职员工无不为之感动。校长陆比多次感叹:“老将军功高而不自恃,书精而不自傲。”张爱萍书法墨迹饱含着浓浓的乡子情结:书写内容传递着眷恋故乡的真情,书法动机蕴寓着回报故乡的深情,书艺风格融汇着乡土乡民的美学崇尚,书道品格追承着故土父辈的价值取向。流传下来的众多墨迹,部分收存在《张爱萍墨迹》《神剑之歌》《神剑将军张爱萍》等书中。其书法作品多为连绵大草,笔随情转,意态飞扬,率性烂漫。书风有张旭、傅山之遣风。邓颖超同志曾说:“看张爱萍同志的书法是一种艺术享受!”

1987年11月,张爱萍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退居二线后,他撰写了大量回忆文章,出版了诗词、书法、摄影选集。他以诗、书、摄影为武器,扶正祛邪,激浊扬清,热情讴歌真善美,无情鞭挞假恶丑。他的大量诗词、书法、摄影作品,艺术地记录了党史、军史中重要事件及重大活动,对弘扬革命传统、振奋军心士气、陶冶道德情操,起了积极作用,并产生了广泛影响。

2003年7月5日,张爱萍病逝于北京,享年93岁。

4. 李一氓

李一氓(1903—1990),四川彭县人。无产阶级革命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诗人和书法家。诗书俱佳,兼具刚劲儒雅。

在上海求学期间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真理,192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投笔从戎,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协助叶挺组建新四军并任秘书长。皖南事变后,他历经艰险于1941年夏辗转回到苏北新四军军部。1942年2月,经中共中央华中局决定任淮海区行政公署主任兼淮海区党委副书记。

在贯彻中共中央有关土地问题的文件中,先后制定了《淮海区救国公粮公草征集条例》《淮海区田亩等级厘定细则》等,并且做了大量宣传工作,保证了减租工作在淮海区的顺利进行,为根据地发展奠定了基础。

为了保证军粮供应,使前线部队在对日顽斗争中免除后顾之忧,李一氓提出在区内每隔40里设一个秘密军粮供应点,部队后勤人员可以凭行署所发的代金券就近取粮。在金融财政方面,发行了淮海币,前后投入市场流通的货币达2000万元之多。

李一氓在淮海区工作期间,一方面采取措施推动淮海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又要求艰苦奋斗、克勤克俭,绝不允许各级党政部门随便请客吃饭,就连纸张浪费也给予严厉的批评。他认真贯彻“精兵简政”的精神,决不准多用冗员。

在淮海区行署主任期内,李一氓为淮海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法制建设、经济建设等各项工作耗费了心血,贡献了自己的智慧才华。这段时间,淮海行署相继出台了《施政大纲》淮海区《法院条例》《保安条例》和一系列经济法规制度。李一氓还亲自兼任淮海区法院院长,加强了法治工作。

李一氓在淮海区工作期间还留下了不少诗文。他曾先后为英勇牺牲的部属刘之武、朱启勋、陈维毅等人撰写了情真意切的挽联、悼诗。1942年,他在《新知识》杂志发表了诗作《七七感怀》:

触目四郊多故垒,半年游击出张圩。

琴书冷落诗人老,慷慨平生付马蹄。

七月战云仍黯黯,六塘堤柳自青青。

新亭风景无须泣,泗上蜂屯子弟兵。

北渡三年多战迹,南征残腊有冤魂。

徐扬淮海无余子,青史难湮新四军。

1943年11月,李一氓又牵头成立了湖海艺文社淮海分社,与陈毅等在盐阜成立的湖海艺文社相呼应。淮海区的敌后文艺一时空前活跃。

1944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号召全体干部学习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李一氓据此编写了话剧《九宫山》,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颇有轰动效应。剧团先后应邀到黄花塘新四军军部和盐阜根据地等处演出,受其影响,整个淮海区各县也相继成立了文工团。

1945 年春暖花开季节,李一氓观看了淮海区的文艺演出后,挥笔写下了记述根据地群众文艺活动盛况的《观会演》 一诗:

桃红柳绿菜花黄,田畴农村百样忙。

软童樵叟相和唱,陌上田姑漂淡装。

1945年7月,盐阜、淮海两区合并为苏北行政区,李一氓被任命为主任委员。1945年10月29日,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大解放区负责人,在清江城内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决定统一四大解放区的行政机构,成立苏皖边区政府,共同推举苏北行署主任李一氓为主席。李一氓在党内还被任命为华中分局宣传部长,分管文教工作。

在李一氓的倡导和组织下,边区还成立了华中文协、新闻记者联合会、诗歌协会、美术协会、社会科学协会、自然科学协会、教育联合会等群众文化学术团体10余个,还先后创办了华中建大、苏皖教育学院、苏北工专、华中医科学校、华中新闻专科学校、财经干部学校等中级以上专科学校。

为了发展边区文化教育事业,李一氓团结了一大批著名的文人,如30年代就驰骋在中国文坛的阿英、黄源、楼适夷、范长江、恽逸群等,使弹丸之地的清江城内一时人才云集。李一氓还经常亲自动手给边区政府机关报《新华日报》(华中版)撰写文章。在华中文协主办的《江淮文化》 上发表了《论文化》一文,作为代发刊词。

1946年3月18日,在刘老庄82烈士牺牲4周年之际,李一氓亲笔为抗击日寇英勇殉国的忠魂撰写了挽联:“由陕西,到苏北,敌后英名传八路;从拂晓,达黄昏,全连苦战殉刘庄。”

新中国成立后,李一氓一直没有忘记淮阴和淮阴人民。淮阴的各级领导特别是他当年的老同事、老部下去探望,他总是非常关切地询问淮阴人民的生活和经济发展情况。先后为《淮海报》创刊45周年撰写《回忆与希望》一文,为淮阴抗日战争回忆录《长风扫敌顽》一书作序,为淮阴市共青团开展的“周恩来读书活动”题写“读有用的书,读立志前进的书,读发奋图强的书”条幅,为淮阴文艺界“周恩来故乡赴京摄影、美术、书法展”题写会标。

李一氓书法淳朴雅逸,笔法、气势别具一格,颇堪寻味。李一氓的书法得益于少年扎实的童子功,据彭州市图书馆资料显示,李一氓幼年就读于县城秦省小学,当时学校里有位国文教员会写钟鼎文,教李一氓练书法。他将账簿撕成单张,翻过来临习颜真卿的《多宝塔》和何绍基的《黄庭内景经》。李一氓还用四川特有的“土红”(一种红泥),泡水形成红浆,代替墨水练字。李一氓的书法往往率意挥洒,既有军人的刚劲,又有文人的儒雅。

1990年12月4日,李一氓在北京逝世。

李一氓生前一贯奉行不唯书、只唯实。遗言要求只称“一个老共产党人”,嘱托将其骨灰撒在淮阴平原的大地上。李一氓对淮阴这块土地一往情深,他熟悉和热爱这块土地上的河流和村落。

5. 彭康

彭康(1901—1968),江西萍乡市上栗县人,原名彭学坚,学名彭堅,译名彭嘉生,狱名彭子劼。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文艺评论家。

1901年8月26 日出生于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双源村。在萍乡中学接触进步思想。1918年秋赴日,在东京第一、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研读日、德、英语及文学,1924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现为京都大学)攻读哲学。在学习的过程中他逐步接受并确立辩证唯物论和马克思主义人生观。

1927年秋他返回上海参加创造社,192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创造社党团成员,上海闸北区委书记。任《文化批判》《思想》等刊物主编,著有《前奏曲》哲学论文集。翻译马克思《费尔巴哈论纲》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根本问题》,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翻译列宁的《托尔斯泰——俄国革命的明镜》和《托尔斯泰》两篇文章,被誉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我国的传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著有《新文化底根本立场》文艺理论文集。担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代理书记,组织进步文化团体,反击“文化围剿”。是“中国著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发起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起人,并在成立大会上与鲁迅、田汉等同为主要报告人,是“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主要组织者。他历任群治大学、上海艺术大学和中华艺术大学教授,并兼任上海浦江中学校长。

1930年4月9日彭康被租界巡捕房拘捕,判刑7年,剥夺公民权10年,囚禁于上海提篮桥监狱。1932年在法庭上他否认叛徒顾顺章对其姓名、身份的指供。其间他成功领导监狱绝食斗争,组织难友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因“违反监规”,被关入“风波亭”26天,奄奄一息。1935年2月获大赦,但拒绝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劝降,又被囚入苏州反省院。著有《老子的世界观与无为主义》《荀子的性恶论》等文章。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后,138名难友公推他为首与反省院当局交涉,经过13天艰苦谈判,最终获得无条件释放的胜利。

1937年秋经长江局审查后,任中共湖北省工委宣传部长,举办黄安训练班,共6期900余人。1938年4月任安徽省工委书记,致力于恢复与重建党组织;举办多种多期训练班,培训大批年轻干部;通过安徽省动委会组织107个工作团达2400多人,分赴各地动员、宣传群众;将寿县、六安、舒城、庐江、无为、巢县的地方抗日武装输送到四支队直属支队、淮南抗日游击一、二纵队。1939年3月,任鄂豫皖区党委宣传部长兼组织部长,6月参与组织鄂东独立五、六、八大队,后来成为五师一部。1940年初,任中共淮南路西省委组织部长、书记兼路西联防司令部政治委员及藕塘中心区委书记。3月9日亲临定远县城指导华中地区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

1940年夏、秋任中原局委员、宣传部长;1941年春任华中局宣传部副部长(饶漱石兼部长)、兼华中党校副校长(刘少奇兼校长);1942年春任华中局委员、宣传部长。

他作为华中局领导成员,主管宣传工作,充分发挥华中根据地知识分子相对较多的优势,使文艺、教育、出版、新闻等工作广泛深入地开展并独具特色。1940年11月中旬主持会议确定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选址、课程设置和招生工作; 1941年4月“苏北文化协会”成立,作题为《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的报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前一年,1941年6月组织华中鲁艺业务干部、鲁艺文学系与苏北诗歌协会成员专题座谈“文艺大众化问题”;同年10月兼任华中局调查研究室副主任,培训敌后工作干部;1942年夏秋兼任华中局文委书记,指示文委秘书杨帆于阜宁地区设立“文化村”,吸引、聚拢、保护一批著名的文化人;同年10月参与组建著名的“湖海艺文社”。

华中局党校担负着数千名党政军负责干部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整风审干的任务,他主持党校的整风、审干经验被作为典范加以推广并上报党中央;主持起草的华中局宣传部《关于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及讨论中央决议的通知》一文被列入整风学习指定文件;1942年4月山东分局发表其《在学习问题上的党性锻炼》;担任华中局、新四军军部机关整风学习检查总委员会的整风文件研究总指导员,先后作《党性问题》《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报告;亲赴淮南党校调查研究,并召开华中党校干部会议,明确批评整风过程中的过“左”过火行为。

1945年5月任华中建设大学校长,被《密勒氏评论》的美国记者爱德华·罗尔波称之为“世界上最新式的大学”,并向全世界报道。

1945年底任华东局宣传部长兼秘书长;1947年11月兼华东建设大学校长;1948年2月兼渤海区党委副书记;11月作《反对经验主义》的报告;该区出色完成对40余万被撤的机关人员及部队之供应和对豫东、济南、淮海战役的支援任务;1949年任山东分局委员、宣传部长、党校校长,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兼山东大学校长,成功迁并山东大学和华东大学;1952年著《关于共产党员的党性问题》。

1952年,率文化教育代表团赴苏联东欧各国考察高等教育;是年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为该校历史上任职最长的校长;1957年在极其复杂困难的条件下成功组织交通大学西迁,是西安交通大学的奠基人;2008年被教育部誉为《共和国老一辈教育家》;1959年始任陕西省委委员、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席、西安哲学学会会长;1968年3月28日,彭康被迫害致死。

彭康同志作为一名战士、学者、教师,他对党始终忠贞不渝,华东局1954年的审查结论称他是“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气节”;他淡泊名利,原任中纪委副书记刘顺元说:华中的干部中流传着“远学老庄、近学彭康”的佳话;他为人诚恳,实事求是,在华中党校曾成功感化一名敌特,被罗生特大夫称誉为“品格高尚的人”。人们怀念他,在上海、西安两所交通大学分别有他的画像和铜像,淮安盱眙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也有他的旧居和塑像,在他的家乡拟恢复故居,并建立“彭康文化公园”。

纵观彭康同志的一生,是奋斗、实践的一生;是探索、开拓的一生。

6. 潘汉年

潘汉年(1906—1977),江苏宜兴人。中共历史上隐蔽战线、文化战线和统一战线的卓越领导人。

1925年初,在大革命洪流的鼓舞下,潘汉年告别了家乡父老,只身来到大上海,从此开始了新的人生旅途。到上海不久,潘汉年就被聘任为上海中华书局《小朋友》周刊的助理编辑。之后,他参加了创造社,先后参加编辑或主编刊物数种,发表了一系列战斗檄文。

1927年春,受郭沫若邀请,前往南昌参加北伐军,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办的《革命军日报》主编。大革命失败后,他又回到上海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刊物的编辑工作。由于他思维敏捷,性格开朗,对人直率真诚,在文化界颇有人缘,因而从1928年起就被党组织调到文艺工作的领导岗位上。

1931年春,当潘汉年离开文化宣传工作岗位转入中央特科之后,他在朋友众多的文化界一下子就销声匿迹了。新建的中央特科总部办公地点,设在当时的五马路的一个写字间。为了真正起到掩护作用,由潘汉年出面在中山路找了一处厂基,组织煤球生产。潘汉年先后用过好几个化名,如萧叔安、严陵、胡越明等,代号却只用“小开”。

潘汉年到任之后,首先是和他的前任、原情报科长陈赓办理交接手续。中央特科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镇压叛徒和打击敌特机关中的首恶分子。一天中午,龙门路上车水马龙,一辆成色颇新的人力车穿行在人群中,车上坐的正是以反共为业、罪恶多端的淞沪警备司令部督察长王斌,突然,从小弄堂内跳出一个年轻人,飞身一跃,攀住车的后沿,举枪对准王斌的头部,“砰”的一声,王斌立即丧命。这一切发生在几秒钟之内。王斌被镇压后,一些叛徒、特务受到了一种震慑。之后不久,潘汉年又亲自参与了一起镇压叛徒的重要行动。

1932年2月,在上海的《时报》《申报》等报纸先后刊登所谓伍豪脱党启事。“伍豪事件”发生后,中央苏区发布公告,上海地下党发表申明,但是范围和影响都较小。潘汉年委托他人通过律师在《申报》显著位置刊登“紧要启事”这种合法的形式,清楚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制造的谎言。虽然刊登这个“启事”花了整整100块大洋,另外还赠了一幅古画给巴和律师,但从政治效果上看,这一切无疑是值得的。

1933年夏,潘汉年奉命离开上海前往江西中央根据地,任苏区宣传部副部长。因他具有丰富的地下活动经验,中共中央又派他与十九路军秘密谈判,谋求反蒋抗日。1933年10月26日,潘汉年等人代表中央政府和十九路军代表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潘汉年随营远征。第二年1月,中共中央为尽快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派潘汉年出使莫斯科,于是潘汉年就从长征队伍里“神秘”地“失踪”了。

1936年4月,潘汉年奉命回国,和陈立夫、陈果夫洽谈国共合作抗日事宜。1936年8月,潘汉年从上海经西安进入陕北,赶到瓦窑堡,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在莫斯科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联系的情况。9月下旬,中共中央命潘汉年回上海担任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继续从事统战工作。“八一三”抗战后,潘汉年改任“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他还通过夏衍团结了一批文化人、新闻记者、作家,创办了《救亡日报》。1937年冬,上海沦陷,潘汉年撤往香港,继续从事文化、情报活动。1938年9月,潘汉年到延安,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

经过从1939年秋天到1940年春天的不断努力,潘汉年在香港和上海两地分别建立了自己的情报工作据点,并通过这两个中心据点和其他有关的情报人员建立了性质各不相同、密切程度各有差异的联系,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当规模的情报网络系统(业内称“潘系统”)。在此后的几年间,重要战略情报源源不断地发往延安总部,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中央曾多次对“潘系统”工作予以表扬。

1942年11月初,潘汉年在安排江苏省委机关同志安全转移后,才与刘晓、王尧山等人向淮南进发。在淮南工作期间,潘汉年担任华中局社会部长、联络部长等职,主要负责上海、南京一带敌占城市的对敌隐蔽斗争。他坐镇小王庄统一部署,全盘规划,在宁、沪、淮间,建立了一个秘密交通图,使许多重要情报经过分析、研究后及时告知中共中央及其他部门。

1943年春末夏秋之际,形势骤然变得紧张起来。潘汉年立刻向华中局领导饶漱石请缨:亲自再去敌占区一趟,可以获得第一手情报,同时对上海情报据点的工作做一番检查部署。回到根据地后,潘汉年只向饶漱石汇报了军事动向情报,而对此行的一些具体问题则缄口未提。他在事先无法请示的情况下不得已去会见汪精卫,而事后却没有及时报告这一事件,而是一拖再拖,整整拖了10多年。

1944年底,潘汉年奉命北驰延安,参加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1945年8月,他又急赴东北,从事苏占区接管工作。1946年初,潘汉年再度南下,继续开展情报、统战活动。

潘汉年在上海有良好的活动基础,中共中央决定派他到上海工作。临行时,周恩来满怀希望地对他说:“上海即将解放,中央决定派陈毅当市长,你要当好陈毅的助手,做好各方面工作。”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潘汉年任副市长、市委第三书记、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兼上海市委统战部长。

1955年4月3日,潘汉年在北京饭店被宣布实行逮捕审查。1977年4月14日含冤病逝,直到1982年中共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时,才真相大白。

潘汉年同志的一生,是有大功于党的统一战线事业的。他对党忠诚,原则坚定,才华横溢,机智果敢,所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范围最广泛,包括文化、军事、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并始终战斗在第一线,每次都能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各项艰巨任务。在深入开展团结党外朋友,争取中间势力,特别是开展上层统战人物工作方面,潘汉年同志成绩卓著,表现出高超的政策水平、卓越的组织才能、一贯的民主作风和真切的朋友之情。

1982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中共中央高度评价了他的一生。

7. 王阑西

王阑西(1912—1996),河南兰封(今兰考)县人,原名王之坎,曾用名兰溪。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杰出领导人。

1920年在明新小学读书,1927年考入河南省立第一中学,接受了进步思想。1930年考入上海吴淞中国公学部预科,9月参加革命工作,从事学生运动,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等进步组织。1932年,经同学周正宇介绍,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次年东渡日本。1935年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由中共上海特支领导,进行进步文化与左翼文学活动,参加了由中国留学生组成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东京分盟,同林焕平、林基路、陈辛仁等人办《东流》文艺杂志,并组织新兴自然科学者同盟。1936年与任白戈组织新文化运动总同盟,为负责人之一。同年,在东京组织世界编辑社,编辑《世界动向》杂志,同时还组织中国进步留学生成立东京中华学联,进行革命活动。

1937年夏,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从日本返回祖国,从事党的宣传文化工作。10月,担任中共河南省文委书记,同范文澜、嵇文甫、方天逸、姚雪垠等主编《风雨》周刊,该刊物后成为中共河南省委机关刊物,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分析抗战形势,领导当时的河南救亡运动。

1938年10月,任中共鄂豫边区党委委员兼宣传部长。1939年10月,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原局机关报《抗敌报》任总编辑。在淮南津浦路东的反“扫荡”中,曾护送过刘少奇。1940年11月任华中局机关报《江淮日报》副社长兼总编辑(刘少奇兼社长)。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发表解决皖南事变十二条办法,他逐条发表社论,揭露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破坏抗日的滔天罪行,阐明共产党对皖南事变的态度和斗争策略、方针。同年8月,任中共盐阜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创办《盐阜报》和《盐阜大众报》,宣传党的政策,积极推动党的建设。1942年3月,刘少奇调回延安时,王阑西曾以精心批注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相赠。

抗战胜利后,王阑西调到东北局任宣传处处长。当时,东北电影制片厂搬迁兴山,他常去主持会议,调查研究,为发展电影事业尽职尽责。

1946年长春解放,任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长。9月,创办中共中央西满分社机关报《西满日报》,任社长,兼广播电台台长。1947年底任中共嫩江省委常委兼城工部部长、宣传部长。1948年9月,任人民解放军政治部中南军区(即四野)秘书长随军南下,先后在天津市军管会和武汉军管会任委员兼文教接管部副部长、第二部长。接管工作结束即回部队,任第四野战军政治部秘书长、宣传部长。1952年调任湖南军区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

1952年,由于党的电影事业的发展需要,王阑西奉命调到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任代理局长、局长、文化部部长助理兼电影局局长。初到电影局时,中国电影事业正处于恢复、改造阶段。为了尽快熟悉电影事业的情况,按电影的客观规律办事,他总是先当学生,后当先生,不断请教于电影界的老前辈钟敬之、汪洋等,请他们既当先生,又当顾问。

为了加强电影技术管理工作,1953年12月,电影局发布了《关于电影制片的六项意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新中国电影影片的根本法规。

1954年6—9月,他率领主要业务领导人,携带各片种组织中国电影考察团到苏联考察。1955年他创办了北京电影学院并兼任第一任院长。荷兰国际著名电影导演约里斯·伊文思来中国访问时,他陪同刘少奇主席参加接见。后来又在伊文思81岁寿辰招待会上,代表文化部、对外友协、中国电影工作者致祝词。

王阑西1956年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8—1959年他组织新中国成立10周年影片的创作,形象生动地反映党领导的1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并举办“国产新片展览月”,放映了《林则徐》《万水千山》等十几部故事片、七部纪录片及四部科教片,深得周恩来总理的好评。

1961年春,他调任广东省委文教部长,后任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广州军区党委常委、政治部副主任。1965年任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省长。

王阑西1975年调回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长,党组成员,主管电影工作,兼全国文联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常务理事。

新中国的电影事业,从电影制片生产到建立电影工业,从设备制造到器材供应,从大量拷贝洗印到成立放映网、影片发行放映;从请进来、派出去中学习了解国外先进经验,洋为中用到举办各种讲习班、培训班,自力更生地提高队伍的整体水平,从人才培养到开展电影科研工作;从电影制片技术管理到放映网管理,从制订长远发展规划到具体规章、制度的拟订,从中央到地方设置电影制片单位的布点建设到相互间的协作平衡;从宣传报道、学术交流到书刊出版发行等各方面的重大决策和政策,都是在电影局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拟订和作出的。纵观全局,王阑西作为电影局局长为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新中国电影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政绩卓著。

在纪念中国电影诞辰百年之际,回顾中国电影史册中1952—1961年的这段历史,不能不提及新中国成立以后电影事业发展的奠基人之一王阑西。

1978年后,在领导电影系统进行拨乱反正、恢复电影创作等方面,特别是在任组织新中国成立30周年献礼新片的创作中做了大量工作。他还积极开展电影对外交流工作,先后率领中国电影代表团出国访问,加深了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加强了中外电影工作者的联系和业务交流。1981年调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同时当选为全国政协第六届委员。1982年著《驰骋中原——刘少奇同志在华中》一书。

1996年5月12日,王阑西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8. 林植夫

林植夫(1891—1965),福建福州人。民盟中央委员、民盟福建省主任委员。

早年留学日本,并参加同盟会。1920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林学科。回国后,任国民党驻闽海军陆战队第一独立旅政治部主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福建学院院长。1933年参加福建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后,1938年参加新四军,任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部长。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民盟福建省委主任委员,福建省农业厅厅长,省第一至第三届政协副主席,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林植夫9岁时随父到四川读书,15岁时到云南。1906年,林植夫东渡日本留学,1910年考入第一高等学校预科,1911年转学熊本第五高等学校工科。10月,武昌起义爆发,林植夫怀着满腔热情回国参加革命。福州光复后,林植夫任闽都督府警察局行政科长,时年21岁。第二年秋,林植夫又到日本熊本第五高等学校复学。1916年毕业,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农林部攻读林业正科,与其他留日同学发起成立“丙辰学社”,提倡科学救国、教育救国。

1920年,林植夫在东京帝国大学农林部林学正科毕业,获林学学士学位后回国。先在黑龙江铁嫩森林公司任技师,后到北京农业专科学校任教,不久赴哈尔滨为《国际协报》主笔。1923年到上海从事社会科学书籍的翻译,又到商务印书馆任编辑。1925年,协助何公敢组织并参加“独立青年党”,负责编辑《独立青年》杂志。

林植夫参加《孤军》的组织、编辑和政治活动,还为《孤军》《醒狮》《创造》等杂志写了大量小说和杂文,同时编著和翻译了《林业浅说》《林业大意》《马尔萨斯人口论》等科学论著。1927年陈铭枢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林植夫应邀到南京任政治部宣传处少校股员。1929年陈铭枢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林植夫则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1931年,经陈铭枢提名,他以广东农界代表身份到南京参加国民会议,会后被委任为广东省市党部特派员。

1932年1月,日军进犯上海,他参加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亲自奔赴前线参加救护和救济工作。此后他还受陈铭枢的委托,任南京军事委员会政训处上校设计委员,设法了解和揭露“蓝衣社”特务的秘密活动,促进各党各派力量的联合,抗日救国。同年底,蔡廷锴等人率十九路军入闽,林植夫也回福州继何公敢出任私立福建学院院长。1933年十九路军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他积极参与酝酿和组织工作,就任文化委员会委员兼省公路局局长,同时负责组建“生产人民党”,旗帜鲜明地树起反蒋抗日的大旗,受到蒋介石的通缉。“闽变”失败后,他不得不避居香港,同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一起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担任政治委员会书记,发表《全面抗战从今开始》等文章,提出“联合抗战、武装抗战”的新口号,继续从事“反蒋抗日”的事业。后来,他从香港回到南京,南京沦陷后又撤退到武汉,四处奔波,始终不渝地热心于抗战事业。

1937年,经何公敢介绍,林植夫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据《福建盟史》记载,是年,林植夫、陈矩孙、周问苍、林希谦等人就已经在福州成立民盟小组,翌年3月,正式成立民盟福建省支部筹委会,负责人便是林植夫。同年10月,国民党反动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林植夫领导福建盟员转入地下,同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

林植夫同叶挺将军是忘年之交。1938年他解散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投身叶挺将军领导的新四军,先在军部任秘书,后任政治部敌工部部长,被称为“党外布尔什维克”。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林植夫代表新四军军部与国民党一○八师谈判。他坚持原则,同国民党有关部门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同新四军的一些高级将领一起被俘,作为“死囚”,被囚禁在上饶集中营里。特务头子张超曾亲自传达蒋介石对他的劝降口谕,要他写悔过书,但他说:“抗日无过,我没有什么可以悔过的。”拒绝了国民党特务的威胁和利诱,被关押在集中营里达5年之久。相反,他还以老同盟会会员的身份,协助狱中的中共组织做了许多联系难友的工作。有一次在放风时,叶挺将军曾递给他一张小纸条,嘱咐他万一能脱险,请代他送给党组织。可是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他没能保留住这张小纸条。抗战胜利后,经组织的营救他侥幸出狱,仍然念念不忘这一张小纸条。他说:这是最遗憾的事。一直到他病逝,还在为没能保住纸条而悔恨不已。

1949年1月,林植夫由香港转道解放区,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亲自接见了他。同年8月17日福州解放,9月,上海市市长陈毅指示他回福建主持民盟组织,在党外发挥作用。他即回福州,成立民盟福建省临时工作委员会,11月被推选为主任委员。1950年后,林植夫历任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政协委员、福建省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委员、民盟福建省委员会主任委员。

林植夫曾因在上饶集中营被国民党特务囚禁长达5年之久,身体极度虚弱,1965年病重卧床不起,弥留之际,他对子女说:“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做好社会主义建设。”他还说:“我死之后,如果医学上有需要,就拿去解剖,解剖后拿去化灰当肥料。”他视死如归,态度积极乐观。1965年10月28日与世长辞,终年75岁。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政府等联合举行公祭,肯定了林植夫爱国、民主、进步的一生,指出他的一生曾经走过一段迂回曲折的道路,以后经过党的不断教育,经常用“老马”的笔名发表杂文,正面揭露和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贪污腐化,最终走上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应走的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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