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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19 06:4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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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玉明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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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与浙江文学批评

世界文学与浙江文学批评试读:

总序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中各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文化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下,以自己的独特个性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区域文化入手,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藉此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文化发展蓝图,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如今,区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地重视,成为我国文化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今天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其目的和意义也在于此。

千百年来,浙江人民积淀和传承了一个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的独特性,正在于它令人惊叹的富于创造力的智慧和力量。

浙江文化中富于创造力的基因,早早地出现在其历史的源头。在浙江新石器时代最为著名的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和良渚的考古文化中,浙江先民们都以不同凡响的作为,在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留下了创造和进步的印记。

浙江人民在与时俱进的历史轨迹上一路走来,秉承富于创造力的文化传统,这深深地融汇在一代代浙江人民的血液中,体现在浙江人民的行为上,也在浙江历史上众多杰出人物身上得到充分展示。从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从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土归宋,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不阿、以身殉国;从沈括的博学多识、精研深究,到竺可桢的科学救国、求是一生;无论是陈亮、叶适的经世致用,还是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无论是王充、王阳明的批判、自觉,还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明、开放,等等,都展示了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浙江人民求真务实的创造精神。

代代相传的文化创造的作为和精神,从观念、态度、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孕育、形成和发展了渊源有自的浙江地域文化传统和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精神,她滋育着浙江的生命力、催生着浙江的凝聚力、激发着浙江的创造力、培植着浙江的竞争力,激励着浙江人民永不自满、永不停息,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地超越自我、创业奋进。

悠久深厚、意韵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党的十六大以来推进浙江新发展的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与国家实施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相伴随的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就在于发展先进生产力与发展先进文化的有机结合。今后一个时期浙江能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文化力量的深刻认识、对发展先进文化的高度自觉和对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工作力度。我们应该看到,文化的力量最终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文化的软实力最终可以转化为经济的硬实力。文化要素是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文化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文化素质是领导者和劳动者的首要素质。因此,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增强文化软实力,为浙江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浙江人民的共同事业,也是浙江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使命和责任。

2005年7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作出《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提出要从增强先进文化凝聚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入手,大力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八项工程”,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四个强省”。作为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之一的文化研究工程,其任务就是系统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成就和当代发展,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研究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未来的发展。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将重点研究“今、古、人、文”四个方面,即围绕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四大板块,开展系统研究,出版系列丛书。在研究内容上,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系统梳理和分析浙江历史文化的内部结构、变化规律和地域特色,坚持和发展浙江精神;研究浙江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异同,厘清浙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围绕浙江生动的当代实践,深入解读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发展。在研究力量上,通过课题组织、出版资助、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加强省内外大院名校合作、整合各地各部门力量等途径,形成上下联动、学界互动的整体合力。在成果运用上,注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充分发挥其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

我们希望通过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用浙江历史教育浙江人民、用浙江文化熏陶浙江人民、用浙江精神鼓舞浙江人民、用浙江经验引领浙江人民,进一步激发浙江人民的无穷智慧和伟大创造能力,推动浙江实现又快又好发展。

今天,我们踏着来自历史的河流,受着一方百姓的期许,理应负起使命,至诚奉献,让我们的文化绵延不绝,让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2006年5月30日于杭州

总序

浙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素称“文物之邦”,从史前文化到古代文明,从近代变革到当代发展,都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众多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勤劳智慧的浙江人民历经千百年的传承与创新,在保留自身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外来文化的精华,形成了具有鲜明浙江特色、深厚历史底蕴、丰富思想内涵的地域文化,这是浙江人民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结晶,是中华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如何更好地使这一文化瑰宝为我们所用、为时代服务,既是历史传承给我们的一项艰巨任务,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项神圣使命。深入挖掘、整理、探究,不断丰富、发展、创新浙江地域文化,对于进一步充实浙江文化的内涵和拓展浙江文化的外延,进一步增强浙江文化的创新能力、整体实力、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发挥文化在促进浙江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浙江省委始终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早在1999年,浙江省委就提出了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2000年,制定了《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2005年,作出了《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经过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浙江文化大省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浙江文化建设“八项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地方文化研究项目之一。该工程旨在以浙江人文社会科学优势学科为基础,以浙江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现实课题和浙江历史文化为研究重点,着重从“今、古、人、文”四个方面,梳理浙江文明的传承脉络,挖掘浙江文化的深厚底蕴,丰富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推出一批在研究浙江和宣传浙江方面具有重大学术影响和良好社会效益的学术成果,培养一支拥有高水平学科带头人的学术梯队,建设一批具有浙江特色的“当代浙江学术”品牌,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升浙江的文化软实力,为浙江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正确的价值导向和有力的智力支持,为提升浙江文化影响力、丰富中华文化宝库作出贡献。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开展三年来,专家学者们潜心研究,善于思考,勇于创新,在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等诸多研究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已设立10余个系列400余项研究课题,完成230项课题研究,出版200余部学术专著,发表大量的学术论文,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这些阶段性成果,对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提供了新的支撑力和推动力。

党的十七大突出强调了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极端重要性,并对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全面部署。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并坚持把建设先进文化作为推进创业创新的重要支撑。2008年6月,省委召开工作会议,对兴起文化大省建设新高潮、推动浙江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行专题部署,制定实施了《浙江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纲要(2008—2012)》,明确提出: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兴起文化大省建设新高潮、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主要任务是,在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卫生强省、体育强省的同时,继续深入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文化建设“八项工程”,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发展体系等“三大体系”,努力使我省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在文化建设方面继续走在前列。

当前,浙江文化建设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既面临千载难逢的机遇,也面对十分严峻的挑战。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始终保持浙江文化旺盛的生命力,更好地发挥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不断探索的重大新课题。我们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实施“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以更深刻的认识、更开阔的思路、更得力的措施,大力推进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回答浙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遇到的各种新问题,努力回答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努力形成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的研究成果。

继续推进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我们热切地期待有更多的优秀成果问世,以展示浙江文化的实力,增强浙江文化的竞争力,扩大浙江文化的影响力。2008年9月10日于杭州序王福和《世界文学视野中的浙江文学》是一项规模较大的文化研究工程。

在比较文学领域中,本工程属于“世界文学——中国文学——中国区域文学”之研究范畴,是关于“世界文学——中国文学——中国区域文学”关系的研究,是关于世界文学背景下20世纪浙江文学发生、发展和繁荣状况的研究。

2004年,作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研究成果”,我们出版了《世界文学与20世纪浙江作家》,第一次运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导论:走向世界文学的20世纪浙江作家”、“鲁迅:走向世界文学的先行者”、“周作人:走向世界文学的彷徨者”、“茅盾:走向世界文学的创新者”、“郁达夫:走向世界文学的探险者”、“徐志摩:走向世界文学的领悟者”、“丰子恺:走向世界文学的播种者”、“夏衍:走向世界文学的开拓者”、“施蛰存:走向世界文学的尝试者”、“戴望舒:走向世界文学的寻梦者”、“艾青:走向世界文学的吟游者”、“穆时英:走向世界文学的求索者”和“余华:走向世界文学的后继者”等十余个角度,以个体的浙江作家为点,以20世纪浙江文学发展史为面,对世界文学背景下的20世纪浙江文学进行了初步梳理,对世界文学与20世纪浙江文学的关系进行了起步意义的尝试。

我们发现,尽管上述作家在一定意义上均为20世纪浙江文学的佼佼者,但并非20世纪浙江文学的全部。因为文学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在走向世界文学的20世纪浙江作家的行列中,不仅有小说家、剧作家、诗人和散文家,还应当包括文学批评家、文学理论家和文学翻译家。将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翻译三支队伍聚合在一起,方能构成20世纪浙江文学的全部阵容。借助于《世界文学与20世纪浙江作家》的成功尝试,借助于这本著作所引发的对20世纪浙江文学的整体思考,我们申报了“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项目”,以“世界文学视野下的浙江文学”为题,试图对世界文学这个大屏幕下的20世纪浙江文学进行全方位的探索和研究。

本工程所涉及的“文学”,专指20世纪浙江作家、批评家和翻译家在世界文学的影响下所创作的、所评述的、所翻译的文学。应当包括如下范畴:(1)文学创作: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2)文学批评:评论文章、理论著作、杂文、随笔等。(3)文学翻译: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翻译家和翻译理论等。

本工程所理解的“20世纪浙江文学”应当包括如下范畴:(1)祖籍为浙江的作家所创作的文学。(2)出生在浙江的作家所创作的文学。(3)出生在浙江且在浙江工作和生活过的作家所创作的文学。(4)祖籍不在浙江,但在浙江工作和生活过的作家所创作的文学。

本工程以“20世纪浙江文学”为切入点,有如下考虑:(1)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浙江作家曾创造过光辉的业绩。(2)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浙江作家、理论家和翻译家占据了近三分之一的江山,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生力军。(3)20世纪的浙江文学不但与世界文学的发展紧密接轨,而且在世界文学的影响下收获颇丰,硕果累累。

本工程之所以选择这一研究领域,有如下原因:(1)以世界为大背景研究20世纪浙江文化与文学的成果不多,零星的相关成果所涉猎的范围十分有限,尚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与20世纪浙江文学研究”的成果。(2)以世界文学为大背景研究20世纪浙江文学的成果也多限于我们的《世界文学与20世纪浙江作家》。里面虽然涉及20世纪浙江文学的一些代表性作家,但缺少文学批评和文学翻译,离货真价实的“世界文学视野中的20世纪浙江文学研究”尚有一定距离。(3)20世纪浙江文学是中国的,同时也是世界的,在“世界文学与20世纪浙江文学”的研究中尚有相当大的领域有待开发。

从这个角度上看,本工程就具备了如下意义:

——它是站在世界文学的角度上全方位阐述20世纪浙江文学创作的研究。

——它是站在世界文学的角度上全方位审视20世纪浙江文学翻译的研究。

——它是站在世界文学的角度上全方位梳理20世纪浙江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研究。

作为一项关于“世界文学——中国文学——中国区域文学”关系的研究,《世界文学视野中的浙江文学》当属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范畴。因此,我们在研究中重点采用了“影响研究”的方法。并根据不同的研究内容,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既涉及影响方式理论的运用,也涉及影响类型理论的运用;既有流传学研究,也有渊源学研究;既有接受研究,也有译介学研究。另外,在具体的操作和实施的过程中,将根据不同的研究实际,适量采用“平行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本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我们这个由浙江工业大学教师组成的团队精诚合作的结果。从论证、申报、撰写,直至完成,历时3年多的时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外国语言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艺学的同行们克服了极大的困难,付出了巨大的辛苦。《世界文学视野中的浙江文学》共由4部著作构成,它们分别是:《世界文学与浙江小说创作》、《世界文学与浙江散文诗歌戏剧创作》、《世界文学与浙江文学批评》、《世界文学与浙江文学翻译》。这部《世界文学与浙江小说创作》是本课题的研究成果之一。该著作对世界文学与鲁迅、许杰、鲁彦、许钦文、郁达夫、茅盾、施蛰存、穆时英、徐訏和余华等20世纪浙江作家的小说创作进行了主要论述,对相关作家进行了概要论述。

真诚期待我们的成果能为中国比较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贡献微薄之力!

真诚期待我们的成果能为世界文学和中国区域文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尝试!

真诚期待我们的成果能为中国的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研究添砖加瓦!2011年8月于西子湖畔第一章走向世界的浙江文学批评一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

就我国20世纪地域文学研究来说,浙江文学应该没有任何疑义地算是“典型的具有区域特征的重要文学现象”了。就文学家的队伍来说,20世纪浙籍文学家队伍庞大,其人数可以占到中国现代文学作家总数的一半,而且这批文学家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章太炎、王国维、蔡元培、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冯雪峰、夏衍和艾青等等,都是闪烁着耀眼光芒的巨星式人物。但在提到“20世纪浙江文学”这一命题时,我们一般想到的都是文学创作,因此,我们这里不得不强调的是,“20世纪浙江文学”的概念不应只限于各种文体、各种性质的文学创作,还应该包括浙江文学批评在内。

而且我们说的“20世纪浙江文学批评”也应是广义的,应该包括文学理论研究在内。这首先是因为,就20世纪世界文学批评的发展来看,文学批评的理论化是非常突出的现象。20世纪以来,文学批评家在对作品、文学现象进行分析、评价时,除了尽量做到全面客观地认识、评价对象的内涵、意义等释义性批评外,开始更多地借助于对作品的分析、评价来阐发自己的文学见解。文学批评发生的这种变化有多方面原因。一方面它与文学批评本身的性质相关。从学科位置上看,文学批评在文艺学学科中处于文学理论与文学活动之间,它虽然与文学理论关系密切,在认识和评价文学作品与文学现象时,要受到文学理论研究的具体结论的影响,但它又具有与具体的文学活动联系紧密的特点。因此,在接受文学理论的影响的同时,文学批评的学术使命中又有归纳、总结文学活动的经验,以抽象、概括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理论观点,以更好地推动文学活动的发展的内容,从而文学批评在学科本性上就具有提升到更为抽象的文学理论层次的倾向。另一方面,随着20世纪以来人文科学的人文特点的凸显,文学批评的人文性内涵也赢得了人们更大的关注,即人们对文学批评的客观性、准确性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理解,文学批评所追求的客观公允背后的价值内涵被人们注意到了。从而,文学批评所具有的能够更好地宣扬人们的主观文学见解的作用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文学批评原本在文学活动中就具有重要而广泛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本来是受到其客观性追求的制约的,这使它所具有的巨大作用没有被充分发挥出来。而当文学批评的人文性特点被人们注意到以后,借用文学批评的巨大影响,以扩大自己文学观点的影响,就成了文学理论研究的自然选择,这也促进了文学批评的理论化。

其次,文学批评的理论化与文学理论自身的变化也有重要的关系。文学理论研究曾深受自然科学的影响,把揭示文学活动的客观规律,认识文学活动的客观真理当成自己的目的。然而,随着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变化以及科技理性对人的束缚加深,人们反过来开始重视人文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人文性意义,从而文学的价值属性以及文学理论研究的价值性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就文学的价值属性来说,文学与科学主要反映事物的客观属性不同,它主要反映对象的价值属性,因此,情感性就成了文学的根本属性——只有与作家产生了价值关系,作家的情感体验的对象才能成为他的表现对象,而且作品所要表现的是“应如何”,而不是“是什么”,因此价值、意义才是文学创作的主要内容。文学理论研究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价值性的,而价值的把握只有通过评价才能够实现,因而研究者也必然面临着文学价值立场的选择问题,从而文学理论研究的客观性就是从特定的价值立场前提出发的客观性了。正如美国当代文艺理论家乔纳森·卡勒所说的,当我们在文学理论研究中追问文学的本质含义时,其实是在倡导一种文学批评方法。“‘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之所以出现并不是因为人们担心他们也许会把一部小说错当成一部历史书;或者把算命签上的一句话错当成一首诗,而是因为批评家和理论家们希望通过说明文学是什么来推进他们认为是最重要的批评方法,并且忽略了文学最根本、最突出的方面的批评方法。”英国当代文艺理论家伊格尔顿也把文学理论研究中对文学本质的追问与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联系起来,从而文学理论研究与特定社会阶级的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就得到了揭示,文学理论研究的人文价值性特点由此也得到了充分的认识。文学理论研究的客观性相对淡化,主观价值性内涵突出后,文学理论研究放弃对科学客观性的追求,走向与具体的文学活动的结合即走向批评化的道路就是必然的选择了,因为文学批评在宣扬特定的文学价值观念方面作用更为突出,自此文学理论研究的批评化倾向就表现得更为明显了。

20世纪世界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统一、融合是众所周知的事实,20世纪浙江文学批评在世界文学的影响下,与文学理论的界限也不是特别明显。具体地说,梁实秋、冯雪峰和王任叔等先生不都是既擅长文学批评,同时在文学理论方面也有较高的建树?而美学家、文学理论家如王国维、夏丏尊和王元骧等先生,他们的理论观点又何尝不在文学批评领域中产生过一定影响?所以,我们在“20世纪浙江文学批评”的命题下,不限于狭义的文学批评,选择了王国维、夏丏尊、梁实秋、冯雪峰、王任叔和王元骧六位先生,对他们的文学理论观点进行简单的探讨。二浙江文学批评的地域性内涵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20世纪世界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发展的重要特点是批评家和理论研究者们文学价值立场选择的重要性显得非常突出,无论是文学批评中的释义性批评还是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客观真理追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们都是在一定的文学价值立场选择的前提下来进行“客观”地批评和研究的。正如王元骧先生在谈到文学理论的人文研究方法时所说的:“而人文的方法由于面对的是价值,价值既然是一种主体的事实,它相对于人的需要而言,所以只有通过评价才能把握。因此,在文学理论研究中也就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在主体一定趣味标准支配下对于文学审美价值所作的估量和裁决的因素在内,完全不带有任何思想倾向和趣味标准、价值中立的文学理论是不存在的。趣味标准是因民族的文化心理背景以及各人的社会教养、性格气质而异的,因此审美评价也就不可能完全不带有民族和个人的印记,所以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全球一体化’的文学理论。”审美趣味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清楚地说明了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的主观价值观念在批评、研究中的重要性,而这同时也清楚地说明了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研究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点,因为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的审美趣味、主观价值观念中都包含着丰富的民族、地域审美文化信息,其形成离不开民族、地域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这也是我们提出的“20世纪浙江文学批评”命题能够成立的重要原因。自然,对20世纪浙江文学批评的地域性内涵的认识,不能停留在抽象的论断上,还需要深入细致的分析认识。

在这一问题上,发展迅速的“20世纪浙江文学”研究(偏重于文学创作方面)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思想资源。特别是随着研究的发展,学者们对20世纪浙江文学的地域性特点已经有了非常深入的认识。比如黄健教授在《“两浙”作家与中国新文学》一书中,“运用荣格关于‘集体无意识’的理论,深入到江南文化,特别是‘两浙文化’的集体无意识积淀中,考察‘两浙’文化基因及其转换对‘两浙’作家的影响,以及‘两浙’作家对中国新文学的生成与发展所作的重要贡献”,立意深远,论述深入,达到了相当的理论深度,推进了20世纪浙江地域文学创作的研究。正如他所指出的,“在文学方面,‘两浙’地域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两浙’作家在以艺术审美方式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过程中,所采取的独特的文化视角上”, “‘两浙’地域文化的母文化孕育和影响功能,为‘两浙’作家提供了一种融入世界、认识世界的独特的文化感知方式,使之获得了文化转基因的内在催化动力”,都深刻地指明了20世纪浙江文学的地域性特点,高度评价了“两浙”地域文化对20世纪浙江文学的重要作用。黄教授还通过对“两浙”文化审美意识萌生、衍变和转化的深入探讨,通过对“两浙”文化资源的细致梳理,深入阐释了“两浙”文化对“两浙”作家创作的具体影响,使对20世纪浙江文学地域性特点的分析落到了实处。

再如王嘉良先生的长篇论文《地域人文传统与浙江新文学作家群的建构》,也对浙江新文学的地域性特点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发掘。王先生具体探讨了浙江地域背景中的“人文因素”传统在浙江新文学发展中的作用。如对“两浙”启蒙文化思潮,王先生指出:“从文化发展的走势看,如果更多地考虑‘人文因素’的作用,那么,对于近现代浙江士人更具感召力且产生更直接影响的,应是体现‘近传统’意义的‘两浙文化’传统。而首先进入我们研究视野的,当是其启蒙传统的现代延续。”“正因为两浙启蒙文化思潮成为‘浙军’介入新文学革命的一种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遂有其在注重启蒙的五四文学革命中卓然独步的辉煌。”王先生在梳理“两浙”启蒙文化思潮形成发展的历史后特别指出,“两浙”启蒙文化思潮重视人的理性,强调人的精神独立和人性解放等思想对浙江新文学的重要影响。再如对“面海”的富有变革精神的小传统,王先生指出,“就浙江这一独特地域而言,由于它地处东南沿海,其作为中国一个重要对外窗口的区位优势,势必使其率先经受近代文化思潮的洗礼,近代化进程必然加速推进,包括文学在内的思想文化变革也一样,从而产生远比其他地域更为广泛深刻的意义”; “文化变革反映在文学领域里,是文学观念的调整与文学新军的积聚”。

黄健、王嘉良先生对20世纪浙江文学创作的认识虽然富有启发性,似乎也可以直接用来理解、把握20世纪浙江文学批评,但他们毕竟并未专门论及20世纪浙江文学批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差异也是不能简单抹杀的;而且他们对“两浙”地域文化传统的认识还不够深入。特别是他们都没有追溯到“两浙”文化精神最远古时期的形成,即“远传统”的“越文化”精神的形成,因而虽然他们尽可能具体地阐发了20世纪浙江文学创作的地域性特点,但这种阐发似乎还嫌不够全面深入。如王嘉良先生曾说:“纵观浙江文化发展的历史,体现‘远传统’的‘越文化’精神固然已积淀为本地域的思想文化资源,如王思任之所谓‘吾越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就乐于为近代浙江人所引用,鲁迅曾不止一次提及它。然而,从深处看,对于近现代浙江人(特别是浙江士人)产生深刻影响的,恐怕并不只是‘报仇雪耻’之类的文化命题,而应当还有更深刻的文化内容。”但认真阅读王先生对“远传统”的“越文化”精神的分析可以发现,他所理解的浙江思想文化资源主要还是南宋以来的“两浙”启蒙文化思潮等。

这里,我们尝试从“越文化”精神的远古形成开始探讨,并准备从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入手,认真分析“两浙”文化精神的具体内涵对20世纪浙江文学批评的影响作用。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先生曾认真研究过越民族、越文化的远古形成问题。通过对宁绍平原的沧桑巨变的探讨,陈先生触及了古越族的形成发展问题。他指出,从第四纪更新世末期开始,人类就已经在宁绍平原上生活,而自那时起,“宁绍平原曾经历了星轮虫、假轮虫和卷转虫三次海侵。自然界的变迁频繁而剧烈”。特别是第三次卷转虫的海侵对古越族的影响最大。在第二次假轮虫海侵退去后,宁绍平原提供给越族人的生活环境是非常优越的。可是从全新世之初,第三次卷转虫的海侵开始了。“到距今1.2万年前后,海岸就到达现在水深-110米的位置上,到1.1万年前后,上升到-60米的位置上,到了距今8000年前,海面更上升到-5米的位置上。这次海侵在7000~6000年前,达到最高峰。东海海域内伸到今杭嘉湖平原西部和宁绍平原南部。今钱塘江北,古海岸沿嘉定、黄渡、蟠龙、松江、漕泾达杭州玉皇山一线。……卷转虫海侵的过程,也是宁绍平原自然环境恶化的过程。当然,海侵的前期,首先蒙受影响的是东海大陆架的出露部分。这个地区的原始居民在自然环境恶化的过程中,或许还有一部分内迁到舟山丘陵(即今舟山群岛)和丘陵以西的今宁绍平原。当距今8000年海侵发展到今海面-5米的位置上时,舟山丘陵早已和大陆分离成为群岛,而宁绍平原的环境恶化从此加剧。当时,不仅土地面积缩小,而且由于尚无海塘的阻遏,一日两度的咸潮,从所有河流倒灌入内陆,土壤迅速盐渍化,人们的主要生产部门即水稻种植,从连年减产直到没有收成。卷转虫海侵约始于距今1.5万年前,经过6000~7000年之久,海面才到达与现代海面相似的高度,因此,这次海侵的前期,宁绍平原的自然环境并不遭受较大的影响。但自从海面到达-5米以后,不过1000余年,整个宁绍平原就沦为浅海。因此,在海侵的末期,宁绍平原的环境恶化是非常剧烈和迅速的。也就是在这1000余年时间中,原来在这片自然环境非常优越的宁绍平原繁衍生息的越族居民,发生了他们部族历史中的大规模迁移。”

之所以引用这么一大段,是因为我们认为在越民族的发展过程中这一段历史太重要了。民族生存环境由舒适、优越到艰苦、恶劣的沧桑巨变,在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的环境适应能力还很低的情况下,对古越民的影响过于显著,因而,它必然对越族人的民族文化心理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特别是会在越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上打下深深的烙印。

按荣格的看法,集体无意识“是来自人类心灵深处的某种陌生的东西。它仿佛来自人类史前时代的深渊,又仿佛来自光明与黑暗对照的超人世界。这是一种超越了人类理解力的原始经验……这种经验的价值和力量来自它的无限强大。它从永恒的深渊中崛起,显得陌生、阴冷、多面、超凡、怪异。它是永恒的混沌中的一个奇特的样本”。荣格对集体无意识的描述,有时运用了过多的“文学性”话语,使其显得有些神秘;但其实简单说起来,它并不神秘,它应该就是早期人类生活经验在人类内心深处的积淀、结晶形成的心理潜能,在长期的人类进化中,它通过遗传的方式传递给后人。而在集体无意识的形成中,早期人类的重大生活事件无疑对集体无意识有最重要的影响。通过记忆表象的方式,重大生活事件在早期人类大脑中留下的印象通过与后来类似事件的互相作用,逐渐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心理活动机制,形成了人类后代在面临类似事件时的心理反应潜能。这种人类在日常生活中意识不到,但在面对特定事件时会自然形成相应的心理反应定势的心理潜能,就应该是集体无意识,其发挥作用的无意识方式就应该是荣格所谓的“原型”。“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例如性的追逐,总是和集体无意识的原始意象有关。原始意象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碰到问题时相对应的平衡和补偿的因素。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这种意象是几千年生存斗争和适应的经验的沉积物,生活中每一种意义巨大的经验、每一种意义深远的冲突,都会重新唤起这种意象所积累的珍贵贮藏。”

从荣格的理论来看,古越族人在面对生存环境的沧桑巨变时所采取的各类积极行动必定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心理活动机制,形成了他们内心深处的集体无意识,而且这种集体无意识通过原型的方式影响着后代子民的生活行为方式,形成了自己民族特有的生活习俗传统。或者更准确地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越族人的集体无意识在后来诸多重大生活事件的作用下不断加深,同时在这些重要生活事件影响下形成的生活习俗作为集体无意识的表征和产物,又不断地累积、融合形成了越民族特有的生活习俗传统。由此,越族人就形成了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有文化传统。

具体分析越民族的早期发展史,我们认为越族人的民族文化心理中必然有如下积极的要素。首先,面向现实的理性意识。在巨大的自然灾难面前,民族成员必须放弃一切不切实际的考虑,直面现实,积极应对,才有可能获得生存发展的机会。因而,在面对海侵造成的生存环境恶化时,曾经生活舒适、优越的越族人也不得不放弃一切消极的抱怨、不切实际的幻想,采取务实的态度,直面现实,依靠自己的力量,以理性的方式积极应对。所以,正如陈桥驿先生所分析的那样,古越人或者居留海岛,或者漂洋过海,或者被迫内迁,以理性、积极的态度面对家园的破坏,或者离开原先的家园,寻找新的生活空间,或者改变生活方式,在海岛上生活下来。其次,勇于担当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面对大自然的巨大灾难时,力量单薄的越族人明白,只有每一位民族成员都积极团结起来,群策群力,发挥集体的智慧和能力,才能在与自然的对抗中求得生存发展的机会。这就要求每一位民族成员都应该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和积极担当的使命意识,以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把民族群体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来处理,从而形成强大的民族合力,争取民族的生存发展机会。最后,勇于探索、不倦努力的实干精神。曾经生活幸福的越族人在意外的自然灾难面前,清楚地意识到只有依靠自己不倦的努力和勇敢的探索,才有可能战胜灾难,重新赢回曾经的幸福生活。因而,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的劳动就自然地成为越族人的信念,积极的多方探索、踏实的辛勤劳作成为越族人优秀的民族品格。

一般而言,民族文化传统应既有相对的稳定性,又有随生活的发展变化而积极调整变革的强大生命力。只有如此,它才能在民族成员的日常生活中起到重要的感情凝聚作用、生活方向引导作用等等,在精神上帮助本民族成员积极勇敢地面对生活现实,从而推进民族的发展繁荣。而随着民族的发展、强大,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民族文化传统也会展现出巨大的吸引力,表现出强大的文化魅力,从而能够同化其他民族的成员,使民族文化走向开放、包容。越民族文化传统形成于越族人正视生活灾难,积极地争取民族生活空间的努力奋斗中,它所具有的直面现实、勇于担当、积极探索和不倦追求的积极要素,对始终苦难深重的全人类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精神意义。

民族文化传统可以分为表层的、感性的生活习俗传统和深层的、理性的民族地域性思想,它们都是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产物和表现。就感性的生活习俗传统来说,它形成于民族发展中重要的生活事件,或者是特定的重要生活仪式,或者是特定的民族记忆内容,但无论何种内容,它们在最初无疑都是民族集体无意识的表现。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内容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中习惯成自然地、无意识地认同的生活内容,它们也就自然地转化成为民族生活习俗传统,从而重新与民族集体无意识结合、统一在一起了。从其形成来看,民族生活习俗的意义非常重要,我们不能轻视。我们认为,民族生活习俗内容是民族成员互相认同的明显标志,它与民族成员的文化心理紧密相关,甚至是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冰山在大海上浮出水面的部分。当外族外地人到达本民族的生活空间时,通过“入乡先问俗”和“入乡随俗”的礼仪保证,外族外地人就能够一定程度上接受民族文化传统,融入本民族的日常生活,进而达到民族文化传统的认同,甚至是被同化。因此,就文学表现民族文化传统,展示民族文化心理,呈现民族集体无意识来说,对日常生活习俗传统的艺术描写是非常重要的方式之一。自然,民族集体无意识的真正表现应该是文学家无意识地受文化原型制约而进行的艺术形象创造,文学家在作品中对民族地方生活习俗的描写只能是意识层面上、浅表化地展示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方式之一。因此,在探讨“两浙”新文学创作时,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作品的地域风格的认识上,而应该深入到文学家的具体创作过程中,去把握其原型文化思维,分析其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对越民族文化心理包括越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展现。

就理性的民族地域性文化思想来说,因为它属于已经上升到人的理性意识的民族文化传统,所以它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关系非常微妙。一方面,它必然是深受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制约的;另一方面因为它是理性的,与文学创作的感性特点有很大不同,所以它在受民族集体无意识制约,表现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意蕴时,与文学创作由于文化原型的影响能够相对直接地展现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内容有所不同,表现出了间接性的特点。民族文化思想家们在爱智慧的哲思中,针对重要的现实问题,对民族历史经验进行概括总结,这种理性思考从根本上说与民族成员在面对现实问题时,受文化原型的影响而做出的感性心理反应是一致的,即民族文化思想同样是受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制约的。而因为其活动方式是理性的,这决定了民族文化思想又只能通过对民族集体无意识制约、影响下的重要生活经验以及民族历史发展经验进行分析、概括,提出具体的思想观点,来应对现实问题。应该指出的是,民族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生活经验以及民族历史发展经验,与民族集体无意识并不是根本对立的,它虽然是在意识层面上对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外在表现进行的理性把握,其活动方式与民族集体无意识有明显不同,但这种理性把握还是能够一定程度上触及到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意蕴内核,而且民族文化思想家的理性思考也不完全排除对文化原型的直接体验感悟,再加上民族文化思想的理性特点保证了思想的有效遗传继承,这使其在不断的思想发展中有可能实现对民族集体无意识的理性直觉,从而创造出体现民族文化本质特点的文化思想。

具体到越民族、越地的文化思想来看,南宋时期可以看做越民族文化思想发展的关键阶段。从上文提到的越民族文化心理要素来看,越是在社会现实问题严重,迫切需要人们去应对、思考回答时,越民族集体无意识就越会因为受到强大的激发,爆发出巨大的能量,从而推动越民族文化的更大发展繁荣,进而能够展现其巨大的魅力。在文化思想领域,这时真正体现出越民族文化本质特点的越文化思想也会实现飞跃发展。正如学者们不断总结过的,南宋时期形成了“两浙”文化传统中的启蒙文化思潮,它的影响甚至波及了近现代时期。王嘉良先生曾总结说:“宋明以来,浙江人才辈出,学派林立:由南宋开启的‘浙东学派’(叶适、陈亮、吕祖谦等),创事功学与心学两大体系,确立近代理性所需的务实精神和张扬人的精神主体性的哲学理念,从而构成对汉儒经典的冲击,开启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启蒙之先河;至明清之际,集心学之大成的王阳明哲学与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史学,促成了事功学与心学的合流,建构了一种兼具主体精神与事功精神的哲学理论体系,抨击压抑人性的经学与理学,鼓吹民族思想,于是使这里成为当时新思想、新思潮的主要启蒙地区。……近代以来,此地启蒙文学一直呈持续发展态势,特别是作为封建‘衰世’的批判者和改革风雷的呼唤者,龚自珍更是从浙江走出的第一流启蒙文学大师,其思想学识不独流布甚广,‘风尚所趋,尊为龚学……家弦户诵,遍于江浙’,且以其振聋发聩的‘改革’呼声直接影响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思想界、文学界。……由是观之,以启蒙思潮为核心的两浙文化传统,早已处在引领全国文化新潮的位置,且事实上构成了对处于急剧震荡中的近现代中国知识界以强大的思想、精神‘原动力’,尤其会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浙江士人施加深刻的影响。在此‘背景’下,后来走出一个以启蒙为重任的新文学作家群,正可谓是历史传统的承续,是文化启蒙思潮蓄势已久的喷发。”王先生这一大段简明扼要的分析主要是从经济与文化的辩证统一发展来谈的,所论准确深刻,但我们不能忽略了“两浙”士人受越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影响,在社会动荡中发扬越民族文化精神,积极进行越文化思想创新的巨大努力。具体分析南宋以来的“两浙”启蒙文化思潮,它的思想核心理性、务实以及主体性等等,不也正是越民族文化精神中的核心内容吗?

另外,还应该指出的是,民族文化传统中感性的生活习俗传统和理性的民族思想传统之间也存在互相作用的关系。因为两方面的内容在根本上都是民族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和表征,所以两者之间除了外在形式上的区别外,更主要的是相似相通、互相作用、共同发展繁荣的关系。就越民族文化传统来说,越民族文化思想与越民族文艺传统之间也是如此,两者互相作用,共同繁荣,为越民族创造了既有理性深度,又有亲切感人的原型表象的精神空间,这是越民族思想家和文学家们共同创造,同时又共同受其浸染、滋养的精神文化传统。一些文学家和批评家在接受了越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后,即使后来离开了越地,但越民族文化传统就像那条始终控制着在高空中飘荡的风筝的线绳一样,也不断地影响着这些在外漂泊的浙籍文学家和批评家。鉴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深刻影响力,我们认为这种民族文化精神上的血脉联系是无法彻底割断的,因此我们的20世纪浙江地域文学批评研究,也包括地域文学创作研究,一直主张重视批评家和文学家们的“两浙”出身。三面向世界文学的20世纪浙江文学批评

从上文所提及的民族文化思想的形成来看,虽然它的性质不同于文学创作,是理性的,因而它无法直接受到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影响,但民族文化思想在形成中并不完全排斥对文化原型的体验,而且它的对象也是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产物,因而总体上看,它仍与民族集体无意识有密切的思想联系,而且也不排除在特定的理性直觉中直接洞察到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作用。具体到越民族文化思想的形成、发展来看,它也是离不开越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影响和制约的,这应该是越民族文化思想能够保持自己的民族地域性特点的根本原因。因此,在把握作为越民族文化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20世纪浙江文学批评”这一命题时,我们也要从越民族文化心理中的民族集体无意识入手来展开探讨。只有如此,才能不被复杂的具体理论观点所迷惑,清晰地把握20世纪浙江文学批评中的地域性特点。

就具体的研究方法来说,因为民族文化思想是以理性的方式间接地接受越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制约的,它在根本上与文化原型支配下直面社会现实问题的感性心理活动的方式相类似,所以,我们一方面也应该寻绎“两浙”文学批评家们通过理性思考直面社会现实问题的活动方式,而不是只停留在对文学批评家们的具体观点的认识上,即我们应当把握20世纪“两浙”文学批评家们的“问题研究”模式,通过“理论发生学”的研究方法,来把握“两浙”文学批评家们通过理性思考来把握社会现实问题的方式,以此来认识20世纪浙江文学批评的民族地域文化内涵。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仔细地分析20世纪浙江文学批评家们的具体观点,探讨他们所倡导的文学观念中所蕴含的相关文学形象与民族文化原型的关系。无论是文学批评,还是文学理论研究,都是由一定的“终极性”文学观念作为理论支撑的,而这种文学观念虽然是以理论的形式存在的,但它无疑又与一定的文学家形象、文学形象、文学作品形象等等相关。认真分析其中的文学家形象、文学形象与民族文化原型的关系,无疑是能够发现它所暗含的民族地域文化内涵的。

上述具体研究方法上的两个方面,是我们在认识20世纪浙江文学批评的地域性特点时应该同时注意的。仅仅注意前者,可能无法具体地把握20世纪浙江文学批评的地域性内涵,只能大体上推断文学批评家是作为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人在进行文学批评活动的;仅仅关注后者,可能容易被具体的批评论点所迷惑,无法很好地把握民族集体无意识通过文化原型起作用的方式。

对20世纪浙江文学批评家的具体理论观点展开来进行分析,是我们后面几章要重点花费笔墨的,因此这里只就“理论发生学”的研究方法来说。那么,20世纪“两浙”文学批评家们所面对的“现实问题”是什么呢?他们是如何来处理这一现实问题的呢?20世纪上半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社会极为动荡,战争频仍、人民生活困顿、国家民族濒于生死存亡关头的苦难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救国救民于水火是全国人民最大的现实问题,也是每一个知识分子不得不严肃对待的社会现实问题。而20世纪下半期至今,虽然新中国的成立初步解放了备受剥削、压迫的苦难人民,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精神,但是面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文明的压力,求发展、求自由的现实问题始终都非常严峻,这一现实背景下的十年“文革”极左政治更是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所以,纵观整个20世纪,中西经济、军事、政治和文化等的矛盾冲突、合作博弈始终是最大的现实问题,这构成了20世纪“两浙”文学批评家们进行理论思考的现实语境。

自然地,这一“危机”语境必然能够极大地激发“两浙”文学批评家们内心深处越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巨大能量,使他们直面社会现实危机,积极理性地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从20世纪“两浙”文学批评家们的批评实践和理论思考来看,正视中西现实差距,择取西方文化思想的精华与中国文化思想的优秀传统,积极地进行融合创新,来思考人们的人生问题,成为他们不约而同的选择。因此,世界文学构成了20世纪“两浙”文学批评的重要思想背景,这是我们把握20世纪“两浙”文学批评时不得不高度重视的内容。这里,我们可以以王国维和王元骧先生为例来认识这一点。

就王国维的美学研究来看,我们注意到他是从“学术救国”的理念出发来进行文学批评和美学思考的。学界一般把王国维的美学思想与梁启超的进行对比,认为王国维的审美非功利美学思想与梁启超的“审美功利”思想构成了中国现代美学的不同开端。我们认为,这一看法无论是对王国维还是对梁启超来说,都过于简单化了。梁启超在前期倡导三界革命时,诚然曾要求文学成为社会革命的武器,但他何曾忽视过文学的审美性特点呢?何况梁启超在后期还曾提倡趣味美学,要求人生的艺术化和艺术的人生化,此时他也没有忽视艺术的社会内涵,而且从梁启超美学思想的整体来看,他的美学思想体系其实是比较完整的“趣味主义”美学体系,并不就是“审美功利主义”的。正如金雅教授所说:“通过‘趣味’(‘情感’)的范畴,梁启超把前期以‘移人’(‘力’)为中心所展开的对于小说艺术感染力与社会功能的论释扩展深化了。梁启超前后期美学思想共同构筑了一个以趣味为核心、以情感为基石、以力为中介、以移人为目标的人生论美学思想体系。”梁启超美学思想的整体把握比较复杂,我们没办法展开来分析;仅就王国维的美学思想来看,“学术救国”是王国维文学批评实践和美学思想研究的出发点。他认为“学术”繁荣的意义特别重大,“凡生民之先觉,政治教育之指导,利用厚生之渊源,胥由此出,非徒一国之名誉与光辉而已”。由此,他指出,如果一个国家、民族不热爱学术,说明国家和民族就要灭亡了。正是从这种学术观念出发,王国维才高度重视艺术和哲学的意义,展开了文学批评和美学研究的。所以,我们也不能把王国维的美学思想简单地看成是审美非功利的。

王国维从“学术救国”的思想高度来展开文学批评和美学研究,这清楚地展现了他直面社会现实、勇于担当的“救世”情怀,这应该与越文化思想传统的影响有紧密的联系。而在对学术的理解中,王国维强调学术求真,理论上认为“学无中西”,但中西学术的差异、差距还是使他在美学研究中,更多地采用了借鉴西方美学的思想观点和方法,思考中国文艺问题的研究方法。具体地说,康德美学、席勒美学、叔本华和尼采的美学观点,以及心理学家海甫定的审美心理学观点都对王国维有重要的影响。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用他自己的说法,就是虽对叔本华的观点有不同意见,但立论“全在叔氏之立脚地”;他的“意境”说,也是用康德、叔本华等的天才理论来探讨如何解决我国词的发展中重语言雕琢造成的问题的。

就王元骧先生来说,他自己曾多次指出自己的学术研究虽然具有浓厚的学院气息,但大多都是针对社会现实的。具体地说,王先生至今的文艺理论、美学研究从审美反映论到文艺实践论,再到文艺本体论研究,在短短的二十余年间,学术中心问题有三次明显的变化,而这都是由社会现实的变化引发的。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方文艺观念大规模引入我国,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的文学活动。针对这一文艺现实,王先生受苏联20世纪50年代审美派理论等的影响,从既有的哲学反映论出发,展开了审美反映论研究。而90年代中后期,他又因我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拜金主义泛滥、人文精神萎靡等等现实问题,展开了对文艺的实践本性的探讨,其中西方的实践论美学和浪漫主义美学等等对他有重要的思想启发。21世纪伊始,王先生又因对文艺的实践本性研究的深入,转向了对文艺本体论的探讨,而西方的康德美学以及从柏拉图开始的超验美学等等成了他的思想来源。概括地说,王先生的文艺理论美学研究也是不脱离社会现实的,强烈的入世关怀是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美学研究的突出特点。在治学方法上,王元骧先生虽然也强调中西综合创造,但中西理论之间在发展层次上的不同,还是使他更多地采取了广泛吸取西方理论来改造、融合中国理论观点的研究方法。在王先生的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中,越文化传统中直面社会现实、勇于担当的思想基因同样清晰可辨。

总之,在20世纪浙江文学批评中,文学批评家们直面中西的矛盾冲突所形成的社会现实问题,积极理性地借鉴西方理论,进行中西理论融合,以推动中国社会文化迅速发展的理论努力是非常突出的。在20世纪浙江文学批评家们的身上,源自远古的越文化精神传统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世界文学也因此成为20世纪浙江文学批评非常重要的现实背景。第二章王国维:借鉴西方理论思考我国的文艺和美学问题

王国维(1877—1927),浙江海宁人。他是在浙西土地上成长起来的美学思想家、国学大师。出生于19世纪后期的王国维,与他那个时代的先进知识分子一样,面对国弱民穷的社会现实,有要求社会变革的强烈愿望。所以,为宣传、引入新思想、新知识,他积极参与新报刊的编辑出版,或者在不同的学校中努力学习、传授新知,特别是哲学和艺术,以为国家民族培养有用人才,这是其前期重要的活动内容。此时,他因家庭背景、成长经历、知识水平以及社会环境等等的影响,没有像梁启超、蔡元培一样,把积极主动地参与政治实践、要求社会变革作为自己人生追求,而是更多地着眼于个人的努力,特别是自我的学术研究,由对“育人”、“启蒙”的思考入手来关心国家、民族的未来。而因受个人性情、时代形势、政治观念以及罗振玉等人的影响,他后期的治学转向了国学,并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是影响深远的国学大师。

王国维的文学批评、美学思想是其学术研究的重要构成部分,因此要把握他影响深远的美学思想、文艺观念,应该从其学术研究开始谈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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